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不仅考验着市场的承受能力，也考验着地方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和治理水平。回顾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不同地方政府间表现出了较大的治理水平差异；部分缺乏专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其施政效果受到了公众的较多质疑，比如“地方卫健委领导应懂医”等也成为了坊间热议的话题。在疫情影响地方经济的机制中，地方政府的治理效应可体现在恢复经济正常运转的能力和遏制疫情蔓延的能力等方面。根据“官员作用论”，地方官员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文雁兵等，2020)，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陈绍俭等，2019)，其治理效果由官员能力所决定(王贤彬、徐现祥，2014)。基于以上事实，本文从企业业绩视角探讨了疫情给微观经济(即企业)带来的影响，并关注了上述影响存在的行业异质性；此外，为观察地方官员在疫情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研究了省级政府副职官员的金融背景和省级卫健委主任的卫生背景在疫情对微观经济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试图重点回答以下问题：(1)地方官员的金融、卫生背景在疫情影响微观经济的机制中是否发挥了调节作用；(2)金融、卫生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是否具有行业异质性；(3)金融、卫生背景中哪些细分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

综合而言，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1)现有研究虽关注到地方官员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但多从官员更替、晋升压力、官员任期等角度进行观察。部分文献虽研究了官员背景对经济的影响，但较少有文献聚焦于地方官员的金融背景，也未见专门探讨地方官员卫生背景的文献。本文分析了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在疫情影响微观经济(企业)的机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官员作用论”的微观证据。(2)已有研究对官员专业背景中任职经历的界定较为笼统，未充分识别不同任职经历作用的差异性；本文细分了金融、卫生背景的任职经历，并分析了其调节作用的差异性，这为地方官员交流和选任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参考依据。(3)目前有文献发现官员任职经历与教育背景的匹配效应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官员任职经历与教育背景匹配效应的微观经济效果，丰富了官员任职经历与教育背景匹配效应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相关地方官员的交流与选任提供了进一步参考。

本文后续写作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 理论分析框架

根据研究关注点，结合相关文献和实际情况，新冠疫情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可能依循“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影响—微观经济影响—企业业绩”的传导路径^①，即新冠疫情虽然没有直接作用于企业业绩，但通过一系列因素的传导，最终会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鉴于官员的专业背景只在特定施政领域发挥作用，故专业背景往往具有定向调节效应，其在整体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可能体现在传导路径中的特定环节上。由于卫健委负责组织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②，故省级卫健委主要负责人(即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的调节作用可能体现为通过控制疫情来减缓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在传导路径的始端发挥作用。与卫生背景类似，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可能集中在通过金融扶持政策来帮助企业纾困方面。目前疫情对微观经济产生的两大负面影响(融资成本上升、现金流紧张)均有赖于地方金融扶持政策来化解，故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更可能在传导路径的末端发挥调节作用，具体新冠疫情影响企业业绩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① 为避免内容重复，新冠疫情对企业业绩影响传导路径的详细解释将在“研究假设提出”相关部分作介绍。

② 上述工作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规定的卫健委应履行的职责，地方卫健委网站所披露的工作职责对此也进行了明确。

(二) 研究假设提出

1.新冠疫情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图 1展示的传导路径表明，在传导路径的始端，疫情使社会经济活动受限，具体表现为复工复产困难(朱武祥等，2020)和人员活动受到限制，同时增加大众心理上的恐惧。研究发现，短期内恶性突发卫生事件的冲击将给宏观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骆永民，2011)，故疫情影响会进一步传导至宏观经济层面，如人员活动受限导致劳动力短缺，使生产要素发生明显变化。历史证据显示，收入不确定等因素会对居民消费带来抑制效应(罗楚亮，2004)，故本次疫情造成的复工复产困难不仅会造成供给不足，也会使部分民众失去收入来源加剧对消费的抑制，使供需发生结构性变化，且对疫情的恐惧会导致避险情绪上升。鉴于生产要素和供需结构是联系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何诚颖等，2020)，疫情的影响会通过其传导至微观经济层面。从生产要素角度，劳动力短缺会严重限制企业正常运行，影响已有订单货物的交付或服务的提供，使企业面临收入减少和刚性费用支出的双重压力。从供需结构角度，需求减少使未来消费或订单数量明显减少，给企业收入带来影响，加剧企业现金流紧张(朱武祥等，2020)，同时部分采购需求临时取消会增加相关管理成本。此外，作为避险情绪上升的表现，灾难风险会增加预防性储蓄(陈彦斌等，2009)，造成市场上流动资金紧张；且对灾难风险的预期将减少企业投资积极性，投资者风险溢价上升会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陈国进等，2014)。综合以上分析，宏观因素传导至微观层面最终会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现金流紧张和相关成本费用增加，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持续盈利，给传导路径末端的企业业绩带来不利影响。综合上述分析，新冠疫情通过一系列传导最终会给企业业绩带来不利影响，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新冠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了负面影响。

