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论文引用数是衡量论文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正如Laband and Piette (1994a)所说：“引用数相当于科学共同体的美元，由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所进行的投票，价格越高表明论文越有价值。”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从错综复杂的文献引用网络中看出，学科间的知识扩散与吸收路径，学术热点的变迁以及学者间、不同的研究内容间的联系，并由此判断学术浪潮的引领者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引用数量与学者本身晋升、科研机构评价、学术期刊的声誉和影响力都息息相关。

考虑到论文引用的重要性，不少国外经济学论文挖掘影响论文引用的各种因素。比如：作者名声、合作、自我推销(Johnson, 1997)；论文类型、论文排序和论文领域(Borokhovich et al., 2000)；自我引用和引用时间(Hilmer and Lusk, 2009)；作者来自于同一机构和地区(Lee et al., 2010)；作者的职称、论文长度、论文合作、参加学术会议和讨论会(Vaio et al., 2012)；作者学校的排名、论文排序、论文长度、参考文献数目(Bielinska-Kwapisz, 2012)；论文研究方法(理论或实证)(Johnston et al., 2013)等等。

在众多影响引用的因素中，有几类因素可以帮助识别所谓的“编辑部偏爱”(Editorial Favoritism)，即编辑会系统性的偏爱某一团体的论文。这一团体可能是与编辑有关系的作者、男性作者或名校作者。具体体现为编辑的作用使得这一团体作者的论文更多被发表^①，或是这一团体作者的论文有更大的可能成为首篇论文。理论上，这样的编辑部偏爱可以被用来主动寻找或展示质量更高的论文，提高期刊的影响力，也可能因此会降低标准，录用或展示质量较低的论文。这里论文的质量用引用数来衡量。Laband and Piette (1994b)讨论了期刊编辑偏爱发表同事和前学生等有“关系”人员所做论文的行为。该研究发现，编辑偏爱有关系人员的论文是因为编辑了解这些人是顶级的研究者，研究的质量比没有关系的学者更高，发表这些人的论文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体现。编辑总体上看是对有关系的论文有些偏爱，但是这些论文以引用数来衡量的质量更高，编辑偏爱提高了科学知识市场的效率。Smart and Waldfogel(1996)实证研究了因为作者性别、作者所在单位的层次、作者是否与编辑具有关系，而产生的潜在的歧视行为。其中歧视的定义不仅局限于登载特定群体的论文，还表现在编辑会把特定群体的论文放在首位或允许论文较长的篇幅。研究发现编辑系统性地偏好顶级机构以外的作者。Ayres and Vars (2000)研究了1980年至1995年三大法学期刊论文引用的影响因素，发现基于论文作者排序的名校、性别、种族、裙带偏爱都不显著。采用了不同于Laband and Piette (1994b)的关系稿的定义，Medoff(2003)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六个核心经济学期刊中，与编辑有机构或个人关系的论文显著地比没有关系的论文有更多的引用数量，且这种质量差异没有随着时间而减退。Brogaard et al.(2014)发现编辑任职期间，与编辑同学校的同事会在编辑的期刊发表更多的论文，但这些论文有更多的引用数。表明编辑利用个人关系带来的信息优势，选择更优秀的论文，提高选择决策的绩效。作为较新的关于编辑偏爱的研究，Chan et al.(2015)扩展了编辑关系网的内容，主要研究合作者网络、编辑作者网络和同事网络。研究发现，Top3金融期刊中合作者关系网会导致更少的引用，而同事关系网会带来更多的引用，表明编辑偏爱以前的合作者，但他们能从同事中识别好的论文。

① 在匿名审稿的条件下，编辑的作用体现为初审的门槛放低，或送稿件给一个偏向于相信该理论的审稿人使其更容易通过(郭峰、李欣，2017)。

国内的经济学学者关注论文引用的时间较晚，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单个期刊的引用分布进行描述性统计，包括引用的期刊来源、领域来源、时间分布、性别差异等等(陈晓丽，1998；程刚，2001；郇志坚，2010；李爽、吴溪，2010；王西民、崔百胜，2014)。

作为第一篇研究中国经济学期刊的“编辑部偏爱”的文献，郭峰、李欣(2017)系统分析了2001-2012年12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中论文引用的影响因素，发现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会偏爱该期刊隶属单位的研究人员，这些“关系稿”的引用数显著低于其他论文。

从理论上考虑，郭峰、李欣(2017)的研究值得进一步讨论。除了偏爱本单位研究者的“关系稿”之外，是否还存在对于其他群体的偏爱行为？是否在论文排序方面也具有偏爱行为？具体是哪一个顶级期刊会出现偏爱？针对这样的问题，本文利用更加科学和严谨的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意图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进一步扩展现有研究视角。从实践意义上，期刊的偏爱行为非常具有影响力。对于投稿人来说，被公平对待是最基本的权利，如果存在显著的偏爱行为，则会严重打击非偏爱作者投稿的积极性。对于期刊而言，如果某期刊具有偏爱行为的名声的话，则很多作者就会把自己的稿件投稿到其他中文期刊或国外期刊。长期以往，具有偏爱行为的期刊的稿件质量就会降低，影响期刊的发展。从整体学术环境而言，潜在的“内部人垄断”、“关系稿”、“名校偏爱”、“性别歧视”等等不规范行为将毒化整体学术环境，毁坏学术声誉，扭曲价值导向。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应用翔实的数据和严谨的科学方法，进一步讨论编辑偏爱行为，期望对公平学术环境的缔造和推动学科的发展创新做出贡献。

