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家乡和故土的思念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情感，而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农民特有的态度(Redfield, 1956)。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托马斯W. L.、兹纳涅茨基F.，2000)开始，文化性身份的转换就成为移民社会认同研究的主要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宗族, 血缘为主，形成了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姓氏文化和地缘认同，特看重土地、家族和邻里关系，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结构(李国恩，2000)。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乡土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都潜伏着独特的恋土和恋家的情结。无论是外出谋生、经商还是做官，传统中国人都期望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或叶落归根。
随着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城移民长期流动趋势(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0)、家庭化趋势(陈景云、刘志光，2013; 李强，2012)以及现代观念的转变，乡城移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那么，作为迁徙者的乡城移民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其乡土文化认同呢？结构主义者指出，乡城移民在迁入地面临着制度“樊篱”，城市倾向的政策造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让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陆铭，2011)；部分新生代乡城移民既难以融入城市，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又脱离传统乡土中国，出现认同的模糊性(朱妍、李煜，2013)。持传统——现代分析框架的研究者认为，乡城移民(农民工)的乡土意识以及老乡关系是其融入城市的障碍，但城市生活方式将逐渐消解乡土文化(吕效华，2013)；随着移民对于城市文化系统各种元素的熟谙、适应甚至内化，乡城移民尤其是新生代移民(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褪去乡土性，开始适应城市的文化和价值观，且随着城市经历的不断丰富，他们对于乡土的依赖以及对于乡土文化的记忆逐渐会被城市文化所取代，农民身份与乡土意识日渐淡薄(郑欣、赵呈晨，2015)。
这些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乡城移民既可能遵循线性的市民化路径，又可能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呈现出一种既难以融入城市、亦不甘回归乡土、身份和文化认同模糊的状态。虽然乡城移民进入城市后通过再社会化的过程习得现代性，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融入了城市生活，其乡土性也并不意味着就会丢失。乡城移民进入城市后，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当地居民发生互动，对互动结果的感知影响着乡城移民对城市的评价，进而影响着其在“乡土”与“现代”间的选择(张雪筠，2008)。此外，在中国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乡城移民与乡土的联系非常密切，与乡土的互动频繁，这无疑也会影响着他们对乡土性与现代性的认知。因此，整合传统-现代分析框架与多方互动的分析框架，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乡城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鉴于此，本文拟利用大型调查数据，探讨影响乡城移民乡土文化认同三种主要机制：市民化机制、社会融入(排斥)机制和乡土联结机制。
二、移民文化认同的理论争论自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始，移民文化性身份的转换就成为移民社会认同研究的主要议题(张文宏、雷开春，2009)。西方经典的文化认同分析范式当属移民同化理论。所谓同化，指的是移民需要历时多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融入迁入地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中(Alba and Nee, 1997)。移民进入异国他乡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适应和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古典的移民同化理论认为迁移将导致他们处于“边缘人”(marginal man)的地位，移民是被推入到迁入国的文化环境中，但又被他们来源地的文化所牵引(Park, 1928；Stonequist, 1937)。例如在帕克看来，这种痛苦的两极分化过程是一个种族的自然周期过程——从接触到竞争再到适应(Park，1928)。与帕克强调自然过程导致社会和文化的异质性减少不同，华纳和索罗尔更强调结构性约束如社会阶层、种族等子系统在决定其融入速度方面的能力，社会阶级、肤色、语言和宗教等因素与社会经济地位相结合从而为不同群体设定了同化的速度(Warner and Srole, 1945)。随后移民同化理论虽经发展，但其核心理论假设并没有变过：即随着移民社会融入程度的加深，移民终将逐渐放弃来源地的文化观念、生活习俗、族裔特色(Portes et al, 1980)。
