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然而，传统国际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援助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是跨国的转移支付，是一种跨国的政府干预(周弘等，2007)。因此，国际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影响，是被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命题。然而该命题尚未产生共识，无论用古典增长模型还是新增长模型都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向来进行讨论(Hansen and Tarp, 2000；Easterley，2003；Dalgaard et al., 2004)。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国际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Burnside and Dollar, 2000；Rajan and Subramanian, 2008；Galiani et al., 2017)，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援助对受援国是负面影响(Gupta and Islam, 1983；Mosley et al., 1987)，还有一些学者的实证结果发现国际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不显著(Boone，1996；Dreher and Langlotz, 2020)。本文从不同类型国际援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的角度，再次探讨这一问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定义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国际援助分类方法。该定义对援助的优惠性提出了要求，规定赠与比重须在25%以上，并将不符合ODA标准的其他政府间援助归类为其他官方援助(Other Official Flows，简称OOF)。2000-2014年间，超过80%的传统援助国的援助被划分为ODA，而接近80%的中国对外援助被划分为OOF(李嘉楠等，2021)。之所以大部分中国对外援助不符合ODA的定义，是因为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采用了创新性的一揽子援助方式，对国际援助的理解具有自己的特色。ODA的概念和统计方法是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根据上世纪传统援助国的主要援助方式制定的，没有考虑新兴援助国的援助方式，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组织也同样没有相关定义。新型的国际援助在资金使用方面同ODA有着明显区别，ODA分类体系无法有效估算新兴援助国在国际援助中的份额，也较难激发传统援助国采取新型援助手段的积极性。为此，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都在尝试重新审视和界定国际援助。

一些中国学者就新型国际援助方式的定义做出了尝试。张海冰(2012)将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模式界定为“发展引导型援助”，援助国通过“援助+合作”的方式帮助引导受援国实现自主发展。林毅夫、王燕(2016)则提出了“超越国际援助”的概念，提出以ODA为主要方式、综合利用多种资金渠道。郑宇(2017)提出在定义上用更包容的“发展合作融资”概念代替ODA概念。现有研究大多是围绕新兴国援助与ODA的联系与区别来进行分类，其本质落脚点都是基于国际援助是否具有互惠性，分类基准是根据国际援助是无偿性质、优惠性质还是商业性质、投资性质。这样的分类方式忽略了国际援助的根本目的，即促进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部分学者也提出应更加明确援助目标，如郑宇(2017)提出应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平衡投向保障型援助和发展型援助的资源。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从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因角度对国际援助进行定义和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如下两点创新性工作：第一，从资源生成的角度出发，提出资源配对援助法，宏观性地将国际援助分为商业性国际援助、开发性国际援助和公益性商业援助三类。资源生成理论是中观经济学开创性的理论创新。资源生成理论提出，资源并不简单分为可经营性资源(可交易商品)和非经营性资源(公共品)两类，其中还有一种模糊的资源类型——准经营性资源。准经营性资源具有动态性、经济性、生产性三大特性，既不同于非经营性资源、不能由政府完全承担，也不同于可经营性资源、不能完全交由市场配置(陈云贤，2019；陈云贤，2020)。本文认为，受援国落后的本质原因是资源稀缺，国际援助通过向受援国注入资源推动其社会经济发展，不同类型的资源注入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应资源生成理论中的非经营性资源、准经营性资源和可经营性资源，本文将国际援助分为公益性援助、开发性援助和商业性援助三类。第二，根据上述三类国际援助，本文实证验证了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对受援国的正向影响。通过对2003-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分析，发现总的援助规模对受援国的经济正向影响显著，且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发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公益性援助，而公益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持续期要长于开发性援助。

传统援助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主要关注社会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公益性援助，对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生产部门等开发性援助相对忽视。中国的对外援助以开发性援助为主，能够整合无偿援助、商业贷款和权益投资等多种融资渠道，积极推广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推动受援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规模效应、实现开放式的工业化发展，从而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截至2017年底，仅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对不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对外援助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规模的总和(吴雨珊，2018)。因此，有必要对以开发性援助为主的中国对外援助在国际援助中的角色进行定义。本文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援助定义和理念，讲好中国援助故事，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资源生成理论、提出新的国际援助界定方法，并给出该方法与现有国际援助报告系统的衔接，第三部分分析不同类型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二、资源生成理论和资源配对援助法 (一) 资源生成理论

