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时激发了全球创业热潮的兴起，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双重力量叠加润育了我国的创业活动，创业活动又反过来推动了改革。同时，这种非同一般的推动力量也为创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宝贵的研究机会，带来了可持续性的学术发展潜力。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创业发展的40年，40年辉煌成就，创业功不可没。

在这样的时代机遇中，中国三农也随之迈入了“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①，乡村振兴、缩小贫富差距、可持续发展、绿色化、精准扶贫等都离不开三农。因此，发展三农也是为了保障全体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稳健发展。要发展三农，需要结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业恰好是能够融合乡村一、二、三产业的有效手段^②。截止2018年，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本乡创新创业人员达3100多万。并且，这些人员创办的实体有82%都是农产品加工流通、休闲旅游、电子商务及其他新产业新业态，广泛涵盖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领域^③。我国三农创业活动的开展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大量涌现，截至2017年底，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主体超过300万家，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④，农民专业合作社迅猛增长到了201.7万个^⑤。同时，“互联网+”把农村的市场无限拓展，实现了商业信息的高速流动，目前已有54%的返乡下乡人员主动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创业，根据阿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8年全国淘宝村数量已经达到3202个，淘宝镇达363个。另外，飞速发展且全球领先的高铁系统，也为乡村创业的资源流转和产品输出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日益密集的物流体系更是为农村的创业活动提供了巨大便利，据《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8年我国农产品物流总额已达到3.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三农创业理念正是顺应了这种新时代的变化。在学术谱系中，三农创业研究涉及的内容和领域十分广泛，与社会创业、制度创业等也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但目前三农创业理论研究滞后于三农创业实践，研究框架还不成熟。三农创业的实践发展和复杂情境为理论研究的发展提出了机遇和挑战，值得学术界关注和参与。

① 习近平在主持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学习时强调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2018年9月21日。

② 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6〕84号《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原文为“近年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推进，……有利于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③ 数据源自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转引自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所作乡村产业发展情况报告，2019年4月21日。

④ 数据源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7年)》。

⑤ 数据源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基本情况”数据，2019年2月28日。

呼吁关注三农(农村、农业、农民)创业，主要基于三农创业本身所展现出的活跃性和独特性而提出。创业需要机会、资源、创业者三方面的基本要素，三农创业要素正在不断集聚。

首先，机会在未被充分利用的三农独特资源中孕育，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而变得更加显性化。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城市中开始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同质化资源(包括商品、景观、文化、美学等)，这些高度同质化且缺乏生态保障的工业化产物在使得城市居民不胜其烦的同时，也促使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乡村。相较之下，乡村的乡土资源越发显现出了VRIN属性^①，而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本身就是机会。中国五千年文化积淀多数积淀在乡村，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化，乡村资源开发也将由自然风光向文化历史等层次深化。有乡村民宿的价格已经超过城市五星级酒店，便是例证。

① VRIN的概念源于Barney J B,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17(1):3-10.其中VRIN的含义具体为：Valuable，即有价值的资源；Rare，即稀缺的资源；Imperfectly Imitable，即无法仿制的资源；以及Non-Substitutable，即难以替代的资源。

其次，资本的回流和工业的反哺促使创业在三农领域飞速成长。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城乡资本要素流动都处在一个单向流通的状态，即从农村单向流入城市。近年来，这种现象随着城市对乡村资本要素吸收和增值能力的减弱以及乡村对城市的反向吸引能力的增强而发生了扭转，城市和工业不再是三农资源要素流动的单向终端。城市与工业带来的现实矛盾不断挤压着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进入城市求职就业的农民常常因为缺少学历和职业技能而导致竞争力不足，在城市中仍然从事简单制造加工装配行业，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在收入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还不得不负担明显增高的城市生活成本。由此导致农民工大规模返乡，资金和技术下乡，资本往乡村回流以寻求更有价值的发挥。同时，政策资源也成为促使三农创业日益活跃的重要因素。自2007年国家一号文件首次提到关于农民工创业的问题后^②，历年中央重要文件都提到了农民创业、就业以及乡村振兴等相关议题。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变思路，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尝试运用多样化的策略，在传统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专业化或多元化的附加产品或服务(如现在常见的乡村旅游、康养休闲、采摘体验等)来扩大业务规模；或是通过农业产品加工，提升产品等级、升级农业生产技术等方式来延伸以及整合产业价值链条，以求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实现收入增长。

