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8年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并处于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加剧，区域化的双边、多边投资贸易协议走向高标准。从全球贸易进程看，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依赖廉价生产要素和政策优惠等传统优势促进商品出口与外资流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开放的红利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逐步降低，这种发展路径使得我国在开放环境下面临着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符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需要，迫切要求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体制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为避免在国际经贸治理格局中被边缘化，我国积极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建设，采取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以适应对标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压力与挑战，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于传统模式转型升级的艰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以及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先行先试的模式来探索可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和推广的开放发展经验。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标志着我国新一轮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作为一种“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顺利推进，国务院又先后批复设立了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试验区。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自贸试验区先后5次扩容，数量已经达到18个^①，构建了“1+3+7+1+6”的发展布局，形成了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开放的新格局。自贸试验区可谓是实现改革开放协同推进构建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机制的有效平台，承担着扩大开放和推进改革的双重使命。通过有效统筹运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对建设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① 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2014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天津、福建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2016年，国务院批复设立辽宁、河南、浙江、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自由贸试验区；2018年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2019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和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目前学术界对自贸试验区建设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地方财政收入、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有学者指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陈林等，2019)，但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沿海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小于内陆自贸试验区(张军等，2019)，而相比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地区，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也更强(魏蓉蓉、李天德，2020)。还有研究者发现，自贸试验区缓解了企业内部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企业投资效率显著提高(谭建华等，2019)，其与贸易开放的互补效应促进了东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对中西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叶修群，2017)。自贸试验区的溢出效应还体现在财税领域，通过税收政策创新提升了税收征管水平，对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具有显著促进效应(王智烜等，2017)，这种影响力度大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但对财政支出规模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宋丽颖、郭敏，2019)。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域创新能力(刘秉镰、王钺，2019)、国际资本流动(黄启才，2018；韩瑞栋、薄凡，2019)、进出口贸易(王利辉、刘志红，2017)、贸易便利化(谢谦，2018)、区域经济联系强度(王文姣等，2019)等领域也产生了显著作用。虽然这些研究都体现了自贸试验区的溢出效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效应的产生需要依托产业这一核心要素而得以实现。因此，研究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溢出效应还应重点关注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既体现在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上，也在前期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李世杰、赵婷茹，2019；黎绍凯、李露一，2019)。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已对自贸试验区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对二者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现有研究忽视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异质性差异，且多是依托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来探讨二者的关系，缺乏从城市级层面考察自贸试验区的溢出效应。从自贸试验区的分布来看，自贸试验区各片区都是布局在城市的一片区域内，在比较短期的时间内还难以对整个省份的经济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在做实证分析时选择城市面板数据更为合理。此外，众多学者采用双重差分和合成控制法来研究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效应，这些方法要求控制组和实验组的选择是随机的，然而现实中很难满足(陈林、伍海军, 2015)。鉴于此，本文借鉴李嘉楠等(2016)的研究方法，采用地市级面板数据，探究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模型设计、样本选择与变量说明；第四部分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异质性差异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剔除偏远省份城市等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从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两个维度考察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驱动力是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通过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来打破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此，自贸试验区既有传统自贸区的功能优势，还有其独特的先行先试优势。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可以通过贸易便利化产生的中间产品进口质量效应带来垂直和水平技术溢出，而投资便利化产生的分工专业化效应又能够促进高技术产业外资聚集，实现生产要素聚集和先进技术扩散(聂飞，2019)，进而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抑制地区制造业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聂飞，2020)；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也能发挥传统自贸区打破贸易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区域自由流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改变区域内产业分工及区位选择(Krugman，1979；黎绍凯等，2019)的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自贸试验区还可以通过先行先试政策，推行降低外资准入标准、选择性税收优惠等政策(王鹏、郑靖宇，2017)来引导区内产业集聚的方向和布局，构建适合本区域发展的产业集群和跨境产业链，进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李世杰、赵婷茹(2019)的研究证实了自贸试验区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贸易方式和开放投资领域等途径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由此可见，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然存在逻辑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

