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老一代农民工成为劳方主体，当前的劳资冲突事件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劳动诉求多元化以及劳资协议力量增强的表现。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深入探究新生代农民工为劳方主体的劳资冲突行为对于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打工的主要目的、生活方式、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城市认同感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王春光，2001；Twenge，2010)。面对歧视性待遇时的应对方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新生代农民工显性的集体抗争行动参与度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Lee，2007；王弘钰等，2016)。老一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隐忍、默默承受，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愿意选择反抗、冲突、报复、闹事等体制外抗争行为(Chan，2010；陈雄鹰等，2015)，体制外抗争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新形式(徐增阳、姬生翔，2015；Lisa，2016)。

众多学者试图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多方面进行原因挖掘。从内部因素看，满意目标的变化是劳资冲突显性频发的内在驱动力，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有着比上一代更高的目标和更多的诉求，更加注重职业发展以及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蔡禾，2010；冯永琦、张天舒，2016)，内在满意目标的变化驱动他们敢于尝试突破边界的新兴行为，从而不断寻求比以往更优的收益结果(李艳、曹芳，2015；李艳、谌晓舟，2017)。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劳资冲突既受多年来社会结构和就业结构中长期积聚问题的影响，也是长期以来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物(李艳、孟凡强，2015)。劳动关系领域公共产品供给缺失，劳动法制不够完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仍未打破，工会组织角色定位和功能缺位，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劳动关系问题的有效解决(常凯，2009；高华，2011；王弘钰、王辉，2016；王琦等，2017)。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维权观念已经觉醒，但是很多企业却趋利性明显，人力资源观念没有与时俱进，满足员工需求能力不足，企业管理方式调整滞后和有效沟通对话机制缺失，导致劳资矛盾加剧、劳动关系紧张(谌新民、李艳，2010；张宏如、李群，2015)。

当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研究，或是对劳资冲突行为模式的现象描述，或是对劳资冲突行为模式影响因素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多停留于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动态研究相对缺乏。实际上，劳资关系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系统，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模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扩散过程，这种群体扩散过程实际上就是变异产生的新行为、新策略的动态传播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多层次的群体学习机制。这种机制通常具有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的特征，当某个创新或突变的行为策略收益是正反馈(或正性)时，其在群体中的使用频率就可能增加，随着这种策略逐渐在群体中传播并扩散，边际报酬不断递增，最终形成演化中的一个路径依赖或者是路径锁定。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单群体演化博弈的动态理论视角出发，结合相关案例探索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变异行为的群体内部扩散机制与演化路径，以期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有益的意见参考。

二、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 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

对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群体扩散的动态分析以演化博弈为理论基础，因此分析框架主要建立在演化博弈的基本框架基础之上，分析的起点包括：

1.假定每个博弈参与方都采取一个纯策略，采取相同纯策略的个体被视为同一个种群，所有的种群组成一个更大的集群。

2.用适应度函数来表示每个种群在博弈策略下的支付，适应度可以理解为采用该策略的人数在每期博弈后的增长率。适应度不仅取决于策略在博弈中的期望支付(收益)，还取决于个体的学习能力、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模式和社会文化偏见、未来收益增长率等因素。

3.将演化动态过程的任一渐进稳定不动点称为演化均衡。在演化的视角下，均衡不仅是指达到某种静止状态，还要求静止点实现某种形式的稳定性存在，因此演化均衡的策略是演化稳定策略(ESS)^①，其核心思想是要求均衡能够抵御变异(mutation)的入侵：如果变异策略在群体博弈中的支付所得大于原策略支付所得，变异策略就将侵入群体；反之，则无法入侵且在演化过程中趋于消失。^②

① 用J(p, q)来表示一个种群的策略p遇到策略q时的收益函数，如果J(p*, p*)>J(p, p*)时，或者当J(p, p*)=J(p, p*)时，J(p*, p)=J(p, p)，策略p*被称为是ESS，ESS可以是纯策略，也可以是混合策略。