② 2007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中首次提出“采取各类支持政策，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带头人。支持工商企业、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乡土人才创办现代农业企业”。

再次，农民企业家、返乡农民工、涉农创业者等汇聚乡村，三农创业者队伍不断壮大。在全部创业要素中，创业者无疑是特别关键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大浪淘沙下，一批扎根于三农，和三农资源紧密结合的上市公司成长起来，并由此催生了一批具有现代化企业家精神的农民企业家，如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等人。近年来在政策的推动下双创势头更盛，许多农民工基于自身在城市的经验、资金、关系的积累和眼界、眼光、理念的变化也开始返乡创业。此外，随着市场诉求的日益多样化和乡土情怀的回归，农村电商、生鲜电商、农资电商等涉农创业企业也在三农领域中积极摸索，加速成长。内生创业者的培育崛起和外来创业者的投入探索都进一步地为三农创业储备了创业者队伍，积蓄了创业力量。

最后，方兴未艾的社会创业在其机会实现过程中的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追求也对三农创业发展形成了驱动作用。社会企业起源于乡村，社会创业者通过创新和创造性战略，自下而上地将乡村地区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可管理的问题，并更好地满足了乡村当地的发展需求(刘志阳等，2018)。乡村是由经济、社会、生态拟合而成的复合系统，中国农民自给自足的生存格局已然被打破，村庄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价值判断体系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乡村原有的淳朴、美好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受到挤压和冲击，乡村发展正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性系统危机(庄晋财、王春燕，2016)。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成本高，短期可见的收入少，因此通过纯市场机制很难达到预期经济目标。尤其是在经过数十年“先富带动后富”式的产业进化后，我国乡村已经发生了分裂，部分村落由于技术短缺、贫穷、歧视性政策和土地管理低效等原因正逐步衰退和被边缘化。进一步地，通过对比产业基础较好的乡村和深度贫困乡村，不难发现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乡村已经日益凸显。目前，单靠外来援助实际上无法解决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会创业的赋能逻辑能够在维持自身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目标，较好地实现外来援助与内生发展之间的平衡，兼备商业性和社会性，恰好可以成为解决“两个乡村”问题、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实践驱动理论研究，实践的独特性会提升学术价值。创业领域是这样，三农创业也会如此。具体地，三农创业的独特性可以从中国乡村与美国乡村的发展历程/中国乡村与中国城市发展轨迹的对比中发现。

首先，对比美国乡村发展历程，中国乡村与美国乡村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发展观念和依赖的发展条件存在较大差异。美国与中国的农业发展都具有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气候多样、区域差异较大等基础条件，同时又由于美国是农业现代化最具典范意义的国家，因此，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均以美国为蓝本(赵晓萌、寇尚伟，201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直接复制美国乡村的发展路径。其原因在于美国现只有近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且仅有1%左右的人专职从事农业生产，广袤的国土面积和稀少的乡村人口驱使美国形成了规模化的农业功能分区，美国现代农业呈现出规模化、区域化、机械化、产业化等特点。而在中国，由于拥有基数庞大的农业人口，导致我国乡村长期以来的农业主导经营方式是小块土地的自耕和租佃(赵冈，2003)，经营地主的经营范围也始终被限制在较小规模内(刘守英、王一鸽，2018)。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 而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也就是说，“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无法硬套在“人多地少”的中国乡村(黄宗智，2014)。此外，由于互联网和高铁的快速普及与发展，中国的县、镇甚至村被连接起来，形成了巨大的市场，既可以吸纳就业，也可以承载创业。加速建设以农民为创新创业主体，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格局是我国乡村发展的合理出路。更为重要的是，自建国以来所奉守的“工农联盟”观念默认了“工”先于“农”的发展步调，大量三农生产要素和优质发展资本被动转移到了城市和工业中，城市与工业发展在政策倾斜和实践中明显优先于三农发展是历史事实。长久以来，这种发展理念和市场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我国农业发展承载了过多的政治义务，农村也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理空间概念，农民更不是基于广泛市场竞争而形成的职业选择，而是一种与社会地位、社会资源、文化环境等紧密相连的社会阶层身份。所以，中国的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不会也不能复制美国乡村发展之路。

