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富不平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并集中表现为城乡区域差距。自2000年以来，城乡收入之比一直处于高位，并于2009年一度高达3.33:1(以农民收入为1)。近几年在各种政策努力下，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2020年仍然高于2.56:1的水平。已有研究表明，2002年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为35.4%，2007年上升为38.67%，2013年之后一直超过50%(李实等，2013；张应良等，2020)。

与收入不平等相比，财富分布不均等或许是更值得关注的议题。收入是流量，财富是存量，财富水平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更长远。相对于劳动收入，财富的分配更加集中，表现为极少数家庭占有绝大部分财富。Lampman(1962)对美国最富有家庭的研究显示：财富才是拉开贫富差距的关键。通常来说，财富和收入之间存在相关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收入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收入水平高更容易形成财富积累，从而拥有较多的财富，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引起财富不平等。另一方面，财富水平高的人，财富占有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具有更多的增收渠道，如房地产、金融资产、投资经营等。财富多的人，资金配置的渠道更加多样，其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甚至资本性收入也会更高(费舒澜，2017)。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相互促进，产生马太效应，导致财富不断集中。和收入相比较，财富不平等更加难以改变，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葛永波等，202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不断恶化(Keister and Moller, 2000)。《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的数据表明^①：2021年，全球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收入只占全球总收入的8.5%，而收入前10%的人群的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52%。财富最低50%人群只占全球总财富的2%，而财富最高10%占全球总财富的76%。

① Lucas Chancel et al.：World Inaquality Report 2022. https://wir2022.wid.world/.

中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在全世界处于中间水平。中国收入最低50%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14.4%，而最高10%人群的收入占比为41.7%；财富最低50%人群财富占比为6.4%，最高10%人群的财富占比为67.8%。可见，财富不平等程度要显著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杨灿明、孙群力(2019)的研究发现，2016年和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净财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65和0.61，远远高于同时期收入的基尼系数(后者分别是0.465和0.467)。而其中，城乡家庭财富差距大的问题尤为突出。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城市居民存款中位数是农村居民的6倍，城市居民房产现价中位数是农村居民的4倍。财富分配的城乡不平等，也导致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平均意义上来说，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4倍左右，前者为2509.8元，后者仅为663.67元。城乡收入之间的财富不平等构成了整个社会财富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杨灿明、孙群力(2019)发现家庭收入解释了财富差距的55.64%，城乡差异解释了23.74%，地区差异解释了9.23%。如果将收入的城乡差异考虑进去，则发现城乡财富不平等对社会总体财富不平等的贡献率超过了56%(罗楚亮，2018)。

受制于先天禀赋的差异及后天际遇的不同，不同人获得财富的速度和能力不同，财富差距始终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因此，在缓解城乡差距方面，两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第一，从物质财富层面来说，考虑到财富的累积效应，就不仅仅需要关注城乡居民收入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关注城乡居民的财富存量变化。第二，城乡居民对财富的认知差异，无疑会导致对财富积累的行为差异。显然，一方面，对于贫富差距下暂时处于相对贫困者是否有内生动力追求财富，进而成为后富者，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是否引发居民的不满，不仅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人们对于财富积累的态度可以概况为两类，第一类为“推崇”，即认为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个人努力，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财富的积累；第二类为“诋毁”，即认为财富的获得更多来源于个人努力之外的不合法、不正规的手段。显然，分析两类态度的差异及其生成机理，对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导向性作用。

态度决定行为，信念决定选择。本文重点讨论城乡居民对财富的认同差距及其根源。重点在于：第一，理解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特点有助于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增进共同富裕的合意性与满意度；第二，认识城乡居民财富认同的差异性，有助于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强化社会诱导与制度建设。

