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广东地处我国华南经济圈的核心区，处于新崛起的西太平洋新月形经济带的关键位置，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后，广东利用历史时期形成的对外窗口及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一直充当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排头兵的角色。作为全国经济首位度最高的地区，广东的产业结构变迁及工业化进程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转变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和全球制造基地，并正朝着高质量发展之路迈进，我们通过分阶段观测广东改革开放40年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轨迹发现，持续性产业升级是其间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那么，广东持续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在哪里？哪些因素决定了后发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广东怎样通过动力转换和路径转换来持续提升自身的比较优势，以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上述这些问题正是本文希望予以探究的主题。

高质量发展体现的是经济发展的本真理性，其实质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金琣，2018)。产业升级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征及核心推力。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Porter，1990)，主要是指随着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变化，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水平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者高生产率增长的部门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并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来看，发展中经济体若要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经历一个产业持续升级的过程，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打造出产业持续创新能力和新的比较竞争优势。然而，持续性产业升级是一个艰难的持续攀升的过程，对所有经济体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处理好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技术进步与产业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发现，广东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的，通过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调整，使要素资源从低附加值领域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领域转移，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对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视，特别是强调经济发展中与要素禀赋无关的后天可获取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一直是学界研究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关注点。Young(1991)认为动态比较优势意味着各类资源向具有更大效率改进潜力的部门集中。Lucas(1993)指出动态比较优势体现在经济后进地区产品种类的增多上，随着新产品不断被引入，所产生的“干中学”效应保证了规模报酬的递增，进而会扩大该区域经济成长的空间。Aghion and Howitt(1998)通过引入熊彼特增长模型，强调创新对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作用。理论界的研究表明，创新和技术水平是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核心和关键，产业升级、技术提升均可视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显性表现。“干中学”使得一个地区的企业或产业凭借生产经验的累积和内生的技术进步在短期内迅速获取动态比较优势；创新则能够通过技术优势的积累获得长久的技术领先，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动态比较优势，实现超越式发展。因此，动态比较优势的获取，首先取决于对劳动力、资本等基础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形成多样化产品供给，满足市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其次依托技术创新摆脱静态的“比较优势陷阱”，完善研发、设计、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打破低端锁定；同时，由于创新本身具有高成本与高风险特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要素资源很难主动流向创新活动，政府通过改善制度供给体系，帮助企业克服向新的潜在优势产业转换的市场风险，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建立创造条件，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驱动力，实现创新型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正是在生产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政府干预及制度安排这四大动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推动比较优势动态更迭、产业持续升级的耦合动力机制。生产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动态转化是广东主导产业更迭、产业升级的直接拉动力；技术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推动力，广东循着模仿-跟随-赶超-局部引领创新的技术路径，并采取技术创新下的产业融合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和实体经济发生质的演进；政府干预及制度安排是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外部保障，政府的作用在于适时释放“政策红利”, 按照市场规律制定精准的产业发展政策, 帮助市场更好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在这四大动因的交织作用下，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广东依托一系列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被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到主动切入国际产业分工中高端价值链，适应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征及红利条件，充分利用不同时期的动态比较优势，以市场需求拉动和技术突破推动产业升级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走出一条产业持续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广东持续性产业升级进程演化分析：动力与路径

按照动力、路径转换以及比较优势动态更迭的阶段性特征，广东改革开放40年的产业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彼此间相互关联、并持续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一)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1年)：低成本要素驱动，以“轻型、外向”型产业为主导

区域经济发展处于不发达阶段时，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低成本要素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广东在生产结构上发挥低技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利用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及毗邻港澳的独特区位优势，承接港澳台转移进来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加工业和家电制造业；在市场结构上形成“两头在外”的格局，依靠加工贸易占主导的外需拉动，开启了工业起飞的进程，形成以对外加工贸易为特色的“轻型、外向”结构。

1. 率先推行外向型经济及商品经济政策，“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驱动产业升级

在经济起飞阶段，后发地区仅依靠市场的自由调节，往往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经济“起飞”所要求的条件，因而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适当运用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必要的(Gerchenkron, 1979)。在1978年以前，广东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工业总产值仅为206.56亿元^①，第三产业增加值也只有43.92亿元，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区位优势，被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梯度推进对外开放，尝试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嫁接和利用“三资三力”(外资外力、侨资侨力、民资民力)，这些“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举措顺应了市场发展规律，促进了资源的更有效配置，使广东在经济起飞阶段用较短时间成为名列全国前茅的新兴工业省份。

