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Table 1)
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后，中国以迅猛的发展速度一举成为世界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出国。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常态的背景下，关于企业如何“走出去”，即选择何种模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从海外子公司的建立方式来分类，可以将投资进入模式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增强竞争优势，但同时面临的投资环境也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导致风险大大增加。虽然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但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相比，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可借鉴的经验不多，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化战略，投资模式选择具有一定盲目性，导致投资的成功率不高。根据《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的调查，2014年有近三成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业绩处于亏损状态。因此，企业如何结合其生产率、规模、资本密集度、所有制、研发投入等方面的微观特征以及投资东道国在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文化距离、制度环境等方面的特征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对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成功率，实现在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二、文献综述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问题一直是跨国投资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近年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出现以后，学者们将跨国投资行为引入Melitz(2003)模型，对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跨国投资模式选择展开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Helpman et al.(2004)首先对Melitz(2003)经典模型进行了拓展，将跨国投资行为纳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研究范畴。但是，他们只考虑了绿地投资类型的FDI，随着近年来跨境并购的快速兴起，一些学者将跨境并购形式的FDI活动引入HMY模型，对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跨国投资模式选择展开研究。Nocke and Yeaple(2007)建立了一个异质性企业国际化组织形式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异质性企业在绿地投资与跨境并购之间的选择进行研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Nocke and Yeaple(2008)又进一步对异质性企业的跨国投资模式选择进行深入探讨，并得出了更丰富的结论：一般来说，选择绿地投资进入模式的企业生产率高于选择跨境并购模式的企业；母国和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差距越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模式的概率越大；母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境并购模式。Stepanok(2012)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异质性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之间的选择，他们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两国在地理上越临近，一国企业在另一国选择绿地投资模式的概率越高；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一般是同时进行的，而且两国之间会进行相互的交叉投资。Müller(2007)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并发现：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或者非常缓和的两端情况下，企业均更倾向于采用绿地投资的模式，只有当市场竞争处在中间水平时，企业才会选择跨国并购的模式。Becker and Fuest(2011)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税收对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发现：东道国税率的提高还促使企业更多的采用绿地投资模式进入市场，但会减少总的海外投资企业数量。Ayca(2012)重点考察了东道国腐败状况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通过一个两国两企业两部门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增加会提高企业采用跨国并购进入市场的概率，降低绿地投资的概率，但对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化经验有助于减弱腐败的影响。总体来看，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OFDI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考察从生产率单一异质性逐渐扩展到包含企业规模、资本结构、研发投入等因素的多重异质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税率水平、制度环境等多种东道国层面因素。
关于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研究，早期以定性分析为主。近几年，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迅猛发展，关于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实证研究也逐渐丰富。阎大颖(2008)使用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企业在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两种模式之间的选择。李平、徐登峰(2010)采用问卷调查得到的132份企业的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母国企业能力、目标企业并购价值、东道国产业环境、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等因素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綦建红、杨丽(2014)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上市公司年报获取的中国267个对外直接投资样本数据，考察了文化距离对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周经、刘厚俊(2015)基于2002-2013年中国90个跨国企业400个对外投资样本数据，研究制度距离、人力资源等因素对企业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吴崇、蔡婷婷(2015)选取2001-2013年175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样本，对上市公司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及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蒋冠宏、蒋殿春(2017)利用2003-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数据，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对其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中国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问题(许晖，2003；张一弛，2003；尹盛焕，2004；吕萍、郭晨曦，2015)。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虽然研究方法不同，但基本思路是将影响OFDI市场进入模式的变量分为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外部变量以市场因素为主，包括市场竞争程度、政策环境因素等；内部变量则包括投资动机、投资能力和经验等因素。而且，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由生产率单一异质性向包含企业年龄、规模、创新、品牌、性质、资本结构、人力资本等多重异质性的扩展一样(李军、刘海云，2015)，包含FDI行为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也逐渐向多重异质性进行拓展。