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持续的、动态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变化。其中，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传统产业的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变革的挑战，而这种结构性的改革不仅仅体现在现有企业的创新动力，更是新兴产业中的创业机遇。

外部环境的每一次重大改变都意味着原有均衡的打破，意味着创新创业机会的涌现。新时代外部创业环境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不充分，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经济失衡，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生态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凸显，是贫富差距问题的影响日益复杂深化，是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是人口结构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业者发现和构建创业机会必然与新时代的特点相联系，必然需要围绕或者借鉴新时代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创造性思维、开拓者的激情和勇于担当的冒险，进行传承和创新。

同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越来越多在制度环境变革下进行创业的企业家进入退休年龄，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传承正步入高峰期(杨学儒等，2017)。当家族企业传承与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相互重叠，中国企业的传承与转型创新相互交织，对实践和理论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据此，为了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思考，接下来，我们首先对家族传承中的战略转型与家族创业问题、家族与创业研究的动向与创业者决策、高新科技企业的研发国际化与二元创新三个方面的最新研究进行评述，最后进行小结和展望新时代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的一些未来议题。

二、家族传承中的战略转型与家族创业

所有企业的长远发展都离不开接班与传承，然而家族企业的传承总是具有更为深层的含义并更具复杂性。家族企业传承从来不只是任期的交接，而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具有战略地位的关键事件，深刻影响了企业的战略转型、技术创新、跨代创业与其它重要事宜，进而成为决定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Gómez-Mejía et al., 2007)的保存、损失与增值的关键前因，最终影响家族企业的成败与寿命(Sharma, Chrisman and Chua, 2003)。因此，不少企业家族和学者常常将家族企业传承视为企业转型和持续创业的重要契机(Jaskiewicz et al., 2015)，希望家族企业在此过程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鲜活动力，助力家族企业基业长青。

家族企业是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的融合，其目标设定、决策逻辑和行为表现都与非家族企业有显著的区别。近年来，Gómez-Mejía et al.(2007)基于家族企业情境提出的原生理论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简称SEW)理论视角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解释和预测家族企业行为的基础性理论框架。同时，由于SEW是一个汇集了家族的多种心理与社会禀赋的伞形概念，因此其对企业各类战略决策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区分考察不同SEW对特定战略决策的影响差异也是非常必要的。黄婷等(2018)以华帝股份为案例，以SEW的代际差异(Strike et al., 2015)为基础出发点，从而将华帝股份的代际传承与战略变革过程区分为一代控制、两代共治和二代控制三个阶段，进而识别了一代战略决策者的变革障碍、一代之间对于战略变革的分歧、一代和二代之间战略变革的冲突，从而呈现了SEW导致战略惰性的新机制，揭示了与利益相关者关系这种延伸型SEW的潜在消极效应，发现了二代继任者在发动战略变革方面的SEW优势。

黄婷等(2018)分析认为从在位者角度来看，一方面，对原有战略的情感承诺会进一步巩固SEW, 会引导企业战略惰性。具体而言，在位者与原有战略利益相关者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系会成为企业战略变革的重要阻碍，而对以往战略实践的情感会进一步加强他们对原有战略实践的承诺，阻碍其改变既有的做法。更进一步地，不同(泛)家族企业决策者的不同SEW会导致对战略变革和推动战略变革的二代继任者的不同态度，引发一代成员之间、一代成员和二代成员之间的战略冲突。另一方面，在位者共有SEW的弱化会使(泛)家族团队丧失凝聚力进而难以一致行动。此外，从继任者角度来看，缺少与卸任者共同的SEW可以减少其推行战略变革的阻碍。这是由于新来的继任者缺少对原有实践的承诺，也缺少与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的情感联系，使其在推行战略变革时羁绊更少，选择空间更大。因此，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原有战略实施中形成的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的情感关系会阻碍战略变革，决策者对原有战略实践的投入会形成对它的情感及持续承诺，也会阻碍战略变革；一代成员追求不同的SEW会导致一代(泛)家族成员对二代及其推动的变革形成不同态度，阻碍两代共治下变革的推进；继任者缺少与卸任者共同的SEW减少了其推行激进变革的心理障碍, 一代共同SEW的弱化导致其合作瓦解，为二代变革推行激进变革扫清障碍。

理解家族企业传承中的战略转型与代际创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资源基础观。资源观指出稀缺、有价值的、难以模仿、不可替代的战略性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Barney，1991)。具体到家族企业情境，Habbershon and Williams(1999)将家族企业中的独特资源称为“家族性”(familiness)因素，指家族、家族成员和企业之间的系统作用所产生的资源束和能力。因此，成功的家族企业传承就是要实现代际传承中家族性因素的传递、继承与发展，这要求家族传承不仅要传承正式的所有权和知识，还要传承持续创业的能力。那么，究竟家族企业是如何实现在代际传承中的创业拓展的呢？

