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俗话说“时代造就英雄，英雄引领时代”，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诞生了100名“改革先锋”，其中，马云、马化腾和李彦宏等十几位企业家都悉数在列。这些企业家大多成长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不断突破边界，创造奇迹。例如马云带领的阿里巴巴集团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马化腾创立的腾讯科技已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企业家群体英雄辈出，弦歌不绝，除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利好政策，还离不开企业家个人的特质及独特的企业家精神。那么，成长在改革开放环境下的企业家会拥有怎样的特质？这些特质又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决策呢？

随着行为金融的逐渐兴起，近期学术界开始掀起对管理者早年经历研究的热潮。例如高管经历大萧条环境对资本结构的影响(Malmendier and Nagel, 2011)；管理者从军、财务及晋升经历等对投融资决策的影响(Malmendier et al., 2011；姜付秀等, 2013；郝盼盼等，2018)。由于这些特征存在管理者自选择问题，学者们又选取不受人为控制或选择的重大事件来研究，例如分析经历三年大饥荒事件对储蓄倾向(程令国、张晔，2011)、自主经营(汪小圈等，2015)、债务决策(赵民伟、晏艳阳，2015)及创新行为(张信东、郝盼盼，2017)的影响。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推进了管理者特质方面的研究，但还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缺乏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对管理者特质的深入探究。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政策，从此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等，这给创立的组织及亲历者烙下深深印记。印记理论认为，组织创建时的制度环境会影响组织，且会反映到超组织实体或个人层面。但已有研究缺少对该事件的关注。其次，已有研究仅停留在探究某种管理者特质的层面，少有将其他特质一起纳入分析体系。考虑到管理者特征是多元化的综合体，本文创新性地将管理者风险承担和职业经历纳入研究范畴。第三，印记理论强调历史条件形成的相似性对组织或个体的影响。哪些因素会激活印记的影响力？哪些因素又会强化印记的持续性呢？这方面的研究较欠缺。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管理者风险承担和职业经历对改革开放印记效应的调节作用。此外，已有研究大多分析管理者特质对创新投入层面的影响，缺乏创新产出层面的深入探究。

针对现有文献的局限，在改革再出发的契机下，在大力弘扬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导向下，我们试图剖析改革开放大环境对企业家特质进而创新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首先，将印记理论拓展到个体层面，选取改革开放事件分析其对企业家个体的持续影响，这拓展了印记理论；且突破印记理论的持久性假设，在动态视角下引入管理者微观特质验证印记效应的影响力和持续性，这深化了印记理论。其次，本研究创新性地将改革开放宏观事件与管理者风险承担及职业路径相结合，构建了CEO风险承担和职业路径指数，这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最后，本文将创新投资到产出数量及质量整个创新过程纳入分析体系，完善了企业创新相关研究。此外，本研究以期为开启改革新进程，为激励和哺育新一代企业家，弘扬伟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提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 高管改革开放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

高阶理论认为人们是有限理性的，高管的行为特征等会影响组织绩效。而一个人早年的经历对其影响深远(Elder et al., 1991)，会通过习惯、爱好和传统等潜移默化地影响今后的偏好和选择(Becker, 1992)。因此，早年经历通过影响个人行为偏好进而会影响企业决策。例如，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们将厌恶债务融资(Malmendier and Nagel，2011)；有从军经历的人们往往较激进且社会网络圈丰富(Malmendier et al., 2011；王兵、杨宝，2019)；有自然灾害经历的管理者更保守(赵民伟等，2015)，且会降低创新投资(张信东、郝盼盼，2017)。

