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儿童的竞争偏好发展对儿童早期人力资本形成至关重要。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为代表的劳动经济学家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人力资本形成对个人一生影响深远(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7；Heckman，2006；Heckman et al., 2013)。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个性)的发展，是儿童早期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内容(Heckman and Rubinstein, 2001；Heckman et al., 2006)。竞争偏好能反映个体寻求挑战的意识、态度和动机，是一种重要的非认知能力。一系列跟踪研究发现，儿童期的竞争偏好可以预测高中时的升学决策(Zhang，2013；Buser et al., 2017)；成年后的竞争偏好对个体的职业选择、就业起薪和未来收入都有显著影响(Buser et al., 2014；Reuben et al., 2015), 甚至与企业家的经营决策和成功都有很大关系(Berge et al., 2015)。

目前对竞争偏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竞争方面，但已经有文献开始区分社会竞争和自我竞争来探讨个体的竞争行为。社会竞争涉及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简而言之是与社会中他人展开竞争；自我竞争不涉及旁人，只涉及个体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现，简单地说就是与自己竞争，或者说挑战自我。社会竞争将影响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和权利(Benenson and Abadzi, 2020)，故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竞争对个体来说非常重要。自我竞争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寻求自我挑战的态度和行为，而不断寻求自我挑战是高层管理者和成功人士必备的重要素质(Business Review，2016)，故如何对待和处理自我竞争对个体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在社会竞争和自我竞争情境中的竞争偏好可能并不相同(Apicella et al., 2017；Carpenter et al., 2018；Klinowski，2019)。

留守儿童问题是当前我国儿童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大量实证研究和实验研究都发现，父母陪伴缺失对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胡枫、李善同，2009；李强、臧文斌，2011；陶然、周敏慧，2012；李云森，2013；Cadsby et al., 2019；Zhou et al., 2019)。其中，董志强、赵俊(2019)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非留守儿童中有46%的人选择参与社会竞争，而仅有26%的留守儿童选择参与社会竞争，留守儿童显著更少选择参与社会竞争；而且两者的竞争偏好差异，主要源于父母陪伴是否缺失。这表明，父母陪伴缺失，导致留守儿童更规避与他人展开竞争。很自然地，我们想探讨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在自我竞争(挑战自我)方面，留守儿童是否也有更强烈的规避倾向？

目前，虽然有文献研究成人的自我竞争偏好，但尚无文献考察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自我竞争偏好，本文将是对此的初步尝试。我们运用实地实验方法，以我国河南省某农村小学141名9~11岁的小学生为被试，考察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自我竞争偏好。结果表明：与社会竞争情形不同，在自我竞争情形中，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竞争偏好没有显著差异，都会积极参与自我竞争。

文章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相关文献；第三节介绍实验设计及执行；第四节进行实验的随机分组检验；第五节详细分析实验结果；第六节对留守儿童分子样本进行分析作为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儿童的竞争偏好从其幼年时期开始发展，逐渐呈现出个体差异并持续到成年时期(Sutter and Glatzle-Rutzler, 2014)。儿童竞争偏好的发展既受基因、激素等先天因素影响(Apicella et al., 2011；Wozniak et al., 2014)，也受后天培养的影响。基于不同国家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儿童成长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宏观环境差异，会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儿童的竞争偏好存在差异(Gneezy et al., 2009；Zhang，2018)。在微观层面，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和同伴环境也会影响儿童的竞争偏好发展(Booth and Nolen, 2012；Almas et al., 2015)，其中家庭环境一直是最重要的因素。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自身的偏好会影响儿童竞争偏好的形成(Deckers et al., 2015；Alan et al., 2017；Ben-Ner et al., 2017)。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儿童的竞争偏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更倾向参与社会竞争(Almas et al., 2015)。

最新研究表明，父母陪伴可能对儿童竞争偏好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董志强、赵俊(2019)通过对河南省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实地实验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住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年限及收入水平)，留守儿童仍比非留守儿童更加规避参与社会竞争；且父母陪伴越少(探家频率越低)，孩子越倾向规避社会竞争。Zhou et al.(2019)对四川省儿童的实验研究，也验证了父母陪伴缺失对儿童竞争偏好发展的负面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父亲对儿童竞争偏好发展的影响更大且更显著(董志强、赵俊，2019)；即使母亲在家陪伴，父亲独自外出务工仍然会导致儿童更规避社会竞争(Zhou et al., 2019)。赵俊等(2019)进一步发现，父母陪伴缺失也会影响儿童应对竞争胜败的方式，失败经历更易对留守儿童产生负向影响，导致其更加规避参与竞争。

