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自身，即在真实的制度约束下行动的人。现代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应当具有的本来面貌。

——科斯(Ronald H. Coase, 1984)

一、问题的提出

许成钢(2017)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过去和未来”一文中回顾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内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制度研究始于古典经济学时期，却因为科学分析上的困难而被新古典经济学所抛弃，“自从亚当·斯密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以来，其研究主体就是制度。从政治经济学一产生，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制度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后来在经济学不断地走向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引入了科学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现，讨论制度相当困难。当把制度抽象掉之后，许多经济现象分析起来更容易……因此，从20世纪初以来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其最重要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把制度固定住(或称为没有制度)，只探讨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现象”。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以及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等”，这些理论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从理论的角度讲，交易成本理论是一种化约形式(reduced-form)的理论。所谓化约形式的理论是相对于从经济现象最基本的原理(first principles)出发的理论而言的。所谓最基本原理相当于公理，是大家公认而不用解释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制度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由于主流经济学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系统引入了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自博弈论和制度设计理论的发展以来，主流经济学已经为系统地从理论上研究制度奠定了基础或者部分基础。就此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日益融合，而不是相互分野”。

环顾国内学界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论调，必须承认上述观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共识。例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盛洪(1993)就将新制度经济学概括为两个核心概念，“产权”和“交易成本”；并使用博弈的方式界定制度，认为“制度安排是在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的人的行为规范。所谓行为规范，就是保证不侵犯他人利益的约束”。而黄少安(2009)也认为，“制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至少不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排除在分析范围以外的经济学，也就是包含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都是政治经济学”。虽然不同学者的关注点不同，但基本意思大致接近，亦即：制度研究源自古典经济学，制度概念可通过博弈的形式进行界定，并且制度分析主要围绕着交易成本及其相关的概念展开。

本文的主旨正是要论证上述这些被国内绝大多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作为定论接受下来的认知尽管不能说是错误，但从思想史角度的考察来看，皆可称之为“稗官野史”(the folk history)。^①

① 在此，笔者借用了Klaes(2000a)论述交易成本概念史时所使用的词汇。

首先，将经济学制度分析追溯至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典型的过分推衍，一见树木，就言森林。古典经济学家的确会提及制度，但是说古典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研究主体就是制度”，则与古典经济学的整体基础理论框架相悖。

其次，无论是科斯定理还是交易成本理论，从当前林林总总的文献中呈现出的各式各样的解释来看，不仅不能说是“化约形式的理论”，相反可以说是过度诠释的理论，自然也就无法构成“大家公认而不用解释的基本出发点”。甚至许多制度研究中得到的看似截然不同的结论，其实不过是出自对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的不同理解。

最后，当前主流的制度理论的确广泛应用了博弈论工具，但认为是由于引入博弈论之后主流经济学才接纳了制度分析，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史不符。当代经济学之所以会发生制度转向，一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新古典理论体系的拓展而非背离，二是源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一次“失败的”理论尝试——将交易成本引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而博弈论制度分析的理论渊源实质上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①当前制度研究广泛使用博弈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于其理论基础却鲜有探讨，反而造成了应用中存在不少混乱。^②

① 当然也不同于被称为“旧制度经济学”的美国制度学派。

② 最典型的，就是诺思与青木昌彦之间有关制度是博弈的“规则”还是“均衡”的分歧，参见North(1990a)和Aoki(2001)。Greif and Kingston(2011)和Hindriks and Guala(2014)尝试将二者理论融合，而Binmore(2015)对后一篇文章撰写的评论中已经委婉地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借用了博弈论工具却忽视了博弈论制度分析的理论内涵。

其实如果对比一下新旧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1987, 2008)，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③与制度经济学直接相关的词条内容作了大幅删改。^④旧版中制度经济学的关键词条有四个：分别是“制度经济学”、“科斯定理”、“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和“交易成本”。新版中“制度经济学”词条由原作者作了修改；“科斯定理”则是新作者完全重写，改为从法学角度讨论这一概念；原本由张五常撰写的“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词条删去；“交易成本”词条也改为“交易成本的历史”，由新作者重写；同时新增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学派”两个词条。

③ 旧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出版于1987年，本文参考的是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译本。新版英文版出版于2008年，此外还有网络版不断更新，本文参考的是2008年版本。

④ 严格来说，与制度经济学相关的词条还应包括诸如“产权”、“外部性”等，以及相应的经济学家词条，但就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而言，只讨论直接相关的词条，暂不论及那些间接相关的词条。

尽管带有编撰者的意图，但是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这类主流工具书中相关词条的变动或多或少反映出当前国际学界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一种理解和认知。

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梳理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来重新审视经济学制度分析的影响和意义，以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1)新制度经济学并非像有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呈现出一种清晰无疑议的线性理论发展过程；(2)当代经济学发生的制度转向是由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最为根本原因的仍是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研究理路的拓展；(3)制度经济学内部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标准化的制度理论，只有出于不同研究目的需要而产生的形式、内容和方法各异的制度解释。

制度经济学这样一种发散性的发展和传播模式并不影响制度研究在当前社会科学理论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好的理论不必需是“正确的”理论，却一定是能引发学术创见的理论。科斯定理也好、交易成本也罢，都不是“正确的”理论，但围绕着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富有争议性的探讨，的确激发了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深化。然而与此同时也必须警惕，因为相应的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科斯定理的过度诠释、交易成本概念的任意界定，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教条化的制度工具论观点，业已阻碍了当下经济学制度分析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制度研究的趋势，应当是转向一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s) ^①的制度理论，探寻现实制度运作的内在机理。这是本文的基本观点。

①“深描”一词源自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参见格尔兹(1999，第16页)。

本文的结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将简要回顾经济学制度分析发展的历史，梳理不同时期各类制度分析流派的理论渊源，阐述其中的差异和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影响；自第三节开始讨论的重点将着眼于新制度经济学，首先是厘清科斯定理的来龙去脉、如何理解该定理及其在经济学制度分析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和局限；然后在第四节中分析交易成本概念的发展史，进而论述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才使得主流经济学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但交易成本概念自身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困境；最后在第五节中给出本文的结论。

二、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源流

回顾经济学制度分析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代制度研究的兴起实际上是伴随着新古典理论的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并形成了由多股异质性思潮共同构筑的理论发展史。它们共有的特征是对新古典理论的不满和对制度现象的关注，但仅此而已。除此以外，不仅不同的制度分析流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甚至同一制度分析流派内部对于“制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

(一) 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制度研究

首先必须承认，国内确实有不少学者将经济学制度分析的历史追溯至古典经济学时期，例如周业安(2001)、黄少安、张卫国(2007)、黄少安(2009, 2013)等文献中都提及“古典制度分析”，特别是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论对于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这类观点应当是受到了来自于“旧”、“新”制度学派内部各自对其理论溯源的影响。^②譬如美国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汉密尔顿(Walton H. Hamilton)就认为在“斯密有关重商主义的论述”、“穆勒对于国家和产业之间关系的阐述”中关注到了习俗、惯例等制度问题(Hamilton, 1919)；康芒斯(John R. Commons)也论及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回复到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精神”(康芒斯, 2003, 第460页)。^①而科斯在第一次新制度经济学研讨会——即“瓦莱尔凡根会议”(Wallerfangen Conference)——上也提到斯密(Adam Smith)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非常关注经济制度”，而且和他们相比较，新制度经济学“如果有任何优势的话，主要就是我们拥有了更好的分析技术”(Coase, 1984)。

② “旧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IE)和“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是国内比较常见的、对两类最重要的经济学制度分析流派的称呼。但在国际学界，这两派的称谓相当复杂。如果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表述为准，应当是“旧制度学派”(old institutionalism)和“新制度经济学”。然而因为所谓的旧制度经济学只是出现时间早而已，其理论发展延续至今，一点也不“旧”。所以一些研究早期制度经济学史的学者更倾向于称之为“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m)、“美国制度学派”(American institutionalism)，或者直接称之为“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同时将对应的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参见Hodgson(1998)、Rutherford(1995, 2001)、Samuels(2008, vol.4, p.366)以及Kaufman(2017)。而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少学者力图与早期的制度研究者划清界限，所以使用“现代制度经济学”(moder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新古典制度学派”(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ism)、“新兴制度学派”(neoinstitutionalism)等称谓，参见Coase(1984)、Mayhew(1989)、Richter(2005)、Furubotn and Richter(2008)。Furubotn and Richter(2005, p.34)还主张用“现代制度学派”(modern institutionalism)来统称所有的经济学制度分析理论，而“新制度经济学”也可称为“新组织理论”(new theory of organization)。本文主要使用“美国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个称谓，但也会根据讨论内容的必要性有选择地使用其他名称，请各位读者注意。至于国内有学者提及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新的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这是属于早期美国制度学派理论在后期的发展，参见黄少安和张卫国(2006)。

