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加上国内经济要素成本攀升，产品价值链低端锁定等问题凸显，传统对外贸易模式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国际贸易新业态，以其灵活便捷、少中间环节、低交易成本、高交易效率等优势(Lendle et al., 2016；Shuzhong Ma et al., 2018)，显示出巨大潜力，为化解我国传统外贸竞争优势动力不足的问题提供了途径，成为稳外贸增长，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郭四维等，2018)。但是，跨境电子商务小批量、多频次的特点，也使得这种新型贸易方式难以适用传统国际贸易在支付、外汇、通关、物流和仓储等环节的监管体系及服务模式(王瑞等，2020；石良平等，2014)，这种体制性矛盾严重制约了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来有为、王开前，2014)。

为了推动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015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关于同意建设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意见，旨在通过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试区”)的建设，在制度建设、政府管理及服务集成方面进行创新，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形成完整的供应链、生态圈，解决跨境电商产业发展中的制度性难题，以此规范并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形成在全国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2016年1月，国务院将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经验推广复制，新设天津、合肥等12个综试区^①。至2020年4月推广至“1+12+22+24+46”共105个综试区。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在试验范围上已有重大突破，形成覆盖30个省区市，陆海联动、中东西互济的格局。

① 第二批1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分别是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合肥市、郑州市、广州市、成都市、大连市、宁波市、青岛市、深圳市、苏州市。

随着跨境电商综试区试验范围的不断扩充，其经济成效如何？特别是杭州综试区作为我国首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成立6年，第二批综试区已成立5年，这些综试区是否真正成为稳外贸的重要抓手？是否真正起到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作用？内陆地区的综试区是否能克服传统国际贸易的区位劣势，大力促进对外贸易？本文拟运用反事实的视角下的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分别从对外贸易水平、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水平的角度，首先实证检验第一批综试区产生的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与第二批综试区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综试区政策效应的差异性，以总结和评估综试区建设以来的经济成效，为综试区的建设、推广提供参考。

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从“反事实”视角，用政策评估的实验法，定量评估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经济成效，为跨境电商综试区在全国的复制、推广提供实证支持；二是比较分析第一批杭州综试区和第二批不同地区综试区的经济绩效的差异性及成因，为各综试区的发展提供参考；三是比较沿海地区综试区和内陆地区的综试区的经济效应差异，研究跨境电商综试区是否能使内陆地区克服开展传统国际贸易的区位劣势，为国家进一步扩大内陆地区综试区的设立，推动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参考，为完善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理论提供思路。

二、文献回顾

在国际贸易新形势下，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为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支持跨境电商新业态而打造的制度高地^②。随着综试区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学者对其研究也日益丰富。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对综试区建设现状及成效的定性分析层面。钊阳、戴明锋(2019)认为综试区的制度环境，加速了跨境电商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同时有利于拓展跨境电商产业链，完善生态圈建设。肖亮、柯彤萍(2020)从产业集群的角度，认为综试区加强了跨境电商平台、物流及综合服务等企业的聚集。龚裕富(2017)认为杭州综试区对引导传统企业转型所发挥的引流作用显著，“六体系、两平台”的建立，极大促进了跨境B2B出口业务的发展。韦大宇、张建民(2019)综合考察了前三批跨境电商综试区，认为前三批综试区在制度创新、丰富贸易规则以及促进国家战略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也有学者指出在综试区的推广复制过程中，暴露出一些新问题。由于综试区的扩围是基于政策驱动或要素驱动(张正荣等，2020)，因而各综试区的发展基础存在先天性的地区异质性。但是部分综试区并未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对本地产业的融合程度不足(肖亮、柯彤萍，2020)，特别是在一些监管及服务薄弱的城市，简单复制其他综试区的模板只会让地区差异性加剧(朱贤强、王庆，2019)。此外，跨境电商发展基础较好的第一、二批次综试区的监管流程及制度支撑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韦大宇、张建民，2019)。

② 中国政府网.李克强: 跨境电商综试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6-01/09/content5031760.htm.2016-01-19.

