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资源作为创业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Hoegl et al., 2008)。然而，小而新的成长劣势和弱性，使新企业难以获取外部资源，正如Aldrich(1999)所说“大多数企业在创建和发展初期并不是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和需要的资源”，这些企业为了缓解资源约束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将创业拼凑作为其首要选择(Baker and Nelson, 2005；苏芳等，2017)，通过创造性地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Baker and Nelson, 2005；Garud and Karnoe, 2003；Stenholm and Renko, 2016)，或重新利用被忽视的资源(Desa and Basu, 2013)等方式来弥补新企业的资源不足问题。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在资源拼凑的过程中，新企业更容易累积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独特战略性资源，独特资源的创造和累积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资源约束问题(Senyard et al., 2014)，更能够为新企业创造竞争优势(Steffens et al., 2010)。

从现有研究看，近年来，创业拼凑已经开始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Senyard et al., 2009)，并将其视为突破新企业资源约束问题的关键途径(Senyard et al., 2010；Stenholm and Renko, 2016)。但创业拼凑的研究还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尽管有些研究证实了创业拼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Senyard et al., 2010)，并致力于探讨创业拼凑与组织创新和创造的关系(Gundry et al., 2011；Senyard et al., 2014)，但对于新企业如何进行有效创业拼凑的问题还缺少清晰的解答，关于创业拼凑的前因变量，以及影响机制与路径的研究还亟待深入(祝振铎，2015；于晓宇等，2017)。

由于创业拼凑具有创造性本质(Baker and Nelson, 2005；赵兴庐等，2017)，对新企业而言，要想达到创业拼凑效果的最大化，更要依赖创业者的变革性和创造性，而变革领导力是创业者变革性和创造性的最直接体现(Wang and Zhu, 2011)，变革领导者不仅自身体现了极强的变革性和创造性，而且对组织中员工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具有促进作用(Wang and Zhu, 2011；冯彩玲，2017)。因此，本研究引入变革领导力这一变量，从变革与创造的视角探讨变革领导力对创业拼凑的驱动作用。此外，作为创业拼凑的执行和能动主体，创业者与员工具有不同的分工，创业者更多体现在战略制定和资源配置层面，而员工更多体现在战略执行与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方面。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创业拼凑效果，需要员工发挥在创业拼凑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员工建言和刻意练习是员工对组织工作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直接体现(段锦云，2011)，但究竟起到何种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此，本文整合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e Theory)和变革领导理论(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以变革领导力、创业拼凑、员工建言和刻意练习为主要变量，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旨在揭示变革领导力对新企业创业拼凑的前因影响，以及员工建言和刻意练习在两者之间的路径作用。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基于拼凑的行为本质，将创业拼凑划分为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两个维度，丰富并拓展了创业拼凑的内涵；第二，整合路径依赖理论和变革领导理论，从变革和创造的视角，探索变革领导力对创业拼凑的解释和预测作用；第三，从员工层面入手，揭示员工建言和刻意练习在变革领导力与创业拼凑之间的权变作用，从新的研究层面和研究视角丰富和拓展创业拼凑的研究。

二、理论与假设 (一) 变量内涵和维度界定 1. 创业拼凑

拼凑(bricolage)的概念由人类学家Levi-Strauss(1967)首次提出，随后被应用于人类学、法学、教育学到进化生物学等不同学术研究领域(Domenico et al., 2010)。2005年，Baker and Nelson首次把拼凑引入创业领域，近年来，创业拼凑作为一种解决新企业资源约束问题的独特方式逐渐引起学者的研究关注。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创业拼凑的内涵和构成进行界定，本文系统梳理已有研究，对创业拼凑的相关概念、创业拼凑的对象和特征进行系统归纳，如表 1所示。

结合表 1可以看出，拼凑就是整合和凑合利用手头上的资源以解决新问题和开发新机会的过程(Baker and Nelson, 2005)，这是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创业拼凑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本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充分利用手头资源，二是资源重构。利用手头资源是指对已经存在但还未被发现或被忽视的资源的创新性利用，这要求创业者充分识别和评估已有资源。资源重构是对现有资源的重新整合，创业者根据不同目的，以新的视角看待手边资源，利用新的创意元素，通过构造新颖的组合，充分挖掘现有资源的新价值，创造现有资源新的使用属性。

