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转型经济背景下，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带来大量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导致企业的决策环境复杂化和模糊化(Yang and Su, 2014)。对于面临资源缺陷的新创企业而言，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快速响应环境变化，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成为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效果推理理论认为，以行动或手段而非目标为导向更有助于企业在不确定情况下跨越生存门槛，实现快速成长(Read et al., 2009)。换言之，在下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三思而后行”的目标导向战略向绩效转化的效率和效果，可能远不及快速决策和行动以创造性利用机会的组织战略行动对绩效的影响大。

Crossan et al.(2005)和Vera et al.(2005)将上述组织战略行动解读为即兴，即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的一种响应行动。他们认为，组织即兴本身不具有好坏属性，但在其他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它会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等绩效。因此，本文在探究新创企业组织即兴与绩效关系的同时，致力于挖掘这一关系发挥作用的机制和边界条件。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观点，企业战略行动的成功实施需要资源的支持，但新创企业如何突破资源束缚，推动组织即兴这一战略行动向绩效成功转化呢？本文认为，组织即兴的成功实施不仅需要新创企业跨越组织边界获取资源，同时需要优化组织内部配置、部署资源的行为流程。换言之，新创企业应当“内外兼攻”，而强调资源识取和资源配用的资源整合行为能够有效兼顾组织内外部，促进组织手边资源的丰富，以及资源整合价值的提高(Dutta et al，2015；Welter et al., 2016)。因此，在新创企业资源整合行为搭建的“桥梁”支持下，组织即兴可能会更加积极的向绩效转化，即资源整合可能在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发挥中介效应。

另外，作为组织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网络能力也将组织内外部有效地连接在一起(Wales and Patel, 2013)。相较于能力较低的企业来讲，高网络能力有助于企业获取实时的市场信息等资源，这对处于不确定环境中的新创企业有效实施即兴活动至关重要。而且，在市场信息支持下，新创企业还有可能调整资源整合行为的结果，使组织资源体系更加契合市场环境的变化。但是，目前网络能力相关文献鲜有触及这一领域，网络能力对组织即兴-资源整合-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仍待厘清和揭示。

为了具体说明上述关系机理，本研究整合了效果推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说明组织即兴是如何经由资源整合这一中介路径促进新创企业提高绩效的，并厘清网络能力在其间发挥的调节效应，为新创企业成功实施即兴行为开辟了新视野和新路径，拓宽了现有研究范围。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 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

Crossan et al.(2005)从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两个视角出发，将即兴定义为在时间紧迫、缺乏详细规划且对环境知之甚少的情况下，行动者可能采取的自发性(spontaneity)、创造性(creativity)的响应行为。Vera et al.(2005)基于即兴构建的过程导向，认为即兴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的创造性和自发性的过程。上述两个定义均从自发性和创造性两个维度剖析组织即兴，表明组织即兴具有立即反应和意图创造的特征(Hmieleski et al., 2013)。因此，借鉴上述研究，本文将组织即兴定义为组织及时响应各种突发事件或问题的行为活动，强调决策与行动上的自发性和创造性。

部分学者指出，即兴行为本身对企业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本文认为，这一观点一再被提及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即兴本意为尚未计划得当，仅就当时的判断做出决策和行动。换言之，即兴行为是当下的“权宜之计”，本身不具有好坏属性(Vera and Crossan, 2005)，它是否一定会发挥积极效果无法保证；第二，组织即兴行为实施过程中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政策变迁、高管变更或核心员工离职等因素的发生都有可能导致即兴行为失败，而组织柔性化建设、动态能力、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可能会推动即兴行为向绩效转化。上述原因正是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所具有的特征，市场环境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Zheng and Mai, 2013)。因此，本文将着重强调中国情境下的新创企业即兴行为。

