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见证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国内人口大迁移。随着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儿童留守农村。“留守儿童”现象也便成为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据2017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如果以一方或双方父母外出务工为被认为子女是留守的话，缺双亲属于完全留守状态的儿童大约1000万左右，缺父留守为1100万，缺母留守儿童约200万，三类留守儿童总数为2300万，占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生的58.1%。如此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也因此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以留守儿童为主题的纪录片和媒体报道也纷纷出现。一个较为普遍性的社会认识就是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留守儿童相比于非留守儿童在社会心理健康以及行为上更有可能存在问题。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也成为了一个热点。大量的研究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关注儿童的健康与教育等人力资本发展问题(Lu，2012；Chen at al.，2009；Lee and Park, 2010；Lee，2011；Gao et al., 2010；Luo et al., 2008；Meng and Yamauchi, 2017；de Brauw and Mu, 2011；Wen and Lin, 2012；Chen，2013；Zhou et al., 2015；宋月萍、张耀光，2009；李强、臧文斌，2011；李云森，2013；陶然、周敏慧，2012等)，也有不少研究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情绪等问题(Liu et al., 2009；Lee and Park, 2010；Fan et al., 2010；Tao et al., 2013；Wen and Lin, 2011等)。与社会上普遍性的负面认识相比，总体来讲，学术界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研究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研究结论。

随着实验经济学方法越来越普及，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实地实验的方法对留守儿童的相关行为进行研究，例如Cadsby et al.(2019a, 2009b)分别对留守儿童的利他行为和诚信行为的研究，以及董志强、赵俊(2019)对留守儿童竞争行为的研究。实验方法较调查数据的优势是，能够有效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通过激励的方式，更为干净准确地测量个体的真实行为动机和决策。然而，目前除了以上研究以外，利用实验方法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相关行为研究非常有限。本文主要关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公平感。我们认为探究公平感是研究留守儿童行为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由于自身经历父母陪伴缺失，对比父母在身边的其它儿童，留守儿童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历了不平等的人生遭遇，从而对什么是公平产生不同的判断。另一方面，目前社会上普遍认识是将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来对待，学校以及社区以及村一级的基层工作都会重点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是否留守儿童会因为受到特殊关注而改变对公平的认识。大量的研究表明，儿童时期是社会偏好形成的重要阶段，儿童时期对公平感的认识也会影响成年以后对社会的认识以及相应的行为决策。因此，我们想探究留守儿童的公平感以及公平行为上是否会因为留守经历而与非留守儿童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验方法依旧是目前研究公平感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另外，似乎鲜有研究直接关注儿童的幸福度以及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幸福度指标可以直接反应个体对经历生活甚至对生命质量的根本性评价，研究儿童幸福度对于更好地理解儿童的生活状况以及对如何更好地促进儿童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父母陪伴的缺失对儿童的幸福度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这也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

总之，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公平感差异，以及两类儿童在幸福度上的差异和背后的影响机制。此外，本文中我们还将比较不同留守儿童定义下的结果差异，从而对留守儿童界定范围进行重新思考。为此，我们于2018年12月对河南省商丘市Y县的三所小学进行实地实验和调查。通过分析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我们发现，无论是处于优势不平等地位还是弱势不平等地位，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分配行为无差异，说明对不平等的厌恶感是一致的。然而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表现出对社会关系更为理性和准确的判断，更不害怕被拒绝，有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幸福度上面，我们发现留守儿童主观汇报的幸福度远低于非留守儿童。进一步的机制探究显示父母的陪伴是导致留守儿童幸福度较低的原因。此外，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比较不同定义下的留守儿童行为的差异。我们发现将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均定义为留守儿童时，以上发现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均消失了，说明“双留守”儿童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儿童，需要我们关注。

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文献综述；第三节是实验设计、实施与描述性统计；第四节是实验结果；第五节是结论与讨论。

二、文献综述

最近十年，留守儿童现象不仅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问题。大量的文献利用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发展以及福利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健康以及心理行为等方面。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利用实地实验研究留守儿童的经济行为问题，主要包括竞争、诚实以及利他行为。实验研究方法由于可以有效地控制其他干扰因素，从而可以更好地测量儿童的某些行为特征。我们的研究与以上文献密切相关，我们首先从调查数据以及实验数据两个不同数据搜集方法的角度去对这两类文献进行述评。进一步，由于公平感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我们也将梳理与儿童公平感相关的研究成果。

