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入发展为产品内部的生产环节分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Global Value Chain，GVC)推动下，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迅速的同时，全球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近两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计划，同时重新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引发全球贸易摩擦不断。2017年8月，美国政府以所谓“强制技术转移”为由，单方面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基于该调查结果，2018年3月23日，美国对中国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产品加收25%的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中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制，此后双方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美国政府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中国政府则宣布自2019年6月1日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分别实施25%、20%或10%加征关税，一场大国之间的贸易战悄然拉开帷幕。

一场由全球价值链条发包方、最大消费市场对全球制造基地、最大出口国发起的规模前所未有的贸易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危及经济全球化的运行基石。首先，开放透明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遭受威胁。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不仅损害了各贸易伙伴国的利益，更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使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秩序面临空前险境^①。其次，协调包容的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美国试图全盘否定世界贸易组织长期执行以“互利互惠”为特征的国际经贸规则，由倡导“自由贸易”转向强调所谓“公平贸易”，推行突出“竞争”理念及西方制度特征的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第三，互惠共赢的利益分配机制将被打破。美国政府通过加征关税、高筑贸易壁垒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以贴“卖国标签”、威胁加税等方式要求美资跨国公司回流美国，将严重破坏甚至割裂全球价值链，冲击全球范围内正常的产品贸易和资源配置^②。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2018年9月24日。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2018年9月24日。

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背后，若干问题值得深思。首先同是出口大国，中美贸易摩擦几乎伴随着中国经济起飞的全过程，但为何本轮贸易摩擦覆盖面如此之广、力度如此之大^③？其次，即使是美国单方面对华的307调查也并非首次^④，前几次经过中美双方贸易谈判都得以很快“喊停”，何以本轮贸易谈判如此艰难？双方分歧的根源何在？第三，中美贸易摩擦显然使得双方利益同时受损，那么本轮贸易摩擦的前景如何？中国是否能有效抵御美国的打压遏制行为？已有文献大多围绕中美贸易摩擦的起因及特征(王浩，2018；戴翔等, 2018；余振等，2018)、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马弘，2018)、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及世界经济贸易和福利的影响(樊海潮、张丽娜，2018；吕越等，2019)等展开分析。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切入，尝试从中美两国在全球生产网络的角色定位及战略调整中寻找答案。

③ 从美国加税清单商品的行业分布来看，美国贸易报复涉及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电子通信产品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高新技术及机电产品制造部门，其他涉及的还包括黑色金属压延及制品、有色金属压延及制品、金属制品、医药、化学原料等制造部门。可见，美国本轮贸易报复措施不仅力度更大，而且其覆盖面涉及了几乎大半个制造领域。

④ 自1991年4月美国对中国医药化学工业类产品发起“301”调查到本轮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美国共对中国发起了5次“301”调查。

二、中美贸易摩擦何以愈演愈烈？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已持续近两年，尽管中方不断努力通过双边经贸谈判和平解决，而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产品范围仍由500亿美元上升为2000亿美元，征税幅度也由10%上涨为25%，中国也逐渐对美国出口产品加征对等关税作为回应，并先后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和《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呢？本文结合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定位变化及战略调整进行分析。

(一) 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对华优势正逐步缩小

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入，跨国公司把产品生产分解为各个价值链环节并配置到成本较低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以此实现全球资源的整合。通过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得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获取更多的贸易收益。

在借鉴Wang et al.(2017)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分解思路进行出口增加值核算基础上，图 1显示了2014中美两国主要部门的贸易收益情况^①，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收益率(出口增加值额/出口总额*100%)水平，45度线表示两国贸易收益水平相当，45度线的左下角表示中国的贸易收益水平高于美国，而右上角则表示美国的贸易收益水平高于中国。此外，越是靠近45度线，表明两者贸易收益水平相差不大，反之越是远离45度线，表明两国贸易收益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① 由于数据来源所限，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全球价值链定量分析只能更新到2014年，但考虑到中美两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产业竞争力及贸易收益等现实特征并非是短期现象和趋势，数据限制并不影响对中美两国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竞争力，以及美国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摩擦真实意图的判断。