由于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政策环境存在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带存在明显的产业发展不平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也必然存在异质性。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城市依靠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的积累，凭借先行优势逐步实现了二、三产业的动态演进。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较为快速地发展，三大地带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有所缓解，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市场化程度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力度的重要举措。对于东部地区城市而言，其生产要素流动性和市场化程度较高，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产业价值链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中部地区省份也可以利用自身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借助自贸试验区建设着重打造优势产业和经济增长极，在特定区域内吸引和聚集一定水平的要素资源，进而推进产业高级化进程。然而，由于政策环境、执行力度以及时滞效应等多方面的原因，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中部地区城市的促进效应可能会低于东部地区城市。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其初始条件和吸收能力较之中部地区更差，且区域内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也相对匮乏，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可能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更弱。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东部城市的促进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可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或者区域内的边际报酬存在差异，一般而言，生产要素会从低附加值、低效率的部门向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部门流动。这些跨部门或者跨区域的生产要素转移往往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实现，但这种调节效应可能会受到市场化水平、营商环境、地域差异和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影响。从国家发布的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方案来看，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完善市场化发展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批手续，这些改革举措都能有效促进区域要素资源往自贸试验区流动与聚集，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进而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其一，对于资本而言，在市场化原则下，投资回报率和边际生产报酬是资本跨部门或区域流动的核心。相比其他部门或者区域，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使区域内的市场化水平提升，企业可以享受金融、进出口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制度红利”和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区域内资本配置效率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贡献度。其二，对于劳动力而言，自贸试验区开展非标准就业形式下劳动用工管理和服务试点，支持制造企业生产高峰时节与劳动者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短期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①等举措，有利于增强区域内的人才吸引力(谭建华、丁红燕，2019)，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流动，提高不同层次劳动力与区域内产业结构的适配度，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基于此，本文提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11/23/content_5342665.htm[EB/OL], 登录时间：2020年7月3日。

假设3：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有效调节要素资源，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源自渐进式的制度创新(Chan et al., 2015；叶修群，2018)，而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寻求从量到质的转变和突破，不再制造“政策洼地”。作为公共产品，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可以整合全球创新创业资源，实现推动资本、人才、管理、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再聚集，提高资源配置和分工效率(裴长洪、刘斌，2019)，使得自贸试验区的经济效应与政治效应实现良性互动与全面辐射(杨向东，2014)，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的“制度红利”(殷华、高维和，2017)。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相互依存，制度创新的结果是制度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而优良的制度供给的增加源自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是中国制度创新的“试验田”，通过制定规则、创新规则和修正规则，把新的理念、方法、机构、法规和政策等引入原有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刘志彪，2017)，实施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职能改革，提供适应企业和市场发展需要的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对于企业而言，要素条件决定了生产成本，而良好的制度供给决定了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可以充分发挥技术、人力、资本等经济要素的生产潜力(胡霞，2007)，更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效率，推动传统的制造环节向生产性服务业等高端环节延伸(李世杰、赵婷茹，2019)，进而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4：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制度供给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2004-2018年中国286个城市数据，分析自贸试验区的建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异质性差异。具体分为三部分：一是研究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匹配，进行回归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从区位角度来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异质性特征；二是采用以自贸试验区的周边城市作为控制组、剔除偏远省份城市等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三是从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角度，进一步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

(一) 模型设计

根据研究目标，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

$ Indus\_str{u_{it}} = \alpha + {\alpha _1}FT{Z_t} + \delta \sum {Contro{l_{it}}} + {\mu _i} + {\vartheta _t} + {\varepsilon _i} $

(1)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Indus_stru为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标，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FTZ表示自贸试验区指标，是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表示其他控制变量，根据黄茂兴、李军军(2009)、文东伟等(2009)、石奇、孔群喜(2012)、易信、刘凤良(2015)、赵昕、茶洪旺(2015)、周茂等(2019)、齐鹰飞、LI Yuanfei(2020)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出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外商投资水平、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研支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这些影响因素纳入到控制变量中；μ_i为城市固定效应；ϑ_t为时间固定效应；ε_i为误差项。

(二) 样本选择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各省(自治区)统计年鉴。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4-2018年。

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根据克拉克定律，现有文献多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干春晖等，2011)、夹角余弦法(付凌辉，2010)等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服务化”发展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吴敬琏，2008)。因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更为合理，具体公式为：

$ Indus\_str{u_{it}} = \frac{{{Y_{i, 3, t}}}}{{{Y_{i, 2, t}}}} $

(2)

