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无论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还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都伴随着美国电影票房的攀升。无独有偶，在香港经济陷入低谷的的20世纪80年代，邵氏影业却达到了事业的顶峰。经济低迷时期，消费者会增加廉价非必需品的购买需求，这样既不会增加经济压力，又能够带来消费欲望与心理慰藉的双重满足，这被称为“口红效应”。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消费品因具备小额非必需品的属性，成为“口红效应”的最大受益者。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了四十倍，二线城市也达到了二十倍，而同期纽约的房价收入比仅有六倍，伦敦也只有十倍^①。特别是在安居乐业的传统观念夹持下，畸高的房价收入比不仅占据了我国居民的大部分可支配收入，也构成了居民的主要生活压力来源。在此背景下，2018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创下了15年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居民的文化消费数据却逆市上扬。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同比增长了11.4%，同期，全国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分别大幅增长17.8%和15.3%。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在高“房价压力”之下，国内文化消费似乎并未受到“房奴效应”的影响，反而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那么，在高房价压力的环境中，文化消费是否存在“口红效应”？房价压力是否刺激了文化消费？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突破以往文献关于房价与消费关系的财富效应与房奴效应的分析框架，针对文化消费的特殊性，探讨高房价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在2010、2012和2014年采集的微观面板数据，以房价收入比指数作为“房价压力”的代理变量，检验以“口红效应”为传导机制的房价压力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的假说是否成立？其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文献梳理和机理分析；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和变量、模型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① 数据来源：《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在中国大讲堂的讲话：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十大失衡和五大长效机制》，2018, 5.26。

二、文献综述与机理分析 (一) 文献综述

由于研究样本和研究视角的差异，当前学术界对于房价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没有统一的结论，观点主要集中在房价与消费关系的“财富效应”和“房奴效应”的讨论。

一方面，由于预防性储蓄需求的降低和住房抵押功能的提升(Gan, 2010)，房价上升能够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形成“财富效应”。Muellbauer(2008)研究发现金融市场自由度的提高正向调节房产升值对消费的促进作用。Aron(2012)的研究也支持了Muellbauer(2008)的观点，他的研究发现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英国和美国，拥有房产的家庭通过房产抵押更容易获得资金。因此，房产升值对于日常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在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支持了房产升值对家庭消费具有促进作用的观点。陈永伟等(2014)应用CFPS2010年的数据，采用半线性回归的实证方式研究认为住房财富能够显著增加家庭的教育开支水平。张传勇、王丰龙(2017)应用CFPS2012年的数据验证了房价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以上实证文献中论证的房价促进消费的“财富效应”的共同前提是购房者预期房价持续上涨且不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

但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房贷支出占据了家庭收入中大部分的流动性，且由于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共同作用，房价的波动性较强(颜色、朱国钟，2013)。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房奴效应”是房价上涨对消费的主要作用机制。房奴效应作用于居民消费的路径主要是通过购房动机渠道降低消费倾向，通过偿还住房贷款渠道对家庭消费形成流动性约束，从而造成家庭消费低迷(李江一，2017；尹志超，2019)。李涛、陈斌开(2014)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住房资产以消费属性为主，不存在“财富效应”。因此，住房资产的上涨不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此外，房价上升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黄静、屠梅曾(2009)应用CHNS的数据分析发现住房的财富效应显著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收入阶层的家庭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低收入阶层中，住房的财富效应不显著。陈彦斌、邱哲圣(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房价增长对于年轻和贫困家庭消费的挤出作用更显著。邓建新、张新玉(2011)的研究表明，除非消费者降低住房条件，否则房价上涨会使拥有自有住房的家庭减少消费，而无房家庭的消费将减少更多。现有研究对于房价和消费的关系的研究还有以下不足。

第一，现有研究主要从资产和负债关系的外部因素视角研究房价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局限在房奴效应和财富效应的研究框架中；忽略了从消费者个人偏好、心理因素等内部因素视角的论证。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心理等非理性因素对消费者的决策也同样具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房价压力”已成为社会共同焦虑的情况下，住房价格不仅从资产层面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更会对消费者的心理状态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三，现有文献多局限于研究住房资产与家庭一般消费品支出的关系。对于新兴的文化消费领域的研究较少。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生活压力的增加，文化消费作为非必需的精神消费品成为居民的重要消费门类。然而，文化消费品与一般消费品的需求逻辑和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国内针对该类消费品研究的文献有限。

