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营困境作为企业成长必须面对的挑战(Penrose, 1959)，企业会实施何种战略决策以应对？企业行为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认为：期望水平作为决策者感知成功和失败的重要参考点，其将一个连续的绩效度量转换为一个离散的划分成功或失败的度量指标以简化对于组织绩效状况的评估，是行动者的决策依据。当期的实际绩效低于期望水平时，组织会启动问题搜索以寻找解决方案，并具有冒险倾向；如果在下一期实现解决方案后，组织绩效仍然低于期望水平，则重新启动问题搜索，直到绩效恢复至期望水平才停止冒险决策(Cyert and March, 1963; Greve, 2003a)。这一分析框架潜在的逻辑假定：每一期离散的绩效反馈(战略调整的后果)是即时生效的，会相应触发下一期的问题搜索和战略调整行动。显然，传统企业行为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单期绩效不佳的强度，即企业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的差距及其所触发的战略调整，然而组织战略具有的连续性和延时性决定了独立时间点对应的单期绩效反馈并不足以刻画组织应对动态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决策过程(Greve, 2003a；Yu et al., 2019)，时间持续性在绩效反馈的研究中日趋显要。

时间作为战略的中心(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是所有战略变革研究的共同基础(Kunisch et al., 2017)，对于组织战略、绩效和生存而言至关重要(D'Aveni et al., 2010；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已有越来越多研究强调对时间维度的重视，如心理学研究早已注意到绩效持久性对决策和行动的影响(Neef et al., 1964)，之后的研究关注企业策略实施持续时间与绩效的关系(Kiss and Barr, 2017)，或探究企业重要资源对绩效状况的影响持续时间(Papazoglou and Spanos, 2021)等等。Turner(2014)表明透过时间视角能更清晰理解组织行为，循环行动周期所形成的时间结构对组织决策行动具有关键影响(Turner and Rindova, 2018)。Haleblian and Rajagopalan(2005)认为持续时间可能会影响管理者的态度以及最终战略变革决策。故本研究认为，在绩效反馈机制中强调时间要素以探究企业战略响应是必要的。首先，时间是多维度的(Zimbardo and Boyd, 1999)，对过去时间的聚焦会与消极的表现相关(Shipp and Aeon, 2019)；聚焦于当下则会导致冲动、风险寻求等(Nadkarni and Chen, 2014)，表明了时间焦点(temporal focus)会凸显过去或是未来的某些要素来强化当下或是未来的行为结果(Levasseur et al., 2020)。其次，战略决策制定过程是高度复杂的资源安排和流程配置(Petrou et al., 2020)，需要搜集、分析和整合大量内外部有效信息(Samba et al., 2020)，以至于从绩效反馈到战略实施通常存在时间延迟(Cohen et al., 1972)。再者，改进组织的战略行动是由绩效不佳所引发的，若在寻找解决方案过程中绩效表现恢复至期望以上，那么待绩效不佳状况再次出现时该方案才被提上议程(Cyert and March, 1963; Greve, 2003a)，加之长期的绩效不佳相比偶发的绩效不佳状况更可能会引发组织变革(Haleblian and Rajagopalan, 2005)，以至于单期的绩效反馈并不足以准确反映实际的战略响应。尽管持续时间维度对于探究企业战略响应而言十分必要，但在战略研究中通常被忽略(Yu et al., 2019)，尤其缺乏对于绩效不佳持续时间的关注和讨论(Haleblian and Rajagopalan, 2005；Iyer et al., 2019)。基于此，本研究将时间持续性纳入绩效不佳反馈机制之中，创新性地提出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时长，即企业绩效低于期望水平的持续时长(Yu et al., 2019)，探究受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威胁的企业战略响应。

威胁刚性理论提出，组织在面对内部或外部环境引发的经营困境威胁时，会对失败产生极其强烈的担忧(March and Shapira, 1992)，处于极端消极的风险规避状态，丧失经营能力(Staw et al., 1981)。然不同于过往威胁刚性理论研究着重关注于单期极端的绩效不佳强度，本研究强调对时间维度的关注，认为企业持续性的绩效不佳是一个无限趋近于生存水平的过程，由此刻画了一种更加现实的威胁情境。因为在实际中企业尽管受到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威胁，在难以断定的破产时刻之前其仍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以扭转局势。此外，对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曲率分析表明，组织面临经营不佳困境时，行动表现更倾向于体现为风险中性(Bromiley，2010)，即便在绩效落差困境之下组织战略变革调整会受到一定的削弱，但并不会完全放弃冒险行为(贺小刚等，2017)。因此，随着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性地深化，企业更可能会采取相对低风险的积极战略调整行为，在博得生机同时避免高风险战略导致威胁困境加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一直被认为是扩大企业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选择选择。企业通过在OFDI过程中的学习和知识发展，相比其他不进行国际化的竞争者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最终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Johanson and Vahlne, 1977)。处于持续经营困境之中的企业会受到严重负面结果的威胁，如失去利益相关者支持、合法性丧失乃至破产等，会促使他们采取积极的战略变革以获取新的资源(Morrow Jr et al., 2007)，而企业通过国际化战略能获得更多重要的自然资源或战略资源(Chen et al., 2018)，其自身所有资产的跨国使用又能够使其具有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和经营水平(Caves，1996)。尽管OFDI存在一定的风险，但企业可以通过OFDI地理区位选择及自身资源能力来有效的降低这一风险以最大化收益(Li et al., 2020)。基于此，本研究以上市公司OFDI区位制度距离选择策略作为研究背景，探究持续绩效期望落差企业的战略调整风险倾向。为检验前文所述理论逻辑，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上市企业国际化数据库：基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来自国内外权威数据库的不同层面数据进行匹配，经过清洗匹配后形成2008~2015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绩效不佳持续性地深化，企业在采取OFDI积极战略调整时会选择相对保守的区位制度距离决策；高管海外经历和企业规模会进一步强化上述关系，而行业竞争程度则会弱化上述关系。

