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在2021年的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已达3.91万亿美元，一举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然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以往依赖于大规模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低价竞争策略不断压缩企业利润空间，从而迫使企业转变出口发展方式，转向以自主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来替代原有的发展模式(李坤望、王有鑫，2013)。从已有的文献结论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出口质量升级，除了依靠国内的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还必须要借助外国资本流入带来的资金和技术支持(Hausmann et al., 2007)。事实上，加入WTO以来，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规模逐渐扩大，由2000年的407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1451亿美元。那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外资进入是否有利于提升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不同类型的外资进入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何区别？以及产生影响的渠道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为在当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下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推动我国由出口大国向高质量出口强国转变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目前，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出口产品质量测度方法，主要包含了单位价值法(Schott，2004；Hallak，2006；王永进等，2010；殷德生等，2011)、出口技术复杂度(Hausmann et al., 2007；Jarreau and Poncet, 2012；戴翔、金碚，2014)和事后反推法(Khandelwal，2010；Hallak and Schott, 2011；施炳展、邵文波，2014；许家云等，2017)。二是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研究，主要围绕外资利用(Harding and Javorcik, 2009；李坤望、王有鑫，2013)、贸易自由化(Amiti and Khandelwal, 2013；汪建新，2014；Bas and Strauss-Kahn, 2015；刘晓宁、刘磊，2015；郭若楠，2022)、政府补贴(张杰等，2015；张洋，2017；余娟娟、余东升，2018)、融资约束(Guillou et al., 2013；Ciani and Bartoli, 2013；张杰，2015；许明，2016；胡大猛等，2019; 杨晓亮，2022)和汇率(许家云等，2015；余淼杰、张睿，2017；张明志、季克佳，2018；王雅琦等，2018)等角度研究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大部分文献支持外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Anwar and Sun, 2018)，然而上述文献大多考察的是外资行业内的溢出效应，而未关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效应，其作为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重要途径，对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研究外资溢出效应对东道国企业的影响，主要从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生产率以及企业出口等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外资利用与企业创新。部分文献表明外资利用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Cheung and Lin, 2004；冼国明、严兵，2005)。涂涛涛、张建华(2007)基于分位数回归法证实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的改善能够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王然等(2010)利用2003~2007年间行业层面的中观面板数据，从行业间垂直关联效应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上游外资通过提升下游行业的研发投入从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下游外资的进入显著抑制了上游企业的自主创新。毛其淋(2019)的研究发现外资的进入通过增强企业研发能力、缓解融资约束等途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程度及持续时间。二是外资利用与企业生产率。外资的进入通常伴随着先进技术和高效管理理念的转移，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等渠道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积极作用(傅元海等，2010)。邱斌等(2008)则发现外资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促进技术进步这一途径实现的。Javorcik(2004)、Javorcik and Spatareanu(2008)的研究发现外资主要是通过后向溢出渠道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毛其淋、方森辉(2020)利用双重差分法讨论了外资对我国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的进入对生产率的影响随地区制度的不同存在差异，在制度越完善的地区，外资倾向于促进本土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反之则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宋颜群、胡浩然(2022)发现外资准入政策显著减小了管制放松行业在相邻城市间的生产率差距。三是外资利用与企业出口。众多文献表明，外资的进入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Greenaway et al., 2004；孙敬水、张蕾，2007；秦晓丽等，2014)。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扩张的正面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信息溢出效应实现的(柴敏，2006；Swenson，2008)。毛其淋、许家云(2018)利用我国2000~2007年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外资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通过水平溢出抑制了国内附加值的提升，通过产业间上下游关联效应显著促进了国内附加值的提升。徐美娜、彭羽(2016)着重考察外资垂直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贡献主要通过后向溢出效应来实现，前向溢出效应部分存在于高技术和高质量产品。樊娜娜(2018)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外资进入的行业内水平溢出和行业间关联均能在不同程度扩大本地企业的出口规模。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一方面，大多文献关注外资进入水平溢出效应，较少关注外资垂直关联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另一方面，鲜有文献关注外资的水平溢出和垂直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异性作用机制，并且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聚焦外资行业关联这一新颖视角，系统性地探讨外资利用对我国出口转型升级的作用及机制，为外资利用与企业出口质量关系提供更为丰富的微观证据和理论依据，能够为当前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引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本文的边际贡献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外资利用的多维视角，分别考察外资水平溢出、外资前向关联和外资后向关联三种类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是对已有文献关于外资行业关联及外资利用溢出效应研究视角的拓展和完善；第二，系统性检验了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分别如何通过研发效应、中间品投入效应以及市场规模效应等差异化渠道发挥作用，能够更好厘清外资利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第三，本文还从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地区和技术差距等具体方面检验行业关联视角下外资利用对出口升级溢出效应的异质性，能够为我国实行差异化引资政策提供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二、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说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本文从水平溢出、产业间关联的角度阐述外资进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一) 外资水平溢出效应