其次，对比城市/工业发展轨迹，中国三农创业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基础上兴起的，不会延循和重复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之路。一方面，尽管上世纪80年代初的创业是由社会边缘群体发动并多由偏远地区(如浙江温州)起步，尽管上世纪90年代江苏省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好，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活动仍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工业、服务业等第二、第三产业，而“三农创业”是近年来新兴的市场化产物，应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区别开来，不能用工业化发展逻辑来发展农村。现今的发展观念和技术条件都在社会转型力量的驱使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农创业活动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机会、资源、技术、政策等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农创业在吸收改革开放创业经验的同时，还必须与当今以及未来的发展观念相匹配，不能以生态利益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市场机制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相较于一般的创业活动，三农创业既不存在整体落后的颓势，也尚未显现局部领先的优势，因此区别于城市与工业的发展轨迹，三农创业有潜力开辟出新的成长路径。三农创业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在顺应我国乡村发展大势的同时还遵循了产业生态的逻辑，它通过第一产业带动二、三产业，然后再在全产业链框架下，由第二、三产业反哺第一产业。特别是随着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现代农业组织形式的革新，农户通过自成长的方式开展创业活动，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一批农民企业家也通过创业完成了身份的转型，农户个体与现代农业实现了有机衔接。通过三农创业来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在乡村培育一批兼具本土化特色和产业经济效益的新产业和新业态，极大地发挥了乡村独特优势资源的核心竞争力。

从管理问题挖掘科学问题是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径，三农创业研究也是如此。三农创业实践蕴藏着学术价值，也亟待提炼出科学问题，本文借此仅作初步讨论，以期引起学者的关注和思考。

三农创业应是在新的发展逻辑下，重新定义三农资源，挖掘三农价值，发现创业机会。

区别于工业化逻辑，创业逻辑的核心思想是针对三农资源进行再审视、再挖掘和再开发，关键是要在乡村发展前景上转变新理念，发现新资源，挖掘新价值，运用新模式，开发新内容。当前我国正处在政府与市场转型阶段，政府治理方式和市场经济体制都在发生巨大转变。在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工业化逻辑导向下，三农发展也在这种转型态势下面临着巨大震荡。其一，乡村整体上落后于城市是不争的事实，就此刘志阳等(2016)从社会创业教育的角度审视了三农创业和乡村振兴发展。曾经，许多乡村的发展依循由西方发达国家直接移植而来的工业化思维，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对乡村的生态和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破坏性的结果。其实，相较于城市，乡村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如土地、田园、生态、民俗、节庆传统等。要实现乡村振兴，就一定要挖掘并发挥乡村的优势资源，才能将乡村的绿水青山变成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在创业逻辑下，乡村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要顺应可持续性与包容性发展这一全新的时代命题，更好地发现乡村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

其二，各地乡村产业发展周期与地方领导人的任期紧密关联的现象不是个例，政府对三农角色定位和认知的差异会切实体现在地方政府领导者或主政者在政策落实和资源具体配置上(宋正刚等，2018)。在基层实践中，某些地区“政策跟着领导变”的恶性循环导致当地总是未能形成成熟的产业格局，底层农户跟随政策不停更换产业，但随着他们学习能力减弱，创业能力降低，产业薄弱的问题会越来越凸显。此外，理念转变也是乡村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人们常因为部分乡村在经济上的贫穷而对乡村整体资源丰裕程度做出了错误判断，忽视了自然生态、文明习俗、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资源的富足。

