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开始着力理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并要求建立规范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主要因为，统一市场可以使得资源要素在统一的市场准则下充分竞争，从而达到更优的资源配置效率，以此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一体化(刘生龙、胡鞍钢，2011；陈朴等，2021)。在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党中央尤其注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2022年4月，党中央更是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了今后一定时期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行动纲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渐凸显。

目前，我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融合畅通程度较低。以劳动力生产要素流动为例，2021年12月，中国客运运输生产指数仅为85.3点，较疫情前一年同期下降了79.2点数据来源于交通运输部，2010年=100。，人员流动性极大降低。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改善国内市场环境、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当前重大挑战。那么，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趋势？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约因素有哪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内涵和建设关键是什么？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梳理和归纳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为加快我国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全面推动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一方面，在分权改革和地方竞争的激励下，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分割，选择性地方主导产业政策，交易的市场壁垒现象明显(刘志彪、孔令池，202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中国在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在国际疫情严重和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面临原材料进口困难和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双向挤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则有利于培育和壮大国内市场，增强对全球资源的强大吸引力，保持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谐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统一市场建设都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研究侧重点均与该时期的国情密切相关。2000年前后，我国统一市场研究主要集中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Young，2000)，重点在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2010年前后，我国统一市场主要探索，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各地区在分权改革和“逐底竞争”的激励下，制定的纵向或者横向政府治理政策导致的市场分割。例如，分行业、分企业、分地区的管理政策限制了要素和商品市场流动(陆铭、陈钊，2009；范子英、张军，2010；曹春方等，2017)。现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则主要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研究如何为市场提供统一的基础性制度供给、减少地方市场分割问题负面效应，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测度和分析我国经济一体化程度；第三部分是探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碍因素；第四部分是探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逻辑；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测度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体化、高度开放、充分竞争、运行有序的大市场(刘志彪, 2021a, 2021b)。如何测度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是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础。Naughton(2003)和Poncet(2002)认为省际间贸易流变化可以直接反应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但是贸易流除了受两地之间整合程度影响外，还容易受到要素禀赋、经济规模、商品替代弹性的影响。若在回归分析过程不能很好控制住这些变量的影响，则很有可能产生有偏的回归结果(Xu，2002)。此外还有研究利用资本流动(鲁晓东、李荣林，2009)、劳动力流动(Kumar，2002)、市场潜力(赵永亮、才国伟，2009)等衡量经济一体化程度。尽管上述度量方法各有利弊，但是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利用相对价格方差均值度量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是一个比较有前景的方向(桂琦寒等，2006)。

(一) 测度方法：相对价格方差平均值法

利用相对价格方差均值度量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理论基础是“冰川”成本模型。该模型认为，只要同一商品的两地相对价格的比值在一定的范围内，即跨地区贸易产生的套利行为不存在时，则可认为两地市场整合。Parsley and Wei(1996, 2001a, 2001b)研究表明，如果相对价格方差随时间变化而变小时，即两地价格波动范围在缩小，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贸易壁垒等市场分割因素在逐渐减少，两地整合程度上升。我们记商品k在i省第t年的价格为P_it^k，我们将相对价格记为Q_ijt^k=ln(P_it^k/P_jt^k)^①，则有：

① 将相对价格取对数形式具有以下好处：1.自变量系数不会因为价格测度单位变化而变化；2.可以缓和数据的异方差和偏态性影响。

$ \left|\triangle Q_{i j t}^{k}\right|=\left|\ln \left(P_{i t}^{k} / P_{j t}^{k}\right)-\ln \left(P_{i t-1}^{k} / P_{j t-1}^{k}\right)\right|=\left|\ln \left(P_{i t}^{k} / P_{i t-1}^{k}\right)-\ln \left(P_{j t}^{k} / P_{j t-1}^{k}\right)\right| $

(1)

