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发展必须致力于共同富裕，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经过不懈地努力，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正逐步缩小，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却日益拉大(李实、朱梦冰，2018)。农民间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农村迈向共同富裕征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杜鑫，2021)。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农村常住人口5.098亿，即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80%，农村仍将有近3亿农民。与此同时，由于要素流动障碍等原因，农村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仍将依靠农业谋生，但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我们必须在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振兴过程中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关注乡村的发展问题，更要关注乡村基层政府治理绩效建设(韩俊，2018)。一方面，乡村要发展必须突破现代要素和生产力入村的制度壁垒，畅通城乡要素间的双向流动，将城市的人才、资金、技术导向农村，而人才资源是提升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最为关键要素(罗必良，2021；谢东东等，2021；钱文荣、郑淋议，2021)；但另一方面，乡村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在于处理好发展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秦中春，2020)，势必要以优化农村治理团队结构为逻辑起点，通过将高素质人才要素导向农村，从而助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而实现通过调节收入再分配环节以缓解农村收入差距问题，并最终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甄小鹏、凌晨，2017)。

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国家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的项目，其工作职责主要是辅助当地村干部从事诸如：宣传落实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群众、参与日常管理与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且重点被安排到贫困村，帮扶农村弱势群体和强化软弱涣散村组织建设(骆江玲等，2019)。大学生村官政策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基层治理绩效提升工程，旨在将城市高素质人力资源导向农村，为基层治理力量增添高素质管理人才，以期通过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一方面，大学生村官的引入为农村发展提供了人才要素，增加了农村治理力量的人力资本，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带动农民增收；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有助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的提升，从而推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规范化，进而促进农村公共资源分配更加公正合理。可见，大学生村官政策的设计初衷与通过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但是，新形势下，大学生村官政策能否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研究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探讨了大学生村官作用于农村共同富裕的机制路径，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

高素质管理者是影响组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Olken，2005；Besley et al., 2011)，借助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在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小农有效介入外部市场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Bloom et al., 2015；赵仁杰、何爱平，2016)，促进乡村发展、农户增收和助农项目瞄准精度提升(Lindert，1998；Bird and Rodriguez, 1999；Micklewright and Marnie, 2005；Ravallion，2016；Alderman et al., 2001；程名望等，2016；杨婵、何小刚，2019；宋全云等，2019；张洪振等，2020)。现有关于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研究集中在农村发展与农户增收两个层面。有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大学生村官通过助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顺畅小农接入外部市场机制、争取更多上级资源等方式，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张洪振等，2020)；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通过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参与，来提升农户非农收入水平(赵仁杰、何爱平，2016；宋全云等，2019)。也有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能缓解惠农助农资源在农村弱势群体瞄准过程中出现的“精英俘获”问题，但对农村经济和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He and Wang, 2017)。纵观已有研究发现，鲜有文献专门针对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展开讨论。若有影响，主要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作用？进一步地，立足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本事实，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拟通过深入研究回答上述问题，试图厘清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检验。

本文的研究具有3个方面可能的贡献和意义：一是本研究将丰富对大学生村官政策效应的认识。过去的研究探讨了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农户的发展作用(赵仁杰、何爱平，2016；宋全云等，2019；张洪振等，2020)，大多将研究重心放在大学生村官政策对资源配置效率上，缺乏对收入分配公平的研究。本文研究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大学生村官政策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二是本研究试图在研究方法和数据样本上对已有文献做出改进。本文采用浙江大学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1324个村社追踪面板数据集，研究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试图利用Ⅳ等方法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使得因果识别更加干净。三是本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通过研究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影响的来源机制、中介路径及其异质性，本文力求揭示大学生村官政策作用于农村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现提供文献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平均效应