就创新点而言，本文首先大大扩展了已有的研究视角，即将所研究的编辑部偏爱分为两个层次(发表和排序)和三个群体(裙带主义、性别主义和精英主义)。第一个层次是研究编辑是否偏好发表某一群体质量更低(表现为引用数较低)的论文，某一群体有可能是与编辑在同一单位的作者、男性作者或985学校(名校)作者；第二层次是研究编辑是否偏好将某一群体(同一单位的作者、男性作者或985学校的作者)的论文排在期刊首位，而首位的论文是否引用数显著低于第二位或其他排在后面的论文。因此，本文扩展了郭峰、李欣(2017)只研究论文作者与编辑部同一单位所形成的“关系稿”引用更低的内容。

其次，本文的样本只限于2000-2011年发表于最顶级的五个中文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虽然郭峰、李欣(2017)的样本涉及12种权威期刊，得到了权威期刊普遍存在编辑部偏爱导致的关系稿引用率较低的结论，但是该研究没有细化到每个期刊的分析。在权威期刊中，究竟是顶级期刊还是其他期刊会出现以上现象不得而知。本文正是以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和最高的质量的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为研究对象，探讨备受广泛关注的五大顶级期刊是否存在编辑部偏爱现象。

第三，本文的变量选取更加多元化。根据前文提到的影响论文引用因素的文献，作者属性变量(作者年龄、职称、作者数目、所属单位等)和论文属性变量(论文页数、是否首篇论文、论文领域等)同时都会影响到论文的引用数目。郭峰、李欣(2017)所选引用影响因素基本只是论文属性变量。事实上，本文回归结果也表明，两类因素对论文引用都有显著的影响。

第四，本文搜集了每篇论文每年的引用数，所以可以研究自变量(影响因素)对于每年引用的影响，相对于只有总引用数的分析多了一个面向。更重要的是，因为每年的引用数是一个不大的非负的整数，基于正态分布的线性回归的假设并不满足，所以对于这一类计数数据，我们采用泊松回归的方法处理，比一般的线性回归更加有效。

第五，自我引用不能够完全算作论文质量的指标，所以本文在总引用的基础上去掉了自我引用的数目。郭峰、李欣(2017)并没有考虑这一问题。

最后，Costa Vieira(2004)指出，就经济学论文而言，三分之二的引用发生在论文发表后的13年内，而论文发表后三年的时间大致只能收到五分之一的总引用数，所以只计算三年前发表论文样本的引用会造成较高的估计误差。郭峰、李欣(2017)样本截止期为2012年年末，以2014年12月4日为检索日期，所以2012年发表的论文只有不到三年的统计时间，估计误差的问题比较大。本文的样本截止期是2011年12月，检索日期在2015年12月，所以2011年发表的论文在以后5年左右的时间会有更多的引用，估计误差会比较小。

本文的研究发现，在论文发表过程中，无论是总引用数据，还是年度引用数据的回归，偏爱985高校和男性第一作者的“精英主义”和“性别主义”都没有得到证据支持。从每年引用的层面看，中国五大期刊均没有表现出编辑部偏爱本单位作者的“裙带主义”的证据。从论文排序的角度出发，本文发现对于总引用和年度引用样本的检验都不支持存在编辑关于排序的三种偏爱行为。在进一步考虑了名校效应之后，本文发现五大期刊在发表过程中，仅有个别期刊在样本期内存在显著的“裙带主义”偏爱现象，即第一作者(后文简称“一作”)与期刊同一单位的论文比其他名校一作论文相比引用数更少。以上所有结果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另外，研究结果表明，显著影响五大经济学顶级期刊引用的其他因素有发表时间、论文页数、标题字数、是否有副标题、是否首篇论文、是否是实证论文或综述论文、是否年末论文、论文领域、基金资助情况、作者数目和作者职称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章为主要变量和数据描述；第三章介绍主要实证模型和方法；第四章集中于编辑部偏爱的实证分析；第五章为进一步讨论；第六章展示稳健性检验结果；第七章为结论。

二、主要变量与数据描述 (一) 期刊选择

本文根据中国知网(www.cnki.net)提供的2018版CSSCI经济学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五大期刊的影响因子为最高。而且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每个期刊的总被引次数和出版文献量计算，这几个期刊的单篇论文平均引用量基本都在30次以上，超过其他的CSSCI经济学期刊。故本文选择这五个期刊作为研究对象^①。

