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现代社会对于“开放促发展”几乎没有异议，但对于如何开放仍然不无争议。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观点推崇“休克疗法”式一步到位开放，而东亚模式更认可政府参与下的渐进式开放。当前实践结果显示东亚开放模式更胜一筹，东欧、东南亚、拉美等以“华盛顿共识”指导开放的地区，不能妥善处理外部冲击成为它们共同的阿喀琉斯之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独辟蹊径的东亚模式成功实现跨越式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由兼具东亚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开放实践，成功实现从计划的农业国到市场化工业国的转型，无疑又为东亚模式的成功增添新的力证。

代表性观点认为开放是“双刃剑”(罗德里克，2004；江时学，2004)，一面是获得先进的观念理念、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境外资本、境内不能生产的中间品、全球市场等潜在收益，另一面是加大境内经济风险敞口，一旦开放步伐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发育水平，将会招致超过应对能力的外部风险。正因为如此，后发经济体开放的绩效取决于能否取其利而避其害，既要根据发展阶段决定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程度，避免过快开放带来的外部风险，又要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作用，在产业选择、出口纪律、信贷配给、税收优惠等方面出台配套政策，把开放的潜在收益转化为实际增长(罗德里克，2004)。

本文在“双刃剑”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从东亚模式提炼成功开放的基本特征，然后比较分析中国开放之路与东亚模式的异同，最后从国家能力视角进行理论解释。国家能力不仅是“维持市场”的法治能力和财政能力，还包括“孵化市场”的学习能力(万陆、赵细康，2019)，经济体的这些能力从两个方面决定开放成败：(1)能否制定合适的开放策略；(2)能否贯彻执行已有的开放策略。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两点，首先，罗德里克(2004)更多地基于开放绩效归纳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我们把对外开放视作重大制度创新，渐进、有序是固有特征，能否渐进、有序则取决于国家能力。发达经济体的开放格局是几百年缓慢演化的结果，后发经济体即使可以通过模仿压缩追赶进程，也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遵循一定的顺序才能实现完整的开放目标。其次，罗德里克(2004)成功经验主要来自日本和“四小龙”，我们增加了中国案例，其复杂的开放实践对于其他后发经济体更有借鉴价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后发大国，多样性决定了开放过程的复杂性，不能完全照搬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中国在封闭走向开放的同时，还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任务。因此，中国的成功不仅更能彰显东亚模式的普适性，而且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大国特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能够更清楚地显现开放路径、开放顺序等一般规律。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东亚模式出发，提炼成功开放的基本特征及其理论逻辑；第三部分从渐进、有序两个维度分析中国开放与东亚模式的共同之处；第四部分探讨中国开放道路的独特之处；最后是结论和建议。

二、东亚开放模式及其理论解释 (一) 东亚模式再提炼

日本和“四小龙”腾飞通常被归功于“出口导向战略”，即通过减少贸易管制、鼓励出口等贸易自由化措施实现长期增长，罗德里克(2004)认为这种观点高估了“出口导向”的作用，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首先，东亚经济体不是一步到位实现开放，开放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因果关系。以日本和韩国为例，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实现较为彻底的双向开放。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谋求OECD成员国地位，才启动贸易自由化改革，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才基本实现金融业对外开放；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对外开放程度在发达国家中仍然靠后，以至于美国需要通过“特定行业市场化导向”(Market Oriented Sector Selective)谈判推动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細谷千博，1989)。其次，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过程中，政府在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政府利用偏向制造业的信贷配给政策，实现物质资本迅速积累。以日本为例，1955年日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仅为19.4%，随后持续上升，最高的1973年升至36.4%^①；Collins et al.(1996)关于韩国分析有更深入的发现，20世纪60-90年代韩国工人人均产出年均增长5.7%，其中多达3.3%来源于物质资本积累。此外，东亚政府在开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还包括但不限于产业选择、出口纪律、税收优惠等多个方面(罗德里克，2004)。