从拼凑的对象看，创业拼凑主要是对不同类型资源进行有效拼凑。Baker and Nelson(2005)指出创业拼凑是对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和制度资源等五类资源的拼凑。在创业拼凑的过程中，拼凑者的注意力更多的聚焦于手头资源，这里的手头资源包括可控资源和创业者通过社会交换或非契约形式获取的廉价或免费资源(祝振铎、李新春，2016)。因此，创业拼凑的资源对象可以划分成两大类，即传统的交易性资源和非交易性非定价资源。传统的交易性资源拼凑主要指对人力、财力、物力、技术、市场等有形资源的拼凑，为这些资源赋予新的属性，将其改造成有价值的资源的行为(张建琦等，2015)，非交易性非定价资源包括网络资源(Baker et al., 2003)、社会资源(Domenico et al., 2010)、客户资源(赵兴庐等，2016)、制度(赵兴庐等，2016)、创意资源(张建琦等，2015)等。

关于拼凑维度的划分，包括两种划分方法，一是根据拼凑对象的类型进行划分，如张建琦等(2015)依据资源的建构主义理论将创业拼凑划分为物质资源拼凑和创意资源拼凑，赵兴庐等(2016)将创业拼凑划分为要素拼凑、顾客拼凑和制度拼凑等。二是根据拼凑的频率和范围不同进行划分，如Baker and Nelson(2005)将创业拼凑划分为平行拼凑(parallel forms of bricolage)和选择性拼凑(selective forms of bricolage)。

从拼凑的行为本质看，创业拼凑既可能是一种即兴行为，也可能是一种计划行为(Baker et al., 2003)。围绕创业是否要事先制定计划，薛红志、牛芳(2009)提出了两种观点，即“计划派”和“行动派”。计划派的观点认为，创业者在行动之前制定业计划对新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能够提高新企业的存活率和成功率(Delmar and Shane, 2003)，还有助于新企业获得合法性(Honig and Karlsson, 2004)。行动派的观点认为，创业者没必要占用时间和资源制定创业计划，他们往往依靠敏锐的直觉来识别和获取新的信息或机会(Delmar and Shane, 2004)，并同时采取更有价值的实干行动，使创业者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从这两种观点看，新企业的创业拼凑事实上既包括即兴拼凑，也包括计划拼凑，已有研究通常更多聚焦于前者，而忽视后者。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创业拼凑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本文整合已有研究成果，依据创业拼凑的“计划派”和“行动派”的观点，基于有无事先计划这一全新视角，将创业拼凑划分为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两个维度。

计划拼凑(planned bricolage)指在创业拼凑的过程中重视资源拼凑计划的制定，并在先前计划指导下开展的拼凑行为，计划拼凑受目标导向驱动。计划拼凑可以理解为以目标导向为驱动的一种先计划后行动的拼凑行为，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行为(Baker et al., 2003)。目标导向要求拼凑者在市场调查和竞争分析的基础上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指定使用计划(Chandler et al., 2011)。计划拼凑通常更适用于成熟产业当中所开展的创业活动(薛红志、牛芳，2009)，在成熟产业中进行创业活动，通常具备较成熟的行业规范和进入准则，顾客需求趋于稳定，创业者对市场和产品有共同的认知，这种情况下，事先制定计划，能够更合理的配置现有资源，为未来的资源拼凑活动提供有利的指导。即兴拼凑(improvised bricolage)指在创业拼凑的过程中重视行动开展，并根据环境情境变化作出灵活调整的拼凑行为。即兴拼凑可以理解为以手段导向为驱动的一种先行动或边行动边计划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创造性、及时响应和灵活利用现有资源等特征(Moorman and Miner, 1998)。即兴拼凑行为往往具有更强的创造性和不可预见性，有时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辉煌成果(Levi-Strauss，1967)。即兴拼凑通常更适用于新兴产业当中的创业活动，在新兴产业中进行创业活动，通常会面临高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顾客需求和技术水平仍不稳定，创业者难以预测市场和产品(薛红志、牛芳，2009)。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通常无成功路径可循，通常要“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先行动或边计划边行动的拼凑方式灵活利用已有资源，应对环境高不确定性，迅速把握机会，以便取得创业成功。