① 不过康芒斯同时也指出存在两个斯密，除了重视探讨制度问题的斯密外，还有被新古典理论所继承下来的提倡“机械理论”的斯密(康芒斯, 2003, 第460页)；并且康芒斯在后期著作中认为，“直到19世纪的非正统经济学家……模糊地感觉到所有权和物质不是一回事时，制度经济学才开始孵化”(Commons, 1934, p.5)。这两个例证反映出古典经济学只是经济学制度分析的理论来源之一。

然而纵观这些论述，无论是美国制度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他们只是说古典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制度现象，或者说古典经济理论中蕴涵着制度研究的“种子”。但是倘若就此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已经具备制度分析内容，那么就是一种过度解释。^②

② 作为研究美国制度学派思想史的代表人物，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就明确拒绝承认美国制度学派的思想源自斯密、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马克思的理论，理由是二者的方法论基础完全不同，参见Hodgson(1998)。

因为斯密所奠定下来的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严格来说，只是属于他的“自然自由体系”(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③中最后一部分内容。^④而完善的经济系统运行所需的制度以及其他要件，已在“自然自由体系”的论述中作出了说明和阐释。之后发展起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将这一暗含的前提条件继承了下来：经济运行规律是发生在特定社会制度情景下的。如此一来，“制度”就成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一个外生给定的、用作补充性解释的词汇，当某些经济现象无法在经济理论体系内得到充分解释时，才会诉诸“制度”。

③ 该词汇在商务版中译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为“自然自由制度”，参见斯密(1974，下卷第253页)。

④ 按照坎南的阐述，这一体系包括：(1)神学；(2)狭义的伦理学；(3)“与法律有关的那一部门的伦理学”；(4)“基于权宜原则的旨在增进国家的财富、力量和繁荣的政治条例”。《国富论》的主要内容即属于第4部分。参见坎南编著的《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1962，第5-6页)。

将制度作为前提假设，致使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话语内进行制度分析无比困难。这就好比一个人坐在凳子上要将自己和凳子同时举起来一般。因此即便有古典经济学家关注制度问题，也仅能称之为“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只有跳出古典经济学框架才能论述制度，斯密本人就是在《法理学讲义》(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⑤等著作中详细讨论制度问题的，穆勒也是在其“社会哲学”的作品中探讨制度问题的。马克思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他只需将古典经济学的制度性前提替换掉，那么原本是为资本辩护的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就成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⑤ 该书中译本来自1978年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与通信集》(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的第5卷，集成了坎南版1766年的讲稿——LJ(B)，和后来发现的1762-1763年讲稿——LJ(A)，参见斯密(2017)。

唯一有必要提及的例外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他于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中有专门的一章，“旨在影响生产的官方规定的效果”，涉及了许多后世新制度经济学关心的论题，包括第一次有关“寻租”(rent-seeking)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萨伊, 1963, 第154-218页)。但这也只能说是萨伊从法国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特例。因为从整体上来看，这一章内容游离于全书的理论体系之外，未能与古典经济学框架相融合。

所以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经济学制度分析出现得较晚，而且恰恰是在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蓬勃发展之时才诞生了第一部制度经济学著作。

(二) 美国制度学派

通常认为，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出版于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是经济学制度分析的第一部著作，该书的副标题即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凡勃伦，1964)。因此凡勃伦也被视为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奠基者(Hutchison, 1984; Mayhew, 1989; Hodgson, 1998, 2000, 2009)。但近年来出现一些反对意见，认为凡勃伦只是“为制度学派提供了许多智识灵感，尽管还有其他重要的影响”(Rutherford, 2001)；而美国制度学派理论的主体是HCMC传统，即由汉密尔顿、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和康芒斯四人的思想所构成的美国制度学派思潮，^①并且如果认为康芒斯第一部著作，《财富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Wealth, 1893)，已经奠定了其制度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康芒斯才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创始人(Kaufman, 2017)。^②

① 如果进一步从思想史角度追论的话，这四人又各自有其思想来源：除了米切尔是正统的凡勃伦主义者外，其他三人更多地是受到了来自亚当斯(H. C. Adams，汉密尔顿的老师)和埃利(Richard Ely，康芒斯的老师)的影响，而这二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传承。此外，HCMC还有跨学科的思想来源——这属于历史学派的标准研究理路，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② 不过Kaufman(2017)只是论证了前者，即美国制度学派是HCMC传统而非凡勃伦传统。对于能否认为美国制度学派诞生于1893年，作者并不确定，因为目前仅有两篇文献支持类似观点。而且在制度学派思潮兴起之初，康芒斯的著作还未引起注意。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也就是他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1924)出版以后，他的理论才逐渐成为美国制度学派的正统。因此Kaufman(2017)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制度学派起源于HCM，康芒斯则属于后来者。

霍奇森之所以主张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主要源自他对于“旧”、“新”制度学派之间近乎教条主义式的二分法。在Hodgson(1998)这篇雄文中他竭力驳斥了那种认为美国制度学派缺乏理论的观点，^③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缺陷就是秉承了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④这导致其在分析制度起源时会陷入“无限递归” (infinite regress)难题，最终仍不得不回到原点，即由新古典理论所构建起来的、抽象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不切实际的理性人假设中去。作为比照，对上述新古典理论缺陷的批判正是美国制度学派的特征，也是其最为关键的理论优势：围绕着“习惯”(habit)这一概念，在社会演化过程中构建起真正的人类行动的理论。而“习惯”和“演化”正是凡勃伦思想的核心，因此凡勃伦是“第一位尝试发展出一种本质上属于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和制度演化理论的社会科学家”(Hodgson, 1993, 1998)。

③ 这一观点最著名的表述，恐怕就是Coase(1984)中的那段话，“美国制度学派学者不仅没有理论而且反理论，特别是当他们论及古典经济理论的时候。没有理论的话，他们除了一大堆描述性材料有待整理——或者烧掉——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

④ 需要指出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即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人假设”来界定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新制度经济学内部最早提出的，参见Richter(2005)。

在此姑且不论霍奇森有关方法论个人主义、无限递归难题、习惯的概念以及演化论的观点是否存在问题，至少他强行将凡勃伦的思想和HCMC传统捆绑在一起的论证在其他学者看来是非常牵强的(Rutherford, 2001; Kaufman, 2017)。因为尽管凡勃伦对后来的美国制度学派学者的确有影响，^①但事实是20世纪20年代的制度学派基本上抛弃了达尔文式的经济演化论，转向了康芒斯的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的研究(Kaufman, 2017)。^②

① 例如汉密尔顿有关“经济秩序”(economic order)界定就受到了凡勃伦的制度定义的影响(Hamilton, 1919)；米切尔更是毫无疑问尝试将凡勃伦的理论进行定量分析的制度学派学者(Mitchell, 1913, 1925, 1950)。

② Kaufman(2017)的证据一方面是来自于HCM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具体研究内容的转向；另一方面则是康芒斯对凡勃伦的批评，即《制度经济学》第十章(“合理的价值”)第一节中有关凡勃伦思想的论述。康芒斯称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家(打了引号)，主要是因为他采用无形财产(intangible property)概念，但仅此而已(Commons, 1934, p.5)。在康芒斯看来，凡勃伦的理论有许多缺陷，特别是他的基于达尔文主义的经济演化论并不适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因而主张将凡勃伦排除在制度学派之外，参见Commons(1934, pp.649-677)。

其实仅从《有闲阶级论》的文本所呈现出的观点中就能发现，凡勃伦本质上是“反制度主义者”。^③

③ 笔者认为，凡勃伦之所以能在制度经济学发展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特有的那种重修辞而轻含义的表述形式，为后世学者的理论阐发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例如他那意义含混，却能够产生大量联想的经典制度定义(凡勃伦, 1964, 第139页)；他对于马歇尔经济学的严厉批判，“新古典”(neoclassical)一词即源自凡勃伦(Veblen, 1900)；甚至是他那富有争议的制度演化论(Veblen, 1919)。

因为在凡勃伦的概念中，“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保守因素，“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这些思想习惯、精神面貌、观点、特质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因素”(凡勃伦, 1964, 第140页)。^④但人类的天性本能又是倾向于工作、发明和创造，即存在着一种客观上的技术进步过程。动态的技术进步和保守思想习惯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制度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样，一种被动形式的制度变迁模式就通过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过程展现出来。

④ 在凡勃伦的定义中，制度指的是一种“思想习惯”，参见方钦(2016)。

“今天的形势是要构成明天的制度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淘汰的、强制的过程，对人们对事物的习惯观念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或加强他们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的观点或精神态度……可是也还有一种倾向，这就是，人们对于现有的思想习惯，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要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社会的演进，实质上是个人在环境压迫下的精神适应过程；变化了的环境，同适应另一套环境的思想习惯已经不能相容，这就要求在思想习惯上有所改变”(凡勃伦, 1964, 第139-140页)。

凡勃伦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上述社会演化进程的终点是什么，但是他所向往的由“工程师”主导的社会愿景显然是要取消一切妨碍技术发展的保守因素，即消除制度的约束(Veblen, 1921)。因此，盲目引用凡勃伦来为制度演化理论正名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凡勃伦意义上的制度实际上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限制性力量。