① 《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管理科学学报》等著名管理学期刊也会登载经济学或金融学论文，但因为本文只限于经济学期刊，故没有选择这些管理学期刊。

(二) 主要变量

(1) 因变量定义。一篇论文的引用次数是以下回归分析的因变量。其中分为累计引用次数和当年引用次数两种，即本文讨论的是一篇论文从发表年份到统计截止日期2016年5月10日截止的总引用次数，以及发表当年及发表后截止到2015年每年的引用次数。两种引用都扣除了自我引用的数目。同时，Pinkowitz(2002)认为，论文下载量也是衡量论文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下载量可以考查该论文对不发表论文的业界人士，以及对阅读论文且从没在自己的工作中引用该论文的学者的影响。因此，本文把论文在中国期刊网上累计下载量，作为另一个衡量论文质量的因变量，统计截止日期是2016年5月10日。

(2) 编辑部偏爱(Editorial Bias)包括裙带主义、精英主义与性别主义三种。

A.反映裙带主义(nepotism)的自变量

Laband and Piette (1994b)定义了与期刊编辑具有“关系”的稿件的特征，即任何一个作者在任何一个主编、共同主编和副主编所隶属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获得博士学位，或者任何一个作者隶属于任何一个主编、共同主编和副主编所隶属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Medoff(2003)则认为，只有主编和共同主编有决定论文是否发表的权力，副主编、助理编辑和编委会并不能做出最终接受或是拒绝论文的决定。Medoff(2003)所定义的“关系”稿件的特征更加多元，包括(ⅰ)任何一个作者在主编或共同主编所在学校主办的讨论会报告过论文；(ⅱ)任何一个作者隶属于任何一个主编或共同主编所隶属的学校；(ⅱ)任何一个作者隶属于任何一个主编、共同主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iv)任何一个作者是主编或共同主编的前研究生；(ⅴ)任何一个作者与主编或共同主编是同校同届的研究生。Brogaard et al.(2014)定义“关系”特征较为简单，即与主编辑或共同主编同一学校的研究者。Chan et al.(2015)重新定义了“关系”的特征，主要包括：(ⅰ)作者是一个编辑的前合作者(合作者网络)；(ⅱ)作者是现任期刊编委会成员(同一期刊网络)；(ⅲ)作者是编辑在同一学校的同事(同事网络)。参考以上文献的定义方法，结合中国期刊和作者的现实情况，郭峰、李欣(2017)简单地将各个期刊发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界定为“关系稿”。我们同样考虑到本文所研究的五大期刊都有明确的主办单位，且中文论文的第一作者所起到的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将期刊主办单位与第一作者的隶属单位相同，当作裙带主义(关系)论文的特征。

B.反映精英主义(elitism)的自变量

Smart and Waldfogel (1996)把1980-1985年7个主要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论文引用数量作为衡量论文质量的指标，讨论了期刊编辑是否会对名校作者的论文更加偏爱的现象，即是否存在名校作者论文的引用数会小于其他非名校的情况。Ayres and Vars (2000)研究了1980-1995年三大法学期刊论文引用的影响因素，发现基于排名顺序的名校歧视并不显著，即排在期刊第一位的名校作者论文的引用数，并没有显著低于排在第二位的非名校作者论文的引用数。参考以上文献，为了探讨编辑偏爱的精英主义，本文将第一作者单位分为以下几类：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非高校机构和境外机构；探讨985高校作者论文的引用数是不是会显著低于其他类型机构作者论文的引用数，以及基于论文排序的精英主义偏好是否存在。

C.反映性别主义(sexism)的自变量

Smart and Waldfogel (1996)讨论了编辑部在论文发表中，可能存在的“性别主义”现象，即编辑会降低选择的门槛，优先发表男性作者的论文，尽管这些论文质量可能比不上女性作者的论文，表现为男性作者论文的引用数系统性低于女性作者的论文。另外，Ayres and Vars (2000)发现三大法学期刊中基于论文排序的性别主义并不显著，即排在期刊第一位的男性作者论文的引用数，并没有显著低于排在第二位的女性作者论文的引用数。参考以上文献，本文加入了第一作者是否是男性这一虚拟变量，用以探讨编辑部可能存在的性别主义行为。

(3) 其他自变量的定义，包括作者属性变量和论文属性变量两个部分。

作者属性变量的定义如下：Card and DellaVigna(2013)总结了五大经济学期刊的九大趋势。其中包括每篇作者数增加，更多作者的论文引用数更多。这表明合作已成为经济学论文常态，越多作者对论文的贡献越多，论文的质量越高，引用越多。所以，我们把作者数目作为引用的影响因素。虚拟变量author1代表独著，author2代表有两个作者，author3代表有三个及以上作者。国外很多经济学期刊论文的作者排序是根据姓氏字母排序，研究每个作者特征，对于引用的影响就很必要。而中国经济学论文的作者排序，主要是根据贡献大小，第一作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考虑影响中国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影响因素时，集中于论文的第一作者。参考Ayres and Vars (2000)以及王西民、崔百胜(2014)，本文考察第一作者的年龄、职称和所属机构所在地对于引用的影响，其中年龄分为35岁及以下、36-40岁、41-50岁、51岁及以上，用不同的虚拟变量表示。一作职称分为教授级、副教授级、讲师级和研究生级四大类。一作所属机构所在地具体表示为是否一作与发表期刊编辑部所在地在同一个城市的虚拟变量，这一变量控制编辑可能存在的地域偏好行为。