第一，根据组织即兴的定义，即兴是以变化为导向的行为活动(买忆媛等，2015)。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未来难以预测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此时，天生具有快速响应特征的即兴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Mullins and Komisar, 2009)。具体来说，在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机会转瞬即逝，亟待跨越生存门槛、实现快速成长的新创企业需要能够识别并及时利用、开发市场机会，以先动的向市场推出新产品或服务，创造先发优势。因此，若新创企业依然坚持先计划后行动的逻辑则有可能在快速变更的市场中错失机会，丧失这一发展机遇。相反，组织即兴强调自发性和创造性，在面对市场变动时组织会即时的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创造性地捕捉与利用机会或解决问题。而且，根据效果推理理论，聚焦于快速生成创造性决策和行动的即兴行为在不确定环境中更易凸显其作用(Read et al., 2009)。换言之，组织即兴可能是转型经济背景下促进新创企业成功的关键手段之一(Levallet and Chan, 2013)。

第二，关于组织即兴的研究表明，组织在实施开展即兴活动时并不是随意的、“拍脑袋”的决定，而是建立在先前知识基础上的有意识的即时决策。具体来说，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先前习得的知识经验有助于新创企业分析当前环境情势，对环境中蕴含的机会或威胁做出初步判断，组织即兴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决策和行动也是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的。另外，先前的知识基础作为知识资源池，组织在即兴过程中可以从中搜寻相似的路径或为适应新环境而创造性地重组过去的路径，降低即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且，在即兴过程中，新创企业可以利用知识资源池中的多元化知识响应环境变化，创造性的调整修正原有的战略计划或生成更新颖的战略渠道(Hmieleski and Baron, 2008)。总之，在知识的支持和“武装”下，组织即兴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推动新创企业绩效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组织即兴有助于新创企业灵活应对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创造性的利用开发机会，从而推动新创企业绩效提升。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 新创企业的组织即兴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 资源整合的中介作用

资源整合是反映企业资源识取和资源配用的一种战略行为(董保宝等，2011)，它强调企业选择、汲取、配置和融合不同来源、不同结构的资源，对其重构形成新的契合战略发展的资源体系^①。具体来说，资源识取反映了企业识别外部有价值的资源并将其汲取、归集到企业中，资源配用则是指企业在组织内部配置、融合不同资源，促进资源协同效应最大化。聚焦于资源识取和资源配用的资源整合行为与新创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已获得大量研究的支持(Ge et al., 2009；董保宝等，2011)。资源整合可以有效的加快企业资源获取速度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Reymen et al., 2015；郭润萍，2016)，对于面临“新且小”弱势的新创企业而言，这是促进其战略行动顺利推进和企业快速成长的关键力量。

①  一些学者认为组织即兴和资源整合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而实质上二者并无重合(如Deligianni et al., 2017)。具体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组织即兴与资源整合分别基于效果推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提出，在理论上不存在交叉联系。第二，组织即兴的核心特质是创造性和自发性。创造性在组织即兴中并非是产出结果的创新，它强调即兴行为本身的新奇和有益的搜寻，即搜寻有用的观点(Dutta et al., 2015)。国内一些学者将资源整合看作是即兴的一个子维度，但笔者在参阅了大量的文献后发现，英文文献并不支持此观点(如Dutta et al., 2015)，也即即兴行为与资源整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Deligianni et al., 2017)。即兴行为强调随机应变，见机行事。这个“机”更多的是指形势的变化，所以很多文献强调即兴本身对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Welter et al., 2016)。如何让即兴行为发挥最优效用，打开它到绩效的黑箱，揭示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资源整合的引入解决了这一难题。本研究所用的即兴行为的测量指标与资源整合的测量指标也没有重复或类似的题项。

根据效果推理理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的即兴行为向绩效转化的效率和效果更高。具体来说，组织即兴可以使新创企业及时响应环境变化，并在短时间内创造性的开发和利用机会，进而实现竞争优势。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行动需要得到资源的支持，当企业缺乏必要资源时，它将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其所需要的资源。但是，“新且小”的弱势导致新创企业面临资源匮乏及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在这通过问题影响下，聚焦于快速和创造性决策和行动的组织即兴可能无法直接向绩效转化，而是需要在资源识取和资源配用向绩效转化。因此，本文认为，资源整合可能是组织即兴转化新创企业绩效的桥梁，即在组织即兴与绩效间发挥中介效应。