相比于以往的文献，本文有以下几点创新：第一，突破从财富效应和房奴效应两个视角研究房价与消费关系的框架，从消费者心理因素的视角，探讨口红效应在房价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第二，本文将研究范围从一般消费品拓展到文化消费品，从文化消费品小额非必需的精神消费品属性出发，探讨消费者该类产品的需求逻辑；第三，在研究设计中通过将研究样本限制在城镇中仅拥有一套以下住房且按揭购房的消费者中，试图剥离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影响，并通过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文化消费氛围和家庭其他压力变量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在实证分析中，通过检验房价压力对居民消费总量、小额消费品和大宗消费品影响的异质性，验证口红效应的存在性。同时，在不同的消费文化、收入阶层和受教育水平的样本条件下，验证了房价对文化消费影响的异质性。

(二) 机理分析

在我国安居乐业的传统观念下，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资产几乎成为每一个家庭共同的生活目标。然而，不断攀升的住房资产价格除了降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之外，也对我国居民形成了切实的生活压力。心理学家Maslow A H.(1943)在研究中发现通常情况下个体决策同时受到大脑中冷热两个系统的影响，但是随着个体面临压力的增加，大脑中的热系统在决策时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消费者的自我控制认知偏差由此产生，表现为消费中自控力下降。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双曲线贴现理论，此时，消费者的短期贴现率就会大于长期贴现率(Akerlof, 1991; Gruber and Koszegi, 2001)，表现为注重“及时行乐”的短期消费行为的增加(Derek，2008)。Sengupta and Zhou(2007)认为消费者的冲动型消费行为往往与需要得到即可满足的心理需求相关，而这种类型的消费在精神消费品中表现的更为显著。同时，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众多的消费品类中，只有体验性和炫耀性的消费与降低消费者焦虑，提升幸福感显著相关(Zimmermann，2014)，单纯的物质消费并不能显著改善消费者的焦虑情绪(Kalil Deleire T and A，2010)。我国学者周春平(2015)的研究也证明了某些类别的文化消费能够显著地提升消费者的幸福感。特别是在我国保守型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叶德珠，2012)，文化消费品单价较低的小额消费属性导致我国消费者在文化消费领域更容易产生“冲动性”的消费行为。

综上所述，在房价收入比畸高的社会环境下，消费者同时受到“释放压力型”消费需求的驱使和可支配收入减少的预算约束，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获得心理慰藉，消费者增加了对相对廉价且非必需的文化消费品的需求。也就是说，口红效应成为房价压力促进文化消费的作用机制。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实证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CFPS数据库，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CFPS2010、2012和2014年家庭数据库作为基础的研究样本，应用家庭ID匹配的方式，将CFPS2010年的家庭户主信息、家庭住房产权信息与CFPS2012、2014年的数据库进行一对一的匹配。

为了剥离房价上涨造成的“财富效应”对“房价压力”变量的影响，本文对样本做了如下筛选：

第一，仅保留城市常住人口样本。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下，房价压力主要存在于试图在城市长期生活的居民中，因此本文剔除了样本中的农村家庭样本。

第二，仅保留拥有一套及以下住房资产的家庭样本。住房价格的上涨对于仅拥有一套房，以自住为主要需求的家庭来说，并不能构成其真实的财富效应。对于尚未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来说，房价的上升构成了其未来购房的经济压力。借鉴李江一(2017)的研究成果，在该类样本中住房资产主要表现为“房奴效应”。

(二)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1.核心解释变量

“房价压力”是本文考察的影响文化消费决策的核心解释变量。拟采用家庭的房价收入比指数作为家庭生活压力的代理变量。

(1) 房价收入比指数：指的是家庭每年的住房支出(含租房和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根据wind数据库的统计，2014年，住房资产占我国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平均达到了69.2%，是美国同期数据的两倍^①。由于我国乡土社会的属性中安土重迁的观念深入人心，拥有私有产权住房成为我国家庭普遍的刚性需求。而根据链家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60%以上的家庭的每月住房贷款支出达到了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在刚需住房需求的背景下，房价与家庭收入的比例逐步失衡，成为我国大多数家庭面临的主要生活压力来源。鉴于此，本文以房价收入比作为衡量“房价压力”的核心变量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

①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2.被解释变量—文娱休闲支出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文化消费指的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娱乐休闲活动，在CFPS中的调查内容是家庭文化、娱乐和旅游支出。

3.主要控制变量

(1) 非住房负债：包括工商业负债、农业负债、汽车负债等。

(2) 户主受教育水平。由于文化消费门槛性消费属性的存在，居民从文化消费中获得的效用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苏秋，2015)。本文以户主的受教育水平作为家庭受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借鉴CFPS中的赋值方法：小学以下=1；小学教育水平=2；中学=3；大学=4；研究生=5。