若市场的整合程度上升，Q_ijt^k将会收敛，△Q_ijt^k也同样收敛，即Q_ijt^k与△Q_ijt^k在数据特征上等效。我们参照桂琦寒等(2006)、刘志彪、孔令池(2021)，用|△Q_ijt^k|^②来测算方差。

② △Q_ijt^k取绝对值为了避免地区i、j顺序不同影响相对价格方差的计算。

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动的来源，除了受地区之间市场环境差异影响外，还受到商品自身特异性影响。我们对价格变动进行分解，令：

$ \left|\triangle Q_{i j t}^{k}\right|=\alpha^{k}+\varepsilon_{i j t}^{k} $

(2)

其中α_t^k为商品k在时间t自身特异性导致的价格波动，ε_ijt^k是商品k由地区i、j市场环境导致的价格波动。采取去均值方法消除这种特定商品相关联固定效应α_t^k，即：

$ \left|\triangle Q_{i j t}^{k}\right|-\overline{\left|\triangle Q_{t}^{k}\right|}=\alpha^{k}-\overline{\alpha^{k}}+\varepsilon_\overline{i j t}^{k}-\varepsilon_{i j t}^{k} $

(3)

令$q_{i j t}^{k}=\varepsilon_{i j t}^{k}-\overline{\varepsilon_{i j t}^{k}}=\left|\triangle Q_{i j t}^{k}\right|-\overline{\left|\Delta Q_{t}^{k}\right|}$，则最终计算相对价格方差的部分是q_ijt^k。var(q_ijt^k)则是仅与地区整合因素和其他随机因素相关的价格方差。

(二) 数据处理与计算过程

1. 测算数据为包含时间、省份、商品类型的三维面板数据(t×i×k)，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涵盖2000-2020年2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其中，在测算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方面，选择纺织品、服装鞋帽、化妆品、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食品、粮食、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饮料烟酒、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等十大类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进行研究；在测算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方面，选择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平均实际工资指数进行研究；在测算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方面，选择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大类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研究。

2. 根据(1)式计算t×i×(i-1)×k个差分形式的相对价格|△Q_ijt^k|，其中i≠j。

3. 对于给定时间t、商品k，计算相对价格序列{|△Q_ijt^k|}的均值$\overline{\left|\triangle Q_{t}^{k}\right|}$，再将i×(i-1)个|△Q_ijt^k|分别减去$\overline{\left|\triangle Q_{t}^{k}\right|}$，得到q_ijt^k。

4. 对于给定时间t，省份i、j，计算k类商品的方差var(q_ijt^k)，再将其按照同省份合并计算均值，得到省份i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相对分割指数${segment}_{i}=\left(\sum\limits_{j} \operatorname{var}\left(q_{i j t}^{k}\right)\right) / N$。最终得到21×31=651个观测值。segment_i越高，市场分割越严重，一体化程度越低。

5. 利用segment_i构造市场整合指数，即$ { Integration }_{i}=\sqrt{1 / { Segment }_{i}}$。

(三) 全国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测算结果

根据测算结果，2000年之后，中国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整体上是不断上升的，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来的差异并不大。如图 1、2所示，市场分割指数在不断降低，市场整合指数在不断上升，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上升。此外，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2001年、2014-2017年)和经济危机时期(2008-2009年)，国内商品市场一体化呈现出不同程度下降。在地区市场一体化方面，东中西部市场一体化整合趋势与全国市场保持一致，不存在明显差异。

① 收敛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地区包括：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贵州、内蒙古、陕西。

但是，样本期内中国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一体化并未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从图 3可以看出，2001-2020年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力市场平均整合指数在均值附近上下波动，其中，前十年波动幅度较小，后十年波动幅度增大。中国资本市场平均整合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在2001-2009年间走势平稳；2009-2016年间快速上升；2016-2020年迅速下降。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约因素

2000-2020年间，商品市场整合程度显著上升，但是我们也看到，劳动力、资本要素市场一体化并未呈现出相应的改善，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存在短板。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资源，国内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我国最重要的资源禀赋，但我们的国内市场优势并未完全发挥出来。此外，经济改革过程中还存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问题依然突出、要素市场流动管制行政色彩较重、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不够健全、市场监管规则和程序不统一等问题。