有关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增收效应和减贫效应两方面。一是就增收效应而言，已有文献分别从农户层面和农村层面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并呈现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村官政策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户增收。一方面，大学生村官政策使高素质劳动力资源转移至农村基层部门，提升了农村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一般具备市场经济思维理念与专业知识储备，更有可能通过招商引资项目与助推农业技术升级来协同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从而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宋全云等，2019；张洪振等，2020)；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大学生村官政策无助于农民增收与农村经济发展。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主要依赖于乡村精英(贺雪峰、罗兴佐，2006)，其运作秩序更多依靠血缘、地缘等非正式制度来维系(杨婵、贺小刚，2019)。大学生村官作为外派干部既不被赋予正式权力，又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关系网络，限制了管理能力的发挥，导致大学生村官难以发挥人力资本优势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从而带动农户增收效果甚微。

二是就减贫效应而言，现有文献认为大学生村官政策能有效提升扶贫项目下乡过程中瞄准贫困弱势群体的精确性，从而达到减少贫困发生的概率(Bird and Rodriguez, 1999)。一般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高昂，中央政府在推行扶贫资源下乡过程中通常采取委托代理机制，这种分权模式可以降低监督成本，提高中央政府扶贫项目的运行成本效率(Alderman et al., 2001)。然而，农村传统精英治理模式下也会滋生另外一种副产品(腐败)(Flore，2004)，农村基层政府预防腐败发生机制尚不健全，为“乡村精英”俘获下乡脱贫项目提供了便利条件，易造成下乡惠农助农资源被精英所俘获，从而发生使命漂移的政策偏差(何欣、朱可涵，2019；汤瑜、于水，2021)。因此，鉴于兼顾信息获取成本和政府运行效率双重考虑，政府引入大学生村官政策以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建设。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生活，他们熟悉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且与当地政治势力利益捆绑较少(He and Wang, 2017)，使得他们在政策性助农惠农资源下乡分配过程中秉持公允原则，提升惠农资源瞄准农村弱势群体精准性，有利于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大学生村官政策能促进农户增收，并能有效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二) 大学生村官政策影响农村收入差距的来源机制

农户资本禀赋差异是影响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黄祖辉等，2005)，具体表现在由农户资本禀赋差异所决定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和生产经营性收入差距上(Zhu and Luo, 2010)。大学生村官政策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提升，以降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具体而言：

首先，转移性收入兼具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双重属性(杜鑫，2021)。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诸如小额信贷、生产补贴等大量惠农助农资源被注入到农村(杨穗等，2021)。当地村干部因认知局限性而难以利用好政策(宋全云等，2019)，而大学生村官凭借其人力资本优势更能激发政策的惠农效用。同时，作为上级政府委派干部，大学生村官与本地官员缺乏利益捆绑以保持相对独立性，而与上级政府保持密切政治关联(钱德洲、刘祖云，2018)。因此，一方面，大学生村官为了谋求本村发展会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而上级政府出于政绩考量会倾向于将惠农支农资源用于扶持大学生村官(张洪振等，2020)；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出于服务期满考核需要会利用好资金来推动农村发展、带动农户增收和帮扶农村弱势群体来树立工作业绩(He and Wang, 2017)。综上所述，大学生村官通过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优势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确保将政府性补贴(危房改造补贴等)和政府津贴(五保户金、低保金、残疾人补助金等)瞄准农村弱势群体，降低惠农支农资源被精英俘获的风险概率，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其次，农村弱势群体深陷“贫困陷阱”的主要原因并非完全缺乏外部支持，通常因资本禀赋匮乏而难以跨越资源使用门槛(温涛等，2018；汪三贵等，2021)。当前，国家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旨在推动资产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相较于本地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发挥综合文化素养优势、信息获取能力优势与对接外部市场优势，在农村领办创办特色产业合作社或招商引资，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带动农户增收(任天驰等，2020；张洪振等，2020)。立足于农户群体已分化的现实，简单将农户划分为资本禀赋丰富家庭和资本禀赋匮乏家庭。相较于资本禀赋丰富农户家庭，资本禀赋匮乏农户家庭通常因生产经营能力不足而导致土地经营的机会成本较低(即土地收益率较低)。加之，在农业生产经营边际收益低于非农边际收益的背景下，资本禀赋丰富农户家庭更倾向于将资源优先配置在非农领域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吴超等，2022)。因此，资本禀赋匮乏农户家庭更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出租或入股等)给大学生村官招商引资的企业或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以弥补资本禀赋(劳动禀赋和技术禀赋)差距(罗必良，2016)(农地经营边际利润小于租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本禀赋差异所导致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综上所述，大学生村官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农村资本禀赋匮乏群体将土地转出给产业组织(财产性收入)来弥补资本禀赋差距所带来的生产经营效率差距(生产经营性收入)(程名望等，2016)，从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大学生村官通过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新增就业岗位两个方面，来帮助资本禀赋匮乏农户家庭提升非农就业机会。具体而言: 一是提升信息获取能力。相较于资本禀赋丰富农户家庭，资本禀赋匮乏农户家庭因知识文化水平较低与社会关系网络限制而外在表现出就业信息获取能力不足。大学生村官发挥自身外部优势与信息优势(张洪振等，2020)，来帮助资本禀赋匮乏农户家庭提升搜寻非农劳动力市场信息能力，以有利于其获得非农就业机会；二是新增本地就业岗位。国家鼓励和扶持大学生村官期满返乡创办家庭农场主、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领办人等农村经济组织领导者，从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实现新增就业岗位来促进农户本地化就业(任天驰等，2020；张洪振等，2020)。综上所述，大学生村官发挥人力资本优势来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新增就业岗位，从而提升资本禀赋匮乏农户家庭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概率。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大学生村官政策通过增加农户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三) 大学生村官政策影响农村收入差距的中介路径