外资水平溢出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加剧行业内的竞争程度(毛其淋、许家云，2018)。在激烈市场竞争下，企业会企图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存活概率(包群等，2015)。通常来说，外资水平进入带来的行业内竞争加剧可能会产生以下三条途径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重视研发投入，从而对行业内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发挥正向作用。一是竞争效应。行业内外资进入会给本土企业同时带来负向竞争效应与正向示范效应，且通常负向竞争效应的作用更强(包群等，2015)。在高压的竞争环境下，国内企业为了不丢失国际市场，将主动增加研发投入，缩小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提高技术水平，生产出更高质量的出口产品，从而提高企业自身的存活概率(Görg and Strobl, 2003; Girma and Gong, 2008; Wang, 2013)。二是示范效应。外资水平进入会促使国内企业更有效率地引入新产品或者高质量产品，以确保之前的市场份额。国内企业将通过增加研发投入等具体方式模仿和学习同行业内新产品涵盖的先进技术。三是人员流动效应。国内企业采取人才引进的政策，会促进高技术人才从外资企业流向国内企业。这种高技术人才的流动，将大大提升本土企业的研发效率，进而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因此，本文认为外资水平溢出将会提高企业对研发的投入程度，从而对同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正向作用，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外资水平溢出能够促进行业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且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实现。

(二) 行业间关联效应

1. 前向关联效应

外资进入前向关联效应是指处于下游的内资企业向位于上游的外资企业购买质量较高的中间品和原材料，或者扩大中间品投入的种类，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Halpern et al.(2015)发现外资企业提供的中间品种类不同于国内，这增加了国内下游本土企业的中间品种类范围，有利于最终出口产品的产品质量升级。外资的进入部分替代了中间品进口，还可获得相应的配套服务，寻求售后服务的成本变小，且通常情况下，外资进入带来的中间品的质量要高于国内生产商，所以内资企业通过购入上游外资企业的高质量中间品，可以直接提高最终出口品质量(Kugler and Verhoogen, 2012)；在这个过程中，本土企业也可以学习到产品中固化的生产技术，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研发溢出，有利于下游本土企业的研发创新，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上游行业后，会加剧行业内的市场竞争，促使行业内产品均价下降，从而下游企业购买中间品的成本缩小(毛其淋、许家云，2016)，下游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中间品投入替代原有低质量中间品等方式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因此，本文认为外资进入的前向关联能够促使下游企业增加其中间品投入，利用更高质量或更多种类的中间品使其出口产品质量得以提高。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2：外资前向关联通过增加下游企业中间品投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2.后向关联效应

外资进入后向关联是在上游内资企业与下游外资企业之间发生的产业间垂直关联效应。下游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上游行业的中间品市场需求增加，同时还增加了本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从而提升上游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外资后向关联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扩大上游企业的市场规模：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会主动选择东道国企业的中间品以避免高额的贸易成本(毛其淋、许家云，2016)；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可以帮助本土企业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国际市场进入成本过高的问题，从而促进企业的出口(Aitken et al., 1997；Greenaway et al., 2004)。Kemme et al.(2014)利用2000—2006年印度IT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外资的进入有助于本土企业减少进入国际市场的沉没成本，扩大国际市场，产生规模经济，从而实现出口扩张。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加，国内企业的生产规模和销量得以扩大，由此本土企业可以利用市场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等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因此，本文认为外资后向关联能够有效扩大上游企业国内国际市场规模，使得企业更有可能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3：外资后向关联通过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三、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不同渠道衡量的外资进入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渠道机制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参考已有文献(李雨浓等，2020)，将从外资水平溢出、外资前向关联和外资后向关联等三个维度考察外资进入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具体设定如下：

