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群体，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不可或缺的力量(韩俊强、孟颖颖，2013)。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背景下，农民工创业环境得到大力改善、创业人数不断攀升，具有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情。据人社部测算，截止到2018年末，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人数接近500万，成为创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陕西省为例，2018年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48.1万人，返乡人员创办企业或经济实体25.84万个，累计投资金额414.4亿元，安置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47.48万人^①。农民工利用打工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回乡创业，可以有效改变农村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刘志阳、李斌，2019)、催生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振兴^②，进而减少农村的绝对贫困，带动农村全面发展，在此过程中，实现农民工自身的价值，增强农民工的幸福感(袁方等，2019)。但由于受到身份、制度及其他因素的限制(王兴国、高原，2017)以及知识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等因素的影响(陈昭玖、胡雯，2016；芮正云、史清华，2018)，农民工创业相较于其他创业者难度更大，创业时更容易遭遇资金短缺、经验不足、社会资本匮乏等资源困境(高静、张应良，2014)，只有约30%的农民工能创业成功(黄振华，2011)，创业绩效普遍偏低(庄晋财等，2015)。笔者调研发现：陕西省82.3%的农民工创业年平均利润低于6万元。因此，探究农民工创业绩效及影响机理是破解其创业困境的前提与基础。

① 来源：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② 来源：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

农民工创业绩效是衡量其创业结果的重要指标，受到创业动机、创业模式、社会网络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罗明忠、陈明，2014；朱红根、康兰媛，2013；张秀娥等，201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创业者的情绪会给创业绩效带来影响(Cardon et al., 2013；Luttner，2014；Drnovsek et al., 2016)。依据Frese(2009)提出的ABO模型(affect—behavior—output)，创业者个人的情绪会影响创业者的行为，进而影响创业者的绩效。创业激情作为个人积极情绪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创业成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且富有力量的角色，是创业实践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John，2013；单标安等，2017)；创业学习行为是增强和创造创业绩效的关键，学习和情绪密不可分(谢雅萍等，2016)，创业者具有的激情往往通过一定的创业学习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绩效(Cardon et al., 2013)。对于农民工这类特殊的创业者来说，创业激情、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之间是否也会存在上述的作用路径？目前鲜有文献对此展开研究。

现实中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创业扶持政策为农民工创业者开启了“草根创业”的梦想大门，点燃了农民工的创业激情，但由于农民工创业成功率较低，不少农民工在当初的激情之后遭遇进退两难的境地(秦凤鸣，2014)。加之农民工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边干边学是他们掌握工作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学习缺乏系统性(吴炜，2016)，导致其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如何通过创业激情—创业学习的作用路径，切实提升其创业绩效？农民工创业激情和创业学习如何测度？创业激情的不同维度对创业学习、创业绩效有怎样的影响？如何激发农民工创业激情、提升其创业学习能力，进而提高其创业绩效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话题。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试图以农民工创业者这一特殊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已有的成熟量表并根据农民工创业激情和创业学习的特点，构建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的测量维度及指标；通过借鉴ABO模型，提出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各维度之间的作用机理假设；运用收集到的889份实地调研数据并采用分步回归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农民工创业激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影响程度以及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并依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为提升我国农民工创业绩效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二、理论基础 (一) 农民工创业激情相关研究

创业激情是强烈情感的整体或一部分(Cardon et al., 2009)，是创业者在探索新事物、创建新企业和发展新企业方面表现出来的积极意愿和自我认同感，包含发现新事物的激情、创建新企业的激情以及发展新企业的激情3个维度(Murnieks et al., 2016)。创业激情对新企业成长的作用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实践表明有激情的创业者往往通过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以促进新企业成长(Drnovsek et al., 2016)，创业激情对企业绩效和个人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aum et al., 2001；Vallerand et al., 2007；Cardon et al., 2013)。谢雅萍等(2016)分析了中国情境下的创业激情，提出创业激情是创业者参与创业活动中所体验到的积极情绪，这种情绪与创业者的身份认同相关并表现出可持续获得性，她将创业激情划分为身份认同、愉悦、心流、韧性、冒险5个维度。另外，创业激情可能因为创业者不同的背景和生活经历而有所差异(单标安等，2017)。创业激情中身份认同是多层次的结构，包括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对于自主创业的农民工来说，城市生活的体验有利于他们形成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认可，不再局限于社会偏见以及户籍制度(杨金丽，2011)。具有低自尊特征的农民工群体更具有“背水一战”的心态，更能接受创业可以给其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会带来高风险的事实，更倾向于为了生活努力拼搏。当农民工创业者直面挑战，专注于创业活动时，会产生心流体验，进而激发农民工创业者个体的潜能，更好地处理各种创业挑战，更有可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段锦云、简丹丹，2012)。可以看出，在现有学者对创业激情的维度划分中，身份认同、对创业的乐观态度、创业后对所创事业的热爱、坚持以及力所能及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是农民工创业者普遍具有的一些激情特征。基于以上分析，文章借鉴谢雅萍等(2014、2016)的研究成果，将从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4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创业激情进行测度。