①  固定资本形成和GDP来源于OECD数据库，系本币现价口径。

我们从罗德里克“双刃剑”观点出发，仔细梳理日本和“四小龙”的开放进程，并与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地区进行对比，认为渐进开放和有序开放是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和成功要素。其他经济体要么是没有采取正确的开放策略(例如部分东南亚国家)，要么是开始阶段采取了正确的开放策略，但没能坚持下去(例如巴西)。相对而言，东亚经济体更有能力根据发展需要设定开放速度与开放进程，并且能够长期坚持。

首先是渐进开放。日本和韩国根据发展的需要选择开放程度，从进入国际市场到完全放开国内市场历经数十年循序渐进过程(莽景石，2000)。从日本来说，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纺织等产品已经进入欧美市场，并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仍然保持严苛的贸易保护和投资限制。例如，20世纪50年代欧洲汽车大量进入日本市场冲击汽车产业，日本政府先诉诸高关税保护，失败后又祭起外汇预算等非关税壁垒，力保国内汽车市场不受外部冲击。在日本，政府的作用除了保护国内市场，还表现在种类繁多的产业政策体系，仅20世纪50年代就颁布有《合成纤维产业育成对策》(1952)、《石油化学工业育成对策》(1955)、《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56)、《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57)等多部立法形式的产业政策，使用信贷倾斜、税收优惠、重点技术引进、支持投资并购等方式扶持合成纤维、石油化工、机械、电子、汽车等重点产业(莽景石，2000)。随着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日本才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①。日本学者金森久雄(1986)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之所以加快开放进程，根本原因是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其国内产业发展。

①  即使在承诺开放的领域，日本政府有时也采取拖延战术延缓特定产业自由化进程(小宫隆太郎，1975)。

其次是有序开放，表现为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设定开放顺序。以日本为例，率先开放的是其竞争力较强的钢铁、船舶等行业，不具备竞争力但属于重点发展的机械、汽车、电子等行业则较晚实现贸易自由化(莽景石，2000)，最后才是风险最大的金融业。有序开放还表现为“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有机组合：对于具备竞争力的行业采用“出口导向”战略，通过严格的出口纪律推动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把出口绩效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出口绩效好、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政策扶持，既解决了产业政策的效率问题，又能够孵化出有全球竞争力的出口企业；对于不具备竞争力但政府希望发展的重点产业采取“进口替代”策略，通过贸易和投资限制保护国内市场，为国内企业发展和产业壮大赢得时间。较能体现有序开放的是金融业开放。日本早在1964年已经实现日元经常项目可兑换，直到1984年修改《外汇管理法》才名义上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在证券交易市场准入、金融商品开发方面保留了许多排外性条款。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国内金融市场仍然以本土化经营为主，在OECD成员中处于金融业开放程度最低的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压力下才勉强实现金融业开放。日本的金融业最后开放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日本政府刻意安排的结果，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的阶段实施严格金融管制，一方面可以把资金向产业政策重点行业和企业倾斜，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外部金融风险的传染和冲击。

(二) 渐进开放和有序开放的理论解释

上述分析显示，东亚模式下政府深度参与开放过程，不仅提供基础设施、发展环境等公共产品，还要有能力制定和执行合适的开放策略，决定开放的速度与顺序。渐进开放是一个速度问题，通常指由易到难、由少到多地逐层推进，与之相对的是“休克疗法”式一蹴而就；有序开放是一个顺序问题，通常指开放范围和领域遵循特定的先后顺序，一蹴而就或者颠倒顺序可能招致超出应对能力的风险。

发达国家的开放局面是历经数百年摸索试错的结果，后发经济体试图通过大推进一步到位实现高水平开放，理论上不符合逻辑，实践中也无成功的先例。开放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创新，一个大的创新过程分解成若干小的中间状态可以更快地完成扩散(Ellison, 2003)，后发经济体的开放是学习和扩散新知识的过程，而渐进式扩散是知识传播的基本规律。因此，渐进开放符合创新扩散基本规律，后发经济体在不具备制度基础和配套设施的条件下，一步到位地开放通常是欲速则不达。文一(2016)的市场“胚胎发育”理论揭示了类似的道理，市场发展类似“胚胎发育”需要经历若干基本阶段，尽管后发经济体通过学习和模仿能够压缩某些阶段，但不能完全跳过中间阶段，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均难以通过一次性大推进建立市场(文一，2016)。开放过程也类似于“胚胎发育”，后发经济体可以加快进程，但不能完全跳过中间阶段，需要政府结合本国所处阶段和国际环境设定开放速度，并根据新情况动态调节。

