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的中间品贸易不断扩张，不仅表现为中间品进口规模的大幅增加，而且中间品进口种类的多样化也日益明显。与此同时，一方面中国国内企业面临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断削减，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白重恩等，2008；罗长远、张军，2009；李稻葵等，2009)，这使得企业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成为融入全球价值链，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而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对外贸易“十三五”规划强调实行积极的进口贸易政策，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这也为我国利用高质量、多种类和高技术含量的外部中间投入品以带动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有效契机。根据对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统计显示，中间品进口企业的人均工资显著高于非中间品进口企业，二者的差距在1240~1850元左右。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间品的进口必然会影响要素的收入分配，如果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非中间品进口企业，那么通过鼓励企业更多地参与中间品进口贸易并适当扩大中间品进口，就有可能缓解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同时，企业创新关乎企业的竞争力和长期利润，进而可能会影响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因此，本文将中间品进口的多样化、企业创新以及工资水平结合起来，分析中间品进口、企业创新的工资效应，不仅为客观上评估中间品进口的成效提供了崭新视角，也为现阶段国家“促进口”的贸易政策调整以及企业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指导。

本文相对现有文献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已有国内外文献长期关注于出口贸易利得，对于中间品进口的贸易利得也主要集中于中间品进口的生产率效应以及工资收入差距效应，缺乏对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这种贸易利得的思考。其次，以往研究对中间品进口作用于工资水平的作用机理研究主要探究中间品进口通过成本节约效应以及生产率效应这两种路径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工资，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进而考察中间品进口作用于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的存在性。在控制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种作用机制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另一种新机制。再次，本文将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与海关数据相匹配，考虑到了企业出口状态的异质性，进而将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相结合。相对于非出口企业而言，双向贸易企业存在工资溢价现象，这对于“促进口”战略的实施以及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政策指导意义。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以及工具变量法(Ⅳ)等方法考察了中间品进口以及企业创新的工资溢出效应，并采用分位数回归(QR)、中介效应模型(ME)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确保了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二、文献综述

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国际经济学领域涌现出了大量文献研究中间品进口的国民福利效应，但主要基于国外问题的研究。现有文献已从实证层面肯定了中间品进口的低成本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对工资的促进作用。Bhagwati et al.(2004)从中间品贸易的成本效应角度分析美国中间品贸易的工资效应，指出中间品贸易虽然拉大了美国国内的工资差距，但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显著改善了国民福利，因此即使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下降，其实际报酬并未减少。Amiti and Wei(2004)、Amiti and Konings(2007)分别利用美国、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得出中间品进口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产生显著的工资溢出效应。随后，Martins and Opromolla(2009)利用葡萄牙的数据研究表明参与出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或进口高技术中间投入品的企业员工工资水平更高，进而说明中间品所蕴含的技术对工资的正向溢出效应存在。

关于中间品进口与工资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Egger and Kreickemeier(2009)通过构建异质企业模型将企业的工资与生产率水平联系起来，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Kramarz(2008)利用谈判模型(bargaining model)分析指出，与员工进行谈判交涉相比，企业更愿意在盈利状况改善时将其获得的利润与员工分享，以更好地发挥员工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在此基础上，Martins and Opromolla(2009)通过理论推演得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间的工资差异可以由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润共享机制进行解释，这也为本文中间品进口的工资溢出效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使得在研究企业工资等相关问题时，可以将利润共享作为中间传递机制，进而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企业利润上。

一类文献认为中间品进口能够降低进口产品价格，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中间品进口使得企业有机会获得国内无法获得的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Amiti and Konings, 2007)，而这些投入品和生产设备有着更高的生产率，相比之下，国内企业却可能需要支付相同或更多的成本购买到生产率低于国外的中间投入品。Gaulier and Méjean(2006)实证研究得出进口市场新产品种类的增加会导致年均进口价格下降0.2%，进而证实了进口产品种类与进口价格指数呈现负向相关关系。Goldberg et al.(2009)认为新的国外中间投入品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 增强了企业新产品种类的生产，进而增加了贸易的动态利得。Bas and Strauss-Kahn(2014)基于法国的数据考查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中间品价格的降低通过节约投入成本提高企业的销售收入，从而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钱学峰等(2010)基于种类的变化方法测算了中国的贸易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有利于降低进口价格指数进而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孙一平等(2017)将中间投入合计作为成本节约的替代指标，实证表明中间品关税的削减降低了中间品价格，节省了企业的中间投入成本，从而验证了成本节约是中间品关税影响我国企业工资的重要渠道之一。上述文献证实了中间品进口能够通过成本节约效应降低企业进口成本，提高企业利润，通过利润共享机制, 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增加。

