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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族承诺有利于家族企业创业吗(Zahra et al., 2008, p.1050)?家族企业受家族和企业两个系统共同影响，家族承诺——家族成员对企业信念与目标支持，自身贡献企业以及与企业荣辱与共的程度，是家族系统影响家族企业的重要组成维度(Klein et al., 2005；De Massis et al., 2014)。最近研究表明，一方面，家庭承诺会直接影响(将家族承诺视为预测变量)诸多家族企业行为决策，包括战略灵活性(Zahra et al., 2008)、非经济目标(Chrisman et al., 2012)、国际化(Segaro et al., 2014)、企业社会责任(Zhou, 2014)；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家族承诺(将家族承诺视为调节变量)还影响着家族企业的财务决策态度(Koropp et al., 2013)、创新绩效(Hatak et al., 2016)、主动环境战略(Dou et al., 2017)。从上述被解释变量来看，现有的研究几乎都聚焦于家族承诺对企业战略领域因变量的影响，而对于创新创业领域的因变量关注较少，家族承诺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创业行为还罕有研究。
中国家族企业大多数集中在国民经济体系相对低技术、低成本、低附加值行业(李新春，2010)，在政府提倡的以创新创业为基础的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研究和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如何创新发展是一项具有时代性和紧迫性的课题(杨学儒等, 2017, 2018)，关注家族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将有助于学者更全面地了解其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实现永续经营(刘嘉琦等，2018)。不论是个体还是企业层面创新创业，都具有很强的风险承担属性，以个体层面来说，创业最早的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Cantillon在1755年所提出：创业者需承担以固定价格买入商品并以不确定的价格卖出的风险；以企业层面来说，风险承担是创新创业型企业的核心维度(Miller, 1983; Hogan and Coote, 2014; Anderson et al., 2015)。从这个意义来说，创新创业的研究离不开对风险承担的关注。高家族承诺有利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吗？
研究显示，无论在家族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家族承诺与家族企业长期导向都密切相关。在家族层面，高承诺的家族企业会有更细致的传承培训准备(Lansberg and Astrachan, 1994)，与家族企业长期导向密切相关(Breton-Miller and Miller, 2006)；在企业层面，高承诺的家族可以建立信任和积极的员工间关系(Zhou, 2014)，导致对企业正式控制减少(Zahra et al., 2008)，战略控制增加(Hsu and Chang, 2011)。战略控制意味着企业使用长期战略相关控制(而非财物相关)的标准来评估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和绩效(Hitt et al., 1996; Hatak et al., 2016)。
创新领域学者研究显示，长期导向下会导致员工关注长期的奖励和晋升，使他们更有可能承担创新性风险行为(Kunkel, 1997; Wei and Atuahene-Gima, 2009)；但在家族企业研究者的认识中，出于对家族控制权和声誉的保护，长期导向更可能约束风险承担行为(Lumpin et al., 2010)。那么，中国情境下，家族承诺、企业长期导向以及风险承担的关系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中介概念模型：提出企业长期导向在家族承诺与风险承担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的假设。基于2015年中国范围内非公有制企业调研，通过对877个家族企业样本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意义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我们聚焦于创新创业的核心维度：风险承担，通过实证研究，本文检验了家族承诺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显著正相关，回应了Zahra et al.(2008)的研究问题，推动了家族承诺在创新创业领域的研究发展；第二，Uhlaner et al.(2007)研究显示承诺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升，“但并不清楚是何种负责任的企业战略引发了企业绩效的提升”。不仅是绩效，家族涉入到家族企业创新，其中的机制也一直属于“缺失的一环”(Carnes and Ireland, 2013)。就本文而言，我们不仅验证了家族承诺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并通过引入企业长期导向，弥补了以往家族涉入到企业产出之间的缺失环节，发展并验证了高家族承诺与风险承担之间企业长期导向的中介作用，探究了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行为的中间机制。第三，我们验证了企业长期导向在中国家族企业情境下，并非有碍而是促进了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 家族企业风险承担：不容忽视的家族意愿影响家族企业中具备何种独特特征，使其相较非家族企业获得可持续企业成长，是学者近年来研究家族企业的热点话题。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其加长企业创新投资回报的时间窗口所造就的结果(Breton-Miller and Miller, 2006; Zellweger, 2007)；有学者则认为是由于家族企业公司创业使其获得可持续的企业成长(Fu and Si, 2018; Eddleston et al., 2012)；此外，Naldi et al.(2007)，Short et al.(2009)则提出家族企业所具有的创业导向尤其是相较于非家族企业所显示出的长期导向下的公司创业导向，是家族企业取得可持续成长绩效的核心所在。