二、财富认同、城乡差异及其根源 (一) 文献综述：财富观与财富认同

促进经济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努力的主要目标。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各国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不仅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也会产生威胁。因此，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其中，资源再分配的方式及其效果成为众多文献讨论的焦点(李实，2021)。但问题在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暂时存在并不必然就是不合意的，关键在于社会或群体对财富获得的看法。例如，在美国，人民更多地将贫富归咎于个人的原因，所以即使美国国民的福利体系相对薄弱，却很少会引起人民的不满；而在欧洲，人们更多地认为个人的贫富和社会制度相关，因此在欧洲需要维持更完备的福利体系才能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了解居民对财富的看法，有利于通过恰当的政策选择以最小成本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所谓财富观，是指人们对财富的性质、来源及其分配的最基本的认识。其中，关于贫富的根源及财富获取方式的看法或价值判断，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已有研究通常将贫富根源分为两类，一类是归根于个人的特征，另一类则是归咎于社会的结构(Bucca，2016)。前者被称为个人主义信念，后者则是结构主义信念(Kluegel and Smith, 1986)。个人主义信念认为懒惰、愚蠢或者道德偏差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而勤劳、聪明和符合道德标准是人们富有的根源。结构主义信念则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是由于他们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受社会制度结构的制约，如劳动力市场歧视，分配制度不公等等。社会结构是人们富有和贫穷最主要的原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部分学者综合了上述两种观点，在个人主义因素的基础上，强调了社会结构的作用(Waxman，1983)，指出个人特质可以影响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强化这些个人特质，两者相互影响是财富出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这类观点被称为文化主义信念。此外，宿命论认为，一个人的富裕或者贫困，完全是命运决定的，取决于运气、机会、神明等不可控因素，因此，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财富和社会阶级状况(Furnham，1982)。

部分文献讨论了人们财富观的深层原因。Smith and Stone(1989)指出，大多数人的财富观点实际上是糅合了日常所见、经验和世俗看法。Norcia et al.(2010)基于意大利的数据研究了教育背景、性别、媒体应用、以及预期社会地位与政治文化对财富观点的影响。实际上，人们对贫困的归因和其心理状态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包括家庭、经济或者信仰(Hunt，1996)。Nasser(2005)认为，远离贫困状态的个人往往将贫困的原因解释为缺乏能力或缺乏努力，而处于贫困的人，则更有可能将责任归咎于社会或者经济系统。财富观还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Carr and Maclachlan(1998)比较了马拉维和澳大利亚的财富观念，发现马拉维比澳大利亚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后者倾向于结构性解释。Hine and Montiel(1999)认为，由于对穷人的普遍支持以及对社会不平等和结构性缺陷的不满，西方国家以外的人们倾向于将贫困归咎于外部因素。Abouchedid and Nasser(2001)分析了黎巴嫩地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学生对贫穷根源的理解，发现信仰这两个宗教的学生都倾向于将贫穷归因于结构性因素而不是个人因素。Nandori(2021)发现对于美国和中东欧这两个福利体系不一样的国家/地区，他们对贫穷的归因并没有存在显著的区别，因此福利体系并不会影响人们对贫穷的理解。

基于中国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讨论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感受上。理论上，处于社会越底层的人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其相对剥削感会越强，而处于社会阶级越高的人们，因为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因而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意见会更少。然而，实证研究却发现，在中国情境下，越是社会底层，越是弱势的人群对收入不平等的不满程度越低(蒋亚丽，2019)。相关文献认为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们对财富收入不平等的看法取决于自身向上层阶级流动的可能性，认为自身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高，则对目前的困难不会有太大的不满。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逆来顺受的“基因”，底层人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默默忍受。第二，对于收入情况更好的人，往往也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教育能够引起人们社会思维和感知能力的变化(怀默霆，2009)，对于社会的了解更加深刻，因此，更容易对社会的种种现象表达不满(李骏、吴晓刚，2012)。