论文属性变量的定义如下：参考Ayres and Vars (2000)，论文标题非常重要，标题的特征有可能影响到论文的引用。本文选择标题字数、是否有副标题作为自变量。Costa Vieira(2008)、Card and DellaVigna(2012)和Card and DellaVigna(2013)等研究发现顶级经济学论文的长度越来越长，而以引用数代表的论文质量与论文的页数正相关。故我们选择页数作为自变量，为了考察非线性的影响，我们同时加入了页数的平方。因为论文的引用具有时间积累的效应，所以论文发表后，经历的时间会影响到总引用数和每年引用数。我们添加了月数变量，月数表示论文发表时间与总引用或总下载统计时间的月数差距。众多研究发现期刊的第一篇论文(lead article)往往引用数目会高于其他论文(Laband, 1990; Laband and Piette, 1994a; Smart and Waldfogel, 1996)。原因一方面来自于第一篇论文位置突出，易受人关注；另一方面来自于编辑选择每期质量最高的论文放在第一位。所以本文的自变量之一，就是论文是否是首篇论文的虚拟变量。Johnston et al.(2013)认为，实证论文相对于理论论文更容易阅读，且实证论文的主要结果更容易和更快的被检验和理解，由此造成AER的实证论文比理论研究有更多的引用。因此本文自变量加入了含有实证成分的研究的虚拟变量。考虑到在顶级经济学期刊撰写文献综述的作者，均为各领域的知名学者或领军人物，由他们撰写的文献综述有很高的质量和参考价值，故我们设定虚拟变量是否为文献综述来刻画此类论文与其他论文引用数的差异。参考王西民、崔百胜(2014)，我们认为研究的选题至关重要，且论文撰写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所以获得基金资助是论文质量的体现。我们设定国家级基金支持、省部级基金支持、其他基金支持和无基金支持几个虚拟变量。由于经济学学科包罗万象，各个专业方向的研究受到的关注程度有很大差异。我们选择的五大期刊都为综合类期刊，所以不同方向的引用数可能有显著差异。故我们根据论文提供的中图分类号，设计了以下虚拟变量反应不同的研究方向：F0经济学、F1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2经济计划与管理、F3农业经济、F4工业经济、F5交通运输经济、F6邮电经济、F7贸易经济、F8财政、金融以及非经济学科。马超(2014)发现由于科研人员习惯以年初为起点进行检索，年末发表的文献在被引次数上显著小于年初文献，即年底发表的论文会遭受“影响力陷阱”。为了处理这一现象，本文构造了年末论文这一虚拟变量，设定月刊的当年最后两期为年末论文，季刊的当年最后一期为年末论文。

(三) 数据描述

本文所有数据采集自网络，主要来源有中国知网、维普、万方以及各期刊官网等网站。数据包括《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共五个期刊自2000年至2011年发表的论文数据。以上期刊主办单位分别依次为中国社科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社科院。其中除《经济学季刊》为每年四刊外，其余均为每年十二刊。论文数据剔除了书评、论坛或会议纪要、征稿、广告等形式的文章。主要因变量“总引用数”、“总下载数”和“每年引用数”都来自于中国期刊网。所有引用数据都去掉了作者的自我引用。本文共包括5个期刊12年发表的8034篇论文。

五大期刊全样本的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全样本中《经济研究》占20%，《经济学季刊》占8%，《金融研究》占29%，《世界经济》占18%，《中国工业经济》占25%。论文总引用数的均值约为87，总下载均值达到1789次。平均每年引用约9次。作者数目以两个作者为最多，占到所有论文的47%。一作平均年龄大致为41岁，其中51岁以上的情况最多。男性一作论文占到总数据的88%。教授职称和985高校作者的论文占了大多数。36.5%论文的一作与期刊机构同城市。论文页数的区间为2-56页，均值约为11页。含实证的论文占比略超过一半。论文最多的领域集中于经济计划与管理，以及财政和金融。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作与期刊同一机构的论文占到17.5%。

三、主要实证模型与方法

根据本文的数据特征，我们把研究模型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于总量的分析，即因变量是论文总引用数或总下载数。因为分布右偏，我们将取对数，缓解极端值的影响。自变量是上一章提到的所有变量。具体参照以下的回归模型：

$ Ln(total Citation/download)_{i}=α_{0}+α_{1}x_{1}+α_{2}x_{2}+...+ε_{i} $

(1)