上述研究发现能够带来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在绩效反馈分析机制当中补充了时间维度价值，为全面深入理解持续绩效不佳困境企业的战略响应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研究提出绩效期望落差时长，弥补了过往绩效反馈研究中由于缺乏对持续时间的考虑而导致对企业行为响应分析不充分的问题。第二，整合了不良绩效反馈的研究区间，丰富了威胁刚性理论的研究情景。已有威胁刚性理论研究由于缺乏对时间维度的重视，在极端而脱离实际的视角下剖析企业消极的战略应对，极大了降低了该理论的解释力。本研究用绩效期望落差时长来衡量企业威胁情景，解决了威胁刚性理论研究中对参考点设定的单一极端性和威胁情境判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更加全面而实际地反映了企业的战略响应。第三，从威胁刚性理论视角出发，将企业绩效状况作为影响国际化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丰富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前因研究。

本研究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最后是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与讨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过往绩效反馈研究重点围绕于绩效不佳强度，使得绩效不佳持续时间在战略研究中未得到充分的重视(Yu et al., 2019)。本研究认为，持续性的绩效不佳对企业战略行动具有重要影响，持续过程中所积累的经营困境压力会迫使组织无限逼近于所感知的生存威胁点。Greve(2003a)提出探究绩效反馈对企业行为的影响需要考虑时间问题(the timing problem)，形象地提出“将低绩效反馈对组织的影响看作是将石子扔入水中”。落入水中荡起的波纹不是只有一圈，而是层层向外扩散，意味着当期的绩效反馈对企业行为带来的影响不局限于当期时间点，还会波及未来多个时点的企业行为响应；当第二颗石子落入水中，其很可能会放大第一颗石子的影响效果。因此似“涟漪效应”般，每一期的绩效不佳状况可能会叠加影响下一期的企业行为，继而加剧企业战略变革行动，所以持续性与暂时性的绩效不佳会对企业战略产生不同的影响(McKinley et al., 2014)。此外，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的高度复杂性(Petrou et al., 2020; Samba et al., 2020)以及绩效回升和下跌对战略行动实施产生的不确定性(Cyert and March, 1963; Greve, 2003a)，使得企业从唤起变革意识到开始实施战略调整存在“时滞效应”，即企业应对绩效反馈的战略响应实施具有延迟性(Cohen et al., 1972; Greve, 2003a)，而忽视时间价值的单期绩效不佳强度不足以全面概括导致企业战略行为的绩效反馈。时间要素在战略研究中的重要考量意义引发了当前许多绩效反馈研究对于持续时间的关注，已有研究发现经营绩效期望落差的持续性对企业变革(贺小刚等，2017)和组织创新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Yu et al., 2019)，并且其作为关键因素导致组织远程问题搜索，如实施更远距离、不相关的并购(Iyer et al., 2019)，此外还有研究比较不同参考基准的绩效反馈对组织创新行为带来的影响持续性(Ye et al., 2021)。

传统的威胁刚性理论否认经营困境企业具备抵抗的动机和能力，表现出极端强烈的风险规避(Staw et al., 1981)。过往研究者通常将企业经营困境视为一个静态的过程，忽视了时间要素对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影响(Turner and Rindova, 2018; Yu et al., 2019)，仅关注单期节点的绩效不佳强度对于下一期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并主观地设定组织的生存水平，如将触发威胁刚性反应的参考点设置为破产点(Shi et al., 2018)，或模糊地视企业处于“绩效非常低时”的情景为困境威胁(Shimizu, 2007)，仅考虑单期极端状况或对威胁的主观模糊设定导致威胁刚性理论研究存在脱离实际的局限性。而且绝大多数关于威胁刚性理论的研究大都将风险规避与采取战略调整对立起来，认为企业在面对威胁时承受巨大压力、重视资源的留存，不具备采取战略调整的动机和能力，表现出极端的风险规避(Staw et al., 1981)。然而基于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的威胁情境下，理性组织组织并不会完全放弃冒险行为，而是会采取风险可控的积极战略调整行为。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高管声誉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产(Milgrom and Roberts, 1982)，影响着高管的收入以及在经理人或董事市场的就业前景。高管声誉与企业的业绩、声誉相互影响(Fetscherin, 2015)，如企业财务披露会影响高管声誉(Kaplan et al., 2015)，企业的财务状况与高管声誉是“水涨船高”的关系(Johnson et al., 1993)，企业绩效良好能为高管带来较高的声誉(Wade et al., 2006)，企业破产则可能导致高管在经理人或董事市场中遭受污名化，因此对自身声誉和未来工作前景的维护不允许高管对企业的存亡放任自由。此外，实际中，在组织滑落至资源极度匮乏而无法做出任何调整的生存水平之前，往往存在时间、资源和动机去实施战略调整以应对绩效困境威胁；而采取积极战略行动能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并有利于改善竞争地位，且企业绩效会随着企业的竞争性活动的增加而提升(Young et al., 1996)，所以持续绩效落差困境中的企业仍可能采取存在风险的积极战略调整行为。因此，本研究基于绩效反馈视角，对企业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与OFDI区位制度距离决策的讨论有助于扩展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前因研究，同时丰富威胁刚性理论的研究情境。