中观经济学的资源生成理论将资源分为可经营性资源、准经营性资源和非经营性资源三类。可经营性资源与产业发展相对应，非经营性资源与民生保障相对应，准经营性资源与市政软硬件基础设施相对应。

1.可经营性资源

可经营性资源x_j的总量等于每一个个人或企业i对这种可经营性资源的拥有数量之和，可经营性资源在个人或企业之间是可分的。可经营性资源可以用如下公式表达：

$ {x_j} = \sum\limits_{i = 1}^n {x_j^i} $

可经营性资源对应产业资源，主要反映的是私人部门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与人口、科技水平等生产要素一起，对社会的经济产出起主要推动作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存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包括固定资产存量在内的所有过去和现在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物品的价值总和。对于进出口保持均衡的市场经济体，增量的可经营性资源主要来自于当期国民经济产出扣除当期私人部门消费支出和当期政府购买支出：

$ \dot{K}=Y-C-G $

2.准经营性资源

准经营性资源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以城市资源为主，主要包括保证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和为社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如交通、邮电、供电供水、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城市公共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完善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促进各国、各区域的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发展，推动城市空间分布形态和结构的优化。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既可由企业来承担，也可由政府来完成。因此，准经营性资源兼备公共物品与私人产品的特征^①。

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准经营性资源可能转化为可经营性资源或非经营性资源。限于现有数据库，本文主要分析援助国提供开发性援助时注入资源的性质，无法从实证方面追踪准经营性资源的时序变化。

(1) 增量的准经营性资源

在经济体的发展初期，各项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建设，这个阶段政府投资在准经营性资源所占比重较大。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济体发展建设的中期，各方面建设逐渐发展成熟，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渐增加，政府投资逐渐下降，私人投资开始上升，此时私人部门有能力和意愿投资准经营性资源，当期的准经营性资源转换为可经营性资源的比例逐渐提升。当期新增的准经营性资源可以从一开始就遵循采用独资、合资、合作或股份制等形式组建项目公司，直接转化为可经营性资源。增量的准经营性资源对可经营性资源的转化可以用如下公式表达：

$ x_{q}=(1-\lambda) x_{j} $

变量λ(0≤λ≤1)表示增量准经营性资源在公共部门当中的配置比例。理论上的极端情况下，如果λ为0，则准经营性资源完全属于私人部门，即被转换为纯粹的可经营性资源；如果λ为1，则准经营性资源完全由公共部门所有。增量准经营性资源是转变为可经营性资源，还是非经营性资源，由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和社会民众的认知程度决定。

(2) 存量的准经营性资源

在经济体发展建设的中后期，居民可支配收入较高、社会财富积累，同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私人部门投资风险提升、投资回报率降低，居民对准经营性资源投资的投资意愿较高。通过对区域原有的存量资产进行股权改造优化，当期的准经营性资源全部转换为可经营性资源，存量的准经营性资源逐渐转换为可经营性资源。存量准经营性资源对可经营性资源的转化可以用如下公式表达：

$ {\dot K_q} = \varepsilon Q $

变量ε(0≤ε≤1)表示存量准经营性资源在当期对可经营性资源的转化比例。理论上的极端情况下，如果ε为0，则当期无存量准经营性资源转化为可经营性资源；如果ε为1，则所有存量准经营性资源都转化为可经营性资源。存量准经营性资源对可经营性资源的转化程度，由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市场真实利率水平和投资回报率等因素决定。

3.非经营性资源

任何一个消费者i都可以支配非经营性资源，其总量是x_m，非经营性资源在个人或企业之间是不可分的。非经营性资源可以用如下公式表达：

$ x_m^i = \sum\limits_{k = 0}^m {{x_k}} = {x_m} $

非经营性资源反映了一个经济体全体组成成员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是一种现实存在的购买力，由政府作为实施主体，以政府财政收入和政府负债作为支付来源，对应的是政府消费性支出。社会成员对非经营性资源的占有不因个体的地位和收入有所区别，每个社会成员对非经营性资源的消费机会均等。存量的非经营性资源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主要由其微观效用函数进行作用。