另一类文献则集中考察了中间品进口促进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而为考察中间品进口的工资溢出效应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中间品进口主要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第一是进口学习效应(Romer，1990；Mendoza，2010；Bas and Strauss-Kahn, 2014)，即进口中间品内含有进口来源国的技术溢出，进口企业通过学习、消化并吸收进口中间品中的新技术来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是产品种类效应(Halpern et al., 2015)，即通过进口可以获得更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产品种类的增加是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Ethier，1982)，因此，进口国中间品种类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三是价格效应(Goldberg et al., 2010)，即通过进口中间产品对本国国内的中间产品产生竞争效应，更多种类的中间进口产品通过进口价格指数的变动影响企业的贸易利得, 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最后是质量效应，即与非中间品进口企业相比，中间品进口企业通过进口更高质量的产品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Amiti and Konings, 2007)。Coe and Helpman(1995)最早证实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存在着进口数量效应和进口种类效应，而新新贸易理论模型(Melitz，2003)则更加强调产品种类的增加是促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Halpern et al.(2015)运用匈牙利的微观企业数据证实了中间品进口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22%，中间品进口种类对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1/4。国内学者钱学峰(2013)研究发现中国的进口贸易存在工资溢价，并且进口种类的增加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来提高工资。张杰等(2015)发现，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进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均为正向关系，而资本品进口对进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李平、郭娟娟(2017)研究发现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上述研究均证实了中间品的进口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会直接反映在企业的盈利水平上，进而会促进企业利润的同向增加，通过利润共享机制工资水平也随之增加。

综上所述，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节约成本和生产率提升两个渠道提高企业利润。在利润共享机制条件下，企业的工资也因此相应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中间品进口贸易也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途径。大量的研究也表明中间品进口能够通过成本节约、技术溢出效应、质量效应等渠道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Amiti and Konings, 2007；Seker and Rodriguez-Delgado, 2011；Colantone and Crinò，2014；Halpern et al., 2015；李平、姜丽，2015)，这也为企业通过创新增加产出，进而提高企业利润改善员工工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然而，以往的文献研究并未能从微观企业视角将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结合起来。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参与全球化模式的理论模型，揭示出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利润与工资的关系。除了加入学界已证实的生产率提升和成本节约效应以外，本文也将企业创新作为中国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影响工资的作用渠道之一，对中间品进口种类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生产率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和企业创新机制作用于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合理性。

三、理论模型

Amiti and Davis(2011)构建的理论模型研究了不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下，企业的全球化模式与基于工资的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导得出参与中间品进口的企业会获得更高的企业利润与工资。本文以其作为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 工资和利润的决定

工人有合理工资的需求。对于零利润企业，无论属于中间品部门还是最终品部门，工人均获得相同的工资，我们将这一工资作为价值标准，其他企业v的员工工资为W_v。假设工人的工资随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增加。根据利润共享机制，工人将提高的工资作为努力工作的前提条件，因为利润高的企业乐意支付员工更高的工资；而企业认为利用工人的努力是必要的，因此也愿意支付这些工资。并且，由于所有的工人是同质的，一旦被雇佣就会要求企业给予合理工资，因此工资不会被压低。因此，

$ W(0) = 1,{W_v} = W\left( {{\pi _v}} \right),0{\rm{ < }}{W^\prime }\left( {{\pi _v}} \right){\rm{ < }}\infty ,{W_v} \le \bar W $

(1)

合理工资约束决定了零利润企业的名义工资为1，而其他企业v的工资是企业利润的递增函数，即W_v=W(π_v)。假设合理工资需求有限制，所以工资有有限上界，这一关系如图 1所示。

(二) 企业生产、利润及参与全球化模式

假设经济中包含两个生产部门即中间品部门及最终品部门，每个部门生产仅使用劳动这一同质要素。每个国家中间品种类在单位间隔上的测算方式为m(j)，j∈[0，1]。中间品部门可自由进入，规模收益不变，并按边际成本定价。一单位的劳动生产一单位的中间品。由于中间品部门的劳动是价值标准，那么中间品部门的工资和中间品价格是统一的。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中间品供应商能满足最终品部门任何中间品的需求。

在最终品部门，基于梅里兹的思路(Melitz，2003)讨论决策问题的顺序问题。对于大量的潜在企业M_e，在支付了以劳动为单位的固定成本f_e后，企业v就被赋予了信息λ_v=($φ$_v, t_Mv, t_Xv)，其联合概率密度函数为g(λ_v)，企业的信息分别为企业在边际成本上进行生产的生产率$φ$_v，进口边际贸易成本t_Mv及出口边际贸易成本t_Xv。t_Mv和t_Xv也可以看作是企业使用进口中间投入品和进入国外出口市场的边际效率。同时，引入边际概率密度${g_\varphi }(\varphi) \equiv \int_{tM} {\int_{tX} g } (\lambda)dtXdtM$以及累积密度${G_\varphi }(\varphi) \equiv \int_0^\varphi {{g_\varphi }} (u)du$。由于一些企业不生产进而退出市场，剩余企业M选择劳动力要素、中间品以及最终品以最大化企业利润。企业的死亡率为常数δ，稳定的均衡需要新进入的企业继续存续下去。