$ quality_{i j t}=\beta_0+\beta_1 Horizontal_{j t}+\beta_2 X_{i t}+\delta_i+\zeta_j+\varphi_t+\varepsilon_{i j t} $

(1)

$ quality_{i j t}=\alpha_0+\alpha_1 Forward_{j t}+\alpha_2 X_{i t}+\delta_i+\zeta_j+\varphi_t+\varepsilon_{i j t} $

(2)

$ quality_{i j t}=\eta_0+\eta_1 Backward_{j t}+\eta_2 X_{i t}+\delta_i+\zeta_j+\varphi_t+\varepsilon_{i j t} $

(3)

其中，下标i、j、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quality_ijt表示行业j企业i在第t年的出口产品质量。变量Horizontal_jt、Forward_jt、Backward_jt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表示行业水平外资进入程度、前向外资进入程度和后向外资进入程度，其系数β₁、α₁和η₁分别反映了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外资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X_it是本文的控制变量，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δ_i、行业固定效应ζ_j和年份固定效应φ_t，ε_ijt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1.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主要借鉴了施炳展(2014)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度量方法，利用企业出口数量对产品出口价格进行回归，用所得残差项衡量出口产品质量。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 q_{i m t}=p_{i m t}^{-\theta} \gamma_{i m t}^{\theta-1}\left(I_{m t} / P_{m t}\right) $

(4)

其中，i、m、t分别表示企业、进口国和年份，q_imt和p_imt^-θ分别表示消费量和产品价格。θ、γ、I和P分别表示不同产品的替代弹性、出口产品质量、进口国消费者支出和产品价格指数。(4)式表示在产品垂直化差异中，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决定了产品消费量。换句话讲，产品质量高或者产品价格低均能够获得较高的产品消费量。(4)式两边取对数，整理可得(5)式。

$ ln q_{i m t}=ln I_{m t}-ln P_{m t}-\theta ln p_{i m t}+\varepsilon_{i m t} $

(5)

将(5)式进行回归，可得出口产品价格回归系数。其中，前两项代表进口国和时间二维虚拟变量，在产品层面控制了进口国和年份固定效应。lnq_imt表示企业i在t年对m国出口产品数量的对数值，lnp_imt则表示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的对数值，残差项ε_imt=(θ-1)γ_imt则包含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值得说明的是，(5)式的回归是基于产品层面的。由此，我们可以测算产品质量，具体如(6)式所示。

$ quality_{i m t}=\frac{\hat{\varepsilon}_{i m t}}{\theta-1}=\frac{ln q_{i m t}-l{\hat{n}} q_{i m t}}{\theta-1} $

(6)

对(6)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便不同产品的质量可以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加总。由此得出标准化产品质量，如(7)式所示。

$ r\_ quality_{i m t}=\frac{ quality _{i m t}-minquality_{i m t}}{maxquality_{i m t}-minquality_{i m t}} $

(7)

本文在企业层面分析外资进入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故将(7)式按一定标准进行加总，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如(8)式所示。

$ Quality_{i t}=\sum\limits_{i m t \in \varOmega} \frac{value_{i m t} \times r\_{q u a l i t y_{i m t}}}{\sum\limits_{i m t \in \varOmega} value_{i m t}} $

(8)

其中，Ω在代表某一层面集合，在本文中代表企业层面集合；value_imt代表企业某一产品价值量。

2. 外资进入水平

本文借鉴Javorcik(2004)和毛其淋(2019)的度量方法，从行业内水平溢出和行业间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层面衡量我国外资进入的水平。

水平溢出指数(Horizontal_kt)表示行业的外资参与度，计算公式如下：

$ Horizontal_{j t}=\sum\limits_{i \in j} F S_{i t} * Y_{i t} / \sum\limits_{i \in j} Y_{i t} $

(9)

其中，j表示某一行业内的企业集合，t表示年份。FS_it表示企业i的外资参与度，具体用企业的外资资本与总实收资本之比值进行衡量，Y_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总产出。(9)式本质上是对企业i的外资参与水平进行加权，其中权重为企业i的产出占行业总产出的比值。

