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国企的扩张速度近年来特别明显，以民企、外企等企业分组为参照系，就可看到这种明显的高速扩张趋势。从1998年作为初始起点来看，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资本规模为五千多万，到2004年就翻了一倍多，到2008年则是2004年的三倍，到2013年则又是2008年的两倍多，在此期间平均规模共提升了15倍多。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其他类型企业都没有的。相对来看，法人企业的增速是两倍多，个人控股企业的增速是四倍多，外资则只有不到三倍。从横向比较来看，在期初的1998年，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规模只比法人、外资企业略高一些，然而到了2013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规模是法人、外资企业的8-9倍，是民企的26倍。

从以上各类企业的平均资本规模增长状况来看，国企表现为超常的增长。同期的民企或外资，其平均规模的变动趋势较小，保持某种平缓的发展趋势。如果由于市场需求容量提升而导致的规模扩大，那么外资、民企的平均规模并未有相应的迅速增长，这说明国企的规模扩张更快，这主要来自于更多的投资增长拉动。另一方面，从数据库提供的国企的数量来看，从期初的五万多家，急剧下降至四千多家。这些减少的企业部分已经改制为非国有企业，部分可能破产倒闭，但相当多的企业却并未退出，而是被兼并，或被重组，其资产往往被并入到一些国企大集团。因此，这也是国有企业规模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国企能够获得如此的规模扩张？我们可以从其扩张的行为动机入手来考察。

二、国企的目标函数

效用最大化是国企的目标函数，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复合目标，它构成国企的主要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在效用目标中包括企业绩效(包括利润和销售收入增长率)，企业负责人在体制内地位的晋升和相应待遇，在职消费，企业员工工资及福利，高管薪酬及福利，以及隐含的私人利益(包括利益输送等)。在这种多元化复合目标中，什么是首要的或决定性的？激励如来自市场，企业应以企业绩效为首要目标。激励如来自政府，企业则会追求其它的非利润目标，例如等级地位晋升等。如果企业追求市场之外的自身或个人目标，则会以薪酬福利最大化，私人利益最大化等等为目标。因此，我们可以用效用最大化来概括所有这些利润和非利润目标，这个效用目标是由多元化的追求目标所组成。

$ {\rm{Max}}\;{\rm{U}} = {\rm{F}}\left({{\rm{roa, }}\;{\rm{sale, }}\;{\rm{wage}} - {\rm{welfare, }}\;{\rm{prom, }}\;{\rm{private}} - {\rm{benefit}}} \right) $

(1)

在中国的产业中，资本的投入及其累积存量通常能够反映企业的等级地位。按照国家划分企业规模等级的标准，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其他规模指标还包括就业人数和销售收入，但就业人数经常是可变的和不稳定的，企业有着大量的非正式编制员工、合同工、临时工等，企业越大，这样的员工就越多。这些员工经常不纳入正式统计范畴，因而无法通过企业员工这个指标来准确反映企业规模。销售收入与资本存量的关系通常比较密切，通常会存在某种较固定的比例，可以与资本存量作为同样的反映规模的指标。但是销售收入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处于上升时期的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会大大高于处于不景气阶段中的企业，即使它们的资本投入差不多。因而这个指标的稳定性和波动性不如资本存量指标更稳定。

由于上述效用目标包含很多难以量化的要素，无法直接使用，故本文采用企业规模最大化作为替代指标，这可能是较为近似的可量化目标。规模最大化的实现，可包含上述效用中的绝大多数元素，有了规模就能满足上述各种多元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则有

$ {\rm{Max}}\;{\rm{K = Max}}\;{\rm{U}} $

(2)

该目标函数的主要约束条件取决于外部融资，即可融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扩张能力和边界。此外，外部市场竞争力是另一重要约束条件，也就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决定了企业的扩张程度。

约束条件1  可融资能力=F(融资成本，抵押能力，贷款授权，资本市场吸纳力)