由于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受不同的企业战略导向所驱动，分别适用于成熟和新兴产业当中的创业活动，因此，将创业拼凑划分为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两个维度，能够更全面地更深入和揭示创业拼凑的内涵，为创业拼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2. 变革领导力

Burns(1978)开创性地提出变革领导力(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的概念，对领导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变革领导力指领导者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向员工传递其理想和目标，激发员工产生高水平承诺和工作积极性，进而促使员工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达成更高绩效的领导行为。变革领导力主要体现为创业者的一种推崇变革和革新的领导风格、领导倾向和领导行为偏好。随后，Bass and Avolio(1994)提出了变革领导力的四个维度(idealized influence、inspirational motivation、intellectual stimulation、individual consideration，即4I's)，即榜样影响、士气鼓舞、智力刺激和个性化关怀。榜样影响指领导者通过充当角色模型和道德榜样，影响员工的价值观和组织承诺；士气鼓舞指领导者能够制定、解释和传达一个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未来愿景，并激励员工积极主动地改变组织现状来达成愿景；智力刺激指变革型领导者鼓励员工质疑组织既有价值观、惯例和假设，敢于挑战现状，勇于冒险，用创造性方法解决组织已有或新问题；个性化关怀指领导者充当教练或导师，聚焦每个人的优势和缺点，关注员工职业发展和成就。

3. 员工建言

员工建言(employee voice behavior)是一种以变革为导向的创新意见，并强调员工提出建设性的改善建议而不仅仅是进行批评的一种组织促进性行为(Van Dyne and LePine, 1998)，这一概念早期从组织公民行为和关系绩效等角色外行为的概念中演变而来。员工建言行为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员工建言多数为一种口头表达行为；第二，员工建言是一种能够自由决定的行为，并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第三，员工建言要具有建设性，目的是为企业带来积极的改变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而不是简单地抱怨或发泄(Elizabeth，2011)。Liang and Farh(2008)根据建言行为的构成内容，把员工建言划分成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两种，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二维建言行为模型。其中，促进性建言是指员工主动提出改善企业运营或提高组织效率的建议，而抑制性建言是指员工大胆指出在工作中存在的阻碍企业发展的问题(Liang and Farh, 2008)。

4. 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又称为刻意训练，是Ericsson等在1993年首次提出的。刻意练习是指为了提高绩效而特别设计的一系列训练活动，通常针对能力提升设定一个明确目标(Ericsson et al., 1993)。刻意练习包括许多不同形式的训练活动，例如心里模拟、寻求反馈、专业阅读、咨询专家或同事、探索新战略等(Unger et al., 2009)。有别于其他学习活动的是，刻意练习是一种为了提高自身能力而进行的持续性的努力活动(Sonnentag and Kleine, 2000)。

(二) 变革领导力与创业拼凑

变革领导力对计划拼凑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变革领导力有利于合理配置现有资源，制定可行的资源拼凑计划。变革型领导不仅会鼓励雇员从多角度分析问题，以寻求新的和最优的解决方案(Schepers et al., 2005)，还能够识别和利用具有差异化的资源(Wu et al., 2010)，使拼凑者能够更合理的配置现有资源。此外，变革型领导还能够依据员工个体差异性(Wu et al., 2010)和不同工作环境制定既合理又可行的资源拼凑计划，为后续的拼凑行为提供有利指导。第二，变革领导力能够提高拼凑计划的实施效率。在重新配置现有资源和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变革领导力一方面能够通过激励和沟通手段提高员工的工作灵活性(Ahmad and Schroeder, 2003)，使员工更大可能的发现或创造新机会以提高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变革型领导通过塑造榜样对员工产生深远影响，使员工愿意为愿景的实现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更积极的态度、争取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拼凑计划以提高其实施效率。

由于新企业成立时间较短，存在资源匮乏、抗风险能力差等特点，与成熟企业相比，新企业对于变革型领导的依赖程度尤为强烈。与此同时，新企业的环境动荡性也决定了企业实施即兴拼凑行为的必然性(Moorman and Miner, 1998)。本研究认为，变革领导力对即兴拼凑也具有促进作用：首先，变革领导力能够促进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合作，通过内部交流，分享认知、态度、情感或行为感知(Kozlowski and Klein, 2000)，提高新企业的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实现不同资源的即兴运作与整合，进而提高即兴拼凑效果。其次，变革领导力鼓励个体创造(Wang and Zhu, 2011)，通常倾向于对员工进行更大程度的授权，使员工拥有更高程度的自治权(Ahmad and Schroeder, 2003)，允许员工在面对突发状况或有创新性想法时能够进行自我决策，采取即兴行为进行资源拼凑，从而提高即兴拼凑的有效性。