(3) 文化消费氛围指数。良好的文化消费氛围的构建对于个人文化消费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构建地区文化消费氛围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构建省际文化消费氛围指数，选择文化事业费、图书馆流通人次和艺术场馆观演人次作为度量公共文化服务的指标变量。其中，文化事业费用来反映各个地区对文化服务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图书馆流通人次和艺术场馆观演人次用来反映本地消费者对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为了满足全面衡量的需要，根据以上三个指标应用熵值法计算出文化消费氛围指数。

(4) 人均GDP。文化产业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通常来说，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区域，文化产业较为发达，居民文化消费的可选择范围也随之扩展。因此，本文控制了省际人均GDP水平，以控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造成的居民文化消费差异。

(5) 政府补助哑变量。为了剥离家庭其他生活压力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根据CFPS问卷中是否获得政府补助的问题构建家庭生活压力变量。通常来说，政府向家庭发放补助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赈灾款。因此，获得政府补助的家庭必然承受了额外的生活压力。若获得政府补助，哑变量取1，未获得政府补助哑变量取0。

(6) 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户主婚姻状况、户主政治身份、户主健康状况、家庭总人数中儿童(0~14岁)占比和老年人(65岁以上)占比(陆铭等，201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房价压力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如下：

$ {\rm{ In}}\mathit{consum}{\mathit{p}_{it}} = {\beta _0} + {\beta _1}{\rm{ln}}{(\mathit{house}/\mathit{income})_{it}} + {\beta _2}{\rm{ln}}{X_{it}} + \mathit{yea}{\mathit{r}_t} + {c_i} + {u_{it}} $

(1)

其中，i表示家庭，t表示时间，consump表示家庭文化娱乐消费，(house/income)_it表示家庭i在第t期的房价收入比指数，X_it是控制变量，year_t是时间固定效应，c_i是个体固定效应，u_it是误差项，β₀、β₁、β₂是待估计参数，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

在基准回归中，以居民文娱休闲消费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房价收入比指数的对数为解释变量，考察房价收入比指数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从表 2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总体来说，无论是否添加主要控制变量，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房价收入比指数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均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检验，并且，二者的相关系数为正。检验结果说明居民承受的房价收入比指数越大，居民的文化消费的水平越高。同时家庭总收入、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对居民的文娱休闲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的文化消费氛围和政府补助对居民文娱休闲支出的影响未通过10%显著性检验。

综上所述，在基准回归中，房价压力刺激了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加。

(二) 房价压力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机制分析：口红效应存在性检验

尽管通过上文基准回归的估计，证实了房价收入比指数对文化消费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是，“高房价”同时也代表了住房财富的增值，为了分离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并检验高房价收入比对文化消费影响口红效应的存在性，本文设计了以下的检验方法：第一，如果房价收入比指数的上升对居民文化消费的提升是基于财富效应的作用，那么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文化消费的提升作用上，也会同时提升总体的消费水平。因此，本文以房价收入比指数对居民总消费的影响来检验房价收入比指数财富效应的存在性。第二，房价收入比指数以口红效应传导而促进居民文化消费提升的作用机制是在房价与收入逐步失衡的生活压力之下，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有限的情况下，选择廉价且非必需的文化产品作为排解压力，抚慰心灵的方式。因此，本文选择房价收入比指数对单价相对较低的居民食品衣着消费和单价相对较高的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来检验口红效应的存在性。

表 3中第(1)列汇报的是房价收入比指数对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房价收入比指数与居民的总消费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与石永珍(2017)、李江一(2017)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高房价”挤出了居民的总消费。这个结果可以证明对于仅拥有一套及以下住房资产的居民来说，房价收入比指数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

表 3中第(2)、(3)列分别汇报了房价收入比指数对居民耐用品消费和食品衣着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房价收入比指数与耐用消费呈现负相关关系，且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检验。说明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高房价挤出了居民耐用品的消费。同时，房价收入比指数对食品衣着消费的影响通过了10%显著水平的检验，且呈现正相关关系。表 3的回归结果证明了由于“高房价”产生的压力促使消费者增加文化消费、食品消费、衣着消费等单价较低的消费门类产品的需求。同时，由于高房价导致样本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有限，因此“高房价”压力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未能体现在以耐用消费品为代表的高单价消费品中。这一结果证明了“高房价”压力口红效应的存在性。

综上所述，房价收入比指数与总消费的呈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财富效应并不是房价压力提升文化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同时，房价收入比指数正向促进消费者对食品消费、衣着消费等单价较低的消费品类的需求，但是其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在以耐用消费品为代表的高单价消费品中未体现。这一结果验证了口红效应是房价压力对文化消费刺激作用的传导机制。

(三) 稳健性检验

根据消费者的自控力、所处的生命周期特征以及其社会地位的不同，房价压力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有所差异。本文设计了以下分组检验的方法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1、按照居民的区域消费文化属性分组检验。