综上可以认为：第一，相关研究更多地是集中在对西方国家进行跨国家或者跨种族研究，对中国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城乡居民财富认同的研究相对缺乏。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居民不断向城市居民转移，中国城乡居民构成将发生重大改变，因此有必要了解城乡居民财富认同的差异。第二，对于财富认同差异更多地将其与教育、出生背景、宗教信仰等联系起来，而对财富认同差异的生成机制仍然缺乏讨论，本文试图就此对相关文献进行补充。

(二) 城乡差异、信任水平及财富认同

经济收入差距对于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适当的经济收入差距会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动力，让低收入人群产生通过努力能够改善自己经济状况和生活状态的希望(Hirschman and Rothschild, 1973)。在一项调研中，有超过50%的受访者同意“只有当收入存在差距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有动力努力工作”的说法(Whyte，2010)。另一方面，只有当一个人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应有回报时，他才有积极奋斗的动力。过大的收入差距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让低收入人群产生无论自身如何挣扎，仍然是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悲观心理。

美国心理学家Adams(1965)认为，动机的激发过程实际是人们进行比较而做出公平与否的判断，并由此产生行动。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获得财富的过程是否公平，即程序公平。第二个是财富分配的结果是否公平，即结果公平。个体对于分配过程和结果公平情况的主观感受，会影响到他对该事件的满意度和认同程度。Brockner et al.(1995)认为，只有在结果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关注过程是否公平。如果他们认为程序是公正的，即使结果对他们是不利的，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负向影响也会比较小(Thibaut and Walker, 1975)。Brockner(2002)的研究表明：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的交互影响可以归因为信任水平的差异，对分配过程的信任程度决定了他对分配结果公平性的认可程度，并由此影响到他的价值认同和判断。

信任产生于群体合作以及经济交换的过程中，遵循伦理行动的期望的满足程度(Hosmer，1995)。而信任反过来会使得人们更加相信对方的行为举止会符合自己对伦理行为的期望。所谓财富认同，可以归结为人们对于取得财富过程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看法及其对财富获得的认可程度。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别人获得财富的过程是否符合自己伦理预期进行判断，从而产生的对财富的主观感受。如果对他人更加信任，则更可能认同他获得财富的正当性；如果对他人不信任，则会质疑其获得财富的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和道德规范。一个人的财富认同与其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有关。

第一，对于其他人财富获得的归因和信任有关。信任是一种稳定的信念，维系着社会共享价值和稳定，是个体对他人话语、承诺和声明可信赖的整体期望。对他人的信任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对于他们行为信息的获得程度。信任的前提是能够获得对方行为信息，对对方的行为信息越了解，才能够对一个人的行为做出更加有效的判断。在信息不充足的情况下，对于风险规避者来说，他们往往更可能采取“一票否决”的做法，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其二，取决于对对方行为所导致结果的认可程度。显然并不是知晓对方的一切信息就会选择信任对方，是否选择信任对方还与对方行为的性质密切相关，这和一个人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对于价值观相似的人，人们更加容易选择信任对方。

第二，政治信任和政府在人们获得财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政治信任指人们对政治系统运作能否产出与他们的预期结果相一致的信念和信心(蒋亚丽，2019)。人们的财富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生产所得，即通过劳动、资本、知识等要素，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获得要素报酬，这和一个国家的市场制度有关。第二是分配所得，即政府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对社会不同个体的财富进行二次分配，这由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决定。无论是市场制度还是福利制度，都和政府的政策决策，以及政府官员在这个社会中能否公平地执行秩序有关。因此，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会关系到一个人如何看待他人财富获得的正当性。

上述两个方面说明，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信任，就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困局(Hosmer，1995)。如果缺乏信任基础，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及其范围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交易的基础就会动摇。信任源于是博弈双方经过长期的交易，对于彼此的类型和信息获得的完全性。长期的博弈，包括单一维度博弈的不断重复和多个维度关联博弈的构建，使得博弈双方的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博弈双方更容易建立稳定的信任机制。因此，信任是人们追求长期利益的基础和结果(张维迎、柯荣住，2002)。