不论是企业创新投资、公司创业还是公司创业导向，都离不开其中关键的决策维度——风险承担。风险承担是指企业在不确定下将资源不断投入到风险性事业中以完成组织目标的行为(Baird and Thomas, 1985; Rauch et al., 2009)。企业的项目或创新投资本身伴随着大量的风险承担；公司创业中的风险性是企业各层级尤其是中高层管理者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Shimizu, 2012)；而至于公司创业导向，风险承担、创新以及主动是衡量企业是否为创业型企业的三个维度(Miller, 1983)，近年有学者重新审视了公司创业导向的概念，提出创新性与主动性本身便内嵌有风险承担，风险承担维度是创新性与主动性的基础(Anderson et al., 2015)。风险承担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创业导向三个维度中最应被重视的维度(Naldi et al., 2007;张玉利、田新, 2010)。
在风险承担方面，家族企业有怎样的表现？过去西方的研究中，以家族层面探究二者关系，从能力的角度(主要包括所有权、管理权等的涉入)审视企业风险承担为主，得出的结果多数认为家族企业常常因为追求稳定而不倾向风险承担(De Massis et al., 2014)。然而，家族涉入所涉维度内容较为复杂(杨学儒、李新春，2009)，笼括地看，可将之分为能力的涉入和意愿的涉入(De Massis et al., 2014)。然而现有研究还鲜有文章从家族意愿涉入的角度审视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家族意愿用以形容家族在处理不同行为决策时的喜好倾向(De Massis et al., 2014)，家族控制企业的行为决策很大程度由家族的意愿决定(Dou et al., 2017)，家族意愿甚至被称为是家族企业的“家族本质”(family essence) (Chrisman et al., 2012, p .268)。家族承诺是家族意愿最主要的预测指标之一(Dou et al., 2017;Chrisman et al., 2012; Klein et al., 2005)，家族承诺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如何呢？
(二) 家族承诺与企业风险承担家族承诺属于家族文化的一部分(Klein et al., 2005; Zahra et al., 2008; Segaro et al., 2014)，其植根于家族成员的价值观(Chrisman et al., 2012)，为家族企业带来家族性资源(Arregle et al., 2007；Lumpkin et al., 2011)。本文认为家族承诺能分别从有形和无形两方面资源投入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
首先，家族企业中家族承诺越高，家族愿意为企业系统中的风险项目投入更多有形资源。从资源来源看，包括家族创始人自己的资源(Uhlaner et al., 2007)，企业主配偶的资源(Auken and Werbel, 2006)以及其他家族成员的家族性资源(Lumpkin et al., 2011)；从资源形式看，既包括物质方面的财务资本；也包括家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Sirmon and Hitt, 2003)。来自家族的上述资源为企业的风险承担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无形资源方面，是在家族企业中产生“管家”文化，对非家族员工形成激励。企业文化属于企业独特资源并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Barney, 1986)。家族承诺使家族高层股东成员间保持和谐与信任(Lumpkin et al., 2011;Eddleston and Morgan, 2014)，家族高层形成的这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传染”给所在家族企业的非家族员工(Zahra et al., 2008;Zhou, 2014)，使其感受到家族企业来自家族高层股东对企业的价值承诺(Davis et al., 2010)，促进企业中员工的组织承诺和主人翁精神的管家文化产生(Davis et al., 2010; Zahra et al., 2008)。在此条件下，员工将具有更高的独立自主性以及责任感，员工能更好地开发具有创造力的商业想法、策略，进行风险承担(陈志军等，2017)。举例来说方太集团的茅理翔家族学儒用儒，家族成员保持和谐的同时培育员工股东心态，对于方太具有风险性的产品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张祖安，2010)。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H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族企业中家族承诺越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越强。
(三) 企业长期导向及其中介作用以下部分本文将从文化—战略—行为来阐述企业长期导向的中介作用。高家族承诺的家族企业，其家族成员对家族企业贡献和荣辱与共的程度越高，家族文化对于家族企业产生的烙印也越高(Zahra et al., 2008)。管理学中的文化学派认为，企业战略根植于企业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价值观念，换言之，企业文化深层次地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它通过将企业组织中各种有益的因素进行整合以发挥作用而最终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项保华、李庆华，2000)。企业长期导向作为一项战略决策(Wang and Bansal, 2012)，一般认为相较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更具有这种企业优先考虑长期影响，并能容忍企业目标、具体投资等在一定时间后才有成果输出的战略(Breton-Miller and Miller, 2006; Lumpkin et al., 2010)。高承诺的家族通过建立信任和积极的员工间关系所塑造的管家文化，导致家族对企业正式控制减少(Zahra et al., 2008)，战略控制增加(Hsu and Chang, 2011)。战略控制，是相较于财物控制而言的(Hitt et al., 1996)，它意味着企业使用长期战略相关，而非短期财物相关的标准来评估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和绩效(Hitt et al., 1996；Hsu and Chang, 2011; Hatak et al., 2016)。当高承诺家族文化注重并形成企业长期导向战略时，企业员工没有短期的绩效压力和解雇压力(Breton-Miller and Miller, 2006)，企业的长期战略达成后赚取的利润和财务绩效在同业企业中会更多地发放给员工(Barsade, 2002)，企业也能够更加宽容和支持员工在冒险行动中的失败(Calantone et al., 2003)。换言之，长期导向战略使员工收集和分享信息的完成客户常规性需求只是其工作内容一部分，在长期奖励回报系统激励下，员工将被鼓励和支持进行诸如基础性研发、项目论证以及市场不确定分析，促进他们的冒险和创造性行动(Wei and Atuahene-Gima, 2009)。