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绝大多数出口部门呈现出较高的贸易收益水平，尤其是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机械设备制造、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的制造为代表的制造部门，以及保险、再保险和养老基金、法律和会计活动；总部的活动；管理咨询、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信息服务活动等现代服务部门。中国贸易收益水平占优的部门主要为农作物及动物生产、狩猎及相关服务活动的农业部门，以及陆上运输、管道运输、水路运输等交通服务部门，制造领域表现更高贸易收益水平的主要集中在食品饮料烟草制品、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木材和软木制品等传统制造业。由此表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起着主导地位，获取相当份额的分工收益。那么，既然美国主导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并获取更大比例收益，为何却要一意孤行不断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呢？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借鉴Koopman et al.(2014)、戴翔(2015)以增加值出口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进行修正^②的思路，图 2呈现了2000年和2014年中美两国产业部门的出口竞争力情况，同样45度线的左下角表示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强于美国，而右上角则表示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优于中国，越是靠近45度线，表明两国出口竞争力水平相差不大，而越是远离45度线，表明两国出口竞争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② 以增加值修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VRCA)指数$VRCA = \frac{{\hat V{F^i}_S}}{{\hat V{F_S}}}/\frac{{\hat V{F^i}_W}}{{\hat V{F_W}}}, \;\hat V{F^i}_S$表示S国行业i的贸易增加值，${\hat V{F_S}}$表示的是S国所有行业贸易增加值的总和，${\hat V{F^i}_W}$表示全球行业i的贸易增加值总和，${\hat V{F_W}}$表示全球所有行业的贸易增加值之和即全球贸易总的增加值。

不难发现，美国在大多出口部门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尤其体现在电影、影视节目制作、录音、音乐出版活动; 编程和广播活动、金融服务和保险活动的辅助活动、出版活动、广告及市场研究、邮政及速递等现代服务部门；而中国出口竞争力最强的部门为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而紧随其后的却是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及电气设备制造部门。

从纵向比较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以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电气设备制造、机械设备制造、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的制造、其他运输设备的制造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机电制造部门的出口竞争力取得大幅提升，其中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电气设备制造、机械设备制造的RCA指数已经明显超过美国，表现出较强的出口竞争力水平。

综合图 1和图 2可见，美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通过全球资源整合及优化配置，获取较高的国际分工收益。但就以增加值规模衡量的出口竞争力而言，中国在传统制造部门及高新技术制造部门均占有明显优势，美国的出口优势部门更多为现代服务业部门。简言之，中国的竞争力优势在货物出口领域，而美国的优势集中在服务出口。

从国际分工及生产迂回程度来看，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体现在货物制造及出口，由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领域并没完全开放，加之服务产品的特殊性，服务领域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并不高，美国的服务出口优势因而难以充分发挥(张杰，2018)。鉴于此，美国逐步升级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更多是一种全球化战略调整，即适当控制货物生产国际分工进程，转而推动服务领域的专业化分工和贸易开放。这点一定程度上从近年来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强调货物贸易逆差及“301”调查针对中国制造的报复性措施能得以证实。

另一方面，在中美货物贸易竞争力差距缩小的同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美国国内产生了明显的收入分配效应。通常与国内生产相比，成本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生产环节的转移，在出口产品结构方面更多地由制成品出口转为中间品出口，而随着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及配套能力提升，母国的中间品出口将逐渐被东道国国内配套所替代，由此表现为出口规模的下滑。在进口方面，由于生产环节的转移，为满足国内消费或者再出口需求，大量制成品以进口的方式折返回母国，由此在经常账户上体现为进口规模的上升。因而成本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必定会影响贸易收支平衡，而贸易逆差背后意味着失业的增加，这点也与要素流动下贸易利益分配的斯图尔特——萨缪尔森定理相印证。

图 3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国内的要素收入分配情况，可以看出随着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加深，美国国内的资本报酬收入占比不断上升，而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持续下降态势。有趣的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由于不断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和制造贸易摩擦行为^①，美国国内劳动报酬占比的下滑趋势有所缓解，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国推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真实意图。

① 采用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TTBT)中的反倾销数据，以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例数量为例，从2008年到2015年，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案例为年均103.9起，大大高于2001-2007年间的年均51.7起。

(二) 边缘化中国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主要手段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源自于要素投入及其效率的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集聚大量国外高级要素的同时激活国内剩余与闲置要素，提升结构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因而，尽管目前更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

② 借鉴Wang et al.(2017)的思路核算中国与主要货物出口国家(地区)制造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结果显示中国制造部门普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位置，尤其在出口份额较高的电子及光学设备、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等高新技术及机电部门的表现尤为明显。

