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作为公益事业的一股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现象日益普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显示：在捐赠总额以及大笔捐赠数量两项数据上，民营企业的贡献均过半数。学术界基于公司战略(Porter and Kramer, 2002；Godfrey，2005)、政治关联(Sanchez，2000；贾明、张喆，2010；梁建等，2010；戴亦一等，2014)与管理者私利(Atkinson and Galaskiewicz, 1988；Galaskiewicz，1997)等视角讨论了民营企业的慈善动机，研究发现，慈善捐赠能够发挥树立企业形象(Brammer and Millington, 2006)、建立声誉资本(Godfrey，2005；戴亦一等，2014；潘越等，2017)和改善战略环境(Port and Kramer, 2002)等作用，最终会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李敬强、刘凤军，2010)。但上述研究均沿着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思路，除了Campbell et al.(1999)、许年行、李哲(2016)等少数研究外，鲜有学者关注慈善行为背后的利他动机。

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文化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具体而言，文化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认知、互动与策略选择，或构建社会群体一致认同的社会规范，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影响。在文化与慈善捐赠的交叉研究中，现有文献指出，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将“与人为善”的理念内化于心灵，能够通过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与策略选择，进而激励参与者的公益性慈善行为。曾建光等(2016)发现，信仰宗教的高管出于“祈求平安”的内心愿望，会更积极地承担诸如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周怡、胡安宁(2014)也发现，企业主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均能促进企业的捐赠水平。但现有研究尚未关注极具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且红色文化与企业慈善行为间的关系亦未得到系统验证。

红色文化，作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影响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主导文化，必然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烙下印记。有学者发现，红色文化可以通过决策个体的党员身份(戴亦一等，2017)或企业内党组织建设(余威，2019)而作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此外，红色文化还能以革命老区这一具体形式表现出来。革命老区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见证了中华民族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所展现的英勇事迹。在战争年代，老区人民贡献过粮食、衣物、房屋甚至生命，以英勇无畏的奉献精神铸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和平年代，老区人民倾尽人力物力，以极大的热情献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因此，我们不禁猜想，老区社会这种奉献的文化传统能否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决策，进而使企业受红色文化熏陶而更乐于承担诸如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这是本文亟需探究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从革命老区提炼蕴含“奉献”理念的红色文化，尝试探索红色文化与企业慈善行为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行业特征、市场环境及业绩压力对红色文化慈善效应的调节作用，并基于董事长的革命老区成长经历视角挖掘红色文化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将红色文化引入财务学领域的研究范畴，尝试从极具中国特色的“革命老区”中提炼红色文化，并据此构建相应的量化指标体系，这不仅是中国情境下红色文化与企业经营行为交叉研究的初次尝试，也为学术界从更广阔的视野理解企业的慈善动机开辟新的思路。其次，丰富了“文化与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现有基于中国情境文化因素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儒家、宗族和宗教等传统文化，本文选择的红色文化是对已有理论体系的有益补充。第三，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正式制度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要素，本文却立足中国情境从非正式制度文化视角解释中国企业的决策行为，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构建和研究假设

红色文化源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是其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并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当前，学术界就红色文化的内涵形成了初步的认识。李水弟等(2008)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物”是革命烈士所用之物，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李康平(2011)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而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系列的革命文物、革命文献、文艺作品、革命纪念地、战争遗址、革命领袖人物故居、革命根据地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传统。革命老区作为孕育中国革命的摇篮，积累了无数的“事”和“物”，这些在红色奋斗历程中累积的事件、人物、组织机构等遗址遗迹，奠定了老区社会特有的社会心理，塑造了老区人民甘于奉献的价值理念。

革命老区是中国革命老区根据地的简称，是指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老区”一词最早出现在解放战争时期老解放区与新开辟解放区相区分的称谓中，具体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创建的17块根据地、游击区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18块根据地。为了更好地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老区一般选址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然而就是经济条件相对贫瘠的革命老区却孕育了20世纪声势浩大的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战争，这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思考空间。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给老区人民的题词中特别提到，老区文化最终归结于“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内涵。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考察金寨老区时强调，老区人民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老区文化沉淀着浓厚的红色基因。

各国在历史演进中所积累的文化、习俗、惯例等种种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并常常与正式制度共同发挥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韦伯，2012)。要理解当下中国诸如社会、经济等问题，除了研究正式制度外，还应关注数千年来缓慢形成且影响深远的非正式制度(Allen et al., 2005；陈冬华等，2008；李摇琴、徐细雄, 2016)。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诞生于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伟大事业的红色文化，对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影响尤为深刻。在抵抗外族入侵的岁月，老区人民在保障正面战场补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涌现出无数舍生忘死的动人场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老区人民用双脚和小推车为人民军队输送粮食弹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新中国建设时期，老区人民胸怀爱国奉献精神，积极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老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中国红色文化在战争和建设时期的具体体现，而老区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则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文化精髓。

