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政府补贴造成的市场乱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如图 1所示)，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增加，新能源行业产销量急剧上升，但当2016年新能源企业所获得的补贴较2015年有一个显著下降后，产销量也随之下降。林毅夫等(2010)将补贴引发的投资高峰视为一种“理性”的“潮涌现象”，但更应该看到政府补贴这一推手导致的制度性产能过剩这一本质(卢现祥，2014)，它所表现出的最大弊端就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由于受到2017年“补贴退坡”政策的影响，新能源汽车巨头比亚迪2018年第一季度利润同比暴跌83%，不难看出依赖于补贴而生存的企业正逐步丧失竞争力^①。因此，本文主要讨论我国现行补贴制度的特征，及其对企业投资决策与市场竞争秩序的干扰程度与后果。

① 钟键挺, 利润暴跌，比亚迪危机四伏[N], 南方都市报, 2018-05-21(GS10)。

近来学者们关于补贴制度与市场秩序的研究可从补贴手段、效果与影响因素方面作出如下概述。第一，补贴方式的选择会影响补贴效率的评价。江飞涛、李晓萍(2010)指出了中国的产业政策是选择性产业政策而非功能性产业政策，具有“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和“限制竞争”的管制性特征；柳光强(2016)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不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而直接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融资与科研投入。第二，在投资决策方面，江飞涛等(2012)从微观博弈模型推导了补贴导致产能过剩的作用机理，刘海洋等(2012)运用讨价还价理论及数据模型检验说明了补贴作为一种意外财富会诱发企业的过度购买行为，解释了补贴引发产业投资过剩的机理；黎文靖、李耀淘(2014)通过行政管制和银行信贷两个渠道研究了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认为产业政策激励有助于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而行政手段调控降低投资效率，王克敏等(2017)在前者的思路上拓展了补贴额度与政治任期等视角，丰富并支持了补贴会导致投资过度的相关结论。第三，寻租与市场竞争。寻租方面，余明桂等(2010)检验了补贴对有政治联系企业的盈利能力、税收和就业创造有负面影响；而赵璨等(2015)论证了盈利状况较好的企业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的政府补贴具有一定的社会绩效。另外，竞争会影响补贴，孔东民等(2013)论证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能获得更高的补贴，而国企的产权性质和亏损状态均对补贴存在正向影响；宋凌云、王贤彬(2017)支持产业政策在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并证明了产业竞争度越高，获得的补贴越多。补贴同样也会影响市场竞争，江飞涛、李晓萍(2010)指出，中国产业政策往往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提高市场集中度，避免过度竞争”为理由，保护和扶持在位的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1)虽然近来学者愈发倡导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但是基于功能性与选择性角度对补贴类型进行划分的实证文章鲜见，补贴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很可能会因为类型的差别而产生不一样的结论; (2)补贴导致非生产性寻租从而对生产活动有负面作用似乎是文献中达成共识的观点，但从不同类型的补贴制度重新考察可能会存在不一样的结论; (3)大多数文章都是以竞争作为补贴的影响因素去考察，补贴制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既有现象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在研究视角上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将我国上市公司所获得的补贴按照名目类别从功能性与选择性角度进行划分，进而探究两类补贴制度的特征及其对企业投资决策、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以期对现有文献作出补充。已有研究认为政府补助越多，企业投资越多，也越容易发生过度投资的行为(王克敏等，2017)，也有研究认为，在创新研发方面，企业投资随着政府补助的增加而减少(李万福等，2017)，但是，本文进一步得出，补贴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与人际关系化特征密切有关，选择性补贴易产生投资不足，而功能性补贴易使生产投资过度；前期选择性补贴由于提高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概率，增加了市场份额下降的可能性，从而市场竞争性降低；尽管投资不足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但寻租下的选择性补贴会减少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因此，市场竞争机制易被人际关系化下的选择性补贴扰乱。

本文余下的篇章结构布局如下：第二部分，逻辑框架阐述，根据诺思的社会秩序理论以及现有文献研究，把补贴制度分为选择性补贴制度与功能性补贴制度，阐述人际关系化下补贴制度的特征与影响，探究非生产性寻租与生产性寻利与补贴制度之间的联系，并分析补贴制度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第三部分，实证研究，根据逻辑分析提出研究命题，建立计量模型并进行检验；最后进行总结与反思。