前向关联指数(Forwardjt)是指行业j的中间投入品由上游行业m中外资企业的投入份额，以衡量外资企业投入给下游本土企业过程中带来的前向溢出效应。外资企业用于出口的产品应从中剔除，仅包含投放给下游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Forward_{j t}=\sum\limits_{m \neq j} \delta_{j m t} \times\left[\frac{\sum\limits_{i \in m} F S_{i t} \times\left(Y_{i t}-Z_{i t}\right)}{\sum\limits_{i \in m}\left(Y_{i t}-Z_{i t}\right)}\right] $

(10)

其中，δ_jmt表示行业j中的本土企业向上游行业m中的外资企业购买中间品占其总产出的比重，具体根据《2002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Z_it则表示企业i在t年的出口总额。具体来讲，$\frac{\sum\limits_{i \in m} F S_{i t} \times\left(Y_{i t}-Z_{i t}\right)}{\sum\limits_{i \in m}\left(Y_{i t}-Z_{i t}\right)}$表示行业m剔除了出口产品的外资参与度。

后向关联指数(Backwardjt)是指上游本土行业j向下游行业k中外资企业提供中间投入品过程中对上游行业j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Backward_{j t}=\Sigma_{k \neq j} \varphi_{j k t} \times Horizontal_{k t} $

(11)

其中，φ_jkt表示行业j中的本土企业向下游行业k中外资企业投入的中间品占企业总产出的比重；具体由《2002年中国产出投入表》计算而得。Horizontal_kt表示行业k的外资参与度，具体计算方法参照(9)式。由于Horizontal_kt变量囊括了同一部门内的溢出效应，因此，在计算后向关联指数时应删除供应给同一行业的投入品。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X_it)如下：(1)全要素生产率(tfp_it)，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品质量。(2)融资约束(finance_it)，本文采用企业利息费用占固定资产的比重进行衡量，该值越小说明企业融资越困难。(3)政府补贴(subsidy_it)，毛其淋、许家云(2016)指出政府对企业的适度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研发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产品质量，本文将企业获得补贴取值为1，否则为0。(4)资本密度(kl_it)，企业资本密度越高，前期研发投入可能越多，从而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本文用企业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比值的对数进行衡量。(5)企业规模(lnl_it)，规模经济使得企业可以降低其生产的固定成本，因此可能提高产品质量。由于每年的物价水平的不同，用企业总产值表示的企业规模并不准确，因此本文以企业员工人数对数视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6)企业创新(dnew_it)，有文献表明企业研发效率的提高对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施炳展、邵文波，2014)，本文采用企业是否有新产品产出来衡量这一指标，有则取值为1，无则取值为0。

(三)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了以下两组目前国内最细化的大型微观面板数据：第一组是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包括了我国所有国有企业和销售收入达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目前国内有关企业层面最全面的数据库，具体信息包含了企业生产、销售和经营情况等，主要借鉴了Brandt et al.(2012)的处理方法，删除了部分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数据样本。第二组是由中国海关提供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该数据库包含了进出口企业的贸易信息，具体包括了企业名称、邮政编码、商品HS八位编码、进出口金额及数量等，主要参考了施炳展、邵文波(2014)的处理方法，筛选出符合本文研究对象的数据样本。此外，本文借鉴Yu(2015)的方法，以年份和企业名称为匹配条件，匹配后删除企业名称空白以及数据库中显示有已废止、待删除等字样的不合理数据，从而得到2000—2006年的样本数据。表 1为本文选取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情况。

四、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外资水平溢出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行业内外资进入提升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即行业内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外资，出口产品质量将提升0.0067。这可能是因为，样本期内行业内外资份额的增加，有可能给国内市场带来了国际市场需求等信息，刺激了国内企业的研发创新，进而影响了出口产品质量。第(2)列反映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前向关联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上游外资的进入显著提升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导致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上游行业外资的增加，下游本土企业选择高质量中间品和原材料的范围扩大，可选择的种类也更加丰富，有利于下游东道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avorcik，2004；Lu et al., 2017)。此外，第(3)列汇报了外资后向关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从结果来看，下游外资的进入同样也显著促进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下游行业大规模的外资进入，导致中间品市场需求扩大，国内上游企业生产规模得以扩大，形成了市场规模效应，从而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表中的第(4)列同时引入外资的三种溢出渠道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再次验证外资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外资水平溢出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三种外资溢出方式均反映了行业外资利用的特征事实，三者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综合来看，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并且外资后向溢出的系数最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作用超过了水平溢出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的加总，这表明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后向关联渠道作用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