假设1：变革领导力对计划拼凑具有正影响

假设2：变革领导力对即兴拼凑具有正影响

(三) 员工建言的中介作用

新企业往往缺乏合法性(Stinchcombe，1965)，且缺少技能或必要的财力获取外部资源(Brush et al., 2006)，因此，运用创业拼凑的新企业更加依赖手头现有资源。而在挖掘现有资源的过程中，最直接的信息来源就是员工建言。员工能够通过分享自己的意见以获取更多的组织注意或资源投入，由于领导者是员工建言的重要目标对象(Detert and Burris, 2007)，因此，领导风格对员工建言的提出和采纳具有重要作用。而变革型领导会鼓励员工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Bass，1985)，并为员工塑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工作氛围，这为员工进行建言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环境基础。

首先，员工建言在变革领导力与计划拼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根据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变革型领导能够为员工提供个性化建议和支持，使员工更倾向于同领导建立亲密的、直接的、独特的关系(Bass，1985)，有利于员工建言的提出。同时，员工的建言行为还能够促进企业内部的信息流通及知识共享(Elizabeth，2011)，使企业积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制定详细的拼凑计划时，拥有丰富知识积累的变革领导者会使企业避免更多的资源浪费(祝振铎，2015)。变革型领导不仅能够通过促进员工的促进性建言，进而更合理的配置和优化资源组合，以提高计划拼凑效率，变革型领导还能够通过促进员工的抑制性建言，及时意识到拼凑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出恰当改进，以提高计划拼凑质量。总之，变革领导者能够通过对员工进行个性化关怀和鼓舞士气的方式促进其提出促进性和抑制性建言，充分调动员工在计划拼凑过程当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使员工通过建言充分参与到计划拼凑的过程当中，提高计划拼凑制定和实施的效率和有效性。

其次，员工建言在变革领导力与即兴拼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与计划拼凑相比，即兴拼凑更多体现出创造性和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员工作为资源拼凑的执行者，在参与即兴拼凑的干中学过程中，更容易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性意见。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提高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使员工有动力在参与即兴拼凑的过程中提出创造性的员工建言，另一方面，使员工有足够的创造性和能力提出更具建设性的即兴拼凑的建言，从而促进即兴拼凑的效率和有效性。从主动性看，变革领导者可以通过制定有效的奖惩措施，并依据员工的不同特征，不同能力和不同表现调整员工薪酬，员工晋升和工作分配(Depret and Fiske, 1993)，从而加强员工建言的主动性。当变革型领导有意愿想要听取员工的意见时，员工的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或得到增强，反之，员工可能会由于潜在的风险而退缩(Detert and Burris, 2007)。从创造性看，变革型领导还能够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Wang and Zhu, 2011)，鼓励员工进行创新思考，促进员工提出更有建设性的建言，使员工在面对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环境和各种问题与障碍时，能够提出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同时，促使其利用即兴行为，并通过即兴调整拼凑策略以增强新企业的环境适应性(Moorman and Miner, 1998)。总之，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促进员工建言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主动和有效参与到即兴拼凑的过程中，因此，员工建言在变革型领导与即兴拼凑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综上所述，变革型领导通过员工建言会对资源的来源和运用产生更清晰的认知，在制定拼凑计划时降低资源和时间上的浪费，提高决策效率，即使面对突发状况，变革型领导也能够通过员工建言提高即兴拼凑的效率和有效性，并通过及时调整原有计划或即兴发挥来降低风险或增强创新，这有利于新企业成长并建立竞争优势。基于此，本文认为员工建言在变革领导力与创业拼凑之间具有中介影响，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员工建言在变革领导力与计划拼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4：员工建言在变革领导力与即兴拼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四) 刻意练习的调节作用