古典同化理论较好地解释了早期美国的欧洲移民及其后代的文化适应问题。然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特别是1965年后多种族文化背景移民的到来，移民的同化过程变得复杂，波特斯和周敏注意到，移民及其后代的适应模式有三种：一是复制主流文化并与融入白人中产阶级，二是直接导致了长期的贫困和对下层阶级的同化，三是经济上同化但选择保留移民社区的价值观和紧密团结，亦即分割同化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Portes and Zhou, 1993)。这一理论试图解释是什么决定了一个特定的移民群体可能被同化到美国社会的哪个部分——主流中产还是底层。对此，阿尔巴和倪志伟认为，影响移民文化和经济适应主要包括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个人因素包括教育和其他与美国社会接触有关的因素，如抱负、英语能力、出生地、出生时的年龄以及在美国的居住时间，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种族地位、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等(Alba and Nee, 1997)。不难看出，分割同化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移民的文化认同受移民个体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分化。
无论是古典同化论还是分割同化理论，跨国移民的文化认同主要取决于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互动，由于空间距离上的限制，移民与迁出地的跨国联系互动并没有被认为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当研究对象从跨国移民转换到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国内移民时，一方面要考虑跨国移民文化认同研究中既有解释机制对中国的解释力，由于中国乡城移民与跨国移民一样面临着社会融入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因此，移民的社会融入机制和社会排斥机制很可能一样影响移民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中国不同的制度情境和文化规范，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基于血缘的乡土社会关系以及安土重迁的文化规范等，皆可能在移民文化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且不同于跨国移民，中国国内移民在与迁入地社会保持互动的同时，亦保留着与迁出地社会的频繁互动，因此在考虑中国乡城移民乡土文化认同机制时，亦要考虑到移民与乡土社会联系互动这一机制的影响。
三、中国乡城移民乡土文化认同的机制 (一) 乡城移民的市民化与乡土文化认同与跨国移民一样，中国乡城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经济过程也是不断融入和市民化的过程。有学者借助移民同化理论，把乡城移民(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理解为移民逐步放弃原有的乡土文化，进而获得城市性与现代性的过程(梁波、王海英，2010)。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化进程的影响，部分学者注意到中国乡城移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渐进复杂的过程，认为乡城移民的市民化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从农村到城市，实现在城市就业，二是实现在城市定居，三是移民开始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融入城市(文军、沈东，2016)。在这一过程中，乡城移民逐渐摆脱乡土性，成为现代市民，本质上是个体现代化和城市性的增加，以及乡土性的衰落。可见，脱胎于移民同化理论的市民化(社会融入)分析范式，认为随着乡城移民市民化程度的加深和对现代经济生活适应能力的增加, 其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将会逐渐下降。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1：乡城移民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越低。
通常认为，市民化包括六个维度——就业市民化、收入市民化、消费市民化、社会保障市民化、居住市民化和身份市民化(苏丽锋，2017)，或者以社会融入的四个维度——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加以测量(杨菊华，2015)。总体而言，市民化概念既包括客观的经济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又包括移民主观上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认同。在本文中，市民化的经济维度是指移民在本地的经济能力和消费能力，以移民的就业收入和房产来衡量，经济收入越高的移民，其乡土文化认同越低；有恒产者有恒心，房产物业作为移民安身立命的重要标志，对移民的定居意愿有重要的影响，在本地住房条件要好者更倾向于认同都市文化，其乡土文化认同更低。市民化的社会维度指的是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参与，移民在本地的社会参与越多，其乡土文化认同越弱。市民化的文化维度指的是移民在语言文化上与本地居民的接近程度，相比不会本地方言的移民，会本地方言的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越弱。市民化的心理维度表示移民对地域身份的认同，如果移民更认同自己是故乡人而不是本地城市人，其乡土文化认同则更高。