上述文献主要从社会竞争角度探讨儿童的竞争偏好，从自我竞争的角度探讨竞争偏好的研究目前刚从成人被试起步，几乎没有涉及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Apicella et al.(2017)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首次考察了个体在社会竞争和自我竞争中的竞争偏好差异。他们沿用Niederle and Vesterlund(2007)研究社会竞争行为的实验范式，增加一个与自己竞争的设置(与自己过去的业绩竞争)。结果表明，在社会竞争中，女性显著比男性更加规避参与社会竞争；但在自我竞争情境中，女性提高了竞争参与率，与男性的竞争偏好差异不再显著。Klinowski(2019)采用类似的实验设计，发现女性在自我竞争情境中的竞争参与率显著比男性低，但控制住个体的风险偏好后，自我竞争偏好的性别差异就消失了。Carpenter et al.(2018)设计实验让被试在社会竞争和自我竞争两种竞争情境间选择，发现女性更显著地选择参与自我竞争而非社会竞争。此外，他们还发现兄弟个数越多且父亲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社会竞争，这表明家庭中的男性可能对个体的社会竞争偏好的形成影响更大。Comeig et al.(2017)引入外生目标考察企业管理者的进取行为，研究发现，女性更倾向于选择挑战既定目标而不愿参与社会竞争，男性则都积极地挑战既定目标和参与社会竞争。

综上，已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社会竞争中的竞争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在自我竞争情境中是否成立仍未可知。对成人的研究发现，个体在社会竞争和自我竞争情境中的竞争参与决策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女性更倾向于参与自我竞争或挑战目标，而不愿参与社会竞争。此外，西方研究普遍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偏好社会竞争(Niederle and Vesterlund, 2011)，而中亚地区的研究则发现社会竞争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Cardenas et al., 2012；Khachatryan et al., 2015；Zhang，2018)。既然个体在社会竞争中的竞争偏好存在文化差异，在自我竞争情境中是否也是如此需要继续探讨。有必要更进一步细分社会竞争和自我竞争情境展开研究，以深化对留守儿童竞争偏好的理解。

三、实验设计及执行 (一) 实验参与者

本实验从河南省X市某乡H农村小学招募儿童被试，以方便与董志强、赵俊(2019)在同一所小学的实验研究进行比较。为了将两个研究的被试群体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保持相近，本实验招募四、五年级的小学生, 所有被试均是首次参加本实验。

被试招募以班为单位，每个年级随机挑选一个班，共招募被试141人。在每个班，我们都告诉学生，将带领他们玩一个可以赚钱的游戏，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游戏，每个学生都举手表示“愿意”。在实验正式开始前，我们还告诉每一位被试，他们在游戏过程中可以随时决定退出游戏且不会受到惩罚，但最终所有被试都完成了“游戏”，无人中途退出。

(二)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参照Apicella et al.(2017)的研究范式，探讨儿童与自己竞争时的竞争参与决策。实验任务是类似Gneezy et al.(2009)的投币入篮游戏，也是董志强、赵俊(2019)采用的实验任务。实验开始前，儿童被告知需完成两轮投币游戏，每轮要投10个游戏币。儿童将游戏币投入1.4米外的篮子中，投中可得奖励。两轮投币完成后，将随机抽其中一轮的结果计发奖励。两轮投币规则如下：

第一轮：计件游戏。在本轮投币中，儿童每投中1个游戏币可获得0.5元人民币。投完后儿童在“投币结果报告单上”填写自己投中的个数，实验员逐一检查篮子确认。

第二轮决策1：自我竞争选择。在这轮开始投币前，儿童需要选择是否与自己第一轮投币结果进行比赛。若选择比赛，则本轮报酬取决于比赛胜负。在比赛中，若本轮投入篮中的币数超过第一轮的，则赢得比赛，本轮每投入1个币可得1元钱；若本轮投入篮中的币数未超过第一轮的，则输掉比赛，本轮的报酬为0。若选择不比赛，则儿童在本轮的报酬只与本轮投入篮中的币数有关，即每投入1个币可得0.5元钱。开始本轮投币前，儿童需在“投币结果报告单”上选择：“在第二轮投币中，你愿意跟你自己第一轮的结果进行比赛吗？”。

