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能过剩、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下、产权不明晰、创新力不足等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有利于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经济结构合理化，进一步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只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技术进步，关键还在于要素配置从行政化转向市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完善要素市场入手，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解决要素错配与扭曲和创新不足问题、降低基础性成本。如若发挥要素市场化配置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首先应了解目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水平，因此，科学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当前各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真实水平，找出各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其配置水平不高的原因，是当前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要素市场化理论分析。对于要素市场化的理论分析主要是围绕要素市场化内涵、要素市场化障碍、意义以及推进要素市场化的建议(洪银兴，2020；卢现祥，2020；陈彦斌，2020；韩磊，2020；荣晨，2019；刘志成，2019；刘翔峰，2019；洪银兴，2018)等方面展开的。第二，要素市场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素市场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城乡收入等方面展开。首先，要素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Havrylyshyn et al.(1998)通过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后我国学者樊纲等(2011)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相同结论。其次，随着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被大众关注，众多学者开始研究要素市场化对不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武鹏等(2010)、吕健(2013)、姜旭等(2019)、杨勇、李忠民(2017)、陈诗一等(2017)、Hsieh and Peter(2009)、Hsieh and Klenow(2009)通过研究分别发现市场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要素市场化的刻画不同，以陈诗一、徐颜玉(2017)、杨勇等(2017)的研究为例，陈的文章中主要用劳动、资本、能源和土地相关数据刻画要素市场化，杨的文章中主要通过构造基于金融业市场竞争力、信贷资金市场化分配程度、吸引外资水平、劳动力流动性与技术成果流动性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出要素市场化指数。最后，一些学者分析了要素市场化对于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市场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钱龙等，2017；Razin and Yuen, 1997)、产业结构优化(张琳等，2018)、费用粘性(孙嘉舸、王满，2019)等方面影响，得出要素市场化对费用粘性具有抑制作用，工业用地市场化能够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度、金融市场化水平提升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土地市场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结论；徐朝阳等(2020)则通过分析得出要素市场化低下导致供需结构的错配，影响经济发展。第三，市场化指数的测算。樊纲等(2003)对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进行测算，该指数以五个方面、23个分指标为基础，运用因素分析法方法构造而成。邓晰隆等(2008)对我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进行测度，得出我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较低的结论。鄢杰(2007)则通过构建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部门市场化综合指标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

纵观已有文献，对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存在局限性。要想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首先要对当前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与樊纲(2003)的市场化指数存在异同，相同点：均使用指标合成的方法将一系列指标按照一定的规则合成市场化指数；不同点：视角不同，樊纲等(2003)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对市场化进行度量，而本文主要从市场化配置程度、市场化运作程度以及市场准入程度三个方面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进行度量；指标测算方法不同，樊纲等(2003)运用主因素分析法对市场化相对指数进行测算，本文运用熵值法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进行测算，熵值法是一种通过各个指标变异程度确定该指标得分权重，能够避免由于人为因素产生偏差的客观赋权法；指标选取不同，樊纲等(2003)选取25个具体指标，本文选取52个具体指标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进行测算，使得测算指标更加符合中国市场化的实际情况。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构建基于市场化配置程度、市场化运作程度以及市场准入程度三个子系统的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综合指标体系，用熵值法进行测算；第二，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分析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利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分布动态以及演变规律；第三，在总结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政策建议。

二、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 指标体系的建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相对于政府配置、行政化配置而言的，是同时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配置形式。目前我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由市场定价，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立相对滞后。因此，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中，要素配置需从行政、政府配置为主转变成市场、非公有制企业配置为主，并做好政府作用方式的转变。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应完善产权制度，加快技术市场的发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是建立明确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保护能够促进投资(彭衡，2019)、创新(李蕊、巩师恩，2013；顾振华、沈瑶，2015；王华，2011；Marta et al., 2003)、对外开放(李平等，2013；张晓冬等，2019)和创造价值(周宏、胡亚权，2010)等。本文刻画产权保护水平所用的四级指标包括：产权侵犯保护度(专利侵权结案数与专利侵权受理数比重)、政府治理水平(政府行政收入与罚没收入之和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值)、企业产权保护(当地人口密度)、企业劳动争议案结案率(劳动争议结案数与受案数之比)、专利授权水平(专利授权数与受理数的比重)，以上指标体现了当地法治水平；公检法司获得经费比例(公检法司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律师规模(每万人就业人数中律师人数)反映了地方法治投入水平。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应实现市场决定价格、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当利润达到平均化时劳动力和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劳动力和资本可以在部门、区域中迅速流转。要素市场化的关键是保证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土地的流动。户籍制度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最大的阻碍，农村居民居住于城市却无法享受城市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权利，但“人”的城镇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换(王阳，2020；蔡阳，2014；杜小敏、陈建宝，2010；彭连清，2008；曹芳芳等，2020；刘新争，2012；郭文杰、李泽红，2009)等。本文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与就业总人数之比)、流动人口(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之和)、农村劳动人数(农村就业人数与城镇就业人员之比)来衡量劳动人口的流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农村就业人数越高，劳动力流动水平越低；资金流动被国有银行所垄断，导致国有控股企业能够以低廉的价格索取资金，非国有企业难得机会，竞争力弱，发展受阻，本文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金融机构贷款程度(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程度(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刻画资金流动水平，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向国有企业倾斜，导致非国有企业难获得投资，发展受阻；技术流动是指技术作为商品在区域间进行买卖流通，使得技术研发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购买引入技术用于生产与生活，本文用购买技术支出、交易合同金额以及技术净流入刻画技术流动，三者水平高说明技术流动性强；土地流动目前主要存在农用地与城用地不能进行流通转让，且城市土地归政府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问题，导致土地市场化较为缓慢，用土地出让价格衡量土地流动，土地出让收入高，土地流动性强。

