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农产品质量安全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中需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能否在食品安全上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案，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为了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中央政府在加强立法提高惩罚力度、完善质量安全标准、建设可追溯体系等方面突出顶层设计的同时，不断强化地方各级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保障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初级农产品供应的稳定安全，中央政府便实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进入新发展阶段，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中央进一步压实党政同责要求，明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在最严格的问责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提升，2021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97.6%，新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2.6万个。^①近年来，中央交流了一批来自农业系统的领导干部至地方担任重要岗位，例如，2018年农业部原副部长叶贞琴履新广东省副省长，2020年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韩俊履新吉林省委副书记。因此，从地方官员视角研究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对国家食品安全战略实施和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具有现实意义。

① 国新办举行2021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7673/47754/index.htm。

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信任品的特殊属性及正社会外部性，消费者即使在消费后也难以判断农产品是否存在质量安全问题(Caswell et al., 1988)，而生产者出于生产逐利和损失厌恶会倾向于采取不规范的生产行为(程杰贤、郑少锋，2018)。因此，仅靠市场机制容易引发信息不对称、集体声誉危机等市场失灵问题，必须政府有效介入加强治理(龚强等，2013)。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实施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分级管理模式。政府治理实际上是作为实体的官员行为的体现(钱先航、曹廷求，2017)，烙印理论认为领导者过往经历会对战略选择产生影响(Simsek et al., 2015)。现有大量文献基于烙印理论探讨了官员的过往经历对相关治理领域的影响，如教育经历与教育供给(Besley et al., 2011)、留学经历与FDI(高雄伟、董秘刚，2017)、金融官员与隐性债务风险(李建发等，2021)等，近年来也拓展到地方官员涉农相关经历的研究，如知青经历与乡村振兴(杜博士、徐济益，2019)。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地方官员在地区资源配置上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激励也有能力通过财政资金等资源配置促进偏好领域的发展(Hayo and Neumeier, 2014)。上级政府以目标责任制为考核约束，当无法确定地方官员为完成目标所提供的真实努力时，便以邻近地区作为“标尺”进行衡量(Maskin et al., 2000)。中国地级市的空间地理位置相互交错，邻近城市的自然人文经济资源较为相近，官员的标尺竞争使得邻近城市的合作和竞争关系更为紧密，地方官员在本地区的治理成效引发邻近地区学习借鉴，产生决策的策略性模仿(张振波，2020)。

鉴于此，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管理的现实背景下，结合烙印理论和地方官员治理行为策略互动，本文探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地方官员的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第一，具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拥有农业和农产品质量方面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更加熟悉，能更有效的利用资源配置和政策引导等途径支持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由此是否会对本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产生影响？第二，如存在影响，则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区域间策略互动行为，使得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区域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产生溢出效应？第三，这种溢出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使用2008-2018年中国地级市的数据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方官员涉农经历不仅提升了本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经济和农业发展水平、不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同涉农经历类型下，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地方官员的研究延伸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弥补现有相关研究未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一重要治理领域的空缺，丰富了地方官员作用论。第二，拓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研究。区别于已有仅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外部效应纯理论探讨式研究，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空间溢出影响，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跨区域治理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持。第三，将地方官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研究拓展到地市级层面，更符合客观现实和区域关联特征，为实践中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提供了更精准的地方官员微观切入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认知烙印视角：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

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下，地方官员的行为选择逻辑是理解治理效果的关键，衍生出了晋升锦标赛、标尺赛等众多理论模型(Maskin et al., 2000；周黎安，2007)。作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完全理性人假设的补充，高阶理论以人的有限理性为前提，认为领导者的个人特征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他的战略视野、认知和价值观，从而对战略选择产生差异化影响，最终体现在组织绩效上(Hambrick and Manson, 1984；Hambrick，2007)。烙印理论提出这种差异来自于过往经历的差异，包括宏观环境、组织环境和家庭生活环境(Simsek et al., 2015)。过往经历对个体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即使后续环境发生了改变，这种影响依旧持续存在(Marquis and Tilcsik, 2013)。中国治理体系下的政府与企业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政治上的集权保证上级政府可以像董事会那样制定激励规则，财政和经济分权赋予地方官员一定的行政权力，可以像公司管理者那样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更好的绩效。地方官员作为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即便面临相同或相似的制度环境和激励规则，其不同的专业背景、任职经历等个体经历特征异质性，使得其在战略抉择和工作思路上带有自身经历的烙印，在现实中表现为官员能力的不同，从而使辖区经济绩效呈现差异(姚洋、张牧扬，2013)。