首先，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生产及出口规模迅速提升的同时，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就业机会。图 4显示了近年来中国制造部门出口的就业拉动情况，可以看出随着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加深，制造部门出口创造的就业占比迅速上升并达到2006年33.2%的高点，此后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冲击，出口对制造部门就业的贡献虽有所下滑，但仍维持在20%以上，表明中国制造部门相当比重的就业岗位是由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创造的。

其次，借鉴Hummels et al.(2001)的思路，在增加值分解基础上核算各部门出口的进口成份占比，以此衡量进口对出口的贡献。如表 1所示，由于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了大量进口中间品，中国主要出口部门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2014年中国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金属压延及制品部门的进口依赖度分别高达50.29%和23.91%，表明中国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各种有色金属仍很大程度依赖进口；更为重要的是，以电子及光学设备、化学工业、交通运输设备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部门出口中的进口成份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部门高达46.35%，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的制造和出口离不开高质量中间品进口(邓国营等，2018)。

第三，借鉴Koopman et al.(2008)、Meng et al.(2013)、Ma et al.(2015)、黎峰(2016)的思路，把最终需求拆分为出口需求及国内需求两部分，可以核算基于出口需求拉动的国内经济关联。如表 2所示，中国的区域间经济关联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出口引致”特征，即由于出口需求而产生大量区域间中间品需求，尤其是东部沿海、京津地区、南部沿海等沿海地区尤为明显。以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为例，2010年该地区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部门拉动的国内中间品配套中，有38.28%是基于出口订单的生产需求。与此类似，在纺织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装备制造部门，都有相当比重的国内中间品关联是来自于出口需求的贡献。

综上所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中国制造部门创造了相当的就业岗位，中国制造部门的生产及出口对于资源能源及关键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存在大量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需求驱动引致大量的国内区域间中间品需求和经济关联。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意义，不仅在于拉动就业、扩大生产和出口规模，而且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产业整合和区域协调。

正是意识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美国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为主要手段，意图达到遏制中国崛起、谋取更大份额全球化红利、转嫁国内收入分配矛盾等目的。为此，美国先是积极构建排除中国在外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继而按照TPP标准签署新版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USMC)、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与欧盟、日本积极开展三边贸易协定谈判, 其中不仅对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原产地原则、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争端解决等多个领域的标准与实施做出突出“竞争”理念及西方制度特征的规定外，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USMC)更是利用“非市场经济”地位针对中国制定“毒丸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三方中任何一方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贸协定，那么另外两方可以退出美墨加自贸协定，并彼此建立双边贸易协定。

在制度开放及规则融合诉求基础上，此次美国以“301”调查为由引起大规模贸易摩擦，除对大半个中国制造业部门产品加征关税外，还对中国海外投资加以限制，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进一步“边缘化”中国，以此打断中国的迅猛发展势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的行为很可能割断中国制造的供应链。由于美国对华出口产品高征关税及“追溯到纱”的原产地规则，将加速成本导向型外资及其配套企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甚至向美国回流^①，外资主导的外向型本地配套及供应体系将受到直接冲击。

①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台湾的制造业企业在美国建立生产网的趋势出现扩大。台湾企业一直在构建大陆生产、然后向最大市场美国出口的供应链。一些台湾企业开始认为，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和人工费上涨，在大陆生产的优势将消失，以鸿海、研华、广大、台塑等为代表的台资企业将加速其液晶面板和服务器等生产线由中国大陆向美国转移。

(三) 中国积极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宽发展空间

面对美国对开放透明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协调包容的国际经贸规则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破坏，为应对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边缘化”中国的企图，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中国及东亚、东南亚、西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等65个国家和地区，其经济总量达21万美元，约占全球的29%，人口规模44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63%。

借鉴Wang et al., (2017)、黎峰(2017)的思路及做法，在增加值分解基础上核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价值链分工的价值链定位。如表 3所示，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产业部门开展的价值链分工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靠近上游的位置，而中国则处于相对下游的定位，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更多地利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间品进行生产制造。

在微观企业层面，在对商务部《对外投资企业名录》整理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导向，由图 5可见，从2003年到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11713项，其中主要目的为市场导向，即扩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销售；其次为资源导向，即获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能源及初级原材料；第三为工程承包，即承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最后是成本导向，即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目的而进行生产布局和产业转移。