要素市场化的目的是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生产率提高，从创新性、协调性、效率性以及开放性四个角度进行刻画。创新性从研发投入与研发支出角度衡量，刻画研发投入的指标包括：研发经费投入水平、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应用研究投入水平、实验发展经费投入水平，研发人员投入以及受教育水平，其中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和应用研究投入水平越高，说明人们愿意对基础性、原创性研究进行投资，有利于创新；研发支出的指标包括：人均专利数量、技术市场成交额、发表论文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协调性划分为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以及产业协调，主要借鉴了陈景华(2020)的划分方法。效率性用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刻画。开放性刻画指标包括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外企数量以及外企规模，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刻画外资水平，外企数量和外企规模刻画外企规模。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应坚持市场竞争中性，建立市场准入秩序。本文从政治与经济协调发展，市场竞争中性，政府行为规范三个方面刻画市场准入程度，其中政府与经济协调发展用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其中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利于政府与经济协调发展；财政支出中经济性财政支出和维持性政府支出占比越高，越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反社会性财政支出的增加，激励创新与技术开发，有利于政府和经济协调发展。市场竞争中性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衡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高，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进行有序竞争，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规模越小，数量越多，政府越规范，越有利于政府在市场化配置中作用的转换。

基于以上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阐述，同时遵循全面、科学以及可行性原则，本文构建了包括市场化配置程度、市场化运作程度以及市场准入程度三个子系统，共包含52个具体指标的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二) 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52个具体指标测算了中国30省2005-2018年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以及三大子系统指数。^①关于数据有以下几点说明：论文数量是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科技论文数，2008年之前(包括2008)由SCI、EI、CPCI-S期刊加总数，2008年之后是SCI、EI、ISTP的加总数，由于中国科技年鉴统计该数据到2017年，2018年数据由2005-2017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得出；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用“国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衡量，2005-2017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8年数据由30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较上年增长率计算得出；本文借鉴郭庆旺、赵志耘(2002)关于财政支出划分，将财政支出分为经济性财政支出、社会性财政支出、维持性财政支出；^②公职人员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刻画。以上指标中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各省份统计局、国家粮食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财政部、EPS数据库。

①  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测算了除西藏、港澳台之外的30个省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及子系统指数。

②  由于2006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因此本文以2006年为分界点，将财政支出做出分类:2005-2006年经济性财政支出包括：流通部门事业费、地质勘探费、基本建设支出、海域开发建设和场地使用费支出、流动资金、挖潜改造支出、城市维护建设费、林业支出、水利和气象支出、农业支出、工业交通等部门的事业费、支援不发达地区等；社会性财政支出：政策性补贴、科学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抚恤和社会保障支出、文体广播事业费等；维持性财政支出包括：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国防支出、公检法司支出、外交事务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等。2007-2018年经济性财政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一般公共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事务、城乡社区事务等；社会性财政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维持性财政支出：外交、公共安全、国防等。

(三) 测算方法

本文运用熵值法对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以及三个子系统指数进行测算，测算方法如下：第一步，对指标体系数据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值为X_ij, X_ij表示第i年第j项评价指数的数值，max(X_j)和min(X_j)分别表示所有年份中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rm{正项指标}}:{{X'}_{ij}} = \frac{{{X_{ij}} - \min \left( {{X_j}} \right)}}{{\max \left( {{X_j}} \right) - \min \left( {{X_j}} \right)}} $

(1)

$ {\rm{负项指标}}:{{X'}_{ij}} = \frac{{\max \left( {{X_j}} \right) - {X_{ij}}}}{{\max \left( {{X_j}} \right) - \min \left( {{X_j}} \right)}} $

(2)

第二步，将各指标同度量化，计算第i年各省份第j项指标的比重Y_ij。

$ Y_{i j}=r_{i j} / \sum r_{i j} $

(3)