$ {\rm{Max}}\;{\rm{Finance}} = {\rm{F}}\left({{\rm{fcost, mog, auth, stoc}}} \right) $

(3)

其中，融资成本和贷款授权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抵押能力取决于企业规模，资本市场吸纳力取决于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发行规模和募集新资本的能力。可融资能力取决于以上要素，即融资成本越低，可融资能力越强，其它三个要素则与融资能力成正比。

约束条件2  竞争力=F(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增长)

$ {\rm{Max}}\;{\rm{Compete}} = {\rm{ F}}\left({{\rm{sale}}/{\rm{mshare}}} \right) $

(4)

这个约束条件主要反映了市场对于企业绩效的评价，通常情况下，这是来自市场的约束。这个约束表明，当企业的竞争力不足以支持市场份额的扩张时，企业的扩张行为就会受阻。

因此，由(1)、(2)、(3)、(4)可组成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方程组。

从理论上来看，首先，规模与效益并不是呈完全的正比关系，规模越大，不一定带来效益同步增长，当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时，成本不但无法递减，反而可能会递增。因此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企业竞争力或盈利能力并不会成为限制企业扩张的基本条件。其次规模越大，不一定带来技术创新，由于企业会随规模增加而得到更多垄断机会或寻租机会，从而减少创新竞争的动机。再次，规模扩张带来各种管理成本上升，各种内部利益关系很难摆平，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内耗摩擦等，结果很可能产生递增的管理成本。

然而，规模扩张对于企业带来的好处则是直接的，具体包括：对于规模经济的企业来说，可能的边际成本下降带来效益提升；企业越大，贷款越多，需要支付的融资成本就越低；对于企业高管来说，黑箱程度大大提高，所有者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可得到的种种私人福利/消费和利益输送更方便；同时，高管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也大大提高。因此，从企业效用目标来看，规模带来的好处很多，对于企业高管则更加实用可靠。至于规模经济成本递减的好处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种种其它提高成本因素的相对比较，各种成本递增的拖累，会把可能得到的效益消耗殆尽。

在规模最大化的目标函数框架下，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为了追求更多资本投入，不惜大量借贷，由于借贷成本低于市场水平，导致资本负债比持续性的居高不下，同时并不存在偿债压力，融资约束很少存在。

假设2：规模越大，企业成本也同步增长，并不一定出现边际成本递减, 甚至可以说是不计效益的增长。由于企业的效用目标经常可以通过成本来满足，成本约束难以实现。典型表现为管理成本递增，其中隐藏部分剩余，用以满足各种效用目标。

假设3:规模扩张有利于增加企业的市场势力，通过这种力量可以控制市场供给，提高企业作为卖方市场的地位，有利于获取市场垄断利润。

三、统计描述验证

以下从几方面来验证涉及国企规模扩张行为的相关假设。

1.企业扩张的融资成本低，有利于扩张，但会导致负债率居高不下。因为有股市、债卷和银行低息贷款，以及土地担保等金融补贴支持，这种低融资成本给不断扩张提供资金来源。为使国企具有市场参照系，以下考察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实际利息率和股本负债率。

从表 2可见，国企的平均实际利息率远低于其它企业，这早就是大家公认的常识。然而，从表 3可见的情形，却有些出人意料。企业的股本负债率实际反映了企业以资本金为基础，长期占用的外部融资资源，该比例越大，表明同等资本占用的融资资源越多。长期负债的利息率只要低于企业的折旧率，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占用这种资源获取好处，至少能维持生存。因此可以看到，国企的长期负债大大超过了其资本金。只要企业能维持投资不断扩张的趋势，保持大企业的市场地位，无需创新，就可以不断占用越来越多的长期融资资源。否则，只要停止数量扩张，又无创新，那么企业就会很快萎缩下去。所以，扩张就是企业的生存之路，这也是国企不断诉诸数量型投资扩张的原因之一。