第二轮决策2：目标设定。儿童在做完自我竞争选择后，还需要为第二轮投币结果设定一个目标。即在“投币结果报告单”上填写：“如果让你给自己第二轮投中的个数设定一个目标，你会设定的目标是：投中___个币”。之所以设置这个环节，是因为早期的一些研究也会通过目标设定的高低来反映个体自我挑战和自我提升的欲望程度，即个体的进取心水平。为了降低报酬计算难度，方便儿童理解和决策，本实验只要求儿童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填写自己的目标，并未对目标设定及完成情况给予物质激励。因此，在后续数据分析中，本轮任务的实验结果主要作为辅助性证据，以期获得一些洞见。

完成第二轮的自我竞争选择和目标设定后，儿童开始第二轮投币。完成投币后，被试在“投币结果报告单上”填写自己在第二轮投中的个数，实验员逐一检查篮子确认。两轮投币后，儿童从两张标有1或2的扑克牌中随机抽取一张，抽到数字几，我们就按第几轮的投币结果给其发放报酬。被试平均获得报酬2.72元。对于这些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这个金额相当于其一周零花钱(约2元)的1.35倍，因此还是颇具激励的，孩子们参与“游戏”的积极性也很高。

实验完成后，我们还通过学生问卷测度了儿童的风险偏好、自我效能感水平以及个体信息。风险偏好测度中，我们准备了一个抽奖箱，箱中有两个乒乓球，一黄一白。我们告诉学生接下来要玩一个抽奖游戏，抽奖箱中有一个黄球和一个白球。抽奖游戏有三种玩法，玩法一：抽中黄球得5元，抽中白球得0元；玩法二：抽中黄球得4元，抽中白球得1元；玩法三：抽中黄球得3元，抽中白球得2元。显然，三种玩法的期望收益是相同的(均为2.5元)，但风险却各不相同。被试儿童需要从三种玩法中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自己最想玩的玩法，我们会从每班中随机抽取5名学生现场根据他们本人选择的玩法进行抽球游戏并现场支付报酬，以激励学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选择。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己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任务的自信程度。这一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后，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应用广泛。国内外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于提高工作绩效、增强工作动机、改善工作态度都有重要意义(周文霞、郭桂萍，2006)。对自我效能感的测度，我们采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的中文版(王才康等，2001)，儿童根据自己的日常情况回答10道题，每道题有4个计分等级(1=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10道题总分越高表明个体自我效能越高。

(三) 实验执行

实验在2018年9月执行，儿童做完实验后填写问卷，回收问卷141份，回收率100%。我们同样发放了家长问卷，但由于留守儿童家长不在本地，本地家长也有部分难以联系，仅回收到家长问卷45份，回收率较低(32%)，故本研究中不再引入家长问卷进行分析。

实验在小学两栋教学楼之间的一片空地上进行。在空地的四个角落分别设置实验点，每班儿童都被随机分成四组，每组儿童对应一个实验地点，四组实验由一名实验员组织同时进行。实验开始前，在每个实验点摆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有笔、投币结果报告单和20个游戏币(2种颜色，每种颜色10个币，每轮投币采用不同颜色的游戏币以方便实验员核查投中个数)。实验中，儿童由一名实验员引导，按照实验说明进行操作，每个儿童需要背对其他组被试，不同组儿童之间不能互相观察，也不能互相交流。另一名实验员管控现场，保证实验有序进行。实验开始后，参加实验的儿童陆续从等待区进入实验区，完成实验任务后直接返回教室，不能与等待区未参加实验的儿童进行交流。每组实验大约5分钟，实验全程大概持续4.5个小时，共141名儿童完成实验任务。