①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引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历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统计年鉴》。

一是设立经济特区，确立大开放的经济格局。1979年，为突破封闭自守的经济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的文件正式下达；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颁布，从此广东驶入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车道。通过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以及管理经验，积极改造传统工业，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充分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使广东奠定了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对外开放格局，并初步形成外向型经济结构体系。

二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创设的主要经验是“放得开，搞得活，上得快”，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使农民获得自主权和经营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同时，流通体制改革与价格改革配套进行。通过放开市场和放开价格搞活流通，价格改革坚持以市场形成价格机制为主的指导思想，实行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调、管并举，看准时机分步到位的做法，促进了生产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市场取向改革使得广东由1980年代中期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为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2. 适应要素结构供给特征，产业升级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低成本要素驱动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以农业为主，二、三产业极不发达，从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看，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资源主要是丰富廉价的低技术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及水电资源等等。而从当时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来看，大量中低端的轻型制造业企业急需寻找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生产基地，以实现产业转移。凭借“先行一步”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广东通过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积极承接国外及港澳台制造业转移，吸引大批“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驻，加工贸易迅速壮大，开始实现经济的起飞。广东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种产业发展模式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和雁行产业转移模式的逻辑，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生产要素资源禀赋，承接发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奠定了工业化初期的发展基础。

3. 产业结构呈现“轻型+外向型”特征，轻纺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

广东这一阶段主要的产业特征是“轻型+外向型”。在短缺经济下，外资迅速进入“三来一补”领域。珠三角城市群是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承接港澳产业转移，发展起了以服装、制鞋、纺织、家电、食品等轻纺产品为主的外向型工业，主导产业由改革开放初的“珠江水、广东粮”逐步过渡到以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日用化工等为支柱的轻纺制造业。

纺织工业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以接受香港、澳门转移进来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加工业为契机，积极引进生产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纺织服装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港澳的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最初主要采取“前店后厂”的模式，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出口工业为主，研发、采购、储运、融资、市场营销均在港澳地区，只有产品加工环节留在广东。广东以粗放型规模扩张发展为主的模式夯实了纺织服装产业基础，形成了自己的产业特色。纺织服装工业在广东工业化初期发挥了支柱产业、创汇产业、就业产业和致富产业的作用。

此外，家电产业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产业，依托临近港台的区位优势，在全球家电制造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中取得先机。通过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 形成了一大批以“三来一补”起步、以OEM为主的家电制造企业，从而使家电产业的总量规模迅速扩张。同时，中国特别是广东巨大的市场需求，也为家电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好条件。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广东集聚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大中小型家电制造厂、配件厂和服务商，初步形成了以佛山、中山、湛江等市为代表的白色家电产业群和以深圳、惠州市为代表黑色家电产业群，以及深圳、东莞两大出口加工区。1991年，广东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等日用“新三件”产量分别占全国的25.2%、24.3%、26.8%，成为全国重要的家用电器生产基地。

4. 产业空间集聚呈现出“经济特区+专业镇”的分散化布局特征

在产业空间分布上，广东形成了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农村社区工业化的主要格局，随着农村社区工业化的蔓延，以乡镇企业为主体，以集体土地为依托，逐渐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化空间格局。

1978年后广东开始设立经济特区, 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五大经济特区中，三个在广东，其中，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更是引人注目，使广东由过去的国防前线、边远地区变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区位条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利用毗邻港澳区位优势，粤港“前店后厂”式分工开始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同时，小城镇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具有专业化职能的新兴工业城镇(李新春，2000；王珺，2000)，如“服装城”九江、“内衣城”盐步、“冰箱城”容奇、“家具城”乐从、“陶瓷城”石湾等，专业镇对推动地区产业的专业化和特色化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广东21个地级市中，拥有专业镇最多的是佛山市，达到了37个；其次是梅州市，为31个；第三是汕头市，为27个；但工业类的专业镇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而农业类的专业镇主要集中在粤东西北地区，显示出专业镇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发展模式的差异。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阶段，广东主要依靠政策红利以及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驱动，通过实施“三来一补”大进大出政策，承接来自港澳台的产业转移，形成“两头(技术、原材料与市场)在外、低成本加工制造”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以贴牌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很快建立起低成本的轻纺制造业优势。产业空间集聚呈现出“经济特区+专业镇”的分散化布局特征，在以出口加工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特区和专业镇的共同作用下，广东形成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产业布局，并为下一阶段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低成本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重化工业大发展及以电子信息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崛起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要素资源被配置于更复杂的产品部门，而这些部门产品的“干中学”效应较大，从而促进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当资源被合理集中于其现有能力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产品的生产，就越容易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东亚奇迹”产生于此，20世纪90年代广东的赶超型增长也由此而来。广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依托仍具有成本优势的人口红利以及工业发展形成的资本积累，在生产结构上通过承接国际信息产业转移，引入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的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制造业而加快了产业间升级，新产业的引入使企业在“干中学”中提升了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迅速获取了动态比较优势；市场结构上形成“内外两个市场”的格局，在空间结构布局中以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为载体，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迅速崛起，广东开始进入重工化发展阶段。