(二) 社会排斥与乡土文化认同除了自身的社会融入状况外，移民还面临当地社会的制度和居民的排斥问题。移民与本地主流群体和文化之间可辨别的行为习惯、文化习俗差异以及宗教差异，形塑和强化了社会群体间的边界和认同。本地人和外地人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上可能存在冲突(Mayda, 2005)；在文化价值观念、社会规则上也可能存在冲突(Mcdaniel et al., 2011; Sides and Citrin, 2007)。在利益威胁和文化排斥下会引发“土客”之间关系的紧张(李煜，2017)，这种排斥性的对抗关系又互相强化着群体内部的文化或身份认同。事实上，社会排斥不仅仅是体现在互动主体的“土客”之争上，还体现在客观存在的制度和市场等机制中。学者发现，移民被排除在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外，难以平等地享受迁入地的社会福利保障；受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移民往往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从事非正规经济(Portes, 1994; Portes and Zhou, 1996)；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影响移民的文化适应(Cleveland et al., 2009)。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城市倾向的政策造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让移民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陆铭，2011)。一方面，移民职业的非农化并不足以让移民在城市立足；另一方面，乡土性的消解使得移民不甘于回归乡土，部分移民既难以在城市“落地生根”，也无法“叶落归根”，呈现一种“漂泊无根”的状态，导致移民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仰和芝、赵玲玲，2011)。以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制度脱嵌”)，又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传统脱嵌”)(朱妍、李煜，2013)，造成心理或文化认同上处于一种“漂泊无根”的状态。如此可推演出命题二:乡城移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其所感受到的来自城市社会的社会排斥有关。对此，可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乡城移民感受到来自本地社会的排斥越强，其乡土文化认同越强。
总结上述文献，由城乡二元制度引起的社会排斥主要通过三种机制来完成：一是由利益威胁或文化差异引发的本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态度，二是市场排斥，主流劳动力市场对移民的排斥强，移民被迫进入非正式就业的可能性大；三是制度排斥，移民被排斥在当地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与此对应，三种排斥机制依次可以操作化为：移民感知到当地人对其排斥态度越强烈，其乡土文化认同感则越强；相比于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协议的移民，没有签订者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较低；享有本地社会保障越少的移民，其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越强烈。
(三) 乡土联结与乡土文化认同市民化范式聚焦于流入地的拉力因素，社会排斥范式则主要关注流入地的推力因素，但在分析移民的地域认同时皆忽视了移民来源地这一因素。移民跨国主义理论认为，移民对家乡的理解和认同为回流提供了有意义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既与迁入地相连接，也依附于出生地，对家乡有不同的“忠诚度”，从而影响回归的决策和重新融入的过程(Al-Ali and Koser, 2002)，移民对家乡的感受、认同也影响移民回归的决策和重新融入(Portes et al., 1999)。以血缘、乡缘和情缘等为基础构建的社会网络对移民的回流、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回流者与祖籍国保持强联系，保持与家乡的社会网络关系而回流(Glick Schiller et al., 1992; Portes, 2003)。跨地域的社会网络联系降低了移民的迁移风险，为移民的回流和重新再整合提供了重要辅助。移民与家乡的互动，既是一种情感的维系，也是一种文化联结的纽带，这种互动有助于克服移民的文化孤独感。从这些间接研究结果可以判断，文化有助于移民对乡土的认同(包括回流)。越是与家乡的联系密切，越可能保留着较高的乡土文化认同。最近的研究则表明，新生代乡城移民(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不断习得城市文化，同时也不断地消解沉淀在其身上多年的乡土文化(吕效华，2013)，随着乡城移民的乡土联系减少, 移民的老乡认同下降(汪华、孙中伟，2015)。由此可演绎出命题三:乡城移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其跟乡土社会的联系程度有关。进而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3：乡城移民与乡土社会的联系越紧密，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越强。具体而言，相比于老家无耕地的乡城移民，在老家有耕地者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更强；移民与家乡的联结越多，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越强。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一) 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社会融合数据。社会融合调查样本量：上海市松江区、苏州市、无锡市、武汉市、长沙市、西安市、泉州市7市各抽取2000名流动人口，1000名当地户籍人口，陕西省咸阳市抽取1000名流动人口，600名当地户籍人口。抽样总体为在调查前一个月前来本地居住、非本区(县、市)户口且2013年5月年龄在15-59岁的流入人口，最后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6752个。