四、实验数据及随机分组检验 (一) 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有三个，均从实验中获得，分别是：第一轮的投币结果、自我竞争选择以及目标设定。其中投币结果是指儿童投入篮中的币数。自我竞争选择为虚拟变量，选择与第一轮比赛(即竞争)设为1，选择计件方式设为0。目标设定是儿童对自己第二轮投币设定的目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儿童的留守状态。我们通过问卷询问儿童“父母现在是否在外地打工”，若儿童的父母有一方或者双方均在外打工，就定义该儿童为留守儿童(N=88)，否则为非留守儿童(N=53)。控制变量有儿童的性别、年龄(根据儿童的身份证号码提取)、兄弟姐妹个数、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和每周零花钱。该地区大部分儿童都有兄弟姐妹，我们收集了儿童的兄弟姐妹个数和排行信息。儿童每周的零花钱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儿童的家庭经济情况。风险偏好测度中，从玩法一到玩法三的期望收益是相同的，但风险水平逐渐降低，风险规避程度从低到高。我们将风险偏好定义为取值为1、2、3的排序变量，值越大，越规避风险。

表 1是各变量的统计描述。从表中可知，儿童第一轮平均投中3.85个币，最高的投中9个币，无人全部投中。在第二轮自我竞争选择中，80%的儿童选择与自己第一轮的结果比赛。第二轮目标设定中，儿童设定的平均目标为5.78个，显著高于他们第一轮投中的币数。其中，有3个儿童未填写目标设定，为缺失值。被试儿童平均年龄在9.5岁，其中62%是留守儿童，55%是男童，平均有1.34个兄弟姐妹，平均在家排行1.89，每周零花钱平均1.98元(本实验中儿童实际所得报酬平均为2.72元)，风险偏好平均水平为2.44，自我效能感平均得分23.86。其中观测值少于141的皆因为未完成相应问题的填写。

(二) 随机分组检验

表 2显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性别分布、兄弟姐妹个数、每周零花钱和自我效能感得分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在年龄方面，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平均年龄差异显著(p=0.019)，但绝对值差异非常小(差0.25年，相当于3个月)，本文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会加入留守情况与儿童年龄的交互项。在排行方面，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排行略微有差异，本文在回归分析中会进一步控制排行的影响。总体来说，本实验中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个体特征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异。

五、实验结果 (一) 第一轮投币结果

图 1是儿童在第一轮平均投中的币数。可以看到，留守儿童在第一轮计件任务中平均投入3.74个币(s.d.=1.97)，非留守儿童平均投入4.04个币(s.d.=1.75)，从均值上看，两组儿童在第一轮的投币表现没有显著差异(双侧t检验，t(139)=0.91，p=0.366)。从图 2儿童在第一轮投币结果的分布中可以看到，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投币结果均呈现正态分布，都比较集中的投中2个到7个区间内，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每个投中个数上的占比都几乎相同。总体来看，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第一轮投币结果的分布也不存在显著差异(费雪精确检验X²(9)=5.60，p=0.841)。

表 3第(1)、(2)栏是儿童在第一轮投币结果的OLS回归分析。第(1)栏中，考虑到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我们控制了儿童年龄以及“留守*年龄”交互项，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留守儿童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年龄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年龄更大的儿童第一轮投币表现显著更好，这与董志强、赵俊(2019)的结果一致。第(2)栏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和自我效能感，结果表明，年龄的系数显著性降低为边缘显著(p=0.103)，性别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核心解释变量留守儿童的系数变化较小，且仍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在第一轮投币中，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投币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二) 自我竞争参与选择

图 3是儿童在第二轮自我竞争参与决策中的选择结果。如图所示，留守儿童中80%选择与自己第一轮投币结果进行比赛(s.d.=0.41)，非留守儿童中81%选择与自己第一轮结果进行比赛(s.d.=0.39)。在选择是否与自己过去的成绩比赛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竞争参与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双侧t检验，t(139)=0.23，p=0.821)。

表 3第(3)、(4)栏进一步汇报各种因素与儿童自我竞争选择的Probit回归结果。回归中，非留守儿童作为基准组，留守儿童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即使控制住被试的个体特征，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选择是否与自己过去的成绩比赛时所做出的竞争参与决策没有显著差异。在第(4)栏中，性别的系数显著为正。具体地，男童有88%选择与自己竞争，女童只有70%选择与自己竞争，男童显著比女童更积极的选择参与自我竞争(双侧t检验，t(139)=2.81，p=0.006)。此外，在第(4)栏的控制变量中，风险偏好的系数显著且为负，说明越风险规避的儿童越倾向于不参与自我竞争，这是符合常理的。上述结果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自我竞争参与决策中没有显著差异，但男童比女童显著更加积极的参与自我竞争。