面对不确定市场环境中的突发事件或稍纵即逝的机会，实施即兴行为的组织会积极的响应这一变化，聚集人力、物力等资源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并付诸于行动，而这一过程会激发新创企业的资源意识。因为天生的资源约束将导致新创企业在动态变化的环境面前难有作为，而为了确保生存和发展，新创企业必须做出响应行动。换言之，新创企业将会根据即兴行动的决策内容积极地跨越组织边界识别、汲取对应资源，即采取资源识取行为，同时，在将资源“拿”进组织内部以后，新创企业会根据即兴行动的目标和方式将资源进行剥离和重构，以耦合为与即兴战略行动相契合的资源体系(Dutta et al., 2015)，即采取资源配用行为。新创企业能够在先前知识基础支持下做出即兴行动决策，在资源整合行为构造的资源识取和资源配用的双元作用下，顺利的实施即兴行动，促使新创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先动的开发并利用机会或及时解决问题，推动新创企业在市场中快速发展，实现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资源整合为组织即兴行为架构起了“通行桥梁”，为其有效地向绩效施行转化提供了资源保证，有助于新创企业实现竞争优势。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 资源整合在组织即兴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三) 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

网络能力是指企业构建能够获取资源的网络关系的一种能力(Walter et al., 2006)，包括协调、关系技能、合作伙伴知晓度和内部交流四个维度。具体来说，协调是指企业对自身与合作伙伴之间活动方式和目标等进行良好沟通及调和的能力；关系技能强调企业构建与合作伙伴之间高质量的合作关系的能力；合作伙伴知晓度反映企业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合作伙伴的商业信息，如产品市场、战略目标及其优劣势等；内部交流则聚焦于组织内部，强调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的沟通和反馈，为组织内的知识等资源转移提供了保证(Wales and Patel, 2013)。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源基础会对其行为活动产生影响，即资源基础不同，企业行为向绩效转化的效果不同。根据前文分析，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组织即兴有助于新创企业实现竞争优势，由于受限于资源困境，在经由资源整合这一“桥梁”路径时可能向绩效转化的效率和效果更佳。需要指出的是，在合法性影响下，新创企业在外部汲取资源的成本可能会较高。因为较低的合法性导致新创企业在外部市场接受度和认可度较低，更多的资源持有者更愿意将资源投入于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企业中。但是，对于面临合法性门槛的新创企业而言(Fisher et al., 2016)，网络能力有助于其构建丰富的网络关系，基于这一网络关系，它可以从中以低廉的成本转移、吸收信息、知识等资源。因此，本文认为，网络能力调节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而且，除直接调节外，这一调节效应还有可能通过资源整合的中介实现。

从网络能力的定义内涵出发，它对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网络能力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取、知晓合作伙伴的战略目标等有价值的信息，并对组织内部的运营、生产情况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掌握组织内外部多元化的信息有利于新创企业对自身能力及决策结果的市场前景做出预判。在组织实施即兴行为过程中，新创企业需要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即时做出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当下和未来的预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即兴决策的冒险性和不确定性，提高即兴行为的成功概率。另一方面，网络能力促进新创企业构建获取资源的网络关系，并可以从中获取与即兴行为相关的知识、财务等资源。在知识等无形资源的支持下，新创企业在即兴决策时将会更具创造性，在财务等有形资源支持下，新创企业即兴行动将更具可行性。

此外，现有研究指出，新创企业资源获取的成本高昂(Cruz-González et al., 2015)，在商业设施不完善的市场甚至难以获取关键资源，资源整合行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新创企业资源的问题，但是，合法性不足仍将会导致新创企业获取资源过程中遇到瓶颈。在具有高网络能力的新创企业中，它们可以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作用以支持即兴行为向绩效的转化。具体来说，基于高网络能力构建的丰富网络关系，新创企业利用资源识别行为可以从中获取与即兴行为相关的更加直接和关键的资源，大幅度降低成本，进而通过资源配用行为充分地部署和整合已获取的资源，构造恰当的资源体系，顺利推进即兴行为向绩效的转化工作。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网络能力较强的新创企业中，组织即兴向绩效转化的效率和效能显著提高，并能够经由资源整合的中介效应实现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 网络能力正向调节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