首先，刻意练习能够正向调节员工建言与计划拼凑的关系。员工的能力和效率是其有效参与计划拼凑过程，并将员工建言更好地转化为有效计划拼凑的最基本前提。刻意练习能够通过促进员工能力和效率的提升，进而加强员工建言对计划拼凑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员工通过刻意练习活动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能力(Sonnentag and Kleine, 2000)，还会提高工作效率(Zollo and Winter, 2002)。刻意练习能够通过提升员工的创造性和知识储备，进而加强员工建言对即兴拼凑的影响。一方面，从提升能力的角度看，在制定拼凑计划的过程中员工的能力越强，员工建言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越高，同时建言被采纳的概率会得到提高，而建言被采纳又会加强员工建言的积极性，增加员工建言的数量，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增强员工建言对计划拼凑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刻意练习本质上是员工有目的地进行大量重复性的行为活动(Zollo and Winter, 2002)，这些行为活动会大大提高员工对资源的熟悉程度，员工经过刻意练习后会使其提出的建言更好地服务于拼凑计划的完善和执行，同时降低拼凑计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大大提高建言转化为计划拼凑行为的效率和有效性。因此，员工进行的刻意练习越多，员工建言对计划拼凑的促进作用越强。

其次，刻意练习还能够正向调节员工建言与即兴拼凑的关系。员工的创造性和知识储备是将建言转化为即兴拼凑的前提。一方面，从提升创造性的角度看，员工经过刻意练习促进其在不同领域进行交叉学习(Unger et al., 2009)，有助于吸收更多的信息和技术，提升自身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进而能够使建言更好地应对拼凑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激发更多的即兴行为，加快新产品的开发进程(Moorman and Miner, 1998)，推动新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从增加知识储备的角度看，员工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刻意练习，使之具备更专业的知识、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多的信心(Zollo and Winter, 2002；戴维奇等，2012)。在拼凑的过程中由于经常会遇到突发和棘手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员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与未经过刻意练习的员工相比，有丰富经验和充足知识储备的员工更加懂得如何即兴发挥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Moorman and Miner, 1998)，从而使员工建言更好地服务于即兴拼凑行为。因此，员工进行的刻意练习越多，员工建言对即兴拼凑的促进作用越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刻意练习的作用下，员工的能力和工作效率会得到提高，增强员工建言对计划拼凑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经过刻意练习的员工其创造性和知识储备也会得到加强，从而提高员工的即兴能力，加强员工建言对即兴拼凑的影响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刻意练习正向调节员工建言与计划拼凑之间关系

假设6：刻意练习正向调节员工建言与即兴拼凑之间关系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检验 (一) 样本选择

本研究对新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根据McDougall and Robinson(1990)以及Zahra(1993)对新企业定义，我们对企业年龄在8年及以下的企业展开调查。首先，在正式调研之前，我们进行了预调研，通过向20名吉林大学EMBA学员发放问卷，并根据反馈结果对调查问卷进行了调整与修改，形成最终问卷，且预调研问卷不算在最终样本内。其次，开展正式调研，通过三种方式发放问卷，包括网上调研、电子邮件和纸质版的方式，样本来源于北京、广东、浙江、吉林的企业，若符合新企业标准则邀请填写问卷，共发放350份问卷，经过整理并剔除掉有数据缺失的问卷后，共得到198份有效问卷。样本企业特征如表 2所示：

(二) 变量测量

变革领导力。变革领导力的测量参考Gill(2010)的量表，共7个指标测量。如：“领导会向员工传递使命感”，“领导会用自己的未来发展计划鼓舞员工”等。

计划拼凑。计划拼凑的量表借鉴目标导向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在Senyard et al.(2009)设计的量表基础上根据研究主题加以修正和精炼，共4个题项，包括“我们能够在行动前整合现有资源制定详细的计划”、“我们能够严格按照计划采取行动”、“我们能够利用现有资源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够有计划的组织、运用现有资源以实现预定目标”。

即兴拼凑。即兴拼凑的量表借鉴手段导向理论和即兴发挥理论，在Senyard et al.(2009)设计的量表基础上根据研究主题加以修正和精炼，用4个题项，包括“我们会在行动中背离最初的规划”、“我们能够当场处理突发事件”、“我们会通过整合原本并非用于这一计划的资源以成功应对新的挑战”、“我们会在行动中产生新奇想法”。