其中，Indus_stru为产业高级化，即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标；Y_{i, 2, t}和Y_{i, 3, t}分别为城市i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Indus_stru_it值越大，表示该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2. 解释变量

自贸试验区(FTZ)指标为哑变量，如果城市i在第t年获批设立了自贸试验区，则第t年及以后FTZ的取值为1，否则为0。如国务院2014年批复设立广东自贸试验区，则相应片区所在的城市在2014年及以后的FTZ取值为1, 2014年以前的FTZ取值为0。尽管自贸试验区从批复到成立往往还需要几个月不等的时间，但是自贸试验区获得批复后能够起到引导要素资源向所在城市流动的作用。因此，本文采用国务院批复时间作为相应的时间节点。

3. 控制变量

为了更为准确的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加入了相应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进行衡量；人力资本采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进行衡量；信息化水平采用邮电业务量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政府支出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投资水平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科研支出水平采用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见表 1)。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根据前文回归模型设定，本节采用2004-2018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异质性差异。首先采用混合效应模型(POLS)、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然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来解决选择性偏差，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后进行分样本异质性研究，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不同地带(东部、中部和西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对比分析不同类型(一类、二类和三类)城市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差异。

(一) 基本结果与分析

表 2报告了混合效应模型(POLS)、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的基本回归估计结果。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E)重点报告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从表 2第(3)-(4)列可以看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贸试验区变量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09，这表明与尚未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相比，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所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明显。具体而言，自贸试验区建设优化了地区产业结构，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发展，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说明自贸试验区建设所采取的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便利化的制度安排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提高了对区域外企业的吸引力，导致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进一步向自贸试验区快速聚集(王旭阳，2020)，实现生产要素资源的跨地区转移和优化配置，进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的。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GDP对数值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制造业仍保持一定优势，或者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不高(黎绍凯、朱卫平等，2020)，从而使得人均GDP与产业结构存在负相关现象。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交易成本越低，可以有效促进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颜冬、陈能军，2016)，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商投资水平、人力资本和科研支出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不同地区间的差异较大，这些因素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

(二)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上述模型分析中加入人均GDP、金融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等控制变量，但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其原因在于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与未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的初始条件不同。由于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政策环境等方面可能更好，从而有可能产生“自选择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将设立自贸试验区和未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样本全部进行回归，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使得研究结论有失偏颇。为缓解可能存在的“自选择效应”，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找到可以比较的控制组城市，再运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在样本匹配前，处理组^①和控制组的控制变量的P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存在明显差异。在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控制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倾向得分匹配修正了倾向得分值的分布偏差。因此，本文匹配后的数据有效且可信。

① 本文的处理组为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涉及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开封、洛阳、郑州、武汉、襄阳、宜昌、大连、沈阳、营口、西安、咸阳、成都、泸州、天津、舟山、重庆等24个城市。

为了更清晰的说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利用匹配前和匹配后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如表 4所示，第(7)-(8)列为数据匹配前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9)-(10)列为数据匹配后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相比匹配前的回归结果，匹配后自贸试验区变量的系数略有升高，且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优化作用。同时，匹配前后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稳健可靠。

(三) 分样本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经济地带和城市发展差异较大，可能导致自贸试验区对不同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应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从区域角度来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和一类、二类、三类城市^①子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第(11)-(13)列为东、中、西部地区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在不同经济地带中，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性。从自贸试验区变量系数大小来看，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158，对中部地区城市的影响系数为0.076，这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这符合现实预期。从自贸试验区变量系数符号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样本中自贸试验区变量均显著为正，而在西部地区城市样本中自贸试验区变量无显著性影响，说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尚未有明显效果。相比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其生产要素流动性更好、政策环境更佳，这为东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而自贸试验区建设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化水平，从而使得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更明显，这个结果验证了假设2。

① 本文借鉴曹策、王真(2020)的做法，采用2018年《第一财经周刊》中的中国城市等级分类，将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合并为一类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无锡等19个城市；二类城市包括昆明、大连、厦门、合肥、佛山、福州、哈尔滨、济南、温州、长春、石家庄、常州、泉州、南宁、贵阳、南昌、南通、金华、徐州、太原、嘉兴、烟台、惠州、保定、台州、中山、绍兴、乌鲁木齐、潍坊、兰州等30个城市；其他地级市归类为三类城市。

