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下，技术进步指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提升，主要表现为投入不变条件下产出增加，或产出不变条件下投入减少(Solow，1956)。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依靠投入驱动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又不断增加，要实现高质量增长，技术进步至关重要(傅元海等，2016)。

关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供给侧着手，就以下问题展开分析；一是人力资本的影响(Uzawa，1965；Jones，2002)。各层次的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影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路径(朱承亮等，2011)。二是国际贸易的作用。国际贸易是专业化生产的基础(Ventura，1997)，贸易带来的知识流动和外溢更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蒋仁爱、冯根福，2012；苏志庆、陈银娥，2014)。三是制度和政策。它们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积累、改进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及其面临技术变革时的重组能力(Helpman，2004)。分税制(赵文哲，2008)、金融发展(陈刚、李树，2009)、环境规制(张中元、赵国庆，2012)和区域一体化(李雪松等，2017)等均影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除供给侧的因素外，消费在技术进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冰，2007；欧阳峣、汤凌霄，2017；Zilibotti，2017)。当前，消费者在技术创新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Hippel，2005)。技术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曹前有，2008)。消费创造出需求，而技术则物化了需求；消费创造生产的动机，引领技术的改变与革新(金晓彤、黄蕊，2017)。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能否借助消费结构升级的契机，在中高端消费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相关研究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消费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规模扩张对长期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拉动作用(刘伟、蔡志洲，2012；王桂荣、苏贵良，2016)，这间接表明，消费规模扩张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不仅如此，消费规模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内生贸易发展等结构性调整，进而影响经济增长(Buera and Kaboski, 2009；易先忠等，2014)，有效需求规模则是国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石(范红忠，2007)。二是消费结构升级及其影响。从我国当前的消费发展态势看，消费结构呈现持续升级的态势(刘慧，2013；孙皓、胡鞍钢，2013)，这推动了消费需求增长(Aoki and Yoshikawa, 1999)，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龚联华，2005；沈利生，2011；吴瑾，2017)，并拉动了经济增长(俞剑、方福前，2015)。三是消费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关系。从科学学和技术管理的角度看，消费需求的变动激发了生产者改良技术、提高技术效率的主观能动性，这保证了技术实物效果、审美效果及伦理效果的顺利实现(邓线平，2006)。从微观层面看，技术创新是通过消费需求这一中心环节实现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消费需求的变化引导着企业创新的发展方向(Berthon et al., 2005；王胜，2007)，消费需求扩张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降低了企业的市场风险，并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张平、文启湘，2009；李子联、朱江丽，2014)。实证研究表明，对那些消费需求有望扩大的行业来说，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改进更为活跃(Acemoglu and Linn, 2004；Beerli et al., 2018)。

上述文献为我们认识消费结构升级下的技术进步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洞见，但也留下了一些有待探索的问题。一是消费结构升级是否影响了技术进步，仍缺乏直接的分析和证据。在经济发展引擎正由外转内、从依赖国外需求转向内需的背景下，从需求侧入手，讨论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深入检验其机理，可为思考中国的技术进步路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新的视角。二是消费结构升级影响技术进步的具体路径与形式，现有研究对此讨论尚少。一方面，技术进步可沿着成果转化、自主创新或技术模仿等路径进行(沈坤荣等，2011)，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苏治、徐淑丹，2015)，二者的不同组合可形成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颜鹏飞、王兵，2004；李雪松等，2017)。因此，沿着不同的路径，消费结构升级可能带来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此问题的探讨可拓展对技术进步的认识。

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阐明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并从成果转化、自主创新和技术模仿等路径入手，考察消费结构升级在不同路径下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可验证的命题。接下来，我们将技术进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采用基于超效率DEA方法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此进行测算，并构建了1999-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就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机理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启示。