1. 政策上开始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进一步实施外向带动及科技兴粤战略

随着国内全方位改革开放格局渐趋形成，广东所享有的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明显减少，而且当时的国内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特性，决定了其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全球产业转移与升级趋势也迫使广东要对加工贸易型产业进行调整。为继续在全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增创新优势，广东及时调整政策方向，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大举措。

一是进一步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建立广东区位新优势。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广东及时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扩大开放的基本目标及相应措施，并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改善结构，建立有较强出口生产能力的外向型产业群体。1998年广东省第八次党代会确立“外向带动”战略，1999年再根据中央提出的“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要求，制定和实施《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特别提出要围绕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积极引进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这一系列政策措施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将利用外资与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引进技术和促进出口相结合，有助于加快提升外向型产业层次。

二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了谋求产业转型升级，广东省大力实施科技兴粤战略，并开始将高附加值、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产业发展方向。1993年，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发《关于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从运行机制、资金、税收、人才等方面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之后又在财税、进出口、建设用地等方面陆续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崛起。199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粤发[1998]16号)，提出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第一经济增长点，并加快建设和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等三大支柱产业，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高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和建筑材料等三大传统支柱产业，扶持汽车、医药和森工造纸等一批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该《决定》成为这一时期推动广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纲领性文件，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2001年，广东省政府又印发了《广东省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和11个有关行业分方案，提出了鼓励发展类产品、改造提高类产品、个别限制、淘汰和禁止类产品目录，鼓励发展的共性技术和行业关键技术目录。通过一系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广东产业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三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及市场化改革。1992年之后，广东在关键领域继续全面推进和深化产权关系、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1994年，广东省推动重点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按照现代公司制进行改革，建立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6年，实施扶持重点大型企业集团发展，选择了82家重点企业集团作为扶持对象，组建广东工业主力舰队。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贯彻落实，广东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经济成份共同竞争、相互促进和补充的多元化格局，南粤大地涌现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及外商投资经济、国有与外商和集体与外商合资合作的混合经济等6大经济主体，投资主体多元化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2. 要素供给结构发生变化，产业升级的动力转为低成本要素驱动+投资驱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信息技术水平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开始向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转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以及技术密集型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加工生产环节。重化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初始投资资本规模的要求较之轻纺制造业大幅提高。而广东一方面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由于外来人口的不断流入，仍具有低成本优势；同时经过经济起飞阶段，已具备较好的工业基础及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社会资本及投资资金逐步丰裕。凭借要素比较优势以及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红利，广东抓住机遇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吸引到大批外商在珠三角的深圳、广州、东莞等地投资设立计算机和通信产品加工制造基地，带动电子信息、机电、新型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并与消费需求转换方向相契合。在这一阶段，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但资本投入开始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源泉，1992-2002年资本投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在50%-80%之间，在三大要素投入中居于首位。

3. 产业层次有所提升，重化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成为新兴主导产业

随着需求结构与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及政府顺应产业演变升级的规律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引导，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重化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产业层次有所提升。2002年广东规模以上轻重工业产值比例为49.83:50.17，重工业比重首次超过轻工业。1992年至2002年，广东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7.45%，比轻工业增速高出6.62个百分点。广东高技术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步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之一，并居于全国领先水平，2002年广东高技术产业实现总产值4532.33亿元，占全国的30%，居第一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利润分别占全国的26.5%、29.8%、23.4%，也均居全国第一。^①