其三，现代化的乡村发展不能再完全遵照传统的工业发展框架，移植城市规模化、快速化的发展模式，而应该在尊重乡村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重建，重新审视乡村、农民和产业之间的共生互融关系。区别于“大工业化逻辑”，创业逻辑的关键是要重新定义乡村稀缺资源，创新资源利用方式。庄晋财等(2016)长期跟踪研究三农，他主张虽然大工业化逻辑在三农领域不能照搬复制，但创业逻辑的核心思想却包含了对产业逻辑的创造性发展，也就是说，三农创业必须立足于可持续的产业发展之上。三农创业涉及到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投资融资、教育培训、社会规范、生态保护等有关经济、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三农兴旺除了需要政府和的支持和城市工业的反哺之外，其根本动力在于自身的产业优化升级。在三农领域的创业活动中，应当把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产业发展相结合，看到创业与产业兴旺，创业与生活富裕，创业与生态宜居，创业与社会文明，创业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密切关联。三农创业需要建立以农业为基础的并向其他产业延伸的产业体系，融合一、二、三产业发展才有可能在完善的产业体系之上真正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从工业思维到创业思维的转变，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变化和应对新挑战。互联网、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的更大范围的覆盖，在缩短城乡时空距离的同时也延长了乡村资源的价值链，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使资源利用方式更加多样化，并且降低了资源的使用成本和交易成本；信息通信技术把城市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扩展到了乡村，帮助乡村创业个体和中小企业更有针对性的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些数字时代所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带来的便利条件都更有利于在三农领域识别和创造创业机会。

互联网情景的延伸铺展也为三农创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返乡农民工的数字化信息设备的持有比例逐年攀升，信息获取渠道日渐丰富，电商创业也在乡村成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创业形式。互联网情境正在不断冲击着乡村固有的社会商业网络，乡村的差序格局也开始慢慢地由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转变为在互联网联结下的开放型社会网络。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电商创业的范畴不断扩张，创业规模不断增长，2009年全国只有3个淘宝村，到2018年全国淘宝村的数量已经激增至3202个，呈现指数化增长趋势，分布格局也逐渐从沿海地区向华东、华中、华北和华南不断扩散，逐渐覆盖到包括甘肃、陕西、新疆等地的各个区域。这种数字化趋势在提升乡村的创业信息质量和乡村信息化服务的同时(吴东颖、樊振佳，2018)，也提升了农民个体的知识水平，拓展了乡村的社会网络，激发了农民的创新创业活力。可见，在数字化时代，乡村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和创业产业集群模式等都发生了质的转变，从而与传统的乡村商业情境区别开来(王金杰等，2019)。

呼吁基于创业逻辑的转变更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城乡资源对接，带动乡村区域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乡村拥有生态、环境、文化和劳动力等多重资源优势。新鲜绿色农产品，传统历史文脉，乡土民俗风情，乡村聚落景观等日益俘获人们的需求与认同，特别是越靠近城市，城乡资源流动越频繁，创业活动越活跃。如今在大城市郊区蓬勃兴起的郊区旅游，乡村种养采摘体验，休闲/康养农业等新业态就是对这些三农优势资源的市场化肯定。

但是这些优势并不能完全自发显现。在乡村，一方面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乡土社会已经自发构建了非常成熟、稳固和复杂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另一方面，这一套复杂系统又开始在新时代的不断冲击下出现了松动和破裂，系统网络的间隙增大，系统网络结构也出现了变形。因此，三农的可持续性发展关键在于紧跟市场的变化和需求，通过不间断的、主动的创新来衍生新业态，从而收获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而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恰可以成为对乡村固有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的有益补充，它能够加速业态衍生，业态衍生后又继续优化生态系统，由此不断衍生出新的商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改革迫使农民主动或被动地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寻求发展机会。

创业的主体是创业者，三农创业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三农创业在呼唤创业者群体向三农积聚。现实中，三农创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创业者群体的匮乏。能人经济和带头人的示范作用一直是农村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劳动力流失、产业空心化严重的情况下，将劳动力变为人力资源、创业者和为企业家，任务艰巨，挑战巨大。这其中不仅有学术研究空间，也有巨大的实践需求。

