异端（dissent/heresy）主要是主流学派或教派对思想或信仰上与自己不同的群体的称呼。广义上看，异端包括所有有别于群体特征的人或不正常的人（abnormal）。从字面上看，异端只是对一种与主流知识或流行价值观相左的少数派的代称。实际上，heresy词源上来自希腊文hairesis（选择），并无贬意。但绝大多数人想当然地把异端贴上非主流、无厘头甚至危险的标签。如很多人会将整天发表奇谈怪论的人称为“疯子”、“另类”，把整日穿着奇装异服的人看作“小丑”、“杀马特”，等等。异端常常被主流社会歧视和排斥，甚至研究异端现象的学者也面临类似的处境。如同性恋的研究者会被质疑自身是否是或会成为同性恋，研究地方抗争的人会被怀疑有革命倾向，等等。但是，异端有时候反而代表了进步的力量，异端现象也是正统研究关注的重点。如14—16世纪间被天主教会斥为异端的派别很多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反常气候、基因缺陷和认知偏误等“异端现象”也是很多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福柯看来，人们之所以常常毫不犹豫地把异端看作负面，是因为异端是正统的边界，对异端的压制是很多“正统”得以主导的主要手段。通过对一系列异端人士和现象（包括疯癫、罪犯、疾病、战争、手淫等）的分析，福柯向人们展示了权力如何塑造关于异端的真理、纪律和主体性^[1-6]，以及知识如何通过对异端的识别和话语的清洗获取干预的权力^[3-8]。福柯的观点引领后现代研究将异端看作反观正常的镜子，进而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和理性的局限。福柯对“异端”进行分析中所采用的谱系学方法也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得到学界认可。本研究拟通过梳理福柯对异端和权力的研究脉络，采用谱系学方法，构建异端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并反思异端空间生产对当代各种政治地理现象的解释力及其对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意义。

权力是福柯学术生涯中主要关注的三个话题之一（另外两个为认知和主体性/道德）^{[3, 9-11]}。他对权力的研究与传统视角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福柯将权力理解为各种主体（不是国家）对其他主体的关系和实践，而非宏观的国家机器或阶级统治^[12]。第二，福柯采取谱系学方法分析权力关系。福柯的谱系学研究深受尼采的影响^[13]，他主要研究事物的出身（Herkunft）和出现（Entstehung），但并不用普遍规律来解释这些现象为何发生^[14]，而是认为所有宏大结构都有卑微的起源^[15]，试图用局部、偶然和断裂的知识对抗普遍真理和统一的理论^[16]，提醒人们不要盲目相信看似寻常的划分，不要盲目追求深层次的结构。第三，福柯对权力的分析与其对异端现象的研究相辅相成。以下将对第三点进行详细解释。

一方面，福柯揭示了异端背后的权力逻辑。在其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将一般被看作疾病的疯癫解读为一种文明现象，揭示了人们如何以秩序和理性的名义禁闭和压制非理性^{[17, 18]}。在《不正常的人》讲义中，福柯利用谱系学方法找出了“非正常人士”的三个源头—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的儿童，认为这三类人主要是从干预角度而非生物学或医学意义上的界定。畸形人之所以被单独对待，是因为他违反了法律分类、对既有法律提出了挑战—如连体人中一个犯了法而另一个无辜，法条无法判明是否应该对两个人都判罚。需要改造的人是改造与无法改造的矛盾体—对这类人进行矫正的所有尝试已经失败，但是又没有证据证明其无可救药，因而仍然被放到改造装置中。手淫的儿童这一现象在18世纪中叶被提出，当时医生几乎将所有疾病都归结到手淫，促使家庭对儿童的性进行监视、裁决和规训。因此，异端的界定背后受各种权力的塑造。