(二) 农民工创业学习相关研究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社会学习是个体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掌握社会知识、经验和行为规范以及技能的过程。创业学习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通过不同方式获取经验、技能和知识的过程(Matlay and Thomas, 2006)，是从过去的经验积累中获取新的知识，所以应从经验学习维度对创业学习进行测量(Cope，2011)。Holcomb et al.(2010)将创业学习划分为经验学习和启发式学习。杨隽萍等(2013)、谢雅萍等(2016)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单标安等(2014)从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3个维度对创业学习进行测度。对农民工创业者来说，在其教育程度较低、培训不足的情况下，经验学习以及实践学习是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即“干中学”。最早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老一代农民工，面对着城市全新的工作岗位，边干边学是他们掌握工作技能的主要途径；新生代农民工所受过的正规教育比老一代农民工要多，但是其受教育程度也明显要低于其他青年群体，其技能的形成、人力资本的获得也极大地依赖于“干中学”(吴炜，2016)。

基于此，文章主要关注农民工创业者个体层面的创业学习，尤其是“干中学”，借鉴单标安等(2014)的研究，通过设计诸如：“创业过程中是否能从别人或自身经历总结新方法、提出新想法、采用新方法”等问题对农民工的创业学习进行测度。

(三) 农民工创业绩效相关研究

创业研究中，创业绩效是作为效标出现，用以评价新业务创建的效果，是组织水平的结果指标。学者们通常借用组织绩效的测度框架来构建创业绩效测度指标。Murphy et al.(1996)统计表明使用最多的3个绩效维度是效率、成长、利润。Chrisman(1998)提出在考察创业绩效时应特别注重生存和成长两方面的绩效。郭军盈(2006)提出农民工创业绩效是以家庭为单位，通过选择新的经营模式不断扩大已有生产规模和收入不断增加的过程。关于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测度，学者观点各有不同：马红玉(2016)从财务绩效、客户绩效、学习与成长绩效以及内部经营流程绩效四个维度测度农民工创业绩效。孙红霞等(2010)通过社会影响力、就业、个人满意度、利润4个方面的指标对农民工创业绩效进行度量。丁高洁、郭红东(2013)提出农民工创业绩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规模扩大、盈利能力提升、员工数量增长等为衡量指标的组织绩效；二是以个人收入提高、家庭生活富裕以及个人价值实现为衡量指标的农民工个人层面的绩效。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农民工创业更多属于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因此收入及生活质量等个人绩效的研究更具有探讨意义。同时也考虑到农民工创业规模相对较小等特点，能保持所创事业的规模、绩效稳定发展等实际情况，文章通过借鉴丁高洁、郭红东(2013)的研究，从农民工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两个层面对其创业绩效进行探讨。

三、研究假说 (一) 农民工创业激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激情是产生行为的内在动力，对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有积极的影响，能够促进创业者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的提升(马翠萍等，2017；Cardon et al., 2009)。谢雅萍、陈小燕(2014)提出在组织层面，充满激情的创业者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有直接的影响；在个人层面，创业激情能够使创业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业活动中来，从而为创业者带来更高的个人财富收益和职业满意度，提升创业者的个人绩效。创业激情中所蕴含的决心、热情、信念、乐观主义、勇气、自信、身份认同等因素能使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经历挫折后依然能坚持下来(Idris et al., 2018)。农民工创业面临着较高的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只有具备了较强的创业激情，才能以积极态度、创造性和乐观精神来面对创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在遇到困难时不轻言放弃(芮正云，2017)。陈一敏(2013)研究表明，农民工创业激情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苏岚岚等(2016)指出自信、乐观对农民工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创业组织绩效、个人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b：创新对农民工创业组织绩效、个人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c：乐观对农民工创业组织绩效、个人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d：心流对农民工创业组织绩效、个人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 农民工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学习是不断获取、开发和拓展有关创建与管理新组织知识的过程，包含个体与组织两个层面(Politis，2005)，是创业者克服不确定性的关键(Wang and Chugh, 2014；Xiao et al., 2010)，也是将行业经验向创业绩效转化的重要因素(赵文红、孙万清，2013)，能够提升创业者的决策能力、促进新创企业的发展(杨隽萍等，2013)，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洪海涛，2017)。与其他创业者相比，我国农民工创建的企业组织形式较为简单，其日常经营主要由农民工创业者一人说了算，创业学习以农民工个体为主，对农民工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关系的分析也主要基于农民工个体层面(孙红霞等，2010)，但也有学者从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两个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创业绩效，研究表明创业学习对农民工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罗明忠、陈明，2014)。对于知识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在多变的创业环境中，通过模仿其他创业者或参与创业培训等学习行为，可弥补创业过程中自身创业能力方面的不足(芮正云、史清华，2018)，对提高农民工创业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郑山水，2017)。基于以上理论梳理，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农民工创业学习对组织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2b：农民工创业学习对个人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 农民工创业激情对创业学习的影响