二、理论框架与实证思路 (一) 基本框架

消费结构指人们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尹世杰，2007)。消费结构升级是主流商品的消费需求由低级向高级变革的过程(文启湘、冉净斐，2005)。其大致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原有消费项目不变，但各消费项目向更高层次发展，例如使用更高级的用品、住更大的房子等，用、住等的项目没有变化，但质量提高了。二是增加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项目，使消费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不断高级化，如购买了私家车、增加了家庭旅游的项目支出等(王辉龙、高波，2016)。

消费结构升级意味着对新产品的需求增加(俞剑等，2018)。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一方面，对新产品的消费提供了区别自身与他人的机会(Bourdieu and Nice, 2005)；另一方面，消费又是一种与同辈发生联系的方式，会引发模仿(Douglas，1983；Becker，1996)。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新产品的消费迅速扩散到整个消费者群体(Swan，2009)。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这将提高新产品的相对价格。这向企业传递了信号，企业将围绕新产品的生产展开竞争。为了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或者开发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品，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Nesta and Saviotti, 2004；闫志俊、于津平，2018)。

如果不考虑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在封闭条件下，技术进步路径主要包括成果转化和自主创新(沈坤荣等，2011)。沿着这两条路径，消费结构升级可能会导致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其一，如果生产新产品仅需要现有科技成果的转化，那么，为满足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需求并以此获利，企业会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由于这些科技成果是现成的，其使用并未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结构升级仅提升了技术效率。其二，为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或者开发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品，很多时候需要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进行自主创新。由于成功的创新者对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产品具有暂时的垄断权利，在市场上占有相对优势并获得超额利润，这给其他潜在的创新者提供了激励。因此，在良好的市场和制度环境下，消费结构升级可能会促进技术创新。

在开放条件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模仿实现(谢建国、周露昭，2009)。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贸易模仿型企业(邹薇、代谦，2003)。对它们而言，消费结构升级可能带来以下影响。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需求增加，如果通过模仿进口品中的技术，企业就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这时，通过模仿实现批量生产可能是企业的最佳选择，尽管没有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但可能会带来技术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长期位于价值链的低端，可供模仿的技术也可能并非前沿技术。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模仿有助于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新需求，但长期来看，基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模仿可能产生锁定效应(张先锋、丁亚娟，2009；王磊、魏龙，2017)，不利于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难以实现技术创新。

(二) 实证思路

根据前述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可能影响了技术进步；而且，沿着成果转化、自主创新和模仿等路径，消费结构升级影响了技术进步的不同方面。为此，我们首先要确定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是要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识别消费结构升级影响技术进步的路径。

首先，为确定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 TE{{C}_{it}}={{\alpha }_{0}}+{{\alpha }_{1}}\cdot C{{S}_{it}}+X\cdot \varphi +{{\mu }_{i}}+{{\delta }_{t}}+{{\varepsilon }_{it}} $

(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TEC_it指省区i在年份t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EC)和技术创新(TC)两种形式。为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考虑到城市化(沈坤荣、蒋锐，2007)、对外开放(王小鲁等，2009)、政府干预(罗长远，2005)、人力资本(周少甫等，2013)、经济集聚(崔宇明等，2013)、基础设施(刘秉镰、刘玉海，2011)等的作用，我们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用变量矩阵X表示。μ_i是省区固定效应，δ_t是时间效应，ε_it为干扰项。考虑到技术进步对消费结构升级潜在的反向影响，我们拟采用工具变量法去确立两者的因果关系。

其次，为进一步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影响技术进步的路径，我们将设定一系列验证条件(COND)，就前述假说进行检验。基本的架构如下。

$ TE{{C}_{it}}={{\beta }_{0}}+{{\beta }_{1}}\cdot C{{S}_{it}}+{{\beta }_{2}}\cdot CON{{D}_{it}}+{{\beta }_{3}}\cdot C{{S}_{it}}\cdot \text{ }CON{{D}_{it}}+X\cdot \phi +{{\mu }_{i}}+{{\delta }_{t}}~+{{\varepsilon }_{it}}~ $

(2)

其基本逻辑是，假如消费结构升级在某个技术进步的路径上影响为真，那么，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影响的效果会变得更好或更坏。根据前述分析，沿着不同的路径，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差异，我们可分别进行检验。