从上述股本负债率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从2007或2008年之后，出现了十分显著的股本负债率的增长，不论是哪一种类的企业，都表现出大幅上升的股本债务率。最为明显的是国企，相对其它企业来说，其股本负债率的飙升，不仅远超过自身股本很多^①，也远远超过其它企业若干倍。这样高度的杠杆率，表现出国企在融资方面具有明显的强势，表明社会融资资源显著的倾向于国企，由此带来的资本规模扩张则是必然结果。

① 对此计算结果，经过反复检测和多方核实，并删去了几个极大值，依然如此。

2.规模扩张虽然可能导致企业成本递减，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然而同时也会造成管理成本和其它相关的黑箱成本的上升，效益则很可能下降。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企业边界扩张很可能带来成本递增，效益递减。然而，成本是递减还是递增，有时会由于各种正反两方面因素难以分离，导致其相互抵消，很难得到准确判断。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统计数据来判断，国企实际上更在乎规模扩张，而并不在意效益递减。

由此可见，国企的利润率平均来看，远低于一般的市场企业。在1998-2008期间，国企平均利润率大多为负值，或者围绕零值徘徊，但是国企的总体规模却一直在迅猛增长。如果把利润看作为市场信号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国企的扩张并不主要以市场为主要导向来发展，而是隐含其它更多元化的目标动机。

由于数据缺乏, 难以从企业的运营成本中分解出可量化的消极因素，然而在企业的财务数据中，管理费用是独立于一般生产销售成本的，因而我们可以从这个指标，得以一窥随企业规模扩张带来的相应管理费用的变化效果。由表 5可以看到，国企的管理费用率相当高，远远高于一般企业，而且是持续性的高，在10多个年份中，有6个年份的管理费用甚至高于生产销售成本，其它几个年份也高达70-80%。与此相比，同期一般企业的管理费率仅在10-20%左右，而民企通常则不超过10%。

3.规模扩张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势力或垄断力量，即提高集中率，增加企业控制市场的能力，从而可以减轻效益下降的压力，有利于获取垄断利润。这种高集中率带来的市场势力以及控制市场的能力，已经一再的表现出来了。国企近年来的利润率的有所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依赖于这种路径。

由上表可见，产业集中率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降之后，近年来又开始回归到改革早期阶段，呈现出一种倒U型。这表明经济放开程度有所减少，垄断程度开始上升，似乎有一种回归经济集权的趋势。

虽然集中率提升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垄断，但是垄断的趋势势必会由集中率而产生。在市场竞争下，由于企业效率提升带来的市场份额增加是合理的，值得鼓励的。但是，由于行政干预，把效率低下的企业，通过拉郎配整合到大企业集团，这样带来的集中率提高和规模扩张，并不是合理的。政府官员有个简单的逻辑，认为搞好企业只需靠某个有能力的经营者就行，只要把那些差企业合并到好企业名下，就能把差企业变好。可惜的是，通过这样的兼并方式的成功率实在太低。

然而，这种兼并型扩张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企业规模扩张带来的集中率提高，从而增加企业市场势力，实际上是国企诉诸垄断来提升效益的一种方式。近年来，这种方式屡见不鲜，十分有效。然而这不是靠效率取胜，而是靠行政干预来强制性的设立市场壁垒，靠不公平竞争的方式来实现的。可以说，近年来在这方面，政府和国企运用这种方式来扭亏为盈已经是越来越普遍。通过控制市场供给，可以导致国企扭亏为盈。这表明，我们不仅需要付出更高成本，而且还要付出市场竞争的公平规则作为代价，而后者可能会毁掉我们的市场经济基石。

4.规模扩张产生的一系列的最大化效用，它们都可能隐藏在企业成本和管理费用之中。实际上，这些难以量化的成本都是企业的退出壁垒。企业长期亏损却不退出市场，合理的解释必然是存在退出成本。退出成本包括各种可能的补贴(银行补贴和政府补贴等)，官员地位、行政级别、隐形收益，以及进入破产程序产生的司法成本等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难以量化的因素，无法通过一般的统计回归分解出来。