2.新冠疫情对企业业绩影响的行业异质性

从行业特征而言，以餐饮、住宿、文化娱乐、交通等为代表的服务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和外部依赖特征。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活动受限等直接影响，本次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可能存在行业上的差异性。从季节性特征考虑，因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恰逢中国春节，作为餐饮、住宿等行业的传统旺季，严格的防控措施会使多数人活动受限，且疫情引发的恐慌情绪与悲观预期严重降低了消费意愿(杨子晖等，2020)，给春节消费带来直接冲击。在此期间收入大幅下跌会给服务业带来明显影响，未来补偿的空间小(李明等，2020)。从外部依赖特征考虑，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属于“密度经济”(梁文泉、陆铭，2016)，其需要人口在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才能方便餐饮、娱乐等需要面对面提供服务的行业更好发展(彭昱、周尹，2016)。但疫情使人在一定空间内聚集面临刚性约束，一方面由于疫情给人们造成的心理恐惧，使部分人不愿意去人流聚集地消费；另一方面为避免疫情反弹，多地均要求餐馆、游览场所等采取限流措施，不得按满负荷承载能力进行运转，以上客观现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服务业复工后所能达到的营收水平。此外，疫情给服务业带来的影响还存在连带效应，如因疫情造成的交通运输受阻(杨子晖等，2020)，不仅直接影响交通运输业，也影响住宿、旅游等行业，造成对各相关服务行业的整体影响。

结合上述分析可知，疫情不仅在爆发初期给服务业带来了严重影响，也使服务业在复工后很难达到如制造业等行业一样的运转水平，且疫情对各相关服务行业的影响具有整体性，故本文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新冠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服务业企业中更为显著。

3.新冠疫情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的调节作用

2018年开始，多位具有金融领域工作经历的干部开始担任省级政府副职(即坊间所称“金融副省长”)，社会上对以上官员在促进本地经济金融发展方面也充满期待。研究表明，官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自身禀赋因素影响(杨海生等，2010)，其之前的任职经历(王贤彬、徐现祥，2014)、教育背景(张三保、熊雅，2017)等会反映在对当地施政的思路和措施中。具体而言，地方官员金融背景对地方经济影响主要可以通过管理优势、资源优势和专业禀赋来解释。从管理优势角度，地方官员可通过前期任职积累的金融管理经验来帮助自身更好地在现任岗位上施政与履职。从资源优势角度，地方官员可凭借前期任职所拥有或可施加影响的资源为当前任职地区带来便利或者帮助，比如研究发现地方官员与地区资金流动间存在“钱随官走”的现象(钱先航、曹廷求，2017)。另借鉴企业人员金融背景相关研究成果，有银行工作经历的董事能够建立起银行关联，缓解企业融资难度，体现出银行关联的资源效应等(祝继高等，2015)，故曾有银行任职经历的地方官员也可能存在资源效应，形成资源优势。从专业禀赋角度，国外研究表明领导人的教育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Besley et al., 2011)；考虑到专业知识储备会有利于提升金融扶持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故官员专业禀赋有利于其更好地履职。