(三) 个人目标设定决策

图 4是儿童在第二轮设定的平均目标(投中的币数)。如图所示，留守儿童设定的目标平均为5.82个币(s.d. = 2.10)，非留守儿童设定的目标平均为5.71个币(s.d. = 1.96)，两类儿童设定的目标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双侧t检验，t(136) = 0.30，p = 0.761)。

表 3第(5)、(6)栏中，我们控制儿童个体特征对儿童在第二轮设定的目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可见，第一轮投币结果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第一轮投中个数高的个体为第二轮设定目标也更高，这符合常理。在第(5)栏中未控制其他变量时，年龄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年龄更大的儿童设定的目标相对更低(更保守)。但在第(6)栏中加入其它控制变量后，年龄的系数变小且不显著，说明年龄的影响并不很稳健。在第(6)栏中，自我效能感水平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表明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儿童设定的目标也越高，这说明对自己的能力越自信的儿童越倾向于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

综上可知，从个人目标设定角度去考察个体的自我挑战进取心，可以得到与自我竞争参与决策相近的结果，即：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个人目标设定方面也没有显著差异，自我效能感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挑战自己，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

六、稳健性检验 (一) 双留守儿童与单留守儿童的差异

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进一步根据父母外出打工情况将留守儿童细分为：父母均在外打工的双留守儿童(N=43)和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的单留守儿童(N=45)。对双留守儿童和单留守儿童在本实验中的表现和决策差异进行分析。图 5是双留守、单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在第一轮的投币结果。如图所示，双留守儿童第一轮平均投中4.07个(s.d.=1.78)，单留守儿童第一轮平均投中3.42个(s.d.=2.12)，双留守儿童第一轮投中的个数略高于单留守儿童(单侧t检验，t(86)=1.55，p=0.062)，但差异幅度不大且显著性不强。双留守、单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在第一轮的投币结果没有显著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F(140)=1.72，p=0.184)。

图 6(a)是双留守，单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在第二轮的自我竞争选择。双留守儿童中有77%的人选择与自己第一轮的结果进行比赛(s.d.=0.43)，单留守儿童中有82%的人选择参与比赛(s.d.=0.39)，双留守与单留守儿童在自我竞争参与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双侧t检验，t(86)=0.63，p=0.530)，三组儿童之间在自我竞争参与选择方面也没有显著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F(140)=0.23，p=0.795)。图 6(b)是双留守和单留守儿童在第二轮设定的目标投币个数。如图所示，双留守儿童设定的平均目标为6.14个(s.d.=1.98)，单留守儿童设定的平均目标为5.51个(s.d.=2.19)，双留守儿童设定的目标略高于单留守儿童设定的目标(单侧t检验，t(85)=1.41，p=0.082)。这可能由于双留守儿童在第一轮的投币个数略高于单留守儿童。但整体来看，三组儿童设定的目标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F(137)=1.08，p=0.342)。

表 4是双留守儿童和单留守儿童实验结果的回归分析。在第(1)栏中，控制住儿童的个体特征后，双留守儿童和单留守儿童在第一轮的投币结果与非留守儿童均没有显著差异，但双留守儿童投中的个数高于单留守儿童。年龄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年龄越大的儿童在第一轮投中的个数越多。第(2)栏加入控制变量后对双留守和单留守儿童自我竞争参与选择的OLS回归分析也发现，双留守儿童和单留守儿童在第二轮的竞争参与决策没有显著差异。第(3)栏的Probit回归结果与OLS回归结果一致。控制变量中，性别的系数显著为正，风险偏好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男童比女童更积极参与竞争，越风险规避的儿童越倾向选择不参加竞争，这个结果与上一节的结论是一致。第(4)栏对儿童的目标设定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双留守儿童、单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第二轮设定的目标个数没有显著差异，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儿童设定的目标越高，第一轮投中个数越多在第二轮设定的目标也越高。

综上可知，双留守儿童、单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自我竞争选择和目标设定方面的决策行为均没有显著差异。自我竞争选择方面存在性别差异，自我效能感对目标设定具有积极影响。这些结论与上一节的发现一致，表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