二、补贴、投资与竞争的逻辑框架 (一) 选择性补贴与功能性补贴

在产业发展中，产业政策的适用性在学界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变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对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理解应当来源于小宫隆太郎对产业结构政策的认识，即“运用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的手段，有选择地促进某种产业或者某些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现代化和产业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而功能性产业政策相对地应以提供信息公平、竞争公平的环境为导向的，这里的“公平”是相对于那些由于已有的制度约束导致资源禀赋在企业间产生的差异而言。江飞涛、李晓萍(2010)建议性地提出功能性产业政策应包括“对环境、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基础性研究、具有较强外部性的应用性研究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应用性研究的支持与资助，对教育与专业人才的培养。”相应地，财政补贴作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手段之一，同样具有功能性与选择性的划分。借鉴现有文献(Lall，2001；黄先海，2003；黎文靖，2016；吴敬琏，2017)对功能性补贴与选择性补贴本质区别的研究，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2007—2016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政府补助”明细项目，按照表 1中的名目提出关键词，手工筛选、归类了企业获得的各笔政府补贴的类型。从表 1的补贴次数，以及表 2的补贴比例、补贴总额与补贴方差中可以看到，选择性补贴拨付更频繁、占比更广、支出规模更大、更有侧重对象，可见，我国补贴制度中选择性补贴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无论是将补贴制度如大多研究一样基于范围有限的“直接补贴”、“税收优惠”来划分，还是基于如本文所示的范围更广的“功能性”与“选择性”来划分，其本质是对补贴方式的“人际关系化”与“非人际关系化”的考量。所谓非人际关系化，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利、正义以实施机制是受规则约束的，也是公平的，可以增加经济机会，使现代经济中的规模经济得以实现。根据诺思的社会秩序理论，人类社会从权利限制秩序到开放秩序的过程需要一系列“门阶条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在组织上、制度上增加精英组织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使权利和经济机会能够广泛地分享，使租金不再由精英创设权利产生，而是从不断创设出的新的组织所生成的竞争性租金而来。但是，选择性补贴制度恰恰是人际关系化交换的体现，这种补贴资源数量有限，且补贴资格需要由精英指定，不仅具有自上而下配置而非单纯按企业生产能力进行配置的特点(卢现祥，2018)，还具有明显的事后识别的特征，这使得企业在寻求选择性补贴时不再关注市场，而是关注精英动态，相应地，精英也就可以通过创设权利而获取更多租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获得的补贴资金不再是由市场机制作用产生的，只要在精英的人际关系化网络中，相对而言企业就更容易得到补贴，与选择性补贴相比较而言，功能性补贴是一种更偏向于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体现，它补贴范围广，更多的是一种前期支持的方式，既是遵循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行配置的，也是以使企业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导向的补贴与投资。

(二) 寻租与寻利

本文将向政府寻求财政补贴而发生了生产性行为视为寻利，将发生了非生产性行为视为寻租。财政补贴产生的租金是非生产性的还是生产性的取决于这种政府干预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化还是非人际关系化、是有限准入秩序还是开放准入秩序的基础上。

对于权利限制秩序来说，由于租金的产生来源于有限的人际关系网络，租金的分配也仅限于该网络，因此, 对于联盟内部的企业来说，维护人际关系化网络的激励比市场激励更重要，而网络内的企业为维护人际关系化网络所投入的成本也并不需要迎合市场的激励。因此, 产生于人际关系化与有限准入秩序中的补贴是非生产性的。投资决策依赖于联盟内企业家对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权衡，投资者可以无生产成本地抢占市场而投资过度，也可以为维护网络而非生产性地使用资源导致投资不足。例如，土耳其、叙利亚等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也存在人际关系化交换，联盟内的企业家通过支持-庇护的关系网，用物质利益来换取弱化组织程序和政治上的默认，相应的，国家拨付的产业补贴也只是将国家的钱转移给联盟内的投资者，对用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无实际帮助，且财政补贴资源在满足联盟内部的分配性要求后无法有效地集中于生产活动(瓦尔德纳, 2011, 第114页)。正由于我国处于一种权利限制秩序的人际关系化补贴制度之中，补贴产生了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导致市场上并非只出现类似于比亚迪随补贴而生产的情况，也出现了新能源车补贴被大额套取的情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财政补贴的作用。在韩国的追赶过程中，政府对经济发展也进行了干预、提供了补贴，尽管韩国也有腐败和低效率，但官僚机构具有“嵌入式自主”性，国家与促进发展所需的社会群体能够持续地融合在一起，其核心监管部委也更加严格，因而寻租行为是生产性的：企业家的确从政府干预(包括财政补贴)中获取租金，因为获取租金的唯一途径是他们必须要努力去提高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而这种行为与结果对整个经济绩效产生了正的外部性(瓦尔德纳, 2011, 第11页、164页)。在权利开放型秩序下，非人际关系化财政补贴与市场激励机制相适应，对生产活动产生了积极作用。