(二) 被解释变量：乡土文化认同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乡土文化认同。本文拟以乡城移民对家乡一些列观念习俗的认同程度来测量，问卷询问了移民对以下观点的认同程度：“遵守家乡的风俗”“按照家乡的习惯办事”“孩子应学会说家乡话”“保持家乡的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家乡的卫生习惯”“家乡的衣着打扮”“家乡的教育理念或养老观念”“家乡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回答分别为“非常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个等级强度，本文分别给其赋值“5”“4”“3”“2”“1”，即分值越大越倾向于认同乡土文化。首先本文对乡土文化认同8个指标的区分度、信度和效度都进行了计算, 并对8个指标进行KMO检验, KMO值为0.7556, 巴特利特球型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的卡方值为47517.647, 自由度为28, 在0.000的水平上显著, 这些结果表明可以做因子分析。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两个因子，具体结果见表 1，提取的两个因子累积解释了67.16%的方差。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回归方法(Regression)估计得到的因子得分系数, 并以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计算因子得分F1和F2；以F1和F2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 计算乡土认同的综合因子得分:
| $ F=0.3572/\left(0.3572+0.3144 \right)*F1+0.3144/0.3572+0.3144)*F2。$ |
|
表 1 乡土文化认同的因子分析(主成分法) |
根据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市民化程度、社会排斥和乡土联结。
1. 市民化程度
本文的市民化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四个维度。具体而言，(1)本文以乡城移民的家庭年收入(取对数)和住房等级，按由低到高赋值来测量经济维度的市民化；(2)以乡城移民参与本地活动程度来测量社会维度的市民化，问卷询问了移民是否参加了本地社区文体活动、公益活动、选举活动、评优活动、业主委员会活动、居委会管理活动以及其他活动，其综合得分越高，社会维度的市民化程度越高；(3)市民化的文化维度以乡城移民对本地方言的掌握程度来测量，分别为“完全不懂本地话”“听得懂一些，但不会讲”“听得懂，也会讲一些”“听得懂，也会讲”；(4)市民化的心理维度则以移民对城市社会的认可程度来测量，问卷询问了被访者“与本地人居住在一起”“与本地人一起做事”“与本地人做邻居”“与本地人交朋友”“感觉自己属于这个城市”“城市的成员”“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自己是社区的一员”的认同程度，得分越高，心理认同越强。
2. 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主要包括本地居民(基于利益或文化)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劳动力市场排斥和制度排斥三种。(1)本地居民排斥：以乡城移民感知到的本地人对他们的排斥态度来测量，通过“感觉本地人不愿意与我做邻居”“感觉本地人不喜欢我”“本地人看不起我”三个测量项来综合测量居民的排外程度，得分越高，排斥越强；(2)劳动力市场排斥：以乡城移民“是否签订固定合同或正规就业”来测量劳动力市场排斥程度，具体而言，如果劳动者未与单位签订合同或从事体力型自我雇佣劳动(从事家政、保洁、运输、小商贩等)，则被认为存在市场排斥，定义为“1”，否则为“0”；(3)制度排斥：以乡城移民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位置来测量，他们享受本地社会保障越少，则越被制度所排斥，具体以乡城移民是否有本地的医疗保险、公积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来综合测量，得分越高，制度排斥越严重。
|
|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样本量=13785) |
3. 乡土联结
本文以乡城移民在家乡的土地、与家乡的联系程度来测量乡土联结。(1)家乡土地(tudi)，以乡城移民家庭在老家还有多少亩地来测量；(2)与家乡的联系互动程度：以乡城移民是否仍然对老家家庭、经济、土地等事务操心来测量，问卷询问了乡城移民老家是否有老人赡养、子女照看、子女教育费用、配偶生活孤独、干活缺人手、家人有病缺钱治、土地耕种以及其他事情让其操心，有则为“1”，无为“0”，加总得分越高，表示对家乡越牵挂。
此外，考虑到乡城移民的市民化程度、社会排斥背后可能与其市民化能力有关，对乡土文化认同的影响可能会因市民化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本文考虑以移民的受教育年限来测量移民的市民化能力，以考察市民化、社会排斥与乡土联结对乡土文化认同的影响是否因移民个体的市民化能力不同而不同。以上变量的描述统计见下表 1。
五、回归结果分析 (一) 三种影响机制的结果分析表 3报告了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模型M1表示市民化进程对乡土文化认同的影响，模型M2、M3分别表示社会排斥、乡土联结对乡土文化认同的影响。模型M4是控制个体特征及地区后，同时考虑三种机制对乡土文化认同的影响。具体看模型M1，市民化的经济维度中收入因素无显著影响，但住房情况对乡土文化认同有显著影响(b=-0.015, p＜0.001)，表现为住房等级越高，对乡土文化的认同越低。市民化的社会维度对乡土文化认同有显著影响(b=-0.024, p＜0.001)，表现为乡城移民参与本社区的程度越高，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则越低。市民化的文化维度有显著影响(b=-0.037, p＜0.001)，移民对本地方言的掌握程度越好，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则越低。市民化的心理维度有显著影响，表现为移民的城市心理融入越高，对乡土文化认同越低(b=-0.032, p＜0.001)。模型M2表示的是社会排斥机制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数据结果表明，本地居民对乡城移民的歧视越严重，乡城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则越高(b=0.082, p＜0.001)；劳动力市场排斥对移民乡土文化认同影响显著，但与前文的推测结果相反，越是被劳动力市场排斥的移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也越低(b=-0.040, p＜0.001)，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被市场排斥的移民往往进入自我雇佣等非正式就业经济活动中，工作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和上升空间，即感知到的排斥感不强。相比较而言，进入正式部门就业(签订有固定合同)的移民，他们感受到来自企业组织的剥削最多，这种被剥夺感强化了其对都市文化的不认同，转而强化其乡土文化认同。制度排斥提高了乡城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b=0.042, p＜0.001)。模型M3代表的是乡土联结因素对乡城移民乡土文化认同的影响，结果显示，移民在家乡拥有土地的多少并不影响其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度，但对家乡亲人朋友等的联系和牵挂则影响其乡土文化认同(b=0.051, p＜0.001), 移民与家乡亲人之间的牵挂和联系越多，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度越高。