(一) 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留守儿童的健康、教育与心理健康

研究者利用大规模的调查数据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以及心理行为层面上。总体来讲，研究结论较为不一致。一方面，一些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从而对留守儿童的健康以及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Lu，2012；Chen at al.，2009；Lee and Park, 2010)；而另一些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健康上，许多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产生的负面健康影响(Lee，2011；Gao et al., 2010；Luo et al., 2008；Meng and Yamauchi, 2017；de Brauw and Mu, 2011；Wen and Lin, 2012；李强、臧文斌，2011；宋月萍、张耀光，2009)。例如Lei et al.(2018)的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身高和体重指数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负面影响对年龄较小、父母双方外出以及跨省流动情况下的留守儿童更是严重。在教育上，一些研究发现父母外出负面影响了儿童的入学注册以及受教育年限(Lee, 2011；Zhao et al., 2014)，数学和语文的认知发展以及学习成绩(Zhan et al., 2014；Zhou et al., 2014；李云森，2013；陶然、周敏慧，2012)。

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显示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健康和教育没有影响(如Chen, 2013；Zhou et al., 2015；孙文凯、王乙杰，2016)。例如，利用2010年的中国家庭调查数据(CFPS)的数据分析10~15岁的留守和非留守儿童，Xu and Xie (2015)发现留守儿童并没有因为父母外出使得家庭经济改善而受益。Zhou et al.(2015)利用2009年到2013年进行的涵盖10个省141，000位儿童的27个调查的数据集的数据，分析了健康、营养和教育的9个指标。他们发现所有这9个指标，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一样好，甚至前者可能更好。

在心理健康上，大量的研究显示出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负面影响。Liu et al.(2009)发现在很小的时候就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更多的焦虑以及抑郁的症状，尤其对那些与母亲或者双亲分离的儿童更为严重。Lee and Park(2010)的研究发现父亲外出务工无论是对女孩还是男孩都产生了负面的心理影响。基于对湖南省4年级以及8年级的共1417名学生的调查，Fan et al.(2010)发现留守儿童产生情绪或行为问题的风险更大，尤其是对那些很小就被留守以及留守时间较长的儿童。此外，照料人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以及来自老师的支持较少的留守儿童的出现问题的风险更为明显。但是，还是有不少的研究也显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行为无差异(Tao et al., 2013；Wen and Lin, 2011)。例如，基于来自安徽两省的横截面数据，Tao et al.(2013)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学龄前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精神表现上存在差异。

作为对利用调查数据对留守儿童研究一个重要补充，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作者一手调查的数据，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度问题进行研究。幸福度是涉及个体心理状况的终极问题。本文将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幸福度差异并探究背后的影响机制。

(二) 基于实验数据的研究：留守儿童的竞争、诚实以及利他行为

近年来，一些学者陆续使用实地实验的方法，研究留守儿童的行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董志强、赵俊(2019)以及Cadsby et al.(2019a, 2019b)的研究。董志强、赵俊(2019)通过对河南省两所农村小学8~12岁共144名小学生开展的真实游戏，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竞争偏好方面的差异。研究显示相比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更加规避竞争。进一步区分父亲和母亲的陪伴缺失，发现父亲陪伴缺失的留守儿童对竞争规避的影响更大。Cadsby et al.(2019a)在贵州省的农村和城市小学分别开展了一系列的实地实验。在其中一篇文章中，Cadsby et al.(2019a)研究了学生的欺骗行为，发现父母的外出务工状态对三年级的农村学生的欺骗行为没有影响，但在五年级的学生中，与父母双亲均外出务工的农村儿童相比，父母双亲均没外出务工的农村儿童表现出更不倾向于欺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Cadsby et al.(2019b)发现父母双亲均外出的三到五年级的留守儿童的利他偏好发展更好。更进一步，五年级的双留守儿童的偏好与五年级城市儿童最为接近。

在本文中，作为对已有研究的补充，我们利用实地实验方法重点关注的是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公平感上的差异。我们认为在儿童的成长经历中，父母陪伴的缺失很有可能会影响儿童对什么是公平的认识，从而对公平的理解和决策会产生系统性差异。