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如果说农村是由熟人组成的具有“紧”结构的社会，那么城市则是由陌生人构成的“松”结构的社会。所谓“紧”结构的含义在于，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表现在人员构成是相对稳定的，人们日常所打交道的对象也相对固定。更加重要的是：第一，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不断进行重复博弈，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具有长期性。第二，正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农村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易是广泛的，不同交易的核算交织在一起，因此具有关联博弈特点。第三，更加重要的是，对于农村人而言，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其毕生累计的资源以及声誉都和这个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地理专用性特征，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对于村民而言，违约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当所有村庄成员都知晓这一信息，那么村民更容易选择可以信任的对象，形成相互信任的机制，且随着交易的密度的增加，信任的关系会更加紧密，这也是差序格局形成的原因。

城市的“松”社会结构则有所不同。第一，城市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人群流动性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往往都是一次性，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难以知晓对方的类型和动机；第二，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往往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比如商品的买卖，因此，即便交易是长期的，博弈的维度也是单一的，难以形成广泛的利益而相互嵌入或套牢；第三，大多数人都是外来人员，只是城市的“过客”，个人的资源和声誉不具有地理专用性特征，即使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违约事件，完全可以采用逃跑策略，换其他地方继续生活。最后，人群流动性高也决定了在城市生活每天需要接触的人员更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所有人的信息都完全掌握。因此，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极其匮乏的。相对于农村，城市社会更容易产生信任危机。在风险厌恶的情况下，人们理性的做法是选择不去相信其他人，或者凡事都留有余地，因此城市的信任机制是极其脆弱的。

正因为如此，本文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是不同的。当对一个人不信任，则更可能怀疑对方财富获得的正当性，因而，不同的信任水平将会影响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基于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分析，本文的推断是，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的信任水平，更可能认为人们的财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的；城市居民的信任水平相对更低，倾向于认为财富的来源更加具有不正当性。所以，对于财富积累的态度来说，前者“推崇”，后者“诋毁”。

三、数据、模型和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该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调查，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CSS的调查问卷调研包括基础模块、更替模块和热点模块三个部分。其中基础模块固定不变，包含了个人基础信息、劳动与就业、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等内容；更替模块如社会阶层地位流动、社会保障、休闲消费、社会价值观等，隔一定周期后重复调查；热点模块则与时俱进，目前已进行了社会群体利益关系、民生问题、城镇化等主题的研究。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2017年问卷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了151个区市县，604个村/居委会，10143个个体。由于部分变量存在一定的缺失，本文使用的样本量为9985个(在具体模型估算中会约有差异)。

(二)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为了研究城乡居民财富认同的差异及其根源，本文设置的模型为：

$ {y_i} = {\beta _0} + {\beta _1}rura{l_i} + \delta {X_i} + {\varepsilon _i} $

(1)

$ {y_i} = {\beta _0} + \gamma trus{t_i} + {\beta _1}rura{l_i} + \delta {X_i} + {\varepsilon _i} $

(2)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被访问对象，y是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rural是指城乡居民，X是控制变量。模型(1)中，利用系数β₁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分析城乡居民之间的财富认同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信任水平trust，如果在加入该变量之后，如果β₁的显著性水平发生明显变化，则说明信任水平是导致城乡居民财富认同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由于财富认同是一个0-1变量，因此本文使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

被解释变量：财富认同。来自问项“你认为富人取得财富最主要的原因是？”，答案分别有1.有能力才华；2.运气好；3.家庭背景好；4.工作努力；5.有社会关系；6.教育程度高；7.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偏向于富人；8.敢于冒险；9.违法乱纪，走歪门邪道。如果选择的答案为1、4、6、8中的一个，则视为调研对象认为获得财富更多来自于个人正当途径的努力，也即是“推崇”，赋值为1；如果选择答案是2、3、5、7、9中的一个，则视为对财富获得是不认可的，即“诋毁”，赋值为0。

