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口产品质量得到各个国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出口产品质量体现了一国的出口竞争力，从微观层面研究该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Khadwal，2010；Robert et al., 2012)。同时，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问题迫在眉睫。一方面，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低迷，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需疲软，这对出口商品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依然代表着低价格和低质量。另一方面，以往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拉动了中国经济，但该发展路径更多依靠以往中国的劳动禀赋，当前老龄化程度逐渐加剧，人口红利殆竭(蔡昉，2010)，且该发展模式以低产品质量为代价，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企业出口行为要么依靠质量优势，要么依靠价格优势，随着劳动要素更充裕的新兴国家不断进入国际市场，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提升企业产品质量，规避与低质量厂商的竞争；另一种是不提升产品质量，而采用低价格优势(Hallak and Sivadasan, 2013)。对于当前寻求转型的中国企业而言，提升产品质量能使企业获得新的贸易优势，高产品质量所产生的地区质量声誉也有助于一国为出口打开市场(Cage and Rouzet, 2015)。

与此同时，中国逐渐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由于通讯与运输成本的降低，各国之间更容易进行合作生产。对于一种产品，各个国家可在其具备优势的生产环节进行垂直专业化生产，由此，产品的生产分割到各个国家的企业，“中国制造”改为“世界制造”。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效应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刘胜等(2016)探讨了GVC分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认为参与GVC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且该作用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而不同。张少军、刘志彪(2013)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研究，认为内资企业参与GVC会阻碍其产业升级。其中与本文关系最密切的文献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的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分工使生产更有效率，从宏观的角度，当一种产品的生产拆分成不同生产环节，由具备相应禀赋的地区或企业承接，构成全球价值链，会提升个体与整体的生产效率。刘庆林等(2010)、吕越等(2017)、高越(2019)通过实证证明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助于提升生产率。此外，高静等(2019)针对价值链嵌入与出口产品质量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以上文献将研究重点放在GVC下游分工效应上，GVC下游分工与GVC上游分工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参与分工，后者是主动参与分工，上游厂商基于最大利润的目的，在其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上专注于研发、销售和核心部件生产，将一般部件生产和加工组装等低增值环节配置在下游厂商。诚然，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被动分工带来的贸易体量增长，然而贸易体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贸易质量的增长，Gao(2014)对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在金融危机后贸易的快速增长源自数量边际的增长，同时价格边际大幅降低，而降低出口价格意味着消减的生产成本会转换到产品质量的下降上。当前“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风险不断增加，“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的提出都显示出中国有必要并正在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国际分工的必要性凸显。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贡献：在研究的话题上，出口产品质量是企业异质性中除生产率外的另一个维度，生产率代表了生产能力，更强调“量”。出口产品质量代表出口竞争力，更强调“质”，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少有学者进行该问题的研究。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上、下游两个方向探讨GVC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机制梳理上，本文归纳了GVC上、下游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其中GVC上游参与通过“俘获效应”、“市场深化效应”影响出口产品质量，GVC下游参与通过“溢出效应”、“中间品效应”、“俘获效应”、“竞争效应”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在稳健性检验上，本文使用Piveteau and Smagghue(2019)提出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检验，该指标解决了出口产品质量测算过程中价格的内生性问题。

二、理论机制

一般而言，厂商在全球价值链中专业化分工一种产品的特定生产环节有助于其提升该环节的生产熟练度，了解购买者的具体需求，进而有助于提升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具体而言，GVC上游参与和GVC下游参与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有所差异。

企业GVC上游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归纳为以下两种效应：

(1) 俘获效应。

上游厂商可以凭借核心竞争优势获得更多利益(Gereffi，2010)，上游厂商将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首先能利用该国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同时将资源集中于研发、核心部件生产等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中，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上游厂商成为GVC下贸易规则的制定者，价值链升级的顺序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Gereffi，2005)，当下游厂商开始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有可能威胁到上游厂商的地位时，上游厂商就会凭借市场与技术优势，从市场准入和技术标准上对下游厂商进行限制，从而保证其核心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稀缺性。