在新冠疫情压力下，金融扶持政策为企业纾困既是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企业的主要诉求，更是帮助企业走出疫情影响的关键。图 1展示的传导路径表明，地方官员金融背景在疫情与企业业绩关系间发挥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抑制融资成本过快上升、缓解现金流紧张等方面。从多位“金融副省长”的履历中可以发现，其金融相关任职经历可以分为金融监管机构、政策及商业银行两类。基于金融监管机构可积累金融管理经验，政策及商业银行拥有信贷资源，金融专业知识储备会有利于提升金融扶持政策有效性和针对性的事实，本文认为管理优势、资源优势和专业禀赋在不同地区官员施政履职中都可能发挥调节作用，来缓解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故提出以下假设：

H3：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可以缓解新冠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

4.新冠疫情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省级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的调节作用

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结合地方卫健委网站披露的工作职责，地方卫健委是党中央关于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者，负责本地区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应急工作，在疫情防控中承担着直接领导职责。历史文献表明，政府由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向以公共服务为主导的职能转变中，卫生领域存在着“不到位”、“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安徽省财政厅课题组，2004)。在本次疫情发展过程中，部分地方卫健委官员“不到位”甚至“缺位”的表现给当地疫情防控造成了不良影响。从理论层面分析，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风险，而非突发事件(童星、张海波，2010)；作为突发事件，新冠疫情本身不构成引发危机的根本因素，相反地方卫健委官员由于“不懂医”所积累的风险才是疫情转变为危机的关键所在。考虑到省级卫健委主任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行政全面工作，故其是否具有卫生背景会明显影响当地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

与金融背景类似，省级卫健委主任的卫生背景也可从任职经历和教育背景等因素考察。经分析各省级卫健委主任履历，其卫生相关任职经历可分为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医院两类，其中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工作经历可积累疾病防控管理经验，使其具有管理优势；医院工作经历可加强其对相关疾病病理的认知，在疾病医治上具有专业优势；另卫生专业知识储备有利于提升疾病防控措施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故卫生背景对地方疫情防控的影响主要可以通过管理优势、专业优势和专业禀赋来解释。图 1展示的传导路径表明，地方官员卫生背景在疫情与企业业绩关系间发挥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抑制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方面。结合上述分析，卫生背景中管理优势、专业优势和专业禀赋均可能起到抑制疫情发展的作用，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省级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可以缓解新冠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为保证数据的及时性与完整性，本文从深证信数据服务平台获取了截至2020年6月30日主板上市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等相关财务指标数据和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数据。另为满足研究需要，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获取了主板上市公司基本情况数据和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疫情数据，从百度地图慧眼获取了截至2020年3月10日全国各省区市复工指数数据。各地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时长数据、省级政府副职官员和省级卫健委主任相关履历信息等来自于笔者的手工整理。在数据收集完毕后，本文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了2019年第一季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为0或负值的样本(指企业样本，下同)；(2)剔除了金融和房地产业的样本^①；(3)剔除了2020年3月31日之后在主板上市的样本；(4)为去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将企业相关连续变量进行了0%~1%以及99%~100%的Winsorize处理。

① 金融业虽属于服务业，但在各方面体现出明显的“非典型性”；为避免对分析结果带来干扰，在此将金融业样本剔除。考虑房地产业也具有金融属性，属于类金融范畴，故遵循多数文献的惯常作法，将房地产业样本一并剔除，以上剔除工作依据2012版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的划分进行。

(二) 变量定义

1.企业业绩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企业业绩或企业绩效主要可以通过财务表现和市场表现两方面衡量(Hogan and Coote, 2014)，对以上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增长率指标(余传鹏等，2020)、比率指标(许年行等，2019)等维度进行观察。为充分观测疫情带来的影响，基于疫情前(基期)的数值计算同比增长情况是对其进行测度行之有效的方法，故在此选取同比增长率指标来衡量企业业绩。与财务表现相比，用市场表现来衡量企业业绩对市场的有效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辛清泉、谭伟强，2009)；当市场存在噪声因素或出现群体非理性行为时，市场表现反映出来的企业业绩情况很可能偏离实际，因此本文拟从财务表现来衡量企业业绩。在财务增长率指标中，企业利润作为核心盈余，其真实反映了企业盈利情况，故用净利润同比增长率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为便于展示数据结果，本文将除虚拟变量之外的指标均乘以100，以百分数形式体现，下同)。