社会保障是政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而社会治理则是收入再分配环节得以有效运转的制度保障。政府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治理力度关乎收入再分配环节的实效性，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潘文轩，2017；高远东等，2021)。

社会保障机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收入再分配阶段(潘文轩，2017)，而农村养老保障项目是社会保障机制核心范畴，其能有效调整农村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强国民、于建定，2021)。传统村干部和弱势群体农户往往对社会保障政策认知有限，农户易因认知水平有限而被排斥。大学生村官对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所推出的大量惠农政策理解和把握能力更为到位(张洪振等，2020)，通过深入了解农户家庭综合情况，对符合政策条件的农村低收入群体采取减免社会养老保障费率等措施来降低门槛(潘文轩，2017)，提升社会保障政策的普惠性。综上，大学生村官政策通过提升农村社会保障力度来调节收入再分配，从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社会治理水平是政府调节收入再分配能力的重要体现(高远东等，2021)。一般地，相较于本地农村干部而言，大学生村官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他们往往在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资源分配上更公允。他们在惠农资源分配过程中会更有效瞄准农村弱势群体，并在村集体分红等方面发挥监督功能(郭明，2013)，保障了农户公平享有发展的权利，有效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问题。综上，大学生村官政策通过积极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来调节收入再分配，从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大学生村官政策通过提升社会保障力度与社会治理水平的中介路径来调节农村收入分配格局，从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四) 分析框架

上述分析可知，大学生村官主要通过帮扶农村弱势群体和提升农村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改善农村收入再分配)，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依此，本文构建“高素质管理者入村(大学生村官)—帮扶农村弱势群体—促进收入再分配更加公允—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见图 1)。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 (Chinese Family Database，CFD)及其合作高校的2015年和2017年调查数据^①。该调研项目数据库主要跟踪收集中国居民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数据在全国29个省(市、区)追踪调查，采取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其中，2015年涉及37289个家庭、1350个社区。2017年涉及近40011个家庭，1417个社区，具有全国层面的代表性。本文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匹配家庭样本和社区样本，用以计算基尼系数和家庭平均收入等；(2)剔除主要相关变量缺失样本。本研究对各变量进行了1%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324个村社2期面板数据。

