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为以经济发展绩效为主(Bo，1996)，地方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以GDP增长考核为主的“晋升锦标赛”机制，即地方官员在任期内的经济增长业绩越好，则其晋升概率越大或者说个人政治生涯前景越好(Li and Zhou, 2005；周黎安，2007；王贤彬、徐现祥，2010)。徐现祥、王贤彬(2010)、王贤彬等(2011)、杜兴强等(2012)、罗党论等(2015)相继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地方官员在任期内取得较好的经济增长业绩确实有助于其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可以说，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之谜。虽然也有许多学者对“晋升锦标赛”制度提出了质疑(陶然等，2010；Opper and Brehm, 2007；Yao and Zhang, 2015)，但现有文献尚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否认官员政治晋升激励的存在。

沿着晋升锦标赛的研究思路，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在不同来源的地方官员治理之下，地区经济增长绩效是否显著不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干部交流并加以制度化。为了进一步提高党政领导干部个人素质和执政能力，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共中央于2006年8月6日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自此，各地区之间的官员横向交流、上级党政机关与地方之间的官员纵向交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成为近十几年来地方人事变动的一条主线。因此，本文将地方官员来源划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本地内部晋升，也称官员内升，如市长晋升为本地市委书记。^①另一种是官员异地交流，也称官员外调，^②如地区之间的官员交流、上级党政机关官员交流到地方任职，等等。可见，地方官员来源方式的不同，不仅意味着官员个体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经验上的差异，也隐含着官员个体所拥有的本地信息量有差别。一方面，对于内升官员而言，他们对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发展以及区位优势等有着充分的、完全的信息。当市长晋升为本地市委书记时，其所拥有的本地信息优势可能有助于改进本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或降低本地资源错配程度，从而促进增长。另一方面，地区之间横向交流的官员拥有其它地区的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经历，继续担任地方首长就可以充分发挥经验上的优势；而上级党政机关交流到地方任职的官员可以加强地方与上级政府之间的联系，进而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争取到更多的项目支持和政策扶持。那么，官员交流制度的效果究竟如何？官员异地交流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还是仅仅出于政治考虑？这些问题对于官员交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① 参照Li and Zhou(2005)和罗党论等(2015)的做法，我们可以认定由省长(市长)升迁至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属于晋升的范畴。徐现祥、王贤彬(2010)发现在1978-2006年间，省长晋升为省委书记不仅是常态，而且中国有2/3以上的省区市都发生了这类晋升。

② 中国官员文件称之为“干部交流”。鉴于后文研究的需要，当涉及官方文件的规定时，我们使用“干部交流”，否则，我们使用“官员外调”或“官员交流”一词。

已有一些文献对官员交流制度的积极影响进行了研究。但现有文献多集中从省级层面来讨论官员交流制度对于地区经济增长、FDI区位选择、环境治理以及反腐败绩效的影响。比如，徐现祥等(2007)运用1978-2005年间省长(省委书记)交流数据，采用DID方法定量考察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长交流显著地提高了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张军、高远(2007)利用1978-2004年间省级官员(省长、省委书记)的交流数据，研究证实了官员异地交流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但这个影响在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东部的影响大于中西部。踪家峰、岳耀民(2013)研究指出，现阶段我国官员交流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不会改善地方经济差距状况，并且平行交流比垂直交流官员的促进作用更强，省委书记交流比省长的作用更明显。吕朝凤、陈宵(2015)采用DID方法定量考察了省级官员(省长、省委书记)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省长(省委书记)交流会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使辖区FDI流入量提高20%左右。陈刚、李树(2012)采用DID方法系统评估了官员交流的反腐败效应，结果显示官员交流显著降低了流入地的腐败程度，并且省长交流的反腐败绩效要优于省委书记交流。熊波等(2016)采用DID方法实证检验了省级官员(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对流入地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具体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官员的交流有利于流入省区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且正向效应显著。藏传琴、初帅(2016)研究也发现省级官员交流有利于流入地环境污染治理的改善。此外，李飞跃、王轩(2011)、董志强等(2012)是仅有的以城市党政首长任职数据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李飞跃、王轩(2011)基于2005-2008年市长(书记)交流数据并采用DID方法，系统地分析了市长(书记)交流对流入地FDI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交流效应因地区而异。董志强等(2012)利用广东省21地市1988-2009年间党政首长任职数和DID方法，研究发现广东省地市官员交流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另一支文献则侧重于讨论官员交流制度带来的诸多不良影响。刘瑞明、金田林(2015)研究发现，在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的背景下，激励机制的扭曲和考核体制的不完善诱发了地方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而不规律的官员交流机制使得地方官员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流寇”特征，其短期化偏好进一步被强化。刘苓玲等(2015)采用DID方法实证分析省级官员(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的频繁交流任职不利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张楠、卢洪友(2016)利用2003-2011年109个环保重点城市市委书记(市长)和城市的匹配数据，研究显示，官员垂直交流不利于城市环境质量改善。此外，杨海生等(2010)实证分析认为，不同交流来源的地方官员对流入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相同。更具体地说，平行交流的官员显著地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增长，而京官交流却显著地阻碍了流入地的经济增长。王贤彬、徐现祥(2008)、徐现祥、王贤彬(2008)也都证实了不同来源的地方官员在经济绩效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史卫、杨海生(2010)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模型考察官员交流对地区FDI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也表明，交流官员的来源和流向不同，其对吸引FDI流入的影响也会不同，平行交流的官员及交流至发达地区的官员对当地的FDI流入具有正向影响，而中央下派的官员及交流至欠发达地区的官员则有碍于当地的FDI流入。