目前，相关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中国官方统计的非公开数据，学者们通过与政府合作课题等途径获取，但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多为地方性数据；二是主要东道国关于中国企业投资的统计数据，例如德意志银行统计了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商业数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ITA)统计了各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但该类数据只限于某一个东道国或地区；三是来自Zephyr等商业数据库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基于公司或项目的微观数据，但这类数据库主要统计的是并购交易的数据样本；四是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网站查询、上市公司年报查询等手段收集的样本资料。本文在包含多重异质性的异质性企业FDI理论模型框架下，首先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进行匹配，然后通过手动查询来补充匹配成功样本数据的进入模式信息，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模式选择，以期对微观层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三、变量说明与测度结合已有的理论分析文献和中国情境，本文分别从企业多重异质性层面和东道国特征层面对可能影响OFDI模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并给出测度方式。
(一) 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1) 企业生产率。一些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采取跨国并购(Nocke and Yeaple, 2008)。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高生产率企业相对于低生产率企业通常拥有更具优势的管理组织能力，因而在后期对资产的整合能力就越强；而且考虑到高生产率企业跨国并购对东道国可能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Barro and Martin, 1995)，因而高生产率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审查成本可能要低。
(2) 企业规模。企业规模越大，其资金实力就越雄厚，融资渠道越广，它所能集中利用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就会越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时承担风险的能力也会随之增强；同时因为整合资源的能力和国际化经营的能力相对较强，能够更加高效地吸收整合被并购企业的目标资产。但是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在处理并购活动时的灵活性更强，因而规模越小的跨国企业实施并购的绩效越高。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我们认为小企业的灵活性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3) 资本密集度。资本密集型企业相对来说资金和技术实力更强，更能承担绿地投资中所需的各项成本，而且能够防止核心技术的泄露；而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在东道国雇佣大量劳动力，通过跨国并购可以直接使用被并购企业的原有员工，降低招募和培训新员工的各项成本。当然，并购后的企业整合需要付出相应成本，而对资本的整合难度明显小于对人文资源的整合，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选择并购模式。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前者的作用更明显。
(4) 研发投入。企业研发活动需要巨大的资金和人才投入，而且越往高端的研发活动，难度和风险越大，其需要的各项投入和取得的研发效果越不成正比。对于研发投入巨大的企业来说，它们会采取各种方式防止专利技术泄露。而低研发投入企业为了弥补自身的技术短板，会更愿意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目标企业的关键技术(Brouthers，2002)。
(5) 企业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或多或少带有国家宏观战略的影子，企业自身的微观目标只能是兼顾，因此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也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一些文献专门考察了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问题，发现很多国有企业愿意到自然资源富集但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而且显然这种类型的投资体现了国家战略(周经、蔡冬青，2014)。当然，国有企业的国资背景导致其在很多收购行动中受到东道国的高度警惕和各种阻挠。
(二) 东道国特征变量(1) 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说明其大部分行业的发展情况较好，行业配套和市场体系较为完善，但这种完善可能同时有利于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相对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更明显(Nocke and Yeaple, 2008)。
(2) 市场规模。一般来说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进入该国市场的跨国企业拥有的市场机会就越多，拓展销售网络的难度就越小。因而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当地市场的动机会减弱。
(3) 关税水平。一般来说两国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一国企业在另一国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方式。因为绿地投资可以实现国内产能和资本的转移，可以带动国内关联产业的企业出口，而这两种优势的发挥需要两国间开放的贸易环境、较低的关税水平。相对来说，跨国并购模式对关税水平的变动并不敏感。
(4) 地理距离。东道国和中国距离越近，企业将资产进行跨国转移的运输成本越低，企业在两国间自由调配资源的成本也越低，因此其更倾向于采用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Stepanok，2012)。另外，地理距离对企业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同文化距离联系密切，地理上邻近一般也意味着文化距离的临近，因此会通过文化差异的影响途径发挥作用。
(5) 文化距离。一方面文化距离较远会使新建企业在建设过程中面临各种隐形规则问题，需要耗费很大成本同当地政府和民众搞好关系，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Harzing，2002)；但是另一方面，文化距离较远也会给并购后的企业带来整合上的难题，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较难落实到被并购企业，造成巨大的协调和管理成本，这种情况下企业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我们认为，文化差异导致的并购整合问题对中国企业影响会更大。
(6) 制度环境。首先，较好的制度环境能有效减少企业经营当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使企业在东道国的利益得到保护；其次，东道国政府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会注意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对一些可能对本土企业造成巨大冲击的外国投资者进行限制。相对来说，跨国并购因为程序复杂，对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市场体系的要求更高。如果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较差，在东道国经营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大，企业在跨国并购后的各项整合工作就无法高效开展，使其运营成本增加。因此，在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企业一般会采用对制度体系要求相对较低的绿地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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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明细表 |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合并配对，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进入模式信息的补充。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范围包含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非国有企业，统计的指标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以及生产、经营、研发等方面的100多个指标。商务部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信息目录，只包含企业名称、投资国家、经营范围、核准日期等几项基本信息。根据企业名称将两数据库进行匹配之后，参照谢千里等(2008)的做法对样本异常值进行处理。一是删除工业销售产值、固定资产净值、雇员人数、研发费用等重要指标存在缺漏值的样本；二是删除违反会计准则的样本，例如企业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等；三是删除1900年之前成立的企业样本、企业年龄小于0的样本，以及雇员人数在10人以下的企业样本。在此基础上，通过手动查询公司网站、上市公司年报、Zephyr并购数据库以及媒体公开报道等方式对模式选择指标进行补充。补全信息后，我们进一步剔除了中方控股权小于10%的投资项目。针对中国对外投资数据中存在明显的“返程投资”现象，我们再将投资目的地为香港、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等的对外投资企业剔除。最终，得到2005-2009年169家企业的238笔关于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对外投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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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