1. 路径Ⅰ：消费结构升级、成果转化与技术进步

在封闭条件下，如果生产新产品仅需要现有技术成果的转化，那么，为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者需求，企业会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提高了技术效率。这种影响受以下条件的制约，一要有足够的科技成果积淀，二要有保护科技成果的政策和措施(宋河发等，2016)。如果消费结构升级的确通过促进成果转化提升了技术效率，那么，当发明专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时，生产者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会提高，这时，如果有较多可用的科技成果，消费结构升级提升技术效率的效果会更好。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当科技成果因立法等得到较好的保护时，在那些拥有较多专利的地区，消费结构升级更能提高技术效率。

这时，式(2)中的验证条件(COND)包括两部分，一是专利保护程度，二是可用科技成果的多寡。预计当专利保护程度较高，且有较多可用的科技成果时，消费结构升级更能提升技术效率(EC)，因此，β₃显著为正。

2. 路径Ⅱ：消费结构升级、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

为了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或者开发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品，很多时候需要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进行自主创新。为检验这一路径，我们拟从市场结构和政府干预两方面入手，分别设置验证条件。如果这一影响路径属实，这些验证条件会影响前述机制的效果。

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吴延兵，2007)。其中，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与产品差异程度有关(Comanor，1967)。消费结构的提升拓宽了消费品的质量空间，并提高了产品的差异化水平；由于小企业竞争压力较大，故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更高，不仅如此，小企业运营更灵活，在产品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更可能进行自主创新，因此预期在企业平均规模较小、竞争较充分的市场结构中，消费结构升级下企业自主创新的效果更好。为此，我们提出命题2A。

命题2A：在企业平均规模较小的地区，消费结构升级更能拉动技术创新。

除企业外，政府也是自主创新的基本驱动力(原长弘等，2013)。但是，由于缺乏行业需求等信息，政府主导的研发可能更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发展，但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脱节(张帆、李垣，2005；田华等，2007)，这时，地方政府的“创新崇拜”会引发专利泡沫(申宇等，2018)。不仅如此，政府资助的研发还可能会挤出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安同良等，2009)。综上，政府干预可能会削弱消费结构升级下企业自主创新的效果。为此，我们提出命题2B。

命题2B：政府主导的研发投入越多，消费结构升级可能越难拉动技术创新。

3. 路径Ⅲ：消费结构升级、模仿与技术进步

在开放条件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模仿实现。进口的调节效应为我们检验这一路径提供了基础。进口越多，模仿的机会越多，一方面，进口中蕴含着可供模仿的技术，为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新需求，模仿是企业提升技术效率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在较长时期里“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占主导，这种基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进口带来的模仿越多，越可能产生低端锁定，不利于技术创新。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进口越多，消费结构升级越能提高技术效率，但越难推动技术创新。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上述命题，我们要对技术进步等变量进行测度。本节将对此进行说明。

(一) 技术进步的测度

沿着苏治、徐淑丹(2015)的思路，本文拟将技术进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再分别进行测算。这时，传统的DEA方法无法对同时处于前沿面的多个决策单元进行比较；而通过转换位于前沿面的决策单元，超效率DEA方法(Andersen and Petersen, 1993)可解决上述问题。在超效率DEA框架下，我们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技术进步(Chung et al., 1997)，其结果是截面和时间维度均可比的，并允许效率值大于1(Oh and Heshmati, 2010；李科，2013)。具体架构如下。