现有文献大多从省级层面研究官员来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地市级层面的研究仍比较缺乏。然而，不论是经验观察还是实证研究，都发现政治因素在省级官员调配中的影响是巨大的(Opper and Brehm, 2007)。^①这样，之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会高估或低估官员交流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而无法得到一致有效的结论。相反，地市级官员离中央权力中心相对较远，政治因素的影响也较小(Yao and Zhang, 2015)，并且中国现行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体制也使得地市级官员需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发展重任。目前，董志强等(2012)是仅有的以城市党政首长任职数据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但其研究样本仅局限于广东省21个地市，并且在实证分析方法上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缺乏对于官员来源的外生性检验。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我国现行的人事安排制度无法克服官员来源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为了提拔一位官员，上级可能会调配到更容易出政绩的地区(如：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特殊支持政策)，以利于其在任期内完成较高的经济绩效(林挺进，2010；罗党论等，2015)。那么，在哪些地区选择官员外调或内升，上级政府可能会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同选择官员不同来源，从而地区经济绩效的变化并不是由官员不同来源所致，而是由本地经济发展差异所产生。本文基于中国24个省、自治区241个城市市委书记与城市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法”系统地分析了地方官员不同来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产生了与现有文献截然相反的实证结果。由是观之，本文不仅弥补了现有文献在地市级层面上研究的不足，而且也对现有文献做了进一步扩展。

① 对国家部委领导来说，他们交流到地方任职很大情况是出于经济增长之外的因素考虑的，一来可能是为了历练，二来可能是为了解决专门的问题(杨海生等，2010)。

与现有文献的视角不同，本文侧重于从本地信息的角度来探讨官员不同来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我国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人文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条件等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一个外调官员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才能充分掌握本地信息。那么，在本地信息不完全和官员任期制度约束双重作用下，一个外调官员可能会对当地产业结构、企业运行等进行强度干预，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反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相反，一个内升官员掌握更充分的本地信息，从而有助于改进本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或降低本地资源错配程度，进而使得地区TFP提高和产量增加。周黎安等(2013)研究也发现，在省级党代会召开的当年和后两年，地级行政区的资源错配程度显著较高。为此，本文借鉴Huang et al.(2017)的做法，采用官员前后任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本地信息的代理变量，进而考察地方官员不同来源方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此看出，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官员不同来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采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简记DID)估计官员不同来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提出相应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设定计量模型并简要做一下数据说明；第四部分具体分析官员不同来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给出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二、研究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地方官员无疑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地方官员的能力、行为以及施政经验等因素都将最终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业绩。如一个交流官员可以为流入地带入成功的经济社会管理经验，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此，为了把官员交流加以制度化，199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干部交流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于是，地方官员在各地区之间的横向交流、上级党政机关与地方之间的纵向交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并成为近十几年来地方人事变动的一条主线。但是，地方官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会受到本地区位条件、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等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频繁的官员交流或不规律的官员交流机制可能引致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短视效应，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以政绩考核为压力、仕途晋升为目的、官员交流为手段、地方官员行为短期化为结果的自强化机制(刘瑞明、金田林，2015)。那么，在任期制度约束和政治晋升激励双重作用下，一个外调官员可能会对当地产业结构、企业运行等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反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相反，一个内升官员掌握更充分的本地信息，从而有助于改进本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使得地区TFP提高和产量增加。Oates(1999)认为，相对上级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具有的本地信息优势能更有效地满足本地居民的偏好。由此，我们提出