① 数据来源于《广东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预测》，广东统计信息网，2004-09-14。

由于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广东产业适时进行了结构调整。一方面纺织服装、家电等传统产业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升级空间，另一方面全球信息技术浪潮催生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新兴产业逐步取代了一些传统产业的地位，主导产业实现更替，并向重工业化、高度化和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变。2002年，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石油化工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33.58%、11.52%、5.92%，这三大产业具有资本、技术密集型特征，发展势头强劲；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材三大传统产业的产出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工业总产值的占比仅为15.22%。这表明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排在广东工业产业前列的传统轻工业已让位于新兴产业，产业高度化趋势渐强。

其中，广东电子信息产业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重大机遇，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02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5887.78亿元, 总量位居全省各行业之首，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广东具有靠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主要承接美、日、韩等国电子通信产品的加工组装、非核心技术工序和零部件生产环节，与跨国公司和国际市场联系比较密切，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对外依赖度较高，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和出口能力均名列全国第一。以华为、中兴、TCL等一批企业为龙头，在珠三角形成了一批产业集群, 主要有以东莞等市为中心的计算机制造基地, 以深圳等市为中心的通信设备制造基地, 以深圳、惠州、中山等市为中心的家用视听设备制造基地等。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 最具代表性的如计算机整机的零部件配套率达95%。

同时，广东家电产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开始进入产业升级的品牌提升阶段。经过10多年的高速发展, 广东成为全国家电制造大省, 在生产规模、市场份额、出口额等方面居全国首位，形成了规模经济。然而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国内家电产品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迫使企业需要通过提升产品档次和质量，运用品牌战略来扩大市场份额。广东家电企业努力沿着OEM→ODM→OBM这样一条路径攀越产业价值链，扩大自主品牌影响力，涌现出一批国内享誉度高、口碑好的著名品牌。在2000年国家工商局认定的23个家电业驰名商标中，广东省白色家电就占有5个，容声(电冰箱)、科龙(空调)、美的(风扇、空调)、格力(空调)、格兰仕(微波炉)；在全国所有其他的省区中数量最多、行业地位也最为稳定。

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也开始内外市场的拓展，增强营销和服务能力。广东纺织服装企业由外向型起步，以外带内，从当外商的配角开始，逐渐向国内市场扩展，逐步升级。其中，专业批发市场成为产品内销的重要途径，据不完全统计, 广东省内纺织专业市场达90个之多, 一些市场的影响力甚至覆盖全国，广东从而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工业生产基地、集散市场中心、出口基地。

4. 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多层级的开发区建设促进了产业园区化、集群化发展

199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是广东开发区建设的高潮。仅1991至1993年，广东就新增了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保税区和1个国家旅游度假区。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级、省级各类开发区的数量大量增加，许多市、县甚至镇村级开发区、工业园区也大量涌现。由此，广东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开发区建设格局，许多开发区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效益明显，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增长点。

经过各个层级工业区建设的探索，各地逐渐走上园区化发展道路，产业开始形成集聚效应。从产业类型上看，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带初步形成，深圳、珠海的高科技产业在全国有一定位置。珠江东岸的轻纺、感光化学、医疗器械等行业有较大发展；珠江西岸集聚发展了家电、交通运输设备、石化和建材、轻纺等制造业。北部山区则在原有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等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以开发本地林矿资源为主的资源型加工业，如林产、造纸、烟草以及食品饮料等工业。粤东地区初步形成建材、机械、轻纺、陶瓷、电力、卷烟、制药等行业多样的工业体系。粤西地区则形成了以化工、石料建材、服装、食品、机电为支柱的工业体系。与内陆省市相比，广东临海型出口加工业和重化工业也得到较大发展。

同时，在原有的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专业镇基础上，增加了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逐步形成一批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截至2002年，广东全省已经形成15个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15个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159个专业镇。珠三角地区的IT产业集群增加值占广东省同行业的九成以上，占全国同行业三成以上，产业配套能力达到了95%以上；家电行业集群增加值占广东省同行业的九成以上，占全国同行业近1/4。

综上所述，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二阶段，人口红利等低成本要素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但投资驱动开始成为广东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投入带动广东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方向发展；同时通过承接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企业创新能力在“干中学”中得到提升，开始创立自主品牌。珠三角的实体经济实力增强，市场化改革也促使国有经济、民间投资和外商及港澳台经济齐头并进，趋于多元化，内外市场空间进一步拓展。