(二) 资源配对援助法

对应资源生成理论对资源种类的划分方式，本文提出资源配对援助法，将国际援助划分为商业性援助、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三类。

1.商业性援助

商业性援助是向受援国提供可经营性资源的一种国际援助，主要包括对被援助国家产业资源部门的援助，是带有援助性质的商业行为。如表 1第2行所示，援助国政府对商业性援助的管理主要基于对可经营性资源的调配，与之相匹配的管理原则是“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管理”。

① 商业性援助的提供方式参考了世界银行(2007)对国际发展融资系统(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System)的描述。对不发达国家的具有发展性质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融资的一种形式，可以视作广义上国际援助的一部分，由政府撬动时归类为开发性援助，由私人部门自发发起时归类为商业性援助。

商业性援助的主要涉及部门是私人部门。项目实施主体包括公司、企业、商业银行和私人投资者等。援助提供方式包括公司企业对受援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商业银行对受援国的商业贷款、出口信贷、融资担保，以及私人投资者对受援国的直接股权投资及投资组合等。

2.开发性援助

开发性援助是向受援国提供准经营性资源的一种国际援助，主要包括对受援国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和为被援助国家社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持，包括城市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软件基础设施开发、智能城市项目建设等，如交通、邮电、供电供水、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城市公共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如表 1第3行所示，援助国政府对开发性援助的管理主要基于对受援国准经营性资源的生成，可以视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和分工状况来确定，利用政府部门的信用和资金优势、配合私营部门的经营与技术优势，采取“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进行。

开发性援助的主要涉及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项目实施主体主要是援助国双边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性多边机构，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传统援助国开发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兴援助国的发展银行和发展基金，也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性发展组织，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性发展银行和欧盟等区域性发展机构。开发性援助的援助提供方式包括对外贸易贷款、对外投资贷款、专项合作基金和投资基金等。

3.公益性援助

公益性援助是向受援国提供非经营性资源的一种国际援助，即对受援国社会公益产品和公共物品的支持，包括经济保障、历史、地理、形象、精神、理念、应急、安全、救助，以及区域的其他社会需求等。如表 1第4行所示，援助国政府和公益机构对公益性援助的管理主要基于对受援国非经营性资源的补充，与之相匹配的管理原则是“社会保障，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

公益性援助的主要涉及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项目实施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中的双边机构、多边机构、全球性公益计划等，以及私人部门中的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等。援助提供方式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双边及多边机构提供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等援助方式，多边机构及全球性公益组织提供的联合国专家志愿者、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全球环境基金、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等全球性公益援助项目，也包括了全球性非政府组织、援助国和受援国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公益性支持，以及私人慈善机构、慈善基金发起的公益性项目和慈善个人的捐赠汇款等。

(三) 资源配对援助法与现有援助定义的区别及联系

现有的ODA概念无法吸纳新兴援助国的援助和私人部门创新性的发展援助资金，需要修正和改革。在国际层面，世界银行在2001年提出“全球发展融资”(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的概念，指代所有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世界银行，2001)。联合国首脑会议千年发展目标提出“创新发展融资”(Innovative Development Finance)，指代所有为发展筹集资金以补充ODA的非常规筹资方式(联合国，2012)。OECD在2014年提出“官方对可持续发展总支持”(Total Official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TOSSD)的概念，包括了官方直接提供和官方撬动的、用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优惠及非优惠资金。在国内层面，我国2021版《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将对外援助定义为“使用政府对外援助资金向受援方提供经济、技术、物资、人才、管理等支持的活动”，强调援助的官方性并按援助提供方式进行分类，“援助资金主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类型”，同时“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方式创新对外援助形式”。