② 乔根·W.威布尔著，王永钦译, 2015, 《演化博弈论》，格致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

4.由于支付较高的策略在群体中的采用频率将会增加，而支付较低的策略采用频率将会减少，因此长期的结果必将是收益较高的策略替代收益较低的策略，但是这个长期过程存在着惯性依赖，所以群体行为不会在短期内剧烈变动。^③

③ 赫伯特·西蒙著，黄涛译, 2002 《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基于以上思想，结合行为人的学习机制进行最优反应动态的简化分析，可以设s为两人对称博弈矩阵U的一个策略，每个博弈参与人都有(1-ε)的概率遇到选择策略s的参与人，同时，也有ε的概率遇到入侵者，则ε就是变异种群在集群中的比重，是一个极小的正数。如果存在ε⁰，对任意的s≠s’和任意的ε∈(0, ε⁰), 满足

$ {\rm{u}}\left[ {{\rm{s}},\left( {1 - \varepsilon } \right){\rm{s}} + \varepsilon {\rm{s'}}} \right] > {\rm{u}}\left[ {{\rm{s'}},\left( {1 - \varepsilon } \right){\rm{s}} + \varepsilon {\rm{s'}}} \right] $

(1)

则s是一个演化稳定策略(ESS)，代表一个种群抵御变异入侵的稳定状态。其中u(a, a)即博弈双方策略为(a, a)时的收益支付，也就是适应度。当“主导策略”s受到少量变异策略s’的侵袭时，不等式(1)说明采用主导策略严格优于变异策略。

此外，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扩散的演化博弈模型，除需要满足演化博弈的一般性假设之外，还需作出更为具体的限定：

5.假设外部环境和条件既定，不考虑政府政策、劳动力市场、国际劳工保护等各种外部环境对劳资冲突行为的动态影响。

6.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一个同质的、单一的社会群体(集群)，在同一个群体中选择相同策略的个体组成一个种群，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存在多个种群。

7.重点考虑个体的博弈支付，假设某个纯策略的适应度主要取决于该策略的期望收益。

(二) 单群体复制者动态理论与模型设定

单群体复制者动态是演化博弈理论中的基本动态模型，主要描述某一特定策略在一个集群中被采用的频数或频度^①，并认为采用某一纯策略的个体数在群体中所占比例的增长率等于使用该策略时所得支付与群体平均支付之差。

① Taylor, P.D. and L.B. Jonker, 1978,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ies and Game Dynamics”, Mathmatical Bissciences, 40: 145-56.

根据单群体复制者动态理论，假定一个集群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对称博弈，并且在集群中选择相同策略的个体又构成种群。假设在集群中每一个个体i∈N都有相同的可供选择的纯策略集：s_k = {1, 2, …，n}。用x = (x₁, x₂, …, x_n)表示群体在时刻t所处的状态，x_i就是时刻t采用策略i的个体人数，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可微的时间函数，那么集群中的个体总数是 ${\rm{N = }}\sum\limits_{i = 1}^n {{x_i}} $ ；采用策略i的人数t时刻在群体中的比重是p_i=x_i/N， $\sum\limits_{i = 1}^{{n_s}} {{p_i}} = 1$ ；u_i (s，x)表示个体选择策略s_i的适应度函数，代表选择策略s_i的个体数增长率，但为简化起见，也可将策略的期望收益等同于适应度。

这样，就可以用差分方程建立复制者动态离散模型(2)，用微分方程建立连续模型(3)：

$ {{\rm{x}}_{\rm{i}}}\left( {{\rm{t}} + 1} \right) = {{\rm{x}}_{\rm{i}}}\left[ {1 + {{\rm{u}}_{\rm{i}}}\left( {{\rm{s}},{\rm{x}}} \right)} \right] $

(2)