① 2017年社区调查数据来自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hinese Family Database，CFD)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社区治理调查”(China Community Governance Survey, CCGS)和南京审计大学的“中国基层治理调查”(China Grassroots Governance Survey, CGGS)；2017年家庭、个体数据和2015年的社区、家庭和个体数据来自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hinese Family Database，CFD)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社区治理调查”(China Community Governance Survey, CCGS)。

(二)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农村收入差距，本文借鉴Jenkins(1991)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以村为单位衡量农村收入差距，进而检验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其计算方法如下：

$ G=1+1 / N-\left[2 / m N^2\right]\left[\sum\limits_{i=1}^N(N-i+1) y_{\_i}\right] $

(1)

(1) 式中，G表示基尼系数，N表示样本总数，m为平均收入，y_{_i}表示升序排序的第i位的收入，按照不同年份计算出各村的基尼系数。

2.核心解释变量。大学生村官政策，本文主要以受访村社“是否有大学生村官任职过”作为衡量指标。若有大学生村官任职，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中介变量。为研究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介作用机制，本文选择“是否有养老项目或养老设施”表征社会保障力度、“是否有专门的矫正机构”表征社会治理水平，将二者作为中介变量。

4.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住潜在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特征变量，结合研究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针对村域的行政力量、人口特征、金融资源、产业发展、耕地资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信息化程度与上级政府支持力度等方面进行了控制(孙秀林，2008；郭云南、姚洋，2012)。表 1中展示了各变量衡量方法和基本统计特征，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三) 模型构建

为了试图避免因遗漏变量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 Y_{i t}=\alpha_o+\alpha X_{i t}+\beta Z_{i t}+\theta_i+\varphi_t+\varepsilon_{i t} $

(2)

(2) 式中，i表示不同的农村, t表示不同年份；Y_it表示农村组间i的收入差距，这里用基尼系数表示；X_it是代表该地区是否有大学生村官；Z_it是其他影响大学生村官政策和农村收入差距的控制变量；φ_t为时间固定效应；θ_i为村级固定效应；ε_it是随机干扰项；α表示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系数。

此外，为了控制不同省级层面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同时影响大学生村官和农村收入差距的因素，本文也控制了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如下：

$ Y_{i t}=\alpha_o+\alpha X_{i t}+\beta Z_{i t}+\theta_{p t}+\theta_i+\varphi_t+\varepsilon_{i t} $

(3)

其中，θ_pt为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其他变量含义同(2)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2汇报了基准模型回归估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取对数来表示。回归系数反映了控制变量变化对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变化。秉持“从宽松到严格”的回归估计策略，表 2(1)中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大学生村官政策，表 2(3)和(4)加入了人口资源、金融设施、特色产业、耕地面积、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信息化程度、治理力量、财务状况与上级政府支持力度等村域资源禀赋特征变量，以及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村社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减少不随时间、村社和省份变化的遗漏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潜在相关性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传统固定效应模型无法解决既随时间变化又随省份层级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表 2(4)在前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省份—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控制住各省份随时间变化的经济因素和政策冲击的影响。从表 2(1)至(4)列估计结果发现，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向，且系数绝对值逐渐变小，但都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中，表 2(4)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村官会使村社基尼系数下降6.1%。这表明，大学生村官政策具有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效应，且稳健，假设1得以验证。