为了获得这些实际效用最大化，企业即使长期亏损，也不愿意退出，而成为僵尸企业。通过对十年以上存续期企业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数量中有38%属于长期保持不变的僵尸企业，明显高于其他四种所有制企业的占比^①。

① 来源：王万珺、刘小玄, 2018, “为什么僵尸企业能够长期生存”，《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第61-79页。

以上统计数据分别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证据。由此可见，除了以上可量化成本因素外，势必还存在很多隐含的难以量化的因素，例如企业的公款消费，私人福利，设租寻租和利益输送等等，这些因素都隐藏在企业的各项成本之中，而且都会促使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搭便车，并能通过成本上升来满足这些效用目标。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企业规模扩张伴随着利润下降而依然在持续，而且在无利可图条件下还能够进行投资扩张？在这些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我们以下将对国企行为模型进行更深入的检验。

四、统计回归检验

以上统计描述分别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证据。在此基础上，采用国企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回归模型来进一步检验本文建立的国企行为模型及其相关假设。

以国企的资本规模为被解释变量，选择运营成本，管理费用、实际利率和利润率这几个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考察在企业规模与其成本或效益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影响关系。此外，添加一系列控制变量，例如企业人均资本变量，来控制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又如企业年龄变量，控制企业各种积累能力的影响效应。解释变量还包括年份、地区与隶属关系作为虚拟分组的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形成计量模型。分别按行业为基础进行OLS回归.主要结果报告如表 8。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1.运营成本变量，其回归系数均为显著的正值，表明企业成本是随着规模而递增的。2.管理费用也是如此，不仅显著为正，而且系数相当大，表明随规模的增大，管理费用的相应增加更快更多。3.企业的实际利率显著为负值，表明企业投资越多，利息支出越少。这可能也是国企投资扩张的一个原因。即使成本上升，但是利息下降，因而可以抵消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上述三个解释变量都涉及成本，前两项成本综合起来表明企业的规模带来的成本递增，超过了融资成本下降带来的效益。由于在成本中还可以隐藏很多难以直接观察到的个人消费和福利，利益输送和交换，等等，这些都会促使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搭便车，因而能通过成本上升满足这些效用目标。

企业的利润率(roa)指标, 在制造业的30个产业中，12个与规模基本不相关，1个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规模扩张与企业盈利能力没有什么相关性，甚至可能成相反变动趋势。这种情况在石油加工行业十分明显，即规模越大，企业亏损越多。这些表现为与利润率不相关的产业包括化学，钢铁，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制品，仪器仪表和其它制造业等。也就是说，不管这些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它们依旧保持着持续的投资扩张行为。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基本不存在，投资规模越大，则融资成本越低，因此，不仅没有约束作用，反而起着推动规模扩张的作用。企业市场竞争力的约束仅存在于部分下游产业，而在上游的重化产业，资源等部门，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约束力。由此可见，除了以上可量化成本因素外，势必还存在很多隐含的难以量化的因素在推动企业扩张行为。这里包括企业高管追求的等级地位和晋升因素等，还有更多的因素隐藏在企业的成本之中，例如企业的公款消费，私人福利，设租寻租和利益输送等等。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企业规模扩张伴随着绩效下降而依然在持续。究竟为什么这样无利可图的企业还能够进行投资扩张？其中原因，大家想必都十分清楚，“亏了是国家的，盈了是自己的”，这些都反映了典型的国企行为。

五、现行激励机制及其产生的效应

通过结合以上统计分析的结果，我们基本证实了国企行为及相应机制的本质特征，这就是在缺乏基本约束条件下，以成本递增为代价，来追求企业规模最大化。

国企的现行激励体制包含着多元化目标，在这些目标的复合体中可以看到，除了可量化指标可以检验外，其它无法量化的指标，例如高管的晋升地位、福利待遇、私人利益之类，只能根据现实中的大量真实案例，并通过与上述指标的相互关联性加以逻辑上的判断。例如，当某种可量化的市场经济指标出现明显反常，那么其所包含的某些不可量化的因素就会越多，来自行政体制或市场外的激励也就可能越多，这样才能弥补市场激励方面的不足，达到某种平衡。或者，当企业成本递增、利润微薄甚至亏损时，企业仍然还在扩张，从实践和逻辑上可以认定，他们可以从成本中获得更多效用的满足，而不是从利润。