创业激情是驱动创业者个体行为的关键因素(Cardon et al., 2013)，富有激情的创业者在创业活动的积极情感及身份认同的驱使下自觉学习并不断提高学习的效率(Frese，2009)。富有激情的创业者表现出遇挫不馁、坚持不懈的乐观心态，促使其在创业活动中不断尝试新颖的想法或实践(Schindehutte et al., 2006；Woodman et al., 1993)。唐根丽(2015)提出创新精神、主动性对农民工创业活动产生影响。农民工创业激情与创业学习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基于前面的理论基础，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创业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H3b：创新对农民工创业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H3c：乐观对农民工创业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H3d：心流对农民工创业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 农民工创业学习在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Baron et al.(2008)提出创业激情作为一种强烈的情感因素，通过一系列的学习行为对新企业成长产生间接作用。谢雅萍等(2016)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认为创业激情不仅直接影响创业绩效，还可能通过影响行为而影响创业绩效，从而有利于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的提升。陈小燕(2014)验证了创业学习在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提出采用合适的学习方式，是提高创业学习效率、进而促进创业绩效提升的关键。但由于农民工创业者文化水平偏低、人力资本匮乏等“教育劣势”，使得缺乏创业学习的农民工无法有效开发创业机会，因此，研究农民工创业绩效影响因素时还需关注创业学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陈昭玖、胡雯，2016)。农民工创业者通过自身的经验学习，能够准确把握客户的需求与市场发展趋势，进而获取更多新创企业资源(谢雅萍、陈小燕，2014)。具有较好创业激情的农民工创业者更容易模仿其他创业者的经验与模式，不仅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和成本，而且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也有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更新，促进其决策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拓展(杨隽萍等，2013)。同时由于市场环境多变性，农民工创业者更容易边干边学，不断获取符合当前情境的创业知识提升其创业绩效(蔡莉等，2012；单标安等，2014)。罗明忠(2014)实证研究指出探索式学习和应用式学习对农民工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并在创新、韧性等特征与农民工创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理论梳理，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农民工创业学习在身份认同与组织绩效、个人绩效中均起到中介作用；H4b：农民工创业学习在创新与组织绩效、个人绩效中均起到中介作用；H4c：农民工创业学习在乐观与组织绩效、个人绩效中均起到中介作用；H4d：农民工创业学习在心流与组织绩效、个人绩效中均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创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图(图 1)。

四、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2018年在陕西省不同市区进行的大样本实地调研，调研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地点选择了陕西省创业工作开展较好的安康市(石泉县)、宝鸡市(陈仓区、凤翔县、扶风县、眉县、岐山县)、铜川市(王益区)、渭南市(白水县、富平县、经开区、临渭区)，以当地已经创业的农民工为调研对象进行调查，共发放952份问卷，收回952份，问卷的回收率为100%，经过对回收样本的整理，剔除不合格的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889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4%。需要说明的是文章界定的农民工创业主要包括以下三类：(1)农民工创办企业创业：涵盖的形式具体为私营企业、加工作坊(如木匠、篾匠、弹棉花、豆制品加工)、流动服务(如缝纫、泥瓦匠、油漆匠、运输等)，年盈利2万元以上；(2)农民工创办合作社创业：界定范围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带动10户及以上者；专业协会为10户及以上农户加入者；(3)农民工种养业创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和渔业，既有传统农业产业的规模化经营，也有对传统农业改造的新兴产业(如粮食等种植面积10亩及以上；蔬菜、花卉、苗木、中药材种植5亩及以上；养猪年出栏30头及以上等)。因此调研过程中选择的都是实际已经创业的农民工，在不同地区依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对应数据要求进行调整，比如安康市农民工创业绩效相对较低，企业年盈利调整为1万元以上。