(一) 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对企业OFDI区位制度距离选择的影响

持续性的绩效期望落差如何影响企业实施OFDI区位制度距离决策？绩效不佳也可能导致企业为获得当下难以获取的资源而进入新的市场(Ref and Shapira, 2017)，但新市场中同样存在着需要克服的风险和挑战。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所构成的制度距离(Kostova and Zaheer, 1999)给企业的跨国经营带来了构建合法性和克服外来者劣势的挑战(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Wan et al., 2020)。根据威胁刚性理论，当企业处于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的经营困境下，其信息处理能力下降，流程控制趋于标准化，并减少预算和削减成本以强调效率，当前所面临的资源紧缺和经营压力会降低其战略行动的冒险倾向(Staw et al., 1981)，故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更倾向于降低所需面临的风险水平以确保生存和发展。此外，企业OFDI区位与母国间的制度距离越大，其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的挑战也越大(Gu et al., 2019)。因此，当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时长越长，企业在OFDI区位制度距离选择策略中更趋于保守。

具体而言，获得程序合法性与结构合法性使得组织被利益相关者视作“正确的组织”以得到支持与信赖(Suchman, 1995)，故“外来者”受到制度趋同压力(DiMaggio and Powell, 1983)，需要通过使内部管理流程和组织架构适应当地市场制度要求以获得合法性(Oliver, 1992)。受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威胁的企业在实施OFDI战略时，更重视加强控制、提高运营效率以及降低国际化成本(Staw et al., 1981)，因此期望通过移植组织特征以保证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管理程序、组织架构等保持较高的一致性，提高运营管理效率，且尽可能地降低获取程序和结构合法性所需要投入的组织内部变革成本。而通过采取近制度距离区位决策，有利于经营困境企业在东道国奉行与母国相同或相似的战略以降低在信息处理、规划、协调和差异化方面的成本(Cuervo-Cazurra et al., 2018b)，且在局部区域进行国际化扩张(Rugman and Verbeke, 2008)还有助于其将母国知识应用至具有相似特征的邻国(Cuervo-Cazurra et al., 2018a)，降低了由于母国与东道国间制度和市场知识的巨大差异而对经营困境企业造成的交易协调成本(Denk et al., 2012)和融资困难(Gu et al., 2019)，与其对于控制、效率和成本的追求相契合。因此采取近制度距离的区位决策有利于经营困境企业有效率地推进合法性构建以克服外商劣势，降低国际化经营风险，减小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威胁加剧的可能性。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随着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时长增长，企业实施OFDI时会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更相近的国家。

(二) 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OFDI区位制度距离选择关系的情景机制分析

企业行为理论认为，组织在绩效低于期望水平时会采取具有风险性的战略变革调整，而企业人力资源层面的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和组织层面的企业规模，是推动组织实施战略变革的重要人力资本和资源载体。具体而言，高管团队海外经历能够为企业国际化战略开展提供丰富的关系网络资源、知识资源、管理经验等，被视作推动组织战略实施的重要人力资本(Hao et al., 2020；Lai et al., 2019)。企业规模作为战略分析中最具解释力的组织协变量(Josefy et al., 2015)，是衡量企业资源的主要变量，为组织的战略变革提供了资源支持，但也可能成为束缚组织冒险的约束力(Li et al., 2020)。此外，行业竞争强度是影响企业感知威胁的外部环境，对组织国际化战略(Porter，1990)以及战略调整均具有重要影响(连燕玲等，2019)。因此通常认为，企业具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高管团队、规模越大以及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强，会实施越具冒险性的战略决策，但置于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威胁情境下，这三者是否仍会扮演“推手”的角色？由于组织自身特征以及外部环境具有异质性，而企业的战略行动又会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组织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对于OFDI区位决策风险倾向的影响并非是同质的，而是会因为组织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进一步地透过内外部视角分析有助于使问题探究更趋近于实际且全面。故本研究主要基于企业人力层面、组织层面以及外部环境层面因素，即高管海外经历、企业规模、行业竞争强度，对处于持续绩效不佳困境企业倾向于采取低风险O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1.高管海外经历