另一方面，福柯对权力的研究大量依托对异端的分析。在《规训与惩罚》 ^[1]中，福柯借助对监狱和罪犯等异端现象/个体的分析，展示了现代社会中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归纳了区分、隔离、监控和矫正等规训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设计。在《生命政治的诞生》 ^[19]中，福柯揭示了纳粹分子如何基于对劣等人种（异端）的划分，制定了骇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并总结了生命权力的运作逻辑，即通过对人口的数量、健康状况和风险等的监控和分析，发现人口的规律、识别风险（异端状态）和“不正常人士”（异端群体），进而将其作为权力合法化的手段。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通过对传染病处理等异端问题的分析，考察了不同权力形式的治理技术和合理性^[20-22]。通过对不正常的人的研究，福柯揭示了权力对关于异端的知识的依赖——法院和家庭分别借助精神病学鉴定和医学研究实现了对精神病罪犯和手淫儿童的裁决或监控，反之，精神病学和医学通过将人作为可能出现异端行为的对象获得了对全体人口进行审查和干预的权力^[23]。因此，福柯始终把异端作为其权力分析的重要内容，将人口的问题化/异端化作为权力获得干预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将对异端的划分、监视、隔离和规训作为现代权力治理的重要手段。

福柯对权力的考察也大量依赖话语分析。话语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亦即一系列观念、形象和实践^[24]。福柯的话语论揭示了社会、文化中权力和知识隐而不现的共生关系^[25]。这一理论强调，话语总是以“真理”或“知识”的名义来运作，却掩盖了人的话语实践中权力对人的规训。无所不在的知识型（épisteme）作为预先决定了主体及其认识可能性的构架，并没有使区分真假成为可能，而只是使区分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东西成为可能^[26]。通过“设置一套复杂话语手段”，原本是人为的、特定群体的和有争议的思想观念，就被看作是自然的、普遍的和必然如此的了。因此，一方面，人们关于异端的知识深受权力的塑造；另一方面，人们头脑中对异端顽固的认知偏见反过来强化了权力对于异端干预的合法性。

从福柯的研究可以发现，异端的分析视角对透视权力的合法性及其运作机制有重要意义。如图 1所示，权力受异端化与正常化的交互作用。一方面，通过对个人活动与人口过程的持续观察、计算和预测，关于人口的知识体系被建立。基于这些知识，人口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关于人口的现象被区分为正常和不正常状态（特殊化）；同时，一些危险的现象或人群被识别出来（风险化）。藉着对人口风险化解或福利增进的理由，权力获得了干预的合法性；通过对风险的扩大化，权力干预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如对马尔萨斯陷阱的预防使“计划生育”等人口干预政策成为必要^[27]。另一方面，权力对异端的干预主要体现为各种正常化（normalization）手段。在自由主义制度中，正常化因人而异—对有责任感和自主性的公民适合奉行自由主义政策，而对顽固、无法教化的劣民需要实行强制措施（如隔离甚至消灭）^[28]。这也解释了为何作为自由权利倡导者的边沁会设计出全景敞视监狱这样极致的规训模型。需要指出的是，权力主体并非抽象的、总体化的“国家”，而是包括各种微观的主体（如君主、医生、专家等）。另外，异端化不仅指代负面的风险或问题，也可以指代天赋异禀的形象（神化）。如君主通过强调自己神圣的出身和天赋异禀的特质，可以合法获取神明代理者的资格和贯彻天意的权力。

图 1(Fig. 1)

图 1 权力与异端的辩证关系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Dialect Between Power and Abnormality

综上，异端与正常相对，体现为不同于一般秩序、主流、普遍规律的群体或现象。异端化和正常化是权力运作的重要机制。对被统治对象的问题化和对异端的识别为权力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异端的人或状态作为需要矫正的问题、威胁或风险为权力的干预提供了合法性；通过对异端的风险的泛化，权力主体扩张了其治理范围和资源配置权限；对异端的正常化/矫正构成了权力的主要技术/手段。