以上对国际援助的定义方式主要有两点分歧：第一，广义还是狭义，是否应该将所有用于发展的资金，无论是政府资金还是私人资金、无论通过何种援助方式、无论受援国是否是最不发达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都划分为国际援助，还是取其中的部分；第二，改良还是创新，是围绕着现有的ODA的定义来进行补充和扩大，还是另起炉灶重新界定新的国际援助定义和统计规则。本文提出的资源配对援助法为解决这两点分歧提供了参考。

对于第一点，资源配对援助法的分类方法可以吸纳所有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援助资金。资源配对援助法将国际援助按对受援国的资源注入类型来分类，意味着援助的优惠程度、资金来源、提供方式和附加条件等方面的区别被淡化。无论是官方行为还是市场行为，国际援助只是一种对受援国的资源注入，与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国内制度和政治环境无关。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可以直接提供和间接撬动公益性援助、开发性援助和商业性援助。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的资源注入，都可以在国际援助的实践中使用。

对于第二点，资源配对援助法是一种基于资源注入和配对的分类方法，在统计上与ODA的定义并行不悖。在下一节里，我们根据经合组织债权人申报系统(Creditor Reporting System, 简称CRS)将ODA解构, 并与资源配对援助法进行衔接。TOSSD尚处于讨论阶段，具体的统计规则和准入标准尚未确定，但预计也会使用CRS作为申报准则。因此，资源配对援助法也可以与TOSSD相互对接，便于赢得更为广泛的国际认同与支持。

(四) 资源配对援助法与经合组织债权人申报系统的衔接

现有的全球援助汇总和分类系统中，以经合组织债权人申报系统(CRS)使用最为广泛，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IATI)和援助数据(AidData)等援助数据库均普遍使用CRS的行业分类和代码。CRS的主要申报人包括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简称DAC)成员国、非DAC成员自愿申报国和多边机构等，申报的内容是ODA，涉及的援助类型主要是公益性援助和开发性援助。

CRS一级子目录共八项。根据CRS二级子目录和三级子目录的解释说明，我们将其与援助国向受援国注入的资源类别, 以及援助类别相匹配，如表 2^①。

① Ⅳ.多部门/跨部门援助和Ⅸ.未分配/未指定根据三级子目录内容进行分类。限于篇幅，本文将上述分类置于附件，备索。

三、不同类型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 (一) 模型设定

国际援助是对受援国公共支出的直接补充，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补充了受援国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从而影响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过往研究表明，公共支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两者都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Barro，1990；Ghosh and Roy, 2004)。开发性援助作为一种额外的公共资本投入，直接进入生产函数从而影响经济产出。公益性援助不仅作为额外的公共服务进入生产函数，而且在预算紧张的前提下改变了受援国的需求结构、增加了受援国公共产品的消费。然而，此前对国际援助、公共支出以及经济增长的联系相关的研究较少(Agénor et al., 2008；Chatterjee et al., 2012)。联合国千年大会以来，国际援助的主要目标逐渐由消除贫困转向推动经济发展，主要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纷纷采取了各种新型的援助手段。因此，有必要重新检验国际援助构成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这一命题。基于资源配对援助法的定义和分类，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假说：

假说1：公益性援助和开发性援助都对受援国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

以往文献研究普遍证实了各类基础设施投资^①对经济的正向影响，例如，Barro(1990)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Aschauer(1989)、Jumbe(2004)等学者都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虽然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反向影响，但是，反向影响普遍发生在基础设施投资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情况(廖茂林等，2018)。受援国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非经营性资源和准经营性资源都十分匮乏。因此，公益性援助和开发性援助都对受援国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① 以往文献提到的基础设施普遍包含了准经营性资源和非经营性资源。

假说2：开发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直接并且强烈，公益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间接并且持久。

直观而言，公益性援助通过人们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消费行为影响其效用，从而对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过程较为间接，发挥作用的时间更漫长；开发性援助通过对城市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经济，直接进入生产函数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过程较为直接，由于直接影响产出，因此产生作用的时滞更短，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开发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直接并且强烈，公益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间接并且持久。

基于以上理论假说，本文借鉴张原(2018)的模型设定，以受援国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以各个受援国得到中国援助的规模与结构及其滞后项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 \ln GDP{m_{it}} = {\alpha _1}\ln {A_{id}} + {\alpha _2}\ln Ai{d_{i, t - 1}} + \varphi {X_{it}} + {\lambda _i} + {\chi _t} + {\mu _{it}} $