随着综试区的发展，个别学者开始对综试区的成效进行定量分析。李艳梅(2020)构建了区域物流供应链发展潜力的指标，并通过面板模型验证了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物流供应链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提高了跨境电商交易额。张锡宝等(2020)考察了设立综试区这一贸易便利化政策对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的影响。该文以全国36个大中城市的样本数据，针对前两批综试区，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综试区对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的政策效应。该研究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国务院在选取综试区建设地点时，是基于城市的跨境电商发展基础、对外开放程度，同时考量当地政府对外贸工作的重视程度等条件^①，所以该类政策不满足倍差法中处理对象和控制对象应随机分组的假设，导致存在政策内生性问题，降低了结果的有效性(陈林、伍海军，2015)；其次，使用快递数量去代表跨境电商的发展水平有失偏颇，说服力不大。上述两篇文献对综试区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仅考察了对跨境电商发展水平这一变量的直观影响。周勍(2020)考察了前两批综试区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通过利用前两批综试区的城市数据，构建综合性指标，使用耦合模型和协调模型，结论认为两指标在13个综试区的耦合性均较好，但协调性普遍较低；且该文献并未反映综试区设立前后的差异，即无法说明其耦合协调关系是综试区产生的政策效果。

① 中国政府网.商务部：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围城市选择主要考虑五个条件[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6-01/08/content_5031596.htm. 2016-01-08.

从以上梳理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对设立综试区产生的经济影响研究尚有不足，特别是除了对跨境电商交易水平的直观效应外，对跨境电商生态圈中的关联产业的带动作用有多大，是否真正成为稳外贸的有力抓手，是否成为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等问题仍鲜有研究。同时，综试区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如何，综试区的设立是否有助于缩小发展基础上的差异？上述问题的解决对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的阶段性经验总结和未来的推广设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现有文献对此实证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基于此，本文拟做如下补充：一是定量分析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经济效应。分别以人均GDP、进出口贸易总额及二三产业结构比重作为评估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三类宏观经济指标，对建设时间较长的前两批综试区进行实证检验；二是将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评估政策产生的经济效应，以避免倍差法的政策内生性问题；三是比较各综试区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合各综试区的发展基础和制度改革的重点，对不同地区综试区的经济效应进行差异性分析。

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战略举措。自2015年杭州第一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成立以来，国家已批准设立了105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梳理国务院批复同意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国家设立综试区是着力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相关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试先行，通过制度创新、流程创新、服务创新和协同创新，为推动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以更加便捷高效的贸易新模式释放市场活力，吸引大中小企业集聚，形成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促进贸易新业态成长，培育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支撑外贸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11月发布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2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中，也指出要通过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促进贸易产业融合，带动各地开放型经济发展；并明确提出通过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促进产业价值链提升，提高对外贸和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为助力贸易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劲支撑的目标。基于上述政策背景，本文认为，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制度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实现贸易促进效应；通过以跨境电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完善跨境电商产业链、生态链，整合资源要素，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各项“制度红利”的背景下，最终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具体分析如下：

(一) 综试区的经济增长效应

诺斯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只有制度创新(North，1990)，而非资本、技术和人力的作用，为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40多年来的渐进式改革开放经验也表明，在试验推广式改革中，创新制度得以有效衔接，经济组织的效率显著提高(林毅夫等，1993；Chan et al., 2015)。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建设初衷就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跨境电商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体制性难题，形成促进和引领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和规则。这种制度创新，既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又结合了各综试区大胆探索这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综试区持续不断地释放“制度红利”(王晓玲，2020)。综试区以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为依托，逐步完善“单一窗口”职能，融合税务、海关、外汇、检疫、工商和信用等部门的监管服务体制，进一步深化了“放管服”在外贸领域的改革，规范了政府监管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享受一体化通关、入区退税、无票免税等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措施，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和产业间的信息成本；同时，与线下园区供应链建设相融合，打造“网商集聚中心”，诱发集聚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投资促进、就业拉动以及税收贡献效应等，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二) 综试区的贸易促进效应