因此，高家族承诺更可能引发给家族企业形成战略控制，战略控制要求企业管理者追求企业长期战略而非短期财政提升，在这种家族企业战略导向下，家族企业员工更可能推动和实施风险性行为。而上述过程体现的是家族承诺向风险承担转化中企业长期导向的中介作用。即高承诺家族通过长期导向可以更好地实现企业的风险承担。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家族企业长期导向在家族承诺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来自于2015年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浙江大学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状况评价”项目所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研，研究问卷设计分为企业家卷(A卷，由企业主填写与家族相关的问项)和财务经理卷(B卷，由财务经理填写与企业经营方面的问项)，对于调研省份的选取，首先按照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将31个省份分为高、中、低三组并进行编号，采用rand between(n, n+9)函数在EXCEL软件中进行随机抽样，每组抽取4个省份作为调研地。最终选取广东、浙江、辽宁、福建、河北、安徽、湖南、四川、云南、陕西、新疆、贵州12个省作为调研的目标省份，在目标省份，由工商联工作人员通过上门访谈或邮寄问卷的方式随机获取辖区内的民营企业样本资料，共获得1296份样本。
在问卷回收后，本文首先在总样本中筛选出家族持股50%以上，且有一人以上在企业的董事会或管理层任职的企业(陈凌、王昊, 2013)作为本文所要研究的家族企业样本，共计1042家。然后剔除仅调研企业主或财务经理的问卷，以及问卷含有大量缺失值的样本数165份，最终进入分析的家族企业样本共有877家。样本方面，制造企业占比57.4%，非制造企业为42.6%；企业年龄方面，3-5年为2.5%，5-8年企业为8.2%，8-12年企业为26.9%，12年以上企业占比60.3%；企业主平均年龄为47.9岁，他们的受教育情况，高中及中专以下占22.5%，大专为38.1%，大学为30.7%，研究生比例为8.7%。T检验显示最终样本与数据缺失的样本在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收入等企业特征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
(二) 变量测量对于因变量企业风险承担，本文采用Covin and Slevin(1989)测量风险承担的三个题项①，此问题由企业主填写；自变量家族承诺本文采用Koropp et al.(2014)的四个题项测量，此问题由企业主填写；中介变量家族企业长期导向，本文采用Wang and Bansal(2012)的四个题项测量，此问题由财务经理填写。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7分Likert量表。
① 将创业导向作为一个整体维度，其共享前因以及后置影响的研究结果常存在分歧，因而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将创业导向进行单独研究。
对于控制变量，首先，根据De Massis et al.(2014)的研究，考察家族企业的行为决策必须同时考察家族企业的能力与意愿，当文章的研究主题聚焦于某一方面(如本文的研究偏重于考察家族企业的意愿)，则必须将另一方面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家族控股比例进行能力维度的控制。其次，本文从企业、企业主以及行业层面控制可能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影响的因素。在企业层面，过往的研究中发现企业规模(Rauch, 2009)；家族企业的领导人是否更替(Sciascia et al., 2013)；企业财务资本可使用性(以ROA衡量)以及企业年龄(Anderson and Eshima, 2013)均可能对企业的风险承担产生影响；在企业主层面，CEO的性别(Faccio et al., 2016)，企业主过去是否有创业经历(刘静等, 2016)；企业主的教育知识水平(Shane, 2000)被认为也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最后行业方面，本文按照国家标准GB/T4754-2011，对样本中主要包括的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信息传输等6类行业进行控制。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因子分析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首先，本文运用SPSS 23对本研究中所使用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其次对所有的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法进行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提取，析出三个因子，所有条目的KMO检验的MSA(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值为0.850，p值为0.000，说明非常适合作因子提取。具体因子载荷均大于0.8，具体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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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构念的测量、信度以及探索性因子分析 |