这是一个横截面的线性回归模型，截面i是论文唯一的序号，用以识别。我们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另一个层次是对于每年引用数的分析，即因变量是每年论文的引用数。因为每年引用数一定是一个比较小的非负整数，这样的数据采用泊松回归更加适合。根据陈强(2014)，即使数据中存在过度分散，“泊松回归+稳健标准误”依然提供了对参数及标准误的一致估计。因此我们采用以下的泊松回归模型：

$ YearlyCitation_{it}=α_{0}+α_{1}x_{1t}+α_{2}x_{2t}+...+ε_{it} $

(2)

这个是一个混合泊松回归，截面i是论文唯一的识别序号，时间t是引用发生的年份。我们采用论文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如前文所述，编辑部的偏爱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表过程中的偏爱，一种是关于论文顺序的偏爱。第一种偏爱的检验，我们通过检验总量数据和年度数据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来判断。如果发现“一作与期刊同一机构”这一变量显著为负，就表明期刊编辑部会偏爱同单位的作者，降低筛选标准，导致这些论文以引用反映的论文质量较低，产生“裙带主义”。如果发现211高校、普通高校、非高校机构和境外机构这几个虚拟变量有显著为正的情况出现，即表明其他高校作者论文的质量超过985高校(回归的参照组)作者的论文，表明期刊编辑部会发表质量较低的985高校作者的论文，产生“精英主义”。如果发现“一作男性”这一虚拟变量显著为负，则说明女性一作发表论文的质量超过男性一作，表明编辑部降低标准，偏爱发表男性作者的论文，产生“性别主义”。

对于论文排序的编辑偏爱，我们通过以下的回归进行检验：

$ YearlyCitation_{it}=α_{0}+α_{1}lead_{it}+α_{2}985_{it}+α_{3}(lead*985)_{it}+α_{4}control_{it}+ε_{it} $

(3)

以“精英主义”的检验为例，我们将第一篇论文(lead)变量与985高校作者变量(985)做交乘项。这样一来，排在第一位的985高校作者论文的引用就为α₀+α₁+α₂+α₃+α₄control。假设我们的样本只包括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论文，排在第二位的非985高校作者论文的引用就为α₀+α₄control。所以，如果我们通过F检验(或卡方检验)，发现α₁+α₂+α₃显著小于0的话，则说明排在第一位的985高校作者论文的引用数显著小于排在第二位的非985高校作者论文的引用，表明编辑有意将质量较差的985高校作者的论文放在第一位，出现“精英主义”的偏好。

同理，如果把“985高校”虚拟变量换为“一作与期刊同机构”变量，则可检验编辑部的“裙带主义”倾向。而如果把“985”虚拟变量换做“一作男性”变量，则可检验编辑部的“性别主义”偏好。当然，总引用和总下载做因变量的回归也可以做类似关于排位的编辑部偏爱检验。

四、主要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主要的回归分析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因变量是总引用或总下载数，另一个层次的因变量是每年的引用数。前者我们做具有稳健标准误的OLS回归，后者是具有聚类在论文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的泊松回归。具体结果如下：

(一) 发表论文过程中的编辑部偏爱

(1) 裙带主义

总引用回归的表 2显示变量“一作与期刊同单位”在《经济研究》样本中显著为负，在《中国工业经济》样本中显著为正，其他回归都不显著。这表明《经济研究》中一作单位为中国社科院的论文的引用数显著低于其他论文，表明编辑存在降低门槛，发表质量较低本单位论文的现象。而《中国工业经济》发表的社科院论文引用数比其他论文高，其他期刊和总样本回归中同单位变量不显著，这表明其他期刊和五大期刊总体来看，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裙带主义偏爱行为。

年度引用回归表 3显示，《金融研究》和《中国工业经济》的样本中，“一作与期刊同单位”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其他回归这一变量不显著。这表明，从每年引用的层面出发，中国五大期刊均没有表现出编辑部裙带主义偏爱的证据。

本文这里的结果与郭峰、李欣(2017)有很大差异，该文发现中国权威经济学期刊存在非常显著的编辑部“关系稿”偏爱的行为，“同机构”变量在所有回归中都很稳健的显著为负。究其原因，首先，研究样本的差异导致结果不同。郭峰、李欣(2017)做了12种权威期刊全样本的分析，没有细化到每个期刊的分析。本文则将样本集中于五大顶级期刊，并逐一分析，发现没有顶级期刊编辑部偏爱“关系稿”导致引用率较低的证据。其次，在变量方面，该文回归的变量只有论文层面的变量。参考相关文献，本文额外加入了作者层面的变量和一些重要的论文属性变量，比如：作者职称、来源学校、年龄、论文研究方法等。事实上，这些变量在本文的回归中很多也是统计显著的。第三，本文利用年度引用数据进行泊松回归，避免了该文只用累计数据的局限性。第四，本文去掉了自我引用的数据，郭峰、李欣(2017)并没有考虑这一问题。最后，本文从发表到引用统计的最短周期为5年，郭峰、李欣(2017)中最短周期为不到3年，所以该文存在最近几年的数据引用统计时间过短的问题。