受访样本统计显示，在性别方面，男性占样本总体的49.8%，女性占样本总体的50.2%，男女所占比例基本相同；在年龄方面，农民工创业者的年龄集中于39岁及以上，39岁以下的有340人，占样本总体的38.2%，39岁及以上的为549人，占到总体样本数的61.8%，由此可以看出，80年以前的第一代农民工创业者居多；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的占总样本的92.5%，未婚、离异或丧偶的占7.5%；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农民工创业者以初中或高中学历水平居多，约占调查样本总量的72.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5.9%，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6.4%，职业院校、大学及以上的分别占7.8%、4%，说明农民工创业者的学历普遍较低。

(二) 农民工创业的现状

通过调研数据对农民工创业动机、创业行业、创业组织形式、创业绩效(年平均利润)进行统计分析。在调研过程中将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动机(解决温饱、看病、上学、结婚等问题)、成长型创业动机(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地位、实现个人理想抱负)、价值型创业动机(带领乡村致富)三大类。分析结果显示：成长型创业动机的创业者占比最高，达到69%；其次是生存型创业动机，占30.9%；价值型创业动机的只有一人，占总人数的0.1%，这与农民工的基本特点及生活现状相符。从创业行业的分布来看，农民工的创业行业涉及到农工商服务业等多个领域，行业的分布较为分散，其中从事种养殖业的农民工创业者占比7.8%，从事批发、零售、加工业的占比是54.8%，从事居民服务业的占比30.6%，从事新型电商的仅占0.8%，还有6.0%的在其他领域，由此可知，由于自身技能的限制，农民工创业者仍然选择技术含量要求低、专业知识要求不高、收入较为稳定的批发零售及居民服务业为主要创业行业。从创业组织形式来看，个体户明显偏高，占到97.5%；与人合伙创办的占比1.7%；合作社组织形式创业的共占比0.8%，说明小农经济式的创业形式在当前农民工创业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年平均利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农民工创业的绩效，从分析结果来看，大部分创业者的年平均利润在6万元以下。其中低于2万元的占27%，36.7%的年平均利润集中在[2-4)万元，18.6%的年平均利润在[4-6)万元之间，[6-8)万元、[8-10)万元及10万元以上的分别占8.2%、5.1%、4.4%，说明农民工创业绩效普遍偏低。

五、研究设计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Harman单一因子检验法和控制非可测单潜变量模型法检验收集到的数据是否存在非可测的共同方法偏差。在Harman单一因子检验中，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小于40%，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28.919%(< 40%)，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然后对各变量的组合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加上一个共同方法偏差潜在变量，加入后各指标变化量在0.01以内，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检验结果显示(不含共同方法偏差潜变量模型拟合指标：RMSEA=0.06、CFI=0.934、IFI=0.935、RMR =0.056；包含共同方法偏差潜变量模型拟合指标：RMSEA=0.059、CFI=0.937、IFI=0.937、RMR =0.059)，两个模型的拟合指标变化较小(< 0.01)，说明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保证后续实证分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运用SPSS20.0软件对各个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创业绩效、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各量表对应的α信度系数分别为0.868、0.835、0.905，均大于0.7，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通过信度检验。同时，各变量对应的KMO值分别为0.796、0.814、0.848，均大于0.7，且Bartlett检验值均为0.000，说明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创业绩效、创业激情与创业学习各变量公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分别为72.524%、70.378%、77.900% (>60%)，并且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说明所选取公因子的解释程度较高，量表的效度良好。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为了验证农民工创业激情维度划分的合理性，本研究运用AMOS21.0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并选择模型适配指标中的χ²/df、CFI、NFI、RMSEA、PNFI 5个指标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农民工创业激情对应的χ²/df=3.962 < 5、CFI=0.956>0.9、NFI=0.950>0.9、RMSEA=0.058 < 0.08、PNFI=0.741>0.5，均达到模型可适配的标准，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农民工创业激情可通过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四个维度进行测度。

(三) 变量及其测度

为了保证量表能够真实地反映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及创业绩效的内涵与结构，基于已有的研究，一方面对已经开发出来的测量题项进行了语句上的改编和修正，以便调研对象更容易理解；另一方面，结合农民工自身特点及从事创业活动的独特性，咨询农民创业方面的专家学者，增加了一部分新的题项。测量题项采用Likert 5点量表，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比较不符合，3代表中立，4代表比较符合, 5代表完全符合。