(2) 市场深化效应。目前广受认同的产品质量测算是通过销量反推消费者的需求(Khadwal，2013)，即产品质量实际上是消费者的使用感受，若消费者认为某产品能获得较高的效用，则认同该产品的质量。因此，产品质量不仅取决于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等供给方面的因素，也取决于国际市场上产品的相对稀缺性与消费者的偏好。进而，上游厂商将下游环节配置在国外后，会不断加深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上游厂商能依据国际市场的多样性需求进行生产与营销，使出口产品本土化，这有助于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企业GVC下游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归纳为以下四种效应：

(1) 中间品效应。企业承接跨国公司转移的分工环节后，可获得来自上游厂商的进口中间品，首先，下游厂商用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生产出口品(Ethier，1982)，可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然后，上游厂商增加了下游厂商可选择的中间品种类，厂商能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提高产品质量(Goldberg，2010)。最后，进口的中间品使下游厂商更容易对其产品设计与生产流程进行模仿，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2) 溢出效应。下游参与GVC使本国企业与具备较强实力的上游厂商合作，上游厂商对下游厂商的生产与管理具有监督与示范效应(邓国营等，2018)，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上游厂商会支持下游厂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如派遣技术人员对下游厂商的生产进行指导，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对其劳工与产品安全进行要求。这使下游企业更容易模仿上游企业的生产，学习其管理经验、运营模式等，因此有助于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3) 被俘获效应。与“俘获效应”相反，下游厂商承接组装加工等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容易被上游实力较强的跨国公司所“俘获”(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 Gereffi，2010)，过于依赖上游厂商使下游厂商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增值环节，不仅削弱了国内企业的前后向联系，也使下游厂商的价值链升级受到价值链主导者的控制与挤压，虽然下游厂商通过融入GVC实现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由于被俘获难以实现更进一步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因此不利于提升产品质量；

(4) 竞争效应。也可称为自选择效应，GVC下游生产环节的进入门槛低，新兴国家的不断出现使更多企业参与到GVC下游的生产与竞争中，企业出口行为要么依靠产品质量优势，要么依靠价格优势(Hallak and Sivadasan, 2013)。在面对其他企业贸易产品的竞争时，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逃离竞争”，即规避与低质量产品的竞争；另一种则是不提升产品质量或降低产品质量，即通过压低成本采取低价格优势，其目的在于保有市场份额。因此，竞争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确定。

由上述探讨得到以下假说：GVC上游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GVC下游参与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体结论需要通过实证得到。

三、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测算与分析 (一) 计算部分

$ GVC\_positio{n_{jr}} = \ln \left( {1 + \frac{{I{V_{jr}}}}{{{E_{jr}}}}} \right) - \ln \left( {1 + \frac{{F{V_{jr}}}}{{{E_{jr}}}}} \right) $

(1)

在Koopman(2014)提出的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中，(1)式的GVC_position_jr表示r国j行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公式中，下标j表示行业，r表示国家。IV_jr表示r国j行业一次出口到其他国家后再次加工并出口到第三国的本国增值，FV_jr表示r国j行业出口价值中包含的国外增值部分，E_jr表示r国j行业的出口额。根据Wang et al.(2013)的研究，若一国融入国际分工的方式是提供中间品，那么该国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处于优势；若一国进口他国的中间品进行再生产，则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分工的状态。因此，$ \frac{{I{V_{jr}}}}{{{E_{jr}}}}$表示r国j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frac{{F{V_{jr}}}}{{{E_{jr}}}} $表示r国j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下游参与度。在企业层面的价值链参与度测算中，学者们大多使用Upward et al.(2013)、Kee and Tang(2016)的做法，在Hummel(2001)的指标基础上，构造价值链参与度指标，该指标实际表示了企业的GVC下游参与度，在本文的研究中，仅使用GVC下游参与度不能较好的识别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参考盛斌、陈帅(2017)与苏丹妮等(2020)，构建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指标与下游参与度指标。