王扬眉、叶仕峰(2018)基于资源观视角，以兼具创业和传承特征的宁波夏厦齿轮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单案例纵向研究, 剖析了在不同组合创业阶段家族性资源的代际传递和生成机制以及相关传承的策略性要素。其研究认为：组合创业是家族性资源传承的有效途径，初次的适应性组合创业具有实验性质，是家族提供给继承者特有的试错和经验积累的过程，与后续的选择性组合创业形成一个创业深化体系；一代家族性资源为二代组合创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传承的策略性要素(家族信任、战略性教育和家族愿景认同)推动二代从适应性组合创业到选择性组合创业到一代+二代选择性组合创业的转化，促使二代家族性资源不断生成和内化并进一步驱动家族代际资源的融合和升华。

三、家族与创业研究的动向与创业者决策

早期研究将家族企业与创业视为两个平行领域，而近年研究越来越意识到家族企业与创业密不可分。家族企业是创业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创业也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某一个阶段性的战略，而是贯穿于家族企业成长的整个过程之中(李新春等，2016)。家族企业和创业研究不仅有所关联，其交叉领域呈现融合趋势，孕育了独特的研究问题和理论逻辑，即家族创业(杨学儒等，2009)。基于此，刘嘉琦等(2018)使用2006-2015年国外创业与家族企业核心期刊的关键词数据，利用BibExcel词频分析法列出了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常见的理论视角与话题，并通过趋势分析，推测未来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他们的研究发现，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的理论视角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主流管理理论增长趋势放缓，而创业和家族企业特有的理论视角得到了更频繁的关注。话题关键词部分，创业研究呈现出了多极发展的趋势，学者们依旧关注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并将经验不断细分为工作经验、创业经验、制度经验等等，同时有关制度创业、国际创业、可持续创业等关注创业行为特征的研究也在不断延伸。家族企业研究则对传统的话题如传承、代际与家族性等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热度，而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慈善捐赠等话题在近十年开始得到更多关注。战略领域的主流话题在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富有旺盛的活力，中小企业的筹资、投资行为(比如小额金融贷款、众筹)是上升最快的议题，而家族企业与新创企业的非经济作用，如企业社会责任等也受到了更多考量。

基于上述分析，刘嘉琦等(2018)建议，未来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家族企业与创业领域中独特的理论视角，它们不仅可以作为主流理论观点的有效补充，更能解释家族与企业这两个基本单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独特现象，从创业的视角重新理解家族企业的战略选择，也从家族资源和动力重新解释创业者的决策。另外，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中近十年来增长最快的理论视角主要是嵌入代理(Embedded Agency)和组织印记(Imprinting)，这两个理论(视角)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跨学科理论的整合，通过整合多个理论(视角)对创业与家族企业的研究问题进行分析。跨学科、多种理论整合的视角在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中存在如此巨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固然与特点话题存在一定的关系，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创业活动的本质都是嵌入在社会组织之中的个体或家庭的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随着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话题的不断深入和细化，创业与家族企业的研究话题呈现更为丰富的情景化趋势，单一理论其边界决定了其对现有问题解释力的局限，需要通过整合跨学科，形成多种理论视角来挖掘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的新现象、新问题。最后，刘嘉琦等(2018)建议未来研究在话题选择方面更加重视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情境与家族和创业结合产生蕴含的新的研究议题。

而苏晓华等(2018)则聚焦于创业者决策的新兴话题方面。现有研究发现，个人心理因素在创业的个人意向、决策过程和行为改变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尤其是创业自我效能感这一心理因素，成为解释创业者意愿和创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另外，Sarasvathy (2001)区分了两种认知逻辑—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创业决策方式。因果逻辑是基于已有的目标、机会、资源和明确的计划过程而进行的理性推理；效果逻辑往往与突发情况相联系，没有预先设定的目标，创业者对手中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配置从而创造可能性的结果。有学者提出，创业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影响创业者获取、存储、转化和使用决策相关信息的方式，即创业决策逻辑，进而影响创业绩效。苏晓华等(2018)推进了对自我效能感、创业认知逻辑和创业绩效关系的认识，并提供了经验证据。

苏晓华等(2018)将自我效能感这一心理因素引入创业情境分析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指出创业决策逻辑是二者的中介机制，即创业自我效能感通过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他们基于188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对于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不同会激发不同的决策逻辑，且不同的创业决策逻辑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其中效果逻辑对于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果逻辑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不明显。