然而即便我们能够澄清凡勃伦在美国制度学派兴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汉密尔顿在1918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提出的“经济理论的制度研究方法”(“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一种理论体系，^①仍然是一个疑问。因为即便是在以HCMC为核心的美国制度学派内部，不同学者所理解的制度研究内容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汉密尔顿关注的是法与经济学以及市场的运行机制；克拉克早期研究集中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后期受米切尔和康芒斯的影响又转向经济周期和市场失灵理论；米切尔的贡献在于将凡勃伦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定量研究，这一成果为他的学生库兹涅茨(Simon S. Kuznets)所继承；^②康芒斯则以“交易”作为其制度理论的核心。所以20世纪2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虽然遍地开花，却并没有集中于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也未能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或是研究方法，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便很快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取代了。

① “制度经济学”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词正是来自于汉密尔顿当年在会议上提交的这篇论文，参见Hamilton(1919)。

② 这也是美国制度学派引以为豪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成果，另一位被认为属于制度学派的诺奖得主是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参见Hodgson(2009)。

因此，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在为新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旧制度学派”词条中，仅仅将这一学派界定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经济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思潮”(Rutherford, 2008, vol.4, p.374)。或许是因为这样的表述太“前卫”，所以大辞典仍然保留了旧版中的“制度经济学”词条，仅作了些修改。该词条所指就是美国制度学派，^③根据作者解释，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特征是“整体论”和“演化论”，涵盖六大基本研究主题(Samuels, 2008, vol.4, p.368)：(1)社会变迁理论，以及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制度研究；(2)社会控制和集体选择理论，或者说制度理论；(3)有关政府的经济角色的理论；(4)技术理论；(5)最基本的原则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结构，即制度或者权力；(6)强调超越价格的价值概念。和前者相比，这个定义又过于“陈旧”，甚至保留了一些已被抛弃的、德国纳粹时期历史学派的观点。

③ 这也就意味着新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存在两个有关美国制度学派的词条。

Hodgson(2000)试图给制度学派作出一个清晰界定，提出其包含五大研究议题：(1)制度学派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一种政策主张；(2)制度学派广泛借鉴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3)任何经济体中制度都是关键因素，因此经济理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度的持存、创新和变迁；(4)经济体是一个开放的、演化的系统，并且内嵌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和权力关系之中；(5)制度学派定义的行动个体是受制度和文化境况影响的个体，通过“累积性因果关系”，制度从根本上影响了个体的行动。

这样的泛泛而论只能说是一种描述而非定义，与当年汉密尔顿的“制度经济学”概念相比并未提供更多清楚的涵义。^④其实，纵观不同学者所论述的美国制度学派，尽管具体观点不一，但基本都会提及这一学派的两大特征，即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和社会制度演化论的思想。^⑤那么，如果从这两项特征来审视美国制度学派，笔者认为，Coase(1984)对于制度学派那看似苛刻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历史学派的理论主张与演化论的逻辑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④ 汉密尔顿界定的“制度经济学”是：(1)整合的经济科学；(2)应当研究现代社会的控制问题；(3)以制度为优先研究主题；(4)研究经济过程；(5)必须基于能够接受的人类行为假设。参见Hamilton(1919)。

⑤ 尽管凡勃伦传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确曾被早期美国制度学派的中坚人物短暂抛弃，但在制度学派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演化论又重新复兴，霍奇森更是将“演化”和“习惯”作为制度学派的核心概念。参见Hodgson(1998)。

思想史上通常有种观点认为，德国历史学派也强调社会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因此与源自生物学的演化理论观点相同。但实际上德国历史学派所称社会演进有其自身的思想传统，^①即黑格尔(G. W. F. Hegel)的“世界历史观”，“在世界精神所进行的这种事业中，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各按其特殊的和特定的原则而兴起，这种原则在它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状况的全部广大范围中获得它的解释和现实性”(黑格尔, 1961, 第353页，着重标记为原文所有)。^②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精神演化的历史，而现实中则表达为各类特殊的经验事实。因此历史学派特别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整体论的方法，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更为广阔的社会现象中的一种；强调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特定社会有特定的累积性经验，形成特定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存在所谓一般化的经济规律。所有这些观点都被美国制度学派接受下来。但演化理论——无论是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当前更为多元化的改进版本——却不是这样一种“特殊性”理论，在社会制度演化的多样化形式和特定经验背后，演化论仍然强调存在着某种一般规律可循。两相比较，前者主张理论由经验事实决定，后者主张探究可由经验验证的科学规律。因此, 两股思潮内在属性相悖，这决定了难以将它们融合为某种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

① 生物学中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其实与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思想密切相关，达尔文应用了马尔萨斯的学说来统驭其搜集到的生物学证据，参见达尔文(1995，第18页)。

② 有关黑格尔对于古典经济学的借鉴，他自身对市场社会的洞见，以及对后世德国思想的影响，穆勒(Jerry Z. Muller)提供了极佳的评述，参见穆勒(2016，第176-207页)。

当霍奇森解释为何凡勃伦传统会被抛弃、美国制度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衰落时，他认为是由于当时美国思想界学术大环境的转变所致，即实用主义哲学被实证主义所替代、本能-习惯心理学被行为主义所替代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衰退(Hodgson, 2009)。这是典型的行有不得，不求诸己，反求诸人。虽说作为美国制度学派核心理论的文化概念确实是“1900年到二战之间这段时期社会科学的基石”(Mayhew, 1989)，且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旨趣也确实出现转向，但以此作为解释美国制度学派衰败的理由很难自圆其说。

事实是制度学派自身的理论缺陷所致：不是说其没有理论，而是无法形成体系化的理论。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本质上是与当代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背道而驰的，^③而承袭自历史学派的美国制度学派倘若要成功替代主流经济学，那么其就不能止于批判新古典而已，必须独立于经济学科体系之外创建一套理论框架，^④这种理论建构的难度本身就足够大；另一方面，演化论的思想又与历史学派的基础理论是互斥的，^⑤但制度演化的理论框架又是目前解释现实制度变迁的最佳研究进路之一。两种因素叠加，必然致使美国制度学派理论结构的内在坍塌。因此, 尽管作为一种思潮，制度学派一直存在；尽管霍奇森试图借用内生偏好理论、实验经济学等研究的兴起来论证制度学派的生命力(Hodgson, 2009)；尽管当代主流理论也注意到制度学派曾经关注过的一些研究主题(Rutherford, 1995)。但美国制度学派在当前的经济学科中，仍然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相对于经济学，其与社会学更具有思想上的亲缘关系。

③ 注意，在此笔者不是说历史学派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发展毫无影响，至少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科内部的兴起就或多或少与历史学派有关。笔者在此所言的是历史学派具有的“反经济学”(anti-economics)性质，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证，参见Coleman(2002, Ch.4)。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④ 譬如当前制度学派在社会学领域中进行的社会经济学研究，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独立于经济学科的发展。

⑤ 与如今许多学者的“常识”相悖，新古典体系才更倾向于演化论，马歇尔就曾言，“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1964，上卷第18页)。大概大多数当代经济学者都忘记了马歇尔曾经写在扉页上的那句格言“自然不能飞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s，这句话后来转入序言中)。

(三) 新制度经济学与博弈论制度分析

和美国制度学派相比，新制度经济学史的论述较少，争议也较少。主要集中于新制度经济学界内部对自身理论发展的回顾和综述(Coase, 1984, 1992, 1998; Williamson, 1985, 2000, 2010; North, 1986, 1992, 1994; Richter, 2005; Furubotn and Richter, 2008)，以及两部综合性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成果的专著(Eggertsson, 1990; Furubotn and Richter, 2005)。

首先，一般认为科斯的两篇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 (“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和“企业的性质”(“ The Nature of the Firm”, 1937)，^①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而“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词则是由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 1975, p. 1)提出的。

① 虽然从时间上来说，“企业的性质”一文在前。可是从学界影响而言，则是“社会成本问题”在前。此外，“社会成本问题”还有一部“前传”，即“联邦通信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1959)，但声望不及前者。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这种时间倒置现象其实部分揭示了它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融合过程，特别是“企业的性质”一文沉眠的数十年实际上是“交易成本”概念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分析的数十年。详见本文第四节的论述。

其次，在与美国制度学派的理论联系上，除了同样批评新古典理论以及同样关注制度现象这两点表面上的相似外，绝大多数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与Coase(1984)一致，并不认为“旧”、“新”制度学派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传承关系，因为美国制度学派缺乏理论。^②例如North(1992)就认为美国制度学派那些学者“给予我们富有想象力的洞见，极具洞察力的描述、定量测度。然而，他们却没有给予我们理论”。威廉姆森一直承认受到康芒斯有关法律制度的研究影响，但他也同意制度学派的“那些洞见缺乏可操作性。事实上，制度学派是由于采取了上述方法论上的敌对姿态^③而迅速失去其影响力的” (Williamson, 1985)；^④并且认为是否采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是区分“旧”、“新”制度学派的关键(Williamson, 2000)。