尽管福柯对权力和异端的主要分析对象是身体和人口，不过空间也是福柯研究的重要内容^[29]。本文试图基于前期的研究^{[22, 30]}，通过将福柯的视角扩展到空间问题，揭示异端空间生产的一般逻辑。不过，不同于福柯对海量的历史资料的层层追溯和重新解读，本文主要采用分类学视角，将不同类型空间中最典型和常见的例子作为分析的原型。换言之，福柯主要从时间轴的角度界定原型的出现，采用旧史新解和以古喻今的逻辑；本文主要从类比角度提炼原型，采用的是分类筛选和以小见大的逻辑。福柯的分析偏向历史学方法，以时间先后作为发生学和逻辑关系的天然依据；本文的分析更偏向地理学方法，以区分和例示作为分类和归纳推广的基础。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历史学视角的优势是史料较充足、按照时间顺序容易理解，劣势是对阶段的划分略显武断、结论受史料的质量影响大、特定历史阶段的发现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阶段；地理学视角的劣势是从截面入手论证不够紧凑、对案例的选取因人而异，但是优势是容易推广和实地验证。

本文基于地理学对空间的自然—社会/人文二分法，结合前面总结的异端化的两个方向（风险—收益），将空间划分为四个类型（如图 2）。其中，侧重收益的自然空间强调空间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个维度的异端空间产出更大、生产条件更好；对此类空间我们选择试验田作为分析原型。侧重收益的社会空间强调空间的文化属性；这个维度的异端空间更神圣、更具号召力；对此类空间我们选取祭祀空间作为分析原型。侧重风险的自然空间强调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或威胁；这个维度的异端空间更加危险、更难控制；对此类空间我们选择水患作为分析的原型。侧重风险的社会空间强调社会冲突或疾病等问题；这个维度的异端空间更不稳定、充满危险；对此类空间我们选择传染源作为分析原型。接下来，本文基于前面归纳的异端化逻辑，对每一个异端空间原型的生产过程和塑造策略加以详细分析。

图 2(Fig. 2)

图 2 异端空间的四个原型 Fig.2 Four Prototypes of Abnormal Spaces

试验田作为一种人为控制的空间代表了人对改造自然模式的探索。试验田的生产满足上面总结的异端化的三要素。首先，通过施加不同条件，试验田与对照组的田地有显著区别，因此是一种特殊化的空间。其次，试验田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它具有高产或抗虫害等优质特性，其暗含的假设是对照组存在产量或质量问题，因此试验田是一种风险化的、充满可能性的空间。最后，试验田与对照组条件差异的设计和对试验结果的选择标准基于对作物生长过程和条件的各种知识的全面掌握和精确的计算。试验田的知识化（筛选过程和标准的科学性）和试验结果（提高产量或改善品质的程度）是试验田推广或取消的标准，为后续干预提供了合法性。试验过程中对试验田的治理手段主要是监控、照料和隔离——一方面，作为真理的检验空间，试验田被严加隔离和监控，防止生成虚假知识；另一方面，作为革新的力量，试验田在试验期享受被试验的诸多特权。藉由科学和改进的名义，试验田的治理模式被正常化，即在所有类似田地推广被试验的种子和试验田的种植方式。综上，试验田的异端化既是干预的结果，也为进一步干预提供了合法性，甚至成为未来行动的基石。

祭祀空间同样经历了异端化的过程。首先，祭祀空间是死者或神灵独占的空间，这种空间不容他人侵占或打扰，因此是一种特殊化的空间。其次，在祭祀空间里，祭拜人如果遵从某些仪式，能够获得神灵的启示，从而帮助人们消除不可抗的天灾或获得更丰满的收成；而若是在祭祀空间有轻浮甚至亵渎的行为，人们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因此，祭祀空间也是充满权威和惩罚、风险和可能的空间。最后，如英国史学家Hobsbawm指出，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明”新的传统^[31]，祭拜者生产了大量关于祭祀空间起源的知识，建构了一套仪式化的过程，建立了现世和过去的关联。在祭祀空间不仅能够沟通已知和未知、现世与鬼神，还会受到神明的启示和加持，从而获得真理（神灵的意志）和合法性（众人的敬仰）。因此，祭祀空间既是埋葬死者的空间，更是标记出身的空间；它既是被死者占有的空间，更是被生者赋予超现实功能的空间。对祭祀空间本身的治理手段主要是隔离、照料，即保持祭祀空间的神秘、圣洁。不过，更重要的是，祭祀人可以借助对祭祀空间的异端化将神力转化为在现世生杀予夺的大权——他既可以假借神明的旨意动用各种资源来治理灾害、照料子民，也可以站在真理或真命天子的角度发动战争、消灭异己。

