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为弥补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作用的不足，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框架中新增杠杆率等监管指标，开启对商业银行的强监管模式。然而，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仍不断攀升，经营风险持续增大。为维持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挥金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九大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领域中的重中之重，2019年中央进一步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运行对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因此，理应深入探讨商业银行的风险来源，从根源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从而助力和完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有研究表明，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国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许志伟、王文甫，2018；杨海生等，2014)。政府官员换届和政治周期改变了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手段，进而改变微观主体的政策预期和实际行为，最终影响宏观经济体系的运行。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加深，非但如此，地方官员的人事升迁也主要依赖于地区经济增长(纪志宏等，2014)，沉重的投资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开始在财政收入之外开辟新的资金来源，银行信贷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提供了渠道。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商业银行信贷决策、逃废银行债务等手段影响商业银行的决策(巴曙松等，2005)，尽管这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却在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风险，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风险的累积作用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佐证(钟意、刘家鹏，2018；Stock and Watson, 2012；Baker and Bloom, 2013)。因此，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我国间接融资体系不发达，融资体系主要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2017年我国银行业信贷规模占全社会融资规模的71.19%，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风险的影响主要指商业银行风险，然而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缺乏相关研究支持。本文以我国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从而为不确定性时期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规范与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具体建议。

区域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微观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决策受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地区经济政策的改变对银行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产收益率和破产风险等行为模式上。因此，从区域商业银行经营决策的视角出发，本文试图探讨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并针对性地回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在政策不确定性下，区域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可能产生怎样的变化；第二，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第三，不同来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程度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并回答以上问题，不仅有助于认识新常态下我国区域商业银行经营决策的变动模式，如区域商业银行的风险变动和资产收益率的改变等问题，同时，对于从微观层面深入理解我国当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为关键。

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并加剧地区宏观经济波动(Born and Pfeifer, 2014；Bi etal，2013；Baker and Bloom, 2013；Bloom，2014；Dovern and Roye, 2014)。二是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大企业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助推了企业金融化的发展趋势(陈德球等，2017；王朝阳等，2018；亚琨等，2018；彭俞超等，2018；张成思、刘贯春，2018；Bloom，2009；Gilchrist et al., 2014)。三是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稳定性密切相关，金融风险往往伴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而不断累积(钟意、刘家鹏，2018；Stock and Watson, 2012；Chinn and Ferrara, 2018；Jurado et al., 2015)。从现有文献来看，对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选取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Baker et al.(2016)根据《南华早报》中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文章频率，测算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而后，Huang and Luk(2019)依据《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等多家报纸信息，构建的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另一类是基于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该指数依据中国近400个地市级核心官员的变更数据进行测算(才国伟等，2018；贾倩等，2013；王贤彬、徐现祥，2008；陈德珠等，2016；陈德球、陈运森，2018)。

从以上指标的选取来看，Baker等人构建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基于媒体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报道，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该指数受媒体报道偏差的影响，并且该指数是全国性数据，缺乏我国各省份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长期以来，我国地方官员不但拥有制定地区经济政策的主导权，而且还是地区财政扩张行为的主体，地方官员的职位更替可能导致地区经济政策的改变，从而对区域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产生影响。因此，以地方核心官员的变更来衡量政策不确定性具有良好的连续性、时变性。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07-2017年我国93家区域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结合我国省级经济运行数据和地方官员变更数据，重点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行为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大量学者对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然而，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的经营风险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当面临着政策不确定性时，区域商业银行容易改变其存贷款行为，导致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改变，最终引起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提高。