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完整的国企行为的系统模式。这样的企业多元化目标，使之能够充分利用转轨过程中的市场和政府体制的交集，在这两者之间，寻找最有利的获益机会。多元化目标能够成功的保护企业免受竞争压力和相应风险，但是却降低了企业有效率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存在着各种保护伞和其它可选择的效用最大化机会，而无必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去苦苦研发如何增强竞争力。这就是一元化市场目标与多元化目标的差异。

现行的国企激励机制结合了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是采用行政制度激励，另一方面则采取企业控制权激励，将这两方面配套，形成国有企业特有的激励机制。一般来说，控制权激励来自市场，是具有完全自主权的企业特征，而行政等级制来自政府，是计划体制下的企业特征。然而国企的控制权并非完全来自市场，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授权，于是就形成一套独特的激励机制，即政府行政体制主导下的企业控制权。这种机制给企业较大的市场空间，但又不失对企业的把控，把具有较大自主权的企业纳入到政府的行政控制系统。这种机制的特点就是行政体制与控制权的配套激励，其好处是在政府不失权力控制的条件下，能够利用市场激励来适当提升企业效率。

不可否认，企业控制权变革给无数企业带来了积极有效的促进效率提高的效果。然而，企业控制权通常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企业竞争力的结果，而不是某种外部行政力量授予的。因而这是双刃剑，一方面固然是激励，另一方面也是可能包含腐败的黑箱。也就是说，在产生激励的同时，也会产生腐败，尤其是这种权力缺乏必要的外部市场约束。当企业控制权来自行政权力的授予，同时后者又无法有效监控企业行为的情形下，其结果还不仅仅是腐败，还更有其它一系列的不良效应。

为了遏制腐败，政府引入了更多的行政上激励约束机制。这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屡见不鲜的特征表现为，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级别，企业规模越大，级别越高。有了较高级别，除了规定的薪酬待遇，还有其它相应的待遇等等。这些与体制内地位相关的待遇或回报，往往是非直接货币化方式体现出来的，通常容易受到种种官僚体制的支配，不具有市场公开透明性，而是具有更多的具有服从性的计划安排特征，具有很大的体制保守惰性，缺乏积极进取的面向市场的创造性行为。

为什么许多国企难以使用正常市场激励机制？从企业来看大致有以下原因：

首先，难以确定合理的市场契约关系，难以给企业创新者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回报。因为国企已经习惯了过去按层级结构的体制规范运行，其遵循的主要是官场规则，而非市场规则。企业的人力投入的预期即使考虑了市场回报效应，但最后仍然要落实在体制地位方面，体制的干预效果要大于市场的激励约束，因此来自市场的激励效应会大打折扣。

其次，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的人力物力的创新型投入，也可能不一定能够得到满意的预期效果。采用单纯的数量投入或模仿跟进式投入，则能得到较为确定的企业规模的扩张效果，也会带来稳定的预期回报效果。

再次，大量的人力资本要素，包括管理要素、技术要素、知识产权要素，等等，缺乏在市场上取得独立地位的条件，无法在市场进行交易或流通，因而也无法形成相应价格。没有价格的人力资本，也就没有独立的谈判条件，无法在企业获得界定清晰的合理契约，结果不得不依附于原有体制。在这样的依附关系下，很难会有人的创新潜力得以充分发挥。

因此，当来自市场激励的行为受到削弱，而来自行政方面的约束激励机制的强化，使得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的行为也会得到加强。结果，这样的激励机制可能产生十分不合理的消极效应。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方面：