$ \frac{{d{x_i}}}{{dt}} = {x_i}{u_i}\left( {s,x} \right) $

(3)

将x_i = p_iN分别代入方程(2)和(3)可得离散和连续复制者动态方程：

$ {p_i}\left( {t + 1} \right) = {p_i}\frac{{1 + {u_i}\left( {s,p,N} \right)}}{{1 + \bar u}} $

(4)

$ \frac{{d{p_i}}}{{dt}} = {p_i}\left[ {{u_i}\left( {s,p,N} \right) - \bar u} \right) $

(5)

其中， $\bar u = \sum\limits_{i = 1}^n {{p_i}{u_i}} $ 表示t时刻群体的平均期望收益(适应度)。

虽然离散方程比连续方程更接近于现实，但却难以计算和求解。为简化分析，演化博弈通常采用连续的复制者动态。此外，出于简便考虑，我们只考虑对称博弈的情况。如果博弈的支付矩阵为U，则(Ap_i)表示策略s_i的期望收益(或适应度)， $\overline {Ap} $ 表示平均期望收益，即平均适应度，从而方程(5)可以改写为

$ \frac{{d{p_i}}}{{dt}} = {p_i}\left[ {{{\left( {Ap} \right)}_i} - \overline {Ap} } \right) $

(6)

方程(4)和(6)就是单群体复制者动态模型，从中可知，采用策略s_i的个体在集群中所占比例随时间存在三种演化可能性：第一，如果选择策略s_i的种群的个体期望支付少于集群的平均期望收益，那么采用s_i的种群的个体数增长率将为负，该种群的个体在集群中的比例将会随着时间的演化而不断减少；第二，如果个体选择策略s_i得到的支付高于群体的平均收益，那么采用s_i的种群的个体数增长率将为正，该种群的个体在集群中的比例将会随着时间的演化而不断增加；第三，如果个体选择策略s_i得到的支付恰好等于群体的平均收益，那么采用s_i的种群的个体数增长率为零，该种群的个体在集群中的比例将保持不变。

三、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单群体演化博弈模型

基于单群体复制者动态理论设定，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视为一个演化的“集群”，并从群体内部出发，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单群体对称博弈模型，探讨其群体内部劳资冲突行为的微观演化机制。

(一) 博弈支付矩阵设计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在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劳动关系作为整个社会体系中与经济和政治体系相交叠的系统，也在经历着一个相对混乱的制度危机阶段。在这个重要的转折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劳资力量对比的关键因素(谌新民、李艳，2011)，以他们为劳方主体的劳资冲突行为出现多种演化路径：既有对上一代惯例行为的遗传延续，又产生了其特有的创新变异行为。因此，在近年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事件中，既能看到一部分人继续采用“隐忍”等上一代农民工的行为惯例，又能看到不少人维权意识觉醒并开始积极采取体制内投诉等类似惯例修正的渐变行为，还能看到一部分人出现了诸如“用脚投票”或是集体行动等体制外突变行为，其劳资冲突行为演化出现多个路径分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也由于个体行为策略选择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种群。

一旦经济中出现能够带来更高报酬的行为模式，就会有个体不断学习模仿，形成新的报酬递增机制，从而导致整个系统路径的改变，最终产生新的路径依赖甚至是路径锁定。在当前的环境下，“体制内”渐变和“体制外”突变两大类劳资冲突变异行为存在着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引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学习并且扩散，因而有可能演化成为劳方全新的标准模式或主导路径，进而彻底改变我国过去三十多年形成的劳动关系状态。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体制内”渐变和“体制外”突变两大类变异行为在群体中的扩散，以期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变异行为的演进方向与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员内部由于信息拥有程度、分析计算能力等的差异, 其行为方式符合演化博弈理论中惯性、短视等有限理性的假设。运用演化博弈的观点和方法可以将“体制内维权”和“体制外冲突”看成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不同的策略空间，设定博弈模型局中人为集群内随机匹配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和新生代农民工2，由此构造出双人对称博弈支付矩阵，如表 1所示。