现有文献已将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应用于地方官员涉农相关经历的研究，如杜博士、徐济益(2019)考察了具有2年以上知青这一特殊时期经历的省委书记，对任职地区的“三农”投入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李树、许峻桦(2018)论证了接受过经济金融类专业教育、具有经济金融部门任职经历的地方官员会推动农村金融发展。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综合研究农学专业背景、农业相关工作经历等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结合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涉农经历会影响官员对农业农村的个人认知、价值观、行为偏好等，使得其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下农业提质转型的基础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且这种影响是长期连续的、贯穿始终的。随着财政分权、简政放权，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分配、区域政策制定上拥有相当程度的决策权和控制力，地方官员可以灵活借助财政支持或者政策承诺方式推动自身执政理念的落实。当拥有涉农经历的官员走上领导岗位并掌握地区资源配置权时，他们会更多地向农产品高质量发展领域倾斜，会顺应人民群众对优质安全农产品供给提出的新要求，更加重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最终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治理效果。

相比于不具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具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存在以下路径：一是调配地方财政资源增加涉农财政资金支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过程中，公共财政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通过对农户的安全生产补贴等措施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外部收益内部化，农户才可能主动遵守安全农产品生产标准(王建华等，2015)。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官员拥有财政资金支配上的自主权，可以通过审议财政预算决算、就相关问题进行批示等手段发挥领导作用，影响财政资金投向，参与相关的经济社会治理活动(杨良松、庞保庆，2014)。地方官员的经历特征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模式，高学历地方官员在财政支出选择上会偏好于提高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支出比重(王贤彬、徐现祥，2014)，具有本地任职经历的市委书记会倾向于提升社会性支出比重(Persson and Zhuravskaya, 2016)。因此，具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可以通过加大涉农财政资金支出，以补贴等方式增加农户对绿色安全农产品有效供给，从而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二是通过调配地方行政资源。随着简政放权等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省级权责按照应放尽放的原则下放到地市级，地方官员在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拥有调配地方资源的较大自主权。具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在认知烙印的影响下，潜在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治理更为关注，通过出台加强行政监管、安全监测等方面的政策，以及向公众承诺严厉处罚违法生产行为等方式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辖区内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对领导思想动向的注意，采取策略性行为(章文光、刘志鹏，2020)，对辖区内其他资源的分配产生符合地方主政官员关注点的影响，共同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成效。

综上，具有农学专业背景、农业相关工作经历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对于保障中国国情、农情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认知会更加深刻，对高质量农产品供给的重视程度高、有更加强烈的优先选择决策偏好，同时也更有经验和能力运用地区资源配置等途径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本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存在正向影响。

(二) 策略互动视角：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空间溢出影响

地方官员并非完全独立的个体，其行为决策不仅会考虑到本地区治理实际需求，也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从而在政策制定或执行上与邻近地区形成策略互动。关于策略互动关系的激励机制最具代表性的是公共支出的溢出效应(Fredriksson and Millimet, 2002)、流动性资源竞争(Brueckner and Jan, 2003)以及信息不对称下的标尺竞争(Besley and Case, 1995)三种经典理论。在信息不对称下，民众与中央政府以邻近地区为“标尺”评价当地政府行为，因此地方官员施政时更倾向于向邻近地区“看齐”，带来了地方官员的策略性模仿行为。

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空间溢出影响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目标考核内容的改变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由逐底竞争转向竞相向上竞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目标考核主要是基于地区经济发展绩效，单一目标的考核体系会导致地方官员对考核以外其它领域的关注不足，比如无法短期变现为经济指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等供给不足(孙伟增等，2014)。为此，地方官员考核体系逐步从单一指标到多元考核目标体系调整，标尺竞争的内核发生转变(Gao，2015)。2006年中组部试行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政绩考核范围，成为地方官员多元考核目标之一。在多元目标考核下，地方官员需要充分统筹辖区内的各类资源，确保经济增长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考核目标的全面完成，避免相对绩效考核落后或者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而被一票否决(郦水清等，2017)，因此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竞争模式也从逐底竞争转向策略互动的竞相向上竞争(张振波，2020)。