(二)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基础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本文采取了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由于本文衡量的是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针对合并后的数据库，部分企业只存在一年或者两年的样本，这不足以刻画出口产品质量的动态趋势变化，故本文保留企业存续期在三年及以上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3第(1)-(3)列所示，外资水平溢出、外资前向关联和外资后向关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外资进入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确实存在。

第二，若样本存在极端值，则会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定性。考虑到本文可能存在极端值，因此本文将对核心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使得数据平滑，不受极端值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3第(4)-(6)列所示，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无显著性差异，表明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和前、后向关联均能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这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第三，考虑到样本数据可能存在时间序列相关，进一步地，我们选择聚类标准误进行回归，以放松组内自相关的假设条件。如表 3第(7)-(9)列所示，外资水平溢出、外资前向关联和外资后向关联的回归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和基准回归估计系数差异几乎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可信的。

第四，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资进入水平的不同，可能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加入地区—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3第(10)-(12)列显示，三类外资溢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基础回归的稳健性。

第五，考虑到在计算外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时只采用2002年国内投入产出表进行匹配可能会影响结果的稳定性，我们分别采用2000年和2005年的国内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匹配，重新计算外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指标并检验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3第(13)-(16)列所示，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无显著性差异，表明采用不同年份的国内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外资溢出指标并不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三) 内生性问题

本文研究的是外资进入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前者在行业层面进行测量，后者则是在企业层面进行衡量，两者维度的不同能够缓解部分内生性问题(Javorcik，2004；毛其淋，2019)。为了克服遗漏变量问题，在回归中我们还尽可能控制了相关企业特征，但是在误差项中仍然可能存在与外资进入相关的行业或企业层面特征。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滞后一期的外资水平溢出、外资前向关联和外资后向关联作为关注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表 4汇报了2SLS的回归结果，所有工具变量在5%的基础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即三个维度衡量的外资进入均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较基础模型而言，外资水平溢出、外资前向关联和外资后向关联的系数均有所增加，说明从水平溢出渠道、前向关联以及后向关联渠道衡量的外资进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被低估了。针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针对工具变量进行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也即工具变量可识别；另外，Kleibergen-Paaprk Wald F统计量的结果表明所选工具变量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

五、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一) 机制检验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外资进入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为检验前文提出的外资进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具体机制以及研究假说，本文构造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1. 外资水平溢出的影响机制检验

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行业内外资进入后，会直接导致行业内竞争的增加，为了保持当前利润，维持企业运营，会通过多个途径刺激企业增加研发，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文以企业研发投入(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研究开发费+1的对数值进行衡量)为中介变量，用lnrd_it表示，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第(1)列是以企业研发投入为被解释变量，外资水平溢出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外资水平溢出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增加。可能的原因为，行业内外资的进入加大了竞争程度，国内企业为了保持市场份额，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第(2)列是以企业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行业内外资的进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由此，假说1得以验证。

2.外资前向关联的影响机制检验

通常来讲，一方面，相比本土企业，外资企业的产品质量更高，种类更丰富(Kugler and Verhoogen, 2012)，因而伴随外资进入东道国的上游行业，东道国中间品市场的产品种类也会更加多样，中间品整体质量得以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外资的进入，上游行业的竞争加剧，中间品供给增多，导致市场均价下降。因此，外资进入的前向关联使得下游企业更有能力增加中间产品的投入，从而提升出口最终产品质量。基于此，我们构建了以中间品投入(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中间品投入的对数值进行衡量，用 lnm_it表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外资前向关联是否是通过中间品投入这一效应发挥作用。结果如表 5第(3)-(4)列显示，外资前向关联显著促进了下游企业中间品投入的增加，进而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由此，假说2得以验证。