(三) 第三阶段(2003年至2011年)：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并行发展

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干中学”效应迟早会消失殆尽(Young, 1991、1993)。为了避免传统比较优势的陷阱，需要一定的推进机制。创新机制是一种长期作用机制，通过创新不断积累技术优势，可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动态比较优势。(干春晖、余典范，2013)。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奇迹的形成，主要还是依赖“追赶模仿型”发展模式，通过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组合、以“低端嵌入”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依靠模仿国外技术和发展传统加工产业来获取财富积累，这一过程累积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和问题，存在价值链“低端循环锁定”风险。特别是2008年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供需结构的变化迫使广东反思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开始由投资和外需带动向创新和内需带动转型。这一时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蔡昉，2012)标志着人口红利几近消失，资源比较优势逐步转换到技能和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政府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中的积极作用，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切换创造了条件；“双转移”战略的实施推动形成“梯度推移+核心升级”的产业空间布局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比较优势断档现象的出现(张其仔，2008)。

1. 政策上注重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产业自主创新及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广东传统的产业发展路径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扩张、参与国际低端竞争的粗放产业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两大“短板”。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广东打破产业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坚持高端发展的战略取向，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加快产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举措。

一是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2003年以来，广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和《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等文件，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心的现代服务业、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先进制造业等六大产业，重点建设珠三角现代产业核心区等八大载体。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工作意见等文件，研究制订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支持目录。积极推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编制和实施了装备、汽车、石化等12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同时，大力培育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和高增长行业，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培育100个带动性强、关联度高的重大项目；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规划，出台高端新型电子信息、LED等产业专项规划。

二是以“双提升”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广东该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木桶短边”。广东为此提出“双提升”战略，其核心内容是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双提升”战略指引下，2003年以来先后出台《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广东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大力推动产业自主创新，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在政策制定和落实中，建立全国第一个省政府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联席会议制度，率先突破了企业研发经费税前抵扣的配套政策细则和操作实务的难点，率先系统制定落实自主创新产品和政府采购政策及细则，率先实施产业技术路线图计划。在这些政策推动下，技术创新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不断增强。

三是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广东作为先发地区，随着珠三角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和环境资源约束的增加，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向生产要素成本低的地区转移。在此背景下，广东省委省政府基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理性把握，主动适应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趋势，于2008年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提出实施“双转移”战略。其立足点是发挥市场配置产业与劳动力资源的主导作用，顺势而为，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粤东西北地区有序转移、集聚发展，为珠三角发展高端产业腾出空间，在粤东西北地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达到优化全省产业区域布局的目的。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随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包括产业转移区域布局规划、优先扶持产业转移重点区域重点园区重点产业、共建省重点产业转移工业园对口合作、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劳动力转移对口帮扶等相关政策；同时采取竞争式扶持办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通过实施有关优惠政策，在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形成成本洼地，运用市场机制推动企业向东西北地区迁移，引导资金和各项生产要素向产业转移承接地集聚。“双转移”战略实施多年来，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联动，成效初现，实现了产业转入地与转出地互利共赢、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

2. 遭遇供需结构变化挑战，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转变为投资驱动+创新驱动

首先是要素成本大幅抬升。广东在迈入工业化中后期的过程中，人口红利开始枯竭，劳动成本进入快速攀升期，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常态性短缺；同时由于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环境保护的约束标准也日趋严厉，企业为使用环境资源要素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随着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广东依靠人口红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面临终结。其次，广东的内外需求结构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及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导致过去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广东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对高品质的新产品、新业态的需求更为迫切。而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增长点尚未培育成熟，技术进步和金融深化滞后于产业发展，缺乏拉动广东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动力。供需结构变化的双重挑战，倒逼广东产业升级动力要由原来的低成本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换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3. 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迈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并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扩大

广东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011年的5.0 :49.1 :45.9，二、三产业“并驾齐驱”，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服务业增加值比占不断增加，领先全国水平，物流、金融、会展、创意产业等成为广东产业新的代表。2011年，广东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5.9%，比2003年上升约0.6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增长8.5%，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57.6%。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工业的主导产业。2011年广东先进制造业增加值10326.03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提高到47.70%。