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团队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经验知识，对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Hao et al., 2020; Lai et al., 2019)，有利于为经营不佳的企业采取国际化战略扭转不利局势提供知识经验保障。但是在企业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威胁不断加剧的状态下，具备海外经验的高管团队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低风险的区位决策。

首先，组织经营状况不佳时，管理者总是十分关注自身的任职是否会受到威胁(Abrahamson and Park, 1994)。具有海外背景的高层管理者意味着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如个人声誉、个人关系网络等，因而也更倾向于避免声誉受损以维持自身良好的社会资本(Cho et al., 2016)。高层管理者的利益与组织的整体损益是密切相关的(Staw et al., 1981)，由于企业声誉不佳会损害管理者声誉(Fetscherin, 2015; Johnson et al., 1993)，而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可能导致企业面临破产清算的风险，进而导致对管理者的利益造成威胁，譬如加剧任职危机、声誉受损以及未来就业机会丧失等压力。基于归因理论的研究，当企业业绩处于极端不佳时，高层管理者更有可能被归因为主要的原因(Meindl et al., 1985)，若企业在国际化战略中经营状况不断恶化甚至导致破产，外部利益相关者通常将负面结果归因于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杰出成员，因此具备国际化经验的高管更有可能会受到指责(Jiang et al., 2020)，面临声誉受损危机。

其次，威胁会给个人带来压力、焦虑以及生理唤醒，而心理压力又会导致行为保守僵化(Staw et al., 1981)。组织处于危机状况使得高管可能会在组织内部引起焦虑等不良情绪，一方面不利于实施复杂的决策行为(Petrou et al., 2020)，另一方面注意力集中在困境威胁上，缩窄了管理者的关注范围，简化且减少了可以考虑的决策方案(Stoverink et al., 2020)。因此，高管团队尽管具备海外经验有利于企业国际化扩张，但是面对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的威胁、国际化投资的高风险性以及对个人利益的维护所带来的三重高压，其信息处理能力受到约束，依赖于已有的经验知识进行判断，在所有方案中搜寻风险程度和复杂程度低的决策方案，即选择与母国制度环境相似的投资区位以降低决策风险性和复杂性，以使得在东道国新建子公司的合法性程度更高。企业实施低风险的OFDI战略决策一方面避免了高风险国际化战略对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的加剧，同时降低了个人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加之，Lee and Park(2008)认为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具有国际经验和影响力的高层管理人员将被赋予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以选择可以帮助公司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战略。故本研究认为，在企业受到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威胁的情境下，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起到识别与降低风险作用，对企业的保守决策具有强化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高管团队中具备海外经历的高管占比越大，随着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时长增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相近的国家实施OFDI。

2.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越大意味着具有更丰富的资源(Josefy et al., 2015)，更具有能力去实施新的战略和开拓新的市场(Fuentelsaz et al., 2002)，即便处于经营困境也更容易地应对国际化扩张的成本压力，支撑其采取积极战略调整。但东道国与母国在制度层面的差异对大公司实施OFDI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小公司而言更为强烈(Li et al., 2020)，因此在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下，企业规模或许成为约束企业实施远制度距离区位选择的约束力。

一方面，当组织受到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威胁时，其注意力大部分捆绑于如何摆脱绩效不佳困境，信息收集能力受到限制，更多地通过实施标准化的正规程序和活动来加强控制(Staw et al., 1981)。企业通过在东道国实施与母国相同或相似的战略，可以受益于跨境标准化和全球规模经济以及降低运营和行政成本(Cuervo-Cazurra et al., 2018b)，因此经营困境企业更倾向于保证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结构流程一致性，将母公司的结构和惯例等移植至子公司，便于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降低海外经营风险与困境压力，但这也反映了其缺乏灵活适应能力。尽管规模越大意味着越丰富的资源，但对于受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威胁而缺乏灵活性的企业而言，公司规模会进一步降低其OFDI区位制度距离选择决策的风险倾向。这是因为大公司更加官僚化和形式化(Child, 1972)，容易受到组织结构惰性的束缚而难以灵活调整内部流程和结构等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要求，同时也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相当大的成本(Hannan and Freeman, 1984)，这对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经营困境企业的风险寻求起到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大公司倾向于实施精细的组织结构来管理员工(Sutton and Dobbin, 1996)，并将规则和惯例制度化来管理组织行为与决策过程(Nelson and Winter, 2009)。而大公司结构上的细化和计划、控制及资源分配系统增加了组织的复杂性(Quinn and Cameron, 1983)，精细化和形式化的特征会导致组织对结构和系统的变化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Wiersema and Bantel, 1992)。因此对处于持续绩效不佳困境中的企业而言，其规模越大，不仅在组织结构和战略移植上面临更高的复杂性，而且对不熟悉的制度环境要求缺乏灵活适应能力，因此会更倾向于选择与母国制度环境相似的区位实施OFDI战略。