(二) 大学生村官政策作用于农村收入差距的来源机制

为了探究大学生村官政策作用于农村收入差距的来源机制，本文通过探究农户家庭不同来源收入对其响应，来进一步厘清作用机制。由表 3(1)—(4)回归结果显示，大学生村官政策对村社农户的总收入提升了15%。其中，大学生村官政策对村社农户不同来源收入的提升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 对财产性收入提升了109.3%、对转移性收入提升了57.2%、对工资性收入提升了17.7%，而对经营性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首先，相较于本地政府官员，大学生村官对惠农政策理解相对到位，且其作为派驻村干部，与上级政府的政治关联更为密切，与本地政治势力缺乏利益捆绑，而保持相对独立性。因此，大学生村官更易于争取到上级政府各类惠农助农补贴(津贴)，在下乡资源再分配过程中保持公平性，从而有助于缓解农村收入差距问题(杨丹等，2020)；其次，大学生村官与外部联系较为紧密，能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与此同时，大学生村官工作职责是招商引资或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也带动了农户在本地就业。因此，大学生村官通过对农村弱势群体就业信息能力提升和新增本村就业岗位量，来提升村社农户工资性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最后，大学生村官通过招商引资来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村弱势群体将土地流转给企业或合作社，来弥补资本禀赋差距所导致土地收益率低束缚，从而有助于农村弱势群体优化资源配置，进而缓解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综上，大学生村官帮助农村弱势群体获取更多发展机会，以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问题。假设2得到了验证。

此外，表 3(5)可以看出，大学村官政策对农民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总体上，大学生村官政策具有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的“共同富裕”双目标效应。

(三) 大学生村官政策作用农村收入差距的中介路径

表 3已对大学生村官政策作用于农村收入差距的来源机制做了初步探讨，本文将进一步对其作用于农村收入差距的中介路径进行探讨，以厘清作用机制。表 4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治理水平”、“社会保障力度”对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中介作用成立。根据Preacher and Hayes(2008)关于分析多重中介效应的验证方式和计算方法，表 4显示了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社会治理水平的中介效应为-0.055×0.065=-0.004；社会保障力度的中介效应为-0.035×0.102=-0.004；总中介效应为-0.008，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13.11%。由此可知，大学生村官政策通过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建设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综上，一方面，大学生村官通过推动农村社会保障措施建设，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物质保障，从而缩小收入差距，与上文大学生村官通过提升农户转移性收入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结论形成了相互印证；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通过惠农资源分配更公允和确保农户公平享有资产性利得，来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问题。假设3得到了验证。

(四) 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影响评估——基于内部差异分析

资本禀赋是大学生村官影响农村收入差距差异的重要因素。农村区域间及其内部的资本禀赋存在差异，势必注定了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效应不会是等量、同质的。鉴于此，本文在厘清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农村已分化实际，进一步探究异质性分样本下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差异。由表 5(1)—(3)所示，大学生村官政策能缩小东中部地区农村收入差距，而对西部地区农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4)—(5)列表明，大学生村官政策对缩小非贫困村收入差距，而对贫困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6)—(7)列反映出，大学生村官政策对村支书学历为高中以上的农村收入差距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村支书学历为高中以下的农村收入差距显著不影响。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首先，东中部地区资本禀赋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程名望等，2015)。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东中部地区的农村资本禀赋拥有量丰厚，如产业基础较扎实、农村中介服务市场起步相对较早，公共基础设施较完备。一方面，大学生村官更能发挥人力资本优势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为当地新增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弱势群体优化资源配置，即通过转出土地(财产性收入)以弥补资本禀赋差距带来的土地收益率不足(经营性收入)，以及将劳动力配置在非农领域以获取更高工资性收入，从而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东中部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相对较高，大学生村官在识别和帮助农村弱势群体过程中更有效率，有助于转移性收入发挥调整收入不平等功能(赵仁杰、何爱平，2016)。

其次，非贫困村资本禀赋要显著强于贫困村。一般地，非贫困村的产业基础和基层治理水平方面要强于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在产业基础较好的村域工作，更容易发挥其与外界连接优势和政治资源优势影响力，通过畅通外部销售渠道和争取到上级政府扶持项目，来提升农村弱势群体可持续生计能力(高帅等，2020)。此外，大学生村官能发挥政治资源优势，争取到上级政府的扶持性助农项目，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有助于大学生村官将惠农资源瞄准农村弱势群体，以规避政策目标发生偏移。