二是邻近城市标尺竞争的策略互动。根据空间地理学第一定律，邻近城市应具有密切的区域相关性(Tobler，1970)。现有文献已论证了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开发区设立等方面均存在与邻近地区的策略互动行为，如欠发达地区对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决策反应更为敏感(Chen et al., 2019)，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更多是对经济发展水平高的邻近地区的模仿行为(邓慧慧、赵家羚，2018)。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地方官员在治理中承受着来自上级政府和社会民众的双重压力，且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保证其高质量的供给有利于吸引流动资源流入。因此地方官员在治理过程中更加倾向于参考其他地区的已有做法与经验，采取在制度环境下已被广泛认可的政策措施，将之移植复制到本地区。特别是邻近地区的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相似、市场间的作用和互动更强、技术交流和信息获取更为便利，地方官员需要向上级政府证明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努力程度不低于周边城市，从而参照或者模仿周边官员已经实施的政策举措作出治理决策行为，随之带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情况的改善。因此，在标尺竞争的策略互动下，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区域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8年我国293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①以三聚氰胺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曝光的2008年为初始年份，从这一年开始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增强。研究对象为市委书记，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和各地方政府网站等公布的干部资料，通过人工搜索、核对并进行电子化整理而成，着重梳理了履历背景中的涉农经历，建立地市级地方官员数据库。年均降水量(pptn)、年均温度(temp)、耕地面积(land)、人均GDP对数(lnpgdp)、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agri)、人口自然增长率(pop)等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① 对所有变量根据年份和城市进行匹配和部分缺失值差补后，有效样本量为163个地级市。

(二) 计量模型构建

1. 基准模型

本文采取以下基准模型检验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本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

$ {y_{it}} = {\beta _0} + \sum\limits_{i = 1}^m {{\beta _{it}}} E{X_{it}} + \sum\limits_{i = 1}^m {{\alpha _{it}}} C{V_{it}} + \varepsilon $

(1)

其中，y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EX为地方官员涉农经历，CV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体，包括地方官员个体特征控制变量和地区控制变量；ε为扰动项，i代表地级市，t代表年份。

2.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在使用Moran’s I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基础上，^②从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LM)三类代表性空间计量模型中选取合适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同时包括了来自邻近地区被解释变量和空间滞后变量的双重影响，通常会首先考虑空间杜宾模型的设定，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系数的改变，来设定其他两类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的设定如下：

② 受篇幅所限，Moran’s I指数公式予以省略。空间自相关判断标准为：当Moran’s I指数的取值处于(0, 1]范围内时，表示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当其处于[-1, 0)范围内时，表示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当其近乎于0时，说明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 {y_{it}} = \rho \sum\limits_{j = 1}^n {{w_{ij}}} {y_{jt}} + \beta {x_{it}} + \gamma \sum_{j = 1}^N {{w_{ij}}} {x_{jt}} + {\sigma _i} + {\mu _t} + {\varepsilon _{it}} $

(2)

$ {\varepsilon _{it}} = \lambda \sum\limits_{j = 1}^N {{w_{ij}}} {\varepsilon _{jt}} + {\varphi _{it}} $

(3)

y为被解释变量，y_it为本地区的被解释变量，y_jt为邻近地区的被解释变量；x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合集，x_it为本地区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合集，x_jt为邻近地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合集；σ_i为地区效应，μ_t为时间效应，ε_it为空间自相关的误差项，w_ij为空间矩阵；ρ为空间滞后项的系数，表示邻近地区的被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方向和程度；β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γ为邻近地区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系数；λ为空间误差项的系数。当式(2)和式(3)的系数发生变化时会产生其他计量模型。如，当γ=0且λ=0时，空间杜宾模型就会转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当γ+λβ=0时，空间杜宾模型就会转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三)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qs)。质量信号的有效传达可以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任品属性转化为搜寻品属性，政府质量认证不仅有利于将质量信息通过权威标签传递给消费者，也有助于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Caswell et al., 1988)，国际通用HACCP和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是典型代表。本文用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来替代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首先，地理标志农产品符合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认可的代表农产品质量高水平发展方向，拥有完善的认证体系、权威的认定机构向消费者提供具有公信力的质量安全信号，具有商标品牌和信用产品等重要经济学属性(廖翼，2021)。其次，“地名+农产品名”的命名方式使其具有明显的区域边界特征，能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文化历史等特有属性(董亚宁等，2021)，是契合本研究主题区域空间效应的样本。我国地理标志有3套保护体系，通过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申请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原国家工商总局)申请的地理标志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国家质检总局)申请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数据来自3个部委的数据公开网站，原农业部数据来自于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网，原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来自于中国商标网，原国家质检总局数据来自于中国地理标志网，剔除重复认证和非农产品类数据，并按地理范围进行划分，手动整理获得。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地方官员涉农经历(agri_exp)。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管理和党政同责制，本文的地方官员主要指地级市委书记。《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明确地方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现实中，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多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的结果，需要从加大财政投入、加强监管执法等多方加以统筹协调，不仅事关地方发展战略，也关联到区域内资源配置，这些重大决策通常需要市委常委会决定，市委书记作为“一把手”通过资源调配等施加影响的作用更加明显，在保障本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责任和领导地位也最为突出。借鉴文雁兵等(2020)研究，涉农经历包括：(1)农学专业背景，指农业类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教育。(2)农业部门工作经历，指在各级农业、林业、海洋渔业等部门工作经历。(3)乡镇工作经历，指在乡级、镇级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4)知青经历，从1955年到198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果具有以上四种经历中的任何一种及以上，记为1，否则记为0。