(一) 有关市场分割的一个简单实证研究

根据现有研究，我们重点考察地方经济规模、经济增速、财政缺口、基础设施联通程度、经济模式、产业结构等因素与市场分割的关系。其中：(1)经济规模，用人均GDP对数值表示；(2)经济增速，用GDP增长率趋势项和增长率缺口项表示^①；(3)地方财政压力，用财政收支缺口(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表示；(4)基础设施联通程度，用人均公路里程表示；(5)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表示；(6)经济模式，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表示。回归结果如下：

① GDP增长率趋势项、缺口数据利用HP滤波方法对GDP增长率处理得到。

表 1回归结果显示，地区财政缺口、人均公路里程是影响商品市场分割程度最显著的因素。列(1)、(2)回归结果显示，财政缺口的系数显著为负，即财政缺口越大，地方财政压力越大，商品市场相对分割指数越高、分割指数增长率越高，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人均公路里程系数显著为负，即人均公路里程越高，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程度越高，商品市场分割指数越低、分割指数增长率越低，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本文也对劳动、资本要素市场一体化进行了实证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市场分割程度与财政压力同样是正相关，但是各个解释变量对资本市场分割的影响均不显著。

(二) 财政压力致使地方保护主义蔓草难除

地方竞争导致的地方保护和分割负面现象明显，这现象在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时期和经济落后地区尤其突出。在已有研究中，地区之间的经济规模和增速相互竞争，一直是被认为中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周黎安，2007；姚洋、张牧扬，2013)，但是地方竞争导致地方保护和分割负面效应同样存在。从图 4可以直观看出，全国减少商品的地方保护得分在1997-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快速上升，但在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迅速下降，并在2019年达到最低水平。在分地区方面，西部地区减少商品的地方保护得分在样本期间内较低，地方保护程度最为严重。尤其是在2008-2010年、2018-2019年等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时期^①，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地方政府利用非市场化手段造成市场分割现象加重。表 1回归结果同样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是造成地方商品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2008-2010年为国际金融危机时期、2018-2019年为中美贸易摩擦时期。

地方保护和分割问题具体表现为：(1)实行销售限制政策，地方政策利用行政或法规手段限制外地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限制和排斥外地商品参与本地招投标活动。例如，通过设置关卡、网络屏蔽等手段阻碍外地商品在本地销售。(2)实行价格歧视政策，例如在外地商品销售过程中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或者对本地商品销售实行补贴。(3)实行有差别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标准。例如，对外地商品设定不同的许可或者备案、程序、期限等条件，限制地区之间商品自由流动。

(三) 要素市场一体化滞后于商品市场一体化

中国要素市场一体化趋势不明显，已成为经济改革中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00-202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名义年增长率超过12%。但与此同时，中国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并未显著上升，要素市场一体化已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2020年，中央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造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成为了建设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本文认为，分税制是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不一致的原因。在分税制体制下，商品流转产生的增值税由中央征收；而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资源税等主要由地方征收。即商品市场的增值税由国家统一设置税率征收，税收的价格信号对全国范围内的干扰都是统一的，市场是决定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但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税收由地方政府征收，地方政府会基于提高经济规模和税收考虑，竞争性制定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来吸引投资，造成各地区要素税后回报率不一致。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会加剧要素市场价格扭曲，造成要素市场分割，不利于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有序转移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流动人口的行政区域管理仍旧是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对我国GDP增长贡献超过20%(韩帅帅、孙斌栋，2019)，尤其是充裕的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但是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正在加强。第一，户籍制度仍然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从图 5可以看出，2000-2020年间，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户籍人口占比逐年下降^①。虽然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流向大城市，但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更难进入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宋锦，2016)。第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分割现象明显。一般而言，相比于个体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等企事业单位员工流动性较差、工资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同性质单位存在不同的人事制度、行政级别、组织关系，劳动者身份转换非常困难，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分割现象明显。第三、疫情冲击下劳动力流动性不足。数据显示，中国客运运输生产指数2019年均值为167.4，2020年、2021年则下跌至101.75、100.87，人员跨地区流动带来的传染风险上升使得劳动者流动意愿不足。