$ \begin{align} &TE{{C}_{i}}=\sqrt{\frac{1+D_{o}^{t}\left(x_{i}^{t}, y_{i}^{t} \right)}{1+D_{o}^{t}\left(x_{i}^{t+1}, y_{i}^{t+1} \right)}\cdot \frac{1+D_{o}^{t+1}\left(x_{i}^{t}, y_{i}^{t} \right)}{1+D_{o}^{t+1}(x_{i}^{t+1}, y_{i}^{t+1})}} \\ &\ \ \ \ \ \ \ \ \ \ \ =\frac{1+D_{o}^{t}\left(x_{i}^{t}, y_{i}^{t} \right)}{1+D_{o}^{t+1}\left(x_{i}^{t+1}, y_{i}^{t+1} \right)}\cdot \sqrt{\frac{1+D_{o}^{t+1}\left(x_{i}^{t}, y_{i}^{t} \right)}{1+D_{o}^{t}\left(x_{i}^{t}, y_{i}^{t} \right)}\cdot \frac{1+D_{o}^{t+1}\left(x_{i}^{t+1}, y_{i}^{t+1} \right)}{1+D_{o}^{t}(x_{i}^{t+1}, y_{i}^{t+1})}} \\ &\ \ \ \ \ \ \ \ \ \ \ =EC\left(x_{i}^{t+1}, y_{i}^{t+1};x_{i}^{t}, y_{i}^{t} \right)\cdot TC(x_{i}^{t+1}, y_{i}^{t+1};x_{i}^{t}, y_{i}^{t}) \\ \end{align} $

(3)

其中，TEC指技术进步。x_i^t、x_i^t+1分别表示地区i在t/t+1时期的投入向量；而y_i^t、y_i^t+1分别表示相应的产出向量；D_o^t(·)为产出距离函数。基于(3)式，我们可以将技术进步分解为技术效率(EC)和技术创新(TC)两项的乘积。其中，技术效率衡量了从第t期到第t+1期各省区对生产前沿的追赶程度；而技术创新则测度了从第t期到第t+1期生产前沿的外移。两者从不同角度衡量了技术进步。

(二)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所用的各类指标如表 1所示。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基于这些统计资料，我们分别计算了各省历年的技术进步等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有不同程度的缺失，故我们将其从样本中剔除。

四、基本结果与分析 (一) 基本结果

为明确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我们首先基于式(1)进行了回归。在计算消费结构时，我们借鉴了文启湘、冉净斐(2005)、王选选、刘娟英(2007)、孙皓、胡鞍钢(2013)等的思路，用除食品外的消费支出占比衡量消费结构，该指标测算时不易受物价因素的干扰，刻画的是除基本消费外消费者的支出情况，一般而言，该指标的值越大，消费结构越高。不仅如此，考虑到衣着、食品均属主要的生存需求，我们用除食品、衣着外的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作为消费结构高级化的另一个指标，在回归时作为对比，考察结果是否稳健。

从表 2模型(1)至(4)的结果看，不管用何种方法衡量消费结构，消费结构(CS)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且，其结果对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不敏感；从模型(5)至(8)看，消费结构(CS)对技术创新(TC)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了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未能有效拉动技术创新。

(二) 内生性问题

为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考虑到上一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变动会影响到消费者的选择，故它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然而，它与技术进步没有直接关联^①。因此，我们采用滞后一期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变动率(CPC)作为Ⅳ，基于面板Ⅳ架构进行了回归。结果汇总在表 3中。

① 如果工具变量仅通过问题变量间接影响因变量，那么，在控制了问题变量的情况下，工具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应该不显著(方颖、赵扬，2011)。根据上述思路，我们往(1)式中加入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率(CPC)，其系数不显著，说明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间接的。感谢审稿人对此的宝贵意见。

在表 3中可以看到，工具变量的有关检验表明，我们采用的Ⅳ是有效的。虽然我们使用了稳健型标准误，在至少11.5%的显著性水平上，消费结构(CS)对技术效率仍有正向影响；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消费结构(CS)对技术创新则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影响方向仍与此前一致。

五、进一步分析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大体可以判定，消费结构升级会促进技术效率，但未能有效拉动技术创新。本节拟检验消费结构升级影响技术进步的具体路径与条件。

(一) 消费结构升级、成果转化与技术进步

消费结构升级可通过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来实现技术进步，由于科技成果是现成的，其使用并未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结构升级仅提升了技术效率。如果上述影响路径属实，那么，当发明专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时，生产者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会提高，这时，如果有较多可用的科技成果，消费结构升级提升技术效率的效果会更好。为检验上述影响路径，我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的修订作为外生冲击，结合省区的发明专利特征，将式(2)拓展为式(4)，据此对该假说进行检验。