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我国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财政体制和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而商业银行的信贷授予行为是支持地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驱动力。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除了受银行自身特征制约以外，还受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地方官员作为经济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执行者，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密切相关，经济政策的改变影响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效率。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地区首长负责制，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地区首长的影响(顾永昆、葛鹏，2018)，因此，当地方核心官员发生职位更替时，经济政策面临着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一般来说，由于不同领导具有不同的个体认知能力，其所依据的经济政策实践和政策主张也不尽相同，如果新上任地方官员认定前期实行的经济政策缺乏有效性，进而改变经济政策方向和实施力度，这样就容易导致商业银行的最优化资本配置行为失效，无疑会增大区域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次，由于经济政策发挥实际效力往往是有时滞性的，经济政策的改变容易导致经济顺周期，从而加剧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最后，地方政府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之间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然而，地方官员变更极易导致政府对不同产业的偏倚以及对前期经济政策的调整，这就容易打破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之间连续的、持久的合作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命题假设1：

命题假设1：地方核心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

在地方核心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逻辑框架下，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渠道是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内容。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来统一制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区的分支机构只是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因此，地方官员可以利用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也可以作为财政扩张政策的表现。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行为，改变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从而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产生影响。具体来看：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上移，事权不变，我国地方固定资产投资支出高达70%左右，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45%(董再平，2007)。新上任地方官员出于政治业绩考核的需要，仍然有强烈的意愿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以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巨大的财政支出缺口迫使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外寻求新的资金来源，财政与金融作为我国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金融领域为地方政府开辟了新的资金空间。由于我国直接融资体系不发达，间接融资体系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贷款，因此，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也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贷款，为了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地方政府主要利用逃废银行债务、参股或控股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金融控股集团，甚至利用行政干预区域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等多种手段获取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李振新、陈享光，2019)，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采取了多种干预形式，导致地方金融机构的资金逐渐流向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凭借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而获得相应的控制权收益和税收收益(洪正，2017)，并有强烈的动机促使地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银行信贷资金逐渐流向地方国有企业，然而相比于内资企业和大型外资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导致地方国有企业的产品收益率不高，从而国有企业贷款的资产收益率相应下降，尤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地方政府依赖国有企业采取的盲目的财政扩张政策，容易导致银行贷款变成沉没成本，引发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对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增大。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命题假设2：

命题假设2：政策不确定性时期，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降低了银行资产收益率，从而增大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

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提高。这是因为，在政策不确定性时期，地方新上任官员对地区经济现状缺乏了解、政治调动以及系列人事安排等问题，而难以兼顾对区域商业银行的日常信贷经营进行直接干预，这给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行为制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商业银行依据严格的资质审查、项目评估等手段提高银行贷款质量，贷款审批主要依据对项目未来收益率的判断，而不仅仅被动地流向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从而资产收益率更接近于自由竞争的市场收益率水平，有利于平衡商业银行的账面杠杆率，因此，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风险。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巨大的财政支出缺口以及对官员政绩考核的需要，地方官员职位更替所营造的有利的竞争环境是十分短暂的，尽管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银行资产收益率，但影响却很微弱。即使在政策不确定性时期，地方政府仍有可能持续地实施财政扩张政策，财政扩张行为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持续降低抵消了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短暂提高。因此，尽管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但是政策不确定性的综合效应的结果是增大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命题假设3：

命题假设3：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区域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但是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财政扩张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负面影响要大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正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Bankscope和Bankfocus数据库中记载的商业银行部分，剔除了政策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外资银行的样本，并删除商业银行总资产、杠杆率、核心资本充足率等变量存在3年及以上缺失的样本，得到我国93家区域商业银行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依据区域商业银行的注册地址划归至相应的省份。其次，本文通过国家统计局搜集了我国省级经济运行数据，包括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等数据。最后，为了全面地反映地方官员变更引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文利用CNRDS数据库整理出我国省级地方官员变更数据，缺失数据通过“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中国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等进行补充。

(二) 模型构建

本文以区域商业银行破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政策不确定性为核心解释变量。为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了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控制，同时参照Klein(2013)的模型构建方法，利用主要宏观经济因素、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特征来控制其余变量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本文首先构建区域商业银行风险模型，具体如式(1)。