② 然而，研究制度经济学史的学者则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联系，或者说至少可以架起“桥梁”。特别是当诺思后期的制度研究开始强调“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ructs)的重要性后(North, 1990a, p.20)，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结合了制度学派的理论。参见Mayhew(1989)，Rutherford(1995)以及Hodgson(1998)。

③ 此处所指即Coase(1984)有关制度学派缺乏理论的论断。

④ 相比较而言Furubotn and Richter(2005)尽管对该问题未作太多评论，但两位作者显然更同意卢瑟福的观点，即“旧”、“新”制度学派之间存在联系。甚至书中有关“制度”的定义，也是受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第二代领导人物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的影响，参见Furubotn and Richter(2005, p.7)。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制度影响经济绩效” (Furubotn and Richter, 2005, p.1)；为此，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Coase, 1992; 1998)；通过交易成本概念解释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绩效，以及我们如何进行制度选择——即制度的生成、发展和变迁机制(North, 1986)；所以新制度经济学由具体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所构成，而非纠缠于方法论上的批判(Williamson, 1985)。因此，学界一般观点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既有新古典理论体系内的修正和拓展，新制度经济学家“没有发明新的经济理论……而是使用标准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运作以及制度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Coase, 1984)。不过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新制度经济学内部实际上没有统一的意见。

在Richter(2005)、Furubotn and Richter(2008)的综述中，他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可以分为两支：一是“无形之手派”(invisible hand)，即可追溯至休谟(David Hume)、门格尔(Carl Menger)，围绕着哈耶克(F. A. Hayek)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s)概念展开的博弈论制度分析和比较制度分析；二是“有形之手派”(visible hand)，即可追溯至奈特(Frank Knight)和康芒斯，围绕着“交易成本”概念展开的产权理论、契约理论、组织理论、经济史、公共选择等领域的研究。然而两位作者发现这两股思潮实际上不完全一致，因为“无形之手派”的博弈论制度分析理论中“交易成本”根本不重要。这就造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不同学者所理解的制度研究对象并不一致，^①如何整合这两种不同的研究理路成为两位作者关注的焦点。^②

① Richter(2005)列举了六部由不同编者所编辑的新制度经济学文集，涵盖的研究领域达到九个之多，其中争议较大的是“宪政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三个领域是否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② 具体的整合框架体现在他们两人合著的专著中，参见Furubotn and Richter(2005)。不过很明显，两位作者倾向于后一派的研究理路。

所以在此有必要提及博弈论制度分析，关于这一派源流及其理论基础，笔者将另撰文具体分析。本文仅仅指出一点：博弈论制度分析的思想渊源实质上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诺思(Douglass C. North)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中提出那个著名的制度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North, 1990a, p. 3)，博弈论逐步成为主流制度分析的标准工具。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制度分析同宗同源，甚至如许成钢(2017)所言，因为博弈论的引入，主流经济学才具备了接纳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

事实上，博弈论制度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两股平行的研究理路。^③一般认为，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奠基作是肖特(Andrew Schotter)出版于1981年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1990)；而引用率更高的，则是于1986年出版的萨格登(Robert Sugden)的《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Welfare，2004年再版，后文简称ERCW)；其后则涌现出诸如Binmore(1994, 1998)、Weibull(1995)、Young(1998)等一大批博弈制度分析的代表性著作。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注意到并引入博弈论工具，正是由于博弈制度分析自身理论发展的结果，而此时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已在主流学界得到广泛传播。^④

③ 关于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发展简史，可以参见韦森(2003a)。

④ 例如Matthews(1986)就宣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我们这门学科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如果进一步考察肖特等人的著作，就会发现其理论架构异质于新制度经济学，^①这也正是Furubotn and Richter(2008)指出的困扰。肖特著作的基本理论框架完全取自20世纪著名分析哲学家刘易斯(David Lewis)的著作，《惯例》(Conven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1969)。^②根据萨格登的观点，ERCW的理论基础与Lewis(1969)、Ullmann-Margalit(1977)、Skyrms(1996)以及Bicchieri(2006)等人采取的哲学研究进路一脉相承。^③而新制度经济学采纳博弈论制度分析时，仅仅是接受了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并未深入探讨其理论基础，这就造成了许多误识，除了前述的有关博弈的规则和均衡之争外，还有诸如将机制设计和制度演化混为一谈，难以处理真实世界的博弈等问题。如何融合博弈论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未来制度分析所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① 事实上在这部著作中肖特完全没有提及科斯、诺思、阿尔钦(Armen Alchian)等这些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仅仅参考了威廉姆森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两人的文献。此外还有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

② 据笔者目前管窥所见，刘易斯的惯例理论除了受到其导师蒯因(W. V. O. Quine)的分析哲学影响外，主要来自休谟的社会规则理论、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的博弈论以及谢林(Thomas Schelling)对于协调问题的分析。但是其理论框架则是自成一派，Lewis(1986, p.ⅸ)自称为“休谟主义的随附论”(Humean Supervenience)，并被其他研究社会规范问题的学者所广泛接受。

③ 此处这一理论脉络的梳理，来自萨格登教授和笔者的私人通信。在较早的通信中，萨格登教授也提及阿罗(Kenneth J. Arrow)和布坎南对他的学术影响。此外，对于博弈论制度分析流派自身，萨格登教授指出不同学者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他认为宾默尔(Ken Binmore)更关注博弈论的应用，而自己则更接近于制度分析。必须强调，上述只代表萨格登教授的个人观点。

就目前来看，正统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集中于“有形之手派”。但即便如此，根据对交易成本含义的解释和应用不同，这一派仍然可区分为两种研究取向(Richter, 2005)：一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二是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史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history, NIEH)。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制度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后者认为由于存在其他因素，现实中的制度不一定会降低交易成本，有时候反而会提高交易成本。如果按照Williamson(2000)中划分的“社会分析的四个层次”，^④那么可以认为威廉姆森这一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属于第2层次的“制度环境”(包括产权经济学和实证政治理论)和属于第3层次的“制度治理”(司法制度、治理结构、交易成本理论等)；而诺思这一派的研究主题除了上述两类外，还要加上威廉姆森认为属于经济史学和社会经济学领域的社会分析的第1层次，即“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包含认知、文化、习俗等内容的研究。

④ 黄凯南、黄少安(2009)错误地将威廉姆森这篇文章中有关“社会分析的四个层次”解读为“制度研究的四个层级”。根据威廉姆森后文的阐述，他理解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只涉及第2、3层次，而第4层次——“资源配置和就业”，则是新古典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

尽管存在着上述矛盾和分歧，本文认为，纵观新制度经济学文献，其发展主线是围绕着两个核心概念——“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的诠释与应用。并且恰恰是由于过度诠释的科斯定理和错综复杂的交易成本概念发展历程才促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制度转向。然而未来经济学制度分析的趋势，则是应当抛弃以交易成本为中心的制度解释。这是本文接下来要论证的内容。

三、过度诠释的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源自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当年作出的如下论断，“因此科斯定理主张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Stigler, 1966, p. 113)。德姆塞茨进一步将科斯定理阐述为，“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这一过程有两个显著的含义。当允许财产权利的交换时，得到产值收益是有效率的，且该收益与谁获得所有权无关(除非不同的财富分配会导致不同的需求)”(Demsetz, 1967)。之后Calabresi(1968)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评论中，又提出另一个版本的科斯定理，“……如果假定是理性行为人，交易成本为零，且交易本身不存在法律障碍，那么所有的资源错配都能通过市场中的交易得以解决”。

从斯蒂格勒早年的简明论断，到后来愈来愈详尽的论述，可以发现学界对科斯定理的解释在逐渐扩大化，最终的结果是如何理解科斯定理沦为新制度经济学史上的一场“罗生门”。Medema(1999)不无戏虐地将科斯定理的理论发展史称为一篇“法律幻想小说” (legal fiction)。

所以在旧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科斯定理”词条中，科斯定理的定义不是一种而是三种。按照不同学者的理解，库特(Robert D. Cooter)罗列了三类看似相近，但内涵完全不同的定义，分别为“自由交换论”、“交易成本论”和“完全竞争论”，并指出“交易成本论”犯了方向性错误(库特, 1996, 第一卷，第497-500页)。

面对五花八门的“科斯定理”，科斯本人后来也作出过一番说明，这就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Notes 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88d)一文。科斯指出该定理尽管并非他提出，但斯蒂格勒的陈述确实是基于他的思想。^①因为在1959年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中，已有了类似表述，“……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最终的结果(促成产值最大化)则独立于司法判决”(Coase, 1959)，并点明“这是科斯定理的实质”(Coase, 1988d, p. 158)。

① 注意，科斯的论述中，只有斯蒂格勒的论断是基于他的思想，并未提及其他后续版本的科斯定理。

然而科斯的解释似乎不仅没有说清楚科斯定理究竟指什么，反而增添了更多的疑惑。当年库特认为“经过20多年的争论，传统的解释似乎已经穷尽了科斯定理含义”(库特, 1996, 第一卷，第498页)，结果在科斯的说明之后反而出现了更多的争论。新版《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该词条完全重写，改为仅从法和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这一定理的方法论涵义对法学领域的影响，并分为两类科斯定理，“实证意义的科斯定理”和“规范意义的科斯定理”(Parisi, 2008, vol. 1, pp. 855-861)。