第三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e_j，熵值越小则指标间的差异性越大，指标越重要；反之指标就越不重要；m为评价年数，n为指标数。

$ {e_j} = - \frac{1}{{\ln {\rm{m}}}}\sum\limits_{i = 1}^m {{p_{ij}}} \ln {p_{ij}}, $

(4)

第四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a_j。

$ {a_j} = 1 - {e_j} $

(5)

第五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_j。

$ W_{j}=\frac{a_{j}}{\sum\limits_{j=1}^{n} a_{j}} $

(6)

第六步，计算单指标评价得分S_ij。各类指数得分介于0~1之间，越接近1表明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越高；反之，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越低。各子系统指标数值的含义相同。

$ {S_{ij}} = {W_i} * {X'_{ij}} $

(7)

三、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测算结果分析 (一) 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以及子系统指数的特征

表 2和图 1是2005-2018年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以及三个子系统指数及其变化趋势。根据测算结果：第一，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较小，介于0.085-0.185之间，这说明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较低；第二，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呈现增长趋势，由2005年的0.085增长到2018年的0.185，平均增长率达9.05%；第三，2016年和2018年综合指数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增长率分别为13.17%和28.47%，这可能是由于“十三五规划”报告中强调“资源配置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得要素市场化进程快速被推进。从市场化配置程度、市场化运作程度以及市场准入程度三个子系统测算结果来看：第一，市场化配置程度指数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由2005年的0.134增长到2018年的0.250，平均增长率为6.66%，在三个子系统指数大小中处于中间位置；第二，市场化运作程度指数同样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由2005年的0.062增长到2018年的0.154，平均增长率为11.4%，在三个子系统中排名最后；第三，市场准入程度指数总体呈现上升势态，由2005年的0.183增长到2018年的0.299，年均增长率为4.88%。第四，从数值上看，市场准入程度指数最大，这意味着进出市场壁垒正在逐步缩小，非公有制企业进出市场越来越容易，政府和经济协调性发展，政府行为进一步规范；市场运作程度指数最小，这说明我国产业结构需进一步优化，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中重要位置，强调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节能减排，重视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

(二) 中国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特征

本文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的划分依据，将全国31省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①通过对中国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分析，能够更加全面、准确的掌握区域发展的动态，为今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典型化事实依据。表 3和图 2显示了四大区域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及其发展趋势。从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四大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走势基本相同，均处于稳健增长趋势，这表明我国四大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越来越高。

①  东部地区包括：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天津市、江苏省、山东省、河北省、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河南省、山西省、江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青海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重庆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

从综合指数大小来看：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综合指数处于0.119-0.264之间；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相当，综合指数处于0.072-0.165之间；西部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最低，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从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来看：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平均增长率依次为9.37%、8.87%、8.53%、9.01%，由低到高排次为东、东北、中部、西部。无论从综合指数大小来看，还是从综合指数的增长率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在四地区之间处于较高的水平，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地区水平较低，这与地区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关，区域发展不协调，导致该地区各方面发展都受影响。

下面我们分析四大区域在市场化配置程度、市场化运作程度以及市场准入程度三个子系统发展中存在的差异，发现四大区域综合指标发展差异的原因以及来源。

表 4和图 3显示出四大地区三个子系统指数以及变化趋势，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四个地区三个子系统的现状。第一方面：每个子系统中四大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指数比较。由图 3可以看出，首先，四个地区的市场化配置指数、市场化运作指数以及市场准入指数均处于稳步增长的趋势，变化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其中东部地区三个子系统指数水平均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地区，说明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较其他三个地区相比高；其次，四个地区市场准入指数均高于市场配置程度指数与市场化运作程度指数，说明各地区注重要素市场管理，积极响应资源市场化配置，非公有制企业得到有效的发展。最后，从增长率看，市场化配置指数中东部地区增长率最高，达到8.19%，市场化运作和市场准入指数增长率最高均为中部地区，依次是12.6%和6.39%，说明中部地区正在努力崛起。第二个方面：每个地区三个子系统指数水平的比较。东部地区，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市场准入水平较高，指数均值位于0.226-0.365之间，其次是市场化配置水平，均值处于0.169-0.349之间，市场化运作水平最低，指数均值介于0.09-0.215之间；但平均增长率却截然相反，市场化运作水平最高，达10.68%，其次是市场化配置水平的增长率，为8.19%，市场准入指数增长率最小，为4.73%。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同，三个子系统发展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准入程度、市场化配置程度以及市场化运作。从增长率看，依次为市场化运作12.6%、市场准入6.39%、市场化配置5.21%。西部和东北地区指数增长率排名一致，西部市场化运作12.31%、市场化配置5.31%、市场准入4.32%，东北地区市场化运作11.34%、市场化配置7.76%、市场准入3.84%。综上所述：三个子系统中市场准入程度四个地区发展均较好；四个地区中东部地区每个子系统发展均较好；中西部地区每个子系统的增长率均较高。