在任意时间点上，最终品生产商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其面临的需求曲线是给定的。假设所有的固定成本活动会支付一个工资，而该工资水平与中间品部门的工资为固定的比例关系。为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每个最终产品生产商需要雇佣f个单位的劳动作为企业的固定成本。一旦有了固定成本，生产函数就转化为基于劳动和中间投入品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由于均衡状态的企业面临的边际成本为常数，因此需要推演出企业利润和不同全球化模式下企业工资的关系。企业参与全球化以最大化利润，进而决定工资水平及其他企业变量。

在等需求弹性设置下，常边际成本的企业利润为：

$ {\pi _v} = {\mathop{Max}\nolimits} \left[ {0, \frac{{{r_v}}}{\sigma } - {F_v}} \right] $

(2)

其中，企业的固定成本F_v是全球化模式的函数，n是国外市场的个数，f_X是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f_M是国外市场进口中间品的固定成本。那么，

$ {F_v} = \left\{ {\begin{array}{*{20}{l}} f&{{\rm{国内企业}}}\\ {f + n{f_M}}&{{\rm{进口中间品的企业}}}\\ {f + n{f_X}}&{{\rm{出口最终品的企业}}}\\ {f + n\left({{f_X} + {f_M}} \right)}&{{\rm{既进口中间品也出口最终品的企业}}} \end{array}} \right. $

(3)

对于第n+1个国家，每单位中间品仅由劳动这一要素生产，并且规模收益不变。根据上述公式，国内中间投入品的价格为1(类似出口中间品的FOB价格)，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成本，保险及运费价格(CIF价)为τ_M>1，假设存在冰山成本，${t_{{M_v}}} \in \left[ {1,\overline {{t_M}} } \right]$，反映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能力。因此，企业总的有效价格为τ_Mv=τ_Mt_Mv>1。假设贸易自由化只影响企业的边际成本τ_M。拥有较低中间品贸易成本的企业更易克服进口中间品中的固定成本，因此它以更低的产出生产率进口中间品。拥有较低中间品贸易成本的企业可以降低其进口中间品相对价格，进而与使用国内的中间品相比，该企业会选择进口更多的中间品，进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及工资水平。

对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而言，进口中间品会影响其成本。进口价格中的边际成本是柯布道格拉斯的，即

$ {c_v} = \frac{1}{{{\varphi _v}}}{\left({\frac{{{W_v}}}{\alpha }} \right)^\alpha }{\left({\frac{{{P_{Mv}}}}{{1 - \alpha }}} \right)^{1 - \alpha }} = \frac{{\kappa W_v^\alpha P_{Mv}^{1 - \alpha }}}{{{\varphi _v}}}, \kappa = {\alpha ^{ - \alpha }}{(1 - \alpha)^{ - (1 - \alpha)}} $

(4)

上述边际成本揭示了企业层面两个内生性的变量，即工资和中间投入品价格。企业的成本、收入和利润均由企业工资条件性决定，而企业工资仅由其自身决定，这将在本部分的最后给出解释。中间品的价格取决于由中间品种类的偏好导致的企业是否进口中间品。令γ>1，代表两种中间品的替代弹性。对于仅使用国内中间品的企业，其中间品价格为P_Mv=1，而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其中间品价格为${P_{{M_v}}} = {\left[ {1 + n\tau _{{M_v}}^{1 - \gamma }} \right]^{\frac{1}{{1 - \gamma }}}} < 1$。

因此，企业的边际成本依赖于其所进行的国际化选择，进而会影响企业的中间品价格P_Mv以及均衡的企业工资W_v。对于不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其边际成本${c_v} = \frac{{\kappa W_v^\alpha }}{{{\varphi _v}}}{\left({1 + n\tau _{Mv}^{1 - \gamma }} \right)^{\frac{{1 - \alpha }}{{1 - \gamma }}}}$。考虑到等弹性需求和垄断竞争，国内最终品的价格是标准的边际成本加成，即${P_{vd}} = \frac{\sigma }{{1 - \sigma }}{c_v}$。国内市场的收益依赖于价格, 即${r_{vd}} = R{P^{\sigma - 1}}P_{vd}^{1 - \sigma }$。由于进口中间品会影响成本、价格，因此也会影响到企业收益。对于不进口中间品的国内企业而言，其收益为${r_{vd}} = R{P^{\sigma - 1}}{\left({\frac{{\kappa W_v^\alpha }}{{\rho {\varphi _v}}}} \right)^{1 - \sigma }}$，而进口中间品企业的收益更高，为${r_{vd}} = {\Gamma _{Mv}}R{P^{\sigma - 1}}{\left({\frac{{\kappa W_v^\alpha }}{{\rho {\varphi _v}}}} \right)^{1 - \sigma }}$，其中，${\Gamma _{{M_v}}} = {\left({1 + n\tau _{{M_v}}^{1 - \gamma }} \right)^{\frac{{(1 - \alpha)(1 - \sigma)}}{{1 - \gamma }}}} > 1$，是“进口全球化”因素，它表明因进口中间产品降低了企业的边际成本，进而通过降低价格增加了企业收益。