跨境电商的实践和发展充分验证了其相较于传统贸易方式，在缩短交易中间环节、缓解距离水平的限制以及降低贸易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马述忠等，2019)，而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又进一步提高了国际贸易的便利化水平，从而促进对外贸易。一方面，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优化了跨境电商供应链水平。综试区通过为企业提供线下园区，加速了跨境电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集聚，打通了跨境电商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的产业链条，形成了涵盖制造、交易、支付、物流、仓储和技术等类型企业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供应链和生态圈，有利于降低产品供应中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缩短交易时间。另一方面，综试区的数字化平台提高了监管效率和综合服务水平。线上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数据交换和综合管理服务，形成以政务监管服务以及商务辅助服务为重点的“单一窗口”平台，简化了各类型企业的业务流程。比如，杭州综试区在2015年6月最早推行“单一窗口”，便利了包括电商企业、金融支付企业及物流仓储企业等在内的多种企业主体的申报流程，企业只需一次申报，即可满足海关、检验检疫、国税、外管等多个监管部门的业务需求，打通了“关、检、汇、税、商、物、融”等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报关时间从平均4小时缩短为平均10分钟，消费者收货时间也缩短了7-10天，极大提高了贸易的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其次，根据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国际贸易收益的另一种来源。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创新监管服务制度，吸引了更多制造和外贸型企业，促进了企业在线上和线下的集聚，形成规模效应，降低了平均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贸易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从企业内部看，生产企业面临的更大的国际市场需求，对其生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产规模的扩大形成了内部规模经济；同时，园区内同类型企业的“学习效应”、技术溢出形成技术外部经济，以及不同类型企业或产业之间的地理或网络距离缩减、供应成本下降形成市场规模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越能吸引企业在园区的集聚，形成集聚与规模经济的双向促进，最终提高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三) 综试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跨境电商综试区从产业链的横向延伸与纵向深化两方面，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是通过促进产业集群形成产业链的横向延伸。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制度环境使产业内及产业间产生了良好的信任与合作机制，形成了区域内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粘合剂(刘秉镰等，2010)。综试区吸引了包括物流仓储、信息技术、培训咨询以及金融服务等在内的关联产业的集群，引导资源要素更多的投入和转移至服务产业部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产业集群内部的创新与合作还有利于更高效的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王缉慈，2003)，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二是通过产业融合形成产业链的纵向深化。综试区的制度改革加速了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使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级要素渗透传统产业的价值链，实现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慧金融、智慧一站式综合服务等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实现纵向的产业链深化。

同时，由于各综试区的发展基础和制度改革的重点有所不同，会使得不同综试区的经济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因此，本文的重点一是验证综试区的经济效应；二是比较各综试区经济效应的差异性。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最直观的政策效应评价方法是观察政策实施对象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由于事物发展本身存在时间先后的差异，直接观察法难以避免时间趋势对其带来的影响；另外，经济社会中对处理对象采取医学中的随机对照实验是困难的，但基于此思想，可以把建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看作一项自然实验，使用“鲁宾的反事实框架” (Rubin’s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进行分析，即对受政策干预的处理对象而言，其未受到政策干预的表现即为“反事实值”，受到干预后的事实值与此“反事实值”之差则为该政策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常用的反事实评估方法有双重差分法(DID)，但双重差分法要求对照组和处理组在政策实施之前要有一致的趋势，这一要求往往难以达到；另一方面，在对照组的选择上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说服力不强，这就较难准确评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经济效应。Abadie and Gardeazabal(2003)和Abadie and Hainmueller(2010)提出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以及Hsiao et al.(2012)提出的面板数据评估方法(HCW)，通过对所有控制组的数据进行加权合成一个与处理组高度相似的“反事实”样本作为对照组，然后对比政策实施后处理组和合成“反事实”对照组的差异，来评估政策的影响。这两种方法克服了传统双重差分法的缺陷，为评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应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运用两种方法的具体思路如下：

1.合成控制法(SCM)

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的研究思路是：将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对1+N个城市进行观测，时间跨度为(1, T)。不失一般性地，假设第1个城市(A城市)在T₀设立成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其中1≤T₀ < T，则A城市设为处理组(treatment group)，剩余N个在观测期内未设立综试区的城市为控制组(donor pool)。为了评估A城市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经济影响，令Y_lt为A城市的经济效应指标，将未受到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影响的控制组用数学方法赋予权重(W=(w₂, …, w_N+1)表示，并满足W_i≥0且$\sum\limits_{i = 2}^{N + 1} {{w_i}} = 1$)，通过线性组合构造成一个未受到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影响的“合成A城市”作为对照组，并使“合成A城市”的经济特征与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前的A城市尽可能相似，然后把“合成A城市”的相应经济效应指标(记为$\hat Y_{lt}^0$)与真实的A城市的经济效应指标(Y_lt)进行比较分析，二者的差值$\left({{{\hat \alpha }_{lt}}\hat Y = {Y_{lt}} - \hat Y_{lt}^0, \left({t = {T_0};{T_0} + 1; \ldots \ldots ;T} \right)} \right)$即为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的政策效应。