3.空间权重矩阵。选取3种矩阵：(1)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₁)。假定距离近的城市互动行为更为明显，w_ij为城市i与j两地质心距离平方的倒数。(2)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₂)。以人均GDP差异来衡量经济距离的邻近程度，w_ij为时间区间内城市i与j两地年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差的倒数。(3)Rook邻近矩阵(W₃)。假定两个城市有共同边界时空间关联才会发生，城市i与j有共同边界用1表示，否则以0表示。本文对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实证研究时选择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初始检验，选择经济距离权重矩阵、Rook邻近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

4.控制变量。分为两部分：(1)地方官员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借鉴徐现祥、李书娟(2019)、Jiang(2018)的研究，选取①性别(gender)，男性记为1，女性记为0；②年龄(age)，即地方官员任职当年的年龄；③学历(edu)，大专及以下的记为1，本科记为2，硕士记为3，博士及以上记为4；④籍贯与任职地是否一致(native)，一致记为1，不一致记为0。(2)地区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控制变量。借鉴赵金丽等(2015)的研究，选择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特有属性相关的年均降水量(pptn)、年均温度(temp)和耕地面积(land)等自然资源控制变量，人均GDP对数(lnpgdp)、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agri)等经济资源控制变量，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pop)等社会资源控制变量。

四、实证研究 (一) 描述性统计和基础检验

1.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的均值为1.499，标准差为12.25，各地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差异较大；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均值为0.553，标准差为0.503，分布较为均衡；其它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均处于较为合理的范围。由此数据集而得出的地方官员涉农经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结论较为可靠。

2.基础检验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代理变量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为0-35之间的离散变量，0的比例达45%，高度符合计数和排序模型中零膨胀(泊松分布或负二项式)模型的特征。表 2中χ²用来判断选择泊松回归还是负二项式回归，Vuong统计量用来判断使用零膨胀模型还是正整数模型，结合两个统计量判断，使用零膨胀泊松模型作基础检验。表 2显示，涉农经历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5%统计水平显著，验证支持了H1。给定其他变量，相较于没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管辖地的地理标志产品平均数量增加0.178个。

3.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到不同程度的涉农经历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产生差异化影响，将不同类型的涉农经历叠加进行稳健性检验：仅有一种涉农经历记为1、有过两种经历记为2、三种经历记为3、四种经历记为4。表 2显示，涉农经历程度的系数正向显著，表明随着多种类型的涉农经历叠加，涉农经历的认知烙印影响加深，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2) 考虑到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可能存在滞后性，选择滞后一期、二期、三期做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2显示，涉农经历的影响系数均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说明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的影响是持续的。

(二) 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1.空间自相关检验

表 3显示，2008-2018年基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Moran's I指数全部为负，大多数年份的检验结果显著。地级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存在负向的空间自相关，表现出低值与高值相邻、高值与低值相邻的特征。这说明虽然邻近地区农业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条件较为相似，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区域差异依然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高的邻近市的农业水平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这种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地方官员的差异化竞争策略造成的，不同经历的地方官员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点不同，尽管发展环境近似，但可能更重视其他领域的发展而非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

2.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首先对混合OLS模型和普通面板模型的残差进行检验，以判断其是否具有空间计量模型的建模条件。表 4显示，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混合OLS模型和普通面板模型的检验结果多数显著，满足建立空间计量模型的条件。Hausman检验表明在1%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应该构建包含固定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LR检验和Wald检验均显著，表明包含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DM)不会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SLM)或空间误差模型(SEM)，因此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矩阵下都应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按照Log-L最大化原则，选择包含空间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三) 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结果在表 5显示，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地方官员涉农经历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支持了研究假设H2，地级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会受到来自邻近市的地方官员涉农经历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来自于面对纳入目标考核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地方官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治理效果会引发邻近市的学习和借鉴，从而产生正向溢出影响。同时采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和Rook邻近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一致。

进一步将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表 6显示，在地理距离矩阵下，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中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直接效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支持验证了研究假设H1，即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本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间接效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邻近区域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本区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也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H2。总效应通过10%显著性检验，说明本区域和邻近区域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共同对本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本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可以通过本地官员的涉农经历影响提升，也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外溢效应提升。采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和Rook邻近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一致。