四、高新科技企业的研发国际化与二元创新

在形形色色的创业活动中，高新科技企业的创业活动一直备受关注。技术创新是高新科技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只有高质量的创新能帮助其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一方面，当下乃至未来，创新成果越来越集中于新兴企业(杨俊，2018)，然而新企业明显的“新且小”的天生劣势导致新创企业在市场上生存困难(董保宝等，2017)，其资源匮乏难以有效实施双元创新，因此，利用网络嵌入获取资源以实施双元创新是提升新企业绩效的可能路径。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高新科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及其研发国际化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实际上，作为全球创新网络的“后来者”，中国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弱，面临诸多挑战。有文献指出新兴国家企业通过研发国际化可以整合不同经济体的知识和资源，尤其是靠近技术前沿就近学习，再通过逆向知识转移，提高母公司的创新能力和绩效。那么，中国企业，尤其是高新科技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能否提高创新绩效？有何情境条件呢？这是新时代高新科技企业创新研究中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两个议题。

闫俊等(2018)利用187份高科技新创企业样本探讨了其如何利用网络嵌入获取资源来克服“新且小”劣势以实施双元创新提升绩效。他们指出，对于存在资源约束的新创企业，利用网络嵌入获取资源来实施双元创新是提升绩效的有效路径。而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能够单独影响双元创新，但鲜有研究探讨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交互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双元创新在上述交互关系到绩效的转化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尽管网络嵌入有助于高科技新创企业获取有价值的资源，并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寻求机会(突破式)或强化优势(渐进式)，但新创企业仍然需要构建合理的网络关系利用机制来支持新创企业的网络连接。换句话说，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有助于双元创新的形成与发展，新创企业需要合理利用网络连接来配置资源以备创新之需。具体而言，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均能够驱动双元创新，而二者的相互一致和相互匹配不仅在关系信任层面加强了创新，也在结构层面(中心度和桥连接)驱动了创新，关系与结构的交互匹配更有助于双元创新的开展以及创新层次的提升。高科技新创企业的双元创新是一种动态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将基于关系和结构嵌入所获得的资源进行合理匹配与优化，引发新的探索式或利用式创新，为企业带来优质绩效。双元创新成为组织强化关系嵌入并与其它网络行动者之间形成高度信任的驱动力，信任促进了资源和信息的交流，强化了高科技新创企业关系嵌入对创新的价值；同样，双元创新也使得新创企业形成了利用网络中心位置和丰富的外部连接获取互补性、支持性资源的路径依赖过程。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有效互动有助于高科技新创企业管理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活动间的矛盾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双元创新的平衡，发挥双元创新最优的绩效机制。

在第二个议题方面，何爱、钟景雯(2018)基于2011-2017年中国信息技术业跨国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兴经济体企业研发国际化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对全样本而言，研发国际化正向影响母公司创新绩效，因为企业在研发国际化过程中能够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并逆向转移至母公司。该结果也表明企业因研发国际化获得的资源、外溢知识优势以及企业自身不断完善的管理经验能抵消协调沟通等外来者劣势带来的成本。总的来说新兴经济体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活动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2)企业吸收能力显著正向调节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地理多样性则显著负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吸收能力能使企业从相似的外部知识中收获更多，同时促进企业在实施研发国际化过程中对外部知识的搜寻和理解，加强企业整合内部和外部的有效信息的能力，进一步推动研发国际化活动的开展。地理多样性程度越高，即企业国际化的地理分布越为分散，则跨国企业的运营、协调和沟通成本越大。对于如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企业来说，这类成本更大，不利于企业构建知识网络进行逆向知识转移，进而提升母公司的创新绩效。(3)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有研发国际化的企业，其吸收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母公司创新绩效，而地理多样性显著负向影响创新绩效；无研发国际化的企业，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进一步证明研发国际化确实促进了创新绩效。

五、小结与未来研究议题 (一) 小结

前文指出，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变化构成了新时代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的基本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本次组织的一些文献围绕相关主题展开深入研究，为新时代的创新创业和家族企业研究贡献了新的知识、理论逻辑或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未来关键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可深入探讨的方向。

这些研究发现，中国家族企业正在步入代际传承的高峰期，家族企业传承从来不只是任期的交接，而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具有战略地位的关键事件，深刻影响了企业的战略转型、技术创新、跨代创业与其它重要事宜。因此，不少企业家族和学者常常将家族企业传承视为企业转型和持续创业的重要契机。华帝股份的案例研究表明，其代际传承与战略变革过程区分为一代控制、两代共治和二代控制三个阶段，跨代成员SEW存在显著差异，引发了一代战略决策者的变革障碍、一代之间对于战略变革的分歧、一代和二代之间战略变革的冲突，呈现了SEW导致战略惰性的新机制，揭示了延伸型SEW的潜在消极效应，发现了二代继任者在发动战略变革方面的SEW优势。宁波夏厦齿轮的案例研究表明，资源基础观及家族性因素的理论视角是分析家族跨代传承中创业问题的有力工具，组合创业是家族性资源传承的有效途径，初次的适应性组合创业具有实验性质，是家族提供给继承者特有的试错和经验积累的过程，与后续的选择性组合创业形成一个创业深化体系；一代家族性资源为二代组合创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传承的策略性要素(家族信任、战略性教育和家族愿景认同)推动二代从适应性组合创业到选择性组合创业到一代+二代选择性组合创业的转化，促使二代家族性资源不断生成和内化并进一步驱动家族代际资源的融合和升华。