传染源是福柯曾经关注过的、典型的异端空间。传染源同样通过空间的异端化为权力干预提供了合法性。首先，传染源往往根据病史追溯或发病率的空间统计而确定——那里发病最早或发病率最高，因此是特殊的地方。其次，传染源作为疾病集中发作的地区，对疾病的防控和整个人口的健康有高度威胁，因此那里被确立为有风险的地区。最后，传染源的背后是流行病学对传染病传播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从整个人口的健康和传染病的控制出发，防治部门获得了对传染源进行监视和干预的合法性。对传染源的治理形式主要包括监控、照料和隔离，如对居民的记录和监视、强制接受公共卫生护理（如接种疫苗）、隔离和流放携带疾病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医学权力通过对公共卫生空间界定的泛化扩张了权力的范围。如藉防护的名义，公共卫生部门将干预对象从病人扩展到所有人、从医院扩展到整个社会、从医学检查扩展到与卫生相关的所有日常活动。

水患作为上古时期最常见、也最有威胁的一类自然灾害对于政治制度和权力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与前面三类空间类似，水患空间的异端化也为权力干预提供了合法性。首先，水患的空间分布并不均匀，其背后对应着特定的地势、流量、季节变化等特征，即水患空间是特殊化的地域。其次，水患是一种不确定、充满风险和收益的空间。一方面，水灾的出现与区域的降水等相关，而这些信息在古代几乎是无法确定的。另一方面，尽管水患存在严重的威胁，但一旦水患被治好，河水又成为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进而形成产量不同的土地。最后，在治水过程中，负责治水的人收集了水患空间的地势、土壤、气候等各种知识，并能够推断获得不同地区农产品的产量信息。水患空间的异端化和知识化为治理提供了合法性。一方面，为了对抗自然灾害，全国的资源都被征调动员，治水者获得至高的权威和全面的权力；另一方面，治水者能够借助各地的土地信息制定合理的税赋标准，获得平安时期公平统治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大禹治水才对中国的九州划分和王朝诞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2]。对水患空间的治理以监视、疏导和维护为主。而类似上面对传染源的分析，通过扩大产生水患的风险空间，治水者衍生了对非水患空间、对非治水的人、对与治水不直接相关的资源（如徭役、税赋等）的干预权力。水患空间的治理手段既包括照料、监视和计算等自由主义治理因素，也包括动员、命令等主权权力要素。

本文认为，异端空间的生产是理解权力运作机制的重要视角，上述四个异端空间生产原型可以解释很多中国的政治地理现象。福柯对异端和权力关系的分析视角对于中国的政治地理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接下来本文对此分别加以论述。

本文的特区空间包含了行政特区、经济特区、试验区、自贸区、开发区、新区甚至贫困县等一系列享受特殊政治权限的空间。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尺度重构的视角分析特区空间^[33-36]，而忽略了特区的一个更重要特性——特区之所以“特”是因为其具有临时性和试验性质，它所享受的待遇在现有正式的制度框架之外。因此，特区是一种人为控制的异端空间，它的原型是前面分析的试验田。一方面，这种空间被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从而暂时不会对整体的制度和全局的区域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空间又承担了特殊的使命，一旦具有可行性和好处能够形成可供推广的模式，并提供全面改革的合法性。实际上，古今中外都存在很多类似的特区空间。如明代东厂和钦差大臣体制的诞生就是为了既避免系统性改革成本又试图化解治理危机而赋予一些个人或机构临时性的特权（如先斩后奏）；再如西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也是一种意在通过社会实验推动改革的试验性空间和制度设计。作为构想出来的社会组织形式，乌托邦试图提供一种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式，并通过检验其政策效果为社会主义的治理提供合法性。因此，社会或制度上的特区空间作为一类常见的政治地理现象可以放在异端空间生产视角下研究。