(2) 精英主义

为了检验编辑是否会偏爱名校作者的论文，我们在因素回归中加入了普通院校、211学校、非学校机构和境外机构四个作者单位虚拟变量，以985学校为参照组。总引用回归的表 2显示，普通院校、非院校和境外机构作者论文的引用数显著低于985高校，211高校与985高校作者论文的引用数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表明并没有出现985高校作者论文引用数更低的结果，由此推断编辑选择是基于论文质量的，并没有放低标准，偏好发表985学校作者的较低质量的论文。

年度引用回归的表 3显示，普通院校和非院校作者论文的引用数显著小于985高校作者论文的引用数，211院校和境外机构作者论文引用数与985高校无显著差异。由此再一次印证了编辑并没有盲目偏爱985高校作者的论文。鉴于全样本中985高校作者的论文占到整个发表论文的46%，可见这些作者的稿件是期刊质量的重要保证。

(3) 性别主义

为了检验编辑是否会偏爱男性作者的论文，我们在回归中加入第一作者是否是男性的虚拟变量。总引用回归的表 2和年度引用回归的表 3显示，一作男性虚拟变量在每个期刊层面和总样本层面基本都不显著，这表明已发表的论文中，不同性别一作的论文的引用没有显著的差异，编辑并没有存在“性别主义”，即没有偏好发表低质量的男性一作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全样本中有88%的论文一作是男性。这说明尽管男女论文具有同样的质量，但五大期刊论文的一作绝大多数还是男性，女性一作的论文偏少。

(4) 影响引用的其他因素

考察表 2列示的总引用回归的结果显示，从论文本身的因素看，《经济研究》的引用数显著超过了其他四个期刊。自发表论文至统计截止的对数月数的一次项是正显著，二次项是负显著。我们参考Haans et al.(2016)建议采用的Lind and Mehlum (2010)提供的Utest方法对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在lower bound和upper bound区间并没有关于对数月数的倒U型关系。另外，对于分期刊回归和总引用回归而言，我们都发现论文页数的一次项是正显著，二次项是负显著。本文利用同样的Utest方法检验发表页数对于引用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五大期刊各自的引用数和总引用数都存在对于论文页数的倒U型关系，即页数在一定数目之前对引用有正向作用，在一定数目后有反向作用。本文还发现标题字数越多越对总引用数不利。使用副标题有助于引用的增加。第一篇论文的引用数显著高于非第一篇的平均引用，表明首篇论文的确有优势。我们还发现年末的论文显著引用数较低，印证了马超(2014)提出的“影响力陷阱”的现象。含有实证成分的论文的引用数显著高于纯理论的论文，这与国外研究Johnston et al.(2013)等的结果一致。综述论文在三个期刊都表现出更多的应用。就论文的领域来说，经济计划与管理(F2)和贸易经济(F7)表现出较多的引用。最后，受到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论文相对于无基金资助的论文有更高的引用数。

从作者的因素看，作者数目在2个及以上都会对引用有显著正面的影响，这和我们的预期一致，也和国外文献Card and DellaVigna(2013)等相同。一作年龄对于引用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这表明五大期刊中发表论文的年轻作者和年老作者一样的有实力。“一作与期刊同城市”变量对五大期刊总样本的引用没有显著影响。教授相对于研究生在《世界经济》发表论文的引用显著更低，副教授和讲师也在几个期刊和全样本中表现出比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引用数更低。这可能是编辑出于期刊声誉的角度，对研究生一作的论文有着比有职称的在职学者的论文更高的筛选标准。另一方面，研究生大都处在研究的前沿，研究生作为第一作者与导师合作的论文结合了不同年龄学者的智慧，有可能论文的质量会更高。

本文还做了总下载量对数的回归，回归结果与总引用对数回归的结果几乎完全一样，这表明下载和引用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果近似相同。篇幅有限，这里略去总下载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我们还做了每年引用的影响因素泊松回归，表 3显示每年引用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果基本与总引用回归一致。

(二) 论文排序中的编辑部偏爱

(1)《经济研究》样本的检验

《经济研究》总引用的检验结果在表 4中展示。每种偏好检验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所有数据检验和比较第一篇和后面所有篇的平均引用，另一种只是比较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引用差异。联合显著性指的每列三个系数之和与0是否有显著差异，P值小于0.05可认为有差异。研究发现，“精英主义”的全数据和前两篇样本检验的结果有显著差异，“性别主义”全数据检验结果有显著差异。但这三列每列的三个系数相加都大于0，所以都不能说明存在编辑部偏爱的行为。

年度引用数据检验的结果如表 5所示。可以看出，只有精英主义的全数据和前两篇样本检验的结果有显著差异, 但这两列每列三个系数之和大于0。表明年度引用数据也没有得到偏好的证据。

(2) 五大期刊全样本的检验

全样本的总引用的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尽管每种偏爱回归的三个系数之和基本都显著异于0，但三个系数之和都大于0，表明不存在编辑部偏爱。