$ \begin{align} &E{{C}_{it}}={{\gamma }_{0}}+{{\gamma }_{1}}\cdot C{{S}_{it}}+{{\gamma }_{2}}\cdot PC{{P}_{it}}+{{\gamma }_{3}}\cdot C{{S}_{it}}\cdot PC{{P}_{it}}\cdot PPT_{t}^{First}~ \\ &\ \ \ \ \ \ \ \ \ +{{\gamma }_{4}}\cdot C{{S}_{it}}\cdot PC{{P}_{it}}\cdot PPT_{t}^{Second}+Z\cdot \kappa +{{\mu }_{i}}+{{\delta }_{t}}+{{\varepsilon }_{it}} \\ \end{align} $

(4)

其中，PPT_t^First/PPT_t^Second分别指样本期内《专利法》的第一、第二次修订。2000年8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可将2001年视为《专利法》第一次修订生效的起点。2007年12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科学进步法》，放宽了财政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条件；2008年1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这两次修订对专利保护的作用方向一致，且时间比较接近，我们统一将2008年作为《专利法》第二次修订生效的起点。

随着《专利法》的修订，专利保护得到了加强。第一次修订简化了专利审批、诉讼等程序，完善了专利保护制度与专利行政执法体制，就处理专利国际申请问题与《专利合作条约》衔接；第二次修订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创新能力作为宗旨，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并细化明确专利权的归属，提高了专利授权标准，并就制止专利权的滥用等问题进行尝试。根据前述分析，当发明专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时，生产者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会提高，这时，如果有较多可用的科技成果，消费结构升级提升技术效率的效果会更好。预期γ₃、γ₄为正。

由于模型中我们加入了消费结构(CS)、发明专利(PCP)和专利法修订(PPT)的三次交乘项，为使回归模型对交互项系数的估计量在统计上是一致的，我们按此类实证文献的建议(Jaccard and Turrisi, 1990；谢宇，2010)引入了相关的全部低阶交乘项，因此，控制变量集Z里面不仅包括了式(1)中的控制变量，还包括了PCP、PPT_t^First、PPT_t^Second、CS·PPT_t^First、CS·PPT_t^Second、CS·PCP、PCP·PPT_t^First和PCP·PPT_t^Second等交乘项。这时，γ₃、γ₄刻画的是其他条件不变时，当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时，随着专利拥有数量的增加，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效率影响的净效应。

从表 4我们可以看出，γ₃、γ₄均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专利法》修订之前的情况，由于每次修订都加强了对专利的保护，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变得更快；因此，在那些拥有专利较多的地区，消费结构升级更能促进技术效率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从结果看γ₄比γ₃小，说明两次修订的效果有所不同。这可能要考虑政策的叠加作用。2008年，财政部发布了《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将财政性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规定为国有资产，要“两报两批”和上缴收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该问题直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才得以解决^①，这影响了成果转化的效果。

① 该文件提出要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放松了上述约束。

(二) 消费结构升级、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

为生产出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新产品，很多时候需要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进行自主创新。为检验这一路径，我们拟从市场结构和政府干预两方面入手，分别进行检验。

首先，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由于小企业竞争压力较大，其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更高，而且，消费结构升级提高了产品差异化程度，这时，小企业运营更灵活，更可能进行自主创新。预期在那些企业平均规模较小的区域，消费结构升级更能推动技术创新。为检验命题2A，我们基于式(2)，将其中的验证条件(COND)换成企业平均规模(SIZE)，考察不同企业规模下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 5模型(1)至(4)的结果表明，企业平均规模(SIZE)与消费结构(CS)的交乘项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的平均规模越小，消费结构升级越能推动技术创新。命题2A成立。