① 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深圳户籍人口占比在上升，落户难度最低。2022年5月，深圳发布新的户籍迁入通知，提高了直接入户的学历门槛和技术型人才要求，落户难度在增加。

2. 资本市场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化绝对水平正在逐渐提升，2019年中国金融市场化指数为14.75^②，比1999年提高了300%，但金融市场化提升同样不意味着资本市场一体化上升。图 3可以看出，2009-2016年，我国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在升高，但是2016-2020年一体化程度却是在下降。主要因为，2009年印发的《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③，开始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展业^①。与此同时，以同业业务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迅速发展，银行资金通过“银行信托”同业通道实现异地放款。中小银行通过异地设立机构和同业投资迅速突破区域限制，一方面提升了资本市场一体化，另一方面却带来了资本配置区域失衡、金融“脱实向虚”、风险暴露不足等风险。2016年，我国开始实行“去杠杆”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格把控异地金融机构准入、整治银行同业乱象，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采取金融严监管政策来维护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是导致了近期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下降的原因之一。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

③ 该意见2018年被废止。

① 2011年银行异地展业政策收紧。

金融抑制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本市场分割。金融抑制本质是通过行政力量来调配资本，其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第一是斯蒂格利茨效应，即在市场机制和金融监管框架不完善的国家中，过度金融自由化会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造成不利，适度政府干预有益；第二是麦金农效应，即金融抑制会扭曲资产价格，降低资本配置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不利。资本市场分割主要体现在：首先，银行市场区域分割。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具有明显的属地管理特性。除了全国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城商行、农商行、信用社等银行机构一般不允许异地展业。我国在地方金融服务地方经济的制度理念下，地方金融机构准入限制、贷款数量和利率限制等金融抑制政策，一方面加强了资本要素在本地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造成了资本要素在地区之间的配置扭曲。其次，金融市场业态分割。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不同金融业态具有明确的市场参与者和清晰的市场边界，不同市场的资金并不能完全流转。再次，金融市场分业监管。在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下，容易出现交叉行业监管盲区。金融监管部门通常遵循“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风险处置原则，会进一步强化金融业态分割，阻碍金融业态一体化。

3. 技术市场

我国技术市场总体发展较快，但是区域市场缺乏互联互通。图 6显示，我国技术市场成交额与GDP比值、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在逐渐上升。我国技术市场总体发展较快，但还存在以下分割现象：第一、技术交易市场地区分割。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已建立起区域技术交易所，但各地交易场所存在零散性、局限性特点，缺乏有效的信息基础设施使之互通互联，缺乏统一的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机制。第二、高技术人员流动严重不足。通常情况下，高技术人员一般隶属于高校、研究所、国有大型企业等企事业单位，人员流动受档案、组织关系等行政管理限制。第三、科技交流互动分割。主要表现为科技活动仅局限在北京、上海等高校聚集较多的城市，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不足，军用技术民用化不足。

(四) 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不足

“想要富，先修路”，是广大老百姓对交通基础设施与脱贫致富关系的最朴素认知。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中国的区域贸易，提升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刘生龙、胡鞍钢，2011)。从理论上看，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通过降低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物流运输成本，提高区域之间的贸易和服务效率。本文第二部分简单实证结果显示，一个地区的人均公路里程数越高，其商品市场相对分割指数越低，其一体化程度越高。基础设施互通互联有利于市场一体化。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建设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壁垒。第一，基础设施行政区域限制明显。地区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修建标准不一、高速公路运价、油价、通行费缺少联动调整机制，且缺乏统一规范的通行证制度。地区行政干预货运市场，通过限行、限高、限宽、限速等手段管控货运通行。第二，地方防控政策层层加码造成物流区域之间流转不畅。截止2022年4月，全国共设置了11219个公路防疫检查站^①，防疫检查站通行政策缺乏统一标准、甚至层层加码，货物流通受阻。此外，各地在一些重要决策上各自为政，缺乏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和统一稳定政策。第三，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区域壁垒明显。特别是产权交易市场联通不畅，信息认证平台接口不统一。