员工建言。员工建言采用的是Liang and Farh(2008)所编制的问卷，共11个题项组成。包含两个维度，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其中促进性建言包括5个题项，抑制性建言包括6个题项。

刻意练习。根据Sonnentag and Kleine(2000)，Dunn and Shriner(1999)和Unger et al.(2009)的研究，我们通过10个类别的活动内容对刻意练习进行测量，分别为：私人交谈、公司会议、探索新战略、心理模拟、征询顾客反馈、咨询同事或专家、专业阅读、培训或研讨会、观察他人行为和控制核查。

上述几个变量均采用Likert的七分量表法，1表示“完全不同意”到7表示“完全同意”。

控制变量。本文使用学历、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被访者的学历不同在面临资源拼凑时选择的方式和拼凑的效率都会有所差异，而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上的差异会导致企业的资源水平和数量上的差异。故此，本研究选择被访者学历、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用员工人数来度量。

(三) 同源偏差分析

为了避免同一企业由一人填写问卷所导致的同源偏差问题，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全部有效问卷进行同源偏差分析。将198份有效问卷的所有条目一起做因子分析，得到的第一个因子其方差贡献率小于40%，并未占到多数，说明本次调研数据同源偏差问题不严重，调研数据可靠。

(四) 实证检验

本研究利用SPSS16.0和AMOS21.0软件对所有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参见表 3)。首先在信度方面，通过Cronbach's α值和组合信度(CR)检验变量的信度，由于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和CR值均大于0.7，表示量表信度良好。其次在效度检测方面，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发现，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值均在0.622-0.879之间，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在0.5以上，且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本量表有良好的效度。整体而言，本问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其次，本研究进行各变量之间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如表 4所示。

最后，运用分层回归方法验证假设，回归结果见表 5。本研究考虑将学历、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分十组建立模型。其中，模型1、模型3和模型7描述的是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模型4和模型8证实了变革领导力与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507，p < 0.001；β=0. 435，p < 0.001)，即变革领导力对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具有正影响，假设1和假设2得到验证。为了检验员工建言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在模型4和模型8的基础上引入员工建言这一变量构建了模型5和模型9。从模型5和模型9可以看出，在加入员工建言变量后，变革领导力对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回归系数β分别由0.507下降到0.258、由0.435下降到0.139，显著性水平也由p < 0.001下降到p < 0.05，同时员工建言与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存在正相关关系(β=0.479，p < 0.001；β=0.570，p < 0.001)，并且模型2显示变革领导力与员工建言正相关(β=0.520，p < 0.001)，因此，可以证明员工建言在变革领导力与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假设3和假设4得到验证。模型6和模型10证实了刻意练习对员工建言与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的关系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β=0.119，p < 0.05；β=0.129，p < 0.05)，将此调节效应结果用图 2和图 3进行呈现，因此假设5和假设6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整合路径依赖理论与变革领导理论，以突破新企业现有资源约束为研究视角，根据拼凑的行为本质，基于有无事先计划这一全新视角将创业拼凑划分为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两个维度，首次构建了变革领导力、创业拼凑、员工建言和刻意练习这几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通过对198份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变革领导力对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具有正向影响，员工建言在变革领导力与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刻意练习在员工建言与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一) 理论贡献

(1) 本研究基于拼凑的行为本质，将创业拼凑划分为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两个维度，不仅丰富和完善了创业拼凑的相关内涵，还为创业拼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关于创业拼凑的研究更多的关注拼凑过程中的即兴行为(Miner et al., 2001；Domenico et al., 2010)，缺少对计划性行为的探讨，然而，创业拼凑作为新企业突破现有资源约束的重要资源战略，拼凑者在进行创业拼凑时既可能采取即兴行为，也可能采取计划行为(Baker et al., 2003)。本研究依据薛红志和牛芳(2009)等提出的“计划派”和“行动派”的观点，从有无事先计划这一全新视角(Risseeuw and Masurel, 1994；Hmieleski and Corbett, 2005)，将创业拼凑划分为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两类，并通过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两种方式解读资源匮乏下新企业应对资源约束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本研究从变革和创造的视角，探讨了变革领导力对创业拼凑的解释和预测作用，并将路径依赖理论与变革领导理论建立起有机联系，从新的视角丰富了创业拼凑已有研究。在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下，以变革为导向的领导方式对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创业拼凑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在拼凑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时领导者的变革性和创造性就显得更加重要，而变革领导力是领导变革性和创造性的最直接体现(Wang and Zhu, 2011)。本研究认为，变革领导力既能够通过提高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计划拼凑，又能够通过塑造资源共享氛围与授权等方式促进即兴拼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变革领导力对上述两种拼凑方式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两者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研究变革领导力对创业拼凑影响时，这种维度划分是有意义的。