2.新冠疫情严重程度

为反映不同地区受疫情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本文采用各地区确诊感染人数作为地区疫情的测量指标(黄送钦等，2020)，确诊感染人数越多，则疫情越严重。因本文研究的观测期为2020年第一季度，故以2020年3月31日各省区市上报的累计确诊病例数为最终核定数。为使不同省区市间数据更具可比性，本文将不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数在全国总累计确诊病例数中的占比作为衡量各地新冠疫情严重程度的指标，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3.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

由“研究假设提出”部分相关内容可知，官员金融背景可从任职经历和教育背景角度来认定。有文献(王贤彬、徐现祥，2014)指出，中国一些官员所获得的学历和学位属于在职性质，其专业化程度有所欠缺；且我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很多情境下都没有形成依赖专业治理的治理体系，使得专业禀赋所发挥的作用受限。基于以上认知，将仅有相关教育背景而没有金融任职经历的官员认定为具有金融背景可能存在与实际情况的背离；故本文对金融背景的认定主要从任职经历方面进行判断，后文中卫生背景同样执行此标准。通过全面梳理省级政府副职官员的任职履历可以发现，截至2020年6月30日具有金融任职经历的省级政府副职官员最早任职时间为2012年5月，最晚任职时间为2020年5月。但全国范围内密集选调具有金融背景的官员任省级政府副职始于2018年之后，2018年至2019年之间到任的官员比例占到总数的75%以上，2020年仅有2个省份的官员到任，到任时间分别为2020年1月9日和2020年5月15日。鉴于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正式开始封城，全国各地随后都开始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此日也成为新冠疫情形势骤然升级的开始，故从到任时间来看多数具有金融背景的省级政府副职官员在新冠疫情爆发前都已到任。为充分观测具有金融背景的官员在新冠疫情期间是否发挥了调节作用，本文为其到任设置了统计截止时间；若样本所在省区市在2020年1月23日之前(不含当日，下同)有金融监管机构、政策及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省级政府副职官员到任，则该省区市视为有金融背景的官员，其他情况^①视为无，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① 其他情况指具有金融背景的相关官员到任时间晚于2020年1月23日(含当日)或该省区市政府中并无金融背景的省级副职官员。

4.省级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

参照金融背景界定标准，卫生背景同样从任职经历角度进行判断。通过全面梳理省级卫健委主任的信息可以发现，多数省区市在2020年第一季度未发生卫健委主任的变更，只有少数省区市发生了变更。鉴于2020年1月23日是疫情发展的分水岭，因疫情集中爆发前期做出的准备和决策至关重要，故统一根据2020年1月23日之前在任省级卫健委主任的任职经历来确定其是否具有卫生背景；若样本所在省区市省级卫健委主任的任职经历中有卫生行政管理机构^①、医院(含防疫站医师)工作经历，卫生背景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① 考虑到管理经验的积累是建立在熟悉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相关具体工作的基础上，故对于省级卫健委主任任前仅有相关单位或机构领导任职经历的情况，不作为具有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任职经历来认定；如某地方官员在任省卫健委主任前，仅有省卫健委副主任的任职经历，没有在卫生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工作或基层工作的经历，则不认定为具有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任职经历。

5.控制变量

除上述变量外，相关研究表明负债水平(李科、徐龙炳，2011)、复工情况(张平、杨耀武，2020)等会对企业造成潜在影响，同时企业业绩也可能受到收入等因素变动的影响，故在此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资产负债率为2020年第一季度末数据，其余财务指标均为季末数据)。

(三) 模型设定

结合图 1，新冠疫情通过一系列因素传导最终会影响企业业绩，而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省级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作为地方治理因素，可以发挥调节作用。参考连燕玲等(2012)和张兆国等(2018)的做法对各假设进行检验，其中利用模型1做全样本回归检验假设H1，同时将全样本分为服务业和非服务业样本后利用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通过对比回归结果检验假设H2。在模型1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构建模型2，用以检验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的调节作用(即检验假设H3和H4)，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JLRT=α₀+β₁QuezhenZB+β₂Controls+ε                    模型1