在回归分析中，本文构建不同年度OFDI交易的混合样本，采用东道国和企业在OFDI交易核准上一年的特征变量数值作为解释变量。这样，我们能够及时控制东道国和企业特征变化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也能够通过滞后一期处理避免逆向因果关系等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关于内生性问题，对于东道国特征变量，由于个别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可能对东道国总体经济和其他特征产生反向作用，所以可以忽略；对于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由于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通过学习效应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和规模扩大，所以这两个变量都有可能是内生变量，而通过上面提到的滞后一期处理能有效避免该问题。为减弱变量的异方差性，大部分变量以对数形式引入模型。此外，本文还利用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排除各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方面的变量均为国内母公司而不是海外投资公司的相关指标。
五、实证检验Spearman偏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问题。同时，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均远低于10的门槛值水平，证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一) 基准估计结果使用Stata13.0软件，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表 3报告了估计结果，其中(1)到(5)列将各解释变量依次引入，(6)列给出了包含全部变量估计结果的边际效应。可以看出，随着解释变量的逐渐加入，模型的pseudo R2逐渐增大，表明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逐渐增强，模型的拟合优度逐渐提高，同时(1)到(5)中LR chi2检验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模型整体均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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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总体模型回归结果 |
首先考察企业异质性特征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变化幅度不大，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企业采用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倾向逐渐增强。这表明高生产率企业相比于低生产率企业，通过并购形成的资产互补协同效应越大，后期付出的资产整合成本也越小，因而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大。企业规模变量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并购的过程中，企业的灵活性相对于规模实力对并购成功的影响更大，中小企业的灵活性更强，因此规模越小的企业越可能选择并购模式。企业研发投入变量R&D的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一致，表明研发投入越大的企业对核心技术泄露的担忧越强，因而更倾向于采用控制程度更强的绿地投资方式，而研发投入小的企业更希望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取关键技术。企业资本密集度变量klratio的系数显著为负，与理论预期相反，即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这说明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文化差异导致的跨国并购后的整合成本相当高，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宁愿选择绿地投资的进入方式。企业所有制性质虚拟变量stateown的系数大部分显著为负，表明尽管一些敏感并购受到东道国各种阻挠，但国有企业仍更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方式。
再来考察东道国特征变量的系数情况。东道国市场规模变量gdp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越希望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而不用担心当地市场饱和的危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变量p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对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中国企业更愿意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来获取所需的技术、管理等战略资源。东道国关税水平变量tariff的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表明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时考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向东道国转移各项资源的贸易成本(关税成本)问题。制度环境变量system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中国企业更喜欢在制度环境较好、规则明确的东道国进行跨国并购，以降低并购中的各种风险。文化距离变量cultur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采用绿地投资的方式，以规避跨国并购中企业文化整合的各种风险和成本。地理距离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但仍具有方向上的影响，即距离中国越远，越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与理论预期相符。
(二) 分组估计：所有制性质、资本密集度、国际化经验在进行整体样本的估计之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样本组的差异化表现。采用三个企业特征进行样本分组，分别是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国际化经验。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整体样本中已经包含企业所有制和资本密集度两个解释变量，但用这两个变量对样本分组再分别进行估计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1.企业所有制分组