假设1：与内升官员相比，外调官员具有显著的负向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那么，本地信息如何度量？地理距离的远近是否会成为本地信息获取难易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外调官员的施政行为呢？Coval and Moskowitz(1999)使用距离来度量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研究表明，本地投资者和非本地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美国共同基金偏好投资总部设在当地的公司。Giroud(2013)运用距离解释了总部在不同地点的工厂投资，研究发现，新航线减少了总部和工厂之间的出行时间，导致工厂投资增加了8%-9%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1.3%-1.4%。Huang et al.(2017)从哈耶克(1945)关于本地信息在政府分权中的重要性的论述出发，讨论了中国国有经济部门分权过程中信息的角色。论文发现，当国企与其所隶属的政府间距离越大时，越可能被下放到下级政府进行管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一个外调官员而言，其前后任职地区的距离越远，则所拥有的当前任职地区信息量就越少，进而越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从而，我们提出

假设2：外调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本地信息的制约，地理距离越远，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越大。

实际上，不同交流来源的地方官员所拥有的自身禀赋是有差异的。因而，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不同类型的交流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否也会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将市委书记交流划分为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两种类型。对于横向交流的官员而言，他们拥有其它地区的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经历，继续担任地方首长具有经验上的优势。对于纵向交流的官员而言，他们可以加强地方与上级政府之间的联系，为地方经济发展争取到更多的项目支持和政策扶持。然而，杨海生等(2010)分析认为，横向交流的官员更会围绕GDP进行“晋升锦标赛”式的竞争。这是因为，对横向交流的官员来说，要达到更进一步的晋升，其主要的去向要么是调动至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担任市长或市委书记，要么是进入中央任职或调动至上级政府担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省委常委等主要职务。为了能够获得政治晋升，他们需要通过提高本地经济增长绩效来展现个人能力，从而得到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认可。但是纵向交流官员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过渡性质，加之对新任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综合事务的不了解，反而对当地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3：与横向交流官员相比，纵向交流官员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更明显。

三、模型方法与数据 (一) 模型方法

本文使用“倍差法”来研究地方官员不同来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我们设定“倍差法”模型：

$ {g_{ijt}} = {\beta _0} + {\beta _1}{G_i} + {\beta _2}{D_t} + {\beta _3}{G_i}\cdot{D_t} + \gamma {x_{ijt}} + {\mu _i} + {\varepsilon _{ijt}} $

(1)

其中，t=1、2表示第i个地区发生官员交流前(记为时期1)和发生官员交流后(记为时期2)。g_ijt表示第i个地区第j个官员任期内经济绩效，经济绩效用“官员任期内相对平均经济增长率”来表示，即地方官员任期内各年人均实际GDP增速减去当年所属省份人均实际GDP增速的均值。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除了与当地官员的努力有关之外，还受到当地资源禀赋和所处区域的制约的影响(罗党论等，2015)。G_i为分组虚拟变量，刻画的是处理组与控制组本身的差异；D_t为分期虚拟变量，刻画的是处理前后两期本身的差异；交互项G_i·D_t表示处理组在政策冲击后的效应，即处理效应。x_ijt是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地区期初的人均实际GDP和每期的平均投资率、平均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μ_i则控制了每个城市固有的特征。^①在模型设定过程中，本文参照徐现祥、徐现祥、王贤彬(2010)的两点做法：一是我们把时期1的时间跨度统一设定为3、4、5年，而时期2的时间跨度为官员的任期年数；二是把倍差法嵌入了Mankiw et al.(1992)所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也是经济增长文献的标准模型之一。