探索性因子分析后，本文运用Amos 17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首先，家族承诺、企业长期导向以及企业风险承担三个构念对其测量问项的标准化回归权重系数均在0.7以上，而且在0.001水平显著。其次在模型拟合方面，CMIN为288.4，DF为41；CFI值为0.975，RMESEA为0.068，NFI值为0.972。结果显示3个因子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良好，对指标数据具有充分代表性。
为了更大限度的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问卷采用了由企业家和财务经理两个群体分别填写的办法，其中家族承诺和企业风险承担由企业主填写，而企业长期导向则由财务经理填写，这一定程度避免了共同方法偏差(Eisenhardt and Tabrizi, 1995)。此外，本文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因子累积总方差解释率为31.86%(总方差解释率为84.30%)，说明本次样本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二) 信效度分析与变量相关关系本文通过手工计算变量的AVE值以及组合信度(C.R.)值，进一步检验了相关量表的区分效度和收敛效度，所有变量的平均提炼方差(AVE)值均大于0.5的门槛值，这表明本模型具有很高的收敛效度，且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平均提炼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由此表明本研究中各概念之间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具有独立的意义(Fornell and Larcker, 1981)，这些数据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呈现在表 2中。就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言，家族承诺与家族企业长期导向(r = 0.380，p < 0.01)以及风险承担(r = 0.143，p < 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家族企业长期导向与风险承担亦呈显著正相关(r = 0.157，p < 0.01)，这些结果初步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直接关系和中介效应相关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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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对于研究假设的检验，本文使用SPSS 23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所有回归方程本文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其中VIF值均小于2，结果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 3所示。其中，M1是长期导向为因变量时所有控制变量回归模型，M2是以家族承诺为自变量，长期导向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M3是企业风险承担为因变量时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M4是以家族承诺为自变量，风险承担为因变量回归模型，M5是以长期导向为自变量，风险承担为因变量回归模型，M6则是把家族承诺与长期导向放入模型中的回归。结果显示，M4中家族承诺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存在显著效应(b=0.204，p < 0.001)，假设H1得到了验证。而家族企业长期导向与风险承担的关系，根据M5也存在显著效应(b=0.190，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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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间的层级回归以及中介效应的Bootstrapping analysis分析结果 |
对于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中介作用，本文利用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逐步回归的检验方法，首先主效应M4是显著的，其次，将自变量对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即M2(b=0.418，p < 0.001)，系数显著；然后，将家族承诺、家族企业长期导向对风险承担同时进行回归，如M6所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均显著，而且，M6中家族承诺对于风险承担的系数的为(b=0.143，p < 0.05)，小于M4模型当中家族承诺对于风险承担的系数0.204，因此可以判断家族企业长期导向在家族承诺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中起部分中介效应。这些结果说明假设H2得到了验证。
