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①。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首要目标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深度解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风险的本质特征，全面梳理我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实践历程，并系统提炼相关启示，对于在新的征程上维护国家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现意义。

① 习近平, 202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求是》，第14期。

金融风险是指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在金融活动中对未来结果不确定性的暴露，即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事件结果的不确定性(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教材编写组，2019)。从宏观或者金融体系角度看，无论哪种类型的金融风险，如果没有出现风险溢出和外部感染，那么此类风险只是金融机构或投资人自身的一种损益(吴晓求等，2018)，并非本文所关注的全局性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界定^①，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联合报告，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由于金融系统的部分或者全部受到损害，从而导致金融服务供给大面积中断的风险，这种风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威胁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甚至引起世界经济危机。

① 本文所研究的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与投资组合中的系统风险(Systematic Risk)概念不同。在本文中，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特指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区别于仅影响个别市场或机构的局部或个体风险；而后者系统风险(Systematic Risk)又称为市场风险，也称为不可分散风险，是指由于全局性的共同因素引起投资收益的可能变动，用贝塔系数衡量。

目前，学术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关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Kaminsky and Reinhart, 1999；Illing and Liu, 2006；Kritzman et al.，2011；Acharya et al.，2017；白鹤祥等，2020)；二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及造成的危害(Allen and Gale.，1999；Amini et al.，2016；巴曙松等，2013；杨子晖等，2020)；三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与防范(Mishkin，2001；Arnold et al.，2012；王国刚，2017；陈昆亭、周炎，2020)。本文的研究内容属于第三个方面的范畴，研究对象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金融风险。

有别于以往同类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基于新兴经济视角、转轨经济视角以及中国特有国情视角，全面解析中国金融风险的本质特征，弥补了现有该方面研究的不足；(2)立足于“新兴+转轨”的背景，深入解析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我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实践经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发展；(3)归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启示，为完善转型时期的政府干预与监管提供切实的理论依据。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风险的本质特征

以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自此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兴+转轨”是现实背景下的基本经济特征；因此中国的金融风险既表现出转轨经济条件下特有的风险特征，又表现出新兴市场经济的典型风险特征(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2011)。

(一) 基于新兴经济体视角的金融风险

站在新兴经济国家的角度，经济增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历史诉求，金融发展则是这一诉求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别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是通过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加速资本形成，从而助力经济加速工业化。为此，发展中国家普遍通过政府干预，采用一定程度扭曲市场、扭曲价格的金融体制(曹远征，2018)，这是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蕴藏的深层次原因。

纵观历史上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重大金融风险，其本质上均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方面是本国的金融体制扭曲导致的金融市场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利率价格扭曲(Bansal and Dahlquist, 2000；马笛、刘琨，2014；吴卫星、蒋涛，2017)、通胀政策偏离(Cespedes and Soto, 2005；Goncalves and Salles, 2008；刘东华，2012)、外债占比过大(罗强, 2005；Panizza and Adam, 2015；程碧波、刘彪，2018)以及外汇储备不合理(Calvo，1998；Gallagher and Shrestha, 2012；余湄等，2020)；另一方面则是扭曲的金融市场结构导致经济对外依赖性显著增强，自身金融体系被美元国际货币体系所左右(Carlos，1985；Fernandez-Arias, 1996；曹永福、匡可可，2016；程碧波、刘彪，2018)。

(二) 基于转轨经济体视角的金融风险

站在转轨经济国家的角度，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是计划经济国家首要发展目标，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计划经济国家致力于通过经济制度变迁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市场化(冯舜华，2001)。而在市场化调节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资金是第一推动力。由此，负责资金融通的金融体系承担了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改革成本，不仅具有市场性风险，还具有体制性风险(张奇，2015)。