有序开放同样可以由“胚胎发育”理论解释。众所周知，生物体的器官发育遵循特定顺序，背后的逻辑是进化规律；与之类似，当前的全球开放体系也是逐渐完善的结果，有些开放领域在先，另一些开放领域在后，同样具有其内在规律。按照这一逻辑，不难理解东亚地区在开放顺序方面的共性做法：先开放货物贸易后开放服务贸易、先放开经常项目可兑换后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先引进FDI后发展OFDI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顺序本质上反映了比较优势等开放内在规律，同时也是全球开放体系演化过程在后发经济体的映射。开放顺序不当招致超出应对能力的外部风险(罗德里克，2004)，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巴西的经历具有代表性，80年代初的进口替代战略导致经济崩溃(苏振兴、张勇，2011)，原因在于没有尽早开放货物贸易；80年代晚期巴西走向另一个极端，较短的时间里同时放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引发长时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

无论是渐进开放还是有序开放都要求政府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现代以来政府一直都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西班牙、葡萄牙王室对于航海探险的资助，英国政府对于国内纺织市场、纺织技术的保护和国外市场的开拓，皆体现了早期国家的积极干预开放(Beckett, 2015)。对于后发经济体来说国家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从美国的汉密尔顿“工业立国”理论与实践，到德国的李斯特阶段性贸易保护策略，乃至东亚经济体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组合策略，罔顾基本史实要求一步到位开放无异于踢开后发经济体发展的梯子(张夏准、石峰，2010)。当今世界，后发经济体如何开放有许多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能否把理论经验转化为开放实践反映了国家能力差异，因为后发经济体的成功开放不仅需要“维持市场”的基本公共服务，还要求政府深度参与“孵化”过程，调节开放速度，决定开放顺序。

三、中国特色开放之路

中国开放时间稍晚于日本和“四小龙”，因此能够借鉴东亚模式的成功经验(万陆、赵细康，2019)，核心是渐进开放与有序开放。渐进、有序体现中国开放进程的多个方面：区域开放方面，开放始于经济特区“试验田”，按照“点、线、面”逐层推进，最后建立全方位区域开放格局；贸易开放方面，先开放货物贸易，后开放服务贸易；投资开放方面，先引进FDI，后发展OFDI；行业开放方面，先开放第二产业，后开放一、三产业，对于金融开放持尤为审慎的态度。

尽管可以借鉴现成经验，但中国开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挑战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远超日本和“四小龙”，而且地区之间在地理环境和发展基础上差异巨大。大国多样性要求更加灵活的开放策略，从而有了中国特色的“试验—推广”式开放。另一方面，中国在开放之初面临比日本和“四小龙”更复杂的“双转型”任务，既要通过工业化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升级，又要通过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厉以宁，2013)。“双转型”决定了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必须同步进行。

(一) “试验—推广”式开放

地区多样性决定了中国不宜采用齐头并进式开放，而是采用具有自身特色的“试验—推广”式开放之路(王珺，2018)：条件较好的地区率先试验，经试验成功的政策向更大范围推广，试验失败的政策则停止执行，如此循环反复。开放本质上是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在中国这样的“双转型”大国采用“试验—推广”路径尤其必要。一方面，可以把不确定性控制在较小的试验范围，减少制度创新的阻力，而以实践为准则有利于最大限度寻求共识；另一方面，创新过程中模仿成本低于创新成本，“试验—推广”路径下后发地区只需要模仿成功经验，可以降低制度创新的总成本。中国的开放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开放，在“试验—推广”路径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组成“国家实验室”，中央政府作为计划者不断组织地方政府开展小范围政策试验，并把试验成功的政策向更大的范围推广。