总收益r_v不仅依赖于进入市场的渗透率，也依赖于有效市场的数量及企业服务这些市场的效率。假设企业出口存在冰山成本，为τ_Xv。可以分解为共同的出口成本τ_X>1以及异质性成分t_Xv∈[1, t - t_Xv]，其中，τ_Xv=τ_Xt_Xv。相对于国内市场，国外市场的收益是成比例下降的，这反映出由于最终品出口冰山成本的存在，国外市场的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同样地，低出口成本企业以更低的生产率进入出口市场，并将其最终产品更多地出口至国外。

令r_vd是国内企业的收益，出口企业的收益为Γ_Xvr_vd，其中，Γ_Xv≡(1+nτ_Xv^1－σ)>1，是“出口全球化”因素，它反映了出口最终品为企业提供了除国内市场以外的n个国外市场，每一个市场是国内市场规模的τ_Xv^1－σ倍，其中τ_Xv^1－σ＜1。

基于中间品是否进口以及最终品是否出口，我们完成了对企业全球化模式的讨论。只要利润是非负的，利润就可表述为${\pi _v} = \frac{{{r_v}}}{\sigma } - {F_v}$。设国内企业的利润为${\pi _{\tau d}}Var = \left({\frac{{R{P^{\sigma - 1}}}}{\sigma }} \right){\left({\frac{{\kappa W_v^\alpha }}{{\rho {\varphi _v}}}} \right)^{1 - \sigma }}$，那么基于工资的企业利润为：

$ {\pi _v}\left({{W_v}} \right) = \left\{ {\begin{array}{*{20}{l}} 0&{{\rm{企业不生产, 退出}}}\\ {{\pi _{ud}}Var - f}&{{\rm{国内企业}}}\\ {{\Gamma _{{M_v}}}{\pi _{td}}\mathit{Var} - \left({f + n{f_M}} \right)}&{{\rm{进口中间品的企业}}}\\ {{\Gamma _{{X_v}}}{\mathit{\pi }_{ud}}\mathit{Var} - \left({f + n{f_X}} \right)}&{{\rm{出口最终品的企业}}}\\ {{\Gamma _{{X_v}}}{\Gamma _{{M_v}}}{\pi _{ud}}\mathit{Var} - \left[ {f + n\left({{f_X} + {f_M}} \right)} \right]}&{{\rm{既进口中间品也出口最终品的企业}}} \end{array}} \right. $

(5)

此处，企业的利润依赖于工资，其中，π′_v(W_v) < 0，即说明高工资降低企业利润。

接下来分析工资的决定。根据合理工资约束，工资和利润是正向相关的，如果固定一种全球化模式，那么我们会得到工资和利润的第二种关系，即工资和利润的负向关系。现在将这两种关系合并起来，那么我们考虑纯粹的国内企业，如图 1所示。企业选择适合的全球化模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如果这种最大化使得利润为负，那么企业就会退出市场。显而易见，基于合理工资约束，企业选择全球化模式以最大化其企业利润的同时也会最大化均衡工资。这样，基于宏观层面变量我们就决定了工资、利润、以及所有其他企业层面的变量。

(三) 市场均衡

为得到均衡，本文给出以下两个假设：

A.f_Xf。由于严格正的贸易成本τ_X>1，该条件保证了零利润的企业不会出口，国外市场的利润小于国内市场的利润，因此不能弥补出口的固定成本。

B. ${f_M} > \frac{f}{n}\left({{\Gamma _{M\max }} - 1} \right)$，其中，${\Gamma _{M\max }} \equiv {\left({1 + n\tau _M^{1 - \gamma }} \right)^{\frac{{(1 - \alpha)(1 - \sigma)}}{{1 - \gamma }}}}$，也就是t_Mv=1。这一条件表明当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利润为零时，就会发现进口中间品是无利可图的。进口中间品的净收益为$\left({{\Gamma _{Mv}} - 1} \right){\pi _{vd}}Var - n{f_M}$，对于零利润企业，π_vdVar=f，t_Mv=1使得Γ_Mv达到最大值，那么在条件成立的前提下，$\left({{\Gamma _{{M_v}}} - 1} \right){\pi _{ud}}Var - n{f_M} < 0$。

以上两个假设保证了零利润企业既不会进口中间品也不会出口最终产品。同时，这两个假设表明均衡临界点的特征为当且仅当生产率$\varphi \ge {\varphi ^*}$时，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基于以上假设，临界点的企业利润可以记作${\pi _v} = \pi \left({{\lambda _v}, \hat \varphi *} \right)$，其中。$\hat \varphi *$为理论上的临界生产率。根据合理工资约束，零利润企业的工资水平为单位1，因此，

$ \pi (\hat \varphi *, W(0)) = \left({\frac{{R{P^{\sigma - 1}}}}{\sigma }} \right){\left({\frac{\kappa }{{\rho \hat \varphi *}}} \right)^{1 - \sigma }} - f = 0 $

(6)

$ 进而，我们得到与名义临界生产率相一致的宏观价值, 即:R{P^{\sigma - 1}} = \sigma f{\left({\frac{\kappa }{{\rho \hat \varphi *}}} \right)^{\sigma - 1}} $