$ Downstrea{m_{ijtp}} = \frac{{IMP_{ijtp}^{total}{|_{BEC}} + {D_{ijtp}}{|_{BEC}} + ({\lambda _{1t}} - {\lambda _{2t}}) \times EXP_{ijtp}^{total}}}{{EXP_{ijtp}^{total}}} $

(2)

$ Downstrea{m_{ijto}} = \frac{{(IMP_{ijto}^{total}{|_{BEC}}/{Y_{ijt}}) \times EXP_{ijto}^{total} + {D_{ijto}}{|_{BEC}} + ({\lambda _{1t}} - {\lambda _{2t}}) \times EXP_{ijto}^{total}}}{{EXP_{ijto}^{total}}} $

(3)

$ \begin{array}{l} Downstrea{m_{ijtm}} = {w_p} \times \frac{{IMP_{ijtp}^{total}{|_{BEC}} + {D_{ijtp}}{|_{BEC}} + ({\lambda _{1t}} - {\lambda _{2t}}) \times EXP_{ijtp}^{total}}}{{EXP_{ijtp}^{total}}} + {w_o}\\ \times \frac{{(IMP_{ijtp}^{total}{|_{BEC}}/({Y_{ijt}} - EXP_{ijtp}^{total})) \times EXP_{ijto}^{total} + {D_{ijto}}{|_{BEC}} + ({\lambda _{1t}} - {\lambda _{2t}}) \times EXP_{ijto}^{total}}}{{EXP_{ijto}^{total}}} \end{array} $

(4)

公式(2)、(3)、(4)分别表示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混合贸易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下游参与度，其中i、j、t、p、o、m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年份、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混合贸易，BEC表示联合国(UNSD, 2013)制定的广义经济分类标准，用于识别贸易类型；IMP_ijtp^total表示考虑了中间贸易代理商后企业中间产品进口额；EXP_ijto^total表示企业总出口额，用企业出口交货值表示；D表示企业资本折旧累计额；Y_ijt表示企业销售额；系数λ_1t为间接进口国外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λ_2t为返回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w_p、w_o分别表示混合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份额和一般贸易出口份额。

$ Upstrea{m_{ijtp}} = \frac{{EXP_{ijtp}^{total}{|_{BEC}} \times (1 - \frac{{IMP_{ijtp}^{total}{|_{BEC}} + {D_{ijtp}}{|_{BEC}} + ({\lambda _{1t}} - {\lambda _{2t}}) \times EXP_{ijtp}^{total}}}{{EXP_{ijtp}^{total}}}) \times {\lambda _{3t}}}}{{EXP_{ijtp}^{total}}} $

(5)

$ Upstrea{m_{ijto}} = \frac{{EXP_{ijtpo}^{total}{|_{BEC}} \times (1 - \frac{{(IMP_{ijto}^{total}{|_{BEC}}/{Y_{ijt}}) \times EXP_{ijto}^{total} + {D_{ijto}}{|_{BEC}} + ({\lambda _{1t}} - {\lambda _{2t}}) \times EXP_{ijto}^{total}}}{{EXP_{ijto}^{total}}}) \times {\lambda _{3t}}}}{{EXP_{ijto}^{total}}} $

(6)

$ \begin{array}{l} Upstrea{m_{ijtp}} = {w_p} \times \frac{{\quad EXP_{ijtp}^{total}{|_{BEC}} \times (1 - \frac{{IMP_{ijtp}^{total}{|_{BEC}} + {D_{ijtp}}{|_{BEC}} + ({\lambda _{1t}} - {\lambda _{2t}}) \times EXP_{ijtp}^{total}}}{{EXP_{ijtp}^{total}}}) \times {\lambda _{3t}}}}{{EXP_{ijtp}^{total}}} + {w_o}\\ \times \frac{{\quad EXP_{ijtpo}^{total}{|_{BEC}} \times (1 - \frac{{IMP_{ijto}^{total}{|_{BEC}}/({Y_{ijt}} - EXP_{ijtp}^{total})) \times EXP_{ijto}^{total} + {D_{ijto}}{|_{BEC}} + ({\lambda _{1t}} - {\lambda _{2t}}) \times EXP_{ijto}^{total}}}{{EXP_{ijto}^{total}}}) \times {\lambda _{3t}}}}{{EXP_{ijto}^{total}}} \end{array} $

