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上市公司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后文简称为各省市)的区位分布极不均衡，广东省最多为369家，北京市也达到了219家，但是在西部的西藏、青海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为10家左右。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打造总部经济，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公司总部落户，从而导致了上市公司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进行总部的迁移。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上市公司如此不均衡的分布，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现象的发生，无论对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理论界来说，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可以深化对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的理解，对实务界来说，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总部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受到政府的巨大影响，无论对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是如此。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地政府功不可没，在宏观经济突飞猛进的背后，微观层面是大批企业的迅速成长，更进一步，最优秀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成为公众企业。从根本上说，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影响了本地上市公司的数量。在政府治理风险小的地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上市公司数量较多，而治理风险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上市公司数量较少。本地上市公司数量有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本地区成长起来的优秀上市企业，另一方面是通过总部迁移而获得的外地上市公司。因而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企业获得大量机会，成长为上市公司，同时其他地区的上市公司为了规避政府的治理风险，寻求更好的盈利和发展空间而将总部迁移到治理风险小的地区。因而本文认为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可能影响各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同时主导了上市公司总部的迁移。

但是在同一地区的公司同时存在总部迁移和没有迁移的现象。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上市公司董事会政治关联情况的差异。政治关联是上市公司所拥有的独特资源，一方面本地政治关联资源越多，规避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如果拥有同目的地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关系，用来实施总部迁移的资源越丰富，寻求治理风险较小地区的动机越强烈。因而本地区政治关联资源越多迁移的可能性越小，而外地或中央政府政治关联越多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本文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视角，研究其对地方上市公司数量、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影响，并检验董事政治关联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交互作用对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影响。

文章其他部分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评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评述

由于总部聚集以及总部迁移现象的日益增多，学术界的注意力逐渐聚焦于此。国外学者对于总部迁移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而国内刚刚起步。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方面是从企业内部的微观角度进行，从诸如公司成立时间、规模以及是否发生并购等因素研究对企业总部迁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从企业外部的宏观角度进行，研究地区就业率、税收以及发展水平等对总部迁移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企业总部聚集以及迁移现象的研究还比较简单，通常使用趋势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内容分析等方法。潘峰华等(2013a)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总部的区位分布，发现东部地区诸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是总部的主要聚集区域，城市的发展水平对总部的集中有重要影响，他们的研究为总部聚集和迁移的研究提供了参考。魏后凯、白玫(2008)系统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基本情况，并对迁移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总结，认为对资本、技术、人才以及信息的更高要求是促使企业总部发生迁移的重要原因。潘峰华等(2013b)研究了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情况，认为总体趋势是从行政级别低的城市迁往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并对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这些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对结论进行实证的检验。当然也有学者利用简单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对总部发生迁移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公司总部有聚集现象。利用因子分析法吴波等(2012)对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迁移是为了获得知识溢出、商务服务以及信息沟通的优势。在没有使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姜海宁等(2011)利用回归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企业500强总部的聚集的影响因素，认为服务业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便利程度、人力资源以及权力等因素是影响总部聚集的重要因素。于此同时，吴波(2013)以泉州重要鞋类企业总部迁移的案例研究发现，企业对结构性和关系性资源再匹配的寻求是这些公司总部发生迁移的重要原因。利用内容分析法杨菊萍、贾生华(2011)研究116次的公司总部迁移，认为政策、经济、战略以及情感是总部迁移的动因。已有的文献虽然对中国公司总部的聚集以及迁移现象进行了较多的分析，对未来的研究有重要启示作用，但是由于使用的方法简单，可能会得出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结论。