(7)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回到企业的决策问题上来确定企业利润，从而得到与名义临界生产率相一致的企业利润，即${\pi _v} = \pi \left({{\lambda _v}, \hat \varphi *} \right)$，根据合理工资约束条件，进一步得到企业的工资水平，因此，中间品贸易中的合理工资均衡存在并且唯一，并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相比国内企业而言，参与最终品出口或中间品进口的企业拥有更高的临界生产率水平。

命题2：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出口更多最终品或进口更多中间品的企业会获得更高的企业利润及工资水平。

四、数据与计量模型 (一) 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涉及两套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第一套是中国进出口海关统计数据库，其记录了2000-2006年企业的进出口交易信息，包括进出口商品的8位HS编码，贸易状态(进口/出口)、贸易价值(美元)、贸易数量、贸易类型、以及目的地(来源国)等详细信息。我们首先按照企业每月的贸易额数据相加汇总为企业的年度数据。

第二套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涵盖了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即企业总产值超过500万元)的非国有企业。考虑到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一些关键性指标的原始数据存在缺失或记录错误，本文删除了以下几种类型的观测数据：(1)流动资产、总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以及出口交货值大于工业销售产值等明显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样本；(2)无效成立时间(开业时间月份小于1或大于12)的样本；(3)企业代码、工业总产值、新产品产值、工业销售产值、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额、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总资产缺漏值或负值的样本；(4)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工业增加值、总资产为零的样本；(5)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小于10的样本。在此基础上，对企业本年应付工资总额和本年应付职工薪酬进行离群值处理，对工资以及职工薪酬上下界各1%的样本进行截尾处理。同时，本文统一了2003年前后的四位行业代码，并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1)，仅保留前两位代码介于13-42的数据样本。由于2004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并未报告新产品产值的数据，因此舍弃了该年样本，得到2000-2003年以及2005-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观测样本。

考虑到本文的重点是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的关系，需要将上述可用于计算产品创新和工资的企业数据与含有企业中间品进口的海关数据进行合并。首先，使用联合国BEC(Broad Economic Catalogue)分类编码识别中间产品。其中，BEC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53”的八大类是本文研究的中间产品。其次，利用BEC提供的中间品编码与海关贸易数据中HS编码进行匹配整理，得到进口的中间品贸易数据。将每个HS 6位码与进口来源国的组合，即一个产品—国家对代表一种中间品的进口(Broda and Weinstein, 2006；Bas and Strauss-Kahn, 2014)，进而得到企业层面每年的中间品进口种类。考虑到加工贸易以及中介性质并不涉及自主创新的过程(杨晓云，2013)，因此样本仅限于一般贸易类型，并剔除了名称中包含“贸易”、“工贸”、“经贸”、“进出口”、“物流”的企业数据(Amiti et al., 2012)。

在完成对两大数据库的数据处理后，本文按照田巍、余淼杰(2013)的方法对两大数据库进行匹配。首先，按照企业的中文名称和年份进行匹配，其次，通过企业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的最后七位进行补充匹配。最后，按照企业名称剔除重复出现的样本，进而得到有进出口行为的企业数据。通过上述匹配工作，得到171559个包含进出口企业的观测样本，其中，进口企业样本为96881个观测值，通过对中间品进口企业的样本进行筛选，我们得到一般贸易方式的中间品进口企业的观测样本则为78821个。

(二) 特征事实

我们用企业层面人均工资作为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衡量指标。首先对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分类，以得到不同进出口类型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用对数形式表示)，如表 1所示。可以看出，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要远远高于非出口企业；无论是在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不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对比四种不同类型的贸易企业，既进行中间品进口又进行出口的企业占总样本观测值的35%，其员工工资水平最高，并且高于总体样本的均值工资。这表明，中间品进口贸易促进了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增加，并且其工资溢出效应大小与企业是否出口息息相关。

鉴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中间品进口贸易，我们按照贸易方式计算了2000-2006年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①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工资水平，如图 2所示，2000-2006年之间我国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工资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此外，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一直高于加工贸易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工资水平，加工贸易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劳工成本变动相对平缓，但两类企业工资成本相同的变动趋势表明推动劳动成本上涨的主要因素可能在于劳动力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子女教育及住房成本的大幅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余淼杰、梁中华，2014)。

① 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类，此处加工贸易为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加总。

(三) 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的计量模型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工资的溢出效应，本文以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即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为中间品进口的衡量指标引入模型中，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 \mathit{ln}{w_{it}} = \alpha + \gamma \mathit{lni}{\mathit{m}_ - }n{o_{it}} + {v_j} + {v_k} + {v_t} + {\varepsilon _{ii}} $

(8)

其中，lnim_no_it表示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的对数，v_j，v_k，v_t分别表示行业、地区和年份的特定效应，ε_it为误差项。引入企业的创新因素，上述模型拓展为：