(7)

(5)、(6)、(7)分别表示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混合贸易三类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EXP_ijtpo^total|_BEC表示了考虑中间贸易代理商出口中间产品后企业出口的中间产品总额；λ_3t表示企业所属行业出口中间品被直接进口国利用并再次出口到第三国的比例，即企业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例。

(二) 描述与分析

图 1表示中国企业在2000-2007年GVC下游、上游参与度的变化趋势，使用的数据由企业计算结果求平均得出。观察图 1，可见2000-2007年期间，中国企业的GVC下游参与度整体呈现不断降低的态势，8年间下降幅度为26.8%。GVC上游参与度则呈现平稳中上升的趋势，样本区间上升幅度为41.7%，这说明，中国企业越来越少在GVC承接下游组装或贴牌生产环节，而更多为GVC上游环节，进行研发环节与核心零部件的生产。

图 2为2000-2007不同贸易类型企业GVC上游、下游参与度变化趋势。其中，GVC下游参与度在观测时间段内由高到低依次为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另外，企业GVC上游参与度也符合上述排序。这是因为加工贸易的模式为进口国外中间品，再加工后出口，这样的行为本身构成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因此，企业的贸易业务中包含越多的加工贸易，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就越高。此外，在时间变化趋势上，加工贸易企业的GVC下游参与度在观测时间内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体现了加工贸易出口中，中国自身增值幅度的逐渐提升。一般贸易企业的GVC下游参与度缓慢上升，体现了中国一般贸易企业逐渐融入国际分工的过程。由于两种企业GVC上游参与的折线几乎重合，其时间变化趋势暂不考虑。

图 3是2000-2007年不同所有制企业GVC上游、下游参与度的表示趋势。外资企业的GVC下游参与度大幅度高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GVC下游参与度，且在持续降低。说明样本期间，中国廉价劳动力与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外资，中国外资企业大多被作为代工工厂，进口中间产品后在GVC中承担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因此其下游参与度较高，同时，中国企业的生产条件日益完善，或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外资企业下游参与度逐渐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的表现在样本期间的后续年份表现较好，其上游参与度在2000年是三类企业中最低的，但在样本观测期间其上游参与度的上升幅度为130.84%。

图 4是2000-2007年不同技术类型企业GVC下游、上游参与度的变化趋势，其中技术类型的区分参考了Lall and Weiss(2005)的分类方法。能够发现高技术类型企业的GVC下游参与度相比其他两类企业高，其GVC上游参与度相对较低。这说明在样本期间，中国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在国际上虽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未能活跃在上游生产中，但其凭借吸引外资与贸易开放政策，较多的从国外承接了高技术行业的下游生产环节，虽然其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但这一方面可以使中国企业模仿海外技术，在“干中学”，另一方面奠定了良好的海外基础，便于企业在具备一定实力后更快地在海外打开局面。中技术类型企业的上游参与度相对较高，下游参与度较低，说明中技术类型行业是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具备优势的行业，比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学制造业等。

四、数据、计量模型与指标说明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部分使用的数据来自三套数据。第一套是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进行如下异常值的处理：(1)删除雇员人数小于8的企业样本; (2)删除企业代码无法一一对应、贸易值为零值或负值的样本; (3)删除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额、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以及固定资产中任何一项存在零值或负值的样本; (4)删除企业销售额、平均工资存在零值或负值的样本; (5)删除企业年龄小于0的样本; (7)由于农产品、资源品的质量主要源于资源禀赋，不能准确体现质量内涵，因此剔除农产品和资源品样本。

第二套数据为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的产品层面数据，将海关数据总库中企业名称包含“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外经”等关键词的企业都归为中间贸易商，并且在最终合并样本中剔除了这部分企业。