国内学界有关科斯定理的理解和批评，多类似于Felder(2001)的分析方法。^②在这篇文章中，根据“交易成本”和“权利安排”两个条件，将科斯定理扩展为：(1)科斯第一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初始的权利安排不会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或是社会福利；(2)科斯第二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正，初始的权利安排会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或是社会福利；(3)科斯第三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正，可通过法定的权利安排来实现福利改进。

② 严格来说，Felder(2001)中使用的逐层递进的分析方法，张五常在1978年就使用过了，参见Cheung(1978)。

科斯定理最令人困惑之处就在于它那苛刻的前提条件，“交易成本为零”。因为科斯不是一直强调要“研究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吗(Coase, 1992)？而科斯定理所指向的“科斯世界”(Coasian world)却不存在交易成本，这难道不是与科斯本人的主张背道而驰吗？由此才有了从零交易成本假设，到交易成本为正，再到分析政府和司法制度是否能改进资源配置，这样层层递进性质的扩展性解释。

可是，这种扩展性解释虽然对于制度研究的深化不无裨益，但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科斯定理的原意。因为斯蒂格勒提出“科斯定理”，其本意就是字面上的陈述；其要解决的问题，仅仅就是指出在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条件下，“社会成本”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理解科斯定理真实含义的线索首先需从Aivazian and Callen(1981)和Coase(1981)的争论开始。Aivazian and Callen(1981)应用博弈论来验证科斯定理的结论是否有效，当交易的人数从科斯原本的两人模型扩展至三人模型时，两位作者发现均衡是不稳定的，从而认为“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中，谈判将永无止境。即便某种程度的并购能够达成协商，大规模的合并也只会在偶然情况下才能达成”。科斯没有直接回应此文的博弈模型，只是强调“零交易成本的世界”这一假设，是为了进一步研究正交易成本的真实世界所作出的，否则便没有价值(Coase, 1981)。之后Donohue(1989a)一文又引来各方争议。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使用“零交易成本”假设来验证真实世界(伊利诺伊州的就业市场)中科斯定理是否有效，并得出结论, “在特定条件下初始法定权赋(entitlement)的安排不会影响财富分配” (Donohue, 1989a)。Ellickson(1989)认为Donohue(1989a)违背了科斯的原意，因为科斯强调真实世界中交易成本为正。Donohue(1989b)回应称从建模角度来说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并无不妥，因为这是斯蒂格勒当年提出科斯定理的本意，^①而且其理论能够得到经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斯蒂格勒本人也参与到这次争论中，他指出：(1)科斯定理的逻辑不是要从中推导出真实世界存在交易成本或者市场无效率，而是以科斯定理为出发点去探究真实世界的交易成本问题、市场失灵问题；^② (2)“科斯定理当然与竞争性市场的基础理论相一致，即在所有使用方式上同质资源获得相等的回报……再说一次，稳定的产权或者是侵权行为法都不会影响收入的分配”(Stigler, 1989)。

① 即强调科斯定理既然不是科斯提出的，也就没有违背科斯的原意。

② 这实际上直接肯定了Coase(1981)的观点。

斯蒂格勒的第二点注释尤为重要，他再次确认了自己所提出的“科斯定理”，同时也和Coase(1988d)的观点相呼应。

另一条线索是Kitch(1983)记录的“法与经济学思想史”会议谈话，这次谈话中科斯和斯蒂格勒两位主角都在场。当科斯谈及奈特的影响时，兰德斯(Bill Landes)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标题是否受到了奈特1924年那篇论文的启发。^①科斯的回答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即1960年这篇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作的核心思想与奈特讨论社会成本概念的论文有关，“事实上，我会说我这篇论文的标题来自弗兰克·奈特，这个标题恰恰表明了我讨论的主题，当然我不认为社会成本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而且我从来不使用这个概念”(Kitch, 1983)。

① 即奈特的“社会成本阐释中的一些谬误” (“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1924)一文。

Knight(1924)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在于质疑“社会成本”概念本身是否有问题，因为“庇古教授有关公路这个案例的逻辑推理无懈可击……其假设与真实经济境况中的事实完全不符。竞争性条件最本质的特征消失了，即要素的私人所有权对生产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奈特看来，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易的行为，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都是社会需求而不是个人需求，此时都存在所谓的“外部性”；而另一方面，经济学讨论的是选择，选择成本是机会成本。两条论据相结合，奈特认为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划分是错误的。Cheung(1978)再一次论证了奈特的观点，指出从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理论出发无法证明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相背离。

结合上述证据，再反观Coase(1988d)中那虚实难辨的阐释，就能够理解Coase(1960)那篇文章的核心主题之一：按照庇古的新古典理论，在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下，竞争性市场的均衡模型无法证明存在社会成本导致市场失灵，更不能得出结论说“庇古税”(Pigovian taxes)方案能够解决“外部性”问题。^②

② Coase(1992)和Medema(1994)均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过上述观点。

因此，斯蒂格勒的“科斯定理”本意其实非常单纯，只是说明“社会成本”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存在。

③ 从科斯定理的解读中还可以进一步推论，根据奈特和斯蒂格勒的解释，新古典理论中“完全竞争”假设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假设，即科斯所言的“权利清晰界定”。所以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一样，制度都是暗含的前提条件。当前许多经济学家批判新古典时常常说新古典是“制度无涉的”，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证据？抑或是一种误读？

必须特别指出，自从科斯定理提出以来诸多学者围绕该定理所作的各类扩展化阐释或者批评并非徒劳。^④正如科斯所言，科斯定理是一块垫脚石，站在这块垫脚石上——或者说以新古典的标准理论为基础，经济学家才得以面对科斯世界之外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在真实世界中，交易成本不为零，此时制度就是至关重要的：新制度经济学由此而诞生。

④ 就像Medema(1999)说的，尽管科斯定理的理论发展史是一部“法律幻想小说”，却是“有用的幻想小说”。

所以Medema(1999)指出，“科斯定理的重要性取决于交易成本这一假定的具体性质……因此围绕该定理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所得到的最重要遗产就是试图理解交易成本的性质以及这类成本如何影响经济体系的运作”。

然而一旦论及交易成本不为零，就会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如何定义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公案。

四、错综复杂的交易成本概念史

到目前为止，有关“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①概念在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仍然没有统一的界定。

① 在中文学界，“transaction cost”还有一个译名是“交易费用”。本文的着眼点是以经济学标准的成本理论来处理交易成本概念，因此除引文外，统一使用“交易成本”这一译名。至于国内有学者宣称“成本”和“费用”两个词含义不同(蒋影明，2007；沈满洪、张兵兵，2013)，这类观点本文恕难讨论。

首先需要指明，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是科斯最早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并且科斯自己也认同这一说法(Coase, 1988a; 1988b; 1988b1988c)，然而从纯文本角度考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科斯都未曾使用过“transaction costs”(交易成本)的表述，更没有与之相应的概念界定。^②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经典文献中，他使用过：(1)“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2)“组织生产的成本”；(3)“谈判成本”；(4)“合约成本”；(5)“市场运行成本”(marketing costs)；(6)“市场交易的成本”(costs of market transactions)。^③

② 公开发表的文献中科斯第一次使用“transaction costs”(交易成本)的表述是在1974年，参见Coase(1974)。

③ 前5种表述参见Coase(1937)，第6种参见Coase(1960)。“市场运行成本”还有两种表述：一是“costs of marketing”(Coase, 1937)，二是“costs of operating the market”(Coase, 1959)。

当然, 我们绝对不能仅仅因为文本表述上的差异而否定科斯在交易成本理论上的贡献，但是他早期文献中使用的这些不甚严谨的描述性词汇确实为后世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解释“与生产本身无直接关系的成本”开辟了无限的可能。不同学者往往出于研究目的、分析工具和意义理解上的不同，提出自己所需的交易成本概念。^④这些概念有些近似，有些则存在实质上的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例如Demsetz(1964; 1968)中交易成本就是产权交换和行使的成本；^⑤ Alchian(1969)和Alchian and Demsetz(1972)中交易成本则是信息成本；^⑥Barzel(1977)认为交易成本是缔结合约和监督合约执行的成本，后期Barzel(1982)则称之为“考核成本”(measurement cost)；Wailliamson(1979)根据“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两个核心概念，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缔约成本；Klein(1980)中交易成本也是合约实施的成本，但主要针对的是不完全(“不公平”)的合约安排；Eggertsson(1990, p.14)将交易成本界定为“个人交换他们经济资产的所有权以及行使排他性权利时产生的成本”，根据其后文的归纳，主要仍然是指信息成本和缔约成本。

④ 本文接下来仅仅是列举了新制度经济学界代表性学者有关交易成本的定义，没有穷尽、也不可能穷尽当前文献中所有的交易成本定义。

⑤ 在Demsetz(1964)中，德姆塞茨使用的是“交换成本”(exchange cost)和“监管成本”(police cost)两种表述；“交易成本”的表述出现在Demsetz(1968)中。