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代码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类，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各分组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前面的整体估计结果大部分一致，但国有企业组生产率变量tfp和经济发展水平变量pgdp的系数符号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变量，国有企业组的系数变成显著为正，也就是说生产率越高的国有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进入模式。可能的原因在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跨国投资首要考虑的可能是通过并购获取先进技术，而高效率的国有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模式尽量地控制核心技术(因为这也属于国家战略性资产)，保持自身的垄断竞争力。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同样是国有企业组的估计系数变成正的，虽然不显著但仍具有方向上的影响，这表明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在发达国家采用绿地投资方式。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近年来国有企业在海外开展跨国并购时受到东道国越来越多的干涉和限制，很多并购案以失败告终，这使中国国有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时开始更多的使用绿地投资方式，以降低各种审查成本，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其他分组系数虽然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从两组系数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组的系数的绝对值小于非国有企业组，这表明相比于更加市场化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因为其对外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要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战略，因此对影响投资模式选择的各种因素的敏感度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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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分组回归结果 |
2.企业资本密集度分组
以资本密集度指标的样本均值为分界线，将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两个类别，分别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两组估计系数中，资本密集型企业组的大部分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组，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中，这些变量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程度更大。比如全要素生产率变量tfp，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密集型企业从绿地投资转向跨国并购的速度更快；比如研发投入变量R&D，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其专有技术的保护意愿更强，从而更加倾向于绿地投资的高控制程度进入方式；再比如人均GDP变量，资本密集型企业在发达国家通过并购获取关键技术等战略资源的动机比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文化距离两个变量，其系数特征跟其他变量并不相同。对于东道国市场规模变量，一般来说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因为这类行业中产品差异化程度相对较小，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较高；而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其产品差异化程度较大，且创新程度较高，很多企业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因此其对市场规模的变化并不十分在意。对于文化距离变量，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在当地雇佣大量劳动力，而文化差异的大小将决定其整合协调成本的高低。
3.国际化经验分组
根据国际化企业渐进理论，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时间的延长和经验的积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也会发生演变。因此，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具有国际化经验进行分组，来考察初次OFDI企业和有经验的OFDI企业的差异化表现。估计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除了代表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变量和文化距离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系数均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即有经验企业组的系数绝对值大于无经验企业组。原因在于，有国际化经验的OFDI企业更能科学理性地作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决策，因为其在之前的海外投资过程中积累了对各种影响因素的认识，更能深入了解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优势劣势，以及其自身特征和各种东道国特征对两种投资模式优劣势的影响。而初次进行OFDI的企业相对来说其投资模式决策很多带有偶然的成分，是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的尝试和摸索。因此，各种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对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作用更明显。文化距离变量，同其他变量的系数特征正好相反，原因可能在于：有经验的企业能够应付并购后的各种文化整合问题，以较小的成本换取较好的整合效果，但初次OFDI企业在这方面属于空白，因而更倾向于在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采用绿地投资方式，以规避自身文化整合的经验短板。
4.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从整体结果来看，各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证明实证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1) 关键指标的重新测度
首先是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变量。代表企业规模的指标相对较多，可以从资产层面考虑，也可以从雇员层面考虑。本文之前采用的企业销售产值与所在行业平均值的比值指标应该说是同时考虑了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另外一个学者们常用的指标即员工数量(取对数)来再次测度，以进行不同文献的结论比较。结果见表 5(1)栏，系数没有发生显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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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关键指标的重新测度) |
然后是东道国层面的变量。我们用两个虚拟变量来替换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距离指标，来深度考察实证结论的稳健型。第一个是将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替换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值虚拟变量，第二个是将文化距离指标替换成二值虚拟变量，其中将与中国文化相似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赋值为1，其余国家和地区赋值为0。重新估计的结果见表 5(2)、(3)栏。可以看出，两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同之前比较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系数绝对值大小变化较明显，这可能与我们虚拟变量的设置标准有一定关系。经济发展虚拟变量大体上能反映东道国不同的发展程度，而且使用0和1的二值离散变量比之前的连续变量范围划定更明确，因此系数绝对值变大；而文化距离虚拟变量可能无法完全测度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因为除东亚国家以外，不排除有其他部分国家和局部地区也同中国文化相近，所以该变量的系数值明显变小。
最后将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制度环境变量进行重新测度。其中，将市场规模变量细化到二位数行业层面，采用目标国家某一行业的总产量(取对数)来重新测度，数据来自STAN Database。①制度环境变量用《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来重新测度。①经济自由度指数包含了贸易政策、货币政策、政府管制、产权、规制等多个方面的指标，指数越高说明经济自由度越大，本研究取其均值。重新估计的结果见表 5(4)、(5)栏。可以看出，变换后的东道国市场规模变量的系数绝对值明显变大，表明这种分行业测度的市场规模指标更加精确，因而体现出的影响程度也更大。
① OECD STAN结构数据库，www.oecd.org。
① 美国传统基金会，www.heritage.org。
(2) 样本数据的重新筛选