JLRT=α₀+β₁QuezhenZB+β₂ΣMV+β₃QuezhenZB×ΣMV+β₄Controls+ε      模型2

上述模型中JLRT为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反映企业业绩；QuezhenZB为确诊病例数占比，反映新冠疫情严重程度；MV代表调节变量，分别为金融背景、卫生背景；Controls为本文设定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为了解数据基本情况，本节对全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从全样本来看，2020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率(JLRT)波动范围较大，说明疫情对企业业绩冲击较为明显，均值-90.389%表明多数企业呈现同比负增长。金融背景和卫生背景变量均值分别为0.673和0.693，说明观测样本中超过半数企业所在省区市配备了具有金融背景的省级政府副职官员和具有卫生背景的省级卫健委主任。

(二) 回归结果分析

将模型2中调节变量替换为金融背景(JRBJ)、卫生背景(WSBJ)得到模型3~4，按照“模型设定”中检验假设的方法，本文利用模型1、模型3、模型4对全样本进行了回归，且利用模型1进行了分组回归；上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利用模型1对全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如第(1)列所示，确诊病例数占比(QuezhenZB)回归系数符号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确诊病例数占比(QuezhenZB)上升给净利润同比增长率(JLRT)带来了显著负面影响，即新冠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了负面影响，假设H1得到了验证。利用模型1对服务业和非服务业样本组进行回归的结果如第(4)列和第(5)列所示，确诊病例数占比(QuezhenZB)在两列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其中服务业样本组中QuezhenZB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在非服务业样本组中结果不显著，说明新冠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服务业企业中更为显著，假设H2得到了验证。利用模型3和模型4对全样本进行了回归的结果如第(2)列和第(3)列所示，第(2)列中QuezhenZB×JRBJ交互项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与主效应回归系数的符号相反，说明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JRBJ)对净利润同比增长率(JLRT)与确诊病例数占比(QuezhenZB)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可以缓解新冠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假设H3得到了验证。第(3)列中QuezhenZB×WSBJ交互项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同样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与主效应回归系数的符号相反，说明省级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WSBJ)对净利润同比增长率(JLRT)与确诊病例数占比(QuezhenZB)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省级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可以缓解新冠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假设H4得到了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 (一) 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所发挥调节作用的行业异质性

为观察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在服务业和非服务业中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利用模型3~4进行了分组回归，并与模型1的分组回归结果进行了对比，具体结果如表 4所示。

由表 4可知，服务业样本组模型3、模型4中QuezhenZB×JRBJ和QuezhenZB×WSBJ交互项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与主效应回归系数的符号相反，说明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省级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与上述结果不同的是，非服务业样本组模型3、模型4中QuezhenZB×JRBJ和QuezhenZB×WSBJ交互项回归系数符号虽然为正，但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服务业作为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省级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显著地抑制了疫情给服务业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发挥的调节作用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

(二) 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细分因素影响的差异性

结合“变量定义”中对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的界定，本文主要以任职经历中是否有金融工作经历作为金融背景确认的主要依据。梳理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可知，金融工作经历可以分为金融监管机构、政策及商业银行两类，其中金融监管机构增加了专业管理经验，使其具有管理优势；政策及商业银行拥有信贷资源，相关资金可能会向任现职地区倾斜，使其具有资源优势。据此本文将金融背景进一步细分为管理经验(JR_GLJY)和银行经验(JR_YHJY)，以上变量赋值依据分别为：若官员任前具有金融监管机构工作经历，则管理经验(JR_GLJY)赋值为1，否则为0；若官员任前具有政策及商业银行工作经历，则银行经验(JR_YHJY)赋值为1，否则为0。

与金融背景的界定标准相同，本文同样以是否有卫生工作经历作为卫生背景确认的主要依据。梳理省级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可知，卫生工作经历可以分为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医院两类，其中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工作经历可积累疾病防控管理经验，使其具有管理优势；医院工作经历(含防疫站医师)可加强其对相关疾病病理的认知，在疾病医治上具有专业优势。据此本文将卫生背景进一步细分为管理经验(WS_GLJY)和医院经验(WS_YYJY)，以上变量赋值依据分别为：若官员任前具有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工作经历，则管理经验(WS_GLJY)赋值为1，否则为0；若官员任前具有医院工作经历，则医院经验(WS_YYJY)赋值为1，否则为0。