|
|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
上述三个模型只分别考虑了单一机制的影响，但是未控制其他机制和变量，有可能遗漏了重要变量。因此，模型M4是考虑个体特征和地区等变量后，三种认同机制的共同影响。其中，市民化机制中收入的影响效应由不显著变得有显著，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收入对乡土文化认同的效应受某些制约条件因素的影响，比如教育、社会排斥抑或是乡土联结。而市民化社会维度的效应变得只在0.1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适应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作用。此外，土地因素对移民乡土文化认同的影响效应由不显著变得在0.1水平上显著。其他各因素对乡土文化认同的影响未发生大的变化。总体上，三种认同的影响机制假设皆得到证明或部分证明。
此外，其他一些个体的社会特征变量对乡土文化认同也有显著影响。由于年轻的移民更倾向于接受新的文化和行为(Lalonde et al, 1992)，因此，相比于他们的先辈，年龄越小的移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度更低。教育水平是测量市民化能力的重要指标，控制其他因素后，教育水平越高的移民，对乡土的认同度越低，这与波特斯和拉姆波特的研究结果一致(Portes and Rumbaut, 2001)。迁移距离对乡土文化认同也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跨省迁移，省内跨市迁移的移民其乡土文化认同更低(b=-0.052, p＜0.001)，市内跨县的移民乡土文化认同度最低(b=-0.101, p＜0.001), 这可能是因为迁移距离越远，移民遭遇的文化差异越大，从而加深了其对家乡的思念和文化认同。本市跨县流动的移民虽然在地理空间上与家乡的联系更紧密，但其市民化的障碍也较小，相对而言，近距离的城市与乡村文化差异较小，且城镇文化品位通常高于乡镇，这就使得移民能更好的融入当地城镇。如果移民输出地与输入地在社会经济文化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结果可能不同：相比于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移民，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度更高，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一是东部城市社会经济发达，安家落户门槛较高，绝大部分移民难以符合安家落户的条件，而中西部地区相对生活成本较低，移民更容易安家落户；二是与文化距离有关，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呈现了更多的现代都市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差异大，因此在东部地区的移民感受到更多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距离感强化了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感，而在中西部地区的移民感受到的文化差异则相对较小。
(二) 市民化能力与影响机制差异上述分析基本上证明了前文的研究假设，即总体上市民化、社会排斥和乡土联结三种机制皆对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有显著影响。为了更好的验证本文的实证结果，本文以移民市民化能力的差异来检验上述三种机制的影响和变化。不同市民化能力的移民在市民化进程、社会排斥感知和乡土联结上可能存在很大差异。高市民化能力的个体，能够更容易克服迁移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适应问题。本文以教育程度来测量其市民化能力，由于乡城移民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量较小，因此把其合并到高中学历样本中，按照小学文化及以下、初中文化、高中及以上三种类型，分别对应其市民化能力的“低、中、高”三种。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见表 4。
|
|
表 4 不同市民化能力下乡土文化认同的机制 |
模型N1代表的是低市民化能力样本的结果。在社会融入机制中，代表经济适应的收入因素、住房因素、代表社会适应的社区参与因素皆无显著影响，但文化习得因素和心理认同因素则有显著影响，表现为本地方言掌握程度越高，乡土文化认同越低；对本地城市的心理认同越高，乡土文化认同越低；社会排斥机制中只有本地居民的歧视程度影响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在本地感受到的社会排斥越强烈，乡城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则越强烈；乡土联结机制中，土地和乡土联系都显著影响乡土文化认同，家乡拥有土地越多，越是认同乡土文化(b=0.006，p＜0.05)。模型N2代表的是中等市民化能力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首先，在市民化机制中，收入有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越低(b=-0.043，p＜0.05)，居住的住房等级、社区参与皆无显著影响；文化习得(b=-0.063，p＜0.001)和心理认同(b=-0.021，p＜0.001)也显著降低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在社会排斥机制中，本地人对外来移民越是排斥，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就越高(b=0.050, p＜0.001)；劳动力市场歧视能显著降低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b=-0.040, p＜0.001)；福利制度歧视对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感并无显著影响。