众多转轨经济国家的实践普遍展现出如下规律：当经济转轨伊始，原有体制中互相制约的均衡关系被迅速打破，首先表现出宏观经济结构失衡，集中反映在失控的通货膨胀上(冯舜华，2001；Oomes and Ohnsorge, 2005；张会清、王利，2012)。随着经济制度不断变迁，生产要素交易市场化发展，特别是资金交易市场化深入，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在与市场化机制接轨的过程中，衍生出市场性风险(Djankov and Murrel, 2002；黄敏, 2008；李洋，2014)、体制性风险(弗拉基米尔、王永兴，2008；戚文海、林跃勤，2010)以及输入性风险(Cardarelli et al.，2010；米军等，2012；吴婷婷等，2019)。

(三) 基于中国国情下的特有金融风险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新兴”、“转轨”以及“新兴+转轨”这三类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特征映射在金融体系上，呈现出中国的金融体系既具有发展中国家利率管制、资本管制等金融安排特色(刘红忠等，2015；程碧波、刘彪，2018；徐宁等，2020)，又具有传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关系(李礼等，2006；李礼等，2007；孟宪春等，2020)，由此决定了中国所面对金融风险的复杂性。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同其他计划经济体的早期金融系统改革，金融系统从财政系统中分离出来。但是，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分离之后的金融机构以及此后新设的绝大部分金融机构仍由国家控股并为各级政府主导。对于如此的制度安排，虽然会导致国有金融机构服从政府安排，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预算软约束的通病(Allen et al.，2005)；但是处于资本匮乏的工业化早期阶段，如果任由市场化自由竞争，那么其所产生高昂的资金成本并不利于工业化资本形成，会阻碍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曹远征，2018)。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系统发展实践，金融抑制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安强身、彭伟华，2010)。但是，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始终有一个强大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的“强政府”进行有力管控(张慧君，2009)。例如，通过金融牌照管制，虽然会造成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经营，但是有助于集中储蓄投向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通过人民币低估，虽然会造成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但是有助于企业出口创汇，积累贸易顺差；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外加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外资流入，以加速工业化进程(曹远征，2018)。

综上，中国所面对的金融风险既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过的金融危机，又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暴露出的金融问题，这是深刻解析中国防控化解金融风险的前提。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风险的防控实践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从1953年开始“一五时期”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为与经济体制相适应，金融管理体系也表现出高度集中统一的特征^①，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在此基础上，中国立足于“新兴+转轨”的现实背景，以经济发展为战略导向，开始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实践。

① 当时金融管理体系高度集中统一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在全国(除台湾地区外)范围，建立了统一的人民币信用货币制度，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1+N”组织机构体系，实行了“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计划管理体制。在此期间，中国金融业在制度建设、金融资源配置，以及金融运行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发展成就。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探索时期的防控实践(1978-1992年) 1. 主要金融风险以及防控措施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在邓小平同志“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②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机构逐渐恢复和新设，金融市场初步建立。

② 邓小平, 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重印)，第193页。

历史地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伊始，一切都是新鲜事物，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金融领域，因引进外商投资导致外币在广州等大城市公开计价流通^③，因货币信贷失控导致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因缺乏市场惩罚机制叠加抽紧银根出现“三角债”问题，民间以“深市老五股” ^④为主要对象的证券黑市交易，这些突出的金融风险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面对当时的经济金融形势，党和政府开展了一系列防控措施，简述如下表 1所示。

③ 具体情况详见文件《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维护人民币统一市场禁止外币在国内市场流通的报告(国发〔1980〕2号)》。

④“深市老五股”分别是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市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蛇口安达运轮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①“三角债”有广义和侠义之分。广义上的“三角债”是指若干企业之间在利用商业票据、延期付款等非现款交易方式采购商品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对到期的应付账款项相互拖欠的现象。狭义上的“三角债”，通常特指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众多国有企业之前互相拖欠贷款且规模巨大，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进而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定经济现象。