社会学研究表明，文化理念内嵌在社会个体的思维方式之中，直接影响着个体的经济行为(Hofstede，1980；夏巍巍、金祥荣，2017)。在宏观的社会层面，文化通过塑造社会的价值判断作用于社会资源的配置(Stulz and Williamson, 2003)；在微观的个体层面，文化通过影响决策个体的风险偏好作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Li et al., 2005)。就红色文化而言，其蕴含丰富的“奉献”理念，可能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

其一，红色文化能够影响企业管理者对慈善活动的价值判断，使管理者更愿意将履行社会责任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并最终表现在其经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有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行为决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会直接反映在企业慈善捐赠等经营决策上(Siegel et al., 2011)。红色文化是共产党带领老区军民在长期战斗中所积累的信念，是无私奉献爱国情怀的集中体现，包含着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奉献物质乃至于生命的伟大情怀。“红色”不仅代表着勇气与胜利，更凝聚了牺牲与奉献。因此，当企业管理者长期受红色文化“奉献”理念熏陶时，必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将“奉献”理念铭刻于心，并通过慈善行为将内化于心的“奉献”理念表达出来，进而使其经营的企业更热衷慈善事业。

其二，红色文化能够影响社会群体的认知和判断，使老区企业将“奉献”作为行为处事的判断标准，最终影响企业对慈善事业的认知。有研究发现，诸如群体认知等社会规范能够约束企业管理层的经营决策，进而引导管理层者做出诸如慈善捐赠的策略以契合社会群体的共同认知(Elster，1989)。红色文化萌芽于抗战时期的革命老区，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塑造了几代老区军民乐于奉献、甘于牺牲的优秀品质，影响着老区社会行为处事的准则。在此环境下，老区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举动，违背了老区社会共同的价值标准，极易对老区企业的声誉形成负面影响，最终影响企业在老区社会的长久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相比非革命老区民营企业，老区企业的捐赠意愿更强、捐赠规模更大。

三、实证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根据研究目标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银行、保险、多元金融等金融上市公司；②剔除在观测区间内已经退市的上市公司；③剔除当年被标记ST或*ST的样本；④剔除未披露财务数据或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⑤剔除资不抵债的样本；⑥剔除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的样本。最后，本文共获得1779家企业的9321条观测值。研究所用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 变量说明和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1，本文构造如下检验模型：

$ {\rm{DO}}{{\rm{N}}_{{\rm{it}}}}_ = {{\rm{ \mathsf{ β} }}_0} + {\rm{ }}{{\rm{ \mathsf{ β} }}_1}{\rm{L}}{{\rm{Q}}_{{\rm{it}}}} + {\rm{ }}{{\rm{ \mathsf{ β} }}_2}{\rm{Control}}{{\rm{s}}_{{\rm{it}}}} + {{\rm{ \mathsf{ ε} }}_{\rm{i}}} $

(1)

根据理论分析，β₁应该显著为正，即革命老区企业因受红色文化的熏陶，表现出更强的捐赠意愿、更大的捐赠规模。模型(1)中各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法由表 1汇报。

②  以证监会公布的行业代码为准，下列行业的公司为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公司：“C4370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C4830日用橡胶制品业”，“C4930日用塑料杂品制造业”，“C7505汽车制造业”，“C7510摩托车制造业”，“C7515自行车制造业”，“C7620日用电器制造业”，“C7825钟表制造业”，“C13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C55日用电子器具制造业”，“F09航空运输业”，“H11零售业”，“C0食品、饮料”，“I金融、保险业”，“J房地产业”，“K社会服务业”，“L传播与文化产业”。

1.因变量

参考Brown et al.(2006)的研究，本文以捐赠意愿(DON1)和捐赠规模(DON2)作为企业慈善捐赠的测度指标，具体构建过程如下：将研究期间内财务报表附注披露的公益性或非公益性捐赠数进行加总，记为当年捐赠支出额，并对未披露捐赠支出的样本赋以0值处理。若当年捐赠支出大于0，则赋值DON1为1，说明企业当年具有捐赠意愿；反之，赋值DON1为0。接着，取当年捐赠支出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捐赠规模的度量指标(DON2)。