国外学者对于总部聚集和迁移现象研究较早，成果也相对丰富。Forsgren et al.(1995)认为无论是国内迁移还是跨国迁移，分部与总部之间重要性的逆转是迁移的重要原因，同时公司的规模、年龄、服务市场的规模、业务变化以及并购都可能对总部的迁移产生影响(Brouwer et al., 2004)。Henderson and Ono(2008)认为当总部和生产基地分开时，服务外包的可能性会影响总部区位的选择，Strauss-Kahn and Vives(2009)从地区层面和公司层面研究了总部的迁移行为，认为工资、税收、航空便利性、同生产基地的距离、总部的数量、金融以及服务业就业率会影响一个地区对总部的吸引力，同时公司销售利润、公司年龄、并购行为、外国股东持股比例会最终影响总部是否迁移。这些学者多以公司总部在一国之内的迁移作为研究对象，伴随着跨国公司总部迁移的不断发生，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Birkinshaw et al.(2006)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总部迁移行为，认为海外业务占比越大、东道国商业环境的吸引力以及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越强，总部迁移的可能性越大，而分支机构同总部的相互依赖程度越强、公司股权越集中，总部迁移的可能性越小。Laamanen et al.(2012)研究了欧洲企业总部的跨国迁移行为，认为地区之间拉力和推力最终导致这种行为的发生，不同的作用力来自于税收、就业率的差异。国外学者非常深入的研究对于理解公司总部聚集和迁移现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有其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分别从公司内部微观要素和外部宏观要素进行研究，甚至同时对两种因素进行分析，但是并没有关注两种关联要素的交互作用；其二，诸如就业率、税收、航空便利性等要素虽然对公司聚集和迁移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最根本、影响最广泛的因素。由于地方政府是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因而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而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对政府要素的考察。

地方政府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研究地方政府的治理风险对于公司总部聚集以及迁移的影响，并研究治理风险同企业政治关联的交互作用对迁移的影响，以期更深刻的揭示问题的本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实证的方法深入的研究了影响公司总部聚集和迁移的因素，有助于对这种现象的理解；二是，从根本上挖掘影响现象的因素，较早进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研究；三是，考虑了外部要素政府治理风险和内部要素政治关联交互作用对总部迁移的影响，这在国内是首次，为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000年以来，伴随着国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总部迁移现象，并在部分区域聚集，国外学者对此现象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从区域的吸引力(Strauss-Kahn and Vives, 2009；Birkinshaw et al., 2006；Laamanen et al., 2012)、公司的特征(Forsgren et al., 1995；Strauss-Kahn and Vives, 2009；Henderson and Ono, 2008)角度进行研究。对于总部聚集和迁移的研究也逐渐吸引了国内学者的目光，研究的角度同国外学者基本相同，只是方法相对简单。由于产业聚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陈阳、唐晓华，2019)以及提升企业产业生产率(陶锋等，2018)，吴波、郝云宏(2019)考察了这种聚集效应对于企业总部迁移的影响。尽管有学者研究了政策(杨菊萍、贾生华，2011；杨本建、毛艳华，2014)以及制度(Granovetter，1993；Martin，1999)对总部迁移的影响，但是尚未关注政府治理风险对于总部区位分布的影响。地方政府制定本地的政策并对制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是总部聚集和迁移最根本的原因，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研究政府的治理风险对总部聚集和迁移的影响。

在公司治理的研究过程中，李维安(2005)从风险不确定性视角出发，认为公司治理风险是在对公司所有权、控制权及剩余索取权配置进行制度安排的过程中，由于内外部环境变化以及事前未能预料因素的影响，导致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公司治理目标偏离的可能性。公司和政府机构都是追求不同范围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前者追求本公司的盈利最大化，而后者追求社会整体目标最大化。借鉴公司治理风险的定义，我们认为政府治理风险是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由于机构设置、制度安排以及政策执行过程的不合理或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环境而导致偏离社会整体目标的可能性。已有学者对政府治理以及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地方政府建立一系列包括维护经济稳定、提供基础设施以及公平的税收体制在内的制度框架(Herman et al., 2000；李文彬、魏铭，2015)，政府治理对诸如基础教育、城市公用设施供给在内的宏观要素产生影响(傅勇，2010；潘春阳、吴柏钧，2019)，进而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产生影响(Leuz and Oberholzer-Gee, 2006；Fan et al., 2009；Jiang et al., 2010)，甚至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陈德球等，2011)。同时Granovetter(1993)、Martin(1999)认为在分析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以及迁移时应从制度角度展开。虽然已有研究关注制度以及政府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但是还没有学者对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影响特别是对总部迁移的影响进行考察。