第三套数据为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 Output Datebase)，采用Wang et al.和Koopman等人的方法对国家行业层面的出口进行分解，得到间接进口比例(λ₁)、返回增加值比例(λ₂)与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例(λ₃)，该系数用于计算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价值链参与度。

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借鉴Upward et al.(2013)的做法，对两个数据库进行两步匹配合并。接着，用行业作中间变量，将λ₁、λ₂、λ₃系数匹配到数据中。在这里，由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行业分类标准存在差异(ISIC Rev3与GB/T-4754)，采用盛斌、陈帅(2017)的做法进行合并，见表 1。

关于中间产品进口信息的识别，使用联合国BEC(Broad Economic Catalogue)的分类法来识别企业的进口中间产品(Feng et al., 2012)。其中，BEC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53”的8类是本文要研究的中间品，将BEC码和HS6编码进行对应，从而识别出企业进口的中间产品。由此，可以得到各企业历年的中间品进口额和进口种类。

(二) 计量模型设定

为考察价值链参与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构建回归模型(8)，

$ qualit{y_{ft}} = {\alpha _0} + {\alpha _1}gv{c_{ft}} + {\alpha _2}{X_{ft}} + {\varphi _f} + {\varphi _t} + {\varepsilon _{ft}} $

(8)

其中，f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quality_ft为出口产品质量，模型主要解释变量gvc_ft为价值链参与程度，X_ft表示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融资约束(finance)、企业规模(scale)、全要素生产率(tfp)、企业年龄(age)、资本劳动比(kl)、人均工资(pwage)、政府补贴(subsidy)。φ_t表示年份的固定效应，φ_f表示企业的固定效应。

(三) 指标估计

(1) 出口产品质量。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樊海潮、郭光远(2015)等的做法，计算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测算的大致过程如下，将产品质量引入消费者效用函数，推导出关于价格、产品质量、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收入水平的需求函数，对需求函数两边取对数，然后将需求对关键解释变量做回归，从而得到回归后的残差，由残差计算出口产品质量，测算中通过控制出口目的国-时间的固定效应来控制消费者价格指数与收入水平，此外，因为各个HS编码产品的价格与数量不能相互比较，所以控制产品层面的固定效应。则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如式(9)所示：

$ \ln ({x_{ihdt}}) + \sigma \ln ({p_{ihdt}}) = {\varphi _h} + {\varphi _{dt}} + {\varepsilon _{ihdt}} $

(9)

其中下标i、h、d、t分别表示企业、HS六位码产品、出口目的国和时间。σ为产品需求弹性，ln(p_ihdt)表示t年的企业i出口到目的国d的产品h的价格，ln(x_ihdt)表示t年的企业i出口到目的国d的产品h的数量，φ_h表示产品层面的固定效应，φ_dt表示出口目的国-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根据(9)式回归后得到的残差ε_ihdt，能够计算出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q_ihdt=ε_ihdt/(σ-1)，然后，使用许和连、王海成(2016)的做法，把企业各产品出口份额作为权重，加总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2) 企业生产率。Bastos and Silva(2010)支持了Verhoogen(2008)理论分析的结论，即生产率高的企业会生产质量高的商品，生产率是重要的控制变量。采用Levinsohn and Petrin(2003)的方法测算生产率，取其自然对数。LP方法以中间品投入额替代投资额作为代理指标，能够解决OP方法中投资为零的现象引起的样本截断问题。

(3) 企业规模。Kugler and Verhoogen(2012)认为，大规模企业生产的产品的质量高。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更易开展规模经济，学习新的技术和产品，进而提升产品质量。用企业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企业的规模。

(4) 融资约束。根据Chaney(2016)与Manova(2008)的研究，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需要支付一部分沉没成本，只有财务状况好或融资约束低的企业，才可以较好的进入海外市场。借鉴孙灵燕、李荣林(2011)的做法，使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融资约束，如果该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