(四)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本文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具体来说本文利用SPSS/SAS宏PROCESS插件考察家族承诺、长期导向与风险承担的关系。查看表 3底部Bootstrapping analysis分析的结果，从基于5000个Bootstrap样本所导出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可以发现，Boot 95% CI不包含0，置信区间为[0.026, 0.120]，间接效应值为0.069，结果证明了家族承诺通过家族企业长期导向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的间接效应达显著性水平。(2)本文根据De Massis et al.(2014)对家族能力衡量方式，替换家族控制权，以家族管理权作为衡量家族能力涉入的指标，以家族成员在企业高管中的比例测度家族管理权。线性回归显示，家族承诺依然显著正向影响企业风险承担(b=0.167，p=0.012) ①；Bootstrapping analysis分析的结果显示，从基于5000个Bootstrap样本所导出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发现，Boot 95% CI不包含0，置信区间为[0.015, 0.114]，间接效应值为0.109，结果也证明了控制家族管理权这一能力涉入后，作为意愿涉入的家族承诺通过家族企业长期导向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的间接效应依然显著。(3)从数据的方法出发，本文使用逐一减少和随机挑选行业控制变量的方法来检验回归结果的显著性(Chrisman et al., 2012)，按照这一方法，本文随机挑选、加减和组合制造业等6个行业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模型检验，研究结果也均显示本文的主效应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结果依然显著。
① 限于篇幅，本文并没有列出回归表。
对于可能潜在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可能存在变量间互为因果的问题，本文采用Durbin-Wu-Hausman检验对中介变量企业长期导向进行内生性检验，这在过往研究(Chrisman et al., 2012)中得到了推荐。所有命令均在Stata 12中运行。具体来说本文首先使用回归和预测命令得到企业长期导向的残差，进一步运行对风险承担的回归方程检验长期导向的残差，得到test检验结果为F=0.56，p=0.453，结果并不显著，说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过去西方主流的研究结论认为，家族企业在家族涉入影响下常因追求稳定不倾向创新，易选择规避风险承担(De Massis et al., 2014)。然而，最近的家族企业方面研究开始察觉，有些家族企业正在做出创新创业的努力(Carnes and Ireland, 2013; Kellermanns et al., 2012)，而且家族企业在家族涉入下可能本身便具有促进创新的特征(Craig and Dibrell, 2006)。本文引入家族涉入的意愿维度——家族承诺，基于2015年全国工商联与浙江大学在全国12个省份进行的非公有制企业调研中所获得的877个家族企业样本，研究了家族承诺与企业风险承担这一创新创业核心维度的关系，与此同时引入企业长期导向，为家族承诺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释路径。本文的发现和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高家族承诺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过往的实证研究，或通过比较家族与非家族企业来研究企业风险承担的异同(Short et al., 2009)，或拘泥于研究家族企业控制权/管理权等能力维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De Massis et al., 2014)，本文从家族意愿的视角出发，探究了家族承诺与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高家族承诺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回答了Zahra et al.(2008)所提出的“家族承诺是否有利于家族企业创业”的问题，指明家族承诺是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活动的前因，揭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家族企业创新创业的积极作用，推进了家族涉入对于家族企业创新创业的研究。与此同时，家族企业的任何理论都应该描述为什么家族企业是异质性的以及它的独特性是如何构建的(Klein et al., 2005; Chrisman et al., 2012)，本文的结果说明有些家族企业选择进行风险承担的源自于具备了较高的家族承诺，这为更好地理解家族企业异质性提供了经验支撑。
其次，家族企业长期导向在家族承诺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家族企业在行为决策时常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家族优先(family-first)，还是企业优先(business-first)(Carlock and Ward, 2001)。本文首先回应了窦军生、吴赛赛(2019)从家族意愿揭示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呼吁。高承诺的家族，家族成员愿意把自身贡献给企业，形成了“家-企”融合的良好家族文化基础，这促进家族对企业正式控制减少(Zahra et al., 2008)，战略控制增加(Hsu and Chang, 2011)。战略控制意味着家族企业使用长期和战略相关的控制标准来评估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促进员工关注长期的奖励和晋升，并使之获得较为宽容的“试错失败”环境，使他们更有可能承担创新性风险行为。就此而言，本文将家族的因素(家族承诺)通过影响企业的因素(长期导向)并一起最终传导作用于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阐述了“家-企”之间纽带关系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一个作用机制，提供了一条解释家族承诺与风险承担的路径视角。与此同时，管理实践者和学者们普遍的观点认为，优秀的企业文化能造就积极的企业产出，然而勿论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即使是一般的管理学领域，现有研究还比较少地能展示出组织文化是通过何种机制将企业文化转化为可以被观测到的企业创新或创业产出(比如风险承担)(Jassawalla and Sashittal, 2002; Hogan and Coote, 2014)。家族承诺作为家族文化影响，本文提供了一条文化—战略—行为①的解释路径，对于理解组织文化如何转化为企业创新创业产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① 感谢审稿人非常具有洞察力的建议。