高新技术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24.5%。形成了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系统、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医疗器械、办公机械制造业、特种船舶及汽车等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领域，新一代显示技术、新型动力电池、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等投入生产。

其中，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从加工组装层次起步，在“干中学”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制造工艺创新，在21世纪初期推进到了制造研发层次，继续向产业体系上端攀升，进入到产业链创新的阶段，实现持续不断的动态产业升级。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及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华为、TCL等企业逐渐由模仿式、跟随式创新向赶超式创新转变。主要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强，在重点行业形成一批拳头产品。总体上看，广东电子信息企业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生产经验，生产管理水平比较高。计算机、家用视听设备等主要产品的生产企业大规模制造能力强，在工艺设计、模具研制、应用创新等方面有比较雄厚的基础。在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程控交换机、光通信产品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优势，已初步具有与国外产品相抗衡的实力。在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彩管、分立器件等产品竞争力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4. “双转移”推动产业空间布局呈现从核心集聚走向“梯度推移+核心升级”趋势

“双转移”战略实施以来，粤东西北地区通过承接珠三角的转出产业，加强了与珠三角的产业合作，促进上下游产业错位和配套发展。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园区成为粤东西北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促进当地发展的重要载体。截至2011年，广东省建立省级产业转移园区36个，实现产值3468.31亿元，税收137.39亿元，同比增长26.2%，有力地带动了粤东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从空间形态上看，承载产业转移的园区按照点(主要城市与产业园区)、线(铁路、公路、水路等重要交通轴线)、面(块状经济)的空间格局来展开的，从珠三角核心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六市)选择性地转出部分产业，通过“三圈”扩散和“五轴”地理轨迹的有序转移，在全省形成五个各具特色、相互联系、具有明显集聚效应的块状经济新格局。

同时，珠三角利用“腾龙换鸟”的契机在珠江东西岸形成带状产业带布局。随着劳动密集型、部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和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加快布局，珠三角产业结构逐步实现了从轻型化到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的转变。珠三角城市群整体呈现东岸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西岸以重型化为特征的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格局。其中，珠江口东岸信息产业走廊逐步形成，产业分工明确。广州的电脑集散地、软件、零部件及组装，深圳市的通讯、计算机、软件产业，惠州的电器、计算机，东莞的电脑零配件生产和组装等，在IT资讯产业分工协作上形成完善的体系。金融服务、科技研发服务主要集中在广深两个核心城市，东岸科技研发集聚程度较高，西岸地区则有一定数量的金融服务企业布局。

在这一阶段，产业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投资驱动+产业局部的创新嵌入，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迫使广东必须改变依靠低成本要素组合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型模式，技能和人力资本等高等级创新要素的重要性提高，新的要素红利即工程师红利开始凸显。初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趋势显现。“双转移”政策的实施推动产业空间布局呈现“梯度推移+核心升级”趋势，珠三角腾笼换鸟引进更加高端的产业(产品)，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粤东西北地区承接梯度转移而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四) 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创新驱动开始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主要动力，新兴产业及新经济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人力资本日渐丰裕，知识存量大量积累，研究部门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以后，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主导下，满足中高收入阶段的产品创新需求成为企业重要目标。伴随信息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不再受限于地理上的分割。在技术创新高溢出的背景下，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主要取决于区域R&D投资的数量(Helpman&Krugman, 1989)。2012年十八大以来，广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产业转型升级新阶段。技术引进空间缩小、要素成本优势不再的挑战，迫使广东必须转向“创新型增长模式”，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通过互联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多元产业融合，形成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经济”产业形态，带动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政府推动建立跨界创新机制，为企业营造创新生态环境；在空间结构上适应产品内分工趋势展开产业共建，推动同等水平的产业链跨区域布局与空间位移。经济发展开始从数量、速度型逐渐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1. 政策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

广东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超常规发展之后，供求层次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制造业及服务业高端供给不足，难以适应高品质消费需求的变化，新产业新产品供给潜力仍待释放。为破解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广东重点从两条路径着手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加快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又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和融合型新业态，通过高质量的供给创新激活发展新动能。