因变量—农民工创业绩效。农民工创业动机相对简单，大部分是以满足基本需求和提高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因此个人成长及生活水平的提升是衡量这一特殊群体创业绩效的重要指标，同时考虑到农民工创业难以获取准确的财务资料，所以选择同样具有较高效度的主观评价绩效数据来代替财务绩效。借鉴丁高洁、郭红东(2013)的成熟量表从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两个方两分别进行测度。具体见表 1。

自变量—农民工创业激情。依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农民工创业激情从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4个维度进行测度，鉴于每个维度变量设计依据的差异性，对每个维度的设计依据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详见表 2。

中介变量—农民工创业学习。前面理论分析部分已经详细解释了农民工创业者“干中学”的学习特征，与一般创业者学习方式不同，农民工创业者既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也很少有机会参加正规的创业培训，因此，从自身或身边创业者的创业现实中汲取经验、接受并运用新方法、新方案等，是农民工创业学习的主要方式。文章借鉴单标安等(2014)、杨隽萍等(2013)、谢雅萍等(2016)已有量表，在此基础上自行设计了农民工创业学习测量题项，见表 3。

六、实证分析与假设验证 (一) 直接效应检验

1.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 4的相关系数矩阵显示，农民工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农民工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可进一步探究变量之间的大小及因果关系。

2.农民工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的分步回归分析

针对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运用分步回归分析法进行农民工创业激情对创业绩效直接作用的验证，并加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创业动机、创业组织形式4个控制变量(见表 5)。在模型2中，创新、心流对组织绩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3(p < 0.01)、0.377(p < 0.001)，说明农民工创业激情中创新与心流两个维度对创业组织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身份认同和乐观两个维度对农民工创业组织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4中，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对个人绩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60(p < 0.001)、0.092(p < 0.01)、0.186(p < 0.001)、0.317(p < 0.001)，说明农民工创业激情中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4个维度均对个人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此，文章提出的假设H1b、H1d通过了验证；H1a、H1c通过了部分验证。

(二) 农民工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为了检验农民工创业学习在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各维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并构建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影响路径模型，见图 2：

1.模型适配度检验

对模型的整体适配情况进行了检验，具体结果表明：绝对适配指数中，拟合优度指标(GFI)值为0.921(>0.9)、调整拟合优度指标(AGFI)值为0.901(>0.9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值为0.055(< 0.08)；增值适配指数中，规范拟合指数(NFI)值为0.924(>0.90)、相对拟合指数(RFI)值为0.911(>0.90)、增值拟合指数(IFI)值为0.943(>0.90)、比较拟合指数(CFI)值为0.943(>0.90)；简约适配指数中，简效比较适配指标(PGFI)值为0.729(>0.5)、简约规范拟合指标(PNFI)值为0.792(>0.5)、卡方自由度比(CMIN/DF)值为3.707(< 5)，各个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由此可见，模型整体的拟合度较好，通过了模型适配度检验，说明假设路径分析模型图与搜集到的数据相互适配。

2.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从表 6可以看出，农民工创业激情中身份认同对创业学习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3a没有通过检验；创新对创业学习的路径系数为0.407(p < 0.001)，说明创新对农民工创业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b通过检验；乐观对农民工创业学习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3c没有通过检验；心流对创业学习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66(p < 0.001)，说明心流对农民工创业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d通过验证。农民工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检验结果中，创业学习对组织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16(P < 0.001)，假设H2a通过检验；创业学习对个人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64(P < 0.001)，H2b通过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工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文章运用AMOS软件中的Bootstrap程序，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889个样本数据中抽取5000次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7。

首先检验农民工创业学习分别在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与组织绩效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身份认同通过创业学习组织绩效的系数为0.014，95%的置信区间[-0.009，0.039]包括0且不显著；创新通过创业学习影响组织绩效的系数为0.129，95%的置信区间[0.094，0.166]不包括0，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乐观通过创业学习影响组织绩效的系数为-0.023，95%的置信区间[-0.054，0.007]包括0且不显著；心流通过创业学习影响组织绩效的系数为0.084，95%的置信区间[0.045，0.130]不包括0，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民工创业学习在创新、心流与组织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其次，检验农民工创业学习分别在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与个人绩效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身份认同通过创业学习影响个人绩效的系数为0.015，95%的置信区间[-0.010，0.041]包括0且不显著；创新通过创业学习影响个人绩效的系数为0.141，95%的置信区间[0.104，0.181]不包括0，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乐观通过创业学习影响个人绩效的系数为-0.025，95%的置信区间[-0.059，0.007]包括0且不显著；心流通过创业学习影响个人绩效的系数为0.092，95%的置信区间[0.052，0.138]不包括0，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民工创业学习在创新、心流与个人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综上，假设H4b、H4d均通过了检验，但假设H4a、H4c没有通过检验。