(三) 儿童公平感研究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对公平的本能追求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在小社会群体，还是在当代的大社会群体中，公平感一直影响着社会的发展(Fehr et al., 2008)。公平感动机也影响着许多人的行为(Fehr and Schmidt, 1999)。

基于公平感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学术界对人类公平感决定机制进行了多方探究(Loewenstein et al., 1989；Fehr and Schmidt, 1999；Bolton and Ockenfels, 2000；Charness and Rabin, 2002等)。与我们研究密切相关的公平感更多的是基于Fehr and Schmidt(1999)的模型中假定的基于自我比较的对不平等厌恶的行为研究。基于自我意味着人们关心自我的物质回报和其他人的回报之间的比较。人们拒绝不平等的结果，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使得结果趋向一个更为公平的状态。不平等厌恶根据自我和他人的相对回报差异分为两种，一是弱势型不平等(disadvantageous inequality)，自我与他人相比，处于弱势的不平等；二是优势型不平等(advantageous inequality)，自我与他人相比，处于优势的不平等。人们对这两种不平等都有厌恶感，相比于优势型不平等，人们对弱势型的不平等厌恶感更强。

人类的公平感有很深的发展路径, 在儿童早期甚至婴幼儿时期就已经呈现出对不平等的厌恶。一些研究表明婴幼儿会对没有明显理由而分配不均的情况表现出惊奇(Geraci and Surian, 2011；Schmidt and Sommerville, 2011；Sloane et al., 2012)。在Fehr et al.(2008)的研究中发现，儿童从3岁到8岁，对公平行为变化较大。在3~4岁的儿童中，绝大部分儿童表现出了自私行为，然而在7~8岁的儿童中，大部分儿童都表现出改变对优势或弱势不平等状况的行为。在McAuliffe et al.(2013)的研究中也发现儿童愿意牺牲自己的所得去改变优势或者弱势不平等的状况，并且发现这两种不平等厌恶发展轨迹不同，对于弱势不平等厌恶起于4岁左右，而对优势不平等厌恶起于8岁左右。Blake et al.(2015)在7个不同社会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种发现所有社会的儿童对弱势不平等的厌恶是一致的，均拒绝了不平等的建议，这个研究意味着说对弱势不平等的厌恶具有全人类普遍性。

在实验经济学里，包括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在内的一系列的博弈游戏可以衡量成人和儿童如何分配有价值的资源以及如何回应不公平的分配(McAuliffe et al., 2017)。Fehr and Schmidt(1999)的研究中也将最后通牒游戏和独裁者游戏作为对不平等厌恶理论的实验应用，其中最后通牒游戏主要从接受者的角度去看个体对处于弱势不平等情况下的拒绝行为，而独裁者游戏的提议者由于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主要是从提议者的角度去看处于优势不平等情况下的分配行为。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应用了这两个博弈游戏分配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决策行为进行研究。我们的研究对象为留守与非留守儿童，与一般的儿童不同的是，留守儿童，一方面缺少父母的陪伴，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因此，在社会交往中，留守儿童如何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分配以及对他者的宽容度又是如何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将集中进行研究。

总之，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实地实验和调查数据来研究两大问题：一是基于实验数据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公平感差异；二是基于调查数据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幸福度差异以及背后的原因。

三、实验设计、实施与描述性统计 (一) 实验设计

本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公平行为差异。在整个实验中，我们设计了两个博弈游戏，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和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来帮助衡量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公平感差异。其中独裁者博弈，请被试将100个实验点数在自己作为“独裁者”与对方作为“接受者”之间进行分配。最后双方的分配结果根据“独裁者”的分配方案而定。最后通牒博弈，请被试将100个实验点数在自己作为“提议者”以及对方“回应者”之间进行分配。如果“回应者”接受提议，双方就按照“提议者”的方案进行分配，如果“回应者”拒绝提议，双方就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分别根据被试为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身份是否为“提议者”和“回应者”而分别设计游戏。独裁者游戏由提议者对自我和他者进行分配，从完全以自我利益考虑的理性决策来看，提议者可以不分配任何剩余给对方。但是在大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大部分提议者都会分配给对方一定的份额。因此，独裁者游戏可以很好地衡量人们对自我处于绝对优势不平等状况的态度。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提议者和接受者进行分配议价。从完全考虑自我利益的理性模型来讲，接受者都应该会去接受任何大于0的提议，然而大量的实验结果显示接受者宁可选择什么不得也会去拒绝使得他们处于弱势不平等状况的提议。因此，最后通牒游戏可以很好地衡量人们对处于弱势不平等状态的态度。