① 在本文中，时间并不是简单的年度，而是官员的任期。由于各城市官员变更并不同时，各官员任期也并不一致，因此很难对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就必要性而言，正是由于官员任期相互交错，同一期的数据并不会表现出系统性的时间固定效应，所以本文并未对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控制。

方程(1)中系数β₃是本文最关注的参数，它表示相对于没有发生从外地交流官员的地区，发生官员从外地交流的地区所额外产生的变化。更具体地，我们可以根据地区i在某个时刻是否发生官员从外地交流将样本划分为控制组和处理组，前者为没有发生官员从外地交流或者是官员从本地内部晋升的地区，后者为发生官员从外地交流的地区，进而通过比较两组发生变化的不同来估计官员的不同来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需要注意的是，与经典的倍差法不同的是，这里控制组与处理组可以相互转换。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地区而言，在某一时刻有外地官员交流时它们是处理组，但在之后没有外地官员交流时则成了控制组，反之亦然。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倍差法”估计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交互项G_i·D_t相对于误差项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未被观测到的因素既与我们关心的因变量相关，也影响一个地区是否会发生官员从外地交流，那么处理组和控制组本身内在的增长趋势可能就是不同的。已有研究表明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业绩越好，其晋升概率就越大或者说个人政治职业回报就越多(Li and Zhou, 2005；周黎安，2007)。为此，一些具有较强政治关系或者深受上级部门重点培养的官员可能会被安排至经济增长潜力更大、税收优惠政策更多、特殊政策支持力度更大的城市，以利于其在任期内完成较高的经济绩效(罗党论等，2015)。这样可能会导致模型(1)中β₃的高估，反之则会导致β₃的低估。但是，这一问题并不对本文构成挑战，这是因为，一方面，相对省级官员而言，地市级官员数量更多且离权力中心相对较远，政治因素的影响也相对较小(Yao and Zhang, 2015)；另一方面，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基于官员政治生涯的考虑，相对于本地内部晋升的官员而言，从外地交流的官员上任时年龄更小，而离任时晋升概率却更大。然而，从我们的研究样本中并未看出这一变化趋势。这一外生性假设将在下一部分进行检验。

(二)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中市委书记的资料自于人民网、新华网及百度百科等公开资料，并经作者手工整理而成。而其他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自治区统计年鉴。从中国城市行政级别来看，我们可知，直辖市行政级别为正部级，其市委书记的调动往往带有更多政治方面的考虑；一般县级市行政级别为正处级，其官员的调动只局限在本市范围内交流；而地级市的市委书记的调动不仅范围广泛，而且数量更多。因此，为使所选择的研究样本能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也为了使本文研究结果与之前文献更有比对价值，我们主要选取一般地市级的市委书记数据进行研究。^①考虑到数据质量和可得性的限制，本文使用中国24个省、自治区241个城市的数据进行研究，样本期选取为1994-2012年。

① 本文的逻辑可能更适用于对市委书记的分析。在中国市级官员中，虽然市长一般由副市长、副书记、市委常委等升任，但副市长、副书记和市委常委有多位，并且很可能并不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因此，从本地晋升官员和外调官员所拥有的本地信息量可能并无较大差异。

在我们选取的1999-2012年间的市委书记数据中，有803例发生了变动，其中427例官员是从本地内部晋升的，376例官员是从外地交流的。表 1描述了中国1999-2012年24个省(自治区)的历任市委书记总人次、交流人次以及交流人次占总人次的比重。从表 1可以看出，内蒙古、浙江、安徽、山东、河南、云南、陕西等7省份市委书记交流人次占总人次的比重较低，而河北、江西、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宁夏等省份市委书记交流相对更加频繁。此外，参照张军、张军、高远(2007)定义“交流干部”的做法，本文将市委书记交流的数据做以下处理：市委书记属于上级(包括中央)党政机关、省内省外其他地区调入的，则视为处理组或实验组(官员外调)，赋值为1，若从本市直接升任，则视为控制组或对照组(官员内升)，赋值为0。^②以下两种复杂的情况需要谨慎对待：一是样本期内有些官员是调入该市之后先任副市长、副书记、市长，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过渡之后才升任市委书记。二是某官员原来长期在该市工作，后来到其它地区任职后又调回该市任职市委书记。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在地市级层面出现的次数较少，并且实证研究也显示对这些官员的不同赋值不会影响本文结论，因此，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暂不考虑这两种情况。