核心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本文目的在于研究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差异，因此核心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即：如果是农村居民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中介/机制变量：信任水平。为了解释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存在差异的原因，本文设置的中介/机制变量为信任水平。变量来自问卷中“你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打分”，答案从1到10，得分越高则表示信任水平越高。并进一步根据亲缘半径的不同，将信任对象分为：对亲人的信任、对邻里的信任以及对政府人员的信任。随着信任水平的提高，得分从1~10依次递增。

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年收入与家庭人口。主要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三) 城乡居民财富认同的基本情况

表 2分析了城乡居民对于富人取得财富主要原因的看法，可以发现在“有能力才华”、“运气好”、“工作努力”和“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偏向富人”几个方面，农村居民选择的比例略高于城市居民，而在“家庭背景好”、“有社会关系”、“教育程度高”、“敢于冒险”和“违法乱纪，走歪门邪道”等选项上，城市居民的选择比例要高于农村居民。不过，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其对于财富的看法都不会完全偏向于认为财富来源于自身努力或者努力之外的其他东西，如运气或者社会不公平等。这也说明了人们对于财富来源的看法是十分复杂的。整体而言，农村居民对财富认同表现为“推崇”的比例为65.34%，略高持有这个观点的城市居民，后者为63.42%。

四、实证结果 (一) 城乡居民信任差异及其对财富认同的影响

表 3中的模型1-1、模型1-2分析了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差异。估计结果显示，城乡居民的系数为0.058~0.060，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对财富更加倾向于“推崇”，认为财富的获得更多地是来自于个人的努力；城市居民更倾向于“诋毁”，认为是来自于个人努力之外，比如运气好、家庭背景好、政策偏向，甚至是违法乱纪等。不同于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本文发现受教育水平、年收入等变量对于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均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对财富的认同存在很大的差异。

为了分析信任水平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模型1-3分析了城乡居民的信任水平差异。结果显示城乡居民的系数为0.234，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农村居民的信任水平更高。模型1-4中，同时加入城乡居民和信任水平两个变量，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的系数变得不显著，而信任水平的系数同样高度显著，说明信任水平在城乡居民和财富认同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城乡居民财富认同的差异主要是源于城乡居民信任水平的不同。

(二) 基于不同对象信任水平的再讨论

城乡居民的信任水平不同源于城镇化过程中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中接触对象的增加，对对方信息获得程度的减少，导致信任水平降低，由此作用于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为了研究这个机制，进一步将信任对象按照亲疏程度进行划分(从亲人到邻里再到公务员)。表 4显示，城乡居民对于亲人的信任程度没有太大差异，而对于邻里和公务员的信任程度则存在显著不同。农村居民对邻里和公务员的信任程度要显著高于城市居民。可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居民，亲人在日常交往都比较多，因此信任水平也比较高。而对于邻里，城市居民日常交往的频率和程度显然要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因此信任水平更低。

表 5中，在前文模型1-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亲人信任、邻里信任和公务员信任这三个变量，结果显示三类信任的系数都为正，且非常显著。其中，与模型1-2相比，城乡居民的系数明显变小，说明三类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都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从城乡居民系数的变化程度看，从模型3-1到模型3-2再到模型3-3，呈现递减趋势，且显著性程度也不断弱化。可见，随着社会性交互关系的减弱，信任水平的差异越大。这就表明，城乡居民财富认同的差异是源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信任水平的下降。

(三) 进一步讨论：公平感知与财富观的改变

前文分析表明，人们的财富认同受到信任的影响，而信任又源于公平，包括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从另一角度看，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人们对财富的认同程度受到获得财富过程中的机会平等，以及财富最终分配公平性的影响。因此，本节进一步分析过程公平感知和结果公平感知如何影响人们的财富认同。在过程公平感知方面，本文从政治权利公平和就业机会公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公平感知方面，本文从医疗资源公平、养老保障公平和财富分配公平三个角度进行衡量。表 6的估计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系数都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过程公平感知和结果公平感知都能够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对财富获得的认同，即当居民自身感觉到公平的程度越高，则他更可能倾向于对财富获得表现为“推崇”，相反，如果公平感知越低，则会对财富获得表现为“诋毁”。