(三) 中国各省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特征

2005年以来，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得到稳步提升，2018年全国各省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大致为2005年2倍左右，全国30省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04%。从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提高的强大动力。

表 5显示了全国30省2005-2018年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全国30省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均有所上升。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绝对增幅最大的七个省市是广东省(0.27)、北京市(0.18)、江苏省(0.172)、浙江省(0.156)、上海市(0.148)、山东省(0.139)、天津市(0.127)和黑龙江省(0.103)。这七个省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大幅提升的主导因素有所差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山东省以及广东省主要归因于市场化配置的大幅上升，依次为0.252、0.159、0.329、0.232、0.376，其中江苏省受市场准入指数的影响也很大(0.304)；天津市、黑龙江省、浙江省受市场化运作指数的影响，市场配置指数的影响也很大。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省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在样本期内上升幅度较小，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陕西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吉林省，增幅依次是0.065、0.066、0.062、0.06、0.06、0.059、0.064，其中四川省增幅来源主要是市场准入指数的增长，云南省主要受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影响，其余几个省市三个子系统增幅都较小。由此可见，这些省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或因为各方面成效都欠佳，或某一方面效果不好，从而导致整体增幅不大。

进一步对比分析各省份要素市场化配置各子系统指数，能够发现各个省份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优势和劣势，从而为各省份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科学依据。表 6汇报了2018年全国30省要素市场化配置子系统指数、2005-2018年增长率以及增长率排名。市场化配置程度指数。2018年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中市场化配置指数均值为0.250，其中位于均值以上的省份有8个，其余22省份市场化配置指数位于均值以下，占比达到73.3%；另外，像内蒙古(0.152)、山西(0.234)、云南(0.242)、新疆(0.159)等省市虽然与北京(0.517)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其增长率却很高，这说明，诸如此类的省市，正在快速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加速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的流动，加大产权保护的力度，赶超要素市场化发展较好的城市。

市场化运作程度。2018年全国市场化运作指数均值为0.154，低于市场化配置指数和市场准入指数。市场化运作指数在均值以上的省市有12个，其余18个均居于平均水平以下，60%的城市没有达到平均水平，说明大多数的省市市场化运作水平不高，甚至说很低，地区发展不协调、生产效率低下、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缺乏创新性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四川省和云南省的市场运作指数分别为0.092和0.099，位于0.1以下，创新性、经济发展协调性、对外经济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阻碍。从增长率来看，江西、贵州、青海、宁夏、新疆这5个省份虽然市场运作指数居于平均水平以下，但是2005-2018年增长率却位列前茅。随着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深入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因此要素市场化配置也要实现五大发展理念。

市场准入程度。2018年市场准入指数的平均值是0.299，要高于市场化配置和市场化运作指数，成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提高的主要动力。市场准入指数位于平均值以上的省份有14个，其他16个居于平均水平以下，其中内蒙古、海南、甘肃、青海和新疆的市场准入指数在2以下，说明这几个省份中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水平不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市场配置程度较低。与其他两个子系统不同，市场准入指数和其2005-2018年的增长率大致上具有同方向的变化，即市场准入指数高的省份，其增长率较大。

四、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区域差异分析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研究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的地区差异，并将地区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三部分。首先对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公式为：

$ G = \frac{1}{{2{n^2}\mu }}\sum\limits_{i = 1}^K {\sum\limits_{j = 1}^K {\sum\limits_{h = 1}^{{n_i}} {\sum\limits_{r = 1}^{{n_j}} {\left| {{y_{ih}} - {y_{jr}}} \right|} } } } $

(8)

其中，把整体划分成K组(本文研究中将全国30省划分为四个组，即东、中、西和东北四个地区)，y_ih和y_jr分别表示i(j)地区内任意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i=1.2....K, j=1.2...K，G表示整体基尼系数。μ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的平均值，n表示省份的个数，n_i和n_j分别是i(j)组内地区的个数。

$ \mu_{i} \leq \ldots \mu_{j} \leq \ldots \mu_{K} $

(9)

按照Dagum(1997)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可将基尼系数G分解为三个部分：区域内(组内)差距的贡献G_w、区域间(组间)差距的净贡献G_nb和组间超变密度G_t，后两者共同衡量了组间不平等的总贡献G_gb=G_nb+G_t。三者的关系满足G=G_w+G_nb+G_t。区域内的基尼系数G_ii和区域内差距的贡献G_w、区域间的基尼系数G_ij和区域间差距的贡献G_nb分别表示为：

$ {G_{ii}} = \frac{1}{{2{n_i}^2{\mu _i}}}\sum\limits_{h = 1}^{{n_i}} {\sum\limits_{r = 1}^{{n_i}} {\left| {{y_{ih}} - {y_{ir}}} \right|} } $