企业捐赠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营业外收支-非公益性捐赠”文件。统计数据显示，2007-2016年间共披露了5235条慈善捐赠数据，占样本总数的56.71%。图 1为分年度的捐赠意愿与捐赠规模百分比图，整体而言，超过50%的样本参与了捐赠活动，且老区企业的捐赠意愿明显更高；在捐赠规模方面，老区企业的平均捐款数额高于非老区企业。

2.自变量

构建红色文化哑变量LQ，若企业注册在革命老区，则定义该企业受红色文化的影响，赋值LQ为1，否则赋值LQ为0。红色文化是研究的核心变量，因此，革命老区城市的定义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民政部颁布的《关于免征革命老根据地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为依据，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17块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战时期创建的18块根据地定义为革命老区，并对应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构建革命老区变量。若某一地级市下辖民政部规定的革命老区，定义该地级市为革命老区城市。基于这一标准，在我国现行340个地级规模城市中，有126个城市包含了民政部规定的革命老区地区^①，占比37.06%。

①  截至2017年12月，民政部共规定了334个地级市行政单位，本研究出于实际需要，把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以地级市标准进行处理。

3.控制变量

为使检验结论更为准确，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因素。参考前人研究(许年行、李哲，2016；靳小翠，2017)，选择如下控制变量：公司年龄(Firmage)、股权集中度(Big1)、政治关联(Pc)、两职合一(Dual)、权益收益率(ROE)、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消费者亲近行业(XFZ)、投资机会(TobinQ)、业绩压力(YJYL)、董事长党员身份(CPC)(戴亦一等，2017)、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和市场化指数(MKT)。此外，本文还分别控制行业(Indus)和年份(Year)固定效应。行业采用证监会2012年一级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采用二级行业分类标准。

四、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为排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表 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捐赠意愿变量(DON1)的均值为0.562，捐赠规模变量(DON2)的均值为7.042，标准差分别为0.496与6.397，说明在研究样本中有近60%的民营企业参与了慈善捐赠活动，且各企业间的捐赠意愿和捐赠规模存在差异。红色文化变量(LQ)的均值为0.284，说明研究中有28.4%的样本注册在革命老区。

为更直接地观测红色文化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本文以民营企业是否注册在革命老区为依据，将研究样本区分为实验组(LQ=1)和控制组(LQ=0)。表 3报告了两组样本单变量均值检验和中位数检验结果。我们发现，老区企业的捐赠意愿和捐赠规模都明显高于非老区企业，初步验证理论假设1。考虑到单变量检验尚未控制可能的影响因素，尚需进一步对研究样本进行回归检验。

(二) 基本回归结果

鉴于因变量的数据结构特征，本文选用二值选择模型(Logit)和角点解模型(Tobit)进行回归。为消除样本组间差异干扰，本文对样本进行公司层面的聚类处理，并合理控制异方差的影响。

表 4为实证检验结果。由列(1)可知，在控制了可能影响慈善捐赠的诸多因素后，LQ的系数为0.2979，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老区企业因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更热衷于参与慈善活动，符合假设1预期；列(2)从捐赠规模的角度进行检验，LQ显著为正，说明受红色文化熏陶的企业捐赠规模更大。红色文化蕴含的“奉献”理念通过塑造企业管理层的价值判断以及构建“奉献”理念的社会规范，影响老区企业对公益事业的决策，并最终反映在捐赠意愿和捐赠规模两个维度。

(三) 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有三种常见形式：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和互为因果。尽管前文已经控制了管理者部分特质、公司特征和宏观环境等可能影响企业捐赠的因素，但限于研究设计的局限性，仍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此外，本文采用剔除的方式处理数据缺失的样本，可能使研究结论受选择性偏误的影响。因此，下文将对以上两类内生性问题进行校正。

1.工具变量回归

本文拟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模型修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戴亦一等(2016)以“地形起伏度”作为外生变量测度方言的原理相似，本文选取“地形起伏度”作为红色文化的工具变量，该变量是一个相对外生的环境变量。地形起伏程度越大意味着该地区成为革命老区的概率越高，企业受红色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亦越大。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主要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在农村，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地更有利于游击战的开展，这就使“地形起伏度”与革命老区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捐赠策略属于企业内部经营范畴，与注册地的地貌环境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地形起伏度”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要求。

采用封志明等(2007)提取的基于栅格尺度(10 km×10 km)的中国地形起伏度作者对中国科学院地理学与资源研究所封志明研究员计算的地形起伏度数据表示诚挚的感谢。数据，本文设置变量QFD加入模型进行两阶段回归，表 5为检验结果。由列(1)汇报的第一阶段结果发现，“地形起伏度”变量与红色文化变量显著正相关，符合假设预期。在第二阶段回归中，主要变量的符号与表 4汇报相一致，表明老区企业的慈善捐赠意愿更强、捐赠规模更大。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量均大于10，符合经验规则，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基于以上检验，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干扰后，前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2. Heckman两阶段回归