在乡土联结机制中，土地降低了其乡土文化认同(b=-0.002，p＜0.001)，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中等市民化能力的移民而言，乡土是其想要摆脱的地方，但是受限于自身能力，又难以在城市落地生根，因此，家乡的土地反而降低了其对乡土的认同；与家乡亲人的联系互动提高了中等市民化能力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度(b=0.033，p＜0.001)。模型(N3)代表的是高市民化能力的移民，家庭经济收入和社区参与对其乡土文化认同并无显著影响；移民居住的住房等级越高，其乡土文化认同越低(b=-0. 017，p＜0.001)；移民对本地方言的掌握程度(b=-0.071，p＜0.001)和心理融入程度(b=-0.021，p＜0.001)也显著降低高市民化能力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在社会排斥机制中，本地人对外来移民越是排斥，高市民能力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更高(b=0.066, p＜0.001)；劳动力市场歧视、福利制度歧视对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感并无显著影响。在乡土联结机制中，土地对高市民化能力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度无显著影响，但与家乡亲人的联系互动则提高了其乡土文化认同度(b=0.044，p＜0.001)。
由此可见，不同市民化能力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低市民化能力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受文化习得、心理认同、本地人对外来移民、土地、家乡联系的影响；中等市民化能力移民受经济能力、受文化习得、心理认同、本地人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劳动力市场排斥、土地、家乡联系多重影响；高市民化能力移民则主要受住房、文化习得、心理认同、本地人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家乡联系的影响。不同市民化能力的移民，皆受语言文化、心理融入、本地人排外程度和家乡联系程度的影响。
六、结论与讨论城市文明如何改变乡村文明？沃斯认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及其生活空间的非农化，本质上是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的地域性扩张(Wirth, 1938)，与“城市性”相对应的是“乡土性”。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乡土社会，农民的世代定居是常态，而迁移则是变态(费孝通，2007)。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中，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的嬗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价值观的转变甚至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周晓红，1998)。在传统与现代二分的分析框架下，乡土性与现代性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两个面向，乡城移民的城镇化过程既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摆脱“乡土性”的过程(汪华、孙中伟，2015)，而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培养各种新型人格(帕克等，1987)。乡城移民进入城市通过在再社会化习得的现代性与城市性会逐渐淡化其乡土性，从而降低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但乡城移民价值观的转变是长期的过程，既受移民本身的现代化、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亦受迁移所在地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影响，以及乡城移民与来源地乡村社会互动的影响。本文在城镇化与市民化背景下，以移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为例，检验了移民乡土文化认同背后的社会机制。结果发现，移民乡土文化认同显著地受社会融入机制、社会排斥机制和乡土联结机制的影响，三种机制共同影响了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不同市民化能力的移民，其乡土文化认同的机制存在一定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移民一方面与跨国移民的文化认同路径相似，随着市民化程度加深，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将降低，城市歧视性的环境和制度性的排斥则强化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中国乡城移民的文化认同模式又有自身的特色：乡城移民与乡土社会的频繁互动是影响移民乡土文化认同的重要机制。