另一方面，规模大的企业虽具有一定的声誉与合法性优势(Staw and Epstein, 2000)，但同时也要更多地承受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媒体、政府以及社会公众的关注(Josefy et al., 2015)，由于规模越大的企业所嵌入的利益相关者网络更为庞大，在面对持续绩效不佳困境威胁时不仅承受内部运营成本、效率等压力，还需面临更大的外界压力，其声誉会遭受更大的冲击。由于企业声誉与高管声誉是“水涨船高”的关系(Johnson et al., 1993)，高管所处企业规模越大，其在面对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时，为了挽回企业绩效和维护个人社会资本，一方面需要采取积极的战略调整以避免困境持续加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实施过于激进的OFDI战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和破产风险，因此更倾向于实施保守的近制度距离区位决策。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企业规模越大，随着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时长增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相近的国家实施OFDI。

3.行业竞争强度

企业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意味着其在该行业的竞争地位低下，提升竞争优势的动机推动企业实施积极的战略变革调整(连燕玲等, 2019)，此时采取积极的战略调整可以传递利好信号以缓解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有利于增强利益相关者信心(Dhaliwal et al., 2011)。而激烈的竞争环境存在着不确定性、风险性和动态性，要求企业具备灵活的反应以及变革的能力，这给绩效不佳的企业带来的巨大的压力(Baucus, 1994)。因此当持续绩效期望落差企业面对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为了避免生存危机加剧，其会采取风险规避的积极战略调整，即实施战略背离以逃离母国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Staw et al., 1981)。

首先，公司绩效会随着行业中竞争者间竞争强度的增加而下降(Young et al., 1996)，激烈的竞争带给绩效的不良影响对处于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企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在高强度的行业竞争环境下，同质化的产品和服务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行业内知识、技术等快速迭代的节奏又使企业难以拥有调整经营方略以恢复绩效水平的机会，可能会随时间流逝加剧其破产风险。其次，由于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减少以及其他制度趋同的变化，区域内距离正在减小，故行业竞争越来越多地在区域层面发生而非仅限于国家层面(Rugman and Verbeke, 2008)，促进了企业实施更远距离的国际化战略，以逃离母国和区域内激烈的行业竞争并开拓新的市场。虽然远距离投资难度大但是竞争程度低，可获得先驱优势占领开发市场(Robinson and Fornell, 1985)，缓解其经营的风险困境。再者，企业在母国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难以获利，而通过采取海外扩张战略能够使其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国家地区发挥其竞争力水平以取得成功(Cuervo-Cazurra et al., 2018b)，尽管在国内行业中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可能不具备产品、技术等优势，但在东道国市场中可能成为带来知识溢出的重要角色，以此获得东道国政企支持，强化其合法性。随着时间流逝，在东道国市场中作为具有更高竞争性的企业相对其他竞争性较低的对手而言会具有更高的绩效(Young et al., 1996)。故本研究认为，行业竞争强度的施压会推动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企业实施OFDI时采取距离更远、风险更大的投资策略。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国内行业竞争程度越强，随着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时长增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更远的国家实施OFDI。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其余企业层面及行业层面所涉及指标数据均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国家层面的数据指标来源包括中国商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等。由于2015年后的《名录》不再统计包含投资年份以及企业经营范围等关键信息，因此本研究以商务部发布的截至2015年的《名录》为基础数据，通过两大全国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人民银行备案企业征信机构企查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旗下天眼查，筛选出其中上市公司，并对易名企业进行名称更新。此外，由于《名录》中投资企业存在关联(母)公司，本研究对名录中企业向上追溯其控股公司，控股比率超过50%认定为该企业的控股公司，并将该企业名称替换为其控股公司名称，并进行后续数据匹配。

本研究依据《名录》清洗出来的上市公司名称与国泰安数据库上市公司企业名称进行匹配得到企业股票代码、企业所属行业代码(证监会行业分类2012年版)，并依据代码进行后续的企业财务数据、治理数据、行业财务数据指标进行匹配。此外为确保样本选择的合理性对上市公司进行筛选(连燕玲等, 2019)，剔除了金融行业、ST企业数据以及企业IPO上市之前的数据。对于企业在同一年进行多次投资的状况，本研究对同一企业同一年的因变量制度距离保留唯一最大值作为企业该年投资选择的区位制度距离，更凸显企业风险倾向。在进行以上数据清洗、匹配后剔除含缺失值的样本，最终得到非平衡面板数据包含492个样本共806个观测值。

(二) 模型设计

基于假设，本研究设定以下待检验的模型，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后续回归分析：

$ I{D_{i, t}} = {\beta _0} + {\beta _1}{T_{i, t - 1}} + {\beta _2}MO{B_{i, t}}{T_{i, t - 1}} + {\beta _3}Siz{e_{i, t}}{T_{i, t - 1}} + {\beta _4}I{H_{_i, t}}{T_{i, t - 1}} + {\beta _5}C{n_{i, t}} + {\beta _6}Y{r_{i, t}} + {\varepsilon _{i, t}} $