消费观念对于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已经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反复证明(Carroll et al., 2000；杨蓬勃等，2014)。综合来看，西方国家消费者通常表现为开放的消费文化，东方国家消费者通常表现为谨慎的消费文化。在东方国家中，西方文化的渗透度即消费文化的开放度越高，消费者在面临压力时消费中的自控力越弱(叶德珠，2012)。本文借鉴杨蓬勃等(2014)的研究成果以信用卡应收账款额占消费信贷余额的比例，即信用卡渗透度作为西方文化渗透的代理变量。其中，信用卡渗透度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信用卡渗透度越高，代表该地区的消费者更开放，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更容易丧失自控力进行冲动消费。

按照信用卡渗透度由高到底将研究样本分为四组^①，具体分组结果见表 4所示。其中，Ⅰ类地区的信用卡渗透度最高，即Ⅰ类地区对开放的消费文化的接受度最高，其他三类地区消费文化开放度依次降低。

① 由于篇幅限制，具体的分组过程不在正文中展示，如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将样本家庭按照其所处地域不同进行分组回归，在表 5中，第(1)列—第(4)列分别汇报了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房价收入比指数对该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系数。从第(1)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房价收入比指数对该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强，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Ⅰ类地区也是我国消费文化开放度最高的地区。同时，我们注意到在(3)、(4)列中，房价收入比指数对这两类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该地区包括我国西部及东北各省份。该类地区人口居住较为分散，“高房价”并不构成居民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同时该地区居民消费理念较为保守，对于文化消费等非必需品消费较为谨慎。

从消费文化指标分组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消费文化正向调节了基于压力效应的住房资产对文消费的促进作用，开放的消费文化下消费者在面对“房价压力”时，更容易由于丧失自控力的认知偏差而进行“释压型”的文化消费。

2.按照家庭不同的收入阶层分组检验。

如我国古语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居民文化消费的需求一定是在物质需求满足的前提下才会产生的。借鉴石永珍等(2017)的方法，本文构造了家庭收入地位的变量具体方法是，先分别计算2014年和2016年调查中，每个家庭的年可支配收入与当年所有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然后取这两个比值的平均值，最后对所有家庭按平均值排名，得到家庭的收入地位变量。，按照该变量的取值将样本家庭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表 6的回归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阶层在“房价压力”下进行“释放压力型”文化消费的需求最强烈，高收入家庭其次，低收入家庭反而不显著。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限制，高收入家庭也最多只有一套房的产权，而我国居民的财富主要以房产的形式存在，本文中的“高收入”家庭只是相对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并非绝对意义的高收入群体，依然要面对“房价压力”的影响。对于低收入组来说，房价的高涨可能已经挤出了其所有类型的消费，因此对于文化消费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3.按照家庭不同教育层次分组检验。

文化消费具有典型的门槛性的消费特征。所谓门槛性指的是只有当消费者本身的文化资本积累满足文化产品消费的特定门槛要求后才能实现消费的效用水平。由此，本文按照家庭中户主学历水平，将样本分为高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等学历(中学至大学本科或同等学历)、低学历(小学及以下学历)三组分别考察住房资产压力效应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房价收入比指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仅有中等学历和高学历家庭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文化消费门槛性的存在，对于低学历群体来说，文化消费获得的效用较低，并不能成为其“释放压力型”消费的最优选择。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CFPS2010年、CFPS2012年、CFPS2014年采集的微观面板数据，探讨了“房价压力”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构建了“房价收入比”指数，作为“房价压力”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房价收入比指数与居民文化消费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验证房价收入比指数对居民总消费、耐用品消费和食品衣着消费的影响之后发现，在本文的样本条件下，房价收入比指数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口红效应是高房价压力下居民文化消费增加的主要传导机制。进一步的将研究样本区分为不同的消费文化、收入阶层和受教育阶层分析后发现：开放的消费文化下高“房价压力”对居民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房价”下居民进行“释放压力型”文化消费的需求最强烈；同时，鉴于文化消费的门槛性特征，高学历层次的居民在面对“高房价”压力时更倾向选择文化消费作为释放压力的渠道。

本研究从理论层面说明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虽然不断攀升的房价导致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挤出了居民的大宗消费，降低了总体的消费率水平。但是，由于文化消费具备廉价非必需品的属性，能够在消费者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起到释放压力，提升幸福感的作用，因此，在“房价压力”之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反而增加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从理论层面证明了文化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房价过高而造成生活压力，为在高房价宏观背景下，促进文化消费和新兴消费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由于研究数据的限制，本文的研究未能体现不同类别文化消费的特殊性，未来需要利用更丰富的数据资料，探讨“房价压力”对居民不同类别的文化消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