$ \begin{array}{l} Breaku{p_{it}} = {\alpha _0} + {\alpha _1}*Breaku{p_{it-1}} + {\alpha _2}*PolicyUncertai{n_{jt}} + {\alpha _3}*M2gro{w_t}\\ \;\;\;\;\;\;\;\;\;\;\;\;\;\; + {\alpha _4}*Gov\_expan{d_{jt}} + {\alpha _5}Tier1rati{o_{it}} + {\alpha _6}*Total{\rm{ }}Asset{s_{it}}\\ \;\;\;\;\;\;\;\;\;\;\;\;\;\; + {\alpha _7}*GDP{\rm{ }}gro{w_{jt}} + {\alpha _8}*Liqui{d_{it}} + {\alpha _9}*Educ{a_{jt}} + {\varpi _t} + {\chi _i} + {\varepsilon _{it}} \end{array} $

(1)

其中，下标i，j和t分别表示区域商业银行个体、对应省份和考察年份；$ \varpi _t$代表面板时间效应；χ_i代表区域商业银行的面板个体效应；ε_it代表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模型采用破产概率指数Breakup代表区域商业银行风险指标，PolicyUncertain为政策不确定性变量，Gov_expand表示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Tier1ratio、TotalAssets和Liquid反映区域商业银行自身特征的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区域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总资产规模以及区域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此外，作为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变化的控制因素包括Educa、M2grow和GDPgrow，分别表示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广义货币增长率以及地区经济增速。α₀表示不可观测的区域商业银行个体效应，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的系数α₁衡量被解释变量调整的平滑程度。

本文假设，政策不确定性和财政扩张通过区域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机制作用于区域商业银行风险，因此，将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扩张的交互项(Gov*Policy)引入计量模型，检验区域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机制，具体模型见式(2)。

$ \begin{array}{l} RO{A_{it}} = {\alpha _0} + {\alpha _1}*RO{A_{it - 1}} + {\alpha _2}*PolicyUncertai{n_{it}} + {\alpha _3}*Gov*Polic{y_{jt}}\\ \;\;\;\;\;\;\;\;\; + {\alpha _4}*M2gro{w_t} + {\alpha _5}Tier1rati{o_{it}} + {\alpha _6}*TotalAsset{s_{it}} + {\alpha _7}*GDPgro{w_{jt}}\\ \;\;\;\;\;\;\;\;\; + {\alpha _8}*Liqui{d_{it}} + {\alpha _9}*Educ{a_{jt}} + {\varpi _t} + {\chi _i} + {\varepsilon _{it}} \end{array} $

(2)

(三) 变量选取

1.区域商业银行风险指标

本文参照Berger et al.(2009)的方法，采用区域商业银行的破产风险指数(Breakup)衡量区域商业银行风险，该指标为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考虑了利润和风险波动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其中，破产风险指数(Breakup)用银行资产收益率与股东权益比率之和再除以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表示，该指数越大，表明区域商业银行破产风险概率越低，区域商业银行经营越稳定。

2.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政策不确定性用各省发生职位更替的市长或市委书记占比表示。以全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总人数的职位变更总数为基数，当市委书记或市委书记发生职位更替时，Alter赋值为1，否则为0，计算得到省级地方官员的变更数据。具体为：各省PolicyUncertain=(各省的市长变更数+各省的市委书记变更数)/全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变更总数；各省PolicySecretary=各省的市委书记变更数/全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变更总数；各省PolicyMayor=各省的市长变更数/全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变更总数。由此得到各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数值越大，表明由地方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越强。

3.政府财政扩张指标

公共财政支出作为政府购买的主要指标，有助于更好发挥地方财政职能，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省级政府的一般财政预算支出的年度增速(Gov_expand)来衡量财政扩张程度。

4.控制变量的说明

首先，就区域商业银行自身特征变量而言。本文利用银行总资产规模、流动性比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进行控制。其中，银行总资产规模(TotalAssets)利用区域商业银行总资产的对数值来衡量；商业银行流动性比率(Liquid)利用区域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客户及短期资金来表示；利用核心资本充足率(Tier1Ratio)来表示区域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以上变量从经营规模、资本监管水平以及流动性风险三个层面，反映区域商业银行的微观经营特征，有效控制银行自身特征的影响。