其中ID_{i, 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第t期实施OFDI所选择区位与我国的制度距离，衡量实施OFDI战略选择的风险程度。T_{i, t-1}表示企业i在t-1时的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时长长度，若第1年企业绩效P_{i, t-1}低于期望水平CE_{i, t-1}，则T_{i, t-1}=1，否则为0，连续两年则T_{i, t-1}=2，以此类推。MOB_{i, t}是企业i在第t期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占总高管人数之比。Size_{i, t}是企业i在第t期规模。IH_{i, t}是企业i在第t期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Cn_{i, t}代表其余所有微观到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如企业绩效不佳强度、企业绩效良好强度、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东道国与我国间的地理距离等等。Yr_{i, t}代表年度虚拟变量，控制年度变化趋势对组织战略选择的可能影响，实现双向固定效应。

(三) 变量定义

1.自变量：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

企业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定义为：企业绩效低于期望水平的持续时间(Yu et al., 2019)。本研究参考Greve(2003b)采用资产回报率(ROA)作为绩效衡量指标。绩效期望水平划分为社会期望水平和历史期望水平(Bromiley and Harris, 2014)。根据新制度理论(DiMaggio and Powell, 1983)，由于同构压力，竞争者的行为和绩效会对公司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Kim et al.(2015)认为社会期望能帮助企业评估其在市场和利益相关者面前应有的表现，构成了基准绩效水平。此外，研究表明将历史和社会期望加权为一种度量的模型时，其中社会期望权重远大于历史期望权重(Bromiley and Harris, 2014; Greve, 2003b)。还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同行业而言的绩效不佳对公司财务不实公布的影响要大于与相对于历史而言的绩效不佳带来的影响(Harris and Bromiley, 2007)。因此，本研究选用社会期望水平作为企业绩效比较的基准。本研究参考Yu et al.(2019)对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的计算：如果一家公司的实际绩效高于或等于社会期望水平，即P_{i, t-1}-C E_{i, t-1}≥0，则公司编码为0；反之，当一家公司的实际绩效低于社会期望水平时，P_{i, t-1}-CE_{i, t-1} < 0，如果绩效不佳的时期长度为一年，则公司被编码为1，连续两年则为2，以此类推，累计截止至企业投资前一年，相对于因变量滞后一期。其中，企业在t-1时社会期望水平采用t-2时企业所处行业的所有企业平均绩效水平来衡量。

2.因变量：制度距离ID_{i, t}

本研究采用企业实施OFDI所选择的区位与母国间的制度距离(ID_{i, t})来衡量其OFDI战略的风险倾向程度，我国与各国的制度距离测量指标采用来自于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采用Kogut and Singh(1988)提出的方法，依据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十个指标计算出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制度距离ID_{i, t}。

$ I D_{c j}=\sum\limits_{k=1}^{10}\left[\frac{\left(I_{k j}-I_{k c}\right)}{V_{k}}\right] $

其中ID_cj表示中国与j国的经济制度距离，I_kj表示j国在第k个维度的得分，I_kc表示我国在第k个维度上的得分，V_k表示所有样本国家在第k个维度得分的方差。由于本研究需要讨论的是企业i在第t年实施OFDI所在东道国与我国的制度距离(ID_{i, t})，因此在计算出各年各国与我国的制度距离(ID_cj)后与企业投资的区位数据匹配，得到企业i在年实施OFDI选择投资区位与我国间的制度距离。对于企业一年投资多个国家的情况，取其中制度距离最大值进行处理以凸显企业的冒险倾向。

3. 调节变量

(1) 高管海外经历(MOB_{i, t})。高管海外经历是通过计算高管团队中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来衡量。海外经历包括海外任职经历和海外求学经历。本研究认为，董事会成员对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会成员所具备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于企业国际化有重要推动作用(Lai et al., 2019)，对于企业的绩效、运作方式、海外并购和融资具有重要影响(Hao et al., 2020)。因此，本研究高管团队包括对企业重大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成员。统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董监高个人特征文件。

(2) 企业规模(Size_{i, t})。参考Lai et al.(2019)和Li et al.(2020)将企业规模设置为企业销售额，用公司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3) 行业竞争程度(IH_{i, t})。行业竞争程度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HHI)衡量，计算公式为$\mathrm{HHI}=\sum\left(\frac{\mathrm{X}_{\mathrm{i}}}{\mathrm{X}}\right)^{2}$，其中，X_i为单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X为该公司所属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二者相除得到该公司所占的行业市场份额。即为行业内的每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与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的比值的平方累加，数值越大表示行业竞争强度越低。为便于后续实证结果解释，本研究参照连燕玲等(2019)对该指数进行负向处理，即HHI乘以负1得到IH_{i, t}，IH_{i, t}越大意味着行业竞争强度越强。统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行业财务指标。