H3b： 网络能力对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资源整合的中介实现。即企业的网络能力越强，组织即兴对资源整合的积极影响越强，相应的对绩效的积极影响也越强。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与样本

Zahra and Bogner(2000)将8年作为新创企业与已建企业的分界线，国内诸多学者也使用这一分法来区分是否是新创企业(如董保宝，2017；朱秀梅等，2010)。本研究选择成立时间在8年以下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而调研填答者主要是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CEO等高管成员，因为他们不仅熟知企业的整体绩效表现，还亲自制定并执行了企业的即兴行为策略，对企业的资源整合以及所构建的外部关系了如指掌，能够对问卷测项做出较为正确的评价。本研究所用量表主要源于已有研究的成熟量表，信度和效度均通过多次检验。但为了确保测项表意的准确性，我们也请了创业管理领域的两位专家学者以及四名博士研究生对问卷进行了审核，接着对问卷进行了预调研，进一步修正问卷，确保内容效度。

本研究调研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分布城市主要有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市。调研历时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7年8月到9月，主要调研除绩效之外的所有变量，第二个阶段是2018年4月到5月中旬，主要调研绩效指标。在第一阶段，首先通过当地的管委会联系了符合要求的331家企业，最后259家企业同意参与调研，其中长春71家，大连66家，沈阳82家，哈尔滨40家。经过对第一阶段填答问卷的分析，只从232家企业收集到了完整的问卷。在第二阶段，我们对第一阶段的232家企业发放绩效指标问卷，回收193份问卷，经过对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问卷的审慎筛选，剔除有关键缺失项和未填答的问卷8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185份，问卷的收集情况见表 1所示。

(二) 变量度量

1.新创企业绩效。法律规章没有强制性要求新创企业披露财务报表，故获取新创企业客观绩效存在一定难度，本研究利用主观测量指标来测度新创企业绩效。本研究借鉴McDougall et al.(1994)及Li et al.(2001)研究，用(1)投资回报率、(2)销售利润率、(3)利润增长、(4)资产回报率、(5)运营效率、(6)销售收入增长、(7)市场份额增长、(8)现金流、(9)公司声誉等9个指标测量新创企业绩效。它既包括财务型指标，也包括非财务性指标，可以说明新创企业绩效的总体情况。绩效的信度值α=0.84，因子载荷值区间是0.65-0.87，CR值为0.89。

2.组织即兴。本研究借鉴Vera and Crossan(2005)的研究，用(1)组织当场处理突发事件、(2)组织成员在行动时随机应变、(3)组织成员会及时对突发问题做出反应、(4)组织尝试用新方法解决问题、(5)组织识别新工作流程中的机会、(6)组织敢于冒险尝试工作中产生的新想法、(7)组织在工作中表现出创新性等7个指标测量组织即兴。组织即兴的信度值α=0.76，因子载荷值区间是0.67-0.79，CR值为0.78。

3.网络能力。本研究借鉴Walter et al.(2006)和Wales et al.(2013)的研究，用在企业中(1)我们分析了我们想要的，并且希望与每一个合作伙伴共同实现它、(2)我们基于合作伙伴所能做出的贡献与其建立关系、(3)我们定期与合作伙伴商讨如何支持彼此等3项指标测度协调，其信度值α=0.80，因子载荷值区间是0.71-0.84，CR值为0.83；用在企业中(1)我们有能力和我们的商业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2)我们能与合作伙伴灵活的交易、(3)我们和合作伙伴几乎总是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等3个指标测度关系技能，其信度值α=0.76，因子载荷值区间是0.70-0.82，CR值为0.84；用在企业中(1)我们了解合作伙伴的市场、(2)我们了解合作伙伴的产品、流程和服务、(3)我们了解合作伙伴的优势和劣势等3项指标测度合作伙伴知晓度，其信度值α=0.83，因子载荷值区间是0.75-0.89，CR值为0.88；用在企业中(1)我们为每一个项目举行例会、(2)企业员工之间开展非正式沟通、(3)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经常互相给予反馈等3项指标测度内部交流，其信度值α=0.81，因子载荷值区间是0.78-0.91，CR值为0.90。网络能力整体的信度值α=0.77，CR值为0.86。