为全面分析地方官员同一专业背景下细分因素影响的差异性，本文从金融、卫生背景各自细分因素独立和共同发挥调节作用的角度进行观察，利用模型5~10对此进行了检验，并与模型1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进行了对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

由表 5可知，模型5~7回归结果中QuezhenZB×JR_GLJY、QuezhenZB×JR_YHJY交互项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与主效应回归系数符号相反，且无论从独立调节还是共同调节角度，QuezhenZB×JR_GLJY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QuezhenZB×JR_YHJY均不显著，说明管理经验是金融背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的主导因素。另模型8~10的回归结果也同样显示，卫生背景中管理经验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医院经验不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综合以上结果可知，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中的管理经验是上述专业背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的主导因素。以上结论预示着，具有金融监管机构和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任职经历的官员能在各自专业领域实现较佳的治理效果。

(三) 地方官员金融、卫生任职经历与教育背景的匹配效应

相关文献表明，单独分析教育背景这一弱代理指标(王贤彬、徐现祥，2014)可能没有太大实际说服力，但有文献发现官员任职经历与教育背景间存在匹配效应(文雁兵等，2020)，本文对此进行了细化研究。考虑到教育背景体现为地方官员的专业禀赋，具体是指地方官员的学科背景和最终学历(朱星文，2016)，故本文从学科背景和学历背景两个维度进行观察。从学科背景角度，若具有金融任职经历的官员专科、本科、硕士或博士阶段所学为宏观经济、金融等相关学科，则学科背景(JR_XKBJ)赋值为1，否则为0。若具有卫生任职经历的官员专科、本科、硕士或博士阶段所学为医学相关学科，则学科背景(WS_XKBJ)赋值为1，否则为0。经梳理省级政府副职官员和省级卫健委主任相关履历，具有金融、卫生任职经历的官员中绝大多数具有硕士以上学历。为合理区分官员的学历差异，现将最高学历是否为博士作为区分学历背景的标准；即若具有金融、卫生任职经历的官员最高学历为博士，则金融、卫生任职经历下学历背景(JR_XLBJ、WS_XLBJ)赋值为1，否则为0。

为全面分析地方官员金融、卫生任职经历与教育背景中不同细分因素匹配时是否存在效应差异，本文从任职经历匹配学科背景、任职经历匹配学历背景两者独立和共同发挥调节作用的角度进行观察，利用模型11~16对此进行了检验，并与模型1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进行了对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

从金融任职经历角度，模型11~12回归结果中QuezhenZB×JR_XKBJ、QuezhenZB×JR_XLBJ交互项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与主效应回归系数符号相反，其中QuezhenZB×JR_XKBJ在10%的水平上显著，QuezhenZB×JR_XLBJ在5%的水平上显著，故从独立调节角度，金融任职经历匹配学历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从共同调节角度，模型13回归结果表明虽然以上交互项不显著，但QuezhenZB×JR_XLBJ的t值要明显大于QuezhenZB×JR_XKBJ的t值，故相对而言，仍是金融任职经历匹配学历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综合上述结果，可知金融任职经历匹配学历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要强于匹配学科背景。考虑到宏观经济、金融等相关学科属于社会人文类学科，专业门槛相比理工农医类学科而言较低，且博士阶段所受的思维训练可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所以在具有金融任职经历的前提下，高学历可能比学科对口更有助于省级政府副职官员在相关专业领域施政履职。

从卫生任职经历角度，模型14~15回归结果中QuezhenZB×WS_XKBJ、QuezhenZB×WS_XLBJ交互项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与主效应回归系数符号相反，且模型14和模型16中QuezhenZB×WS_XKBJ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QuezhenZB×WS_XLBJ在模型15和模型16中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无论从独立调节还是共同调节的角度，卫生任职经历匹配学科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要强于匹配学历背景。鉴于医学专业性较强，其他学科的高学历经历可能无法对疾病防控带来显著帮助，所以对于省级卫健委主任而言，专业性是更为重要的。以上结论也暗示着，在具有卫生任职经历的前提下，省级卫健委主任同时具备医学学科背景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理效应。