$ \mathit{ln}{w_{it}} = \alpha + \beta \mathit{lni}{\mathit{m}_ - }n{o_{it}} + \gamma innove{x_{it}} + \delta {X_{it}} + {v_j} + {v_k} + {v_t} + {\varepsilon _{it}} $

(9)

其中，innovex_it表示企业创新，用企业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X_it为模型的控制变量，v_j，v_k，v_t分别表示行业、地区和年份的特定效应，ε_it为随机干扰项。

2.检验作用机制的计量模型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即成本节约效应、生产率效应和企业创新机制效应。为此，本文使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对可能存在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中介效应模型主要分为三步：第一，因变量对基本自变量进行回归；第二，中介变量(中间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创新)对基本自变量进行回归；第三，因变量对基本自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同时进行回归。本文完整的中介效应模型由以下方程构成：

$ \mathit{ln}{w_{it}} = {\eta _0} + {\eta _1}\mathit{lni}{\mathit{m}_ - }n{o_{it}} + \eta {X_{it}} + {v_j} + {v_k} + {v_t} + {\varepsilon _{it}} $

(10)

$ \mathit{lnint}e{r_{it}} = {\eta _0} + {\eta _2}\mathit{lni}{\mathit{m}_ - }n{o_{it}} + \eta {X_{it}} + {v_j} + {v_k} + {v_t} + {\varepsilon _{it}} $

(11)

$ lntf{p_{it}} = {\eta _0} + {\eta _3}\mathit{lni}{\mathit{m}_ - }n{o_{it}} + \eta {X_{it}} + {v_j} + {v_k} + {v_t} + {\varepsilon _{it}} $

(12)

$ innove{x_{it}} = {\eta _0} + {\eta _4}\mathit{lni}{\mathit{m}_ - }n{o_{it}} + \eta {X_{it}} + {v_j} + {v_k} + {v_t} + {\varepsilon _{iit}} $

(13)

$ \mathit{ln}{w_{it}} = {\eta _0} + {\eta _5}\mathit{lni}{\mathit{m}_ - }n{o_{it}} + {\eta _5}\mathit{lninte}{\mathit{r}_{it}} + {\eta _6}\mathit{ln}tf{p_{it}} \\+ {\eta _7}\mathit{innovex} + \eta {X_{it}} + {v_j} + {v_k} + {v_t} + {\varepsilon _{it}} $

(14)

其中，inter_it、tfp_it分别表示企业i在t时期的中间投入成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其他变量定义不变。公式(10)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公式(11)、公式(12)、公式(13)分别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中介变量，即对中间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创新的影响，公式(14)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以及中介变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公式(10)-(14)相结合论证了中间品进口多样化是否通过中间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创新对工资水平产生影响，进而验证利润共享机制是否存在。

此外，引入中间品进口与中间投入、生产率以及企业创新的交互项对上述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中间品多样化影响工资的作用机制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在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中间投入成本以及企业创新的交互项，并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 \begin{array}{l} \mathit{ln}{w_{it}} = \alpha + {\beta _1}\mathit{lni}{\mathit{m}_ - }n{o_{it}}*\mathit{lninte}{\mathit{r}_{it}} + {\beta _2}\mathit{lni}{\mathit{m}_ - }n{o_{it}}*\mathit{ln}tf{p_{it}} + {\beta _3}\mathit{lni}{\mathit{m}_ - }n{o_{it}}*\mathit{innove}{\mathit{x}_{it}}\\ \;\;\;\;\;\;\;\; + \delta {X_{it}} + {v_j} + {v_k} + {v_t} + {\varepsilon _{it}} \end{array} $

(15)

公式(15)中的系数β₁、β₂和β₃分别反映企业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多样化对中间品投入成本、生产率以及产品创新的工资效应的影响，若β₁ < 0，表明中间品进口种类多样化通过降低中间品的投入成本削减了企业成本，进而引起企业工资的增长；若β₂和β₃均大于0，表明生产率的提升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确实是进口中间产品多样化影响企业工资的渠道，进而证明了利润共享机制的存在性。

(四) 变量的定义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人均工资w作为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代理变量。首先，将进行离群值处理后的企业本年应付工资总额除以全部从业人员得到各企业本年平均工资；然后，将企业平均工资以2000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并取对数，进而得到剔除价格因素的企业层面的人均工资，即lnw。

2.核心解释变量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lnim_no)。我们借鉴以往文献的普遍处理方法(Broda and Weinstein, 2006；Bas and Strauss-Kahn, 2014)，定义一个产品—国家对作为一个中间品种类，即以一个HS6位码与进口来源国的组合表示一种中间品种类，进而通过加总得到每个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种类，即中间品进口多样化。

企业创新(innovex)。本文选用企业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企业创新的衡量指标，以测度企业的创新强度和能力。

全要素生产率(lntfp)。由于使用传统的索洛余值法测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足以解决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参考现有文献(毛其淋、盛斌，2013；许家云等，2015)的处理方法，使用LP方法计算得出企业i在t年的企业生产率(取对数)。