那么经历过改革开放的高管将如何影响今后决策呢？早期印记理论源于行为科学领域，认为早期经历将会持续影响今后的行为和特征。Marquis and Tilcsik(2013)认为印记是实体在易受影响的时期发展“环境突出特征”的过程，这些印记将持久存在。印记理论强调外部环境的显著特征、敏感时期及影响的持续性(Marquis and Qiao, 2018)。1978年改革开放便是这种特征鲜明且敏感的时期，通过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通过“私营企业合法化”，形成大批优秀的企业家群体，比如84派、92派、海归网络派及后WTO派。在这一环境下，首先企业家精神从无到有。企业家只有拥有产权控制企业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自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承包制”到“私营企业合法化”再到“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利好政策的实施让企业家迸发出强大的创新力和生命力。解维敏(2016)认为市场化能促进企业家创新精神。其次，随着开放程度加大，企业家学到了先进技术知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各企业掀起向发达经济体学习的热潮，例如携带专利回国创业的企业家李彦宏，他创建的百度公司成为最大的中文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最后，通过不断尝试新鲜事物，企业家提高了创新意愿。例如1988年首部私营企业条例出台后大批公职人员纷纷下海创业、海归网络派带来了创始人制度和期权制度等，这一系列突破带给亲历者很大的震撼力。因此，赋有鲜明特征且在敏感期的改革开放事件对个体亲历者烙下深刻印记，造就了企业家精神，提高了企业家的专业技能及创新意愿。鉴于企业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创造性的活动，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更倾向于创新投资。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1：拥有改革开放经历的高管会提高企业创新投资。

(二). 高管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

企业创新具有长期性、高风险性等特性，而企业高管拥有重要的决策权。因此，高管的风险承担态度影响着企业创新的成败。那么高管是否愿意承担风险也会影响高管改革开放经历对创新决策的印记效应吗？高管早年经历会影响其风险承担态度(Sunder and Zhang, 2017)，在改革开放场景中成长起来的高管往往愿意承担风险。首先他们经历过各种新鲜的事物和变化，此经历会促使其以良好的心理素质来应对不确定性。其次，有改革开放经历的高管亲历过或见过周边人从传统体制走向下海创业的过程。这种经历导致其敢于改变，不惧怕失败。此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政策指引下，诞生了一大批通过技术成果等知识产权转为股权创办企业的“技术发明型企业家”，例如“江民杀毒软件公司”的企业家王江民即为其一。这些经历促使企业家更重视技术研发，这有利于降低研发失败的概率。所以，在失业率高、员工竞争力强等外部环境下，高管的外部选择较少，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拥有改革开放经历的高管会更愿意进行创新投资。在改革开放经历影响下，风险承担型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更强，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印记效应会更明显。所以，我们提出假设：

H2：在高管外部选择少的环境下，相对风险规避型高管，风险承担型高管拥有改革开放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更明显。

(三). 高管早年职业路径的调节效应

拥有不同职业路径的高管是否影响早年改革开放经历的印记效应呢？印记理论认为印记会稳定且持续影响实体行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持久性影响会减弱。改革开放事件对亲历者的影响会随着时间逐渐削弱，若其间结合其他经历有可能会延续其持续性。例如高管拥有多元化的职业路径，将拥有多元的文化和经验，并提高风险承担意愿，且将架构多元的社会网络圈，这种经历会强化改革开放影响的持续性。

职业路径指曾任职组织和机构的类型和数量(Fondas and Wiersema, 1997)，从事过多行业、部门及职位则为多元化职业路径；而从事单一职位或行业等则为单一性职业路径。首先，多元化职业路径的高管拥有多元知识、文化及经验，这有助于高管拥有广阔视野，提升其创造力。其次，创新活动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能够容忍创新失败所带来的损失至关重要。拥有多元化职业路径的高管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较多，能游走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因此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力较强。此外，由于研发创新活动的私密性，其有效的信息对创新成功至关重要。拥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高管拥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圈，有利于获取最前沿、最有效的研发信息，将提高研发效率。基于此，拥有改革开放经历的高管若同时拥有更多元化的职业路径，将会强化其创新意愿，提高改革开放历史印记的持续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3：相对单一性职业路径的高管，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管同时拥有多元化职业路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更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的研发创新强度大且信息披露较完善，因此本文选取在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企业为样本，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样本期为2002-2015年。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剔除CEO背景数据和财务数据异常的企业；②为保证研发数据的完整性，剔除研发数据未能连续三年披露的企业；③通过Winsorize对极端值进行处理。最终观测值为2459个。

鉴于2007年出台了新会计准则，2007年之前的研发数据通过手工搜索公司年报获得，来自财务报告附注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项目。2007年之后的研发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CEO背景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其个人简历获得，其他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二). 研究变量