最后，村支书作为推动整村发展主要决策者，其受教育程度关乎整村发展(李敏、姚顺波，2021)。一般地，相较于村支书学历为高中以下的村，村支书学历为高中以上的村通常管理水平要相对更强，大学生村官将自身资本禀赋优势(现代管理理念与熟练使用信息化设备等)与强有力的农村基层治理水平结合起来，更有助于二者在收入再分配环节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提升政府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绩效，进而达到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

综上所述，大学生村官政策在资本禀赋丰富的分样本下更能发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

五、稳健性与内生性 (一) 稳健性讨论

为了确保大学生村官政策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结论稳健，本文进一步使用更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添加控制变量与变换估计模型等多种方法来验证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具体而言：

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一方面，考虑到基尼系数对个人转移收入缺乏“敏感性”，有必要使用广义熵来进行比较(龚志民、熊唯伊，2016)，由表 6(1)表明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稳健；另一方面，考虑到仅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大学生村官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道路中的作用发挥，本文使用阿玛蒂亚·森指数(Amartya，1976)替换基尼系数，来反映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和收入水平维度的综合影响，如表 6(2)所示，大学生村官政策提升农村综合福利水平。

二是替换解释变量。考虑到大学生村官在村社服务时间的长短关乎其投入村务管理的精力多少，本文将“大学生村官是否在村长期服务”来替换“本村是否有大学生村官任职过”来进行重新估计，表 6(3)回归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在农村长期服务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三是添加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城市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存在差异，本文选择通过控制住各城市随时间变化的经济因素和政策冲击的影响，以规避不随城市变化遗漏变量可能存在的估计有偏影响，如表 6(4)所示，在控制住城市固定效应和“城市—时间”交互固定效应后，大学生村官政策能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数据只标明了副省级城市的具体名称，而未注明非副省级城市的具体名称。因此，城市固定效应和“城市—时间”交互固定效应未必更有效。

四是变换估计模型。鉴于原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有大学生村官任职过”，如果大学生村官离任时间较长，其政策效应能否持续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文结合现有数据结构，删除2015年有过大学生村官的村社样本，将2017年开始有大学生村官的村社作为处理组，将2015年至2017年均无大学生村官样本作为控制组，在逐步添加省份固定效应、“省份—时间”交互固定效应的情况下，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重新估计，表 6(5)至(7)检验结果所示，大学生村官政策能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约5.7%，与表 2(4)中的估计结果(6.1%)高度一致。

(二) 内生性检验

大学生村官政策与农村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大学生村官任职地区是否有副厅级以上官员作为工具变量。政府高官往往重视故乡的发展(Fisman et al. 2018)，在拥有副厅级以上官员的地区，更有可能获取农村基层治理力量提升的优先权(表 6(8)所示)，而其与农村收入差距并无直接联系，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原则。为了规避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风险，本文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检验，如表 6所示，Kleibergen-Paap rk Wald F值和Cragg-Donald Wald F值均大于其检验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如表 6(9)所示，使用工具变量结论与上文结论保持一致，因此，大学生村官政策降低农村收入差距的结论稳健。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大数据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学生村官政策能通过提升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等途径提升农户收入，并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2)分样本估计显示，大学生村官政策在资源禀赋较强的地区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更加明显，其对东中部地区、非贫困村和村支书学历高中以上村域的收入差距缩小作用更显著。(3)大学生村官政策通过推进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的中介路径，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基于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能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并且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力度，为乡村治理力量的提升添砖加瓦。其次，立足于中国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配套，做好贫困村在后脱贫时代的政策衔接工作，强化农村基层领导力建设，促使大学生村官政策在资本禀赋相对匮乏地区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加速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最后，鉴于大学生村官政策作用发挥来源机制与中介路径，一方面，政府在肯定其对农户增收及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同时，仍应为大学生创造“干事创业”的外部环境，着力形成通过产业振兴乡村以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政府应做好大学生村官政策与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政策的有机衔接，促使大学生村官更好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优势来推动农户增收及农村共同富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