表 1中，当参与人双方均采取“体制内维权”时，由于目前劳动权益保障不健全等制度性缺陷，以及个体劳动者社会资源和信息的贫乏，加上行动的分散性，其行为博弈仅能获得价值为m的收益支付(m>0)。

当参与人双方均采取“体制外抗争”的突变行为时，在当前人口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背景下，无论是“用脚投票”还是集体行动都能令原本处于制度弱势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合作优势获得价值为m+b(m>0, b>0)的收益支付：“用脚投票”会进一步加剧企业“民工荒”, 从而倒逼劳资地位反转，集体行动则会产生垄断力量从而获得有利的分配结果。其中，b代表体制外抗争成功可能产生的边界外收益优势值。

当参与人一方采用“体制外抗争”、另一方采用“体制内维权”时，采取“体制内维权”的参与人将继续保持原有的收益支付m不变，而单方面采取“体制外抗争”的参与人由于合作的不确定性导致体制外试错行为比体制内行为面临更大的失败风险，因此，不得不承受一定的失败成本c(c>0)。设其体制外抗争行动的停止点为m-c，那么在收益支付降低至m-c时，参与人i将停止尝试体制外抗争的突变行为。

显然，如果用传统的博弈理论分析可以发现，表 1的博弈矩阵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体制外抗争，体制外抗争)以及(体制内维权，体制内维权)。在这两个纳什均衡中，前者的支付(m+b, m+b)明显高于后者，具有帕累托效率。但是如果博弈方之一有选择“体制内维权”行为的可能，或者双方相互怀疑对方可能采用体制内行为，那么(体制内维权，体制内维权)就可能成为相对于(体制外抗争，体制外抗争)的风险占优均衡。如果用该博弈结果来分析现实中劳资冲突行为的状态，那么新生代农民工要么完全选择“体制内维权”的行为，要么完全选择“体制外抗争”的行为，这显然与当前多种行为并存的事实不符。如果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的复制者动态来寻找劳资冲突行为的动态稳定均衡，则能够更接近现实的状况。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策略稳定性分析

设u₁为采取“体制外抗争”行为的新生代农民工所获得的收益支付，u₂为采取“体制内维权”行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益支付，p为采取“体制外抗争”行为的农民工种群在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则有

$ {u_1} = p\left( {m + b} \right) + \left( {1 - p} \right)\left( {m - c} \right) $

(7)

$ {u_2} = pm + \left( {1 - p} \right)m = m $

(8)

根据行为人的最优反应动态机制，当u₁ >u₂时，p(m+b)+(1-p)(m-c) > m，即仅当 ${\rm{p > }}\frac{c}{{b + c}}$ 时，“体制外抗争”行为是风险占优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人会在t+1期采用“体制外抗争”的行为策略；当且仅当u₂>u₁时，m > p(m+b)+(1-p)(m-c)，即仅当 ${\rm{p < }}\frac{c}{{b + c}}$ 时，“体制内维权”行为是风险占优的，博弈方会在t+1期采用“体制内维权”的行为策略。

以上的最优反应规则表明，如果在t时期一旦有超过 $\frac{c}{{b + c}}$ 比重的行为人采用“体制外抗争”策略，那么“体制外抗争”的策略将严格优于“体制内维权”策略，博弈方就会在t+1期选择“体制外抗争”的冲突行为；如果在t时期采用“体制外抗争”策略的行为人比重低于 $\frac{c}{{b + c}}$ ，那么博弈方就会在t+1期选择“体制内维权”的行为。由于博弈方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随机抽取的，因此这个反应机制对这一同质集群内的所有个体都基本适用。那么除了初始状态全部个体都选择“体制内维权”行为的情况之外，在其他初始状态下的博弈方都可以经过一段时期的策略调整收敛至采用“体制外抗争”行为的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体制外抗争”的行为策略可以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将“体制内维权”策略清除出去，那么“体制外抗争”行为就是一个演化稳定策略(ESS)。