农民契约身份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多重含义为农民成长为企业家提供了关键创业禀赋。多年以来，由于农民比城市居民更深地嵌入传统，所以给外界留下了因循守旧和目光短浅的固有印象，但是这并不完全符合真实的农民群体特征(冯兴元，2015)。的确，作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中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相较于关系联结已经发生了明显松动的城市，乡村的血缘和地缘意识仍然保留得相对完整。在受到宗族文化浸润和血脉联系包裹的中国乡村，“三缘(血缘、地缘、业缘)”文化深深地流淌在农民的血脉中。对于农民来说，社会网络是联结其家人、朋友以及工作伙伴等社会成员的纽带，基于宗亲联结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民创业提供了必需的物质与精神支撑。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撑，农民才获得了创业所需的资金、信息、资源等，从而进一步促使其创业意愿的提升。所以农民创业的扩散、集群与增长具有一些典型特征，如宗亲血缘关系驱动(马光荣、杨恩艳，2011)。乡村有一整套复杂的运行系统，也正是这套复杂系统为农民提供了创业初始的资源、资本要素和社会关系，这些创业资源慢慢累积形成了创业者的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又通过影响农民创业者的创业资本积聚、创业机会感知和创业决策过程，从而对创业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可表现在筹措资金、原料获取、交易往来、成本控制等创业关键环节之中。在大大小小的村落中，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情感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真实的创业实践参照，更具可信度的创业信息，以及更具说服力地情感支持，更真实的观察和沟通交往为农民带来了更丰富的创业资源，降低了创业实施成本，提升了农民的创业信心，也让农民更直接地学习和参与到创业过程之中。

伴随着双创浪潮的席卷，农民与企业家不再是身份界限鲜明的两个群体，相反，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交集越来越频繁。尤其是那些决心打破乡村经济结构束缚和破除乡村网络捆绑并主动适应技术变革的乡村能人，逐渐在当地三农体系中获得了更多的社区尊重和领头声誉，他们率先示范的勇气和魄力恰恰展现了现代企业家应有的气度和精神内核(孟德拉斯，2010)。

返乡农民工、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参与三农创业值得长期跟踪研究，这不仅有利于理解三农创业，也有助于洞察城乡关系，为技术转移、逆向创新等众多的研究问题提供素材。目前城乡二元体制尚未能完全打破，在城市，新常态所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使得劳动力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构更加显著，农民就业难、收入低，生存危机依然存在；在乡村，单一的农业收入来源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生活发展需求。随着智能手机等网络电子信息设备的普及，网络通讯工具成为农民常用的交流沟通载体，农民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了更高的追求，农民的价值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他们的自我期望更高。同时，由于长期受到工业化逻辑引导，乡村对资本的吸引力不足，许多农民希望进入城市，转换身份，但现实情况则是，大量进城务工寻求机会的农民工被贴上了“廉价劳动力”的标签，农村劳动力的资本价值并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许多传承了优秀乡土经验和手工艺的乡村能人被划分到了“剩余”甚至是“多余”劳动力的范畴中，三农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从而失去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实现个人创新价值的机会。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由乡村振兴衍生的经济利益空间和乡俗乡情所蕴含的情感慰藉反而带动了一批以返乡农民工、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和乡镇科技人员为主体的“城归”群体^①，他们为三农创业提供了切实可依托的主体力量(刘祖云、姜姝，2019)。

① “城归”最早指“走上乡村政治前台的‘城归’精英”(林修果等，2004)，后经雷洪、赵晓歌(2007)，林亦平、魏艾(2018)，刘祖云、姜姝(2019)等研究拓展为包含了返乡农民工、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退役军人、城镇的科技人员以及部分乡贤等返乡创业人员的更广义的概念。

随着农民的作用和角色定位发生变化，农民面临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和就业升级的新形势，农民必须变得更加具有创业精神，并发展新的技能才能更有竞争力。自主创业成为了农民工等群体解决自身就业和化解身份危机的一个重要选择。此外，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小农户的组织属性也要求小农户主动转变经营观念和经营行为，激活内生动能(阮文彪，2019)。因此，三农创业不仅拓展了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同时也为有机衔接农户与现代农业提供了重要的实现路径。在创业过程中诞生的那些民营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有效地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带动了大量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削弱了过去外出务工异地流动带来的沉重代价，提高了农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和各种社会问题的作用。