(10)

$ {G_w} = \sum\limits_{i = 1}^K {{\lambda _i}} {s_i}{G_{ii}} $

(11)

$ {G_{ij}} = \frac{1}{{{n_i}{n_j}\left( {{\mu _i} + {\mu _j}} \right)}}\sum\limits_{h = 1}^{{n_i}} {\sum\limits_{r = 1}^{{n_j}} {\left| {{y_{ih}} - {y_{jr}}} \right|} } $

(12)

$ {G_{nb}} = \sum\limits_{i = 2}^K {\sum\limits_{j = 1}^{i - 1} {\left( {{\lambda _j}{s_i} + {\lambda _i}{s_j}} \right)} } {G_{ij}}{D_{ij}} $

(13)

$ {G_t} = \sum\limits_{i = 2}^K {\sum\limits_{i = 1}^{i - 1} {\left( {{\lambda _j}{s_i} + {\lambda _i}{s_j}} \right)} } {G_{ij}}\left( {1 - {D_{ij}}} \right) $

(14)

其中，λ_i=n_i/n，s_i=λ_iμ_i/μ，i=1.2....K，${D_{ij}} = \frac{{{d_{ij}} - {p_{ij}}}}{{{d_{ij}} + {p_{ij}}}}$表示i, j两组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相对差距；d_ij表示i, j两区域间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的差值，在μ_i>μ_j时，d_ij是在y_ih>y_jr条件下的所有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差距(y_ih－y_jr)的加权平均数，对于连续的密度分布函数f_i(y)和f_j(y)，d_ij可以表示为(15)式。而p_ij为超变一阶矩，可以理解为在μ_i>μ_j时，p_ij是在y_jr>y_ih条件下的所有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差距(y_jr－y_ih)的加权平均数，用公式(16)表示：

$ {{d_{ij}} = \int_0^\infty {\int_0^y {(y - x)} } {f_j}(x)dx{f_i}(y)dy} $

(15)

$ {{p_{ij}} = \int_0^\infty {\int_0^y {(y - x)} } {f_i}(x)dx{f_j}(y)dy} $

(16)

本文根据以上方法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以及超变密度进行测算。

(二) 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区域差异及来源

根据图 5，要素市场化配置地区内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地区差异处于缓慢扩大趋势，基尼系数由2005年的0.198增加到2018年的0.202，年均增长率达到0.16%，增速较慢。从2005年至2016年，基尼系数由0.198增加到0.277，绝对增加幅度为0.079，年均增长率达到3.6%，而后从2016年的0.277迅速下降为2018年的0, 202，年平均下降幅度达18.6%。

1.区域内差异

表 7和图 5也显示了四大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区域内差异大小及演变趋势。从区域内部差异来看，四大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内部差异均呈现稳步的下降趋势。总体来看，2017年之前，四大区域基尼系数的排序为东部、西部、东北以及中部地区，但在2018年，东北地区差异上升到第二位置，排序变为东部、东北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说明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具有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2005年-2008年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基尼系数由0.181下降为0.163，年均下降幅度为3.68%，2008年-2016年基尼系数在波动中上升，由0.163上升到0.279，2016年-2018年下降到0.181，是典型“倒N”变动趋势。从基尼系数的数值上看，东部区域内差异没有变动；中部地区，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052，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以2015年份分界线，2015年之前中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现波动中上升的势态，2015年之后表现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由0.063下降到0.032，年均下降幅度32.29%，其整体的变化趋势呈现“倒V”型态势；西部地区，区域内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099，以2014年为分界线，2014年之前波动中基尼系数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之后在波动中下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基尼系数由2005年的0.1下降到2018年的0.067，年均下降幅度3.79%，“倒V”型的变化趋势；东北地区，区域内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089，区域内差异较小，整体呈现为“W”型波动下降的势态，由2005年的0.082下降到2018年的0.072，年均下降幅度1.07%。

2.区域间差异

表 8和图 6展示了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区域间差异及其变化趋势，从图和表中我们不难发现，东部-中部、东部-西部以及东部-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总体呈现小幅度的上升趋势，三者上升幅度依次为4.71%、7.19%、5.49%，中部-西部、中部-东北以及西部-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呈现小幅度的下降趋势，三者下降幅度依次为9.57%、9.09%、3.36%，均呈现波动中先上升后下降的势态。总体来看，东部-西部地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大，均值为0.332，说明两个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相差较大，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其次依次为东部-中部、东部-东北、西部-东北、中部-西部以及中部-东北部，中部-东北部区域间差异最小，样本期均值为0.089，两者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较为相近。由此可以看出，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三个地区之间区域间基尼系数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逐渐变小，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断趋于协同发展，但均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表现出区域间基尼系数的增大。