现代性与乡土性之间存在较大张力，乡城移民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乡土文化认同。一般认为，对乡土文化的高度认同会阻碍其融入城市，进而影响城镇化与市民化进程。因此，本文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尊重移民市民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乡土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该注意到这种认同背后的原因。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要推动移民的市民化，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中等市民化群体的经济收入、改善高市民化能力群体的住房条件，是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摆脱乡土的关键；降低城市的社会排斥，提升城市的包容性也能让移民更好地融入城市；移民与家乡的互动情况影响了其乡土文化认同，因此，真正让移民摆脱乡土、融入城市，需要促进移民的家庭化迁移。而对于市民化能力弱的群体，则需要通过政策性的变通来提供均等化的服务和市民待遇。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性的调整可以促进移民在城市“落地生根”。
| [] |
陈景云、刘志光, 2013, “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效果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中国人口科学》, 第 6 期, 第 91-101 页。 |
| [] |
费孝通, 2007, 《乡土中国》, 江苏文艺出版社。 |
| [] |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2010, 《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中国人口出版社。 |
| [] |
李国恩, 2000, “安土重迁:中国人稳定性的传统社会心理”,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 期, 第 14-18 页。 |
| [] |
李强, 2012, “'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中国人口科学》, 第 5 期, 第 104-110 页。 |
| [] |
李煜, 2017, “利益威胁、文化排斥与受挫怨恨——新土客关系下的移民排斥”, 《学海》, 第 2 期, 第 83-92 页。DOI:10.3969/j.issn.1001-9790.2017.02.009 |
| [] |
梁波、王海英, 2010, “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人口与发展》, 第 4 期, 第 73-85 页。DOI:10.3969/j.issn.1674-1668.2010.04.008 |
| [] |
陆铭, 2011, “玻璃幕墙下的劳动力流动——制度约束、社会互动与滞后的城市化”, 《南方经济》, 第 6 期, 第 23-37 页。 DOI:10.3969/j.issn.1000-6249.2011.06.002 |
| [] |
吕效华, 2013,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与乡土文化的传承”, 《中国青年研究》, 第 11 期, 第 30-34 页。DOI:10.3969/j.issn.1002-9931.2013.11.004 |
| [] |
帕克、伯吉斯、麦肯齐, 1987, 《城市社会学》, 华夏出版社。 |
| [] |
苏丽锋, 2017, “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第 2 期, 第 12-24 页。 |
| [] |
托马斯.W. L.、兹纳涅茨基.F., 张友云译, 2000,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译林出版社。 |
| [] |
汪华、孙中伟, 2015, “乡土性、现代性与群体互动:农民工老乡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山东社会科学》, 第 2 期, 第 21-27 页。DOI:10.3969/j.issn.1003-4145.2015.02.003 |
| [] |
文军、沈东, 2016, “'市民化连续体':农业转移人口类型比较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 第 10 期, 第 179-189 页。 |
| [] |
杨菊华,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第 2 期, 第 61-79 页。 |
| [] |
仰和芝、赵玲玲, 2011, “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抑或漂泊无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展望——基于江西省吉安市的调查研究”,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5 期, 第 52-60 页。 |
| [] |
张文宏、雷开春, 2009,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 《社会学研究》, 第 4 期, 第 61-87 页。 |
| [] |
张雪筠, 2008, “群体性排斥与部分的接纳——市民与农民工群集关系的实证分析”, 《广西社会科学》, 第 5 期, 第 175-178 页。DOI:10.3969/j.issn.1004-6917.2008.05.040 |
| [] |
郑欣、赵呈晨, 2015, “乡愁的守望: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记忆与城市适应研究”, 《河南社会科学》, 第 9 期, 第 12-19 页。DOI:10.3969/j.issn.1007-905X.2015.09.003 |
| [] |
周晓红, 1998,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态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三联书店。 |
| [] |
朱妍、李煜, 2013, “'双重脱嵌':农民工代际分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社会科学》, 第 11 期, 第 66-75 页。 |
| [] |
Alba Richard, Victor Nee, 1997,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826–874.
DOI:10.1177/019791839703100403 |
| [] |
Al-Ali Nadje, Khalid Koser, 2002, New Approaches to Migration:Transnationalism and Transformations of Home, London: Routledge.