(二) 父母陪伴的不同影响

对留守儿童社会竞争行为的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对儿童竞争偏好发展的作用不同。本文也按父亲和母亲是否外出务工将儿童重新分组，探讨父亲和母亲离家对儿童自我竞争决策和目标设定是否产生不同影响。结果发现，父亲外出的儿童第一轮平均投中3.71个(s.d.=1.96)，父亲未外出的儿童第一轮平均投中4.07个(s.d.=1.77)，母亲外出的儿童第一轮平均投中4.11个(s.d.=1.80)，母亲未外出的儿童第一轮平均投中3.73个(s.d.=1.93)。其中父亲外出与否和母亲外出与否对儿童第一轮的表现都没有显著影响(父亲外出与否：双侧t检验，t(139)=1.11，p=0.268；母亲外出与否：双侧t检验，t(139)=1.12，p=0.266)。

在自我竞争决策方面，父亲外出与否和母亲外出与否对儿童的竞争参与选择也没有显著影响(父亲外出与否：双侧t检验，t(139)=0.40，p=0.692；母亲外出与否：双侧t检验，t(139)=0.48，p=0.633)。在目标设定方面，父亲外出与父亲未外出的儿童在第二轮设定的目标没有显著差异(双侧t检验，t(136)=0.18，p=0.859)；但母亲外出儿童设定的目标略高于母亲未外出的儿童(单侧t检验，t(136)=1.51，p=0.066)，这可能是由于母亲外出的儿童在第一轮的投中个数也略高于母亲在家的儿童。控制住儿童的个体特征和风险偏好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自我竞争选择和目标设定方面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变量的分析结果也与前面的结论一致。

七、结论

人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表现往往是类似的，但面对他人的表现却各有各的不同。于竞争也可能如此：与自己竞争都是相似的，与他人竞争则各有不同。本研究首次从自我竞争角度考察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竞争偏好。与社会竞争(同他人竞争)情境中的结果不同，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自我竞争情境中的竞争偏好没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中都有近80%的个体积极选择参与自我竞争，这远高于留守儿童的28%的社会竞争参与率，甚至高于非留守儿童的46%的社会竞争参与率(董志强、赵俊，2019)。在分双留守和单留守儿童，以及分父亲和母亲外出打工的子样本分析时，都发现同样的结论：在自我竞争情境中，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竞争偏好没有显著差异。

孤立看待上述结论没有多大意义，上述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与董志强、赵俊(2019)结果的比较。在自我竞争和社会竞争之间，相差的是“社会交往”(social interaction)。将本文的结果与董志强、赵俊(2019)的结果放在一起，就意味着，在未涉及社会交往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一样具有挑战自我的愿望，一样具有较高的进取心；但一旦涉及到社会交往，要与他人竞争，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立刻显示出行为差异。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更加规避的是与他人竞争，但并没有更加规避自我竞争。或许可以说，父母陪伴的缺失，深刻影响儿童如何面对他人，但对儿童如何面对自己并无更多影响。一方面谨小慎微地注视着身边的世界，潜意识充满卑微，甚至希望逃避同他人的交往和竞争；另一方面又同样不愿认输，渴望能够突破自我、实现自我提升。这种面对社会竞争和自我竞争时相互冲突的态度和倾向，似乎是诸多留守儿童的共同个性特征。然而，个体要理性地融入社会，需要克服这些冲突。留守儿童更规避社会竞争，是一种放弃；留守儿童同样愿挑战自己(自我竞争)，是不甘放弃。对留守儿童，既要帮助他们学会和适应与他人竞争，也要善用和引导他们仍然存在的自我奋斗和进取之心。

本研究还发现儿童在自我竞争参与决策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童显著比女童更加积极参与自我竞争。这与国外已有的成人研究发现自我竞争偏好不存在性别差异的结论不一致(Apicella et al., 2017)。对社会竞争参与决策的研究已发现，东西方的成人和儿童在社会竞争偏好方面存在文化差异(Niederle and Vesterlund, 2011；Chen et al., 2015；Booth et al., 2018；Zhang，2018)，很可能自我竞争偏好也存在文化差异。此外，在自我竞争方面，成人研究与儿童研究的结论不同也并非必然是矛盾。成人的世界和儿童的世界本身就很不同——许多人在童年时都愿意为梦想而奋斗，成年后却最终向没有梦想的生活妥协——这恰恰反映了儿童时学会处理和对待自我竞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