全样本年度引用的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裙带主义检验并不显著，性别主义和精英主义回归的系数之和都显著异于0，但系数之和都大于0，表明并不存在排序方面的偏爱现象。

综合本节的结果，我们能看出，无论是《经济研究》还是五大期刊总样本，总引用数和年度引用数样本的检验都不支持有编辑关于排序的偏爱行为。

五、进一步讨论 (一) 名校效应

在讨论编辑部“裙带主义”的偏好中，985高校研究人员、同单位研究人员(即北大、社科院和央行三家单位)的平均水平一般而言较高，所在机构的声誉也比其他普通机构要好很多。这些因素本身就会导致这些机构的论文获得更多引用数。同时，这些机构的人员数量庞大，而且还会相互引用，形成引用俱乐部现象，这也会导致论文引用率更高。因此，针对单位的名声可能会掩盖同机构偏爱的行为(“名校效应”)，我们做出了以下三类检验。

(1) 一作是985高校、央行或社科院的样本检验

我们将样本缩小为仅限于第一作者的单位是985高校、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银行的样本。因为这些机构都是声望比较高的机构，它们之间的对比使得因“慕名”而引用，导致的引用率虚高的影响效果大大减轻，从而在更强的意义上检验是否存在编辑部偏爱。

表 8的结果显示，从总引用的角度出发，《经济研究》和《金融研究》的同机构作者论文会比其他著名单位作者论文有更少的引用。这表明从更强的考虑了“名校效应”的意义上说，这两个期刊编辑部存在“裙带主义”偏爱。正是由于这两个期刊的效应，五大期刊全样本也检验出了显著的“裙带主义”偏爱。

表 9的结果显示，从年度引用的角度出发，《经济研究》的同机构作者论文会比其他著名单位作者论文有更少的引用。正是由于《经济研究》的这种效应，五大期刊全样本也检验出了显著的“裙带主义”偏爱。

我们再做关于排序的编辑部偏爱的检验，以下是回归结果。表 10和表 11是《经济研究》样本检验的结果。两张表显示三个系数之和都和0无显著差异，表明没有基于排序的偏爱行为。

表 12和表 13是五大期刊全样本检验的结果。两张表都显示“性别主义”回归的系数之和显著异于0，但我们可以看到系数之和的数值都大于0，表明不存在偏爱行为。

综上，我们在论文一作是985高校、央行和社科院的样本中发现，在发表过程中，《经济研究》有稳健地“裙带主义”偏爱行为，排序的偏爱在《经济研究》和总样本回归中都未发现。

(2) 一作是TOP 30学校、央行或社科院的样本检验^①

① 因为篇幅有限，以下部分的回归结果没有展示，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我国985高校并不包括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财经类大学，而很多优秀的财经类大学拥有很强实力的经济学学科。所以我们根据样本期内教育部主办的第一轮(2002-2004年)和第二轮(2007-2009年)的学科评估排名结果^②，找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排名属于前30名的学校(其中包括著名财经院校)，然后汇总并对重复的学校名称进行合并。再找出一作所在机构属于合并后，前30名学校的发表在五大期刊上的论文，这样的论文占到总样本的57.1%。最后构造出一作是Top30学校、央行或社科院的样本。用该样本检验考虑“名校效应”下的编辑部偏爱。

② 数据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hinadegrees.cn/)

研究结果表明，从总引用的角度出发，《经济研究》和《金融研究》的同机构作者论文会比其他著名单位作者论文有更少的引用，表明在发表过程中存在“裙带主义”偏爱。这两个期刊的作用使得全样本也体现出类似的偏爱。从年度引用的角度出发，《经济研究》在发表过程中体现出显著的“裙带主义”偏爱，这使得全样本也体现出同样的偏爱。

利用和上一小节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做了关于排序的编辑部偏爱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三个系数之和要么没有显著异于0，要么显著异于0，却相加之和大于0。由此，我们没有发现关于排序的编辑部偏爱的证据。

(3)一作是北大、社科院或央行的样本检验

正如上文所述，五大期刊所隶属的机构(北大、社科院和央行)都是中国经济学重镇，这些机构的人员数量庞大，而且还会相互引用，形成引用俱乐部现象，从而掩盖可能存在的编辑部偏爱的问题。因此，我们只保留了一作是这三个单位的论文，再做回归以检验本文的主要假说。事实上，一作是北大、社科院或央行的论文约占到总样本的23.8%。

总样本和年度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发表过程中，《经济研究》具有显著的“裙带主义”偏爱行为，即相对于一作是北大和央行的论文，一作是社科院的相对更差的论文更有可能发表在《经济研究》上，这种效应使得五大期刊总样本也体现出这种偏爱。我们还做了关于排序的编辑部偏爱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们没有发现关于排序的编辑部偏爱的证据。