3.外资后向关联的影响机制检验

外资进入东道国下游行业，国内中间品市场需求会迅速扩大，这是因为跨国贸易一般都承受着较大的固定贸易成本，外资企业出于成本考量会选择东道国质量相当的中间品(毛其淋，2019)。由此，国内中间品市场扩大，上游行业的本土企业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边际成本，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为此，本文采取企业销售收入的对数值(lnincome_it)作为衡量规模效应的代理变量，检验外资进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否由市场规模效应发挥作用。回归结果如表 5第(5)-(6)列所示，外资进入下游行业后显著地扩大了上游企业的销售收入，进而影响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这表明，外资后向关联是通过市场规模效应作用于出口产品质量。由此，假说3得以验证。

(二) 异质性分析

1. 不同所有制企业

不同所有制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存在显著的不同，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等各环节中有政府的资金及政策扶持，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则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地，外资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是否带来差异性的影响呢？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检验外资进入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表 6第(1)—(6)列汇报了两类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外资进入没有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可能的解释为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因素和多元化效益目标的差异，市场化程度不够，无法有效吸收外资进入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不明显。

相反，外资进入在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等渠道上都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也即外资进入的比重提升，同行业以及上下游产业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这可能是由于，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有更加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抢占市场份额的野心，能够更好地利用外资，与外资企业建立行业间、产业间的联动关系(包群等，2015)，吸收外资进入带来的技术溢出，最终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有效提升。

2.不同贸易方式

根据贸易方式的不同，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外资的进入带来的溢出效应主要是由一般贸易企业所吸收还是加工贸易企业所吸收，亦或是两者共同吸收技术外溢效应。本文将数据样本划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探讨外资进入对不同贸易模式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6第(7)-(12)列所示，在一般贸易企业中，外资进入效应在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等三个渠道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而在加工贸易企业的子样本中，结果却不尽人意，外资进入仅通过前向关联这一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加工贸易环节对外资进入带来的中间品投入效应更为敏感，但是加工贸易通常具有低附加值的特点，外资进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更能被一般贸易企业所吸收，较之于一般贸易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仅从事装配、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缺乏技术创新的迫切需求。

3.不同地区

不同地区吸引的外资对当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都显著存在吗？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将样本数据分为东、中和西部地区，针对不同地区企业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7第(1)-(9)列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部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中部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外资前向关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前向关联外资对中部地区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的样本中，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外资进入对西部地区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没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较之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由于优渥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能吸引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另外一方面，东部地区的企业由于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也能够快速学习、吸收和消化外资进入带来技术溢出、知识溢出。

4.不同技术差距

技术差距可能会对外资进入的影响形成差异性效应。本文以企业生产率均值为划分点，将高于均值的样本归为技术差距较小一组，将低于均值的样本纳入技术差距较大的一组，以检验外资进入是否会因为内外资技术差距产生异质性效应。结果如表 7第(10)-(15)列显示，技术差距较小一组的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外资进入产生的溢出效应发生在较高生产率的企业中。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是，外资水平溢出，若企业间技术差距过大，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技术溢出效应，达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目的；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相对拥有更好的技术吸收能力和承接能力，能较好地吸收并消化外资进入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二是，外资前向关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其边际成本一般较低，有更高的技术优势和产品溢价能力。相较于低生产率企业而言，技术差距较小的企业利用技术优势，通过购买高质量中间品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产品质量，以达到迅速抢占国际市场，形成品牌效应的目的；三是，外资后向关联，若企业间技术差距过大，国内企业可能无法提供外资企业要求的高质量中间品，转而向国际市场进口，以至东道国上游企业无法利用市场规模效应提升产品质量。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行业内水平溢出、产业间垂直关联的多维视角，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并且外资后向溢出的效应最大，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正向作用超过了水平溢出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表明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后向关联渠道作用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第二，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渠道分别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增加下游企业中间品投入以及市场规模效应得以实现。第三，异质性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贸易方式、不同地区和具有不同技术差距的企业影响不同。具体而言，外资进入对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技术差距较小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作用更为突出。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一是，继续坚持扩大引进外资，充分发挥外资对本土企业的溢出作用，有效推动本土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出口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形势下要开启高水平对外开放及高质量利用外资全新时代，我国应继续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制度体系，努力营造便利、开放、透明、安全和可靠的投资环境；第二，为更好发挥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内统一大市场，在产业链各个环节着力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第三，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基于各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比较优势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更好发挥外资进入与本土企业间的协同效应，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力推动本土企业的出口质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