1.高管改革开放经历(CEO_ROE)

1978年12月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就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序幕。高管经历过这一特殊时期必定会影响今后行为决策。考虑到CEO在企业中拥有最高的决策权，本文选取CEO为代表。同时，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人类的成长阶段分为婴儿期(3-7岁)、儿童期(7-12岁)、青少年期(12-18岁)和成年早期(18-25岁)。已有研究表明，只有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能保留永久性记忆且塑造性格(程令国、张晔，2011)。基于此，CEO在7-18岁时经历1978年改革开放事件，则变量CEO_ROE取1，否则取0。

2.职业路径指数(CPI)

为刻画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的职业路径，本文参考Custódio et al. (2013)的研究，提出测算模型如下：

$ CP{I_{i, t}} = 0.268X{1_{{\rm{i}}, t}} + 0.312X{2_{{\rm{i}}, t}} + 0.309X{3_{{\rm{i}}, t}} + 0.218X{4_{{\rm{i}}, t}} + 0.153X{5_{{\rm{i}}, t}} $

(1)

其中，X1是CEO就职前从事的所有职位数量；X2是CEO曾从事的公司数量；X3是CEO曾服务的行业数量(行业划分根据2012年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二级行业标准)；若企业CEO担任过其他公司CEO，X4取1；否则取0；若CEO曾在多部门公司服务，X5取1；否则取0。CPI指数越大则CEO职业路径越多元化。

3.风险承担变量(RT)

为检验高管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本文根据CEO外部选择来构建风险承担指标(RT)。当CEO外部选择少时，CEO仍增加创新投资，则说明其倾向承担风险。CEO外部选择的刻画如下：①依据Kedia and Rajgopal (2009)的劳动力市场紧缩性理论，当CEO所在地失业率较高时，其外部选择较少，加大创新投资说明其承担风险意愿较高。企业所在地的失业率排列于前1/3则为失业率高组合，变量RT取1。②依据Oyer et al.(2004)的工资指数化理论，若同一地区企业之间的相关度较低，则CEO外部选择少。通过地区β系数来测算同一城市企业股票收益的关联度。该系数排列于后1/3时，为低地区β组，变量RT取1。③当地员工竞争力竞争力较强时CEO外部选择较少。员工竞争力通过企业所在地同行业企业数量刻画，该数量排列于前1/3，则为员工竞争力强组，变量RT取1。

4.创新投资(RD)

企业创新投资主要以研发支出为主，通过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来刻画，具体指研发费用与总资产之比。

5.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影响企业创新的变量，参考David et al. (2012)的研究，包括现金流、托宾Q值、销售收入及CEO特征变量等，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1所示。

(三). 模型构建

为检验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且考虑到研发活动的滞后性，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参照David et al. (2012)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 \begin{array}{l} R{D_{i, t}} = \alpha + {\beta _0}CE{O_{RO{E_{i, t - 1}}}} + {\beta _1}C{F_{i, t - 1}} + {\beta _2}\log sale{s_{i, t - 1}} + \\ {\beta _3}salegrowt{h_{i, t - 1}} + {\beta _4}RO{A_{i, t - 1}} + {\beta _5}Bookleverag{e_{i, t - 1}} + \\ {\beta _6}\log {\left({PPE/Emp} \right)_{i, t - 1}} + {\beta _7}{Q_{i, t - 1}} + {\beta _8}\log {\left({1 + age} \right)_{i, t - 1}}\\ + {\beta _9}\log {\left({1 + tenure} \right)_{i, t - 1}} + {\beta _{10}}Contro{l_{i, t - 1}} + {d_t} + {v_i} + {\varepsilon _{i, t}} \end{array} $

(2)