该方法用来评估跨境电商综试区经济效应的优势在于：一是对照组是根据所有控制组的数据特征，选取最优的权重合成的，避免了选择对照组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丁焕峰等，2020)。二是放松了对照组和试验组趋势一致的假说，允许互动固定效应存在，可以体现面对冲击的异质性反应(刘伯凡、刘叶，2018)，能较好地评估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政策效应。

2.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HCW)

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也称为回归控制法，同样基于反事实思想，在评估政策处理效应时，需要从未实施政策的控制组中构造城市A不受政策干预的反事实值。Hsiao et al.(2012)认为估计反事实值的基础是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存在某些共同因子，使得控制组可以体现处理组的政策前状况，预测处理组不受政策影响的效果。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同样作为比较案例研究的一种方法，与合成控制法相比，两者的关注焦点和方法是不同的。Hsiao et al.(2012)认为合成控制法在确定控制组城市权重时，对控制变量、协变量个数以及参数的选择较为敏感，因而估计的反事实值$\hat Y$_lt⁰以及政策处理效果${\hat \alpha _{lt}}$也会对此敏感，为此，可以使用回归的方法去复制政策干预个体的路径，同时，在给定N的情况下，城市A的合成权重、反事实估计值以及政策处理效应将是唯一的。

具体的选择方法如下:

首先，对于1+N个城市样本，在未受到政府干预的N个城市中选择个数为j的合成控制组，则共有C_N^j种组合，根据每一种组合下的结果变量(Y_1t, ..., Y_it)去构造反事实值。

其次，根据拟合优度准则，筛选在不同的j值下，R²最高的一组城市，记为M^*(j)，进一步根据方程选择标准(AIC或AICc准则)，从M^*(1), ..., M^*(j)中选择最优的控制组M^*(m)。

最后使用最优控制组M^*(m)估计受干预的城市A在t=T₀+1, ..., T时的反事实值。真实值与反事实值之差即得处理效应。

面板数据评估方法不仅提供了选择权重的新途径，而且由于该方法放松了在合成控制法中合成权重必须为正的假设，特别对于因试验组数据较特殊，难以通过合成控制法合成“反事实”对照组的政策效应评估，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二) 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1.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从对外贸易水平、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三方面来评估综试区的经济效应。其中，经济增长用实际人均GDP来表示，对外贸易水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表示；产业结升级参考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表示。预测变量中，考虑试验城市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基础，以尽可能地反映出影响结果变量的因素，本文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表示当地消费能力，人均财政支出反映政府的行政支持程度，对外开放度反映其接受跨境交易的贸易基础，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反映当地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邮政业务总量反映当地快递业务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城市的人才集聚情况，人均道路面积表示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除产业结构水平外，均取对数处理。

本文数据除人均道路面积(aroad)来源于2019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外，其它数据均来自2001-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使用当年统计公报数据进行补充。各变量的选择及具体说明见表 1。

2.数据说明

考虑到第三批及以后批次的综试区成立时间较短，本文主要考察2015年批设的第一批和2016年1月批设的第二批综试区的经济效应。其中，为了保证所研究的综试区在考察样本期间不受其他重大政策的干预，本文排除了第二批综试区在成立前后被批准为自由贸易区的8个城市，最终选取第一批杭州综试区和第二批中的合肥、苏州、青岛、宁波综试区共5个试验城市作为处理对象。对杭州综试区而言，政策处理前期为2001-2014年，政策处理后期为2015-2019年；对于第二批次的四个综试区，政策处理前期为2001-2015年，政策处理后期为2016-2019年。

同时，选取2019年12月以后批复的第四、第五批综试区为控制组，以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同质性，且在样本期内没有受到综试区政策的影响。在排除数据缺失严重的8个城市后^①，最终基于2001-2019年6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① 具体为珲春市、绥芬河市、海东市、德宏市、满洲里、崇左市、延安市以及雄安新区市8个城市。

五、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一) 基于合成控制法(SCM)的结果分析

首先以杭州综试区为例进行分析，具体结果由Abadie等人开发的synth程序实现。

1.杭州综试区的经济增长效应

本部分首先实证检验杭州综试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合成杭州人均GDP的城市组合分别是中山市、嘉兴市等5个城市(表 2)。其中，中山市所占权重最大，为0.347，5个城市权重之和为1。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城市之间的权重并不代表线性关系，在更换处理组时，其合成权重以及所用的城市都将改变，因此不存在线性内推的问题。