一是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东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根本之策，并把制造业作为提振实体经济的主要抓手。近年先后出台《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布局和项目规划》、《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着力对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在抓好“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把降低企业成本作为扶持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出台了《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实体经济十条”)，提出降低企业税收、用地成本、社会保险成本、用电成本、运输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十条促进企业降本增效的具体措施，为企业新减负超过600亿元。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加快培育融合型新业态。广东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先后制定《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关于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的意见》、《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关于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体制机制上推动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提升，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量，促进珠三角形成“1+1+7”一体化协同创新格局。同时，适应新兴互联网技术变革下的产业融合趋势，广东及时出台了《广东省“互联网+”行动计划》、《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广东省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有别于以往对产业内的线性升级的扶持政策，着力营造促进“互联网+”产业跨界融合的宽松制度环境，通过扶持跨行业技术创新平台、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等构建产业生态体系，加强金融、人才对融合型新业态的协同支持服务。

2. 产业升级动力转换：从投资主导、要素驱动向知识主导、创新驱动转变

广东的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采取“吸收—消化—模仿”战略，正是由此赢得了赶超时间，迅速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广东面临技术学习空间被挤压的严峻挑战。过去广东在跟踪模仿阶段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走完先行国家(地区)历经多年走过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借用了现成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推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但随着广东自身技术逐步靠近前沿时，那些可以低成本获取的前沿技术和经验逐步减少，并遭遇发达国家核心技术和贸易保护强大壁垒，继续沿用嫁接在先进国家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之上的“吸收—模仿”战略已经行不通。在可借用和复制的技术空间不断缩小，而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又尚未接力而上的时候，容易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明显下滑。在这样的环境下，广东必须要转向全面创新驱动，由“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特别是要推动全产业链条的自主创新。

3. 产业结构优化：新兴业态及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新增长点

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十八大以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成为广东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增长由工业拉动向服务业拉动转变。三次产业结构从2012年的5.0:47.7:47.3调整为2017年的4.2：43.0：52.8，服务业比重提高5.5个百分点，“三二一”产业格局已经形成，结构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2012年的57.6%提升到2017年的62.6%，提升了5个百分点，成为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挥主导作用，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十八大以来，广东工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总量不断扩大，规模持续扩张。其中，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从2012年的48.1%提高到2017年53.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从2012年的24.1%提高到2017年的28.8%，广东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在“智能制造”、“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等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推动下，发展速度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对工业发展的贡献继续提高，逐步成为工业主导产业。同时，新产业新动能发展迅速，形成新一代移动通信、新型显示、软件、半导体照明、生物医药、智能制造装备、新材料等7个产值超亿元产业群。

基于互联网、智能化的产业融合催生新业态、新经济，并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融合是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技术创新融合和市场需求的变动，旧有的产业边界正在逐步消融和模糊，并融合催生出许多新兴产业。广东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以网络购物、网上支付、跨境电商、在线租车、在线医疗、在线教育、数字娱乐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兴服务业态发展迅速，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应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新方向。一方面，新兴电子信息技术与机械、汽车、能源等传统工业技术的互相融合，加速了智能装备制造、汽车电子、能源电子等新兴市场的兴起和迅速壮大；另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广泛融合，带动了整合电子信息产业链多环节的新兴产业的形成，数字家庭产业和数字内容产业、移动电子商务就是其中的突出典型。传统的家电产业也正在智能化升级，家电企业与互联网企业的“软硬结合”，通过对美的、格力等智能家居体系建设加大扶持，形成一批新型智能家电企业，打造智能家居平台。

4. 产业共建与布局优化：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布局优化提升，粤东西北产业园区扩容提质

产业共建成为粤东西北实现振兴发展、珠三角高端发展的有效路径。为了更好地把珠三角的先进生产力引向粤东西北，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适应产品内分工的趋势展开产业共建，推动同等水平的产业链跨区域布局与空间位移。2017年，全省共设立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和产业集聚地87个，基本实现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园区县域全覆盖。2017年全省共引导254个超亿元工业项目落户共建产业园。省级产业园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415.2亿元，税收535.9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占粤东西北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达30.5%，有力推动了粤东西北加快工业化进程。珠三角地区通过“腾笼换鸟”引进更加高端的产业(产品)，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与粤东西北地区形成“头脑产业”和“躯干产业”的分工。而粤东西北地区的要素资源与所承接的珠三角地区优质企业、技术、项目、管理等资源的结合则会产生新的比较优势，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在实践中，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形成不同地区在相同技术水平下分工协作来生产同一种产品，根据产业项目、企业功能、产业链条的分布特点，初步形成“总部+基地、集成+模块、龙头+配套、孵化+产业化”等四种共建模式, 成为全省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示范样本，为全国推动“飞地经济”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趋向高端化，空间呈现圈层+轴带式格局。珠三角的产业在向粤东西北转移的同时，其自身的布局得到优化，特别是珠三角中心城市发挥了创新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其中，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内圈层的核心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南沙、前海、横琴三大国家级新区打造现代服务业新高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内圈层的中心城市集聚，以广州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制造业优势凸显，IAB(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产业加紧布局；深圳、东莞和佛山集中布局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制造等专业化程度高、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外圈层的江门、惠州和肇庆等城市则接受内圈层中心城市的技术溢出，提升机械、石化、金属制品、建材等传统产业的层次，发展智能装备制造、轨道交通设备、新材料等新兴制造业，同时利用优越的生态本底和农业资源，发展旅游度假休闲产业。