模型中通过观察β₀的显著性来检验假设，Control_{i, t-1}为表 1中的其他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可见样本企业的研发投资均值为0.027，这与发达国家的研发强度还存在差距；经历过改革开放高管的平均比例为50.2%，这说明样本中约一半多的高管拥有该经历。此外，差异化检验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可见，与无改革开放经历CEO相比，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所在企业的研发投资均值(0.027)和中位值(0.001)均显著高一些，这与本文预测相符，说明改革开放经历CEO会倾向于研发创新投资。其次，有改革开放经历CEO样本中，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值较高(0.448＞0.430)，这说明这类高管更倾向于高风险性决策。同时，这类样本中CEO年龄相对偏小，这与理论逻辑相符。此外，有改革开放经历高管所在企业的两职合一情况、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持股比例更明显，说明一方面这类高管权力较大；另一方面公司的约束机制相对健全。

(二). 回归结果分析

为检验改革开放经历成长的CEO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对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可见，现金流和托宾Q均对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这两个变量是影响企业创新投资最关键的要素，这与张信东等(2018)观点一致。对本文最关注的变量(CEO_ROE)，在控制不同控制变量前后，该变量均与创新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控制CEO个人特征及公司特征变量后，CEO_RO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促进创新投资。这说明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CEO会促进企业创新投资，这验证了假设H1。

(三). 高管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分析

从CEO外部选择视角出发，通过失业率、地区β系数及员工竞争力构建CEO风险承担指数，本文引入高管改革开放经历与风险承担的交叉变量对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可见，通过失业率测算，CEO风险承担高时，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对创新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地区β测算，CEO风险承担高时，有改革开放经历CEO与创新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样，通过员工竞争力刻画时，这种正相关关系依然成立。这说明在失业率高、地区β低且员工竞争力较高的地区，CEO外部选择较少，CEO更倾向于承担风险，这时有改革开放经历CEO会提高创新投资。这检验了CEO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验证了假设H2。

(四). 高管多元化职业路径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检验CEO职业路径的调节效应，本文在模型(2)基础上引入交叉变量(CEO_ROE*CPI)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 6所示。可见，该交叉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创新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为确保结果稳健性，将CPI指数进行排列，位于前1/3该指数取1，否则取0。重新回归结果见表 6列(3)，可见交叉变量与创新投资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拥有多元化职业路径更会提升企业创新投资，验证了假设H3。

(五). 进一步分析

1. CEO不同阶段经历改革开放的差异化影响

为了让研究更稳健，根据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对人类成长阶段的分类，分为童年期(7到12岁)、青少年期(12到18岁)和成年期(18到25岁)三个不同阶段，本部分将探究三个阶段经历改革开放事件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7列(2)、列(3)和列(4)。可见，CEO童年阶段经历改革开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影响，系数为0.013；CEO在青少年阶段经历改革开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影响，系数为0.006；而CEO在成年早期经历改革开放对创新投资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相对而言，在童年阶段经历改革开放的CEO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更显著，这与已有理论相吻合。

2.企业异质性检验

鉴于高管行为特质对不同性质企业的财务决策影响存在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体制内大量高管开启下海创业热潮，大批民营企业应运而生。因此，相对国企而言，民营企业发展受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可能更大。为检验这一观点，我们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按子样本对模型(2)再回归，结果见表 7列(5)和列(6)。可见，相对国企而言，民营企业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更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成长起来高管在民营企业中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这与当初的“下海潮”有关；另一方面说明民营企业的发展及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大好政策。

(六). 经济后果分析

考虑到企业创新投资到产出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过程，创新投资并不一定能带来创新产出。为客观检验改革开放成长企业家对创新全过程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验证有改革开放经历CEO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创新产出分为产出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其中，创新产出数量通过专利申请总数衡量；创新质量将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发明专利为创新质量最高的专利。在模型(2)基础上将因变量换为专利申请量进行回归，发现CEO_ROE对滞后三期的专利产出具有显著影响，说明高管改革开放经历对专利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表 8仅列出滞后三期的回归结果。可见，有改革开放经历CEO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滞后三期的专利申请量，且通过创新投资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通过将专利分类后发现，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能通过创新投资提高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量。其中，与其他两类专利相比，有改革开放经历CEO通过研发投资对企业发明专利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标准化系数再检验后仍然成立)，这说明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管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五、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①