既然公平感知能够增进人们对财富获得的“推崇”程度，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公平感知能否缩小城乡居民对财富认同的差异，即随着公平感知的提高，城乡居民对财富的认同是否会更加趋向一致，更重要的是城乡居民对财富认同是否更可能都表现为“推崇”？为了研究该问题，本文在模型中分别加入城乡居民和各个衡量公平感知变量的交互项。考虑到在上文分析中，城市居民对财富获得表现为“推崇”的水平较低，因此，这部分将城市居民赋值为1，农村居民赋值为0。表 7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各个模型中，城市居民一次项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在公平感知水平低的情况下，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对财富获得更可能表现为“诋毁”。各个交互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公平感知的提高，城市居民对财富获得表现为“推崇”的概率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随着公平感知的提高，城乡居民对财富获得的看法将会逐渐趋向一致，且更可能表现为“推崇”。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 基本结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了重大部署，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尽管共同富裕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多个维度的实现路径，但物质财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本线索。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关注收入的差距，更需要关注财富积累的差异。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导向性作用。基于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9985个样本数据，本文主要关注城乡居民财富认同的差异及其可能的原因。研究发现：(1)中国城乡居民的财富认同具有显著的区别，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认为财富的获得更多地是依靠于个人的努力，即表现为“推崇”，而城市居民的态度则更倾向于“诋毁”。(2)城乡居民的信任水平差异是财富认同差异的重要原因。(3)公平感知的提高，无论是过程公平感知还是结果公平感知，都能够有效提高人们对财富获得表现为“推崇”的概率，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财富认同的差异。

(二) 政策含义

第一，警惕城镇化过程中，社会信任体系的瓦解。信任是社会一切交往以及交易的基础，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城镇化是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应当注意到，在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的非农转移，必然会对原本封闭的农村社会带来冲击，农民也必将由原本处于封闭状态的熟人社会网络关系转向开放状态的陌生人社会复杂关系。交往对象的陌生化和随机性会降低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应当规避诚信与信任危机，强化法制建设并培育契约精神。

第二，警惕因财富认同的转变，破坏经济系统的内在动力。财富认同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自己努力的付出所产生结果的预期。当人们认为通过努力能够获得更多财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时，才更可能去努力奋斗。相反，如果人们认为富人是通过寻租或不择手段的，即财富不是通过生产性努力而是运气或分配性努力获取的，则可能失去努力奋斗的动力。当社会众多个体存在这种财富观念时，可能导致社会陷于低收入水平陷阱之中。因此，强化产权保护、鼓励开放流动、诱导有序竞争，尤为重要。

第三，提高社会的信任水平，塑造积极向上的财富观。一方面，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自身的建设，建设好公务员队伍，提高政务公开水平，强化治理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的违法乱纪行为，应当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强化财富获得的程序公平，塑造相信通过个人努力能够改变命运的信念。因此，必须诱导“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 加强诚信社会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有章可行。

第四，促进机会公平，构建包容性社会。改善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财富获得的认同程度。但塑造人们对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积极的财富观，关键还在于保障城乡居民追求财富过程中的机会平等，防止城乡居民财富观念的撕裂，更好地强化城乡居民追求财富的内生动力。推进机会平等，要在制度上保障人们平等竞争的权利，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方面的起点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的短板在于农村与农民，因此，必须赋予农民更为充分的发展权利，强化农民的行为能力，并引导城乡居民以更为包容开放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实践和市场经济中，从而在自由、平等、和谐的生活环境中追求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