|
| [] |
Cleveland Mark, Michel Laroche, Frank Pons and Rony Kastoun, 2009, "Acculturation and Consumption:Texture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 33(3), 196–212.
DOI:10.1016/j.ijintrel.2008.12.008 |
| [] |
Glick Schiller Nina, Linda Basch,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Szanton-Blanc, 1992,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 [] |
Lalonde Richard N., Donald M. Taylor and Fathali M. Moghaddam, 1992, "The Process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for Visible Immigrant Women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3(1), 25–39.
|
| [] |
Mayda Anna Maria, 2005, "Who Is Against Immigration?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of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8(3), 510–530.
|
| [] |
Mcdaniel , Eric Leon, Irfan Nooruddin and Allyson Faith Shortle, 2011, "Divine Boundaries:How Religion Shapes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9(1), 205–233.
DOI:10.1177/1532673X10371300 |
| [] |
Park Robert E.,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6), 881–893.
DOI:10.1086/214592 |
| [] |
Portes, Alejandro, 1994, "The Informal Economy and Its Paradoxes"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Smelser N. J., Swedberg 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 |
Portes Alejandro., 2003, "Conclusion:Theoretical Convergenc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Study of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3), 874–892.
DOI:10.1111/j.1747-7379.2003.tb00161.x |
| [] |
Portes Alejandro,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1999,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2), 217–237.
DOI:10.1080/014198799329468 |
| [] |
Portes Alejandro, Robert Nash Parker and José A. Cobas, 1980, "Assimilation or Consciousness:Perceptions of U.S. Society Among Recent Latin American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59(1), 200–224.
DOI:10.1093/sf/59.1.200 |
| [] |
Portes Alejandro, Zhou Min,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1), 74–96.
DOI:10.1177/0002716293530001006 |
| [] |
Portes Alejandro, Zhou Min, 1996, "Self-Employment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2), 219–230.
DOI:10.2307/2096332 |
| [] |
Portes Alejandro, Rubén G. Rumbaut, 2001, Legacies: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 |
Redfield Robert, 1956,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An Anthropological App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 |
Sides John, Jack Citrin, 2007, "European Opinion About Immigration:The Role of Identities, Interests and Inform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3), 477–504.
DOI:10.1017/S0007123407000257 |
| [] |
Stonequist Everett V., 1935, "The Problem of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1(1), 1–12.
|
| [] |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1), 1–24.
|
| [] |
Zhou Min, 1997, "Segmented Assimilation: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975–1008.
DOI:10.1177/01979183970310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