在新兴经济国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强烈的干预(Fan et al., 2011)，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直接或间接对企业的经营、融资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表现为“支持之手”效应和“掠夺之手”效应。地方政府治理风险本质上是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是否适合地方发展的实际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如果适合治理风险就小，否则就大。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影响公司总部聚集和迁移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政府治理风险会影响到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变化频率，在治理风险大的地区规则经常性的变化，给企业的运营增加额外的成本，包括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发生变化，企业首先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新规则，然后对不符合规定部分进行调整，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企业对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成本进行判断，如果大于实施总部迁移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可能选择合适的治理风险小的区域并实施总部迁移。其二是治理风险还可能会对政府是使用“支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围绕区域发展开展“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4)导致了地方政府为本地区的发展进行激烈的竞争。治理风险大的地区，由于制度不完善，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的经营方向、资源等进行调控，使公司的发展符合当地政府的利益(可能是短期的)，甚至使用企业资源承担诸如就业、社会保障、公益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以获取政治资本。而在治理风险小的地区，制度比较完善，政府的资源掠夺手段被限制。与此同时为了地区的发展，地方政府制定符合发展的长远规划，并实施对企业有利的融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治理风险较大地区的经营成本较高而治理风险较小地区的经营成本较低，导致决策者选择逃离“掠夺之手”地区，把总部迁往“支持之手”地区。不同地区“掠夺之手”的推动作用和“支持之手”的拉动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总部的迁移决策。

政府治理风险对总部的迁移可能产生影响，而企业政治关联情况会削弱或增强治理风险的作用，进而对企业总部的迁移决策产生作用。在制度落后的地区，企业通过政治关联寻求产权保护、获得发展资金以及其他的稀缺资源(余明桂等，2010；Faccio，2006；Claessens et al. 2008)。政治关联作为企业的独特资源与政府治理风险共同影响公司的总部迁移行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拥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同政府的联系密切，可能会先于其他企业了解新政策的制定或已有政策的调整，因而会有更充分的时间根据未来政策的变化对企业战略进行调整，信息优势可以部分甚至完全消除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的增加；其二，在得知可能的政策变化时，会通过自己同政府的密切关系，说服其实施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或者争取不利政策的豁免权。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政治关联都会抵消政府治理风险的不利影响。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只能选择“以脚投票”将总部迁往治理风险较少的地区，或迁往拥有政治关联资源的地区。政治关联同政府治理风险的共同作用，促使企业总部留在或迁往特定地区。

鉴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试图检验如下假设：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较大本地企业总部数量会较少，且会促使总部向外部区域迁移；本地区政治关联会抑制总部迁移的倾向，其他地区以及同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关系会增强总部迁移的倾向，当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较大时，迁移的倾向会被强化。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2001—2012年上市公司总部聚集以及迁移，对于总部聚集情况，需要中国31个省市上市公司数量，主要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获得。在研究总部迁移状况时需要总部发生迁移的公司信息，对于这些信息没有统一的机构发布，需要从年报中查找董事会办公地址发生变化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包括跨省迁移以及各省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迁移。通过搜寻，将2001—2012年确认的发生总部迁移的213家上市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公司总部可能实施了不止一次的迁移)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检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和政治关联的交互作用对总部迁移的影响时，使用拥有董事信息的发生迁移的184家以及未发生迁移的184家配对上市公司样本。

对数据来源情况说明如下：各省市上市公司总部数量来源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迁入上市公司总部数量、迁出上市公司总部数量、上市公司总部变化情况通过手工查询上市公司年报中董事会办公地址变化信息获得。职务犯罪人数和职务犯罪件数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版的《中国检察年鉴》中手工收集获得，通过查找《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务人员数量，计算获得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和职务犯罪件数比率。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中央政治管理董事数量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董事简历信息中手工收集获得。财政负担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支出和公务人员数量计算获得，人口数量、人均GDP、第三产业GPD、金融业GDP、规模以上企业数量、普通高等院校数量、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上网人数、医疗机构数量、客运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 关键变量定义与说明 1. 因变量

为了验证假设本文定义了五个因变量，上市公司总部数量、迁入上市公司总部数量、迁出上市公司总部数量、上市公司总部变化情况以及总部是否发生迁移，上市公司总部数量为本省市存在的上市公司数量，迁入上市公司总部数量、迁出上市公司总部数量为各省市年度总部迁入和迁出的上市公司数量，上市公司总部变化情况是由外省迁入本省的上市公司总部数量与本省迁往外省的上市公司总部的数量之差计算获得。总部是否发生迁移，发生迁移为1，否则为0。