② 本文“内升官员”主要是指由本市市长升任市委书记这类官员，虽然样本期内有极少数官员从副市长或副书记直接升任市委书记，我们把这类官员也划归为“内升官员”，去掉这部分样本，实证结果并无差别。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官员来源外生性检验

根据第三部分的讨论，我们首先需要检验官员的不同来源方式是否具有内生性，这也是倍差法有效的一个前提条件。根据我们的数据，53.18%的官员是从本地晋升的，46.82%的官员是从外地交流的。那么，在哪些地区选择官员外地交流或本地晋升，上级政府可能会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同选择官员的不同来源，从而导致倍差法估计得到的结果存在偏差。因此，我们设定了二元Probit模型，因变量为该地区官员是否外地交流，如果该地区发生了官员外地交流，则该变量取1，否则该变量取0；自变量为该地区官员发生交流之前的经济增长率。此外，我们还控制了该地区是否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较大的市虚拟变量以及地区经济变量。^① 表 3报告了回归结果。从表 3中我们看到，经济增长率在官员交流之前的变化趋势无法预测官员交流的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官员交流对于地区经济增长而言是一种外生的冲击。

①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主要包括：秦皇岛、烟台、连云港、南通、温州、湛江、北海、营口、威海等9个地级市。“较大的市”专指经国务院批准、拥有与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相同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定权的城市，主要包括以下15个地级市：唐山、大同、包头、鞍山、抚顺、吉林、齐齐哈尔、无锡、淮南、洛阳、淄博、邯郸、本溪、徐州、苏州。同时，本文把珠海、汕头两个经济特区并入到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二) 官员来源与经济增长关系初探

我们采用倍差法的分析框架分析官员来源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表 4报告了本文的核心结论。具体而言，由表 4中的第1列可知，当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时，我们最关注的系数β₁=-0.0098，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5%的检验。这表明，与控制组相比，官员外调使得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地降低了0.98个百分点。在第2、3、4列，我们加入了其它控制变量，这时β₁的系数仍显著为负，并且每个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上都显著，符号也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预测和现有实证研究经济增长文献的发现一致。这证实了前文的假设H1是成立的。由是观之，上述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即相对于从本地内部晋升的官员而言，官员外调显著地降低了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此外，为了检验官员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有差异，我们在第5列中加入了“倍差法”估计量和官员纵向交流变量的交叉乘积项。回归结果显示，纵向官员交流的系数符号为负，但却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官员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并没有不一样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这一方面可能是官员横向交流所具有的优势与官员纵向交流所具有的优势相互抵消所致。这说明了前文的假设H3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官员横向交流的经验优势并不优于纵向交流的官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徐现祥、王贤彬(2010)的发现正好相反，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省级官员离权力中心更近，其调配往往带有更多政治方面的考虑(Opper and Brehm, 2007；Yao and Zhang, 2015)。因此，省长或省委书记交流的内生性问题相对更为严重。

(三) 官员外调、本地信息与经济增长

诚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与当地官员的努力有关，而且还受到当地的资源禀赋以及区位优势等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对于外调官员来说，在短时间内他们很难准确掌握新任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区位优势等经济发展信息，那么在官员晋升考核制度约束下，频繁的官员交流可能会引致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短视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能够在任期内取得较好的经济增长业绩以助于其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一个外调官员可能会对当地产业结构、企业运行等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源反而流向了一些低效率的企业，这种资源错配使不该有资源的企业又重新得到了更多的资源，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错配和扭曲，进而使得增长往往下降。周黎安等(2013)研究也发现，在省级党代会召开的当年和后两年，地级行政区的资源错配程度显著较高。