其次，就地区经济因素而言。本文引入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广义货币增长率。人力资本水平(Educa)的计算以现行学制为受教育年数与各文化程度人数进行加权平均，剔除未受过交易的数据，计算公式为：各省年度(小学人数*6+初中人数*9+高中人数*12+中职*12+大学专科人数*15+大学本科人数*16+研究生人数*19)/各省年度6岁以上总人口数；经济增长速度(GDPgrow)利用各省年度GDP增长速度表示；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速(M2grow)控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为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区域商业银行风险(Breakup)的最大值为126.2667，而最小值为-8.7937，这表明我国不同区域商业银行的风险存在差异；政策不确定性变量(PolicyUncertain)的最大值为0.1212，最小值为0，说明各地区之间的政策不确定性存在着较大差异，适合对模型做回归分析。

(二) 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扩张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本文依据系统GMM方法，用Sargan检验和AR检验等解决过度识别和自相关问题，模型回归结果较好。

表 2中的列(1)-列(3)报告了政策不确定性(PolicyUncertain)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系统GMM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PolicyUncertai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命题假设1，即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区域性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就越高，究其原因：首先，由于不同地方官员的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地方政府对不同产业的偏好，这容易促使区域商业银行前期的信贷资金变成沉没成本，为了尽可能收回这部分成本，银行持续将资本配置到低效率产业，客观上提高了区域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降低资本最优配置率，最终提高区域商业银行风险。其次，就财政扩张政策来看，财政扩张严重依赖于银行贷款，银行贷款行为难以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查、项目评估等流程，而被动地跟随地方政策，由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多重目标，如扶植新兴产业、提高区域转移性支付以及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政府的公益化目标可能转嫁给银行，增大区域商业银行风险。

财政扩张(Gov_expand)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回归系数(40.11)显著为正，说明财政扩张政策明显地提高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地方政府的资产收益率机制还需进一步分析。

列(2)和列(3)分别报告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政策不确定性(PolicyUncerntain)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监管(Tier1ratio)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地方官员发生职位更替时，区域性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主要来源于城市商业银行。究其原因：第一，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控股或参股，固定资产投资等资金主要依靠城商行，农村商业银行主要覆盖农村领域，因此城商行更易受地方官员变更的影响。在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城商行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连续性降低，地方官员职位更替导致既有的地方政企联盟被打破，城商行作为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纽带，政企联盟的重建引起城商行与企业之间联系的重建，导致银行难以在短期内收回前期固定资产信贷资金，因此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明显下降，从而迫使城商行发放高风险的无抵押贷款，甚至将影子银行体系作为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郭晔、赵静，2017)，导致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增大；第二，在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城商行受到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约束，限制了信贷投放能力，引发城商行的冒险性信贷行为，增大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

此外，控制变量方面，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增长速度(GDPgrow)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导致地区金融风险的增大；核心资本充足率(Teir1ratio)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资本充足率监管增大了城市商业银行风险。

(三) 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扩张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为了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区域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将区域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报告了区域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机制的系统GMM估计结果，列(1)显示，财政扩张(Gov_expand)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政扩张对城商行的资产收益率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结合前文中，财政扩张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回归系数(40.11)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明显地降低了区域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从而提高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由此验证本文命题假设2。这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严重依赖于城商行的信贷资金，为了获得信贷资金，地方政府主要利用逃废银行债务、参股或控股城商行等多种手段获取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导致地方金融机构的资金逐渐流向地方国有企业。由于地方政府凭借对地方国企的控制权而获得相应的控制权收益和税收收益，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促使地方固定投资项目以及银行信贷资金的逐渐流向地方国企，然而相比于内资企业和大型外资企业，地方国企缺乏市场竞争力，导致地方国企的产品收益率较低，从而国企银行贷款的资产收益率相应下降，尤其在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地方政府依赖地方国企采取的盲目的财政扩张政策，容易导致银行贷款变成沉没成本，引发财政扩张政策对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区域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增大。