进一步地，本研究可以尝试解释为什么我国的补贴制度陷入“越补贴市场竞争越混乱”的困境。我国以选择性补贴为主的补贴制度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中演变出来的，尽管其在中国经济追赶阶段实现了巨大的成效，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以追赶型资源重新配置的选择性补贴制度不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仍处于权利限制秩序的框架内，如在产业发展中各部委成为了各产业的代理人，在产业组织中构建了一个有限准入秩序，该秩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竞争的限制，因为该秩序内含的人际关系化交换的特性使得补贴是为政府圈定的对象维护特权、获取租金而产生的，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对既有权利的分配与竞争，对既有秩序的维护也就意味着对调整与竞争的反对；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上的国企主导也使得人际化关系补贴大行其道，非生产性租金持续不断。因此，在权利限制秩序下，补贴租金既使得那些联盟内企业非生产性活动增加，也使得这些企业不会因为市场优胜劣汰而退出。正如诺思所言，“只有在权利开放秩序中才能带来良性循环的权利开放和竞争机制。”(温格斯特等, 2013, 第189页)。

(三) 实证研究

根据第二部分的逻辑分析，联系我国的实际问题，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命题：

命题1，与功能性补贴相比，选择性补贴人际关系更为相关；

命题2，选择性补贴产生的租金具有寻租性，功能性补贴产生的租金具有寻利性；

命题3，选择性补贴会由于投资不足而降低企业竞争性，同时投资不足的企业也会由于选择性补贴的获得而降低退市风险。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公布的企业年报等子数据库，以2008-2016年全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样本，模型中主要使用的代理变量如表 3所示。其中需要说明的是：(1)投资效率借鉴Biddle(2009)、黎文靖、郑曼妮(2014)和王克敏等(2017)的研究，以营业收入增长率对下一期企业新增投资进行回归所得残差的绝值来衡量^①，数值越大，表明投资波动性越高，投资效率越低。进一步，原残差值为正的部分定义为投资过度程度，原残差值为负的部分定义为投资不足程度。(2)基于研究目的本文对上市公司损益表中政府补助的明细项目原文摘录进行手工筛选、分类，归并出两种主要补贴类型的数据，一类是功能性补贴(subsidy1)，主要包括明细项目中包含失业、培训、人才引进等相关关键词的人才培养类补贴，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等补贴，创业、科技、创新等补贴，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以及节能改造、污染处理等补贴。另一类是选择性补贴(subsidy2)，这是现行补贴占比较大的部分，主要包括除功能性补贴之外的数据，如各类专项补贴、工业发展资金、无名目补贴与奖励、贷款贴息、出口补贴等。以补贴平减后的原值比上期初资产总额进行规模化。(3)借鉴邓建平(2009)、余明桂(2010)等人的研究，按照公司董监高成员在或曾在政府任职时的任职机构类别判定是否具有政治背景^①，进而得到该企业该年所具有政治背景的人数，若企业的董监高中具有政治背景的人数占高层人数的比例大于样本的政治联系的中位数，则判断该企业该年具有政治联系。(4)借鉴肖兴志、王伊攀(2014)衡量寻租的方法，以“超额管理费用大于0”来判定企业是否有寻租活动^②。政治联系与寻租衡量了企业是否建立了人际关系网络，二者的差异在于政治联系体现了政治上“嵌入式自主”的可能，而寻租则更倾向于体现企业非生产性投入的行为。回归中主要控制了会同时影响企业获得补贴资源及投资决策的变量，主要有企业规模、年龄、资产负债率与亏损变量^③，以控制企业差异对回归的影响。