六、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现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详细回归结果在正文中未作展示。

(一) 更改地方官员金融背景的界定标准

梳理具有金融背景的省级政府副职官员任职信息可以发现，2020年1月23日之前到任的官员中有超过85%的官员实际分管当地的金融工作，但仍有少数省区市的省级政府副职官员^①具有金融背景而不分管金融工作。从理论角度分析，如某位地方官员实际不分管金融工作，就无法对本地的金融政策施加影响，也无从谈起利用金融背景发挥调节作用。故在原有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的界定标准基础上，增加了是否分管本地金融工作这一约束条件^②。更换界定标准后，本文发现再次回归结果与前述回归中的结果基本一致，主要结论未受到地方官员金融背景界定标准变化的影响，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① 经梳理发现，云南省副省长陈舜和山西省副省长吴伟任职地方之前均有金融工作经历，但到任本省后实际并不分管金融工作。

② 新省级政府副职官员金融背景变量赋值标准为若样本所在省区市在2020年1月23日之前有金融监管机构、政策及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省级政府副职官员到任且该官员实际分管金融工作，则该变量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

(二) 考虑省级卫健委主任与党组书记两职不合一的情况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党组书记一般由本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担任，主要负责人不是中共党员或由上级领导兼任等原因不宜担任党组书记的，党组书记、主要负责人可分设。梳理地方官员任职信息发现，多数省区市卫健委主任同时兼任党组(党委)书记，少数省区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由不同人员担任。鉴于党组在本单位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在上述两职不合一时，党组书记所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重点观察。按照相同的卫生背景界定标准，将卫健委主任卫生背景替换为卫健委党组(党委)书记卫生背景进行回归时，发现再次回归的主要结果未有明显变化，说明无论从卫健委主任还是卫健委党组(党委)书记角度，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基本一致。

(三) 考虑防控措施的影响

考虑到各地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可能会对企业经济活动产生限制，为控制以上因素影响，本文收集了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国各省区市疫情防控一级响应的持续天数数据，取一级响应持续天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再次进行回归。经对比发现，再次回归结果与前述回归中的结果基本一致，主要结论未受到引入防控措施因素的影响，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七、结论与启示

新冠疫情作为近十年来我国影响程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不仅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本文利用2020年第一季度主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收集的相关数据资料，从全体和分行业角度考察了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的影响，并关注了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在缓解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方面是否发挥了调节作用。经实证分析，本文发现新冠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了负面影响，且疫情对服务业企业影响更为显著。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均可缓解疫情给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且以上作用在服务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深入分析发现，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中的管理经验是上述专业背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的主导因素。另从任职经历与教育背景的匹配效应考虑，金融任职经历匹配学历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要强于匹配学科背景，而卫生任职经历匹配学科背景所发挥的调节作用要强于匹配学历背景。

上述结果表明，服务业作为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地方官员的金融、卫生背景更加显著地抑制了疫情给服务业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发挥的调节作用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且金融、卫生任职经历与教育背景之间的匹配效应存在差异。在具有金融任职经历的前提下，高学历可能比学科对口更有助于省级政府副职官员在相关专业领域施政履职；而在具有卫生任职经历的前提下，省级卫健委主任同时具备医学学科背景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理效应，这为以后相关地方官员的交流与选任提供了参考。

因疫情对服务业造成的冲击更大，考虑到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华而诚，2001)，本文建议应给予服务业企业持续关注并进一步出台针对性措施，从政策、补贴等方面给予更多倾斜，帮助其走出困境。另外与较多省区市配备了具有金融背景的省级政府副职官员不同，目前省级政府副职官员中卫生背景官员占比还不高；为更好地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省级卫健委主任应具有卫生背景外，分管卫健委的省级政府官员也应具有卫生背景，这是未来地方官员交流与选任中需关注的方面。结合季度数据，本文结果反映了地方官员金融、卫生背景在应对疫情短期冲击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考虑新冠疫情影响可能具有长期性，基于长时间跨度的观察可能是后续研究需关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