(5) 企业年龄。企业存续的时间越长，其在该行业积累的资源与渠道越多，员工具备更多工作经验，且更熟悉该行业的产品需求，因此知道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企业存续时间越长，会存在遗留债务或职工安置问题，这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企业年龄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来衡量。

(6) 资本劳动比。合宜的人均资本量说明企业在具备一定劳动力的同时，也配备相应资本，使生产要素发挥其应有的生产能力。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企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衡量。

(7) 人均工资。代表了劳动力成本，当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从而将产品供给到对高质量产品有需求的市场。另一种是降低产品质量，以降低生产成本。用工资总额与职工总人数的比值表示。

(8) 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使企业获得特定的财政捐助或收入上的支持，进而降低企业特定行为的成本，因此影响企业决策。其测算采用盛斌、毛其淋(2015)的做法，使用政府补贴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表示。

五、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2为基准回归结果，(1)-(3)列估计了企业GVC下游参与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4)-(6)列估计了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1)、(4)列只加入主要解释变量，并控制企业与年份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企业GVC下游参与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企业GVC上游参与度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在(2)、(5)列分别加入控制变量，(3)、(6)列则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行业、省份的固定效应更换为企业的固定效应，结果依然稳健。

可见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当企业位于价值链上游环节，由于竞争厂商减少，市场呈现寡占均衡的局面，每个厂商试图提升产品质量，从而获得产品的垂直差异性，形成垄断，因此厂商有了提升产品质量的激励。另外，由于上游厂商的产品是相对稀缺的产品，大量的下游厂商对其有较高的需求，而本文产品质量的测算本身为基于需求层面的测算，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企业GVC上游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为正向影响。

中国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增加会阻碍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这与GVC上游参与度的结果相反。一方面，这可能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参与GVC下游，是被动分工的结果，容易形成下游厂商对上游厂商的依赖关系，上游厂商将低增值、低技术的分工环节配置在下游厂商，并严防技术外溢，国内企业很难从中获得溢出，张少军、刘志彪(2013)也认为全球价值链中，上游厂商对下游厂商有控制和俘获的力量。另一方面，下游代工型企业的替代者多，竞争激烈，它们只能采取“薄利多销”的生产，互相低价竞争，其目的是在保有市场的基础上盈利，因而缺乏质量升级的动力。这样的结论意味着，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是有意义的。

观察其他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变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符合Kugler and Verhoogen(2012)、高越(2019)的观点，规模经济对于企业提升产品质量较为重要；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可见资本密集型产品大多产品质量较好。人均工资(pwage)增长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稳定。企业存续年限(age)对产品质量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这与许和连(2016)的结论相同，它说明企业年龄的增长不一定成为优势，其影响存在着两面性；观察融资约束(finance)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第(3)列中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他列不显著，这说明融资约束不是影响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一些企业即便不存在流动性约束，也没有提升产品质量的激励；政府补贴(subsidy)的影响系数不稳健，在(3)、(6)列中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2)、(4)列中不显著，这与张杰等(2015)的结论一致，厂商可能对政府补贴产生依赖，进而失去提升产品质量的动力。

(二) 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由于企业GVC参与度指标或可与出口产品质量互为因果，比如，有的企业正是因为产品质量较好，才能不断攀升至价值链上游，另外，也存在一些随时间改变的因素，它们同时对企业GVC参与度与产品质量的非观测因素产生影响，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为此，使用IV估计的方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借鉴Fisman and Svensson(2007)的做法，构造相关变量地区-行业层面的均值作为企业层面该变量的工具变量的做法，具体采用县级层面三分位行业企业GVC上游参与度、GVC下游参与度的均值作为相应工具变量，结果见表 3的(1)、(2)列，估计的第一阶段F统计量大于10，选取的工具变量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除此之外，在(3)列使用GVC上游参与度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在(4)列使用GVC下游参与度的滞后一期与滞后两期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之前的结论是稳健的。