⑥ “信息成本”概念，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发表后的翌年，Stigler(1961)就开始使用。随后Arrow(1962)也讨论了“信息传递的成本”(costs of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但二者当时都未明确将其指向“交易成本”的含义。张五常(1999)认为这是斯蒂格勒对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呼应，不过Stigler(1961)和Arrow(1962)的文本中并未引用科斯的观点，两篇文章也没有相互引证，应当说是各自独立的理论贡献。至于阿尔钦将交易成本解释为信息成本时是否参考过这两篇文章，则未可知，因为Alchian(1969)中也没有引用这两篇文献。但阿尔钦和两位作者互有交流则是肯定的，不仅因为阿尔钦和阿罗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合作过，而且Alchian(1969)也引用了两位作者的其他文章。

诺思将上述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进路(North, 1990a, p.27)，而将自己的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另一种不同的研究进路，称为“华盛顿学派” (Washington approach)。^①根据诺思所言，华盛顿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源自张五常。不过在张五常自己引以为傲的早年两篇文献中，其实也与科斯相似，没有明确的交易成本定义。他所言的交易成本大致等同于合约的缔结(谈判)和实施成本(Cheung, 1969, 1974)，这和威廉姆森派的研究进路区别不大。但是Cheung(1978)则提出了一个含义最广、亦是影响深远的交易成本概念，“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交易成本’包括那些在克鲁索经济中无法想到的成本”。^②这也就是后来张五常经常使用的作为“制度成本”的交易成本定义(张五常，1999)。诺思本人的交易成本界定从表述上来看也与威廉姆森派区别不大，同样是指一种“在交换过程中确定和执行合约的成本”(North, 1984)，且“信息成本的高昂是导致交易成本的关键，交易成本包括考核交换物价值属性的成本、保护权利的成本以及监管和实施协议的成本”(North, 1990a, p.27)。但是在运用方面更接近于张五常，“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结构性的关联是由于交易成本所造成的”(North, 1984)，因而交易成本不再局限于经济现象，而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来源”(North, 1990a, p.27)。这也就是广义上的制度成本，诺思将这一交易成本概念作为解释制度变迁机制的核心变量。

① 要注意的是，诺思将前述巴泽尔(Yoram Barzel)的“考核成本”也作为华盛顿学派的交易成本分析进路，主要原因在于考核成本的概念非常适宜于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研究。但巴泽尔对于交易成本的理解从缔约成本发展到考核成本，有其自身的理论演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实两派交易成本理论研究进路的划分并非绝对。

②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为零”和“私有产权”是一个意思，即Coase(1959)中“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和Coase(1960)中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科斯定理中的这两个条件其实是同一个条件，参见Cheung(1978)。

或许正是因为交易成本概念的内涵、外延与应用在不同学者之间差距过大，所以旧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才会非常突兀地存在两个有关交易成本的词条。一处是由张五常撰写的“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1996，第二卷，第58-60页)；^③另一处则是尼汉斯(Jürg Niehans)撰写的“交易成本”(1996，第四卷，第730-733页)。张五常的交易成本概念就是广义上的“制度成本”；而尼汉斯的则是狭义上的“产权行使成本”。^④

③ 需要指出，中译本中将张五常的名字译错为“史蒂文·N. S·钱”，本文改回正确的译名。

④ 新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尽管去除了这两个词条，但是有关交易成本的定义实际上在“新制度经济学”这一词条中，“生产中的交易成本是看不见的生产成本……包括(1)搜寻和谈判成本；(2)监督劳动投入努力程度的成本；(3)协调生产投入的物质要素的成本；(4)监督生产过程中实物和金融资产的使用的成本；(5)合约执行的成本”(Alston, 2008, vol.6, p.33)。该定义应当属于威廉姆森派的交易成本理论。

Furubotn and Richter(2005, p.48, 51)定义交易成本时采取了综合方法：一方面接受广义的制度成本解释，“交易成本包括创设、维持、使用和改变制度和组织时耗费的资源成本”；另一方面又从“交易”的角度，即资源的转移使用，来确定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这样就包含了市场型交易成本、管理型交易成本和政治型交易成本三大类型。这种方式看似包容了各类解释，其实仍无法消解内在的困难。因为威廉姆森派的交易成本定义是一种“纯耗费”，制度的意义就是为了减少这类“纯耗费”；而张五常的制度成本却未必是纯粹的耗费，^①但是他又和威廉姆森派一样认为制度的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张五常，1999)；诺思采取了张五常的交易成本理论，且认为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和转形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s)，可是他发现现实中的制度未必会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考虑到政治和文化因素的情形下(North, 1990a, 1990b)。^②

① 参见韦森(2003b, 2003c, 2003d)与张五常的商榷。

② 诺思认为生产成本等于转形成本加交易成本(North, 1990a, p.28)，这也就意味着，诺思将交易成本视为生产成本的一类，因此他理解的交易成本实际上仍然是狭义上的概念，而非张五常的“制度成本”含义。这也是为何前文提及诺思的交易成本理论定义上接近于威廉姆森派，运用却接近于张五常。反之，张五常在交易成本概念的应用上却接近威廉姆森派。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交易成本概念错综复杂可见一斑。

交易成本概念引发的困惑早在Barzel(1977)讨论将交易成本解释为信息成本是否可行时就已经出现，巴泽尔对交易成本的“成本”属性表示出怀疑；Barzel(1985)更是明确指出，“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人们能够以他人的支出为代价从中获利”。巴泽尔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常识：人们需要制度是出于成本角度的考虑，但是实施制度亦会导致新的成本；总要有个体承担制度运行的成本，制度的具体施行者却因此而获利。^③所以说制度既减少成本，又增加成本。但是它减少的是何种成本，增加的又是什么样的成本，对此交易成本理论必须予以澄清——如果其是一种合格的理论的话。

③ 例如为了减少交易的风险，要缔结合约；为了保障合约的履行，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安排。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都需要耗费成本，这些成本必须有承担的主体——个人或组织，但法律从业人员却能够从中谋利——他们的收入来自于他人支付的交易成本。

要厘清交易成本的属性，最佳的做法便是回归到经济学标准的成本理论，以此作为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汪丁丁(1995)颇有洞见地提出应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处理交易成本理论。^④这就指向了交易成本理论最为核心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所理解的交易成本究竟是“真实成本”，还是“机会成本”？

④ 就笔者目前所见，Klaes(1996)也主张从机会成本角度分析交易成本，但发表晚于汪丁丁(1995)。不过如果考虑到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源自奈特的思想，那么Knight(1924)从机会成本角度分析社会成本概念的那篇文章才是鼻祖。同时也必须指出，尽管本文认为汪丁丁(1995)的分析视角具有开创性质，但并不认同其推论：当存在“锁入效应”，制度无法选择时，不存在选择成本，因而也不存在交易成本。理由并非基于盛洪(1997)的反驳，盛洪的批评没有点出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从博弈的角度来说，不能选择的博弈均衡不是“制度”，只是被给定的“机制”(mechanism)而已，参见Sugden(2004, p.33)；而且“锁入效应”也不意味着“不能选择”，仍然是选择的成本太高而已，故不能说不存在选择成本。

在此必须特别指出，本文所言的“真实成本”，就是马歇尔意义上的成本概念，“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各种不同的劳作，和节欲或储蓄商品生产中所用资本所需要的等待；所有这些劳作和牺牲加在一起，就叫做商品生产的实际成本…… ”(马歇尔, 1965, 下卷第31页，着重标记为原文所有)；而“机会成本”，就是维塞尔(Friedrich F. von Wieser)的成本定义，“给定生产某一产品所需的生产成本，或者说用作生产手段的成本数量，这些牺牲因此不能再另作他用”(von Wieser, 1927, p.100)。^⑤本文之所以强调真实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差别，不是为了辨别交易成本的主客观属性——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这两类成本在选择过程中存在着时间序列上的差异：机会成本决定着我们的选择；而真实成本则是被选择结果所决定的。

⑤ 需要指出，国内多数经济思想史书籍中认为维塞尔的机会成本概念来自于他更早期的著作《自然价值》(Der natürliche Werth, 1889)，而国外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则大多认为机会成本概念出自他的《社会经济学》(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1914)，目前尚不清楚为何存在这样的分歧。笔者采取的是后一观点。因为在《自然价值》中，维塞尔确实隐约有机会成本的含义，却是在“成本价值决定产品价值的方式”中提出来的。其中“成本的直接作用”其实就是真实成本的含义——实际的要素投入；“成本的间接作用”才具有机会成本的含义，“对来自生产的最大可能收益的期望”(维塞尔, 1982, 第216-217页)。从文本表述上来看，仅能说是机会成本概念之萌芽而已。

由此可见，真实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差异实际上关系着学者们如何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去解释制度。