五、进一步研究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农业资源禀赋差异较大，面对上级政府的多元目标考核时，地方官员会结合本地发展基础和实际需要等自身条件，对经济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多重目标进行优先序的决策选择。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农业大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同分位数以及地方官员不同类型涉农经历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

(一) 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以地级市人均GDP均值的25%、50%、75%分位数为标准，将地级市总体样本分为四组，各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区间分别为：[6814.25，16083.5]、[16083.5，28216.95]、[28216.95，35218.25]、[35218.25，113092.5]。^①实证结果如表 7显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50%分位数以下的城市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两种权重矩阵下，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其产业结构中农业增加值占比及贡献率较高，邻近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地方官员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竞相向上标尺竞争和策略模仿比较明显。75%分位数以上的城市只有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处于50%至75%之间的城市，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没有空间溢出效应，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位置城市的地方官员可能存在差异化竞争，促进城市发展的主要关注点并非集中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

①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单位是元；由于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1年，因此使用通货膨胀率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平减后计算平均值。

(二) 考虑农业大市和非农业大市的差异

以2008-2018年地级市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均值的中位数为界限划分农业大市和非农业大市，超过中位数的为农业大市，否则为非农业大市。表 8展示了农业大市和非农业大市的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溢出效应的差异。农业大市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两种权重矩阵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都具有正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农业大市地方官员涉农经历仅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空间溢出效应。这说明相较于非农业大市，农业大市的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邻近城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溢出影响更加明显。

(三) 考虑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同分位数的差异

以代理变量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均值分位点代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同分位数。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均值的25%、50%、75%分位点的值分别为0、1和2。实证结果如表 9显示，50%分位数以下的城市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两种权重矩阵下，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50%-75%的城市仅在经济距离矩阵权重下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75%分位数以上的城市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具有空间相关性。这说明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邻近城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溢出影响主要集中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中位数及以下城市，对于更高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城市未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

(四) 考虑地方官员不同类型涉农经历的差异

根据前文将涉农经历具体分为农学专业背景、农业部门工作经历、乡镇工作经历、知青经历四类，实证结果如表 10显示，不同类型的涉农经历对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具有差异化影响。乡镇工作经历的影响最为显著，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两种权重矩阵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农学专业背景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知青经历和农业部门工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没有显著的溢出影响，可能是因为知青经历是过去一段特殊时期的经历，1980年正式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近年的地方官员都未能经历过这段时期；本文未将工作经历时间的长短纳入分析，农业部门工作经历可能要达到一定时长才能发挥效应。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2008-2018年中国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通过理论分析和零膨胀泊松、空间杜宾等模型实证探讨了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相较于其它地方官员，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能够显著提升地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验证了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领域的适用性，这种正向影响在滞后三期内均为显著，随着地方官员涉农程度增加影响更加明显。第二，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结果显示，本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既受到本区域的地方官员涉农经历的影响，也受到了邻近区域地方官员涉农经历的溢出影响。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人均GDP处于50%分位数以下城市和农业大市的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中位数及以下城市，地方官员涉农经历的空间溢出影响较为显著。不同类型的涉农经历中，乡镇工作经历的空间溢出影响最为显著。

本文将地方官员过往经历的研究延伸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并探讨在标尺竞争下地区间策略互动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作用。研究启示如下：第一，本文从理论上丰富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领域的研究文献，拓展了官员过往经历研究视角；研究证明了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能显著提升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说明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治理更需要有相关涉农经历的领导干部参与，为现阶段我国高度重视“知农爱农”干部培养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支撑。第二，从地方官员的角度对提升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方向。对于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迫切需求的地区，可以通过在区域中心配置具有涉农经历的党政领导干部，做好目标考核的制度设计，针对性激励地方官员的竞争意愿，以期提升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同时，重视党政领导干部的涉农经历培养，把熟悉农业农村政策和农情作为基本功、必修课，在干部培训中增加农业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内容及培训学时，加强对乡镇等基层工作经历培养，切实提高地方官员的工作水平。

尽管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待改进之处。第一，受制于地级市部分自然资源数据的缺失，有效样本量占初始样本量的比例为55.63%，可能无法全面反映整体样本情况。第二，受限于农药残留、产地污染、激素超标等尚无公开、涵盖所有地市的数据来源，本文选用政府认证的代表高质量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代理变量，可能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衡量不够全面。第三，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机制，从实证角度论证了结果但尚未揭示其机制和影响渠道，内生性问题也未完全排除。这些都是未来可改进和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