① 数据来源于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2-04/16/c_1128566794.htm。

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逻辑

在高质量经济发展视角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具有历史性和政策延续性的。《意见》指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循环畅通，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从历史上看，我国在各时期都结合当下最重要的改革问题，对统一市场建设做了重点部署。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就明确指出要“发展全国统一市场”，1994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2022年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将成为今后一定时期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行动纲领。

(一) 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内涵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上看，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双轨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逐步在经济运行中引入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这种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的机制，为我国经济体制平稳过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渐进式双轨制改革方式，由于其既保护了既得利益者，又推动了新市场和新力量的发展，被大量地运用到其他社会领域。例如户籍双轨制，户籍制度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分配和固定人力资源的手段，成为现在许多人力资本改革制度的基础，劳动用工、社会保障、人事组织、教育、医疗、婚姻生育等几十种制度安排都是以此为基础建立。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深化，人户分离已成为普遍现象，户籍制度则成为了限制城乡身份转变、劳动力区域和行业间流动的重要障碍。这种独特的不对称市场化进程，一方面，使得农产品、工业品、服务品等产品市场几乎全部市场化。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却存在严重的政策扭曲。从图 1-3可以清晰地看出，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上升，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化，原有的双轨制改革方式已经适应不了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需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双轨制已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经济建设要纳入统一的单轨制上来。刘志彪(2013)指出，统一市场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废除前期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无处不在的“双轨制”，给予所有市场经济参与者平等统一的发展条件和基础。2020年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1年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2022年印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等。这些政策文件都是旨在消除经济改革过程中各种“双轨制”不合理安排，通过统一的市场规则和制度，让要素、资源、商品等在国内更大范围自由流通和竞争。

(二) 新发展格局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支撑。市场是当今世界的最稀缺资源，而我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我国最重要的资源禀赋。2021年我国GDP总额为17.7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23万亿美元；人口14.13亿，约占全世界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1万亿元；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75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打破地方壁垒，畅通要素、商品流通渠道，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为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提供有利条件，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

① 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其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在要求。在全球疫情和国际贸易争端的冲击下，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不可避免需要进行调整，尤其是在国际需求萎缩的背景下，我国“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面临需求端、供给端“双向挤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单一规模市场的优势，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推进国内国际标准、规则等互联互通，保持和增强对全世界先进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本质上是形成统一的基础性制度供给。自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开始坚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减少无效、低端供给，扩大有效、高端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的适应性，并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改革重点任务中，突出问题是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比重依旧偏高，而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税收竞争中，存在过度保护本地落后产能企业、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出清的现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主要是从制度建设层面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地方壁垒、减少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障碍和价格歧视，建立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

(三)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关键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也开始呈现新的发展特征。首先，经济增长模式逐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2020、2021年中国GDP的两年平均增速为5.1%，疫情冲击叠加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使得经济增速将长期相对低位运行。其次，经济结构逐渐从增量扩张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调整。再次，经济增长动力逐渐从出口、投资拉动向内需、创新驱动发展。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依旧较高、经济安全亟待提升、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地方市场分割导致商品和要素资源流通不畅等问题凸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仍存在不少机制体制障碍。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要重点理清以下三大关键关系。

1. 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战略的主动战。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全球疫情趋势未明、局部军事冲突加剧等局势错综复杂，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这必然要求经济发展中增强安全意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坚持扩大内需、建设国内大市场，就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最优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外向型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满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自此我国开始逐渐调整过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和安全性。图 7显示，虽然我国对外贸易额在不断上升，但是2008年之后对外贸易依存度在不断下降。2018年，美国更是直接对我国发起了贸易战，使得我国“两头都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受制于全球价值链的约束，存在陷入“比较优势低水平陷阱”的风险^①。