本文选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处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首先，选择模型(1)的全部控制变量，并加入“地形起伏度”作为Heckman两阶段估计的工具变量，采用Probit模型回归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该比率指代研究中的样本选择性偏误。然后，将第一阶段回归获得的逆米尔斯比率重新纳入模型(1)，检验红色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表 6列(1)和列(2)汇报了检验结果，其中，LQ显著为正，逆米尔斯比率显著为负，说明表 4结论确实受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但经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校正后，红色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依然存在。

3.剔除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数据跨度10年，其中包括汶川(2008)、玉树(2011)两次大灾难，自然灾难会影响企业的捐赠意愿和捐赠规模(戴亦一等，2014)，进而对研究结果形成干扰。为此，本文分别剔除2008年与2011年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测试。表 6报告了检验结果，其中，列(3)与列(4)为剔除2008年样本后的结果，LQ显著为正；列(5)与列(6)为同时剔除2008年与2011年样本后的结果，LQ依旧显著为正，由此说明汶川、玉树等重大自然灾害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4.安慰剂检验

上文虽已控制了公司特征等影响慈善捐赠的因素，但仍可能存在未观测到的因素对结论造成干扰。例如，红色文化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是否产生于特定情形，即如果回归结果在企业随机赋值革命老区注册地后依然成立，那么，红色文化的处理效应就失去了统计意义。为此，本文对表 4结论展开安慰剂(Placebo)检验。首先，将红色文化哑变量随机模拟分配给样本，确保每个样本具有相同概率被赋值为1；接着，将模拟得到的LQ对应慈善捐赠在模型(1)内进行重复1000次回归；最后，对模拟获取的结果进行统计。两次模拟结果显著的数值分别为92和89次，且模拟结果基本服从正态分布，这表明本文的虚拟处理效应并不存在，确实是红色文化影响了企业的慈善捐赠，而非其他噪音所致。

(四) 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本文将沿着前文的结论对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进行深入分析，重点考察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是否受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所属的行业特征及面临的业绩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从而探究影响红色文化发挥作用的企业内外部因素。

1.企业所在地市场环境

企业所在地的市场环境可能影响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通常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企业需要通过“主动配合”或“被动选择”来配合政府的慈善捐赠指标，以此“购买”制度环境的稳定性或寻求庇护(唐跃军等，2014)。有学者发现，慈善捐赠通常是企业构建政治关系的一种方式，政企关系较好的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慈善捐赠水平(贾明、张喆，2010)。因此，本文认为，市场环境较差地区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出于自利的动机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红色文化所蕴涵的“奉献”精神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反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较为有限，企业以慈善谋求政治关系的政治献金诉求较弱，进而企业出于“奉献”精神的感召而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更大。

本文参考唐跃军等(2014)的研究方法，选取王小鲁等(2017)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环境的代理指标，并按年度选取各省份市场化指数中位数进行分组：若企业注册地的市场指数高于中位数，则将其归类为市场环境较好的企业样本组；反之，归类为市场环境较差的企业样本组。表 7列出了分样本检验结果，在市场环境较好的企业样本组，LQ分别为0.3444和1.4727，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在市场环境较差的企业样本组，LQ的显著程度明显较低。考虑到列(2)LQ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本文对列(1)和列(2)进行系数组间差异检验，发现两组系数差异t值为1.82，由此说明，红色文化于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受不同市场环境的影响，上文猜测得以证实。

2.企业所属的行业特征

企业所属的行业特征亦可能调节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山立威等(2008)通过对5.12汶川地震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捐款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行业的企业更热衷于慈善捐赠活动，并且更愿意通过现金捐赠的方式博取社会公众的眼球。事实上，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更需要在消费者中树立优质的品牌形象，以此增加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相对地，声誉对产品间接面向消费者企业的影响较小。慈善捐赠对两类企业不同的影响，可能导致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在两类不同行业特征企业间的差异。具体地，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企业的慈善行为可能掺杂着物质利益动机，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

为验证上述分析，参照山立威等(2008)的度量方法，本文将企业区分为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和产品间接面向消费者两大类，分组检验红色文化在两组样本慈善捐赠的影响。表 8汇报了实证结果。列(1)与列(3)的结果显示，在产品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样本中，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依然显著；列(2)与列(4)的结果显示，在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样本中，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不再显著。由此可知，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确实受企业所属行业特征的影响。