表 3给出了在2015年综合试验区设立之前，真实杭州与合成杭州的人均GDP及其他预测变量的数据特征。可以看出，在政策处理前期，预测变量以及结果变量滞后项均较好地复制了政策实施前期杭州的经济特征。

杭州在2001-2019年的真实人均GDP和合成人均GDP的对比情况见图 1(a)所示，实线为杭州综试区真实人均GDP的走势，虚线为合成的杭州人均GDP的走势。其中垂线左侧表示在设立综试区之前，控制组中的合成杭州对真实杭州人均GDP的拟合情况；垂线右侧的虚线部分体现了合成杭州对真实杭州预测的反事实值，即杭州若没有建设综试区的人均GDP。在2001-2014年即政策处理前期，合成杭州的人均GDP与真实值的走势非常贴合，与表 3中两者的数值特征相一致，这说明使用该组合成城市估计杭州在2014年之后的反事实值，是较为合理的。

2015-2019年真实杭州和合成杭州的人均GDP的差值则为该政策的处理效应(图 1(b))。从图 1(b)可以看出，2015年之前，真实杭州与合成杭州人均GDP值之差围绕零值上下波动；从2015年开始，二者的差距为正并逐年扩大，说明杭州综试区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且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其促进作用越来越大。进一步计算综试区政策处理效应的大小(表 4)，2015年杭州综试区使地区经济相对增长了0.92%，2019年为2.20%。2015年至2019年，综试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处理效应为1.43%。

2.杭州综试区的贸易促进效应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试验”重点之一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贸易便利化，其最直接的效果应该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此，将进出口贸易总额作为结果变量，同样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实证检验。

从图 2可以直观地看出，真实杭州与合成杭州的贸易总额在2005-2010年间并不能很好的复制真实杭州的实际路径，原因是在此期间杭州的贸易水平比控制组中的任一个体都高，合成权重W中元素w_i≥0且$\sum\limits_{i = 2}^{N + 1} {{w_i}} = 1$的假设，决定了在合成控制法中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城市进行加权。但是这种情况下，苏治、胡迪(2015)认为只要处理对象在政策实施后具有较明显的效果，则可以忽略这一处理对象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证明这一政策是具有成效的；另一方面，下文换用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进行分析，这一方法由于放宽了合成权重必须为正的假设，可以较好地弥补杭州的贸易总额找不到合适的合成对象的问题。因此，本文保留此方法的结果，认为设立杭州综试区带来了较为明显的贸易促进效应。从效应大小来看，杭州设立综试区对贸易水平的促进作用从2015年的0.11%，持续增长到1.71%，5年来的平均促进作用为1.23%(见表 5)。

3.杭州综试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对跨境电商这种贸易新业态的规范与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对零碎化跨境包裹的管理，而是在于通过一系列集成创新达到以跨境电商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 完善整个跨境电商生态圈的目的。因此，本文使用第二、三产值的比重为结果变量，考察跨境电商综试区对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带动服务业水平提升是否显现成效。

从图 3可以看出，设立综试区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非常明显。在设立杭州综试区之前，杭州综试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与合成杭州的路径差异不大，均围绕在0值附近波动(图 3(b))；杭州综试区设立后，杭州综试区的产业结构水平相较于合成杭州出现明显上升，根据计算的政策效应值来看(表 6)，杭州综试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2016年已经明显，达到了10.83%，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5-2019年使产业结构水平平均相对增长了13.98%。

上述结果说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有力带动了物流仓储、信息咨询及技术支持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如杭州综试区政府在2018年开始实施“新外贸新服务新制造”计划，具体通过对跨境电商新业态孵化培育，新制造产业提升，新服务优化以及新品牌培育专项行动等活动，使产业链内各类型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加，也引导更多的资源投入或转移到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 基于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HCW)的实证结果分析

1.杭州综试区的经济增长效应(HCW方法)