政策不确定性(PolicyUncertain)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政策不确定性明显提高区域性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政府财政扩张(Gov_expand)的系数为-0.191，而政策不确定性(PolicyUncertain)的系数为0.0376，表明财政扩张对区域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负面影响要大于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正面影响。具体来看：在地方官员变更引起政策不确定性时期，新上任官员对地区实际经济情况缺乏了解、政治调动等问题，而难以兼顾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这给城商行的信贷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竞争环境，城商行依据正常的信贷评估流程，改善银行信贷质量，促使银行贷款逐渐流向具有较高未来收益率的投资项目，而不仅仅局限于地方国有企业，这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逐渐接近自由竞争市场的资产收益率水平，因此，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然而，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巨大的财政支出缺口以及对政绩考核的需要，地方官员职位更替所创造的有利的市场竞争环境十分短暂，尽管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区域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但影响却很微弱。政策不确定性时期，地方政府仍然持续地实施财政扩张政策，财政扩张行为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持续降低抵消了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短暂提高，最终导致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由此验证本文命题假设3。

财政扩张与政策不确定的交互项(Gov*policy)显著为正，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财政扩张政策产生显著影响，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强化了地方财政扩张行为对区域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负面作用。

(四) 市长和市委书记变更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作用

本文引入了各省的市委书记变更(PolicySecretary)和各省的市长变更(PolicyMayor)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并检验不同来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检验结果见表 4和表 5。

表 4和表 5分别报告了各省的市长变更(PolicyMayor)和市委书记变更(PolicySecretary)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估计结果。结果发现，政策不确性和财政扩张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系数均显著为正。此外，各省的市长职位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系数为2.946，而各省的市委书记职位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系数为3.961，这表明各省的市委书记发生职位更替时对地方金融运行的影响更强，更容易导致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增大。

(五) 稳健性检验

以下通过变换模型部分解释变量以及变换计量模型等方式，对上述基准的系统GM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1.变换计量模型

本文用差分GMM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各项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

2.变换解释变量

本文还分别以平均资产净收益率(ROE)作为区域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替代变量、(ROA/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作为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替代变量、以Baker et al.(2016)构建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等方式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因此，本文模型的回归结论是稳健的，不受模型中解释变量具体形式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地方官员变更这一相对外生事件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在区域性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具体地，我们利用2007-2017年我国93家区域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考察政策不确定性和财政扩张对区域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经营风险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1)地方核心官员作为地区经济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执行者，地方核心官员职位变更容易导致地区经济政策不稳定，降低了区域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了区域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

(2) 政策不确定性时期，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对区域商业银行采取多种干预形式，导致地方金融机构的资金逐渐流向地方国企，然而相比于内资企业和大型外资企业，地方国企缺乏市场竞争力，导致地方国企的产品收益率较低，国企银行贷款的资产收益率下降，因此，地区财政扩张政策对区域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区域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增大。

(3) 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区域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但是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财政扩张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负面影响要高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正面影响。此外，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因政策不确定性来源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在各省的市委书记发生职位更替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

本文结论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提出了在新常态经济条件下，如何通过弱化地方官员的个体特征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如何通过改善传统金融机构的资本配置效率，更好地解决我国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解决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以及弱势群体的金融可得性较低的问题，从而助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维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建立合理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对于地区经济环境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在以GDP增长水平为考核指标下，地方政府为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往往忽视地区民生问题的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以及金融可得性的严重偏倚等问题，构建合理反映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标体系至关重要。同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在没有实际掌握本地区经济现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要谨慎实施财政扩张政策，采取积极探索与稳中求进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更为稳妥合理。最后，要注重弱化地方政府对区域商业银行的干预，加强市场竞争在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改革完善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推动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