3.区域差异的来源与贡献率

图 7和表 9显示了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区域差异来源以及各来源的贡献率，从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贡献程度变化趋势来看，区域内贡献率和超变密度贡献率均大致呈现“下降-上升-下降”变化势态，总体表现为贡献率下降，区域间贡献率呈现“上升-下降”的态势，样本期内变现贡献率上升，且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数值最大，变动区间为70.61-78.41，平均贡献率为74.32%，因此说明要素市场化配置区域差异主要是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变动区间为18.62%-22.18%，平均贡献率为19.76%；超变密度贡献率的变动区间为3.29%-7.99%，平均贡献率为5.92%，由此也可以看出区域内贡献率和超变密度贡献率不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解决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区域差异问题，要着重缩小区域间的差异，从而促进区域间要素市场化的协调发展。

(三) 三大子系统指数的区域差异及来源

上面分析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地区差异、差异来源以及贡献率，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市场化配置、市场化运作以及市场准入三个子系统区域差异及来源，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了解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以及差异的来源，为各地区的今后发展提供合理的依据。

1.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市场化配置程度和市场准入程度均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中上升的态势，市场化运作则呈现“下降-上升-下降”波动趋势，样本期内总体下降的态势，而总体东部地区区域内基尼系数呈现不变的现象，说明三者变化相互抵消，市场化配置程度和市场准入程度区域内差异的扩大被市场化运作区域内差异的缩小所抵消，总体表现为不变；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市场化配置区域内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市场化运作呈现“下降-上升-下降”波动中下降的势态，而市场准入基尼系数则呈现“上升-下降”稳步上升的势态，由前面我们可以得出中部地区区域内基尼系数总体下降，说明中部地区区域内差异缩小的主要来源是市场化运作程度差异缩小；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三个子系统均大致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但是市场化配置区域内基尼系数波动中增大，而市场化运作和市场准入的基尼系数则减小，且市场化运作减小的幅度较大，西部地区总体区域内基尼系数减小，因此得出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缩小主要来源于市场化运作程度差异；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市场化配置区域内基尼系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总体表现为下降的势态，市场化运作程度波动中上升，市场准入程度区域内基尼系数“上升-下降-上升”中保持不变，东北部地区基尼系数总体表现为下降，因此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缩小主要得益于市场化配置程度区域内差异的缩小。

2.区域间差异

东部-中部地区。东部-中部市场化配置程度区域间基尼系数稳步呈现上升势态，由0.157增加到0.27，增幅71.97%；市场化运作区域间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中下降势态，由0.324下降到0.281，降幅13.27%；市场准入区域间基尼系数减小，由0.163下降到0.132，降幅19.02%；东部-中部地区总体区域间差异呈现上升趋势，由此可得两地区间差异增大是由于市场化配置差异增大造成的。东部-西部地区。东部-西部地区市场化配置区域间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由0.223上升到0.328，增幅达47.09%，市场化运作和市场准入则呈现波动中下降的势态，分别降幅11.11%、0.42%，两地区区域间基尼系数呈现上升趋势，市场化配置差异在区域间差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东部-东北。东部-东北地区市场化配置、市场化运作以及市场准入的区域间基尼系数依次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增(降)幅为21.62%、-10.74%、12.63%，两区域间的基尼系数由0.237上升到0.25，增幅为5.49%，由此可以看出该地区间差异增大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配置差异的加大；中部-西部。中部-西部地区市场化配置、市场化运作以及市场准入依次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动势态，增(降)幅依次为8.74%、-26.13%和32.37%，中部-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市场化运作差异缩小在缩小中部和西部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中起了主要作用；中部-东北。中部-东北地区三个子系统在样本期内依次呈现下降、下降、上升趋势，增(降)幅依次为-16.5%、-14.17%和67.06%，两地区总体区域间基尼系数表现为减小，所以市场化配置和市场化运作区域间差异减小是中部和东北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西部-东北。西部-东北地区三个子系统增(降)幅依次为28.28%、-13.1%、-5.34%，两地区区域间基尼系数由0.119降低为0.115，市场化运作和市场准入是西部和东北地区差异缩小的主要影响因素。

3.区域差异的来源与贡献率

市场化配置程度、市场化运作程度以及市场准入程度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均为区域间差异。市场化配置区域内贡献率位于20.89%-25.86%之间，均值为23.16%；市场化运作区域内贡献率位于19.73%-25.08%之间，均值为21.9%；市场准入区域内贡献率位于22.58%-24.84%之间，均值为23.51%，因此对于区域内贡献率来说市场准入指数影响较大。市场化配置、市场化运作以及市场准入区域间贡献率依次位于57.05%-73.77%、67.83%-73.18%、49.69%-58.92%之间，均值依次为65.8%、70.58%、56.04%，市场化运作指数差异是区域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市场化配置、市场化运作以及市场准入超变密度贡献率依次位于9.63%-17.09%、5.66%-9.42%、17.81%-25.46%，均值依次是11.03%、7.52%、20.45%，市场准入指数差异是超变密度差异的主要来源。