最具体现“试验—推广”特征的是区域开放，从1979年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不断扩大开放范围，直到2004年实施了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战略，基本实现全境开放。

第一轮开放始于经济特区。1979年7月中央同意广东和福建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当时称为“出口特区”的经济特区带有明显的试验性质，中央给广东、福建的批复文件中写明“出口特区，可先行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试验成功后，开放范围逐渐扩大到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开放区(1985年)、辽东半岛等沿海开放区(1988年)和海南经济特区(1988年)，率先在沿海地区建立起完整的经济开放带。

第二轮开放以沿海地区的开放经验为基础，范围扩展到沿江、沿边和省会重点城市。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地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发开放长江沿岸城市” ^①。浦东开放是第二轮开放的试验田，初见成效后开放区域向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逐渐扩展和延伸：长江沿线6个港口城市和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以及长江经济带、陆地边境城市、内陆省会和自治区首府。

①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三轮开放范围是剩下的内陆地区。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1999年)、中部崛起(2004年)、东北振兴(2004年)等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基本完成开放的空间布局。按照“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内陆重点城市——内陆其他地区”的顺序逐层试验，逐步推进，最后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

(二) 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

“双转型”背景决定了在中国开放与改革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需要同时推进和妥善处理。尽管日本、“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也要协调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但它们毕竟不是脱胎于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协调的复杂程度要小得多。中国的经验是以开放为起点(王珺，2018)，“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对外开放为改革输入了外生冲击和外在动力，改革又为扩大开放积累力量和创造条件，有序开放与渐进改革相互促进，在有计划地推进市场化各项改革的同时，逐渐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桑百川，2008)。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开放从几个方面推动了改革。首先是促进思想观念转变。开放初期全国上下对市场经济几乎完全陌生，对外开放尤其是外资的进入提升了社会各界关于市场经济的认可度，有助于凝聚共识和减少阻力。其次是促进体制机制改革。邓小平同志提出“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①发达国家开放型市场经济运转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从头开始试错，直接学习借鉴成熟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加快了改革进程；此外，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机制倒逼制度改革，中国作为开放经济体需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开放环境下的各级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等流动资源，势必会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手续简化、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等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才国伟等，2012)。最后是推动微观领域市场化改革。引进和发展多种所有制投资者有利于打破原有垄断格局和行业壁垒，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推动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江小涓，2008)。例如，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资需要满足其对市场经济环境的诸多需求，进行大量探索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从而率先在特区推进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涉及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所有制结构、法律法规体系等多个领域(郑红亮，2017)。类似这样开放倒逼改革的故事在中国反复出现，开放与改革之间存在盘根错节的相互依附关系，因此中国开放之路相较其他东亚经济体更加复杂。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人民出版社，第266页。

改革成果反过来成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基础(宋宗宏，2020)，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放、管、服”等商事制度改革，能够优化政府办事流程和提高行政效率，为推进开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境外市场主体“走进来”。其次，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提升市场主体顺利对接国际市场能力，有助于境内市场主体更好地“走出去”。最后，微观层面企业所有制改革和经营管理创新，可以减少因产权不清和治理结构模糊引发的市场扭曲行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投资积极性，有助于联结内外市场(赵玉蓉，2015)。

以外贸经营权改革为例，改革关系到开放能否持续。改革开放前中国执行国有垄断外贸制度，依据是1958年的《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通过“办理统一”“价格统一”“外汇管理统一”“业务组织统一”“机构统一”等五个“统一”，将国际贸易严格纳入国家计划范畴(隆国强，2017)。旧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规则，要增加进出口贸易必须改革以外贸经营权为核心的外贸体制。改革始于经济特区，首先给予广东、福建两省部分外贸自主权，试点成功后逐步扩展到四川、上海和其他省市，这些初步改革对于当时引进外资和增加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增加出口，外贸经营权改革必须持续推进。1983年试点给予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自营进出口权，1985年把外贸经营许可审批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两项改革的效果显著，1987年出口额达到394亿美元，较1983年的222亿美元增长近1倍。在这些成果基础上，中国又于1992年开始推进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各方出口积极性，1994年出口额接近1217亿美元，较1991年(719亿美元)增长超过50%(李计广等，2008)。1993年后中国加快外贸体制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取消外贸指令性计划、统一出口退税、降低总体关税等一系列措施扩大开放，2000年正式加入WTO前中国出口额已经接近2500亿美元。加入WTO后，中国根据《入世议定书》积极兑现“入世”承诺，在过渡期内逐步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至此基本完成外贸经营权改革，中国也成为全球重要的外贸大国。