中国OFDI企业中有一小部分是由外资控股，这部分外资企业最初从母国来到中国，再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返回母国市场或其他国市场，这种“返程投资”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境外融资需要或国际化公司的跨境重组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如技术寻求或者市场导向等常规的目的，这种类型的企业回到海外市场的进入模式决策也不再遵循前文的理论分析，这种样本的混同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为了排除这种影响，我们在整体样本中剔除了外资企业样本。再次估计的结果见表 6(1)、(2)栏，可以看出，大部分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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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样本与估计方法的变换) |
(3) 估计方法的变换
前文使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下面使用Probit模型对总体样本进行再次估计，结果如表 6(3)、(4)栏所示，无论是系数符号还是显著性都大同小异。
六、结论与启示本文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得到的企业层面样本数据，以及作者手动补充的进入模式指标数据，对中国企业OFDI建立模式(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包含企业规模、资本结构、研发投入、所有制性质等因素的多重异质性比生产率单一异质性更能有效地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主要结论如下：
总体上来说，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变量对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不断提高，而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变量对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变量与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的决策正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越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就越高，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制度环境变量均对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样本分组来看，相比于更加市场化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因为其对外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要配合国家战略，因此对影响投资模式选择的各种因素的敏感度相对较低；资本密集型企业组的大部分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组，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中，这些变量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程度更大；有经验企业组的变量系数绝对值大于无经验企业组，即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项因素更加敏感，也就是说有国际化经验的OFDI企业更能科学理性地作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决策。
对于中国的对外投资企业来说，应该结合自身战略目标、特色优势，同时充分考虑东道国和地区的差异化特征，作出科学的投资模式选择。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应特别注重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跨国经营难度，注意控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类投资风险。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应努力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积极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投资保护等政府间双边协定，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与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加强联系，使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从制度层面上得到海外投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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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华、辛成国, 2015, “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层面分析”, 《东岳论丛》, 第 10 期, 第 170-17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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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冠宏、蒋殿春, 2017,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 《世界经济》, 第 7 期, 第 126-14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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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刘海云, 2015, “生产率异质性还是多重异质性——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来源的实证研究”, 《南方经济》, 第 3 期, 第 1-23 页。 DOI:10.3969/j.issn.1000-6249.2015.03.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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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徐登峰, 2010,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实证分析”, 《国际经济合作》, 第 5 期, 第 86-9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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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建红、杨丽, 2014, “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大型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 《世界经济研究》, 第 6 期, 第 55-6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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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崇、蔡婷婷, 2015,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进入模式与绩效的多视角整合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第 11 期, 第 72-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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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雪凌、胡阳, 2016, “制度、文化与中国OFDI的利益动机”, 《南方经济》, 第 6 期, 第 1-17 页。 DOI:10.3969/j.issn.1000-6249.2016.06.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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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大颖, 2008, “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对跨国并购与合资新建的实证分析”,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第 10 期, 第 24-33 页。DOI:10.3969/j.issn.1007-9556.2008.10.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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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经、刘厚俊, 2015, “制度距离、人力资源与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财贸研究》, 第 1 期, 第 73-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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