3.企业面临的业绩压力

经营业绩是股东等利益相关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企业管理层在公司经营地位是否稳固的重要指标，经营业绩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影响重大。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上年度的利润会直接影响当期的经营决策，尤其是在上年度出现亏损的情况下，管理层为避免连续两年负利润而被监管层冠以ST标识，通常倾向于采取增加利润的经营策略(陈关亭, 2007)，尤其在股东基本利益尚未得到保障时，企业是否应该参与慈善捐赠是管理层的一个难题。因此，当企业面临业绩压力的影响时，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使企业保持“乐善好施”？这需要本文进一步探究。

本文以企业上年度净利润为依据，将样本区分为两类：(1)业绩压力组：企业上年度税后经营净利润为负，面临被证监会标记ST的潜在风险；(2)无业绩压力组：企业上年度处于盈利状态。据此，分组检验红色文化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结果汇报在表 9。列(1)与列(3)的结果显示，在无业绩压力组，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仍然存在；列(2)与列(4)的结果显示，在业绩压力组，LQ的系数变得不显著，由此说明，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因业绩压力有所削弱。

(五) 机制检验

行为学研究发现，个体早期的经历会影响其成年后的行为模式。因为童年期是个体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衣食冷暖等童年经历会塑造个体行为模式的形成(Elder et al., 1991)。成长于革命老区的企业管理者长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因此，相比非老区成长的管理者更具奉献精神，这可能造成他们对慈善捐赠看法的差异。具体而言，老区成长的企业管理者更多地受红色文化熏陶，因而更热衷于诸如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为此，本文猜想，若董事长成长于革命老区，其个人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会不会加强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进而使老区成长董事长治理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慈善水平？换言之，如果董事长的革命老区成长经历正向促进了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红色文化通过企业管理者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这一渠道？为检验上述猜想，本文构建检验模型(2)：

$ {\rm{DO}}{{\rm{N}}_{{\rm{it}}}}_ = {{\rm{ \mathsf{ β} }}_0} + {\rm{ }}{{\rm{ \mathsf{ β} }}_1}{\rm{L}}{{\rm{Q}}_{{\rm{it}}}} + {\rm{ }}{{\rm{ \mathsf{ β} }}_2}{\rm{Control}}{{\rm{s}}_{{\rm{it}}}} + {{\rm{ \mathsf{ β} }}_3}{\rm{BL}}{{\rm{Q}}_{{\rm{it}}}} + {{\rm{ \mathsf{ β} }}_4}{\rm{Control}}{{\rm{s}}_{{\rm{it}}}} + {{\rm{ \mathsf{ ε} }}_{{\rm{it}}}} $

(2)

其中，BLQ指代董事长的革命老区成长经历，若董事长籍贯地为革命老区，赋值BLQ为1，否则为0；交互项(LQ×BLQ)用以检验董事长革命老区成长经历对慈善捐赠的边际影响。表 10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董事长的老区成长经历促进了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剔除了董事长籍贯地与企业注册地一致且均为革命老区的样本，以此排除董事长家乡投资偏好对结果的影响。表 10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交互项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由此可知，董事长的革命老区成长经历确实能够促进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从而验证红色文化通过企业核心管理者发挥慈善效应的作用机制。

五、结论与启示

“文化与金融”的交叉与融合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辽阔的地理环境为研究文化与金融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试验场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追求独立和解放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战争，并由此将富涵“奉献”理念的红色文化镌刻于革命老区。本文选取2007-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红色文化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相比非革命老区民营企业，老区企业因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更热衷于慈善捐赠，该结论在选择“地形起伏度”为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②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受市场环境、行业特征和业绩压力的影响，即在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及面临业绩压力的企业，红色文化促进慈善的作用明显较弱，由此说明，红色文化是影响企业慈善行为的一类软性文化因素。③董事长的革命老区成长经历能够促进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从而证实红色文化通过企业核心管理者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机制。

本文研究结论启示在于：①以革命老区为具体表征的红色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微观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红色文化是蕴含“奉献”理念的优秀文化，能够通过塑造企业管理层的价值理念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应该进一步弘扬中华红色文化，发挥红色文化之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②红色文化虽能积极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但其影响力受诸多外部因素的约束，从而较难稳定地发挥作用。因此，在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积极作用时，还应加速健全法律等正式制度，以此规范公司治理。③红色文化能够缓解管理者的自利本性，缓和企业和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各构成部分的有序运行。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制定相应政策，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经济转型期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