2. 主要成效

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该阶段中国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了卓越的成效：(1)在夯实实体经济层面，到本阶段末，1991年底以前形成的三角债已基本清理完毕，通货膨胀逐渐回归正常水平，信托行业通过三次重点整顿逐步迈入较为规范的发展轨道，上述防控成果为下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打下坚实基础。(2)在完善体系建设层面，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市场体系，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信托、证券、保险等多元化金融机构，在规范金融秩序、设立交易场所、整顿金融乱象中提升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3)在深化金融监管层面，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在改进计划调控手段的基础上，逐步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调控信贷和货币供给，在抑制“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教材编写组，2019)。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成长时期的防控实践(1992-2002年) 1. 主要金融风险以及防控措施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

随着宏观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体制渐进式转轨之间摩擦不断增加，金融领域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受投资增长过快的拉动，高通胀卷土重来；震惊资本市场的“327”^②国债期货事件，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以民间乱集资为代表的“三乱”现象屡见不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中国重启对外开放大门之后遭遇的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据当时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党和政府开展的防控措施简述如下表 2所示。

② “327”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

2. 主要成效

通过总结上一个阶段的防控实践，以及借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该阶段的防控金融风险成效显著：(1)在夯实实体经济层面，成功抑制高通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到1996年底，抑制通胀的相关政策取得积极成果，市场物价涨幅持续回落，较好完成了物价调控目标。(2)在完善体系建设层面，建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机制，定调金融系统的重大改革和部署。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等举措有效地化解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使得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轻装上阵，向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发展。(3)在深化金融监管层面，形成分业监管体系。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困扰中国金融发展的秩序混乱问题，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以及中国银监会分别于1992年、1998年、2003年先后成立，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迈入新时代。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开放时期的防控实践(2002-2013年) 1. 主要金融风险以及防控措施

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市场经济进入以开放促改革、市场创新不断涌现的新阶段，中国开始迈向全球市场大国的行列。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局面，为金融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首当其冲的金融风险事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全方位冲击；另外，证券行业违法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以“德隆系”为代表的民间类金融控股集团整体信用坍塌，这些风险事件严重地危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 主要成效

加入WTO之后，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中国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经验愈加成熟，该阶段实践成果主要表现在：(1)在夯实实体经济层面，开启中资企业和中资银行海外上市的热潮，加速推进中资机构国际化布局的步伐。在上一阶段有效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以及企业不良资产的基础上，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为代表的商业银行，以中国电信、百度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纷纷赴港、赴美等地上市，为此后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下坚实基础。(2)在完善体系建设层面，引导金融机构合规发展，建立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机制。2005年8月，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构建起证券公司市场化风险处置长效机制。2007年8月，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成功结束，自此证券公司风险管理意识以及财务真实性普遍增强，创新活动有序启动，证券行业重新步入正轨。妥善处置了以“德隆系”为代表的民间类金融控股集团的系统性风险事件，维护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权益。2008年9月，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标志着符合市场化原则的保险公司退出和风险处置机制初步建立。(3)在深化金融监管层面，参与建立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一直处于国际经济体系边缘地位的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最核心、最主要的制度形式(崔志楠、邢悦，2011)。在2008年11月G20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提出四大改革举措^①，标志着中国防控化解金融风险进入积极参与构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新阶段。

① 2008年11月15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发表了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重要讲话，提出四大改革主张：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的防控实践(2013年至今) 1. 主要金融风险以及防控措施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三期叠加”，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更快、危害性更强。例如，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巨幅动荡的新冠疫情；受制于金融监管体系跟不上金融创新步伐，P2P网络消费金融平台及地方小贷公司不断暴雷；资本市场受到“钱荒”、“股灾”、“股权质押暴雷”等各种风险的侵袭。面对以上新情况，党中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上升到“三大攻坚战”的高度，视之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组织开展了诸多防范化解措施，简要梳理如下表 4所示：

