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对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的重大判断。如何理解这个重大判断？有些人认为，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高质量发展阶段会自然而然地来临。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因果联系。要实现这种阶段性转变，前提条件是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增长率放缓了，高质量不一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一个重要来源。理论与实践表明，历史上没有一种方式比这种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更有效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当前，在经历了40年的市场化改革后，如何深化经济改革，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实践，就这个问题做些讨论。

一、资源配置效率的涵义

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或者同样的产出支付更少的投入。效率不是离开了产出讲投入，或者离开了投入讲产出的，而是把两者联系起来衡量的。当我们把两者联系起来，单位投入产出就是观察效率变化的最基本指标，如单位土地面积产值规模、劳动生产率、资本收益率以及单位产出能耗指标等等。如果速度型经济中总量规模是判断与评价的重要指标，那么，单位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指标就成为质量型经济中的重要指标，这是由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从投入为主转向效率为主决定的。早期的增长理论把资本形成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87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索洛(Solow，1957)把经济增长动力分为两方面来源：即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与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进。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残值部分，这包括了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以及组织管理效率提高等。一项研究显示，在我国经济转轨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王珺，2014)。然而，这项研究主要是从配置效率的来源结构进行分析的，本文将从资源配置的实现条件进一步讨论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历史变迁与当前改善资源配置的重点等问题。

资源配置效率是将资源配置到单位收益最大化的领域与部门，这是通过市场化流动实现的，而不是靠人为干预来完成的。所谓资源的有效流动是指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价格激励下的市场化流动。假设一个行业的回报比其它行业高得多，那么，资本自然会从低回报率的领域流向这个领域，每个工人也会寻找能够给他们报酬最多的工作。当各种各样的资源都按照这种规则进行配置时，不仅个人收入得到了提高，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得到了改善。具体来说，随着资源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低收益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收缩，高收益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扩大，经济结构会沿着优化的方向变动，高质量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实现。因此，当市场化流动实现了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利益。斯密说，“工人们不会去想着提升公众的利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提升多少，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所得。他们被无无形的手牵引着，不自觉地走向目的地”(亚当.斯密，1972)。市场机制作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引导资源配置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增进了社会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没有新增投入，只靠存量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再配置，也可以推动经济有效增长。假设社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员工是1万人，劳动生产率是10万元，每个员工工资水平是1万元，该部门产值是10亿元，另一个部门也是1万人，劳动生产率是5万元，工人人均工资水平是5000元。这个部门的产值是5亿元，总产值是15亿元。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如果第二个部门的2000人流到了第一部门，第一部门的劳动力增至1.2万人。再假设第一部门的技术设备与资本投入增加随2000人而增加，进而劳动生产率不变，这样，第一部门的产值从10亿元增至了12亿元。第二个部门产值从5亿元减至4亿元，劳动力流动后的两部门产值之和为16亿元。其中，第一部门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从67%上升为75%，第二部门的产值比重则从33%降至25%。通过这种结构性变动，产值增长了6.7%。显然，这是在没有新增劳动力投入假设下，仅仅通过一个部门的劳动力流入到另一个部门来实现的。这就是资源的市场化流动带来的配置效率改善。没有市场化流动，就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资源的市场化流动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前提。为便于分析，这里用不同部门作为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与不同企业组织等收益率差距的统称。

二、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条件

资源的市场化流动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前提，没有流动，就不可能发生资源存量的结构性变化。理解现实经济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应从资源的市场化流动入手。从经济理论上说，资源的市场化流动一般有两个实现条件。一是高收益部门与其它部门之间存在着收益率差距。这决定着资源为什么会流动以及往哪里流动的问题。就像水流要以落差为前提一样。没有落差，就没有流动。那么，这个落差从哪里来？社会上存在具有高生产率的高收益部门是非常重要的。缺少这样的部门，就拉不开它与其它部门的收益率差距。没有这种差距，也就不会有更多的资源流向高收益部门，其结果，高收益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就不会增大，低收益部门所占的份额也不会收缩，经济结构就不会优化。建立在结构优化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也自然会放缓。一个有活力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就是高生产率的高收益部门不仅成长得快，而且变化也很快。换句话说，当一个高收益部门还没有完全衰落时，其它的高收益部门又脱颖而出，不断涌现的高收益部门激励着资源跨部门的持续流动，这种竞争性流动不断地改变着资源存量的部门分布，从而加速了结构优化的进程。如果一些高收益部门长期处于垄断地位，资源流入该部门受到了诸多限制，如规模、技术与行政等，那么，通过创新实现高收益的动力就受到了抑制。一旦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高收益部门成长缓慢，资源就会流向高收益部门成长较快的地区或国家。比如说，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英国凭借纺织业和蒸汽机等工业与技术领先而成为全球新产品、新产业的中心，人均GDP高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50个百分点，从而吸引了全球农产品资源的聚集性流动。在19世纪后半期，美国与德国的快速追赶并最终取代了英国的领先地位。这种追赶不是简单模仿英国已使用的技术，而是发展出新产业与新组织模式。如美国基于铁路、钢铁等规模化生产、分销的规模经济效应与动态发展体系等，德国在化学工业和工程工业首次展开研发工作等，相反，英国没有在新产业成长上持续领先。因而20世纪初世界经济引领者的角色转移就不可避免(Jan Fagerberg and Manuel M. Godinho, 2009)。