(1)

$ \ln GDP{m_{it}} = {\beta _1}\ln G{A_{it}} + {\gamma _1}\ln W{A_{it}} + {\beta _2}\ln G{A_{i, t - 1}} + {\gamma _2}\ln W{A_{i, t - 1}} + \varphi {X_{it}} + {\lambda _i} + {\chi _t} + {\mu _{it}} $

(2)

公式(1)和(2)分别用于评估总援助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X_it表示i国第t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参照Dalgaard et al.(2004)、Rajan and Subramanian(2008)的做法，本文利用受援国的实际人均GDP反映受援国经济增长情况；Aid表示受援国得到的中国援助规模，GA和WA分别表示开发性援助规模和公益性援助规模；lnAid_{i, t－1}表示i国在第t-1期得到的总援助规模，lnGA_{i, t－1}和lnWA_{i, t－1}分别表示i国在第t-1期得到的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总援助规模；X_it为控制变量，参照朱丹丹、黄梅波(2018)、严兵等(2021)、卢晨、张树涛(2021)等文献，本文的控制变量包含DAC成员国的对外援助规模、政府支出规模、制度质量、外国直接投资(FDI)、对外贸易、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和卫生健康状况；α、β、γ和φ为待估参数；λ_i和χ_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μ_it为残差项。

(二) 变量选择与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为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本文采用受援国的实际人均GDP进行反映，此变量以2014年为基期进行度量与换算，并取对数，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

核心解释变量为总援助规模、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规模，数据来源于AidData数据库。上述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同样以2014年为基期进行度量与换算，并利用GDP平减指数对总援助规模与结构的名义值进行处理。本文删除了总援助规模观测值缺失连续两年及以上的国家样本，最终得到2003-2014年期间中国对58个国家的援助数据，共696个样本^①。

① 在AidData的原始数据库中，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有106个，其中，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受援助国分别有50、23、28和5个。

除此之外，参照朱丹丹、黄梅波(2018)等文献，本文控制了一系列相关变量，包括政府、商业、人口和卫生等多方面以及DAC成员国的对外援助规模。(1)在政治制度方面，本文选取政府支出规模与政府效能作为政府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政府效能数据来源于全球治理指数(WGI)数据库，用于反映受援国的制度质量。政府效能数据的取值范围为-2.5至2.5，并且数值越大代表政府效能越高。(2)在营商环境方面，本文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对外贸易来反映，FDI和对外贸易越高意味着该国的营商环境越好，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强。(3)在人口方面，本文选取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来衡量，前者用于衡量受援国的劳动资源丰裕程度，后者用于衡量受援国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4)在卫生健康方面，出于数据的可得性考虑，本文根据WDI数据库的指标，选取受援国得了疟疾的人数来衡量，受援国的卫生环境较好，得疟疾的人数会相对较少^②。(5)参照李嘉楠等(2021)，本文还控制了OECD国家对外援助规模。

② 限于现有数据，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只考虑了公益性援助和开发性援助，没有考虑商业性援助，但加入了外国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

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3。

(三) 实证分析

1.总援助规模与经济增长

表 4报告了总援助规模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第(1)列的回归结果，总援助规模对受援国实际人均GD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朱丹丹、黄梅波(2018)等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控制变量中，受援国的政府支出、政府效能、对外贸易、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都与该国的实际人均GDP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而得了疟疾的人数越多(卫生条件较差)对GDP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FDI和DAC成员国对外援助规模虽然产生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根据第(2)列的回归结果，总援助规模平方项对受援国实际人均GDP产生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第(1)列相似。根据第(3)列的回归结果，滞后一期的总援助规模对受援国实际人均GDP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意味着对外援助的经济效应具有滞后性，与张原(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