企业中间投入(lninter)。对于中间品进口影响工资的成本节约渠道，我们使用中间投入合计对其进行衡量，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处理。根据中间品进口的成本节约作用机制，中间品进口降低了企业的进口中间品价格，而企业进口中间品成本的降低，使得中间投入合计减少^①。

① 该结论成立包括以下两个条件：(1)企业进口中间品；(2)企业使用进口投入品与本地投入品的比例不变。由于本文在筛选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条件(1)自然满足，现有理论和实证文献(Acemoglu，2003；Halpern et al., Bøler et al., 2015)验证了条件(2)的成立，因此，本文也保留假设(2)。

3.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scale)。由于企业规模与企业的盈利水平有关，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生产技术逐步成熟，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会相对平稳。本文用企业年销售额的对数值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

资本劳动比(kl)。用于衡量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该指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全部职工人数的比值表示。其中，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采用200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外资占比(fshare)。本文用港澳台资本金与外商资本金之和与实收资本的比值表示^②，以刻画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对工资的影响。

② 本土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是否加入WTO的虚拟变量(WTO)。2002年前为0，2002年后为1。

样本数据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

五、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汇报了使用2000-200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基准回归结果。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对基本模型进行估计，以验证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比较OLS的估计结果，中间品进口多样化有显著的工资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每增加1%，工资水平增加0.0519%。此外，企业创新对工资的显著性影响表明创新可能通过增加创新产出和企业利润，进而提高了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

参照邵敏、黄玖立(2010)的方法，为避免当期解释变量与扰动项相关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主要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工具变量，对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使用Ⅳ方法将模型中间品进口种类的当期项以及企业创新程度替换为其滞后一期项，各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OLS方法一致；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比OLS回归的系数明显增大，这表明忽视内生性问题会低估中间品进口以及企业创新的作用。此外，较大的Kleibergen-Paap LM统计量和Kleibergen-Paap F统计量也表明Ⅳ估计的合理性。

对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企业规模对工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得企业销售收入增加，利润空间增大，员工工资水平进而增加。资本密集度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资本密集度的企业员工拥有更高的工资水平，这与陈继勇等(2016)的结论一致。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成为提升我国企业工资水平和改善收入差距的必要举措。外资占比越高，对工资的溢出效应越为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一致，这可能与外资企业大多实行更为灵活的绩效导向型工资制度有关，与本土企业相比，外资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Girma et al., 2001)。加入WTO的虚拟变量对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加入WTO以来，贸易自由化的推行使得企业面临的进口成本降低，节约了企业成本，进而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随之增加。

(二) 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通过考察企业的异质性、更改被解释变量即工资的度量方式以及改变计量方法三个角度对上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以及影响机制进行稳健性检验。

1.企业的异质性

(1) 出口状态

由于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非出口企业(于红霞、陈玉宇，2010)。相对无贸易企业而言，双向贸易企业存在生产率溢价现象(李平、郭娟娟，2017)，进而通过利润共享机制对工资的溢出效应可能会因此不同。因此，本文将中间品进口企业按照出口状态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企业创新程度的提高能显著提高中间品进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比非出口企业更为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出口企业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中间投入产品，而通过进口更高质量和更多种类的中间品，有效促进了出口企业的生产扩张和绩效改善(田巍、余淼杰，2013)，进而改善了员工工资。以Ⅳ方法的估计为例，中间进口产品种类每增加1%，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提高0.105%，而非出口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仅为0.0633%。

(2) 企业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具有不同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国有企业更关注社会和政治目标(林毅夫等，2004)，而对经济效益的关注不足(姚洋、章奇，2001)，而外资企业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在员工监管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陈戈等，2005)，为了提高求职人员的平均质量，有激励支付更高的工资。因此，本文根据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分析中间品进口、创新对不同企业的工资效应。从表 5可以看出，采用OLS方法和Ⅳ方法均表明企业创新存在明显的工资溢出效应；尽管不同性质的企业存在异质性，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效应却普遍存在于这些企业中，且这种效应对外资企业最为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外资企业的获得中间品的渠道比较广，生产效率更高，中间品进口的生产率效应以及成本节约效应使得企业的利润增幅较快，再加上外资企业完善的工资激励制度，在利润共享机制作用下，中间品进口的工资溢出更为明显；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享受不同的国家政策，并且存在经营目标的差异，其要素投入通常偏离最优水平(亓朋等，2008)，以至于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对工资的影响相对较小。以Ⅳ估计方法为例，中间进口产品种类每增加1%，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提高0.0987%，而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仅为0.0439%。

(3) 企业所属地区的差异

根据H-O贸易理论的要素价格趋同定理，对外开放给较落后地区带来了发挥其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机会，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得以提高，进而使得区域收入水平的差异缩小(Dunn and Mutti, 2000)。因此，中间品进口贸易的开展对不同地区的工资水平也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本文根据企业所属省份将所有的企业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①，以对不同地区的中间品进口的工资效应进行对比分析。从表 6可以看出，采用OLS方法和Ⅳ方法均表明企业创新对不同地区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东中西地区工资的溢出效应均显著，并对东部的影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放和国际化程度较低，中间品进口贸易的开展对其工资的正向溢出也相对较小。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由于受到劳动合同的限制，企业的工资刚性使得短期内工资不易提高，而员工的收入除了工资以外，还包括奖金、津贴等福利。因此，我们将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与本年应付福利费总额除以从业人员得到企业员工的人均收入，作为对工资水平的重新度量方式，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回归依然稳健^①。