同样以人均GDP表示设立综合试验区对杭州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最优R²，筛选出当控制组个体等于j时的最优M^*(j)，在AIC准则之下，当j=10时，AIC值最小，结果如表 7。可以看出，基于2001-2014年的数据，回归得到的模型拟合度较好，R²=0.998，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一组城市可以对政策后期杭州的人均GDP进行较好地预测。图 4直观展示了其拟合效果，在政策处理前期，合成杭州能够较准确的复制真实杭州的路径(包括折点处)，而在2015年之后，合成杭州的人均GDP与真实杭州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距，将这一过程的差值反映在图 4(b)。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前，真实杭州的人均GDP与合成杭州人均GDP的差值一直围绕在0值附近波动，但是在2015年之后，其差值逐渐上升，说明若没有设立综合试验区，则不会有如此高的人均GDP，即设立杭州综试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明显。

从计算出的政策处理效应大小来看(表 8)，在2015年，综试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0.55%，后期呈上升趋势，2015年之后的平均处理效应达1.54%，这一结果与合成控制法结果相近。

2.杭州综试区的贸易促进效应(HCW方法)

根据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检验设立综试区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效应(如图 5)。可以看出，自综合试验区设立以来，相较于合成杭州，真实杭州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根据计算出的政策效应大小(表 9)，可以看出综试区设立促进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1.69%，与合成控制法的结果接近。可见，综合试验区通过设立“单一窗口”，特别是杭州综试区首创的“六体系两平台”极大地促进了跨境电商企业出口报关水平，规范了政府及海关部门的监管模式；第三方信息技术平台的技术支撑，强有力的加速推动传统贸易企业经营模式转向“线上”，促进跨境电商企业实现贸易便利化、规范化，最终产生贸易促进效应。

3.杭州综试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HCW方法)

根据同样的步骤，合成结果如图 6。在2001年至2014年，杭州综试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与其合成值几乎重合，拟合优度为0.996。而在政策实施以后，杭州的产业结构水平与合成城市出现了较大差异，说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效应明显。

结合表 10可以看出，在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下，最初两年的政策效应较小，2017年及之后的促进作用依旧较大，与合成控制法结果基本一致。这主要是因为资源要素投入和转换需要在短期内较难完成，同时新兴产业的培育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一旦在新的产业或部门取得高额收益，则会加速资源的集聚，后期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愈发明显。

(三) 稳健性检验

虽然上述两种方法得到的处理结果相近，一定程度可以表明效应的稳健性，但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述结果并非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本文参考医学中安慰剂试验的方法，分别进行安慰剂检验。此外，为了避免因估计方法不同而引起的评估效应存在差异，文章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匹配得分法(PSM-DID)方法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1.基于合成控制法(SCM)的安慰剂检验

针对SCM的结果，本文参考王贤彬、聂海峰(2010)，王利辉、刘志红(2017)，选取在合成杭州时权重最大的控制城市进行分析。其中，合成杭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和产业结构水平时权重最大的城市分别为中山市、佛山市和温州市。

假定上述3个城市在2015年被批复为跨境电商综试区，若三市在2015年之后具有同样明显的处理结果，则杭州的处理效应可能是偶然的，并不是由其设立综试区的独特性所决定的。经检验，中山市、佛山市和温州市作为政策实施对象的真实路径与合成路径如图 7。可以看出，中山市、佛山市和温州市的真实值均上下交错稳定在合成值附近，未在2015年后出现明显的差距，可以说明设立杭州综试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并非偶然，上述三种效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2.基于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HCW)的安慰剂检验

对上述HCW方法的评估结果，采用控制个体的方法，将合成杭州时所选的10个控制组城市同时进行安慰剂检验。假定控制组城市在2015年被批复为跨境电商综试区，则对经济增长、贸易促进以及产业结构水平的政策处理效应如图 8中虚线所示。可以看出，在政策实施后期，杭州综试区的处理效应均位于10个所选控制城市的外部，说明杭州出现如此明显的处理效应是偶然现象的概率为9.09%(1/11)，因此，可以认为上述结果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3.基于PSM-DID的稳健性检验

双重差分倾向匹配得分法(PSM-DID)避免了仅用双重差分法选择控制组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可以用来验证前文评估结果的稳健性。表 11是用双重差分倾向匹配得分法对杭州综试区的政策效应进行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效应、贸易促进效应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综试区的成立提高了对外贸易水平，优化了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增长。且整体来看，杭州综试区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与本文用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数据评估方法的估计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六、跨境电商综试区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分析