2.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样本年份。

表 4的(1)、(2)列中被解释变量出口产品质量使用Piveteau and Smagghue(2019)的测算方法。由于价格的内生性问题，出口价格与需求层面的冲击相联系，使得产品价格与产品质量存在同步性(Kugler and Verhoogen, 2012)，所以Piveteau and Smagghue(2019)使用企业进口产品加权的汇率作为产品价格的工具变量，其逻辑如下，出口产品质量受企业生产成本影响，由于已有资金的限制，企业会根据生产成本选择产品质量，企业所在国对进口来源国汇率发生变化能影响企业对该来源国的进口产品价格，进口加权的汇率与企业出口价格具有强正相关性进而改变企业生产成本，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汇率变化与企业对该国进口份额相关，因而，进口加权的汇率成为“成本转换器”，与出口产品价格具有强正相关性，他们将该指标作为价格的工具变量重新计算了出口产品质量。表 4的(3)、(4)列中使用2008-2013年的企业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在2008-2010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无法得到政府补贴、人均工资与生产率指标，因而不使用这三个控制变量。在表 4中结果依然稳健。

(三) 异质性检验

1.区分贸易类型

贸易方式反映出企业的经营方式与生产目标。不同贸易模式的企业，可能在GVC参与中由于经营目标的不同以及所接触生产技术的差异而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有所不同，因此将样本分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5，在(1)、(2)列中可以发现一般贸易企业下游参与价值链分工对于其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加工贸易企业下游参与价值链分工对于其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3)、(4)列中两种类型企业上游参与价值链分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其中加工贸易企业的估计系数更大。这说明加工贸易企业能够在价值链分工中获得更多的质量升级效应，一般贸易企业会受到更多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一般贸易企业在全球的商业布局能力较弱，在面对强力的海外竞争对手时，它们更多的选择“价格优势”，而不去提升产品质量。对于加工贸易企业，它们一般具备更好的海外渠道、完备的消息等，因此它们能在参与GVC时攫取更多利得。

此外，一般贸易企业在GVC下游参与度提升时，其进口的优质中间品不一定直接用于出口品的生产。而对于加工贸易企业，进口中间品直接用于出口品的生产，因此加工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的中间品提升效应较为明显。

2.区分企业所有制

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且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姚洋、章奇，2001)，所以GVC参与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有所差别。采用汪建新(2014)的做法，将样本分为私营企业、国有与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包括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三部分进行估计。

观察表 6，GVC参与度指标的系数符号与之前相同，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外资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估计系数为-0.0176，上游参与度的估计系数为1.5134，与另外两类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参与价值链分工中得到的质量提升效应较明显，负面效应较小，可能的解释是：首先，外资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运营上更具有优势，且投资到中国的FDI大多为顺梯度投资，具备更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使其在价值链分工中能获取更多利得。然后，上游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公司具有产权，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保障，因此溢出效应更大。而对于另外两类企业，由于海外市场的运营上经验不足，其较高的贸易成本也会抑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黄先海、卿陶，2020)。

3.区分技术类型

区分行业技术类型将总样本按照行业技术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借鉴盛斌(2002)的做法，将SITC Rev.3三位数的产品分类加总到26个制造业行业中。同时，参考Lall and Weiss(2005)的方法将制造业分为低技术型、中技术型、高技术型三类，进行分样本回归，分类依据见表 7。

表 8列出了不同技术类型企业的估计，结果显示，低技术类型企业在GVC分工中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明显，中、高技术类型企业表现不佳，尤其是GVC下游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这大概是因为中、高技术类型企业的上游厂商严防技术外溢，对下游厂商进行限制，避免下游厂商的“功能升级”、“链条升级”。因此，中、高技术类型的厂商难以通过参与下游分工获得产品质量的提升。

4.区分地区

中国面积广阔，各地区的要素禀赋，政府策略，市场环境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为进一步探讨GVC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地区的划分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部分。观察表 9，三组样本中GVC上游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GVC上游参与的质量提升效应很稳健。GVC下游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负，东部地区样本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0.0398，其绝对值高于另外两组样本的影响系数，西部地区样本的系数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面临的竞争更激烈，他们在竞争中更倾向于降低产品质量，获得价格优势。而中、西部地区不仅用工成本低，还具有政策优势，比如在部分产业上具有税收优惠政策，因此该地区企业生产成本较低，受竞争的负面效应影响较小。