在实验开始之前，我们在实验说明中告知被试我们将在整个实验的所有游戏中随机抽取两个游戏作为支付的依据。根据每位学生在这两个随机抽取的小游戏中最终获得的总实验点数来决定其最后能获得的礼物。根据实验中的最终点数大小，最多者可以获得5个小礼物，分别是笔袋、圆规套装、笔、橡皮和跳绳。

(二) 实验实施

实验和调查于2018年12月在河南省商丘市Y县的三所小学的四、五、六年级进行。总共参与实验的学生人数为314名。河南省是中国的人口大省，同时也是我国劳务输出的大省之一。因此，在河南省进行实地实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实验是采用纸笔方式在学生所在的教室里进行。首先由实验人员介绍实验。在实验开始之前，我们赠送给每一位参与者一个小笔记本作为参与实验的礼物。该礼物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让参与者真实感受到礼物的真实性，让礼物激励产生更好的效果。在介绍实验的过程中，我们将实验点数可以兑换的礼品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能直观地看到可以获得的礼品的实物，再次增强激励作用。为了防止顺序效应，我们对游戏的顺序在不同场次的实验中进行了调整。在每场实验中，针对每一个游戏，首先是实验人员对该游戏的介绍，保证学生理解和掌握游戏的规则之后，在分发决策纸，请被试进行决策。等所有学生决策完毕，实验助手收回决策纸。下一个游戏也是如此程序进行，直到完成所有游戏。在实验结束以后，每位学生还参与一份问卷调查。这份问卷记录了学生的年龄、性别、家庭背景以及父母外出务工等情况。此外，问卷还涉及了学生的零花钱情况、家长参与和陪伴情况以及一些主观问题，包括个人价值认同、自信心以及幸福度等问题。每场实验和调查的总时间大约持续45分钟左右。在实验结束的第二天，我们重返学校，并根据每位学生在实验中获得的点数，进行一对一礼品发放。

(三) 描述性统计

我们将留守儿童定义为双方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儿童。在这样的定义下，我们总共有留守儿童108个，非留守儿童206个，留守儿童占比为34%左右，该比重与最新的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统计的规模相似。表 1呈现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调查问卷中的一些主要变量的均值及差异。表中结果显示，在涉及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变量上，如性别、年龄、身高和体重，留守和非留守儿童无差异。我们的样本中的儿童的平均年龄大概在10岁左右，男性儿童比重略微小于女性儿童。74%左右的儿童每月都有零花钱，平均零花钱的数额在每月74元左右。留守儿童的月零花钱数小于非留守儿童，但两者并不显著。在涉及到家长参与的一系列变量里，我们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不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家长询问作业和检查作业两件事情上，留守儿童的家长询问的频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此外，留守儿童家长辅导功课频率也显著少于非留守儿童。此外，在涉及个体的心理行为的一些指标上，差异较为显著的是幸福度。留守儿童自我汇报的幸福度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四、实验结果 (一)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公平感差异

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公平感的研究，我们主要关注独裁者游戏以及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独裁者游戏的设计如下，在给予100个实验点数下，被试可以分配给对方最少0个点数，最多100个点数。被试也可以选择在0~100之间的任何点数。当个体将更多的点数分配给对方的时候，自己剩下的点数就越少。因此当个体处于优势不平等地位下，分配多少给对方显示了个体认为什么是更公平的分配态度。为了不受对方身份信息因素的影响，我们直接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面对一个没有身份披露的个体的时候的行为表现。表 2第一行呈现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独裁者游戏中给予对方点数的均值。结果显示，两类儿童平均分配给对方的点数非常接近，均在40%左右，均值比较差异不显著。该结果说明处于优势不平等地位之下，两类儿童对什么是一个更为公平的分配没有区别。

