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技术创新关系到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和未来长远发展，而家族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主体，如何加大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关系到其能否实现从依靠外援方式的模仿创新到依靠自身投入方式的自主创新的转型升级，而这也关系到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蔡地等，2016；洪俊杰等2017)。然而研究表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对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追求，如保持家族控制权和影响力、实现家族王朝的永垂不朽等，导致其技术创新不足(Muñoz-Bullón et al., 2011；Block，2012；Chrisman et al., 2012；吴炳德、陈凌，2014)。而家族涉入是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简称SEW)的前提，Gomez‐Mejia(2007)认为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凭借其在所有权层和治理层的涉入从企业获取的非经济效用。因为家族持股比例越高越有权力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也越有能力对管理层施加影响，使其更多的考虑家族目标(朱沆、周影辉，2016；吴炳德等，2017)；而且受国内特殊的制度环境和传统“家”文化的影响，家族为进一步保持其控制权和家族影响力，也会更多的安排家族成员在董事会任职(蔡地等，2016)。因为董事会作为企业治理的核心，发挥着战略决策和监督两大职能(牛建波、赵静，2012)，家族涉入治理层可以获得对企业的决策权，以实现家族目标满足情感需求。可见，如Klein et al.(2005)所言，家族对企业的影响是深入而全面的，涉及所有权、控制权及治理层，因而将家族涉入区分为所有权层和治理层深入考察家族涉入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必要的。此外，家族企业因为涉入程度不同其对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意愿和能力也是不同的，影响到对经济目标和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权衡，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这也使得家族企业内部呈现较大的异质性和多样性(Berrone et al., 2012)。因此，探讨家族涉入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意义重大，既利于揭示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因素，揭开家族企业治理的神秘面纱，也利于回答在我国自主创新战略背景下，家族企业的创新转型升级这一现实问题。

然而纵览国内外有关家族涉入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仅有Block et al.(2013)发现家族成员在所有权涉入、管理层涉入与创新产出负相关；Chen and Hsu(2009)、严若森、叶云龙(2014)及陈志军等(2016)也发现家族所有权与创新投入显著负相关；但Matzler et al.(2015)发现家族所有权涉入对创新投入及产出没有任何影响，而家族涉入管理层和治理层会减少创新投入增加创新产出；国内学者则发现家族成员参与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蔡地等，2016)。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家族涉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不一，而且研究样本以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体为主，国内仅有严若森、叶云龙(2014)、蔡地等(2016)探讨了家族涉入所有权和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不同影响。这也为本文以中国家族企业为背景探究家族涉入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提供了契机。

以上研究虽丰富了人们对家族涉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认识，但还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用SEW理论进行分析时，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家族SEW目标的追求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朱沆、周影辉，2016)，并没有深入探究家族企业内部因为涉入程度差异带来的对SEW保护能力和意愿的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而且国内研究侧重技术创新投入鲜有探讨对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活动的影响。二是对家族涉入维度大都只考虑了所有权层及管理层涉入(严若森、叶云龙，2014；蔡地等，2016)，没有考虑家族控制权和治理层涉入。在中国控制性家族普遍存在的背景下，董事会又是企业治理的核心，仅仅考虑所有权及管理层涉入，不足以全面认识家族涉入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三是对家族涉入的度量不够准确。当前研究大都只考虑家族实际控制人的涉入或将家族视为一个整体，忽略了企业产权及治理权在家族成员中的分布(Chen and Hsu, 2009；严若森、叶云龙，2014；蔡地等，2016)。这可能导致研究不能如实反应家族涉入程度差异，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四是在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进行分析时大都侧重家族主导联盟对SEW的保护，强调短期内家族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不兼容性，从而得出家族涉入对技术创新投入或产出的负面影响(Block et al., 2013；Massis et al., 2013；吴炳德等，2017)，没有深入探讨企业在面临威胁如面临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时，家族SEW目标与企业目标兼容，家族会优先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目标，重视技术创新。