五、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分布动态及演进

为了更加深入分析全国和四大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发展的绝对差异特征，我们运用核密度通过三维立体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分布图来分析我国及其四大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绝对差异、绝对差异变动趋势、延展性以及极化趋势。下图描述的是全国、四大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以及三大子系统指数的分布动态。

(一) 研究方法

核密度估计是运用连续密度曲线对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进行估计，与其他估计相比其模型依赖性较弱并且稳健性较强。假设f(x)是随机变量x的密度函数，公式如所示：

$ f(x) = \frac{1}{{Nh}}\sum\limits_{i = 1}^N K \left( {\frac{{{X_i} - \bar x}}{h}} \right) $

(17)

其中，N为观测值的总数，X_i代表具有独立同分布特性的观测值，x表示全部观测值均值，K(x)为核密度函数，如公式(18)，h为宽带，如若宽带越大，表现为密度函数图像越光滑，说明估计的精确度越低，相反，若宽带越小，密度函数越不光滑，其精确度越高。本文运用的高斯核对全国和四大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动态演进进行估计。

$ K(x)=\frac{1}{\sqrt{2 \pi}} \exp \left(-\frac{x^{2}}{2}\right) $

(18)

(二) 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分布动态及演进

根据图 11，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断提高，绝对差异呈现较小的扩大趋势，分布曲线呈现右拖尾但延展性较差，全国各省市同向发展。从波峰的移动来看，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分布曲线主峰位置右移，在样本期内经历“右移-左移-右移”的过程，最终表现为右移，说明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断提升；总体上来看，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的绝对差异呈现不太明显的扩大势态。样本观测期内，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分布的主峰高度经历“上升-下降”的波动、宽度增大，整体表现为高度下降，宽度变大的态势，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较高的省份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较低的省份之间的差距增大，这意味着全国要素市场化发展的绝对差异有扩大的趋势；分布曲线呈右拖尾现象，且延展拓宽后变窄，说明存在诸如北京市、上海市这样要素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只存在一个主峰，没有出现极化现象，说明全国各省市要素市场化水平基本同步发展。

(三) 四大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分布动态及演进

东部地区。根据图(a)，从波峰的移动来看，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分布曲线主峰位置右移，在样本期内经历“右移-左移-右移”波动，总体变现为右移，说明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化水平有所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的绝对差异没有明显的扩大势态，2005年-2017年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分布的主峰高度持续下降、宽度持续增大，说明区域发展不均衡正在加大，但是2017-2018年主峰高度上升、宽度收窄，说明这两年要素市场化发展水平绝对差异缩小，总体表现为绝对差异不变；分布曲线呈现右拖尾现象但延展性较差。中部地区。从波峰的移动来看，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分布曲线主峰位置持续右移，说明中部地区要素市场化水平持续提高；主峰高度不断提高，宽度收窄，无明显拖尾现象，说明中部地区区域发展较为均衡，差距正在缩小；只有一个主峰，没有极化现象。西部地区。西部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分布曲线主峰变动为“右移-左移-右移”，总体趋势右移，高度呈现“下降-上升-下降”波动，总体表现为升高，分布曲线右拖尾现象不明显，说明西部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断提高，且绝对差异总体具有缩小的趋势，无极化现象。东北地区。东北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分布曲线主峰持续右移，个别年份2010年和2013年出现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主峰高度呈现“上升-下降”趋势，总体表现下降；右拖尾现象不明显，因此东北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断提升，且绝对差异有缩小的趋势，无极化现象。