为了进一步研究公平感，我们又比较了最后通牒游戏中两类儿童的行为表现。与独裁者游戏相似的是，最后通牒游戏也是请被试将100个实验点数在自己与对方之间进行分配。与独裁者游戏不同的是，对方在收到分配方案的时候，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该分配方案。当对方选择接受的时候，那么双方达成一致，按照提议者的分配方式进行。如果对方选择拒绝，那么该提议作废，双方都无法获得任何点数。与独裁者游戏不同，在这个游戏中，给予对方的额度不仅表示个体存在利他动机，由于需要考虑对方对提议拒绝的可能性，同时也参杂着个体对博弈对方愿意接受的额度的一个估计和衡量，或者说存在害怕被拒绝的心理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文献中，我们往往看到最后通牒游戏中建议的额度总是要高于独裁者游戏。另外一方面，作为游戏的一部分，每一位被试都被问及，如果自己作为接受者，那么提议者至少要建议分配多少的点数才会接受。如果被试填写的点数额度越高，说明被试对公平分配要求更高，也可以说是对提议者的要求更高，更为不宽容。由于个体处于相对的弱势不平等地位，拒绝或接受也可以反映出个体对于不平等分配的态度。

我们首先看最后通牒游戏中作为处于弱势不平等地位下的接受者的行为特征。结果显示，作为接受者，两类儿童的点数要求无差异，均在47个实验点数左右，也就是接近总100个点数的一半。该结果说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对接受提议的公平感和宽容度也是一致的。

作为提议者的行为又是如何？表 2的结果显示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非留守儿童，与已有研究一致，最后通牒游戏中提议者建议的实验点数均高于独裁者游戏中的提议者点数，说明儿童在决策中不仅仅有利他动机，并且考虑了恐怕对方拒绝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建议的点数。进一步看，如果提议者为非留守儿童，则分配给对方的点数均值要显著大于留守儿童作为提议者的分配。具体来说，留守儿童提议者提议的数值与留守儿童作为接受者的要求点数数值基本一致(47.4 vs.47.3)。但对于非留守儿童来说，该提议的数值却远远高于其作为接受者的要求点数数值(52.3 vs.47.3)。也就是说，留守儿童作为提议者和接受者的前后行为表现一致，而非留守儿童，提议额度高于接受额度。该结果说明非留守儿童更可能存在害怕被对方拒绝的额外的心理在起作用，从而提出更高的分配额度。而相比之下，留守儿童对社会关系的把握和判断似乎更为准确，且更不害怕被拒绝和伤害，显示出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因此，综合以上结果可以说明，对于什么是一个公平的分配，基于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显示，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非留守儿童，都不仅仅关注自我利益大小，并会在意不公平的分配(Fehr and Schmidt, 1999)，两类儿童对优势不平等和弱势不平等的厌恶程度是一致的。

(二)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幸福度

表 3显示了留守儿童幸福度的OLS回归估计结果。其中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幸福度是以儿童自我汇报的幸福程度表示，1为最小，5为最大。模型1到4分别估计在不同的控制变量情况下的结果。模型1只放了是否为留守儿童的解释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了儿童的年龄和性别的个体特征。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控制了客观变量零花钱以及学习压力、自我满意度和对未来的信心等自我衡量的主观变量因素。模型1到3的结果显示，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儿童幸福度显著低于至少有一方父母在身边的儿童。比如以模型1为例，可以看到，作为留守儿童，其幸福程度要低于非留守儿童0.27个单位。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父母参与度这个变量。父母参与度是根据表 1中涉及家长参与中除了“家长批评”之外的7个变量的均值计算而得的指标。由于涉及家长参与的变量较多，而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共线性，因此我们认为计算出一个“家长参与”的均值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方式。结果显示，在模型4中，当我们将“家长参与”这个变量放入估计模型之后，留守儿童这个虚拟变量不再显著。与此同时，“家长参与”这个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父母参与度增加1个单位，可以提升儿童的幸福度0.33个单位。这个结果说明留守儿童的不幸福与父母缺少陪伴和参与密切联系。父母陪伴和参与度越高的孩子显然更加幸福。由于“家长参与”这个变量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但也有可能同时存在影响父母参与与子女幸福度的一些不可观测的家庭因素在里面，因此，对于该结果，我们不能完全推断出家长是否参与到底在多大程度是导致儿童幸福度的原因。但从结果中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家长的陪伴的确对儿童的幸福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每月零花钱作为一个物质指标并没有对儿童的幸福度产生影响。也就说是，对于儿童而言，提高物质上的资助不能提高他们的幸福度。相反，父母的陪伴增加却能极大地增加儿童的幸福感。由此我们需要反思，父母双方为了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而外出务工可能从物质上改善了家庭生活，但可能是以对子女的长远身心健康发展为代价。