二是存在着适合资源市场化流动的体制环境。这个因素对应的是资源能不能有效流动的问题。早在80年前，哈耶克就强调说，“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Hayek, F.A, 1937)。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认为，市场价格反映了交易者能掌握的所有信息。在没有内幕信息情况下，市场上的价格体系也不会发生扭曲。从这里可以看出，假如市场运转良好，不存在常见的各种缺陷，它就能带来精准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在于，现实经济与理想状态存在着差距。有人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只要放开价格，打破市场限制，市场就会正常运转，有效配置资源。我以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现实中的市场能否有效运作都以对各种法律制度、合同执行机制以及监管体系的假设为前提的。如果把资源比喻为水流，那么，这些市场经济深层次的制度基础就是水渠。水往哪里流是以水渠为前提的，没有合适的水渠，就容易造成需要水的地方流不到，不需要水的地方泛滥成灾。资源流动也同样如此，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就说过，“如果这些制度缺失或比较薄弱，放开市场不仅不能带来预期效果，反而会有反作用” ^①。比如说，苏联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滋长了内部人和政治家亲信的力量，而未能带来有效运转的市场。此外，市场运作也离不开有效监管。法玛等人认为，自我修复式的市场监管是最佳的。但是，现实中市场经济是做不到的。因为市场经济是无法预测的，只能以事后的自发调整为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调节必然是以经济危机以及整个社会遭受巨大损失为代价的。为避免这种损失与代价，政府的有效作用不可缺少。习近平同志指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②。这表明，有效监管的目的是促使资源得到更有效地配置，消除妨碍或限制资源有效配置各种壁垒，所以，有效监管不是不要政府监管，而是改变政府的监管方式。比如说，从政府的事前管控变为事中事后的依法依规监管，从而放开准入，降低门槛，更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与企业家能量，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等。总之，适应资源市场化流动的体制环境是产权必须得到保证，合同必须得到执行，竞争必须公平，盗窃和敲诈必须避免，公正必须得到维护。

① 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著，《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在资源有效配置中，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一个社会只有部门之间收益率差距，而缺少相适应的体制环境，诸如资源流动成本过高，阻力过大，那么，资源是流不动的。反过来，只有合适资源流动的体制环境，而缺乏激励资源流动的高收益部门，那么，资源流动也是有限的。目前，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有些学者只看到了市场环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影响，忽视了高收益部门对资源流动的引导作用。或只注重高收益部门发展，而忽视了资源市场化流动的体制环境，这都是不完整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与亚洲四小龙的实践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当拉美国家降低了进口壁垒，而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新的出口导向行业并未发展起来。所以，从萎缩与倒闭企业中释放出来的劳动者、资本与管理者涌入了生产率更低的非正规服务业，如小商品贩卖等，其结果，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总体的生产率却降低了。相反，韩国、我国台湾等通过有效扶持，促进出口企业率先发展，并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较高收益部门，在进口放开后，受到冲击的一些制造业就业释放出来后，通过培训，流向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部门，而没有流向生产率较低的简单零售等服务业部门。所以，在资源可自由流动下，有没有高收益部门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高收益部门，这对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产生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三、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历史变迁