4.资源整合。资源整合是一个特殊的流程或过程，其测度指标有很多，本研究主要借鉴Brush et al.(2001)、Sirmon et al.(2011)以及董保宝等(2011)的研究，用(1)企业识别并获取了财务资源、(2)企业识别并获取了实物资源、(3)企业识别并获取了人力资源、(4)企业识别并获取了智力资源、(5)企业识别并获取了组织资源、(6)企业识别了网络并获取了关键资源、(7)企业识别了网络的价值并获取了资源以及(8)企业了解了竞争者的情况并获取了必要的信息等项指标测度新创企业的资源识取，其信度值α=0.75，因子载荷值区间是0.64-0.86，CR值为0.87；用(1)企业剥离了无用的资源、(2)企业在各部门之间配置利用潜在的知识和技能、(3)企业根据既定目标绑定并利用了各类资源、(4)企业根据各类资源的特点绑定并利用了这些资源、(5)企业利用个人资源禀赋来撬动其他的资源为企业服务、(6)企业利用组织资源禀赋来撬动其他的资源为企业服务等项指标测度新创企业的资源配用。其信度值α=0.74，因子载荷值区间是0.62-0.80，CR值为0.81。

5.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和年龄(age)对组织创新流程(Jansen et al., 2009)和网络关系构建活动(Zhang et al., 2016)具有明显的影响，因此诸多研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在本研究中，企业年龄用成立年限来表示，企业规模用员工人数来表示。

上述各题项用Likert7级刻度量表来度量，要求回答者指出他们对问题描述的认可或符合程度，“1”表示完全不认可，“7”表示完全认可。

四、实证研究 (一) 相关偏差问题

在做横截面数据时，由于所有测项来源于一个人的填答，因此容易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Podsakoff and Organ, 1986)。对此，本研究利用Harman单因子法来解决此问题。在对整个问卷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在未旋转的情况下，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31.04%的方差，而且因变量和自变量均负载到不同的因子上。这表明单个因子并不能解释多数方差，而且出现了多个因子，所以此偏差并不严重。但是，Harman单因子法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检验法，据此，我们接着使用“单一方法潜因子法”再次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即在结构方程中加入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并将之作为一个潜变量，加入此变量后整体模型拟合情况并未变得更优，这进一步说明了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另一个问题是非回应偏差问题(nonresponse bias)，这主要是由于无效问卷和有效问卷之间的答案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所致，据此，本研究对185份有效问卷和47份无效问卷进行了t检验，所有值均呈现非显著性(t>0.10)，因此，非回应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本研究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1所示。结果表明，自变量与调节变量均与绩效有显著性关系。但其关系系数均不大，未超过0.5的临界值。为了进一步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使用层级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但需要注意的是，结果的稳定性可能全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而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可以验证此问题。所以，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来检验此问题。表 1中的结果表明，VIF值介于1.82-2.13之间，并未超过10这一临界值，所以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Fornell and Larcker, 1981)。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降低统计误差，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了均值中心(mean-centered)化处理。

(二) 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的标准是 α系数，当信度值高于0.6的临界值时，量表信度基本可以接受，而本文所用量表的最低信度值为0.74，信度较好(Fornell and Larcker, 1981)。对于效度，我们需要检验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因为本研究所用测量题项均来源于成熟量表，而且，这些量表已经过多位学者使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本研究使用因子载荷值大于0.6以及平均提取变异量(AVE)值来评定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由表 1可以看出，AVE的平方根大于此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所以，整个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均符合研究需要，问卷效度较好。此外，我们实施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其结果表明，4个研究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良好，对应于4个不同变量的4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数(χ²=137.66，d.f=84，NFI=0.937，GFI=0.969，CFI=0.990)均较好，进一步验证了量表的区分效度可靠。