四、中国开放何以成功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面临“双转型”任务的后发大国，开放的复杂程度和困难程度都高于一般经济体，不可避免遇到许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新情况、新挑战，这对国家能力尤其是学习能力提出高要求(万陆、赵细康，2019)。中国的做法是从多个渠道学习有用的知识与经验，既“向历史学习”，又“向世界学习”，还有“干中学”。向历史学习方面，中国通过正式开放之前的“睁眼看世界”，认识到闭门造车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中外差距，邓小平同志在开放伊始明确提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①向世界学习方面，日本、“四小龙”等儒家文明圈经济体的成功开放开启了东亚模式，其渐进开放和有序开放内洽于东亚文化传统，成为中国对外学习经验的一个重要来源。“干中学”方面，中国不仅学习借鉴了东亚模式的精髓即渐进开放和有序开放，而且结合后发经济大国的国情推陈出新，通过“试验—推广”、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相互促进等方法，走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开放之路。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人民出版社，第78页。

“摸着石头过河”突出体现了当时中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实行对外开放之初，我们缺乏思想理论和具体方针政策的充分准备，缺乏同国际资本打交道的经验，缺乏干练的外经外贸人才。”如何推进开放和促进改革？中国的经验是学习借鉴与先行先试相结合，既“向历史学习”又“向世界学习”，充分吸收其他经济体的成功开放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不断消化、创新；开放后相当长时间里中国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计划，“干中学”成为重要的实践策略，边实践边总结。“试错”式开放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尤为必要，一方面可以将开放失败的成本控制在较小范围，另一方面以实践为准则有利于最大限度寻求共识。积少成多，量变酝酿质变，逐渐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逻辑，即“自下而上”的局部创新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实现良性互动。

在中国四十余年的开放实践中，国家能力和开放水平互为犄角、相互促进。一方面，不断深化的开放过程对学习能力、财政能力和法治能力不断提出更高要求，推动国家能力提升；另一方面，伴随国家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能够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做更有针对性反应，适时调整与完善对外开放内容，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以财政能力为例，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不断增强国家财政能力，增强的国家财政能力又能反哺开放。例如，在具备一定的财政能力后，中央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激励性的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鼓励出口政策，地方政府则通过财政奖补措施吸引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财政反哺行为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

五、结论与建议

在“开放促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共识的背景下，后发经济体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如何开放的问题，本文提炼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并从国家能力视角予以解释，进而探讨中国开放相对东亚模式的共性与个性。首先立足于基本经济史实归纳找出东亚开放模式的本质即渐进开放与有序开放；然后从理论上解释渐进开放与有序开放的必要性，能否设计并保持合适的开放策略反映了国家能力差异；最后讨论中国开放的独特之处及其成功原因。

中国对外开放时间晚于日本和“四小龙”，因此可以“向世界学习”借鉴东亚模式的成功经验，同时作为“双转型”大国的中国开放又需要根植于基本国情，通过“向历史学习”和“干中学”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这决定了中国开放道路与东亚模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都是渐进、有序开放，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从大国多样性的实际情况出发，创新性地使用“试验—推广”模式推进开放；二是从“双转型”国情出发，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

东亚模式和中国开放的成功，在两个方面对其他后发经济体具有借鉴意义。首先，当前开放格局是几百年缓慢演化的结果，后发经济体即使可以通过模仿压缩演化进程，也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遵循一定的顺序。其次，后发经济体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开放路径、制定开放策略，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开放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