4.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文献，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控制变量：(1)绩效不佳强度(I_i(P_{i, t-1}-CE_{i, t-1}))，其中I_i是虚拟变量，表示与期望相比该公司是否表现欠佳，如果该公司绩效不佳，则编码为1，否则为0；(2)绩效良好强度((1-I_i)(P_{i, t-1}-CE_{i, t-1}))同样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其中I_i是虚拟变量，表示与期望相比该公司是否绩效欠佳；(3)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_t)会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数据采用Davis等(2019)根据大陆报纸开发的从1949年至今的月度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提取该月度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年度指数；(4)我国对外出口总额(EX_{i, t})反映我国与东道国的贸易往来以及我国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接受度，与OFDI具有相关关系，数据来自《中国商务年鉴》，取自然对数处理; (5)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FDI_{i, t})影响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取自然对数处理；(6)我国与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距离(WGI_{i, t})是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数据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计算方法借鉴Kogut和Singh(1988)的距离公式；(7)地理距离(GD_{i, t})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扩展，该变量以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数据(取自然对数)来衡量；(8)我国与东道国经济距离(ED_{i, t})会影响FDI的决策和绩效、生存及区位选择，用我国与各国人均GDP差值取绝对值并取自然对数来衡量；(9)各国失业率(UR_{i, t})反映该国的政治稳定性、经济景气情况，对于我国OFDI具有影响；(10)双边贸易协定签署(BIT_{i, t})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该变量为虚拟变量，我国与东道国签订当年及以后年份对应取1，否则为0；(11)自然资源禀赋(NR_{i, t})是吸引OFDI的重要因素，数据采用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GDP的百分比)衡量；(12)各国中等学校入学率(SE_{i, t})衡量一国人力资本水平；(13)旅居麻烦因素(HF_{i, t})是由Schotter和Beamish(2013)对位置不便程度进行综合度量所构建的“麻烦因素”(Hassle factor)，跨国公司的外国地点选择可能会受到管理人员在某些地方居住或旅行的麻烦程度的影响。

(四) 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表 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按行业和省份划分的样本统计。结果显示，衡量OFDI战略风险倾向程度的制度距离(ID_{i, t})均值为2.512，最小值为0.212，最大值为4.692；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均值为0.991，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3，说明样本中大多数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平均存在连续的绩效不佳时长大约为1年。高管海外经历(MOB_{i, t})最大值为0.444，最小值为0，均值为0.101，说明样本中具海外背景高管平均占比为10.1%。企业规模(Size_{i, t})均值为22.04，最大值为26.02，最小值为18.99。行业竞争强度(IH_{i, t})均值为-0.247，最大值为-0.104，最小值为-0.801。按省份划分的样本分布表明，广东省的样本量最大，其次是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样本分布表明沿海地区的企业对外投资较内陆更为活跃。表 1列示了按行业划分的样本分布，制造业样本占比最大，表明该类行业对外投资最为活跃。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讨论

为确保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在检验前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对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以避免异常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2)本研究对交互项测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得到所有解释变量VIF均值约为2.34，单一变量VIF值均低于临界值10，故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3)在固定效应模型中采用稳健标准误，排除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研究实证分析思路如下：首先，对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与OFDI区位决策风险倾向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其次检验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与OFDI战略选择风险倾向二者关系的情景机制，即高管海外经历、企业规模、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

(一) 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与实施OFDI区位决策风险倾向关系检验

表 2列示了企业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与企业OFDI战略选择风险倾向(ID_{i, t})关系，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仅包括所有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模型(2)加入自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coef.=-0.059, p < 0.01)，并且在随后加入调节效应的模型(3)、(4)、(5)和全模型(6)中依然稳健，这说明随着绩效期望落差持续的时长增长，企业OFDI区位决策越倾向于低风险，即选择制度距离相近的国家进行国际化经营战略以扭转困境，由此本研究的假设1得到验证。

(二) 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与实施OFDI区位决策风险倾向关系的调节机制分析

表 2模型(3)分析了高管海外经历(MOB_{i, t})对企业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与企业OFDI战略选择风险倾向(ID_{i, t})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coef.=-0.434, p < 0.05)，高管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为强化作用，表明当企业处于绩效期望落差困境的持续时间越长，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占比越大的企业所采取的OFDI区位制度距离选择决策越倾向于低风险，由此本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表 2模型(4)分析了企业规模(Size_{i, t})对企业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与企业OFDI战略选择风险倾向(ID_{i, t})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与企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coef.=-0.040, p < 0.05)，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为强化作用，表明当企业处于绩效期望落差困境的持续时间越长，规模越大的企业OFDI区位制度距离选择决策越倾向于低风险，由此本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

表 2模型(5)分析了行业竞争强度(IH_{i, t})对企业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与企业OFDI战略选择风险倾向(ID_{i, t})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行业竞争强度与企业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coef.=0.516, p < 0.05)，行业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为削弱作用，表明当企业处于绩效期望落差困境的持续时间越长，企业所处行业竞争越强，其OFDI区位制度距离选择决策的低风险倾向越弱，由此本研究假设4得到验证。