(三) 假设检验

接着，本研究利用Hayes(2013)所开发的bootstrapping分析技术来检验假设，在Hayes所设计的回归分析中我们选择模型8(templates 8)，迭代次数选择10000。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的结果显示，即兴行为对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β=0.34，p < 0.01)，因而假设1得到验证。网络能力与即兴行为的交互项对绩效的影响也显著(β=0.14，p < 0.10)，说明网络能力在即兴行为与绩效之间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因而假设3a得到验证。为了更进一步解释网络能力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做出了斜率图，见图 2所示。由图 2可知，网络能力越高，即兴行为对绩效的影响越大(虚线的斜率大于实线的斜率，其更加陡峭)，这说明即兴行为同等程度的变化，在高网络能力情况下绩效的改变程度更大，也即高网络能力下绩效对即兴行为的变化更加敏感。这一结果为验证中介的调节效应奠定了基础。

接着，我们检验资源整合的中介效应以及网络能力所发挥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从表 3可以看出，组织即兴正向影响资源整合(β=0.38，p < 0.10)，而资源整合对绩效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27，p < 0.05)，组织即兴对绩效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25，p < 0.10)，这说明资源整合在组织即兴影响绩效的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组织即兴与网络能力的交互项对资源整合的影响作用显著(β=0.16，p < 0.10)，而网络能力与资源整合的交互效应对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0.10，p>0.10)，这表明网络能力对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通过资源整合的中介实现的，即网络能力发挥的是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假设3b得到支持。

为了清晰地展示网络能力对组织即兴与资源整合关系的调节效应，我们做出了图 3所示的调节效应图示。图 3表明，与低网络能力相比，高网络能力情形下即兴行为的改变能够引起资源整合较大的变化，这也说明了资源整合对于高网络能力情形下即兴行为变化的敏感性更强。