目前对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地理和社会地理当中^{[37, 38]}。但是，对空间的认同和基于认同形成的空间对于权力运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也是政治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认为，政治地理学的空间—认同问题可以放在异端空间的分析框架下理解。一方面，类似于前面分析的祭祀空间原型，某些人会将其认同空间神圣化、纯洁化，从而驱除没有共同认同的“异己”，问题化那些破坏认同空间的行动，从而将认同转化为权力或反抗。例如，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决原则是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存在的重要基础。那些生活在某个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族裔往往被看作问题化的存在，而这些地区往往也是民族冲突或者社会动乱的火药桶^{[39, 40]}。当然，对认同的建构和地方特性的强调也可以被用于对抗霸权和维护地方利益^[41]。另一方面，权力会通过对认同的淡化和正常化将治理制度化，实现中央的集权。如秦始皇之所以废除分封制而采用郡县制，是因为将无法亲自治理的土地分封给亲信，只能将这种认同和信任关系维持一代，随着后代对皇权认同的淡化封地存在避税的风险乃至反叛的威胁。为此，中央对土地的治理采用了将认同正常化（不分亲疏）的手段，强调尺度化的管理权限和去地方化的任期流动，从而弱化了地方官对于地方的认同，制度化了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实现了中央集权。因此，对认同空间的问题化和治理应该是中国政治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话题，而异端空间的生产无疑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类似前面分析的灾害空间和疾病传染源，风险空间的生产与权力相互作用。国内外对这一话题的研究已非常多，这里主要举两个不同尺度的例子加以解释。城中村可以看作地方尺度的异端空间。无论是政府还是地理学者都对城中村给予了很多关注。之所以如此，除了城中村是一类特殊的城市空间之外，其背后隐含着异端空间生产的逻辑。通过强调城中村与城市内一般的景观、人口结构乃至制度形式的差异（特殊化）—如垃圾场、移民比例和无政府主义等，城中村的消防、卫生、治安、产权乃至文化风险被凸显（风险化），从而为城管等部门或城市规划等学科的干预提供了合法性。因此，对风险的分析、计算和化解实际上是地方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成为地方尺度的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恐怖主义可以看作一种全球尺度的风险空间的生产。通过强调种族构成、宗教信仰、地缘政治环境乃至主流言论的异端特征（特殊化），某些地区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发生反人类和制造恐怖事件的可能（风险化），基于此国家强化了检查的权力和打击的合理性。全球气候危机的治理则代表了以自然灾害为主的风险空间，其背后同样涉及异端空间生产逻辑。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人具有高估风险的天性^[42]，权力也具有扩大风险干预的倾向，因此对风险的过度干预（如“棱镜计划”、强拆城中村等）应该与对恐怖主义等风险的治理一样引起关注。

福柯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具有以下三点启示。首先，福柯的谱系学为政治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视角。谱系学通过对起源的不断追问使之问题化，将诸多规律以及确定不疑之物划上问号；同时，谱系学通过整理冷僻的知识、卑微的历史为某些常见的现象提供新颖的见解。尽管谱系学带有一定的怀疑主义倾向，但是谱系学对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一方面，通过对权威观点的质疑和局部现象的分析，我们能够批判西方主流的政治地理学概念，发掘新的、基于中国背景的政治地理学理论，推动新观点的产生^[43-47]；另一方面，谱系学启发我们，除了“坐镇中央，指挥地方”的高瞻远瞩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微观的、甚至边缘性话题的研究推动主流知识的演进，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实际上，对已有“正常”知识的质疑是学科范式得以演进、知识得以更新的重要力量。