用这两个实现条件形成的框架来观察与分析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不仅使我们在梳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变化中可以发现一些过去曾忽略的问题，而且可以找出新时期两个实现条件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当前深化改革的重点。根据两个条件变动的节点，为便于分析，本文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与改革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工农业产品之间、工人与农民的收入水平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收益率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因素形成的，一是工农业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这对两个部门之间收入水平差距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二是国家计划确定的工农业产品之间剪刀差，即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需要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这只能提高工业品价格，降低工业投入的各种成本，诸如对中间产品、原材料以及农产品制定低于价值或成本的价格等，以保证工业部门加快积累与实现扩大再生产。其结果，拉开了工农业之间、最终产品与资源性中间产品之间的收益率差距。但是，受到行政性限制，资源不能进行市场化流动，从而也就难以实现“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也比较缓慢。以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比重的变化为例，1952-1980年期间，我国从83.5%降至了68.7%，28年间下降了14.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不到0.5个百分点。这个时期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从不到12%升至18.96%，年均只提高了0.25个百分点。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的30年历程。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放开了产品市场、中间品市场，市场准入的行业领域不断扩大，通过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在部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收益率差距下，这种市场取向的体制变革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市场化流动。再以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变化为例，1980-2010年期间从68.7%降至36.7%，30年间下降了32个百分点，换句话说，每年平均有1个百分点以上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了第二、三产业。在这30年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从18.96%上升为49.95%，提升了3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这些劳动力资源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再配置，不仅大幅度地提高了他们的个人收入，也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这3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率10.1%，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就是这种资源再配置带来的效率改善。当然，这个时期的资源市场化流动还是初步的，具有阶段性。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一些垄断性行业还没有完全放开，市场准入的门槛还比较高，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不完整，政府与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一些政府部门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企业投资经营与群众创业创新仍然深受显性隐性准入壁垒之苦、行政许可和变相审批之累” ^①等等。这些都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改善。

① 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7.13。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以来我国进入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时期。一方面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大放慢了增速，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也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在温饱阶段形成的低层次供给已越来越不适应这种变化了的高质量需求。二是国内生产成本，诸如劳动力、土地等，伴随着未开发使用的资源存量日益减少而明显地上升了，对生态环境的大力治理也增大了企业治理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过去曾是价高利大的高收益工业部门，现在变成了微利部门甚至不赢利的部门，个别部门已出现了行业性亏损(王珺，2018)。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 ^②。国内经济的两方面变化表明了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下，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只有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建设高质量供给体系，才能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撬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门的大量涌现。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收益主导产业加快了更新换代的步伐。从20世纪80-90年代的冰箱、洗衣机与电视机到21世纪头10年的电脑、空调与手提电话等以及后来的汽车消费等，几乎不到10年，具有较高收益的主导产业就全面地更新了一轮。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的经济与技术差距。这种差距成为我国追赶的后发优势。诸如冰箱、彩电、洗衣机与空调等许多耐用消费品行业的技术、设备等，在发达经济体都已处在成熟阶段，而在我国则刚刚兴起，引进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设备与资本，在模仿基础上生产。这样，既可以突破发展初期的资本短缺问题，也可以节省学习与研发成本，快速地培养本国人才，从而在较高起点上推进工业化进程。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

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与经济等方面的差距缩小了，引进模仿的空间也相应地减少了。高质量发展对新产业与新技术的需求却日益增大了。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了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科学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其中的科技含量。所以，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由之路。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对新设备与新技术的供求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再主要以引进模仿的方式来解决我国的技术供给问题已经变得不合适了。更重要的是，引进模仿只能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而不能超越。历史经验表明，在后来居上的国家和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按照先发者的产业顺序实现赶超的，都是在顺应技术与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产业上领先的。而这只有靠自主创新。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提供了后来者居上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也是稍纵即逝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①。在2018年5月28日的全国两院院士开幕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 ^②。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顺应以新一轮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我国加大了科技创新力度，加快了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步伐。2012-2017年期间，我国R&D占GDP的比重从1.98%提升到了2.15%，超过了同年欧盟15个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规模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2%左右提高到了18%以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民间资源还没有更广泛地被引导到创新活动中去，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创新项目还没有大量地转化为高收益部门，一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门也还没有成为支柱性产业。

① 习近平，“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7页。

② 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

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分析，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资源的市场化流动，而资源的市场化流动是以含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门为前提的。没有高收益部门，也就不会有更多的资源市场化流动。另一方面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门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大量的资源流入的结果。只有更多的资源流入创新活动，才能推动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门加快成长。表面上看，这两者之间似乎陷入了互为因果的循环。我以为，前一个方面反映的是一般情况下的市场逻辑。后一个方面反映的是经济转型升级时期的发展逻辑。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培育与推动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产业发展是重中之重。新产业成长是建立在大量创新型企业成长基础上的，这些创新型企业离不开创新资源的大量流入。创新资源的流入又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吸引力。这就找到了我国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与路线图，具体来说，第一步是如何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充分动员分散的民间资源；第二步是如何将动员起来的资源更好地引导到创新活动中去；第三步是如何推动创新型企业实现高收益，进而将这些高收益部门转化为新支柱产业。