家族与创业研究的动向与创业者决策方面。早期研究将家族企业与创业视为两个平行领域，而近年研究越来越意识到家族企业与创业密不可分。采用BibExcel词频分析法研究了2006-2015年国外创业与家族企业核心期刊文献后发现，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的理论视角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主流管理理论增长趋势放缓，而创业和家族企业特有的理论视角得到了更频繁的关注，创业研究话题呈现出了多极发展的趋势。而在创业者个体层面，将自我效能感引入创业情境，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通过即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对创业绩效产生了影响，即创业决策逻辑是二者的中介机制。由此可见，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理论应用已经从早期研究文献偏向于集中传统的战略管理理论拓展到了更加贴合“家族性”和“创业主体”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领域，这也说明了未来管理学研究的学科交叉发展方向。

高新科技企业的研发国际化与二元创新方面。现有研究发现，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有效互动有助于高科技新创企业管理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活动间的矛盾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双元创新的平衡，发挥双元创新最优的绩效机制。新兴经济体企业研发国际化对母公司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作为推动传统产业创新转型的主体，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及其绩效问题的解析无疑对新时期的新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参考。

(二) 未来研究议题

结合现有文献、论坛投稿、联合主编会议和青年论坛观点^①，我们认为，新时代为创新创业与家族研究提供了大量新兴研究机会，这里列出一些潜在的研究议题，以抛砖引玉。

① 致谢：感谢汕头大学商学院主办本(第二)届创新创业青年学者论坛，感谢汕头大学副校长林丹明教授、《南方经济》万陆执行副主编为论坛致词，感谢投稿论文匿名外审专家：薄仙慧、步丹璐、陈士慧、陈文婷、陈钊、窦军生、贺小刚、连燕玲、龙丹、罗进辉、马鸿佳、宋丽红、王昊、王侃、吴炳德、吴炯、叶文平、尹苗苗、朱建安、朱秀梅等富有建设性的评审意见，感谢论坛所有投稿作者和与会者。

1.新时代创新创业机会内涵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不均衡不充分。对创新创业而言，正是不均衡不充分才能孕育创新创业机会，这和以前的创新创业并无不同。已有文献指出，一方面，机会是发现、识别或创造出来的；而对于某个特定的创业者而言，无论哪个或哪类机会，无不是创业者与环境互动中构建出来的；换言之，机会的内涵与创业者的认知和经验学习紧密相关，创新创业者对新时代的认知变化将带来创新创业机会内涵的变化。另一方面，即使创新创业机会发现、识别与创造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活动，但伴随新时代的重大改变必将使得创新创业机会具有某些特定的时代特征。比如，在不均衡不充分时代，边缘或少数群体的创业活动及其合法性构建、资源获取与整合行为就极具研究价值，其中，贫困人口创业、少数民族创业、LGBT人群创业，甚至学者创业、女性创业等等，都可能在新的时代情境下能为理论深化和实践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因此，识别和归纳新时代创新创业机会内涵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于认识和理解新时代创新创业活动，构建符合时代情境的创新创业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2.新时代创新创业的新模式与新路径

新时代发展的驱动力实际上是新技术应用及其对创新创业模式和发展路径的影响，传统的线形思维分析框架已经在多维元素影响下的创新创业情境不再适用。创新创业更多地是在一个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新物种”萌生和发展过程，因此，如何解释“新物种”产生背后的前因以及后期发展的条件，乃至成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主导物种”的成长机制，这些新生的实践现象背后必然能够推动产生出新的创新创业理论。

3.新时代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的新融合

新时代是以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成为经济社会生活重要新生力量的时代，新生代的价值观、行为风格和行动方式与过往创业者的差异非常显著。新生代的创新创业和新生代卷入家族企业重大决策，将为新时代的创新创业和家族企业打上独特的烙印。除此之外，新生代创新创业多数成长于“计划生育”时代，这代人的家族观点与传统家族观念存在明显差异，其在创新创业活动中构建、利用和处理家族或泛家族氛围或组织的理念、方式和措施都将存在显著差异，这将冲击新时代的创新创业和家族企业研究，特别是后二者预期将形成新的融合，挑战既有理论并不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