本文采用上文中的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数据评估方法依次对第二批次成立的合肥、苏州、青岛以及宁波跨境电商综试区进行同样的分析。其中，苏州、青岛以及宁波综试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应用合成控制法时，难以找到合适的的控制组^①，因此主要以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进行检验。限于篇幅以及为了更加直观的描述结果，本文直接将计算出的平均处理效应整理至表 12，并列入杭州综试区的经济效应进行对比。值得说明的是，以下结果均在保证低MSPE^②以及高R²、低AIC值的前提下所得出的结果。总体来看，第二批四个综试区的贸易促进效应较显著，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还不明显。具体分析如下。

① 如同对杭州综试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处理一样，当处理城市的特征向量高于控制城市特征向量的凸组合时，则没有符合条件的权重去拟合处理城市，这也是合成控制法的局限之一。根据历年数据，苏州、青岛以及宁波综试区的贸易总额在全国基本位于前十位，而前十位中的其他城市均在前三批次中被设立为综试区，因此在合成控制法中，不管如何选择控制组，都不会找到合适的城市进行加权(在实证结果图示中，三个综试区均表现为处理城市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始终位于合成值之上)。

② MSPE(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即均方误差，衡量合成城市对处理城市的拟合程度。值越小，则拟合程度越好。

(一) 第二批次合肥、苏州、青岛及宁波综试区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表 12可知，合肥综试区的设立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显著，但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并未通过稳健性检验。具体来看，合肥综试区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在合成控制法(SCM)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法下，分别达到了3.45%和2.62%。合肥综试区虽然不具备临海港口的国际物流优势，但是，和综试区设立之前从宁波、上海等港口进行转运相比，现在可以直接在合肥综试区通关报检，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有利于建设辐射中部地区的全球商品集散中心，形成集约优势，促进了贸易水平的提高。但是合肥综试区出口的产品多以机械设备、家电等传统制造业产品为主，而相关服务业不发达，且政府对跨境电商关联产业的支持与引导较少，综试区设立后，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与转型较慢，因此综试区成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明显。

苏州综试区在两种方法下的实证检验均显示，综试区的设立对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平均影响作用较小，且出现与反事实值高低交错的情形，表明综试区的设立对苏州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本文认为，苏州综试区虽然是当时第一个被批复为综试区的地级市，产业基础较好，但是在制度建设上起步较晚且成效不大。苏州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于2017年6月上线，截至2020年初，其线上平台的注册企业有489家，相较于杭州综试区超过万家的数量，苏州综试区的成立对相关企业的引流作用较小，没有达到产业融合和集群的作用。其次，苏州综试区的服务产业基础薄弱也是一大原因。苏州以制造业集群的产业基础，造成了综试区内的产业集聚也多以制造企业以及传统外贸企业为主，相关服务企业主体较少，再加上政府的扶持政策多偏向于制造企业，对服务产业的制度创新较少，导致资源要素向关联产业转换的意愿和能力都较弱，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不明显。此外，苏州综试区的跨境电商产业渗透率虽然逐年上升但水平较低。2019年苏州综试区的跨境电商交易额为95.65亿元，仅占苏州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22321.4亿元)的0.43%，因此对贸易水平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青岛综试区的设立对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了显著影响，成立四年来的平均政策处理效应为1.01%。但是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认为，青岛综试区具有临港的区位优势以及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外向型经济基础；同时，综试区在统计监管、金融支持、智慧物流、信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规范和创新，提高了贸易便利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贸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政府的引导力度不足，综试区内缺乏龙头企业，集聚效应和产业融合的效果有限，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还不明显。

宁波综试区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效应逐年增加，平均处理效应为0.52%，但对产业结构水平以及经济增长还没有显著的效果。宁波综试区依据本地产业特色，创建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包括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线下跨境电商园区平台以及跨境物流平台在内的三个平台生态链，以及五大建设体系在内的“1+3+5”工程，极大提高了贸易便利化水平。但是，根据两种方法的实证结果，宁波并没有因为设立综试区而引起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对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宁波综试区制造业集群的产业基础，使其在完善产业链生态圈建设时对产业结构转换的作用不明显。作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宁波综试区具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多个超千亿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跨境电商的供应链基础雄厚，但是相关的物流辅助，跨境金融支持等综合服务能力仍有待加强，虽然可以依傍吞吐量巨大的宁波舟山港，但是对于跨境电商这种小批量多频次的贸易而言，成本较高、周转周期较长，国际物流仍是问题。