首先，大力改善营商环境，使民间资源能够充分地动员起来。改善营商环境是当前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因为有效的营商环境是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制度基础。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他的《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就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展，根本原因不在资本短缺，而是缺乏资产转化资本的渠道与环境。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步，但是还存在着制约与阻碍资源流动的诸多因素。现行的市场环境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监管不到位和监管乱作为并存，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还比较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公共服务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一些部门和单位办事手续繁杂，随意性大，群众和企业不满意等”^①。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改善营商环境的力度，如降低准入门槛，放宽进入领域，扩大开放力度等。实践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与新增企业数量增长之间形成了明显正相关。2012-2017年，我国累计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超过了3万亿元。各类市场主体数量增加了80%，2017年底，我国市场主体已超过了1亿户，不到14个人平均有一个市场主体。其中，企业3100多万户，每千人平均有23个企业主体。当然，放开市场准入，并不等于一放了之，而是政府把事前管控与审批变为事中事后的有效监管，换句话说，放开门槛，依法管控。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市场环境中，受利益驱使，少数企业也会出现一些名实不符、低质高价、假冒伪劣等方面的问题，甚至是危害人们健康和生命的恶劣事件，为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必须要加强有效监管，提高处罚力度，特别对违法者施以重罚。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处在全球中等水平，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动员资源的潜力仍然很大。重点是在转变监管方式上下功夫。

① 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7.13。

其次，通过有效的引导，使资源更多地流到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创新活动中去。与一般经济活动相比，创新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容易出现民营经济对创新投资不足。所以，有效的社会引导是必不可少的。这包括了五个方面，一是扶持。维克多.黄和霍洛维茨(Victor W.Hwang and Greg Horowitt)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 ^②。这种扶持体现在创新链的各个环节上。二是合作。如通过搭建各种平台，促使社会上不同资源的整合，如企业家之间、企业家与投资者之间、企业家与科学家之间的股权合作等。三是基础。创新贯穿公共品到私人物品的全过程。一个社会公共性知识越丰富，转化、应用于创新的可能性也越大。这需要政府加大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四是流动。创新需要更便捷的交流、聚集、交易与流动，缺乏这种环境，创新就受到制约。五是激励。创新更多地靠人力资源。吸引人力资源靠的是创新项目的商业化预期，而不是在生产率提高后再给予这些人力资源的高报酬，所以，以股权方式激励，促使“技能溢价”，并共担风险成为创新活动的基本制度安排。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参与国际经济中不断强化创新角色，致使生产率不断提高，欧洲与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基本上逼近美国，并构成的激励竞争，都是以这种技能溢价方式推进的^③。缺乏这五个方面的引导，即使资源可自由流动，也不一定流向创新产业。

② 维克多.黄和霍洛维茨(Victor W.Hwang and Greg Horowitt)著，《硅谷生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诸葛越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③ 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著，《经济学规则》中译本，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页。

最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化并购与重组，加快创新型企业成长为龙头企业，促进高收益部门加快成长为新支柱产业。全球500强企业成长的经验表明，几乎没有一家500强企业是靠自我积累实现规模扩张的。借助于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是这些创新型企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科技进步日益加快的时代，机器设备的无形损耗与专用性知识贬值的时间都大大缩短，更加快了创新型企业并购与重组的动机。如果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就无法有效推进，创新型企业转向龙头企业，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产业转向支柱性产业的步伐都会放慢。目前，对比一些大量发生并购重组活动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是有限的。2017年，我国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不到15%，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在70%以上的水平。再比如说，2017年，美国的股市市值为42.3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9.4万亿美元，股市市值与GDP的比值为218%，而同年我国的股市市值为56.6万亿人民币，GDP为82.7万亿人民币，两者之比为68.5%。股市体量较小所带来的并购重组机会也会相对有限，也不完全适应并购重组的规模化展开。所以，当前还是要推进资本市场规范化发展。同时，也要大幅度降低并购重组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费用。我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的变迁与改革”的一文(王珺，2016)中就强调说，并购重组是一项资产交易活动，诸如参股、入股与控股等。在这种活动中，如果定价不清楚、不确定，或者在股权合作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纠纷而不能及时通过法律程序加以解决，或者解决这些问题所花费的时间过长，交易费用很高等，那么，产权交易与股份合作就会受到制约。如果交易费用较低，就会推动产权交易深化。在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降低产权交易中制度性交易费用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进一步简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行政许可，进而降低股权转让中的交易费用，消除跨地区、跨行业与跨所有制之间并购重组的障碍，实行并购重组股份协商定价，丰富并购重组的支付手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