2. 主要成效

截止到目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成效主要表现为：(1)在夯实实体经济层面，我国很快就控制住新冠疫情的蔓延趋势，并率先实现实体经济反弹，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成功地维护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局面，有效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2)在完善体系建设层面，基于有效化解结构性“钱荒”、系统性“股灾”等各类金融市场风险，持续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新三板面向全国接收企业挂牌申请、重点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创板”和“注册制”等资本市场重大体制机制改革。(3)在深化金融监管层面，根据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在“一委一行两会”的新金融监管框架下，初步从中央单一监管模式发展为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双层监管模式。在监管执行层面，在营P2P网贷全部停业；互联网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领域整治工作基本完成，转入常态化监管；“7+4+1”类金融机构^①逐渐迈向规范发展；“明天系”、“安邦系”等多个高风险金融控股集团得到平稳有序地处置。

① “7+4+1”类地方金融机构：其中，“7”指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4”指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1”是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四、主要启示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站在新时代的基点上，归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坚守底线、理性务实的风险思维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法宝；维护中央金融集权主导与地方适当分权的辩证统一；尊重实体经济以及金融业的客观发展规律，严防脱实向虚；金融监管体系须在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与时俱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实现以上四点的根本政治保障。

(一) 坚守底线、理性务实的风险思维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法宝

“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①是中国成功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法宝。

① 乔业琼、秦华，《跟习近平等七常委学习底线思维》，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08月14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814/c385474-27460741.html

1.坚守底线思维，弘扬进取精神。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② 40多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创新以及发展。金融市场的层次结构逐渐完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日益丰富，这些无不饱含了锐意进取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从而实现了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与追求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找到“有守”和“有为”的平衡点。

② 邓小平, 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重印)，第193+258-259+267页。

2.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预见性。堵金融漏洞、强金融弱项，谋划先手棋，打好反击仗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实践之中。从邓小平同志预见性地提出“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 ^③，到199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指出“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④，到此后的多次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及时切实采取措施处置小的风险点，预防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③ 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重印)，第167页。

④ 199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EB/OL]. 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1143.htm

⑤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EB/OL]. 新华社，2019-02-23.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898520

3.理性务实应对，勇于担当作为。中国的金融安全没有坐享其成的必然性，是党和政府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理性务实地建设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系统性地防范潜在金融风险；是党和政府敢于担当，在重大金融风险前面敢于亮剑，从容面对“旦夕祸福”，在波涛汹涌中时刻保持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二) 维护中央金融集权主导与地方适当分权的辩证统一

从世界金融发展史的视角，一国金融体系的权力结构，以及围绕金融权力所形成的利益博弈，是维系该国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权威型”的政治体制与“新兴+转轨”的经济体制是中国金融体系权力结构形成的体制环境(邱少春、崔兵，2015)，由此决定了中央金融集权主导与地方适当分权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在实践中推进了中国金融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1.中央金融集权主导的有效性。具有新权威主义特点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在坚持执政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在强势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进行倒逼式改革(萧功秦，2016)。金融稳定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中央金融集权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自身发展(如金融牌照管制、资本管制等)来承担部分改革成本，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表明，如此金融权力安排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成功维护了金融稳定。

2.地方适当分权的必要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改制顺利完成，各类地方性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以及地方小贷公司不时暴雷，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地方金融管理适当分权的必要性(张斌彬、何德旭，2019)。根据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监管事权得到进一步明确划分，“7+4+1”类金融机构被界定为“地方金融组织”，划归于地方金融监管范畴之内，为有效地防范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 尊重实体经济以及金融业的客观发展规律，严防脱实向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①历史证明，正确认知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尊重实体经济以及金融行业的客观发展规律，坚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基础的防控策略，是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启示。

① 习近平谈金融经济：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EB/OL]. 人民网，2019-02-26.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9/0226/c385474-30901903.html?from=singlemessage

1.尊重实体经济发展规律，围绕国家战略壮大经济规模、优化经济结构，是夯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实体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和层次结构从根本上决定金融资源的规模和流向。基于“新兴+转型”的历史起点，唯有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一次经济结构调整，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内涵，又是对金融资源配置的一次全面调整。相应地，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必然从“隐性”转向“显性”，并在金融领域有所折射和反映，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既是严峻地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时吴华，2015)。历史经验表明，服务好实体经济是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也是中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基础(王一鸣等，2019)。