(四) 影响机制检验

该部分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GVC下游参与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考虑到理论机制中“竞争效应”、“俘获效应”、“被俘获效应”、“市场深化效应”难以表示。我们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 {qualit{y_{ft}} = {a_0} + {a_1}gv{c_{ft}} + {a_2}{X_{ft}} + {\varphi _f} + {\varphi _t} + {\varepsilon _{ft}}} $

(10)

$ {im{p_{ft}} = {b_0} + {b_1}gv{c_{ft}} + {b_2}{X_{ft}} + {\varphi _f} + {\varphi _t} + {\varepsilon _{ft}}} $

(11)

$ {r{d_{ft}} = {d_0} + {d_1}gv{c_{ft}} + {d_2}{X_{ft}} + {\varphi _f} + {\varphi _t} + {\varepsilon _{ft}}} $

(12)

$ qualit{y_{ft}} = {e_0} + {e_1}gv{c_{ft}} + {e_2}im{p_{ft}} + {e_3}r{d_{ft}} + {e_4}{X_{ft}} + {\varphi _f} + {\varphi _t} + {\varepsilon _{ft}} $

(13)

其中imp_ft是企业进口中间品进口额的对数值，使用联合国BEC分类方法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进行识别，BEC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53”的8种产品为中间品，该变量用以表示中间品效应。rd_ft表示企业的研发强度，借鉴施炳展、邵文波(2014)的方法，采用企业是否有新产品销售额来衡量，该中介途径用以表示溢出效应。

GVC下游参与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如表 10所示。其中，表 10中(1)、(2)、(3)、(4)列分别对应模型中(10)、(11)、(12)、(13)式。由第(2)列估计结果可知，GVC下游参与对企业研发强度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GVC下游参与使企业承接了来自上游的分工环节，在上游厂商的监督与支持下，提升了研发效率。由第(3)列的估计结果可知，GVC下游参与对企业进口中间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GVC下游参与促使企业进口中间品。再由第(4)列的估计结果可知，中介变量Input_it和rd_i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中间品进口和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同时，在加入中介变量后，GVC下游参与的估计系数相比基准回归结果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说明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两个影响途径是有效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出口产品质量能否得到提升，关系到中国能否完成“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本文使用2000-2007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GVC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从整体上看，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下游参与程度提高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该关系在控制不同层面的个体效应，控制内生性后依然稳健。第二，在分组检验中，企业GVC上游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稳健的正效应；而GVC下游参与的效应对于不同的组别有所不同。加工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一般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降低了出口产品质量；外资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得到的质量提升效应较明显，而该提升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较弱；低技术类型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提高助于产品质量提升，而中、高技术类型企业下游参与GVC的质量降低效应较明显；东部地区企业下游参与GVC的质量负面效应较大，而中、西部地区的质量负面效应较小。第三，在机制检验方面，GVC下游参与通过进口“中间品效应”和“溢出效应”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中国提升产品质量提供了新的视角，出口产品质量体现了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如何帮助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或者引导企业选择“质量”优势是十分必要的。实证部分得到了上游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产品质量升级的结论，因此，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是必要的，企业应积极参与价值链上游生产环节，这一方面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相应技术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靠政府的大力扶持，某一行业龙头企业的出现有助于带动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比如华为企业。由于企业下游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不一定带来产品质量升级，因此，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把控与引导，使得中国企业在下游参与全球价值链时，能够得到更多利得，尽量避免下游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负面效应。从本文的实证部分看，应更多鼓励国有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下游参与全球价值链。

当粗放型的贸易模式无法继续，提升产品质量至关重要，参与全球价值链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进一步增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与广度，利用好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福利，警惕其负效应，是政策制定部门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