(三) 稳健型检验：改变留守儿童定义后的结果

以上结果基于我们将留守儿童定义为双方父母都外出务工的儿童。为了进一步研究一方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如何，我们将留守儿童进行了更宽泛的界定。这也是目前许多文献中使用的留守儿童的定义。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方父母外出务工不在家，我们将该孩子定义为留守儿童。由此，我们留守儿童的样本从之前的108个增加到231个。对留守儿童进行重新定义以后，我们对亲社会行为以及幸福度进行了重新的估计，结果在表 4与表 5中呈现。

表 4的结果显示，重新定义留守儿童以后，独裁者游戏中的分配点数依然没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作为最后通牒游戏中的提议者提议的点数均值差异在趋向接近，并不再显著。两类儿童作为最后通牒游戏中的接受者的点数要求依然无差异。也就是说，在新的定义下，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对优势不平等和弱势不平等的厌恶程度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对什么是公平的判断没有差异。与此同时，两类儿童的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提议和接受额度在趋于一致，说明在害怕被拒绝以及对社会关系的理性判断上在趋近。

表 5是在表 3的基础上对留守儿童进行重新定义以后的幸福度的OLS回归结果。与表 4不同，留守儿童这个变量在模型1到模型3变得不再显著。结果说明留守已不再和幸福度相关。

综合表 4和表 5进行重新定义以后的结果，我们发现对留守儿童的不同定义是影响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当我们用更为宽泛的留守儿童的定义的时候，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差异消失了，也就是说将父母一方外出的儿童群体划分为留守儿童是导致差异消失的关键因素。这也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对留守儿童的许多实证研究得到的研究结论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我们的研究发现真正的行为差异存在于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双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之间。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利用了2018年12月在河南省商丘市Y县的三所农村小学的4~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的实地实验和调查数据，研究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公平感以及主观幸福度上的差异。通过比较儿童在独裁者游戏中的决策行为，我们发现，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处于优势不平等地位下的分配行为无差异。在比较最后通牒游戏中作为处于弱势不平等地位下的接受者行为，两类儿童对弱势不公平的厌恶也是一致的。然而，比较最后通牒游戏中的提议者行为发现，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对社会关系的把握和预测更为理性和精准，更不害怕被拒绝，显示出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通过对儿童主观汇报的幸福度水平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度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当将父母的参与度因素控制以后，两者的幸福度差异消失了。在稳健性检验中，当将留守儿童的范围扩大至父母双方或任意一方是外出务工的情况，结果显示在更宽泛的留守儿童的定义下，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以上发现的公平感以及幸福度上的差异均消失了。

基于以上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我们有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 更全面地看待“留守”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两类儿童在公平感上存在差异。相反，留守儿童在面对社会交往上表现出更为理性以及精准的判断。“留守”的经历在对儿童的主观幸福度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却在独立性以及理性上面似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客观全面地衡量留守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我们的样本来自于同一个地区，该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也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二, 与物质相比，父母的陪伴和参与可能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提升更重要。我们发现父母给予零花钱的多少并不能影响儿童的幸福度。当然，零花钱并不能够全面反映多大程度上外出务工对家庭经济的改善。另外，从身高和体重作为身体健康指标上，我们也没有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但我们从幸福度的研究看，留守儿童较低的幸福度却非常明显，而且结果显示主要是由于缺乏父母的参与与陪伴有关。也就是说一旦将父母的参与和陪伴因素考虑进来以后，留守儿童本身并不是不幸福的原因。以上发现至少说明，儿童短期的精神健康发展更多地和父母的陪伴紧密相关。这种身心健康又如何影响青少年甚至成年以后的行为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 我们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留守儿童”的直接定义。从我们的研究发现来看，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双留守儿童表现出来的行为差异会更明显。而父母只要有一方在身边，差异并不显著。因此，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应该注意对留守儿童定义的区分; 而作为政策建议，双留守的儿童是我们更加应该关注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