以上仅是根据最优反应动态规则的简化演化稳定策略分析，利用复制者动态模型可以进一步验证这种动态的演变规律。设u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收益支付，令 $f\left( p \right) = \frac{{dp}}{{dt}}$ ，表示采取“体制外抗争行为”的种群比例相对时间的变化率，则有:

$ \begin{array}{l} \bar u = p{u_1} + \left( {1 - p} \right){u_2}\\ \;\;\; = {p^2}\left( {m + b} \right) + \left( {1 - p} \right)p\left( {m - c} \right) + \left( {1 - p} \right)m\\ \;\;\; = \left( {b + c} \right){p^2} - pc + m \end{array} $

(9)

$ \begin{array}{l} f\left( p \right) = p\left( {{u_1} - \bar u} \right)\\ \;\;\;\;\;\;\;\;\; = p\left[ {p\left( {m + b} \right) + \left( {1 - p} \right)\left( {m - c} \right) - \left( {b + c} \right){p^2} - pc + m} \right]\\ \;\;\;\;\;\;\;\;\; = p\left[ {{p^2}\left( { - c - b} \right) + p\left( {b + 2c} \right) - c} \right]\\ \;\;\;\;\;\;\;\;\; = p\left( {p - 1} \right)\left[ {\left( { - c - b} \right)p + c} \right] \end{array} $

(10)

令f(p) = 0, 求解得p₁=0，p₂=1， ${p_3} = \frac{c}{{b + c}}$ 。

由于f'(p)=－3(c+b)p²+4cp+2bp－c, 分别代入p₁、p₂、p₃，求解可得f'(p₁)=-c, f'(p₂)=-b, ${\rm{f'}}\left( {{{\rm{p}}_3}} \right) = \frac{{bc}}{{b + c}}$ ；由于b>0，c>0，可得f’(p₁) < 0，f’(p₂) < 0，f’(p₃)>0。因此可知，p₁=0和p₂=1为博弈矩阵的两个稳定均衡点，分别对应(体制内维权，体制内维权)和(体制外抗争，体制外抗争)两组纯策略组合，它们同时也是纳什均衡；然而 ${p_3} = \frac{c}{{b + c}}$ 并不是稳定均衡点，而是决定稳定均衡演化方向的一个临界值，对应相位图为图 1。

从图 1可以看出，当初始状态中采取“体制外抗争”行为策略的个体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比例p小于临界值 $\frac{c}{{b + c}}$ 时，将在长期内全部演化为选择“体制内维权”行为的群体，而采用“体制外抗争”策略的个体在群体中将趋于消失。而当初始状态中采取“体制外抗争”行为策略的个体比例大于临界值 $\frac{c}{{b + c}}$ 时，采用“体制内维权”行为策略的个体将趋于消失，长期内将全部演化为采取“体制外抗争”冲突行为的群体，这与之前最优反应动态机制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因此，若要限制新生代农民工“体制外抗争”行为的迅速扩散，就需要设法使初始状态中采取“体制外抗争”行为的个体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低于临界值 $\frac{c}{{b + c}}$ 。如果选择“体制外抗争”策略种群的个体期望支付少于集群的平均期望收益，那么该种群的个体在集群中的比例将会随着时间的演化而不断减少。由于“体制外抗争”策略是一个演化稳定策略(ESS)，这意味着促进“体制内维权”行为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设法提高该策略的收益支付，令其优于“体制外抗争”的突变策略，从而改变博弈参与人的预期。