为检验上述结果是否稳健，我们首先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分别用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率及其与企业规模的交乘项作为消费结构升级(CS)和消费结构升级与企业规模交乘项(CS·SIZE)的Ⅳ ^①，结果见模型(5)，其次，我们更换了消费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其结果见模型(6)至(9)。结果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的。

① 这样处理是考虑到消费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其次，政府干预也会影响消费结构升级下的企业自主创新。根据命题2B，政府主导的研发未必与消费者所需的完全契合；而且，政府资助的研发可能会挤出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因此，政府主导的研发投入越多，消费结构升级可能越难以拉动技术创新。为此，我们基于式(2)，将其中的验证条件(COND)换成政府科研投入占比(TGS)，考察政府干预下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表 6模型(1)至(4)可以看出，政府科研投入占比(TGS)与消费结构(CS)的交乘项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推动研发的力度越大，消费结构升级拉动技术创新的力度就越小。为检验上述结果是否稳健，首先，我们分别用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率及其与政府科研投入占比的交乘项作为消费结构升级(CS)和消费结构升级与政府科研投入占比交乘项(CS·TGS)的Ⅳ，结果见模型(5)；其次，我们更换了消费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其结果见模型(6)至(9)。从表 6的有关结果看，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考虑到政府的研发导向也可能反映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研发行为中。我们考察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对前述机制的影响，以此作为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从表 7中可以看到，不管用何种方法测度消费结构升级，国有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SRSE)与消费结构(CS)的交乘项仍显著为负，前述结论是稳健的。

(三) 消费结构升级、模仿与技术进步

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模仿实现。进口越多，模仿的机会越多，一方面，进口中蕴含着可供模仿的技术，为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新需求，模仿是企业提升技术效率的快捷路径，另一方面，在较长时期里“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占主导，这种基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进口带来的模仿越多，越可能产生低端锁定，不利于技术创新。为检验命题3，我们基于式(2)，将其中的验证条件(COND)换成进口(IMP)，考察进口的调节作用。

从表 8的模型(1)(3)可以看出，在以技术效率(TE)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进口(IMP)与消费结构(CS)的交乘项有一定的正向关系。如果用消费结构的第一种衡量方法，其结果显著为正，而采用第二种衡量方法时，结果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除食品外的较高级的产品消费市场上，进口品与本土产品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削弱了本土企业通过模仿提高技术效率的效果。

而从表 8的模型(6)(8)我们可以看出，在以技术创新(TC)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进口(IMP)与消费结构(CS)的交乘项均显著为负，这说明进口越多，消费结构升级越难以拉动技术创新。这可能是因为，模仿可能产生了某种低端锁定效应，即使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提出了要求，如果通过模仿就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就会削弱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这时，消费结构升级更难拉动技术创新。

六、结论与启示

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保障。本文将技术进步分解为技术效率与技术创新，并沿着成果转化、自主创新和技术模仿等路径，探讨了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条件，并基于1999-2015年的省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结构升级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生产前沿面不变的条件下提高技术效率；当发明专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时，生产者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会提高，这时，可用的科技成果越多，消费结构升级提升技术效率的效果越好。不仅如此，消费结构升级还能推动企业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实现技术创新。在企业平均规模较小、竞争较充分的市场结构中，消费结构升级更能推动技术创新；而由于缺乏行业需求等信息，政府主导的研发可能与消费者实际需求脱节，并挤出了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因此，政府主导的研发投入越多，消费结构升级越难拉动技术创新。在开放条件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模仿实现，进口越多，模仿的机会越多，这种模仿会提升技术效率，但可能会导致低端锁定，不利于技术创新。

以上结果表明，通过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需要更全面的认识。一般认为，需求结构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可能会拉动技术进步，但本文发现，当前的消费升级仅有利于提升技术效率，但未能有效拉动技术创新。要进一步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在技术进步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创造条件。一是要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进一步完善科技和知识产权法律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推动作用。二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充分发挥它们灵活性，使之在消费升级下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三要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在研发中的定位，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结构升级下企业的创新活力。四是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到模仿的正负面影响，借助消费结构升级的契机和大国优势，打破原有国际分工体系中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推动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