针对现有文献的局限，本文拟从两方面着手推进上述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手工搜集家族涉入的详细数据，以实际控制人为核心确定整个家族的涉入度，计算出家族及其成员在所有权、控制权和治理层的涉入程度。然后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SEW)为基础，考察家族企业在所有权层及治理层涉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涉入与技术创新投入及产出显著负相关，与国外学者Block et al.(2013)、Chen and Hsu(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这不仅填补了国内外有关家族涉入程度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空白，同时也弥补了现有文献对家族涉入度量不清而影响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缺陷，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家族企业异质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另一方面，进一步分析家族企业在面临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特殊情境时，家族涉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当面临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时，家族会改变其固有情结，优先考虑企业经济目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以渡过危机实现长远发展。这既为中国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支持，也为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最早是由Gomez-Mejia.(2007)提出，是指家族企业不仅追求经济目标，还追求创造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al wealth，简称SEW)的非经济目标，如家族地位、施加家族影响的能力、家族声誉、家族王朝的永垂不朽及以利他主义对待家族成员的机会等，来满足家族企业的情感需求(Gomez-Mejia et al., 2010)。而家族涉入是社会情感财富的前提，家族涉入使家族具有塑造企业目标、战略和行为的权力与合法性(Chrisman et al., 2012)。Berrone et al.(2012)认为家族在企业涉入程度越高，家族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就越大，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情感依恋也就越强，保护家族SEW的意愿和能力就越强；反之，家族涉入度越低，家族在情感、关系上与家族涉入度高的企业相比会减弱很多，对SEW的保护意愿也会显著降低。因此，不同的家族涉入度，家族保护和提升SEW的能力和意愿会存在差异，最终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Gomez-Mejia(2013)也认为，家族涉入使得家族企业在做战略决策时，会较多地考虑情感需求，以保护和增强SEW作为决策参照点，如果一项战略决策会威胁家族现有SEW，对SEW损失的厌恶就会驱动家族决策者规避这种战略，即使这种规避可能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技术创新从长远来看，虽利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但创新项目本身投资周期长，而兼具高风险与高不确定性，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因此，为避免SEW的损失，家族涉入程度越高的企业保护SEW的意愿越强，越不愿进行技术创新。国内蔡地等(2016)、严若森、叶云龙(2014)虽探讨了家族涉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但其仅考虑了所有权中的现金流权及管理层涉入，没有考虑家族控制权及治理层的涉入，而且对家族涉入的衡量也没有考虑家族企业内部涉入程度差异对SEW的影响。Gomez-Mejia(2007)认为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凭借其在所有权层、管理层及治理层的涉入从企业获取的非经济效用。鉴于国内控制性家族普遍存在的现状及董事会作为治理层的核心，为充分理解家族涉入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接下来将区分家族企业在所有权层涉入、治理层涉入，深入探讨其对SEW的影响，进而对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影响。

首先，家族在所有权层面涉入程度越高，家族对企业的依赖性越强，形成家族对企业的心理依恋和情感，将企业视作“家族的”企业(Berrone et al., 2012)。为保证家族福利、满足家族情感需求等SEW目标得实现，家族可能会变得规避风险，更希望把企业控制在家族企业内部并有效实现家族传承。因此，家族在所有权层面涉入程度越高，可能越不利于技术创新。这是因为一方面家族在所有权层面涉入越高，意味着家族将更多的财富投资于企业，为规避风险，保护财产安全和维持现状将是家族所有者的首要目标。尽管也有学者认为，家族所有权比例越高，家族传承意愿越强，家族所有者可能聚焦于利于后代的具有长期导向的创新项目。但现实是技术创新项目回报周期长且不确定性高，一旦失误它不仅危及家族企业当前地位和家族福利，甚至危及家族企业的生存。因此，为避免投资失误造成财富损失和提高把财富成功传承给后代的合法性，家族所有者会尽量避免开展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较高的创新项目，即使技术创新长期来看会带来较高的回报(Berrone et al., 2010)。另一方面，家族所有权比例越高，家族更希望通过传承把企业控制在家族内，尽管传承也会引导家族关注企业的长期生存，驱动企业为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能力、环境适应能力重视技术创新，但家族控制愿望会促使其尽量避免外部融资稀释股权，而这必然会限制其资本获得, 而技术创新这种具有长期导向的战略需要较多长期资金支持，很难仅仅依靠家族与企业的自身积累来满足，实际上最终阻碍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Muñoz-Bullón et al., 2011)。