2. 自变量

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给出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定义和衡量方法，但是有学者对政府质量和政府治理进行了研究。La Porta et al.(1999)认为质量良好的政府有三个特征：提供较低的税率以及较好的产权保护、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政府廉洁和高效。Fan et al.(2011)给出了政府质量的定义，认为政府质量是使服务对象获益的程度、法律法规是否合法以及是否以被广泛接受的方式执行。陈德球等(2011)从产权保护、政府效率和腐败角度衡量了政府质量，傅勇(2010)利用政府财务负担、反腐败测度了政府治理水平。我们认为政府质量与政府治理风险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也存相同之处。差异在于治理风险是衡量的一种可能性，而质量则衡量的是一种既定的事实，政府治理风险和质量的共同之处是，质量高的政府可能治理风险小，反之亦然。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使用职务犯罪人数比率、职务犯罪件数比率、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衡量地方政府治理风险。

职务犯罪包括贪污贿赂、渎职侵权两个方面，职务犯罪人数和件数越多表明一个地区政府制度完备性、执行效果、以及与现实情况的适合程度越差，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越大。同时，财政负担考量一个地区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支出水平越高可能说明需要解决的问题越多，因此也作为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一个衡量指标。

关于政治关联的衡量，本文借鉴吴文峰等(2008)、Chen et al.(2011)、徐业坤等(2013)的定义，董事为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记为1，否则为0，相加即是董事会中政治关联董事的数量。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即为本省市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董事数量；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为本省以外省市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董事数量；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为中央政府的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董事数量。在检验政治关联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交互作用对总部迁移的影响时，样本中包括进行跨省迁移和省内不同城市之间迁移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总部在省内不同城市之间迁移时，计算拥有政治关联关系董事的数量时，同上述计算方法有所变化：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为本市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董事数量；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为本市以外地区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董事数量；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除了包括中央政府的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董事数量，还包括本省省级部门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董事数量。

3.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学者的关于公司总部聚集和迁移的研究成果(潘峰华等，2013a；吴波等，2012；潘峰华等，2013b；姜海宁等，2011；吴波，2013；Strauss-Kahn and Vives, 2009；Laamanen et al., 2012)，本文对人口数量、人均GDP、第三产业GPD、金融业GDP、规模以上企业数量、普通高等院校数量、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上网人数、医疗机构数量、客运量进行了控制。变量的定义和衡量如表 1所示。

(三) 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本文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从表 2可以看出，2012年上市公司在各省市的分布情况非常不均衡，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广东、浙江、江苏分别为369家、247家和236家，西部地区省份较较少，宁夏、西藏与青海为10家左右。2001—2012年12年间上市公司总部在各省市迁移状况差异非常大，变化最大的为北京和上海，北京地区迁入和迁出数量分别为46家、13家，净迁入量为33家。上海地区迁入和迁出数量分别为25家、13家，净迁入12家。总体上看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趋势为，从中西部、东北等不发达地区迁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地区。于此同时，省内上市公司总部也发生了较多的迁移，最多的省份为江苏和浙江都为9家，迁移趋势多从普通城市迁往省会城市。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3是使用Stata软件利用混合面板数据的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了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上市公司总部聚集与迁移行为的影响，模型3-1是以职务犯罪人数比率为自变量、以各省市上市公司总部数量为因变量进行的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职务犯罪比率对上市公司总部数量有显著负向影响。模型3-2、3-3分别使用职务犯罪件数比率、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作为职务犯罪人数比率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3-2的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然而模型3-3的结果显示，同预期结果相反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财政支出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地区的治理状况较差导致财政的支出较大减少了上市公司的数量(通过迁出)，另一方面财政支出较多对公司可能会产生支持效应，促使总部数量的增加(通过迁入和本地公司成长上市)。模型3-4检验了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对本地区总部迁入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对外部地区上市公司总部的迁入有显著负向的影响。模型3-5、3-6是对模型3-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职务犯罪件数数比率、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同样对本地区总部的迁入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说明模型3-4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模型3-7检验了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对本地区总部迁出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对本地上市公司总部的外迁没有显著影响。模型3-8、3-9是对模型3-7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职务犯罪件数比率对本地区总部的迁出没有显著影响，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对本地区总部的迁出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是显著性不是非常强)，表明模型3-7的结果基本是稳健的。为了进一步对结果进行验证，本文对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与上市公司总部数量变化进行了回归检验，模型3-10检验了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对本地区上市公司总部数量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对总部的净迁入量有显著负向的影响，模型3-11、3-12是对模型3-10结果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职务犯罪件数数比率、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同样对本地区上市公司总部数量的变化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说明模型3-10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4显示的是使用Stata软件运用Logit模型回归方法，利用进行迁移和未进行迁移的配对上市公司样本，检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企业政治关联对总部是否实施迁移影响的回归结果，同时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同企业政治关联的共同作用对是否进行迁移的影响。模型4-1显示的是在不考虑交互作用时，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对上市公司总部是否发生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同是否发生迁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与是否发生迁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职务犯罪人数比率与是否发生迁移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显著的促进了总部的外迁，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显著的抑制了总部的外迁，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对是否外迁没有影响。模型4-2、4-3、4-4是在考虑政府治理风险同政治关联交互作用时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同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的乘积项与是否迁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拥有其他地方政治关联关系越强，本地区的职务犯罪人数比率越大，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可能性越大；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同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的乘积项与是否迁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即使本地的政治关联关系有可能抑制总部的迁移，但是本地区政府治理风险的提高还是可能促使上市公司总部发生迁移；职务犯罪人数比率同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与是否迁移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两者的交互作用的影响不明显，可能因为两者对总部迁移的影响方向相反，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了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重大影响。