(二) 五大综试区经济效应的比较分析

比较表 12中五个试验城市的政策效应，并结合其各自的产业结构基础以及综试区制度安排的重点，有如下发现：一是第一批杭州综试区的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已经明显，但是第二批综试区四个城市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提高对外贸易水平的影响上，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杭州作为中国的电商基地，电商生态链完善，产业基础雄厚对跨境电商以及跨境电商关联产业的发展具有优势；同时作为先行探索的城市更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先行先试中创新了诸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因此在所研究的五个试验城市中表现突出。第二批次四个城市中，除苏州综试区外，综试区的设立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而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第二批四个试验城市的结果均不显著。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各综试区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进出口交易总额的比重较低^①，难以对经济产生带动作用，目前仅表现在对对外贸易水平的促进作用上。由于苏州、宁波、合肥、青岛等地的产业基础以制造业的集聚为主，传统制造业及外贸企业对传统路径存在依赖，且政府在政策的引导上力度不足，难以实现产业的融合与产业链的延伸，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也不显著。

① 虽然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进出口交易总额的比重(渗透率)在上述五个综试区逐年上升，但是在2019年，跨境电商渗透率仍较低，分别为17.01%(杭州)，2.81%(合肥)，0.43%(苏州)，8.10%(青岛)，12.75%(宁波)。

二是综试区的设立不仅有助于缩小地区间跨境电商发展基础的差异，还可以使内陆地区克服发展传统国际贸易的区位劣势，扩大对外贸易水平。在贸易促进效应中，合肥综试区对贸易促进的效应明显高于同一批次中的其他三个城市以及第一批次杭州综试区的政策效应。合肥综试区不同于青岛、宁波等沿海城市发展传统国际贸易的区位优势，也不具有杭州的“电商之都”的电商发展基础，其在跨境电商起步较晚，产业链不完善，监管服务体系不协同的情况下，综试区的设立带来的制度改革，使当地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更为便利化、规范化和自由化，体现在较为明显的贸易促进效应上；另一方面，由于跨境电商属于小批量、多频次的对外贸易，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大批量的贸易方式对港口等沿海区位的依赖，因此，在发展传统国际贸易缺乏区位优势，而跨境电商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内陆地区，可以通过充分利用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制度创新，激发跨境电商发展的潜力，成为提高对外开放的有效途径。

七、结论与启示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我国国内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需要我们牢牢把握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变，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循环畅通。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国家支持与规范跨境电商发展的制度高地，是国家推进贸易新业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的强有力举措，是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抓手。

在此背景下，科学的评估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经济成效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反事实视角下的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使用67个城市在2001-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杭州、合肥、苏州、青岛以及宁波前两批次中的五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杭州综试区的设立显著地提高了杭州对外贸易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经济增长，且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通过实证检验，本文肯定了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作为全国首个综试区，在先行先试、大胆探索过程中取得的积极成效，为综试区的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二、第二批的合肥、青岛及宁波综试区对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不显著，而苏州综试区对三种指标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说明第二批综试区的政策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合肥综试区在五个城市中的贸易促进效应最大，说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有助于缩小地区间跨境电商发展基础的差异，克服内陆地区开展传统国际贸易的区位劣势。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的政策启示是：

(1) 大力推广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经验证明，综试区对于促进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作用。在我国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加大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推广，以培育新产业和新业态，增添贸易发展新动能，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加大对非沿海城市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提高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内陆地区由于不具备沿海城市开展传统国际贸易的区位优势，可以利用跨境电商小批量、多频次的特点，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制度创新，激发跨境电商发展的潜力，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此，建议政府应加大对非沿海城市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以缩小内陆与沿海地区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差异，促进内陆地区更高水平的开放。

(3) 各综试区在借鉴杭州综试区的建设经验时，不能简单复制其做法，更应注重结合本地产业特色，主动探索，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完善综试区相关配套服务，积极引导跨境电商相关产业的发展，发挥综试区“跨境电商+产业集聚”的优势，为本地及周边地区外向型经济升级提供引领和示范作用。

本文在研究中还存在以下可拓展之处，一是跨境电商产业与与经济发展可能存在耦合关系，本文仅重点考虑了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对经济影响的单向关系。此外，本文以第一、二批综试区为例说明其政策效应，可能会由于其本身的发展基础优势，存在案例的非典型性，后续可以展开对其他综试区的研究，深入探讨综试区的建设成效；第三，可以进一步验证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是否可克服内陆地区发展对外贸易的区位劣势，以丰富数字贸易背景下国际贸易理论，加快内陆地区高水平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