在中国，三农创业是趋势，也是使命。三农创业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情境独特性、高度多样性和差异化素材，也承载了精准扶贫、全面小康、缩小城乡差距、乡村振兴等多项政治任务。因此，实践中所凸显的知识结构缺陷、合法性约束、治理约束和制度瓶颈等都成为制约三农创业的具体问题，挖掘三农创业实践背后的学术问题和科学问题，能更好地体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做高质量、有贡献的研究，应该是创业领域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首先，三农创业研究的视野不可仅局限于主流创业研究分析框架，新的理论贡献更有可能诞生于突出三农独特性的研究情境之中。三农创业研究绝不仅仅是对主流创业研究的学术延伸和边界拓展，研究者也不应该将三农创业仅视作创业研究理论的试验场。三农创业研究有其独特性，可以在乡村独特资源情境中开展独立的学术研究，甚至做出新的理论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城市与农村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张力双向推动着三农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如果在学术研究中只局限于三农创业中的政策、制度等可见的小小天地，则有可能错失了三农创业活动和过程中的独特特征规律，陷入到把三农创业生搬硬套到已有创业研究理论中的陷阱中。目前绝大多数的创业研究都是基于城市经济组织展开的，这些研究大都关注一些高增长的创业企业及企业家，这些亮眼的创业模式以及对其火热的研究讨论反而掩盖了一些朴素的、正发生在广大乡村地区的创业事实。和城市相比，三农创业面临了更多的选择空间限制，比如缺乏产业集群，商业环境薄弱，缺乏创业人力和金融资本等。因此，如果只是把已有创业研究领域中“创业家”、“管理者”、“谋利者”等对象照搬作为三农创业研究的主题，那么现有的研究可能会显示乡村存在很少的创业者，显然这样的研究预设并不符合现实情况。

其次，三农创业研究要始终把握三农创业发生事实和乡村微观环境下的情境驱动性。研究者如果忽视了三农创业情境的独特性，仅从自己的角度去描绘乡村和忖度农民的心态与行为，那么极有可能陷入一些不必要的纠结之中。比如，针对农民是否“理性”这一问题的争论。尽管出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农民只能有意识地尽量经济地选择和投入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出现了一些“理性不及”的现象，但是农民的经济行为绝对是在基本成本收益计算之上所做出的理性化决策。例如，农民工的大规模外出就是对预期成本收益的粗略估计，如今的大规模回流在除却政策导向和经济形势的诱因下，也少不了农民工自身对务工收益、外出成本和就业机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的理性计算。因此，三农创业研究在破解制度瓶颈的基础上，更应该关注如何回应三农创业者的实践诉求，在中国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将创业者的个体理性引导成为集体行动逻辑。

三农创业是一个大的研究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农民创业、农村创业、农业创业等研究方向各有侧重。农民创业更偏向于从创业主体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它更多地研究了农民作为创业主体，其个人特质、个人经验、创业动机、创业意愿、创业行为等由创业主体在创业时所发挥出的主观能动性。农村创业更着重研究农民创业时所依赖的创业环境及其创业成长背景。而农业创业则重点关注了创业行业选择和投入。除此之外，更多的创业机会正在城市的巨大消费需求和产业升级中有待发掘，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许多城市居民开始将创业向农村转移，他们雇佣农民，甚至与农民合伙创业，这些为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需求而开展的创业活动同样值得关注。三农创业研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三农创业本身在强调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不可忽视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这与工业企业创业活动显然也有较大差异。

最后，由于三农情况复杂，且研究开展时间还不长，我国三农创业研究可能在研究范围、研究层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可优化的空间。从目前已有的三农创业相关研究来看，国内的学术研究更多地从微观层面(如区域对比研究、特殊群体研究如返乡农民工等、地方政策效应研究等)进行了研究探索，缺乏将三农创业放在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中予以探讨的中观/宏观层次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由于我国三农创业研究仍然处在初步探索阶段，目前国内有关三农创业的研究大多在实证的基础上展开，但与此同时，大量散落在乡村田野间的三农创业案例亟待理论化的搜集、梳理和分析。这些案例包含了三农创业活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以及农民个体与乡村、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