1.追求规模最大化，以数量投入和模仿跟进方式投资，造成低效率的产能过剩。

2.没有合理激励去创新，缺乏核心竞争力。

3.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难以避免腐败。

4.追求垄断的市场势力，依靠行政壁垒，以大压小，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以上不良效果，包括数量投资，产能过剩，腐败等现象，我们早已熟知，但是它们的微观基础何在，却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政府对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总是采取”面多了加水”之类的短期权宜之计，不是从企业行为上根治病症。对于腐败等行为，更是单纯的试图走行政化管理的老路来遏制，不知其中的双刃剑可能会伤及自身。国企的扩张或腐败，在于其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行为动机，只要体制基础在，就难以杜绝。如果说腐败最初是来自市场化和企业控制权，那么只能通过更深入有效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加以遏制，辅之以合理的市场规制以及配套的严格法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单纯靠政府去行使人治监管是无济于事的。

对于创新者来说，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取决于他面对的回报机制，通过互动式的市场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能动性。这样的反馈机制越直接透明，反馈时间越短越快，则效果越好。相对冗长复杂的官僚机制的传递环节来说，市场机制具有更好的信息反馈的传递效果，往往也更真实可靠。即使市场本身是不确定的，但是这个机制是确定的，它就能够明确的揭示市场信息，因而给与生产者明确的信号。在市场信息公开，没有人为操纵的基础上，这样的市场机制就是可靠的，能够给人以较合理的创新预期。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建立了国企的最基本的目标函数模型。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通过统计检验，我们证实了国企追求规模最大化目标的行为模式，是在缺乏正常的市场约束和融资约束的条件下，同时在政府主导的激励机制下，出现的必然结果。由此在现实中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可避免的消极效应。

现在面临的两难是，通过行政方式激励企业做大做强，因而产生追求规模最大化的产能过剩、成本递增等消极效应，还是依靠市场激励企业，产生主动创新的积极效应？简言之，企业的激励约束是来自市场，还是来自政府？现在政府似乎选择了折衷的后者，然而，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两方面的好处难得，而弊端兼得。结果使得企业不仅能够借助多元目标获取更多利益，而且还能够得到政府的垄断保护而免于竞争压力。在这样的双重机制下，企业能得到最大化的好处，虽然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但总的来说，好处更多。企业可进可退，进可得到来自市场好处，退则有体制的保护。

现实中，政府诉诸于自己最为拿手的行政的“人治”方法来管理和约束企业，这实质上依旧是以行政等级控制结构来主导国企，导致难以实现市场化激励。实际上，依靠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人—各级政府，无法确定一个能包括所有交易信息在内的契约，因而也无法通过确立一个最优契约来实现公司治理。现在我们出问题最多的就是这些产权边界模糊的地带，从产能过剩，到设租垄断，再到权钱交易的腐败，种种不良效应往往都来自企业具有的这种多元化效用目标的体制。

改革最为简单的办法之一是，确定企业的一元化目标函数。一旦确定哪些产业或企业要按市场化运作，就要实行市场激励，以市场绩效作为一元化的发展目标，政府放手，给予企业控制权，大胆推进创新，并由市场来约束其行为。否则两头都沾边，产权边界模糊，最容易出问题。因此，实行分类改革，确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清晰边界，是目前最为迫切的改革选择，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都是空谈。对于那些市场失灵，不适合完全市场化的公共部门或公益部门，则可以按照政府激励机制运作。

在市场激励制度下，确立合理合法的权益配置，确立最优企业契约，才是避免腐败同时又能实现最优市场化改革效果的核心。这里的关键在于，尽快推动市场化的成熟，加强横向市场关系的形成，尤其是形成要素市场可流动的平台，打破各种垄断壁垒，打破以纵向条条为基础的行政控制机制，才有可能真正通过市场化的最优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公司治理和股权配置的优化效果。否则，在垄断体制下，任何的混合所有制之类的改革，都无法实现最优配置。打破垄断，充分发挥市场激励的积极作用，应是改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