(三) 稳健性检验

1.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的替代检验

本研究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选用的计算指标为总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为净利润除以总资产余额，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为平均资产收益率，即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平均余额，其中总资产平均余额等于资产合计期末余额与资产合计期初余额二者和之均值，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结果表明，替换自变量计算方法后所有模型结果仍然稳健显著。

2.内生性检验

由于样本中绩效良好和绩效不佳的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本研究采用了PSM方法来缓解选择偏差问题。本研究依据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T_{i, t-1})均值0.991将样本划分为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时长不满1年(T_{i, t-1} < 1)以及绩效不佳持续时长大于等于1年(T_{i, t-1}≥1)，分别作为控制组和处理组。处理变量使用虚拟变量Under，当T_{i, t-1} < 1时，Under赋值为0，当T_{i, t-1}≥1时，则为1；结果变量为制度距离(ID_{i, t})，协变量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对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具有影响的控制变量，但由于绩效不佳强度(I_i(P_{i, t-1}-CE_{i, t-1}))和绩效良好强度((1-I_i)(P_{i, t-1}-CE_{i, t-1}))在匹配中与处理变量Under存在高度多重共线性在匹配过程中被遗漏，故将二者从协变量剔除，并采用Logit回归进行估计倾向得分。匹配的目的在于保证控制组和处理组的所有协变量都尽量接近，解决选择性偏误问题。在实施PSM匹配后，保留匹配后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各假设依然得到验证支持，表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①。

① 本文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邮件找作者提供。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威胁刚性理论分析了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与组织战略选择风险倾向之间的关系，以及探究人力资本、组织资源和外部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通过2008~2015年492家深沪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与组织实施OFDI区位制度距离选择决策风险倾向呈负相关关系，高管海外经历和组织规模则会强化上述关系，而行业竞争强度对以上关系则起到弱化作用。上述结果表明，企业绩效不佳状况持续时长会促使企业倾向于实施低风险的积极战略调整，高管对声誉等资本的维护以及所具备的国际化知识和经验推动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企业采取保守稳健的区位制度距离选择决策，伴随企业规模加大而增加的结构刚性阻碍了远距离的国际化战略，而行业竞争强度则加强了选择更远距离的积极投资战略以寻求蓝海的动机。

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采用威胁刚性理论探究组织处于威胁困境时的战略扭转行为，结果表明组织风险规避与实施战略调整并不是对立的。基于威胁刚性理论的已有研究通常基于单期极端的绩效不佳强度状况下，认为组织应对极端情况的响应僵化而缺乏动机与能力作出调整，而本研究基于更贴近于实际的威胁情景，讨论面对经营威胁不断加剧的过程中，组织存在着另一种可能的战略响应：随着经营威胁的不断加剧，企业趋向于采取低风险的积极战略调整。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威胁刚性理论的研究情景和相应的组织响应行为。

其次，本研究将组织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纳入绩效反馈机制中，解释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对组织战略调整风险倾向的影响。尽管许多学者已关注到时间要素对组织决策和行动影响的重要性(Neef et al., 1964；Turner，2014；Turner and Rindova, 2018)，但现有企业战略和绩效反馈研究往往将注意力置于单期绩效不佳强度(连燕玲等，2019)，而持续时间要素的重要价值通常受到忽视(Iyer et al., 2019)，故本研究通过采用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以获得更为实际且全面的组织战略响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期望水平是反映组织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而持续地低于同行业期望水平反映了组织内外部合法性的衰减，经营困境持续加剧，导致组织信息处理能力受限，强调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和控制加强，这将对组织采取战略调整的风险倾向产生关键的抑制作用。该研究结论扩展了基于绩效反馈的战略行动分析框架。

再者，OFDI区位距离选择对于组织的跨国经营发展、生存和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能够体现组织国际化战略的风险倾向。国内学者研究大多关注母国或东道国的宏观环境因素对组织OFDI战略的影响，忽视了组织绩效反馈的驱动以及组织资源、结构和所处外部环境竞争性的影响。本研究将绩效反馈机制引入企业国际化研究框架中，验证了企业绩效状况是影响企业OFDI战略区位制度距离选择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研究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实践启示。逆境中的企业无论是坐以待毙还是激进冒险都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根据自身状况相应作出积极的战略调整，并强化自身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方可在逆境中翻盘。逆境企业通过实施积极的“走出去”战略能对其经营绩效提升带来重要影响，但在通过国际化战略寻求海内外合法性提升的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经营状况，合理选择区位投资策略。此外，高管团队是企业战略的重要决策主体，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如海外关系资本等对于企业的持续有效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市场全球化的今天，上市公司需要重视高管团队的搭建以有效实现国际化战略的合理布局和实施，其中尤其需要注重吸纳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管理人才以应对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

本研究还有进一步完善之处：(1)本研究关注持续性绩效期望落差困境，未来研究可以讨论绩效高于期望的持续时长所引发的企业战略响应，持续性地绩效良好是否会导致组织信心增强，承担风险的能力提升等，从而影响风险倾向；(2)存在样本局限。本研究采用的是二手数据，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访谈、问卷的方式，基于扎根理论更直接地检验企业经营绩效不佳困境威胁下的战略风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