(四) 三大子系统指数的分布动态及演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三大子系统绝对差异、绝对差异变动趋势、延展性以及极化趋势。市场化配置程度。从波峰上看，市场化配置指数波峰持续右移，表现为市场化配置水平的不断提高；主峰的高度呈现“上升-下降-上升”势态，但总体为上升趋势，说明其绝对差异扩大；右拖尾延展拓宽，无极化现象。市场化运作水平的波峰呈现“右移-左移-右移”的态势，在样本期内总体表现为右移；主峰高度表现“上升-下降”趋势，最终有小幅度下降；右拖尾且延展性呈收敛趋势，说明市场化运作水平不断提高，绝对差异有缩小趋势，存在市场化运作水平较高的省市，无极化现象。市场准入水平的波峰呈现“右移-左移”的态势，总体右移；主峰高度经历“下降-上升-下降”趋势，总体上升；曲线分布右移且延展性较差，呈收敛趋势，有明显的极化现象，说明市场准入水平不断提高，绝对差异有扩大趋势，其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现象。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市场化配置程度、市场化运作程度以及市场准入程度三个方面，运用52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了2005-2018年全国30省(除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以及三个系统指数，描述分析了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以及子系统指数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四大区域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优劣势；利用基尼系数分析全国、四大区域、三个子系统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相对差异、相对差异的来源；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全国、四大区域、三大子系统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绝对差异的动态演进规律，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高，但在观察期内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四大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一，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最高，其次依次为东北、中部以及西部。测算结果显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从2005年0.085增长到2018年的0.185，均值0.118，平均年增长率9.05%；东部地区从2005年0.119增长到2018年的0.264，均值0.17，年均增长率9.37%；中部地区从2005年0.072增长到2018年0.155，均值0.098，增长率8.87%；西部地区从2005的0.064增长到2018年0.135，均值0.086，年均增长率8.53%；东北地区从2005年0.076增长到2018年0.165，均值0.099，年均增长率9.01%，由此可以看出，全国以及四大区域综合指数较小，但均处于上升趋势；无论从均值还是增长率的角度，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化水平较其他三个地区高。另外还分析三个子系统指数的变化趋势，测算结果显示三大子系统中市场准入指数最大，其次是市场化配置指数、市场化运作指数，市场化配置指数从2005年0.134增长到2018年0.25，均值0.177，年均增长率6.66%，市场化运作指数由2005的0.062增长到2018年0.154，均值0.084，年均增长率11.41%，市场准入指数从2005的0.183增长到2018年的0.299，均值0.267，年均增长率4.88%。

第二，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差异呈现扩大趋势，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差异正稳步缩小；全国以及四大区域的区域内差异均呈现逐步缩小的势态。基尼系数结果显示，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总体基尼系数从2005年的0.198增长到2018年0.202，涨幅较小，那是因为2005-2016年总体基尼系数均处于上趋势，2016年上涨到0.277，但是2016年后迅速回落，导致涨幅较小；区域内平均贡献率为19.75%，区域间平均贡献率74.32%，超变密度贡献率5.92%，可以看出区域间差异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此外，我们测算了三大子系统基尼系数，结果发现三大子系统区域差异来源主要也是区域间差异，其中市场化配置指数和市场准入指数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市场化运作指数区域差异呈扩大趋势。

第三，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绝对性差异呈现扩张趋势，四大地区绝对差异呈现缩小势态。核密度估计结果显示，全国要素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绝对差异呈现较小的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分布曲线波峰在样本期内经历“右移-左移-右移”波动，总体变现为右移，说明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化水平有所提高，主峰高度以及宽度总体上没有明显的变化，绝对差异没有明显的扩大势态；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波峰均在波动中右移，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断提高，绝对差异呈缩小趋势。

结合以上结论，为提高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较低，应进一步减少政府在要素配置中的直接作用。目前，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高，2018年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达到0.185，与2005年0.085相比，虽然涨幅达到117.65%, 但是总体水平还是很低，同年国家GDP相较于2005涨幅达到390.76%，要素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协调。说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要素均是由政府配置，鲜有要素由市场化配置，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见》进一步明确，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管，推动政府定价机制由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向制定定价规则转变，政府应做到：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干预市场向维护市场秩序转变以及不进行不当干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要交给市场。

第二，依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三个子系统的发展表现，应补齐短板，继续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2018年三大子系统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市场准入指数、市场化配置指数、市场运作指数。市场化运作程度最低，成为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短板，提高要素市场化运作指数要从以下方面入手：(1)调整研发经费支出结构，鼓励技术创新。截止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8.91%，支出水平有所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应用研究经费支出、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分别占比5.54%、11.13%和83.33%，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和应用研究支出比例远远低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导致我国自主创新较少，因此应该加大基础研究经费和应用研究经费的支出。(2)优化产业结构。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服务业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从1952年-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8.4%，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8.1%，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0.3%，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3)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随之提高。(4)加大对外开放强度。一方面，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扩大贸易规模，提高贸易的质量。

第三，积极促进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协调发展。当前各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具有一定的差距，就2018年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来说，东部地区综合指数0.264，其次是东北地区0.165，中部地区0.155，西部地区0.135。(1)区域内差异。四个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三个子系统指数存在一个共性，市场准入指数在四个地区要素市场配置水平中均高于市场化运作水平，而市场化运作水平均高于市场化配置水平，因此四个地区均应将提高市场化配置水平放在工作之首。建立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产权，促进创新；增强地区内劳动力、资金、技术、土地甚至数据的流动，使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区域间差异。由前文研究分析，我们知道区域间差异是我国要素市场市场化配置水平存在差异的主要来源。消除区域间差异是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协调发展与提高的重要环节。而区域间差异主要来源是东部地区与其他三个地区的差异，因此，东部地区发挥自身优势，提高自身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同时，通过正外部性带动其他三个地区的发展；中、西、东北地区要重点提高市场化配置水平，再次基础上提高市场化运作以及市场准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