综上，本节以不同的方法处理引用的“名校效应”，发现《经济研究》具有显著的“裙带主义”偏爱行为，而基于排序的偏爱行为没有得到证据支持。

(二) 编委效应

如前言所述，一些研究对于“裙带主义”的界定更加宽泛，比如Chan et al.(2015)就认为，期刊有可能优先发表本刊编委的引用更少的论文。事实上，本文涉及的五大期刊的编委都是中国经济学界具有顶级影响力的学者，编辑部会不会出现基于编委的“裙带主义”偏好？为此我们做出以下三种回归检验。

我们在中国知网上找到2000-2011年期间，每一年每一期的期刊编委名单，然后分期刊汇总(合并重复的编委姓名)。如果论文任意一个作者是该期刊当年编委之一，则“编委”变量记为1，其他为0。从描述性统计可得知，当年编委是作者之一的论文占到了论文总数的6.8%。

本文首先去掉“一作和期刊同机构”变量，只有编委变量代表“裙带主义”，进行回归。其次，本文采用编委变量、一作和期刊同机构变量同时代表“裙带主义”，进行回归。最后，本文利用去掉一作是编委的样本进行回归。研究发现，编委因素对回归的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同时，我们也做了年度回归的检验，回归结果也和前文的结果一致，“编委”的因素不是很重要。我们还做了基于排序的编辑部偏爱，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发现关于排序的偏爱行为。

最后，我们参考前文基于“名校效应”的三种回归，综合“名校效应”和“编委效应”进行混合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名校效应”的条件下，没有发现基于编委的偏爱行为，主要的回归结果与前面“名校效应”一节类似，而关于排序的偏爱行为也没有得到证据支持。

(三) 去掉《经济学季刊》的回归

众所周知，《经济学季刊》创刊较晚，而且该期刊于2010年12月取得刊号，2012年2月才进入CSSCI。考虑到在早期期刊没有获得合法性之前，其论文质量可能会对本研究问题存在干扰。故在此小节中，我们在样本中去掉《经济学季刊》，重新做所有的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去掉《经济学季刊》对论文主要结论的影响不大。我们继续分析去掉季刊的样本，综合考虑了“名校效应”后的偏爱行为，以及考虑“编委效应”后的偏爱行为，结果发现和五大期刊全样本的结论一致。同时，我们还发现基于排序的三种偏爱行为都没有得到证据支持。

六、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全文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在回归方法上，通过检验，我们发现年度引用数据中存在过度分散问题，因此采用了负二项回归(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的泊松回归的结果基本相同。

其次，因为年度引用数据是非平衡面板数据，在进行引用决定因素回归时，为了防止每个期刊的全部数据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对期刊进行了分年的逐一回归，对于分年数据而言，数据结构呈现为平衡型面板结构，逐年回归的结果与前文的结果在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上基本相似。

再次，在变量方面，参考郭峰、李欣(2017)，考虑到同一期刊某一年份的论文会受到期刊数据库调整、编辑部工作习惯等共同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因素回归和偏爱检验回归中加入发表年份和(发表年份*期刊)交互项作为固定效应的控制。结果依然很稳健。还有，如果把总引用数和总下载数原始值(不取对数)作为因变量，回归结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由于样本均为微观数据，故样本中很有可能出现极端值影响回归的准确性。为了避免极值的影响，本文使用Winsorize方法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分位及99%分位的缩尾处理，然后进行回归分析，显著性结果与主回归结果一致。

七、结论

本文收集和整理《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五个期刊自2000年至2011年发表的8034篇论文的数据，研究编辑部是否存在基于“一作与期刊同单位”、“985高校”和“一作男性”的“裙带主义”、“精英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偏好行为，并讨论累计引用和年度引用的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上述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在论文发表过程中，无论是总引用数据还是年度引用数据的回归，偏爱985高校和男性第一作者的“精英主义”和“性别主义”都没有得到证据支持。从每年引用的层面出发，中国五大期刊均没有表现出编辑部偏爱本单位作者的“裙带主义”的证据。从论文排序的角度出发，本文发现对于总引用和年度引用样本的检验都不支持存在编辑关于排序的三种偏爱行为。在进一步考虑了名校效应之后，本文发现五大期刊在发表过程中仅有个别期刊在样本期内存在显著的“裙带主义”偏爱现象。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论文发表还是排序的层面，五大顶级中文经济学期刊还是较为公正的，这一结论有助于打消投稿人的疑虑和猜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有个别期刊在比较名校作者论文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向本单位作者的倾向。希望这一结果引起各家顶级期刊编辑部的重视，合理地改进工作，精挑细选，不以出身论英雄，选出杰作和精品，真正成为学术标杆和学术旗帜，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

当然，在讨论编辑偏爱行为中，本文只讨论了论文引用的数量，并没有涉及论文引用的质量。一般来说，被顶级期刊引用的价值大于被普通期刊引用的价值，被学术期刊引用和被学位论文引用的价值也应该有所不同。未来的研究可以对论文的引用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分，做出更加严谨的分析。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结论只是基于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的研究发现，是否能推广到其他期刊并不确定。其他普通的中文经济学期刊或其他学科期刊是否也不存在编辑部偏爱的现象，还需要未来进行更多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