2.援助结构与经济增长

进一步地，本文分析了援助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5。其中，援助结构包括开发性援助(lnGA)和公益性援助(lnWA)。由表 5第(1)列可知，在引入控制变量、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开发性援助对受援国的实际人均GDP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公益性援助产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此外，开发性援助的边际影响大于公益性援助的边际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的平方项，发现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都对受援国实际人均GDP产生先降后升的“U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开发性援助存在门槛效应，只有超过该门槛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与朱丹丹、黄梅波(2018)的研究一致。此外，本文依次引入滞后一期的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考察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都对受援国实际人均GDP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开发性援助的边际影响仍旧大于公益性援助的边际影响。因此，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而且开发性援助产生的影响更大。

3.援助作用的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援助作用的异质性，本文分别以联合国标准和样本国家实际人均GDP均值来判断受援国是否为低收入国家(或贫困国家)，估计结果见表 6。其中，2014年联合国界定贫困国家(即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人口低于7500万且人均GDP低于900美元/年。

由表 6可知，如果按照联合国标准划分，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只有开发性援助对受援国实际人均GDP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贫困国家，对外援助规模对受援国实际人均GDP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影响主要来源于开发性援助的促进作用。如果按照样本国家实际人均GDP的均值水平划分，无论是收入相对较高还是相对较低的国家，援助总规模都对受援国实际人均GDP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收入相对较低国家的边际影响更强。

4.援助的内生性问题分析

进一步地，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表现为：一方面对外援助规模与结构都会影响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另一方面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对外总援助规模与结构。本文参照Nunn and Qian(2014)、Dreher et al.(2017)、李嘉楠等(2021)的做法，使用t-1期的中国钢材产量(CHN_Steel)与受援国在样本期间接受中国援助的频率的交互项作为国际援助的工具变量。具体地，本文构造三个工具变量，包括：CHN_Steel×Aid_times、CHN_Steel×DA_times、CHN_Steel×PA_times，分别解决lnAid、lnGA和lnWA的内生性问题。因为钢铁生产是中国的优势产能，而产能过剩程度主要取决于国内的产业布局和经济周期，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总援助规模与结构，但不会受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影响(Dreher et al., 2017)。因此，本文的工具变量外生于受援国经济增长，能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表 7报告了利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国际援助内生性问题的估计结果。根据第(1)列和第(2)列的估计结果，总援助规模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高度显著，且第一阶段F值都超过了弱工具变量的经验值10。不过，引入控制变量之后总援助规模的边际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根据第(3)和第(4)列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CHN_Steel×DA_times)的第一阶段F值都大于10，并且开发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根据第(5)列和第(6)列的估计结果，虽然工具变量(CHN_Steel×PA_times)的第一阶段F值略小于10，但是公益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仍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相较于表 5和表 6的估计结果，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lnAid、lnGA和lnWA对受援国实际人均GDP的促进作用更大。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从中观经济学的视角，回答了国际援助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不同类型国际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本文是中观经济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资源生成是中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理论，对应资源生成理论中的非经营性资源、准经营性资源和可经营性资源，本文提出资源配对援助法，将国际援助分为公益性国际援助、开发性国际援助和商业性国际援助等三类。

其次，本文提供了国际援助统计口径的新思路。ODA强调政府部门的主导性及援助内容的优惠性，而本文提出的分类方法能够广泛吸纳各种非政府部门的援助手段和创新发展的融资工具，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前瞻性，同时也能够与现有的经合组织CRS系统有效衔接。中国高度重视对外援助的透明性，先后发布三本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白皮书，却仍因没有加入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并按CRS准则申报对外援助数据，而受到海外舆论的抨击非议。OECD尝试通过建立TOSSD，吸纳新兴援助国家接受DAC既有规则的制约，但这一概念目前仍处于讨论阶段。本文的分类方法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行为，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最后，本文发展了国际援助研究的文献。文章指出国际援助的着眼点是资源生成，国际援助通过注入资源推动受援国社会经济发展。传统援助国偏重于提供公益性援助，偏重于减少贫困和制度建设，对开发性援助关注较少。因为融资方式和资金投向的不同，中国以开发性援助为主的对外援助受到了很多国外舆论的质疑。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存在门槛效应和滞后性，两者都对受援国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开发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要强于公益性援助。因此，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都应该设定多样性的援助目标，并采取差异化的援助手段，让国际援助更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