再次，除了上述两项理论贡献，本文还有一项实证结果贡献，即本文结果显示中国情境下家族企业长期导向正向影响风险承担(表 3 M5，b=0.190，p < 0.001)。西方学者就这一关系的两篇理论文章存有争议，Lumpkin et al.(2010)提出理论命题认为总体而言家族企业对声誉、保持控制的关注会导致长期导向负向作用企业风险承担，而Breton-Miller and Miller(2006)认为家族企业会在长期导向下家族企业的企业主有更长的任期，能不必考虑时间窗口而进行风险投资，还能更好地融合企业当中的人力资本、隐性知识和激励系统从而得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本文的实证结果贡献了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结果，支持了后者的观点，说明身处新兴经济体环境，中国家族企业在长期导向下倾向风险承担行为。这一结果有两个深层次问题值得思考。首先，Lumpkin等人的文章主要是以家族为分析单位，来试图理论推导长期导向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如果只从家族的视角分析企业风险承担，很有可能得出长期导向规避风险承担行为，尤其如果考虑社会情感财富的情形下(Gómez-Mejía et al., 2007)②。而Miller夫妇的文章则主要是从家族企业，即结合家族与企业系统来进行分析，事实上，战略管理的文献认为，企业行为的执行取决于组织将市场营销系统、技术系统和人力资源奖励系统进行良好的匹配(Shaw et al., 2001)，这与Miller夫妇的分析逻辑是相近的，也就是说融合企业当中的人力资本、隐性知识和激励系统等有利于风险承担这项企业行为执行。第二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与西方成熟的家族企业不同，中国家族企业大多还处于创业阶段(李新春，2010)，相较于西方有更多的发展机遇，研究显示中国的私营企业在风险方面有更大的容忍度，甚至想方设法进行非正式债务融资以达到绩效增长的目的(Wu et al., 2016)。从宏观政策制度来说，中国每5年都会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如最新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包括“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这些本届政府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是包括家族企业在内的企业发展机遇风向标，一定程度下也促使家族企业在长期导向下追求风险。
② Lumpkin等人的文章从家族的视角所探讨的保持家族控制、保持家族声誉实际上就是社会情感财富的维度。
(二) 研究启示本文对家族企业的实践与政策制订具有一定启示。对于家族企业实践而言，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悠久和深厚的国度，自古便有“家和万事兴”的观念，家族成员间一旦建立共同利益和目标，更易进行合作(朱仁宏等，2017)，家族良好的信任规则有利于家族创新创业(储小平、李怀祖, 2003)，因而家族企业应尽可能通过提高家族承诺，保持家族成员间的信任和谐，以利于企业有益的风险承担与发展。本文所得到的“中国家族企业在长期导向下选择风险承担而非风险规避”的结果，对于相关政府部门在政策制订中可能的启示是，鼓励家族企业结合国家和区域发展机遇，使家族企业结合国家与企业发展，追求长期价值导向的创新创业事业。
(三) 局限性和展望首先，本文变量测量中由企业主填写自变量家族承诺和因变量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由财务经理填写企业长期导向，虽然采用此方法可以避免共同方法偏差，但长期导向作为一项企业战略，由财务经理填写可能不能完全体现其构念效度。其次，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未来的研究可对企业进行追踪调查，或使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结合采取其他的方式(例如客观数据)测量企业风险承担。
其他研究展望方面，首先从家族系统视角去探索家族-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关系，未来还可以发掘其他家族异质性的解释因素，例如家族凝聚力(Family cohesion)或家族适应(Family adaptation)，进一步解释什么样的家族会选择企业风险承担。其次，除内部家族和企业自身因素外，研究企业的风险承担也不能忽略企业所处的环境因素，如有家族企业学者强调指出，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或风险规避都高度依赖于其所处情境(Gómez-Mejía et al., 2007)；创业学者(张玉利、田新, 2010)也指出感知环境差异在风险承担中的角色目前还认识不足，因此家族企业不同环境属性(这里的环境即可能包括制度环境，也可能包括行业成长环境)，如何影响家族承诺与企业风险承担以及长期导向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也可积极探索的方向，未来研究可通过考察诸如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进行探讨和整合分析，找到长期导向这一中介通道依赖的权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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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凌、王昊, 2013, “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制度环境——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 《管理世界》, 第 10 期, 第 130-14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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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军、马鹏程、张芯蕊、闵亦杰, 2017, “认知凝聚力、家族承诺感与组织创造力”, 《南方经济》, 第 8 期, 第 8-28 页。 DOI:10.3969/j.issn.1000-6249.2017.08.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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