① 企业新增投资采用企业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再以期初资产总额规模化来衡量。相应计量方程设定为：I_{i, t+1}=α+βGrowth_{i, t}+μ_i+ε_{i, t}，固定行业、年份效应。

① 剔除高校、民主党团、党的地方委员会的任职经历。

② 在计算超额管理费用时以谨慎性、保守性为原则，剔除了计算中相关财务指标缺省的观测对象，故能够得到的观测对象比较少。

③ 由于政治联系与企业所有权性质表达的内在意义相似，因此并没有控制企业性质，实证中也发现企业性质并不是一个显著的控制变量。本文假设由于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间发展差异也由行业大类虚拟变量及年份虚拟变量控制。

1. 补贴的性质分析

从表 4中可以看出，(1)具有政治联系下的企业投资过度的状态多；无政治联系的企业投资不足的状态多。无寻租活动的企业更容易投资过度；有寻租活动的企业更容易投资不足；无寻租的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更多；无寻租的企业投资不足水平更多。暗示了有紧密的政治联系容易使企业过度投资，而寻租活动易使企业投资不足。(2)有紧密政治联系的企业比没有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补贴，尤其是选择性性补贴；寻租企业收到的功能性补贴比未寻租企业的多。暗示了人际关系与补贴多寡存在一定联系，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寻租比不寻租的企业得到的补助多(肖兴志、王伊攀，2014)，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来俘获掌握着财政补贴支配权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而得到更多的财政补贴收入(余明桂等，2010)。

2. 补贴的性质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补贴的性质，即两类补贴是否具有人际关系化特征，是否会导致低效率的投资行为，本文遵循如下的论证思路：何种类型的补贴会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投资效率低效表现为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投资低效是否与人际关系相关。表 5中第(1)列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显示了两类规模化补贴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明显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功能性补贴无显著影响。第(2)、(3)列tobit回归显示了两类补贴对选择性补贴既增加了企业投资不足水平，又会增加企业投资过度的水平，而对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更大。第(4)、(5)列logit回归显示了按照是否具有政治联系的分样本回归的结果，第(6)、(7)列logit回归显示了按照是否具有寻租行为的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发现政治联系存在与否并不会影响选择性补贴造成的低效率投资行为，然而当不存在寻租行为时，选择性补贴能够降低低效率投资行为。这暗示了选择性补贴对投资决策的干扰依赖于企业主动性寻租行为的存在，而政治联系作为一种“嵌入式自主”而建立的关系对其影响不大，命题一得证。

既已证明了选择性补贴会由于寻租而造成投资效率低下，那么存在人际关系的选择性补贴是否因为投资不足而具有寻租性？相应的，功能性补贴是否会因为人际关系而投资过度，存在寻利性的可能？表 6中第(1)、(2)列tobit回归显示了在有寻租的企业样本下，两类补贴对投资过度程度与投资不足程度的影响，发现存在寻租行为时，选择性补贴会显著增加投资不足的程度，而并不会对投资过度造成影响。表明在人际关系化交换下，选择性补贴资源的获得并不会增加生产性投入，补贴产生的租金是非生产性的，具有人际关系的选择性补贴带有寻租性特征。回顾表 5中第(7)列回归结果，功能性补贴在无寻租的样本下显著地降低了投资效率。那么这一结果与政治联系是否有关？投资效率低下具体表现为投资不足还是投资过度呢？表 6中(3)-(6)列回归显示了无寻租行为的样本企业在是否存在政治联系的情况下补贴对投资效率的进一步考察，以判断功能性补贴是否具有寻利性。根据第(3)-(5)列回归结果，发现在仅存在政治联系的情况下，功能性补贴显著降低了投资效率，表现为明显增加了投资过度的水平，对投资不足无影响；第(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存人际关系的情况下，功能性补贴对投资效率无影响，而选择性补贴会降低投资效率。这暗示了企业为获取功能性补贴而建立政治联系的行为具有寻利性特征，会促使企业进行投资，而选择性补贴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方式，本身就不符合市场机制，因此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命题2得证。