① 刘元春, 2020, “正确认识和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光明网，2020年9月9日。

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内循环，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从宏观层面统筹经济的发展和安全，就必须要求我们将经济从出口、投资拉动转向内需、创新驱动。扩大内需，就是需要破除地区小循环、形成全国大循环，使得商品、资源和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流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巩固和提高我国超大市场对世界先进企业、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创新驱动就是要求我们生产技术从过往“引进、移植、模仿、消化”模式向自主研发转变，避免大国冲突带来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实现重大科技关键领域安全可控。

2. 统筹全国和地方

统筹全国和地方关系，本质上就要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改革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问题。现有研究表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经济规模和税收收入竞争，是促进各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高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一方面在集中财权来维护全国统一稳定，另一方面不断释放和下放行政权力，导致目前地方政府事权较大而财权较小。图 8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大幅上升，但是地方财政收入却并未同步上升。地方财政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促使地方政府设定区域壁垒或歧视性政策，来保护本地经济和财政收入，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本文表3回归结果同样表明，地方财政压力是造成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

因此，通过优化税制解决地方财政缺口，有助于理顺全国和地方关系、匹配地方财权和事权、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不搞“小而全”的地区小循环，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管理模式，维护市场准入制度的统一性，废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形成统一的基础性制度供给。

3. 统筹市场和政府

统筹政府和市场，就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我国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而统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虽然党的“十四大”就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目标，要求着重理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边界依旧不清晰，政府干预市场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反而表现形式更加隐蔽和多样化。例如，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差异化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发布带有歧视外地企业和保护本地企业的各类不平等政策、不公平招商引资活动等来干预市场配置。统筹市场和政府，就是要让价格机制在市场体制中充分配置资源和要素，避免政府对价格机制的不正当干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中，难免会制定一些倾向性的发展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应该对行业内所有企业一视同仁，而不应视地域、产权、规模等而区别对待。产业政策更应该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促进企业创新、竞争和优胜劣汰，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干预或命令。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政府为市场提供统一的基础性制度，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目前，中国市场不完善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性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对市场的干预。例如，政府对本地企业进行保护，歧视外来企业，对部分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设置行政壁垒，限制民营企业进入，形成区域和行业垄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政府无论是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还是在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等重大领域中，都要找准自身功能定位，当好“裁判员”。此外，有为政府还需要对市场失灵问题进行矫正，要破除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领域的垄断问题，限制资本无序扩张，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则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利用相对价格方差均值方法测度了全国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发现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渐上升，但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则并未呈同样上升趋势。地方竞争导致的地方保护和分割负面现象明显、户籍制度、金融抑制政策、技术市场分割、基础设施缺乏互联互通、疫情冲击是造成我国市场分割的直接原因。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逻辑。当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充分发挥单一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做到全国一盘棋。地方竞争导致的地方保护和分割的负面效应是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原因。因此，各地区的思想和行动要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做到全国一盘棋。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减少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中去，并给予适当的激励，坚决清除那些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不当行政干预。

2. 优先推进试点区域一体化，总结推广成功经验。着力推进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不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支持优先开展一体化区域内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合作机制，积极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3. 建立统一市场标准，消除双轨制负面影响。要形成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范性。

4. 理清有为政府边界，规范不正当市场竞争。以市场化需求为导向，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因地制宜为市场各类参与者构建良好营商环境。有为政府还需要对市场失灵问题进行矫正，警惕资本无序扩张，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力度。

5. 统筹常态化防疫，推进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统筹好常态化防疫和人员、货物流动的关系，严禁地区政策层层加码，强化地区防疫信息共享。加强区域之间公路、铁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优化商贸物流设施布局。加快全国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领域公共信息互通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