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如图 6所示，更多比重的对外投资项目进入了扩大产品销售及流通的商贸流通领域，其次是基于资源获取的采掘、石油炼焦、农业等资源型部门，而进入制造业的对外投资项目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出于降低对欧美传统市场的依赖及作为对美国单方面发动大规模贸易摩擦的回应，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宽发展新空间，并取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肯定和响应。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扩大，美国也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摩擦规模和力度，企图以重构边缘化中国的全球分工体系来遏制中国。

三、美国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吗？

面对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日益强劲的出口竞争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采取种种手段企图遏制中国的增长势头。那么，美国企图“边缘化”中国的威胁可置信吗？

首先从生产能力及份额来看，由图 7可见中国主要产业部门(尤其制造部门)产出占全球相当比重，其中纺织服装、电子光学、木材家具部门占全球产出四成以上，非金属矿物及制品、金属矿物及制品、机械装备制造等部门的产出占比也超过30%，由此也凸显中国“世界制造基地”的角色和地位。

其次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重要性方面，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主要特征，而“世界制造基地”的角色决定了中国成为全球中间品贸易的主要参与者。表 4显示了主要国家在全球中间品贸易中的占比，可见无论在上游供给端(中间品提供)还是在下游消费端(中间品使用)，中国均占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电子光学、纺织服装、非金属矿物及制品、木材家具、机械设备等制造部门，存在大量的中间品进出口。如2014年中国电子光学中间品进口和出口占全球份额分别达24.33%和30.39%，表明相当比重的中间品以初级材料或关键零部件进入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并以半成品的形式再次出口，中国承担了国际专业化分工的重要价值链环节。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者的相互依赖方面，通过对进口中间品加工制造并以最终品形式出口或国内销售，“中国出口”和“中国制造”间接实现了相当比重的其他国家增加值。表 5显示了中国各产业部门出口及产出间接实现的各国增加值占其部门增加值比重，可见通过最终品出口形式，电子光学部门的“中国出口”间接创造的其他国家(地区)增加值相对较多，而受益程度较大的主要为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等东亚经济体。而一旦包括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在内，“中国制造”对其他国家(地区)增长的拉动更为显著，从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电子光学和非金属矿物制品等部门，而受“中国制造”拉动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仍然为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等东亚经济体。

以电子光学部门为例，2014年中国电子光学产品出口间接实现了台湾地区该部门5.87%的增加值，而中国的电子光学产品制造则为台湾地区电子光学部门贡献了接近两成的增加值份额。

此外从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确对中国制造供应链造成严重威胁，但鉴于大国的国内配套能力相对较强，加之中国区域间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具备围绕国内市场空间开展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和条件。中长期来看，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国内外资源整合基础上构建自主可控的制造供应链体系，以此应对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边缘化”中国的威胁。

综上所述，出于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目的，美国不惜重新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制造贸易摩擦及加强投资限制，企图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边缘化”中国，但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效推进离不开中国，美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边缘化”中国的企图可能更多只是一种威胁。

四、简要结论及启示

通过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生产环节转移，大力发展以外资为主导、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出口大国的同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与美国的竞争力差距正逐渐缩小。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生产制造和出口很大程度依赖高质量中间品进口，国内就业和区域间经济关联呈现出一定的“出口引致型”特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程度显著加深。

正是清楚意识到这点，近期美国政府单方面制造大规模对华贸易摩擦、推行突出“竞争”理念的国际经贸规则乃至重构“边缘化”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等行为，企图以此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势头。对此，中国在迅速回应并实施反制措施的同时，积极推动拓展外部发展空间的“一带一路”建设，以上因素推动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然而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不可替代的角色和地位，各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开展更离不开中国，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的企图终究将难以实现。

面对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为致力于有效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以中美贸易谈判及中美BIT谈判为动力，倒逼国内改革难以触动地带的体制机制创新，如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缓解国有垄断问题；加快法制法规建设，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等等。

其次，加快推动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清单，有选择有步骤地加快对外资开放进程；加快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加突出市场机制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导向作用。

再次，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为此，一方面应尽力维系欧美传统出口渠道，以此稳定中间品供应体系和外向配套型产业集群。同时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富裕国家新兴市场，重构中间品供应体系。另一方面应继续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进一步增强国内中间品尤其是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以国内配套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

最后，加快外贸领域的结构调整，更加强调进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调整进口产品结构，积极扩大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先进技术进口，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鼓励高品质最终品进口，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