七、结果讨论

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关研究近年来也备受学者关注。目前对于农民工创业激情如何通过创业学习行为影响创业绩效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基于陕西省889份实地调研问卷数据，运用分步回归分析法及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与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创业绩效与一般创业者不同。文章借鉴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农民工自身特征，设计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以及创业绩效测量指标体系，并运用探索式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创业绩效的维度进行界定。结果表明：农民工创业激情由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和心流4个维度构成，农民工创业学习通过4个指标测量，农民工创业绩效包括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两个方面。

第二，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各维度对创业绩效各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农民工创业激情中创新和心流对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均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身份认同与乐观只对个人绩效有直接影响，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本研究中的身份认同更侧重于身边亲戚、朋友对其创业的支持，这种支持最直接的表现在对农民工个人绩效的作用方面，而非组织层面。另外，乐观的情绪能够减少农民工创业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有明显的影响，但对所创事业的营运、规模的扩大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农民工创业学习对创业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相较于个人绩效而言，创业学习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第三，农民工创业学习在其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的部分路径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农民工创业学习在创新、心流与组织和个人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农民工创业学习在身份认同、乐观两个维度与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之间均没有起到中介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不管农民工创业者的学习能力如何，只要有亲戚朋友的支持、自己有乐观向上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学习能力的不足，达到一定的创业绩效，而不是通过创业过程中的学习能力提升提高其创业绩效。

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从情绪和行为相结合的新视角，提出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是影响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弥补了尚未有学者从情绪和行为视角来揭示农民工创业绩效的空白。目前学者对于农民工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个人及家庭禀赋、创业资本、创业认知(赵德昭，2016；张应良，2013；罗明忠，2014；张广胜，2014；张秀娥，2015)等方面，忽视了情绪及行为在农民工创业绩效中的重要性。研究基于"affect-behavior-output"(ABO)模型，探讨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作用关系，是对以往学者关于农民工创业绩效研究的有效补充。(2)研究发现农民工创业激情不同构成维度对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存在差异性，而且对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谢雅萍等(2016)研究提出创业激情对创业成功的影响以及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但并没有对创业激情不同维度的影响差异作进一步探究，本研究弥补了这一不足。(3)构建了农民工创业激情以及创业学习的维度及测量指标。单标安等(2017)指出，大学生、技术人员等不同群体的创业者，其创业激情和创业学习的特征存在着差异。本研究以农民工创业者为研究对象，依据农民工创业者创业激情、创业学习行为与其他创业群体不同的特点，设计了农民工创业者创业激情、创业学习测量问卷，并对其创业激情、创业学习进行科学测量，明晰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构成维度，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同时研究还具有以下2点实践价值：(1)探究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对创业绩效影响机制，有利于揭示农民工创业绩效普遍偏低的原因，大量农民工创业失败的案例告诉我们，农民工创业过程中仅仅具有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在重视激发农民工创新、心流等创业激情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创业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农民工在创业激情的推动下主动进行创业学习，助力农民工突破创业困境、实现企业不断成长。(2)农民工创业激情涵盖了多个方面，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有针对性，着重考虑那些对创业绩效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以保证激励政策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八、结论与展望

研究借鉴创业激情、创业学习的相关理论，结合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及创业的特殊性，构建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的量表，并基于ABO理论研究思路，揭示了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农民工创业激情和创业学习是其创业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创业激情不同维度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同时农民工创业学习在部分创业激情维度与创业绩效中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于未来研究进一步加以探索。(1)研究以一般的农民工创业者为研究对象，探究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未来可进一步细分研究对象，探索不同类型农民工(比如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不同性别农民工创业者群体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不断提升农民工创业绩效，指导其创业实践。(2)本研究以实证分析为主，但农民工创业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过程，仅凭实证分析并不能全面揭示其创业的本质特点，未来研究可考虑引入案例，将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以补充实证研究的不足。(3)由于调研地点的限制，研究所用数据仅仅代表陕西省农民工创业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地域限制，研究结果是否对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还有待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