模型4-5、4-6、4-7和4-8显示的是使用职务犯罪件数比率替代职务犯罪人数比率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4-1、4-2、4-3、4-4的回归结果是非常稳健的。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使用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作为职务犯罪人数比率的替代变量，4-9、4-10、4-11和4-12的结果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结果显示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同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的乘积项与是否迁移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同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的乘积项与是否迁移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同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的乘积项与是否迁移的回归系数为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公务人员人均财政支出所代表含义的复杂性，一方面说明了地区治理风险问题较多需要较多的财政支出的支持，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增加可能会对这些聚集地区优质资源的上市公司进行补贴和扶持，造成了对总部迁移的抑制，具体的原因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中国是处于转型时期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甚至行政命令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控，同时对微观企业的重大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上市公司总部聚集以及迁移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考察了公司内部董事政治关联情况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

其一，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越大，本地区上市公司总部数量越少。可能的原因在于，作为理性人的政府组织及官员有着自身利益的考虑，治理风险越大直接或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可能性越大，同时路径也越多，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牺牲公司的利益，导致一方面本地企业难以获得成长的机遇进而丧失上市的机会，另一方面促使本地上市公司总部的外迁，同时抑制其他地区企业迁往本地，并最终导致本地上市公司总部数量较少。

其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越大，总部迁往其他地区的本地区上市公司越多，迁入本地的其他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越少，总体上显著促进了本地区总部向外迁移。这可能说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大的地区，由于政策不稳定、扶持措施少而不利的措施或政府行政命令多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浪费了发展的机会。为长远的发展考虑，企业可能做出把总部迁往治理风险较小地区的决策。

其三，董事的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的总部迁移产生作用，并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一起共同影响企业总部的迁移决策。具体的讲，在不考虑两者交互作用的时候，其他地区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中央政府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的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本地区的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迁移有显著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政治关联为企业提供了独特的资源，在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资源越多越可能促使公司进行总部发生迁移以获得其他地区的资源，同中央政府拥有政治关联时，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更多决策自由度更大，因而更能促使上市公司总部发生迁移，在本地的政治关联使得公司可以获得本地区的资源，发生总部迁移的成本相对增加，因而抑制了总部的迁移。在考虑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与董事政治关联交互作用时发现，在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越大的地区，其他地区政治关联董事数量越多，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即使存在本地的政治关联资源，治理风险也会促使公司进行总部迁移。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治理风险与政治关联推和拉的作用，本地较高政府治理风险的推力，其他地区较多政治关联的拉力，同较低其他地区政府治理风险以及较少本地政治关联对迁移的作用力，共同作用于总部迁移的决策。

同时，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明得出的结论是稳健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财政支出的作用。

对实践的启示是，地方政府正在打造总部经济，应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并减少行政命令干预等方式降低本地区的政府治理风险，吸引更多的总部迁往本地，并以此为本地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制定法律法规，减少现有或以往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公司任职，避免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给公司的发展创造市场化的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研究领域还是一片处女地，本文关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上市公司总部聚集以及迁移影响的研究只是起到了起步阶段的理论探索作用，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对政府治理风险如何影响政府“掠夺之手”和“支持之手”起作用的进行考察，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对此进行深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