其次，福柯对异端与权力交互作用的研究为政治地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话题。对异端的分析为研究权力关系的合法性、技术手段及其与知识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一方面，知识对真理的塑造和主体的问题化构建了权力的边界和主体的责权范围，其背后是复杂而危险的“表达的政治”；另一方面，对主体的监视和评估构建了绵密的权力之网和持久的权力之眼，其背后是多样而日常化的“监视的政治”。两类政治划分出的各种异端空间和异端空间行为是各种权力运作的基础和基本逻辑，理应成为政治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对表达政治、监视政治等的研究、对权力—知识—空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合理性的反思、以及异端空间生产逻辑在城中村、特区和恐怖主义等分析的应用，为中国的政治地理学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而又曾经被忽略的议题（如地理调查、尺度重构和灾害防控等），为未来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拓展了更多样、广阔的空间。

最后，基于福柯视角对政治地理学概念和理论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形成更加合理的政治地理学科框架。尽管已有一些发展现状的总结和理论的引介^{[36, 48-55]}，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仍然是人文地理学中很薄弱的分支^[56]，其发展十分缓慢^[50]，且落后于国家对政治地理的需求^[57]。在研究尺度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侧重地缘政治^{[53, 54]}、国力评估^{[58, 59]}、（历史）政区地理^{[60, 61]}、恐怖主义^[62]和能源安全^[63]等宏观议题，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社会事件^{[64, 65]}等微观问题，对地方政治关注不足^[50]。通过借鉴福柯的微观权力视角及其对异端的研究，能够为地方尺度的政治地理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有利于形成更完整的政治地理学框架。在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理论研究缺乏^[53]。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权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然而，目前以地缘政治为主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一种偏向静态和地理决定论的视角^[66]，将空间更多地理解为容器、产物和外生变量，忽略了空间的权力生产过程。换言之，已有研究仅仅回答了“地理是如何影响政治的”，而没有回答为何“政治必然是地理的”^[67]。类似地，已有研究主要将权力理解为给定的权威或结构，很少考察权力的合法化过程、技术手段和重构机制。对空间与权力相互作用的研究侧重权力的空间分布，较少考察空间过程和策略如何反向影响权力、如何将主体建构为需要干预的对象。引入异端空间生产的框架，可以引入一种更动态、多元的视角，重新理解政治地理学中的权力、领土等基本概念，更好地从理论上理解空间与权力的相互关系和问题化各种不合理的权力关系。在学科共识方面，国内学者普遍存在对莫议“国是”的担心^[50]和对于政治地理研究问题实用价值的质疑^[68]。异端空间的研究能够在政治敏感性、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对于增强政治地理学的吸引力和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福柯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围绕“权力和知识如何塑造主体”这一问题，对知识、权力和主体等西方主流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借助谱系学方法，福柯的研究又归结为人如何变为“异端”和“需要治理”，并集中对疯癫（无法用理性规约）和叛逆（不服从管教及给社会带来风险）的人进行了深入分析。福柯的分析揭示了人如何作为一种异端存在而纳入知识和权力的干预领域，也证明了“知识—权力”的一体性、真理—合理的相辅相成。本文基于福柯对异端人士和权力关系的研究，以异端空间的生产为切入点，展示了异端空间的生产对于理解权力关系的重要作用。考虑到国内目前对福柯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对其关于微观的规训机制的分析^{[69, 70]}，而很少探讨福柯对一般性的权力机制分析的意义，本文拓展了福柯在中国政治地理学理论研究中的应用，探索了一条研究中国政治地理问题的另类视角。不过，正如Blaut所言，“异端研究不容易”（dissent will never be easy）^[71]，将福柯的理论应用在中国、让主流学术界接受对异端空间的研究、打破留在大多数学者脑中对异端的顽固偏见，仍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