①   由于篇幅限制，该部分的实证检验结果并未列示，如果读者需要可以联系作者。

(一). 内生性处理

或许高研发创新水平的企业恰巧雇佣了有改革开放经历的高管，这存在很强的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这问题，本文利用Lewbel(1997)的方法构建工具变量如下：

$ {\rm{Instrumental}}\;{\rm{Variable = }}\left({{\rm{RD}} - {\rm{RD}}12} \right) * \left({{\rm{CE}}{{\rm{O}}_{{\rm{ROE}}}} - {\rm{CE}}{{\rm{O}}_{{\rm{ROE}}}}12} \right) $

(3)

根据两阶段回归法(2SLS)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构建工具变量显著影响主要解释变量，这符合理论逻辑；在第二阶段回归，有改革开放经历CEO仍会明显促进创新投资，这说明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依旧成立。

(二). 稳健性检验

1.动态DID分析

为使结果更稳健，基于CEO变更事件，本文参考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思想，构建以下模型：

$ R{D_{{\rm{i}}, t}} = \alpha + {\beta _0}CE{O_{ROE}}_{_{i, t - 1}} + {\beta _1}Afte{r_{i, t - 1}} +\\ {\beta _2}CE{O_{RO{E_{i, t - 1}}}} * Afte{r_{i, t - 1}} + {\beta _3}{X_{i, t - 1}} + {\varepsilon _{i, t - 1}} $

(4)

其中，当发生CEO变更事件时，After_{i, t-1}取1；否则取0，变量CEO_{ROE(i, t-1)}与RD_{i, t}与前文定义一致，X_{i, t-1}为模型(2)中的控制变量。我们重点关注系数β₂的显著性，回归结果显示，该交叉变量与创新投资之间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改革开放成长起来高管对创新投资具有显著正效应，从动态视角检验了本文结论。

2.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再检验

本部分先根据CEO有无改革开放经历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得到观测值的得分；基于这一得分，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将有改革开放经历与无改革开放经历的样本进行匹配，得到匹配后的样本。匹配后的处理组研发投资均值为0.018，明显高于控制组，ATT平均处理效应为0.008，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由于篇幅限制，未报告结果)。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有改革开放经历CEO仍显著促进创新投资，该结论依然成立。

3.更改经历区间

考虑到CEO年龄界定范围对结论的影响，本部分将该范围减小或扩大为4-15岁和10-21岁，再次对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CEO仍显著促进创新投资，再次验证本文结论。

4.控制CEO其他特征

已有研究认为，过度自信CEO会提升企业创新。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或许具有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因此本文将控制CEO过度自信。其中，该变量度量参照张信东、郝盼盼(2017)，若CEO持续增加持股，且原因并非红股或业绩股，则CEO为过度自信，变量OC取1，否则OC取0。回归结果表明，有改革开放经历CEO仍明显促进创新投资，检验了本文结论。此外，鉴于企业创新活动的高创造性，CEO能力也影响创新投资，因此控制CEO能力。当CEO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时，CEO能力(ability)取1，否则取0。结果表明，控制CEO能力后有改革开放经历CEO与创新投资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再次验证结论。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为研究对象，探究这类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静态面板回归、动态DID分析及2SLS检验等方法，得到以下结论：(1)有改革开放经历的CEO将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且进而会提升创新产出数量及质量；(2)从CEO外部选择视角构建CEO风险承担指数后发现，在CEO外部选择少时，CEO将承担更大风险，这时改革开放成长起来CEO更能促进创新投资；通过构建CEO职业路径指数后发现，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CEO拥有多元化职业路径将显著促进创新投资；(3)在童年、青少年和成年三个阶段，童年阶段经历改革开放的CEO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对国有企业，这种正向提升作用在民营企业更明显。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契机，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弘扬企业家精神及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政策导向下，本文所得结论从实证层面证实改革开放事件对企业家精神及创新决策的重要作用，再次从企业及企业家微观层面肯定了改革开放事件的作用，为改革再出发、创新再提升给予一定启示。一方面，通过本文证实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因此应该不断培育企业家风险承担等行为特质，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重视外部环境对高管的影响，在选聘高管过程中不仅要考察其能力、专业背景等还应关注到其早年的重要经历，不仅要了解其职业背景更要重视其不同的职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