由模型第(14)-(16)列可知，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一类、二类和三类城市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一类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促进作用，对二类和三类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类城市在区域内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已经凭借先行优势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了二、三产业的动态演进(罗能生、萧楠芳，2020)，而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更加强化了对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然而，二类和三类城市以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对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和技术创新吸收能力相对较弱，也会受到周边一类城市的“虹吸效应”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贸试验区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导致自贸试验区建设对非一类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尚未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通过前文的分析，本文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我们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剔除偏远省份城市等方法对以上模型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 以自贸试验区的周边城市作为控制组

考虑到地理位置相邻的城市之间的经济地理环境一致性较强，这些城市之间的可比性也更强，因此，本文把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作为处理组，把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周边城市作为控制组。此外，由于众多省份会采取“强省会”战略，相比省会周边城市，省会城市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信息传递等方面更具比较优势。因此，本文也将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周边省会城市加入控制组，然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并利用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 6中可以看到，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控制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倾向得分匹配修正了倾向得分值的分布偏差，进一步说明本文匹配后的数据有效且可信。本文利用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7第(18)-(19)列所示，主要解释变量依然和前文的估计结果保持一致，即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 剔除偏远省份城市

由于部分省份城市较为偏远且在样本期内没有设立自贸试验区，如果将偏远省份的城市纳入控制组，可能会扩大控制组城市样本间的异质性(黎绍凯、朱卫平等，2020)。因此，本文进一步剔除了偏远省份城市样本^①，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7第(20)-(21)列的估计结果所示，在剔除偏远地区的影响后，本文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前文仍保持一致，即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① 将归属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新疆自治区的城市予以剔除。

六、作用机理检验

本文从多维度考察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这种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然而，我们不禁会思考，自贸试验区建设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其一，从宏观层面来看，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不以税收“政策洼地”为优势，而是突出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形成一个与国际高标准开放体制接轨的管理体制(张幼文，2014)，以更好地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毛艳华，2018)，为企业提供更为健全的制度保障。因此，本文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制度创新供给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即“自贸试验区建设→制度供给→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其二，从微观层面来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从低技术水平、低效率部门、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水平、高效率部门、高附加值状态的转变(朱卫平、陈林，2011)，在这一过程中，要素资源的积累效应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动态转变(黎绍凯、朱卫平等，2020；赵庆，2018)。显然，我们可以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有效调节区域内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升区域内资本配置效率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贡献度。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从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两个维度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

(一)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

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了要素资源在区域内的快速聚集，而劳动力和资本是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源动力。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否能够通过调节资源要素的路径依赖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根据研究目标，本文构建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模型。具体如下：

$ {Indus\_str{u_{it}} = \beta + {\beta _1}FT{Z_t} + {\beta _2}FTZ \times {\rm{ }}LnInvest{\rm{ }} + {\beta _3}{\rm{ }}LnInvest{\rm{ }} + \\ \rho \sum {Contro{l_{it}}} + {\mu _i} + {\vartheta _t} + {\varepsilon _{it}}} $

(3)

$ {Indus\_str{u_{it}} = \gamma + {\gamma _1}FT{Z_t} + {\gamma _2}FTZ \times {\rm{ }}Lnemploy{\rm{ }} + {\gamma _3}{\rm{ }}Lnemploy{\rm{ }} + \\ \theta \sum {Contro{l_{it}}} + {\mu _i} + {\vartheta _t} + {\varepsilon _{it}}} $

(4)

表 8报告了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第(22)-(23)列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第(24)-(25)列为交互效应的回归检验结果，自贸试验区与资本变量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加快资本要素聚集和流通，提升区域内资本配置效率，实现要素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进而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的转变。自贸试验区与劳动力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这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尚未实现对劳动力要素的有效调节，而现阶段劳动力要素也无法增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能。这个结果验证了假设3的部分假设，即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资本要素的调节效应，但尚未显现出对劳动力要素的资源配置作用。出现这个结果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区域内劳动力要素在短期内变动幅度较小，更多倾向于在特定区域内流动，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还没有形成较大的劳动力聚集优势；二是自贸试验区内人才政策、法规以及跨区域流动的诸多因素使得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匹配度不高，进而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随着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比较优势逐步凸显，其多层次劳动力的吸引力和吸纳能力有望逐步体现，进而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制度供给效应