3. 对竞争的影响

根据第二部分的逻辑分析，结合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样本企业获得的选择性补贴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特征，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化下的制度秩序最显著的特点。因此，选择性补贴有降低市场竞争的可能。根据Aghion(2015)的研究，本文将样本企业获得的两类补贴分别按照年份计算出HHI指数^①，考察两类补贴配置的竞争性特征，发现功能性补贴的均值为0.0206，方差为0.000399，偏度为2.588，峰度为8.837，选择性补贴的均值为0.0452，方差为0.00726，偏度为3.214，峰度为11.593。可见，选择性补贴集中度更高，资源配给更有侧重性，正如江飞涛(2010)指出的，选择性补贴会普遍支持重点产业与国企。按照年份与行业大类，本文计算出了营业收入与两类补贴的HHI指数，即行业集中度与补贴竞争性，如表 7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选择性补贴的分布特征更会降低行业竞争度。第(2)-(4)列显示了一个logit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前期选择性补贴会明显增加市场份额下降的概率，而前期补贴也会增加企业投资不足的概率，同时，前期选择性补贴与当期企业投资不足会显著增加企业降低市场份额的概率，表明选择性补贴会由于生产性投资不足而降低企业的竞争力。第(5)-(7)列显示了一个logit交互效应回归结果，发现企业投资不足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虽然选择性补贴也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但寻租状态下的选择性补贴会减少企业退市风险，因此，考察寻租企业样本后，虽然系数不显著，但符号意义显示了尽管投资不足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然而选择性补贴的获得会减少这一风险。这暗示了选择性补贴扰乱了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命题3得证。

① 仅按照年份进行计算，以使指数保留行业差距、企业规模与性质等特征。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根据现有研究对市场中存在的功能性、选择性两种类型的政府补贴进行区分，并运用固定效应、logit与tobit模型研究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6年政府补贴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交换特征；通过对企业是否具有寻租行为与政治联系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在人际关系化下，选择性补贴具有寻租性，会占用生产性资本，表现为投资不足，而功能性补贴具有寻利性，普遍易使生产投资过度；本文还发现，政治联系作为一种“嵌入式自主”的治理方式，比人际关系化交换中的寻租方式更会促进企业投资。在产业层面，通过研究两类补贴的分布特征对行业结构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会更大程度地降低市场竞争性；回到企业层面探寻其中的机制，通过logit中介效应模型与交互项检验，发现前期选择性补贴由于提高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概率，增加了市场份额下降的可能性，从而市场竞争性降低；然而，尽管投资不足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但寻租下的选择性补贴会减少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因此，市场竞争机制易被人际关系化下的选择性补贴扰乱。

尽管当前理论界对中国产业政策的争论还主要在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上，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产业政策的性质更是本文要关注的问题。现有的讨论忽视了产业政策及财政补贴的制度基础。为什么我国产业补贴(财政补贴)更多地以选择性补贴的形式出现？具体说，一方面，我国财税部门把税收和费用收上来，税负过重，另一方面，一些部委又主要以选择性补贴的方式把钱分下去(卢现祥，2017)。从目的来看，政府是要支持产业的竞争与发展，但实际上，这种补贴反而破坏了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产业并没有因此得到显著长效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国转型时期，我国体制还具有人际化关系及有限准入秩序的特征。这样的产业政策误导了企业家的投资选择，过多的产业政策及相应的补贴使企业的投资、创新不是看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张维迎，2017)^①。

① 张维迎, 中国有这五大制度因素阻碍创新[EB/OL], 上海：第一财经日报，http://www.yicai.com/news/5296481.html.2016-6-7。

回顾当下补贴制度，尽管认识到了人际关系化交换与选择性补贴对生产的负面影响，但也不能盲目推崇现行的功能性补贴方式，因为功能性补贴尽管有利于生产，但过度规模的功能性补贴也会导致投资过度，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因此，如何限制政府建立人际关系化交换的特权(易杏花、卢现祥，2017)，如何更科学、合理地实施功能性补贴政策并使之成为补贴制度的主导型方式，是当下发展经济需要思考的方向。罗德里克(2016)较为详细地提出了产业政策设计的原则，并认为理想的产业政策需要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中，政府部门要能够从私人部门中引导出目标信息，共同分担、解决问题并评估反馈，而非单纯的使之在委托代理关系下保持目标一致。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功能性产业政策，在对治理模式进行改善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信息外部性及其协调机制，进一步，政府要控制权利、健全信息公平交流的机制，铐住“掠夺之手”，而个中最需要的就是打破以人际关系化交换为核心的组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