另一方面，临界值 $\frac{c}{{b + c}}$ 的大小则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一旦形成体制外抗争一致行动所能获得的优势值b，和无法形成一致行动时所要承受的失败值c，这两个数值的大小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两种策略的群体演化难易程度。在c值一定的情况下，当体制内抗争一致行动的收益优势值b增加时，临界值下降，较高的收益值给群体带来了较大的体制外行为演化动力，群体中采取“体制外抗争”的个体比例不需要太高就能够导致群体全部演化为“体制外抗争”的稳定策略结果，“体制外抗争”策略的群体演化难度减小；在b值一定的情况下，当体制外抗争的失败成本c增加时，临界值上升，较高的失败成本给群体带来较大的体制外演化压力，只有当群体中“体制外抗争”的个体比重较高时，才能让群体具有向体制外行为演化的可能，“体制外抗争”策略的群体演化难度加大。

四、体制外抗争向体制内维权的演化——基于南海本田的案例追踪

作为本文的案例，南海本田公司是日本Honda在中国设立的首家独资公司，主要生产汽车变速箱及传动轴、发动机组件等相关零部件。现就该公司2010年和2013年间劳动冲突、发展及其演变问题，具体陈述如下。

2010年5月17日上午，南海本田公司100多名员工因不满公司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而停工，向公司提出提高工资待遇、进一步改善员工福利等要求。当天，本田公司管理层承诺将认真考虑员工的诉求并在一周后给予回复。但当天晚上，停工行动发生扩散，100多名晚班员工集结静坐，停工持续约一个半小时。5月21日，由于公司答复方案未能达到员工要求，晚上19时左右，组装部约200员工静坐抗议，到22时，齿轮系约200员工也参与静坐。相对于17日的部分停工，21日扩散为全厂停工，涉及在勤的四、五百名工人。此后，本田公司分别给出了三个逐步提高的工资待遇调整方案，但均未能达到员工的要求，停工一度持续。

受停工事件影响，本田在华的三家整车厂面临每天2亿元以上的产值损失。5月29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开始介入协调，经反复磋商，劳资双方于6月4日就工资福利达成协议，员工全面复工。在员工的要求下，南海本田公司工会进行重组，劳资双方签订《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资集体协商协议》，平等良性的协商机制得以初步建立。以停工事件为契机，南海本田公司所在地狮山镇加强了劳动争议机制建设工作，2010年制订了《狮山镇企业职工集体停工事件处置预案》，2012年出台并实施《狮山镇企业劳资纠纷预防调处工作方案》，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劳资纠纷预防调处新机制。

2013年3月18、19日，佛山南海本田部分工人因不满年度薪酬调整方案再次发生停工事件，本次停工工人仍集中为新生代农民工。据相关报道，2013年3月初，本田工人根据工资协商机制通过工会向公司方面提出一线工人加薪15%的要求，但工会在与公司谈判时，接受了公司提出的一线工人上涨10%左右的方案。协商无果后，3月18日晚8时许，南海本田数百名员工集体停工抗议。停工事件发生后，南海区及狮山镇相关部门和单位积极参与协调。由于2010年停工事件后，南海本田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工资协商机制，加之政府部门较为完善的劳资纠纷预防调处机制，劳资双方经谈判很快达成一致方案，19日下午南海本田厂区恢复正常生产，停工事件不足一日。

南海本田的停工事件为本文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现实佐证，参与两次事件的工人平均年龄均在25岁左右，集中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两次事件同属于“体制外抗争”行为，其起因都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福利待遇的更高要求。2010年事件中，由于企业工会形同虚设，不能起到代表工人利益的作用，企业内部的工资协商机制也未成形，新生代农民工“体制内维权”的预期收益(m)较小，而“体制外抗争”的收益优势值(b)较大，从而使采用“体制外抗争”策略的个体比例超过临界值，进而产生扩散行为，由最初的部分停工扩散到全面停工，使“体制外抗争”成为一个演化稳定策略(ESS)。虽然在政府介入协调加之各方努力下，停工事件最终得以平息，但事件带来的经济损失已无法弥补。