(3) 本研究从员工层面解读变革领导力向创业拼凑的转化机制，揭示员工建言和刻意练习在变革领导力转化为创业拼凑过程中的路径作用，探索了员工参与和执行新企业创业拼凑的主体作用，为创业拼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层面和研究视角。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新企业或创业者的创业拼凑行为(苏芳等，2016)，但忽略了员工作为参与和执行主体，在创业拼凑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还未有学者从员工层面解读员工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员工作为企业战略和资源整合利用的执行主体，其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是确保新企业战略成功实施的关键，因此，从员工层面解读变革领导力向创业拼凑的转化机制是非常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员工建言和刻意练习作为员工主动性与创造性的直接体现(段锦云，2011)，在变革领导力与创业拼凑之间具有重要的路径作用。领导者作为员工建言的重要目标对象(Detert and Burris, 2007)，其变革型领导风格为员工提供了宽松的建言环境，员工建言不仅能够拓宽创业者的信息获取渠道，反过来，还能够通过员工的切身体验和细致观察得出有利于组织改进和发展的建议，促进创业拼凑的效率和有效性。此外，经过刻意练习，员工能够产生更高能力和创造性，并具备更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加强员工建言对创业拼凑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强调变革领导力促进创业拼凑的过程中更应发挥员工的参与和执行主体的作用，重视员工建言和刻意练习的路径作用。

(二) 对管理实践的启示和未来展望

在企业创立初期适当的运用创业拼凑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新企业管理者通过采取变革领导力能够更好地塑造创新氛围，从而实现创业拼凑效果最大化，并通过拼凑的方式创造性探索和利用手边现有资源以突破新企业资源约束，从而为企业未来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利的资源基础。Penrose(1959)曾指出即使不同企业以看上去相似的资源为开端，这些资源的利用效果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企业管理者认知能力的差异，导致其依照不同的方法整合和利用资源。变革型领导能够为雇员塑造一个宽松的氛围，这为雇员产生创造性思维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而且不同管理者的天赋和经验的差异也会使其对资源的利用存在明显的差异，正是这些行为上的差异导致了竞争企业之间存在资源的异质性(Steffens et al., 2010)。作为一种创新资源战略，拼凑的过程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在企业里既需要有事先计划的计划拼凑战略，也需要能够即兴而作的即兴拼凑战略。虽然本文的假设都是正向的，但是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有明显差别。首先，对于计划拼凑，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专业化拼凑方式。因此，不仅能够避免时间和资源的浪费，还能够预防在拼凑过程中偏离既定目标这种情况的出现，提高创业成功率。其次，对于即兴拼凑，拼凑者在即兴发挥时，不仅要具备很强的创造性，还需具备即兴的能力。即兴拼凑并不是一种“凭空反应”，而是要求拼凑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判断，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因此是一种“有依据的创造性发挥”(薛红志、牛芳，2009)。在进行拼凑时，要充分发挥变革领导力的促进作用，同时，员工作为创业拼凑的重要执行主体，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企业管理者应该重视员工建言对新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一方面需要为员工建言提供自由开放的环境，另一方面应该与建言提出者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Bass，1985)，这不仅能够使企业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还能够通过及时调整策略降低风险或增强创新。而刻意练习能够使员工积累更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促使员工产生更高的能动性，提出的建言会加强企业内部信息沟通与共享(Elizabeth，2011)，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有效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创业拼凑和企业创业成功。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一，本文把创业拼凑划分为计划拼凑和即兴拼凑两个维度，后续还需进一步探讨这两种拼凑模式的适用范围及合理边界。第二，本研究对创业拼凑前因变量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变革领导力这一种领导风格，然而领导风格多种多样，不同领导风格的作用机理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不同领导风格对创业拼凑的影响路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第三，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企业，未来还需进一步探讨新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创业拼凑的动态变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