城市制度供给的方向是降低制度成本，而制度成本低的城市将获得“超额利润”，吸引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资源聚集和再生产(马忠新、陶一桃，2018)。通过前文的实证分析可知，作为制度供给的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可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那么自贸试验区是否通过制度供给效应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供给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性，这些结论尚不得而知。因此，本文借鉴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方法，采用依次检验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 {Ins{t_{it}} = \lambda + {\lambda _1}FT{Z_t} + \eta \sum {Contro{l_{it}}} + {\mu _i} + {\vartheta _t} + {\varepsilon _{it}}} $

(5)

$ {Indus\_str{u_{it}} = \alpha + {\alpha _1}FT{Z_t} + \delta \sum {Contro{l_{it}}} + {\mu _i} + {\vartheta _t} + {\varepsilon _{it}}} $

(6)

$ {Indus\_str{u_{it}} = \varphi + {\varphi _1}FT{Z_t} + {\varphi _2}Inst + \xi \sum {Contro{l_{it}}} + {\mu _i} + {\vartheta _t} + {\varepsilon _{it}}} $

(7)

其中，Inst表示制度供给水平。为识别不同城市制度供给水平，本文借鉴马忠新、陶一桃(2018)的做法，采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数量来衡量副省级以上城市的制度供给水平；由于地级市没有制定法律法规的权限，采用各城市出台的意见、办法、细则、决定和规定等政策措施来衡量地级市的制度供给水平，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与式(1)保持一致。

表 9报告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由第(26)列结果可知，自贸试验区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有效促进城市制度供给。由第(27)-(28)列结果可知，加入中介变量制度供给后，自贸试验区变量不再显著，而中介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制度供给变量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制度供给效应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该结果验证了假设4。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具有典型的制度密集型特征，制度环境的差异可能会影响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许和连、成丽红，2016)。一方面，自贸试验区提供了适应企业和市场发展需要的高质量的制度供给，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了制度环境，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积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邵骏、张捷，2013)，继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建设扩大了服务业开放程度，促进了跨国企业参与服务业的数量和规模，进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推进了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李世杰、赵婷茹，2019)。从分地区检验结果上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从第(26)、(29)和(32)列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系数显著为正，且高于全样本水平，但中部地区系数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显著增强制度供给水平，且高于全样本水平，而中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尚未有效提升制度供给水平。通过第(29)-(31)列结果可以看到，制度供给变量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这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制度供给效应促进了东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第(32)-(34)列可以看出，自贸试验区可以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但制度供给变量仅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能原因是中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一些发展成就，但总体上仍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在准入后行政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投融资便利化等政策方面创新不足。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4-2018年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PSM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研究了自贸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自贸试验区可以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对东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不明显。原因是东部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性更好、政策环境更佳，而自贸试验区建设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化水平，从而使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更明显；第二，为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采用PSM倾向得分匹配、剔除偏远省份城市等方法，对以上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了模型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第三，本文从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两个维度考察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有效调节了资本要素的作用路径，但尚未实现对劳动力要素的有效调节。通过增加高质量的制度供给，自贸试验区可以扩大服务业开放程度，发挥各种经济要素的生产潜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积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继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进一步向自贸试验区下放省级管理权限，取消可撤销的审批流程和事项，提升现有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效率，推进和完善自贸试验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实现不同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在吸收现有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优化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空间布局和覆盖范围，进一步增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溢出效应。第二，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了区域要素资源的流动与聚集，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一类城市存在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其“虹吸效应”可能导致要素资源从边缘区向核心区聚集，进一步拉大自贸试验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使得边缘地区持久陷入“低端锁定”状态，极大的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边缘地区的溢出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和非一类城市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倾斜，采取适度、有限、合理的政府干预措施，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对要素资源进行合理地引导，以实现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制度供给效应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然而由于地区制度供给水平不同，自贸试验区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存在差异。因此，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各地区应结合地区发展实际，提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效率，其中东部地区应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金融、贸易、投资、税务等领域的制度供给，优化市场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而中部地区应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经济要素等自身特点，充分借鉴上海、天津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试点经验，突破相关政策瓶颈和体制障碍，增强区域制度创新供给，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进一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