停工事件后，南海本田公司重组了企业工会，并初步建立起平等的工资协商机制，狮山镇政府也完善了劳资争议处理机制，这些作法在本质上是提高了员工“体制内维权”的预期收益(m)和“体制内抗争”的失败成本(c)，降低了“体制外抗争”的收益优势值(b)，从而提高了“体制外抗争”成为演化稳定策略(ESS)的临界值。因此，当2013年再次发生停工事件时，并未发生进一步扩散，即并未形成“体制外抗争”的演化稳定策略(ESS)。根据笔者团队的追踪研究，2013年停工事件后，南海本田公司再未出现停工事件等员工“体制外抗争”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员工的维权行为实现了由“体制外抗争”向“体制内维权”的顺利演化，“体制内维权”成为新的演化稳定策略(ESS)。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单群体演化博弈理论，本文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群体扩散机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变异行为存在“体制内维权”与“体制外抗争”两种截然相反的演化趋势，而演化趋势的方向取决于初始状态中“体制外抗争”群体在总体中的比例。本文的研究结论让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体制外抗争”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稳定策略均衡，如果想仅凭“惩罚”来抑制新生代农民工体制外的突变行为，将难以达到最终的制度均衡。设法提高“体制内维权”行为的个体收益支付，以及相同经济环境与条件下的群体收益支付总和，才是抑制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变异行为向“体制外抗争”演化的根本途径，这就意味着必须要触动现有的劳资利益格局，在制度设计上设法对遵守体制内行为的博弈方提供激励，从而改变博弈参与人的预期，以达到新的稳定均衡。

第二，“体制内维权”行为策略的维持与初始条件关系密切，需要所有人达成共识并一致维护和遵守。但是由于劳动者在原有“体制内维权”规则的利益分配中是典型的弱者，其“体制内维权”的行为策略并不是一个稳定均衡。因此一旦个体对其现有收益支付的不满加剧，就会开始搜寻或尝试“体制外抗争”的试错突变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体制外抗争”行为的报酬递增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不断蔓延，那么选择该策略的个体在集群中的比例将会随着时间的演化而不断扩散，最终使“体制外抗争”策略取代“体制内维权”策略形成新的稳定均衡。

第三，由于“体制外抗争”行为伴随着强烈的正反馈机制，个体参与人是否选择“体制外抗争”的行为策略，取决于周围人的行动。也就是说，如果在t时期选择“体制外抗争”行为的人越多，那么在t+1期“体制外抗争”行为就扩散得越快，反之亦然。因此，治理“体制外抗争”行为的时机选择就具有重要的策略意义。如果t时期已经有超过一定比例的个体采用了“体制外抗争”行为，那么就不可能在瞬间获得改变，最终还是需要用渐进的方式，通过改变博弈矩阵的收益支付状态，设法培育能够给博弈方带来更高收益支付的新的“体制内维权”规则，缓慢减少“体制外抗争”行为的相对收益，直至消除。

“体制外抗争”行为虽然在短期内能够给劳动者带来更高的可能收益，但是容易从简单的突发事件演化成复杂的群体性事件, 让经济社会承受难以估计的高昂代价，使整个系统不得不面临长期混乱的制度危机。在长期“强资弱劳”形势下累积的劳动关系问题集中爆发之时，劳动者的“体制内维权”相较“体制外抗争”更为可控和温和，相应的社会管理成本和企业风险成本更低，因而更有利于劳动关系系统的稳定以及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因此，在当前劳资关系转型的关键时期，想办法引导劳动者的劳资冲突变异行为向“体制内维权”演化十分必要。由于劳资之间存在利益分配的矛盾问题，因此，必须发挥包括政府在内的第三方因素的促进作用，设法令采取“体制内”行为的劳动者比例超过一定的社会阀值，进而实现劳资关系向新的稳定均衡演化(罗昌瀚，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