回到本节的主题，新制度经济学家如何理解交易成本的性质？如果以“企业的性质”这篇奠基作为例，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依照此文开篇所引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的话来看，科斯当年首先考虑的问题是通过一种既是现实的、又是可处理的经济分析来获得企业的性质，亦即从标准的、马歇尔式的边际替代概念得出两种成本(市场和企业)比较，这是基于真实成本进行的效率比较；但在后文中科斯又进一步将问题延伸至企业在“竞争性产业结构”中的选择，这就似乎又指向了机会成本的含义(Coase, 1937)。事实上，从Coase(1988a)披露的科斯撰写此文时的通信内容来看，他当时的确没有区分真实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意图，因为对他而言，“经营单位组织的成因”和经济单位组织对不同“生产结构”的选择——即一体化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另一项佐证则是科斯在60年间有关交易成本理论表述上存在的微妙变化。如前文所述，早年科斯没有使用“transaction costs”(交易成本)这一词汇；在1987年他为“企业的性质”一文诞生50周年所作的三次演讲中(Coase, 1988a, 1988b, 1988c)，则明确指出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以及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是首次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①然而在1991年的诺奖致辞中，科斯又说在他之前的货币研究领域中就已有学者运用交易成本来解释经济体系的特征，并列举出斯密和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两位先驱者(Coase, 1992)。

① “答案是意识到市场经济中进行交易存在成本，有必要将其纳入经济分析。当时的经济学没有那么做，我或许还可以说，如今大多数的经济理论仍没有那么做”(Coase, 1988a)。

这些无伤大雅的不一致表述或许微不足道，但仍足以让笔者怀疑：科斯当年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定义企业的方式，是否就是他在50年后确认的基于交易成本的制度解释；还是说，交易成本成为当前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核心概念实际上是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数十年间经济理论发展的结果？^②

② 再次强调，笔者绝对没有认为科斯不重要，或者说“企业的性质”一文不重要。只是想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理论进入经济分析并非是科斯当年一篇文章发表后便一蹴而就的结果，相反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且是多个研究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解决上述疑惑的唯一方式是重新审视“交易成本”概念究竟是如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克莱斯(Matthias Klaes) ^③杰出的概念史梳理为本文提供了最佳参考(Klaes, 2000a, 2000b)。^④本文以下论证主要以克莱斯的研究为依据。

③ 新版《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交易成本的历史”词条也是由这位作者所撰写，参见Klaes(2008, vol.8, pp.363-367)。

④ 需要指出，罗君丽(2007)一文中大量照搬了克莱斯的研究成果，却没有指明出处，参考文献更是缩减至仅有5篇。而之后国内学界又有不少学者直接引用了罗君丽(2007)中的论述。

在克莱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史中，起点不是科斯，而是希克斯(John Hicks)。^① Hicks(1935)一文回应的是19世纪末货币经济学领域中有关“经济学中的摩擦性问题”(frictions in economics)，^②提出将摩擦性这样一种意义模糊的表述转换为成本概念，具体而言就是资产转移的成本，即“投资成本”。

① 当然，Klaes(2000b)也指出，如果交易成本泛指交易中存在的“损耗”，那么这种思想远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有关货币起源的论述，近可诉诸马克思的“流通成本”(costs of circulation)或是“意外支出”(faux frais)。

② 在19世纪的文献中，交易中的“摩擦性”也是一个含义颇为宽泛的用语，例如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就讨论过“摩擦性”，“要实现交换行为，也像力学中机械能的转换一样，总需要克服摩擦，总会有损耗，还会有不可逾越的极限”(古诺, 1994, 第22页)。Hicks(1935)的目的就是想清楚界定何谓“摩擦性”。

Hicks(1935)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将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应用于货币理论中(Klaes, 2000a)。追随希克斯的这一理论构想，“transaction costs ”(交易成本)概念首次正式在经济学文献中登场，这便是马沙克(Jacob Marshak)发表于1950年的文章，“货币需求的基本原理与‘货币幻觉’ ”(“The Rationale of the Demand for Money and of ‘Money Illusion’”)。^③在Marschak(1950)中，交易成本指的是“支付给广告代理商、经纪人的金钱，或者行为人自身的闲暇等成本”。此文通过引入市场缺陷——交易成本，将新古典的均衡模型应用于分析货币市场，而科斯的观点并未见诸此文。

③ 不过Klaes(2000a)同时指出这并非定论。因为作为日常用语，该表述很可能在当时的金融市场中已经存在。

不过Marschak(1950)在当时也并未引起关注，^④反而是Baumol(1952)和Tobin(1956)这两篇经典文献奠定了交易成本概念在金融学研究中的应用，即一种广义上的“经纪人费用” (broker's fee)。由此发展出交易成本概念的第一个理论应用分支，即描述货币流动性受到阻滞时的一种客观成本，这是标准的马歇尔意义上的真实成本。至于科斯后来提及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运用和他相似的方法研究企业问题的唯一一篇文章(Coase, 1988c)，其实就是马沙克的学生马尔姆格伦(H. B. Malmgren)在1961年发表的“信息、预期和企业理论”(“ Information,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Malmgren(1961)综合了Marschak(1950)和Coase(1937)的观点，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和“搜集信息的成本”。

④ 根据Klaes(2000b)对“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查询，从1956到1965的十年间，Marschak(1950)一文的引用量不超过5次。

正如Patinkin(1965, pp.147-154)所指出的，金融学领域中交易成本概念的应用实际上是将希克斯原本考虑的广义的“摩擦性”问题缩小为了狭义上的债券与货币之间转换所产生的“客观成本”问题，但是交易过程中存在的这类成本实际上还可作更为宽泛的解释。Niehans(1969)就重启了Marschak(1950)的设想，建构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尽管此文未引证Marschak(1950)，并意识到“在货币均衡理论中，交易成本看起来扮演着关键角色”。不过真正使得主流经济学意识到交易成本概念可能产生的理论冲击，并因而将其融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则是发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次“徒劳无功”的尝试：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阿罗-德布鲁世界(Arrow-Debreu world)，即如何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交易成本变量。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该研究进路的源起之一是始于Arrow(1963)引发的争论。在这篇文章中阿罗使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医疗市场，随即引来Lees and Rice(1965)的批评。此时Coase(1937)的影响初见端倪，两位作者采纳了科斯的观点，认为Arrow(1963)一文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交易成本”。^① Arrow(1965)的回应中接受了该批评，承认“生产者接受的价格，和家庭用户为产品所支付的价格之间存在着一个缺口，对家庭用户来说产品的边际成本介乎两者之间。该缺口就是交易成本(卖者和买者的成本总和)，对此必须详加研究”。^②但他同时又拓展了Lees and Rice(1965)的交易成本概念，指出“交易成本可以是独立于市场组织运作方式的真实成本，例如运输成本”，但也可以是“特定经济组织模式中存在的成本，并且可以通过制度转换而得以避免”。之后，Arrow(1969)再次系统思考了交易成本概念，拓展了1965年争论中所讨论的交易成本概念，将交易成本分为两类：一类是“排他性成本”和“沟通与信息成本”，阿罗认为这是阻碍市场运作的成本；另一类则是“非均衡成本”，阿罗指出即便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市场或中央计划者也需要花费时间去估算最优资源配置，此时就会产生与最终均衡不相符的交易，或者是交易被延迟，直到估算完成，这两类情况都会导致成本，亦即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可见是阿罗第一次明确区分出两类属性不同的交易成本概念，并且意识到二者的理论应用存在不同：一是真实成本，二是机会成本。

① 文中“交易成本”的具体表述是“transactions cost”，不清楚是否是印刷错误还是两位作者有意为之。Lees and Rice(1965)中所指的交易成本是类似于信息成本的一种真实损耗，例如申请成本、保险费用等等。由此可见60年代初Stigler(1961)和Arrow(1962)有关信息成本的研究确实影响到后来主流经济学对于交易成本的理解。不过科斯在1987年的回顾演讲中并没有提及这篇文献。

② 这也是阿罗第一次正式使用“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一词。

参照阿罗所作的交易成本概念划分，始自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内部有关交易成本概念的发展脉络就显得相当清楚，这也是交易成本概念的第二个理论应用分支。Klaes(2000b)将其分为两派——与诺思的分类稍有不同：一派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从企业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交易成本理论，即从他早年有关科层制组织的控制性损失(control-loss)模型，^③到后期提出的缔约成本概念；另一派则是以阿尔钦为代表的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派，强调从财产权利的确立和行使角度——排他性权利，界定交易成本。这也就是阿罗所言的第一类作为真实成本的交易成本概念之理论应用。其后在阿尔钦的影响下，张五常将产权行使的排他性成本拓展为制度选择成本，并为诺思所采纳，应用于制度变迁理论。这构成了作为机会成本的交易成本概念之理论应用。