① 由于各变量的显著性及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因此鉴于篇幅限制，此处省略了回归结果。

2.分位数回归

考虑到OLS和Ⅳ的回归重点考察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企业工资条件期望的影响，即对企业工资的估计仅仅是平均意义上的，且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而分位数回归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不仅不易受极端值的影响，而且更为稳健(蒋为、黄玖立，2014)，还可以对不同分位点的企业工资水平受各变量的影响情况进行更详尽的说明。表 7显示的是2000-2006年我国制造业企业中间品进口工资溢出效应的分位数面板回归结果，本文选择了有代表性的0.1、0.25、0.5、0.75以及0.9作为分位点。结果表明，随着分位数的增大，企业创新和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的工资溢出效应越显著，R²也不断增加，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于高分位数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解释度更高。此外，各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也与基准回归一致，企业规模的增大、资本密集度以及外资占比的增加以及加入WTO均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

(三) 影响机制分析

在肯定了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以后，本文将进一步考察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工资的作用机理，即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中间品进口种类通过成本节约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机制效应作用于工资水平的合理性。表 8第(1)-(4)列是分别对模型(10)式-(13)式进行估计的结果。此外，为了稳健起见，我们将中介变量中间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创新分别加入到(14)式进行估计，结果分别位于表 8第(5)-(7)列。最后，表 8第(8)列进一步报告了同时加入三个中介变量即模型(14)的估计结果。从第(2)-(4)列可以看出，中间投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中间投入成本；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中间品进口多样化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进口的中间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越能满足企业中间品的多样性偏好，也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验证了命题1的合理性。企业创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由国外进口的核心零部件和先进技术带来的技术转移效应，以及国内企业对多样化中间产品中内涵技术的消化吸收都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进而推动企业创新。第(5)-(8)列报告了加入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各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表明降低中间投入、提高企业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对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溢出，这与预期相符，通过进口更多种类以及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及中间投入成本进而增加了企业利润，通过利润共享机制又会促进工资水平的增加，而中间品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及技术溢出效应引致的企业创新也会推动企业利润及工资水平的同步上涨，进而验证了命题2的合理性。此外，我们发现，与第(1)列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估计系数相比，在分别加入中间投入(第(5)列)、全要素生产率(第(6)列)以及企业创新(第(7)列)之后，各中介变量以及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系数均显著，并且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系数呈现出了下降，初步表明成本节约、生产率提升以及创新机制中介效应的存在；进一步地，在同时加入三个中介变量(第(8)列)之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系数进一步下降，这又进一步显示成本节约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创新机制效应是中间品进口提高工资水平的渠道，进而验证了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影响工资的利润共享机制的存在性。同时，在控制成本节约及生产率两种作用机制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另一种新机制。

表 9引入中间品进口与中间投入、生产率以及企业创新的交互项对上述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中间品多样化影响工资的作用机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1)列、第(3)列、第(5)列考察的是中间品进口对生产率和进口价格的工资效应，在此基础上，第(2)列、第(4)列、第(6)列引入中间品进口对创新的工资效应，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的符号均未发生变化。无论是最小二乘法回归、固定效应回归还是工具变量回归，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与中间投入合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过进口更多的中间投入品种类降低了企业中间投入成本进而增加了企业利润，进而促进了员工工资的增长，这与钱学峰等(2013)的结论一致；同时，OLS回归和Ⅳ回归结果均显示中间品进口产品多样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创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大于0，表明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的扩大对生产率和企业创新的工资效应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再次证实了在中国制造业企业中，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工资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

六、结论

本节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种类的多样化有显著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在考虑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采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对基准回归重新进行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验证了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从企业的异质性、工资度量方式以及分位数回归三个角度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依然稳健。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东部以及处于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在此基础上，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工资的作用机理，即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种类通过成本节约效应、生产率效应和企业创新机制效应作用于工资水平的合理性，在控制生产率和成本效应两种机制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另一种新机制。

随着目前中美贸易联合声明的出台，为降低贸易摩擦，今后我国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方向应是在扩大中间品进口贸易规模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进口中间产品的多样性，特别是拓展从欧美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含量和更多种类的中间品和服务，这不仅有利于缓解国家间的贸易失衡，拉动国外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及生产率水平，通过更好地改善企业绩效提升员工的工资进而改善国内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态势。同时，国家应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企业也应将自主研发与进口模仿创新相结合，有效地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克服不断上涨的劳工成本压力。通过立足于提高自身的研发及自主创新水平，进而更为有效地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本企业所用，并通过中间品进口影响工资的成本节约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和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提升企业的利润及员工的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