哈耶克(1945)认为，本地信息是理解经济体制效率的关键因素，他认为政府与所控国企距离越远，将控制权下放到下级距离近的政府就越有效率，因为可以更好地利用本地信息。Huang et al.(2017)利用中国国有企业下放的经验证据证实了哈耶克的观点，实证结果表明，国企距离控制政府越远，越容易被下放，并且企业绩效异质性越强、交流成本越大，这种作用越明显。鉴于此，这一部分，我们尝试从本地信息的角度来分析官员外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这里，我们参照Huang et al.(2017)的做法，采用官员前后任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本地信息的代理变量，即一个更远的地理距离意味着官员对流入地信息的了解越不充分。为此，我们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 {g_{ijt}} = {\beta _0} + {\beta _1}{G_i} + {\beta _2}{D_t} + {\beta _3}{G_i}\cdot{D_t} + {\beta _4}{G_i}\cdot{D_t}\cdot{d_i} + \gamma {x_{ijt}} + {\mu _i} + {\varepsilon _{ijt}} $

(2)

其中，d_i表示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

由表 5可见，官员来源与地理距离的交叉乘积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外调官员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因距离而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加强党政廉风建设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各级政府加大了官员异地交流的步伐。在我们的统计样本中，具有地区间横向交流经历和纵向交流经历(中央和国家机会、省级党政机关)的官员占比分别为25.52%和21.30%，而从本地内部晋升的官员占比高达53.18%。可以看出，市长晋升为本地市委书记仍然是一种常态。在中国地市级官员中，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行政级别相同，但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市委书记具有各方面事务的最后决定权，权力要大过市长，进而市长被任命为本地市委书记，则是一种政治晋升。因而，由于市长主要负责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部署全市经济发展重大事项，进而对本市的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及区位优势等都有着充分的信息。当市长晋升为本地市委书记时，其任期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可能会更高，从而经济增长绩效更好。也有学者研究指出，频繁的官员交流，不仅削弱了官员个人努力与经济业绩的关联度，而且还会带来诸如重复建设、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更有甚者，还会出现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财政资源大量浪费，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高，财政效率低下等等。这也证实了假设H2是成立的。

五、稳健性检验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考察上述实证回归结果是否受到潜在异常值的影响，其次我们拟通过构建反事实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 排除异常值检验

由于我们很难期望一个在任不到两年的市委书记能够对地区经济行为及其绩效带来实质性影响(徐现祥等，2007)，因此我们也剔除了那些外调官员任期不到2年的样本。由表 6所报告的回归结果看，官员来源的系数都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5%的检验。可以看出，实证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二) 反事实法检验

这一部分，我们拟采用反事实法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构建假想的处理组和控制组，重新估计“倍差法”模型(1)。此时，如果“倍差法”估计量的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则意味着除去官员交流的冲击，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经济绩效差异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也间接证实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性的。为此，首先，我们将东部地区的省份设置成假想的发生了官员交流的处理组，而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为控制组，然后估计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 7。由表 7的前3列可以看出，“倍差法”估计量的系数并不显著。其次，我们将西部地区的省份设置成假想的发生了官员交流的处理组，而东、中部地区的省份为控制组，从表 7的后3列可知，“倍差法”估计量的系数也不显著。最后，鉴于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和较大的市经济更发达，官员交流可能更加频繁。因此，我们将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和较大的市设定为假想的处理组，其它城市为控制组，实证结果也显示“倍差法”估计量的系数不显著，限于篇幅，此处不再报告。由此可见，上述反事实法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六、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官员交流并加以制度化。官员交流制度不仅对中国党政干部廉风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有重要作用，更是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本文基于1994-2012年中国24个省、自治区241个城市市委书记与城市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法”系统地实证考察了地方官员来源方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得到以下三个研究发现：第一，官员外调使得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0.98个百分点。第二，外调官员对本地信息的缺乏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更具体地，对一个外调官员而言，其前后任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当前任职地区的经济表现越差。第三，横向交流官员和纵向交流官员对当地经济增长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研究结果对中国官员交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在2006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规定》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最长任期为10年，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官员在某一岗位或某一地区的任期限制。那么，在中国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和GDP晋升锦标赛的官员晋升机制环境下，市委书记频繁交流或不规律交流任职可能会导致其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反而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因此，在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权衡官员交流对社会经济发展、反腐败绩效、环境保护的影响，建立合理的官员交流制度绩效考核机制。另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完善官员任期制度。这是因为，由于利害攸关，为追求政治收益最大回报，官员对任期的认定，自会反映在行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