③ 参见Williamson(1967)，此时威廉姆森还未使用“交易成本”一词，但明确引用了Coase(1937)的观点。

不过更为深远的影响还是前述的将交易成本引入一般均衡理论，即交易成本概念的第三个理论应用分支。目前很难确认究竟是阿罗有关交易成本的讨论，还是货币理论中业已存在的、内含交易成本变量的均衡分析——例如Niehans(1969)，开启了这项研究进程，更有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从大约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包括Foley(1970)、Hahn(1971, 1973)、Starrett(1973)、Kurz(1974)等一大批数理经济学家转向了该领域，即包含交易成本的序贯经济(sequence economies)研究。这一研究进展颇为波折，可说是一开始“柳暗花明又一村”，转而却又“山穷水尽疑无路”。因为当Foley(1970)最初使用来自于金融学的、狭义上的经纪人费用界定交易成本时，确实可以建构起一个更为复杂精致的、包含交易成本在内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也能够证明均衡存在，至少是存在一个“准均衡”(quasie-quilibrium)。这说明当交易成本被定义为狭义上的一种客观成本时，一般均衡理论的技术分析工具仍然是可处理此类问题的。然而随即研究者就发现，尽管能够证明均衡存在，可是效率问题却难以解释，包含交易成本的序贯经济不能保证整体上是有效率的(Hahn, 1971)，但也不一定是无效率的(Kurz, 1974)，可是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序贯经济却始终能保证有效率。所以Kurz(1974)提出，“……要理解效率，必须将其与特定的一组制度安排联系起来进行界定”。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般均衡理论家便已经意识到将交易成本引入阿罗-德布鲁世界不仅仅是个数学上的技术问题，更是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框架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阿罗的两类交易成本划分，如果交易成本仅仅是一种真实成本，那么其不过就是生产成本的扩展而已，对于使阿罗-德布鲁世界更接近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这一研究主旨来说，意义不大；或者就像舒比克(Martin Shubik)所言，这类“‘真实的’交易成本……为我们提供了建构精致理论的真正宝藏，但是却与我们理解货币经济没有关系”(Shubik, 1975, pp. 569-570)。然而倘若交易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那么就很难将其引入阿罗-德布鲁世界，因为这必须涉及不同市场体系运作之间的效率比较(选择)。就像Starrett(1973)所指出的，“困难在于我们都认识到由交易技术(和生产技术一样)所表达出来的物品流通成本，和影响这类流通的制度运行成本相去甚远。根据这样的定义，当存在‘耗费成本的’制度时，很明显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是具有效率的”。Green and Sheshinski(1975)给出的解释是两类交易成本指向的是两种效率——“技术效率”和“制度效率”，当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不存在交易成本时，这两种效率是没有分别的，但是一旦加入交易成本，两种效率概念就必须区分开来，而其中制度效率的分析实际上指向了阿罗-德布鲁世界之外的制度环境研究。

不过从经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才标志着真正的成就。一般均衡理论家的这次尝试尽管是“失败的”，但是却让主流经济学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观点：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效率实际上是制度依赖的效率。由此，新制度经济学真正进入了主流理论的话语体系，当代经济学的制度转向由此发生。^①

① 当然，当代经济学的制度转向过程中还有一股推动力量是博弈论制度分析。但正如前文所述，该研究进路的理论渊源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因此本文暂且略过不提。

五、结论：“深描”的经济学制度分析

从交易成本概念错综复杂的发展历史中，可以发现：当代经济学制度分析成也交易成本，败也交易成本。

因为正是由于交易成本概念在经济学科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发展和应用，才使得主流经济学逐步意识到现实世界中的制度环境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同样也是由于交易成本概念过于笼统和逻辑混乱的界定，事实上已经阻碍了经济学制度分析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概念实际上无法解释制度。

首先，如果将交易成本视为真实成本，就像一般均衡理论家所意识到的，这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生产成本理论的拓展。但更关键的困难在于，作为真实成本的交易成本，其本质上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依赖于特定制度条件的成本。此时，这类交易成本概念不仅不能用于解释制度，而且还会得到张五常式的悖论：制度被认为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但是经济越发达、制度越复杂的社会，交易成本却越高。^①因为作为真实成本的交易成本，是具体制度选择作出后的结果，增加一种制度安排，就会相应地增加与此安排相关的成本。按此推论的话，降低交易成本的唯一方式，就是取消一切制度。这显然是相当荒谬的结论。

① 张五常认为，“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而按照Wallis and North(1986)的核算，美国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从25%增加到45%。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社会越发展，交易成本越高，参见韦森(2003c)。

当然，反对者可以声称：不存在任何制度的情况下，交易成本实际上趋向于无穷大。然而当提出这一论点时，所指向的交易成本就不再是真实成本，而是机会成本，因为这其中涉及了制度选择：即不存在任何制度的自然状态与存在某种制度的社会状态之间的选择。可是作为机会成本的交易成本概念虽能解释制度选择，却无法用于分析现实制度的施行。因为机会成本永远是展望未来的，一旦行为人作出了具体的制度选择，当其身处于选择之后的特定制度环境中时，原本进行选择时考量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就消失了。此时行为人要考虑的，是既定制度对他所造成的影响，以及面对未来可能的制度变迁时所预期的机会成本。如此一来研究者便会面临前述诺思式的难题，制度不一定会降低交易成本。但理由却不是诺思所设想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而是交易成本概念本身的属性所致。

所以本文的第一个结论是：应当抛弃交易成本这一意义含糊的概念，至少不应将其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概念来对待——但可以用作日常用语。当考虑具体制度环境下的真实成本时，应当具体指明究竟是什么样的成本，譬如时间成本、信息成本、讨价还价成本等等，所有这些具体的成本含义都比笼统的交易成本概念更易于精确地分析和处理。

而涉及制度选择的机会成本时，本文提出的方案是引入布坎南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当年使用的“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概念(Buchanan and Tullock, 1999, p.74)。^②

② 这一概念实际上源自布坎南对Coase(1960)中“社会成本”的理解，但是作了修改以应用于他的公共选择模型。

具体可以指：(1)当处于不存在任何制度的自然状态时，外部成本就是自然施加于行动个体的成本，即霍布斯(Thomas Hobbes)意义上“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所施加的成本(霍布斯, 1985, 第94页)；(2)当处于存在某特定制度的社会状态时，外部成本就是社会对行动个体所施加的成本。由此，制度的产生和变迁机制可以表示如下：

(1) 自然状态下，当EC+NC≥IC时，对于理性行动个体来说，特定的社会制度就是可欲求的；

(2) 社会状态下，当IC≥EC’+NC’时，对于理性行动个体来说，潜在的社会制度变迁就可能发生；

(3) 在制度选择过程中，理性行动个体对于不同备选制度的比较，取决于ECⁱ+NCⁱ的成本总和，其中i=1, 2, 3, …n。

其中EC指的是外部成本；NC指的是谈判成本，即行动个体之间为了进入社会状态、进行谈判缔结协议所预期耗费的成本；IC是内部成本，即行动个体预期进入社会状态后、接受特定制度约束所自愿承担的成本(义务)；^① EC’是特定制度下，即社会状态下形成的新的外部成本；NC’是预期为了改变制度、重新缔约所引致的新的谈判成本；社会状态下，EC’和IC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是“非自愿承担的成本”，即超出了原本在制度选择时承诺承担的义务范畴所引致的成本。^②换言之，也就是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制度变迁时考量的机会成本。

① 此处的含义和Coase(1959, 1960)中通过权利界定消除外部性的观点完全一致。社会成本内部化以后不是说成本消失了，而是因为权利的享有转化为了自愿承担的义务，即内部成本。

② 引起这类“非自愿承担的成本”的原因可能是具体制度实施中出现的客观因素所致，也可能是由于行为人的主观欲求发生变化所致。

本文的主张并未背离科斯当初的本意——研究真实制度约束下人的行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个体永远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行动，其所面对的制度约束将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机制折射为主观意义上的成本观念，这就是制度依赖条件下的机会成本。^③上述外部成本、谈判成本和内部成本，皆为特定制度条件下的机会成本。个人的选择正是依据依据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机会成本之比较；社会的经济绩效、长时间段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也能够基于这些机会成本的考量进行解释。

③ 前述机制中亦提及“自然状态”，看似好像违背了“真实世界”的前提，但这一假定是为了理论建模中避免“无限递归”问题所设。当然，具体解释必须结合实际的模型才能展开。读者也可参看Buchanan and Tullock(1999, p.16)。

因此，进一步探讨上述机会成本内在的构成因素，应当成为经济学制度分析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结论。构成这些机会成本函数的变量，可以是客观的，譬如组织规模、技术发展程度或者是时间维度。但更重要的是那些主观要件，即诺思所言的“心智构念”。而笔者更倾向于称之为个人行动的观念形式，也就是个人对外在世界的理解方式及其在具体行动上的表达。要理解这类决定制度选择的成本函数的主观要件，就要求我们转向一种“深描”的制度研究，“未来的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作为经济运行社会脉络之‘深描’的经济学的制序分析，将会趋向于在文化氛围和场景中进行‘描述’和‘解码’……将其理论分析和模型建构置放在人类诸社会实存的文化场景中人们的真实(包括经济与文化)行为的理解基础之上。简单来说，未来的经济学的制序分析，将会变为在文化场景中的理论深描”(韦森, 2003e, 第23-24页)。^④

④ 韦森所言的“制序”，即通常使用的“制度”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