2.尊重金融行业发展规律，妥善平衡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需要客观地看待金融风险，金融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要冒一定地风险，关键是看我们地驾驭能力(中国人民银行，2013)。金融行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金融风险内生于社会经济活动之中，具有客观必然性以及高度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太低意味着金融深化不足，金融未能起到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金融风险太高不仅危及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还会引发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唯有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才是金融机构获利的依托、金融行业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助力。正视金融风险，承认金融风险客观存在的事实，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启示之一。

(四) 金融监管体系须在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与时俱进

纵观全球以及中国自身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金融监管体系是在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共同演进、与时俱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金融监管的系统化平衡是成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组织架构层面的系统化转型。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从“统一”到“一行三会”再到“一委一行两会”，在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创新以及金融科技创新中不断地系统化转型，有效地给金融风险划上一道防火墙。中国金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这与当时的金融制度创新以及金融市场创新密切相关。随着2002年加入WTO，金融产业的规模、金融机构的种类与数量、金融资产的市值、金融跨境交易的广度与深度均在飞速发展，由此大幅提升了金融活动的复杂性，增强了金融风险的危害性。特别是因2008年金融衍生品创新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成为新时期监管工作的主旋律之一。从2015年开始，面对以P2P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创新，我们逐步加强了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

2.组织制度层面的系统化试点。中国幅员辽阔，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地方经济金融发展极不均衡，这样的实际国情要求金融监管体系只能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①在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层面，正是这种先“试点”、再“总结”、后“推广”的系统化试点方式，在金融监管制度和政策正式推广之前，就总结了成功经验以及潜在风险，有效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① 邓小平, 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重印)，第373页。

3.在国际合作层面的系统化分工。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以来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原则，主动维护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以及风险控制标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创新，协同其他经济体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过去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契机，积极开展金融治理国际合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是坚定推进金融全球化监管体制创新，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责任担当、话语权和影响力；第二是捍卫多边全球金融治理规则，防范全球金融监管套利，亦有助于中国维系金融稳定(胡滨，2020)。

(五)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实现以上四点的根本政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放事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中国成功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保障。

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社，2018-12-18.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474794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前提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政治保障。40多年来，在面对国内外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党的历任领导人始终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本着底线思维、理性务实地部署防范化解工作，既不通过闭关锁国切断输入性金融风险，也不会因为金融风险遭受挫折而停滞改革步伐。不论是应对混乱的金融秩序、经历严峻的通货膨胀、面对复杂的金融创新，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危机，党领导下的金融监管体系始终是在平衡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之间与时俱进，全面统筹。

2.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两个毫不动摇”的根本政治保障，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共同应对金融风险。中国共产党对金融行业的政治领导，是保证社会主义性质的立身之本。在防范化解各种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是在应对历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时，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果说国有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那么国有银行则控制命脉的命脉，削弱与取消国有银行的主导作用，等于放弃对经济的控制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更是无从谈起。

3.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党与政府高度一致、中央政府金融集权管理与地方政府适当分权、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高度融合，共同治理金融风险的根本政治保障。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①。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保留继承了计划体制下就具有的强大组织和动员能力；因此，在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时，中国共产党提供坚定的思想保障，中央政府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高度服从，有效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防范治理金融风险。

① 邓小平, 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重印)，第16-17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既不同于东欧国家的“大爆炸”式，也不同于麦金农(Mckinnon)提出的先控制住国家财政然后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次序。反观照搬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②，在教条主义指导下开展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新兴国家和转轨国家，绝大部分暴发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③。对此，麦金农本人也曾指出，就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次序而言，中国是一个例外(彭明生，2020)。在此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开放事业，以及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实践经验，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不断丰富了现有的金融经济学理论框架。

②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③ 包括但不限于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休克疗法”所导致的金融混乱、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此后延续的南欧国家主权债务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新兴国家货币贬值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