以上分析表明，创新成为这一时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广东从“追赶型增长模式”向“创新型增长模式”转变，新兴产业部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通过与实体经济的多元产业融合催生新的增长点，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及实体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提升。广东参与全球分工方式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在广东省内区域，珠三角与粤东西北适应产品内分工的趋势展开产业共建，推动同等水平的产业链跨区域布局与空间位移，珠三角中心城市发挥创新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产业趋向高端化。

三、结论及展望 (一) 主要结论

作为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及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广东经济与产业发展在4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不仅具备了“走在全国前列”的良好基础，也正在迎来“走在全国前列”的新机遇。通过分阶段考察广东产业转型升级40年的演化轨迹，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40年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跃升之路，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持续性产业升级。在此期间，广东产业发展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转型升级，每一次转型升级都推动了广东经济发展质和量的飞跃。从1978-1991年，广东抓住改革开放先机，通过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由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发展成为名列全国前茅的新兴轻工业省份，实现了第一阶段的经济起飞；1992-2002年，紧抓国际信息产业转移机遇，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及重化工业迅速崛起，提升了制造业层次，助推广东经济实现二次腾飞；2003-2011年，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并行，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率先探索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模式，加快促进广东经济实现科学发展；2012年至今，推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经济、新业态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广东经济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二，广东40年来的持续性产业升级，其驱动力主要来自于持续不断的动力转换以及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调整，而这种动力转换是与供给和需求结构变动相适应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成本要素驱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投资驱动、本世纪初期的嵌入式创新驱动，再到2012年以来的全面创新驱动，广东的产业发展从依托低端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红利转向依托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红利和创新红利，逐渐摆脱“比较优势陷阱”，开始迈向创新型增长之路，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核心和关键。同时，广东的产业结构演变特别是主导产业的更迭，又是与国际产业转移及消费市场需求热点转换密切相关的。从上世纪80-90年代初的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饮料等轻工业，到90年中后期的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及重化工业，本世纪初的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房地产、金融、物流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再到2012年以后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互联网+服务等高技术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态，消费升级趋势日趋明显。

第三，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一直是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电子信息、家电等产业沿着价值链由OEM→ODM→OBM不断攀升。在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推动下，产业融合成为重塑产业结构、跨界创新的重要手段，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的融合，特别是互联网+制造、“人工智能+制造”、制造+服务等融合模式，推动了全链条产业升级及跨产业升级。

第四，政府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适度有为，营造了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环境，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建立创造条件。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广东省政府顺应市场发展规律及产业演变升级规律，做好产业发展顶层设计，适时释放政策红利，通过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方向，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并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成本，为产业持续升级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五，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是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作为全国开放度最高的省份，广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由被动的外向带动模式向“内外兼修”主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转变，促进产业发展外循环与内循环的互动融合。

(二) 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走向

十九大以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广东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呈现增速转轨、结构转型、动能转换的特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提升产业结构、转换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广东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发展最紧迫的任务。

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广东的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体系的突出短板是产业体系，产业发展质量和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新旧动能转换在加快但接续不力的矛盾较为突出，特别是新兴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不高，发展层次有待提升。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广东应以全面创新驱动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趋势，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重点是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以创新引领、数据驱动发展为核心战略，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发展主线，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战场，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重点布局对广东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长期支撑和重大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成为产业体系新支柱，并在更广领域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形成一批新增长点，从而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高起点推进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在新时代继续引领支撑全国改革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