综合上述分析，结合表 3的结果，资源整合对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性，网络能力与资源整合的交互项对绩效的作用不显著，即组织即兴与网络能力的交互项显著影响资源整合，而资源整合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这表明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成立。组织即兴与网络能力的交互项通过资源整合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新创企业绩效，也即网络能力调节了“组织即兴→资源整合→新创企业绩效”的前半部分，也就是说，网络能力的调节效应被资源整合完全中介了。此外，表 3的结果还显示，在组织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网络能力的调节效应为0.14，其中间接效应(中介的调节)为0.09，间接效应占64.28%。这一结果表明，资源整合与网络能力在组织即兴发挥积极作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比较深入地揭示了组织即兴积极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对于网络能力高的新创企业而言，当企业展现较高的组织即兴行为时，其资源整合的表现会更好，进而更能够积极地提升企业绩效。当网络能力较低时，资源整合对于组织即兴的变化并不敏感，相应的对绩效的积极影响也会减弱。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基于185份新创企业的纵向跨期数据，从资源基础观和能力视角出发，利用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用模型，探究了组织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并探讨资源整合的中介作用以及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利用Hayes(2013)所开发的Bootstrapping统计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表明，即兴行为能够显著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网络能力在组织即兴与绩效之间发挥着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当网络能力较高时，组织即兴对绩效的影响更强，而且，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通过资源整合的中介实现，当网络能力较高时，组织即兴通过资源整合的中介对绩效产生的积极效果更明显。本文的结果对于效果推理理论及资源依赖理论均有一定的贡献，实践价值也比较明显。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有调节的中介研究有助于深化组织即兴内涵和外延的构建，完善效果推理理论，同时促使管理者构筑对组织即兴的正确认识，即组织即兴的成功构建需要其他组织行为和能力的支持。具体来说，组织即兴强调创造性和自发性，强调即兴行为的创新性和速度，此种情形下的组织即兴必然会对资源整合提出较高要求，因为组织即兴的创造性能够强化资源的新颖性识取和配用，而自发性又要求资源调配的效率(Hmieleski et al., 2013)。现有研究忽略了组织即兴和绩效之间的“黑箱”，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机理，而从资源整合视角出发打开组织即兴到绩效的黑箱，探究其在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将有助于从资源基础观角度解释“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以及不可替代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组织即兴向绩效的转化也离不开VRIN的资源。第二，本文打开了组织即兴到新创企业绩效的“黑箱”，为更好地解释组织层面的即兴行为对绩效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以往关于即兴的研究聚焦于创业者等个体层面，本文基于组织层面考察了即兴行为的影响，以及组织层面的其他变量因素在其间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基于网络能力的中介的调节模型揭示了组织即兴积极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网络能力较高时，良好的组织即兴不仅有利于资源整合，更能够通过资源整合提升企业的绩效。这对于丰富完善新创企业网络能力的作用以及资源整合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一结论不仅为确认组织即兴与绩效之间的积极联结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为深入理解组织即兴提供了新的研究层面和研究视角。第三，现有研究已经证实组织即兴对绩效的影响作用，但却忽略了二者关系实现的边界条件。组织能力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对于二者关系的变化至关重要。网络能力作为企业关注内外部关系变化的一种能力，对于组织即兴过程中资源的调配具有重要意义(Wales et al., 2013)。因此，本研究引入网络能力并将之作为一个边界条件，分析其对组织即兴和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不仅关注了组织即兴在网络能力变化情况下的表现，更关注了在网络能力变化情况下绩效对于组织即兴变化的敏感度。这对于能力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本文的实践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重新认识组织即兴对新创企业的特殊价值。新创企业“新且小”的劣势导致其资源匮乏，当面对高不确定环境时，新创企业又无法及时地做出详细规划，为了确保绩效的提升，新创企业必须尽快采取一定手段去处理资源事宜，加快提升随机应变的能力，做到“不思而行且有效率”，而不是优柔寡断，浪费工作中的新机会，在敢于冒险的同时多方位地创造绩效提升的有效路径(Giustiniano et al., 2016)。其次，关注网络能力的提升及其价值。网络能力包含协调、关系技能、合作伙伴知晓度及内部交流等方面的内容，作为组织即兴和绩效关系的边界条件，它影响了绩效对组织即兴变化的敏感度。为了确保组织即兴对绩效的正向作用，新创企业要积极地协调与网络伙伴的关系，拓展伙伴的价值并积极支持伙伴的行动，在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还要强化合作的灵活性，这样才能确保组织即兴对绩效的效用；为了降低组织即兴由于时间紧迫、缺乏规划带来的不足，新创企业应该了解市场，深入洞察伙伴的优劣势以及自身的不足，尤其是在企业内部加强交流和沟通，彼此反馈相互的观点和看法。网络能力的提升与改善会进一步降低或规避组织即兴的“急”，加强组织即兴“不三思而行”的效用，改善绩效，强化竞争优势。最后，资源整合在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需要得到正视。虽有观点认为，组织即兴强调速度，资源的识取和配用可能会花费新创企业较长时间来规划，二者是矛盾的个体(Mullins and Komisar, 2009)。为了抓紧推出新产品或服务，新创企业必须利用手边的资源来即时进行生产。但在实际上二者并不矛盾，组织即兴强调要快，但是任何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企业资源的支持，“新且小”的新创企业缺乏资源，而要有效地实施组织即兴战略，企业也必须依托战略需求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即兴式”识取和配用，这种压力下的响应行为对资源整合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解释了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即使是“求快”的新创企业也必须正视资源在动态环境下的价值。总而言之，网络能力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和资源整合的中介作用解释了组织即兴向绩效转化过程中的边界条件和有效路径，应该引起新创企业的关注和重视。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组织即兴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内在的关系机理，但与大多数研究一样，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多数研究主张使用纵向研究数据(Patel and Terjesen, 2011；Reinholt et al., 2011)，因为横截面的数据无法揭示研究变量的动态变化。虽然本研究使用了跨期数据，但所有的变量自身的数据都不是纵向数据，只是自变量和因变量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这对于动态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虽有一定价值，但仍然无法揭示不同阶段自变量和因变量自身的动态变化，因而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以采用纵向案例研究的方式来挖掘变量之间深层次的内涵与关系，创造新的洞见。第二，本研究主要考量了新创企业的组织即兴，但企业类型涵盖了高科技行业和传统行业，这将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分行业分类型的研究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指标也采用了主观测量的方式，这难免会出现评定偏差，未来可以增加客观绩效指标或者利用其他的绩效指标，基于主客观数据综合分析新创企业的绩效可能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