其次，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治理层，家族成员在董事会任职，虽然可以减少非家族成员因为任期短而引发的投资短视行为，引导家族企业战略趋向长期，推动技术创新。然而家族涉入董事会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大于积极影响。这是因为董事会作为企业治理的核心，对企业的重大决策起着决定作用，家族在董事会的涉入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目标，家族可能优先考虑家族目标以满足家族情感需求(Gómez-Mejía et al., 2007)，如为了避免因投资失误而损失家族控制权等社会情感财富，其战略往往趋向保守厌恶风险，即使以牺牲企业财务业绩为代价，而这最终导致其创新不足。具体表现：首先，家族成员在董事会就职，他们对企业战略和投资项目选择有更直接和实时的影响，因而更有权力分配资源，家族可能会将资源用于风险低的项目以满足家族非经济目标的实现(König et al., 2013)，如保护SEW和企业控制权。研究已证实家族控制的西班牙橄榄油工厂不愿意加入合作社，因为这会危及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尽管加入合作社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利益，说明家族企业在做决策时虽关注经济回报，但更注重规避风险以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其次，将保持家族控制权作为主要目标，不仅影响技术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稀有资源的分配，而且也影响拥有企业资源分配权的决策层职位。家族为保持其控制权和决策权，避免战略发生变化以保持当前地位，董事会可能会做出有利于保持其权力和权威的决策，即使这会以放弃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潜在经济收益为代价，如为保护家族控制权和决策权，任命不合格的家族成员担任管理层。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H1a：家族企业在所有权层面涉入程度越高，技术创新力度越低；

H1b：家族企业在治理层涉入程度越高，技术创新力度越低；

(二)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是行为代理模型(BAM)的扩展，行为代理模型的核心理念是决策者风险偏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具体情境发生变化，即认为决策者的行为偏好是由问题框架和风险规避两方面决定的。风险规避是指与获取收益相比，决策者更关注避免损失；问题框架是指决策时从损失或收益的角度考虑，通常以决策者当前拥有的禀赋作为决策参照点(Kahneman et al., 1979)。当该理念运用到家族企业这种特殊情境时, Gomez-Mejia et al.(2007)认为，SEW作为家族企业战略决策的首要参照点，影响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如果投资或商业机会不会威胁SEW，家族所有者和管理者为避免社会情感财富损失会表现得厌恶风险；而当SEW面临威胁时，他们又会变得偏好风险甚至寻求风险。因此我们预期当家族企业所处的环境不确定性性较高，会危及自身生存进而威胁到SEW时，为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家族会寻求风险，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环境不确定性是指组织所处环境因素的变化，包括组织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及政府政策的变化等，这些变化本质上是随机的而且不易被预测(Tosi et al., 1973)。Thompson(2007)认为不确定性作为组织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决策等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企业所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家族更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提高自身竞争力，降低了家族企业陷于追求SEW的风险。接下来本文借鉴Duncan(1972)的观点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两个维度，进一步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二者关系的影响。

1. 环境复杂性的调节效应

所谓环境复杂性是指投入要素的数量与规模、新产品出现频率、新竞争对手进入频率等，它界定了企业运营环境的竞争性和异质性(John，1972)。当企业面临的环境复杂性较低时，家族能够较准确地预测客户需求、行业竞争状况与技术变革等环境因素的变化，面临的外部威胁较小，即使不进行技术创新也能够保持当前的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因此，为避免创新活动可能带来的SEW损失，家族企业的风险规避倾向导致其技术创新意愿较低(Casillas et al., 2009)。相反，随着企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和差异性增加，家族面对的不确定性增加，复杂和敌对的环境会对企业形成较大的外部压力，家族只有更多地展开大幅度的技术创新，开发新的产品和技术，才能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家族企业如果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突破创新提高竞争力，危及的不仅是企业经济回报和社会情感财富，而是家族企业的生存。尽管进行技术创新会带来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会损失SEW，但若创新成功家族可以避免灭亡，在此情境下，家族将其技术创新决策框架化为不进行创新的确定损失与进行创新的或有损失之间的选择。Zahra(1996)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环境复杂性和异质性，对企业R & D的投资水平、技术领先的态势等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我们预期在面临环境复杂度高危及SEW时，为提高家族企业的存活概率和企业财富传承给后代的合法性，家族会偏好风险，提高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而且家族涉入度越高，保护SEW的意愿越强，技术创新力度也越大。

2.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环境动态性是环境影响因素的变化程度和变化的可预测性。环境动态性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企业通过战略的调整来适应环境的变化(Desse and Beard, 1984)。如果企业所处的环境动态低，说明企业所处环境不确定性较低、面临的风险较小时，家族企业不需要也没有动力去获取比竞争对手更好的绩效。相反，它会催生家族的机会主义行为，家族更多地维护SEW如解决家族内部冲突维持家族和谐。而且环境不确定性低，家族企业感受到的外部压力较小，也促使家族成员转移企业财产用于个人在职消费及股利分红等。最终，导致用于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及产品更新换代的可用资源变少。Casillas et al.(2009)发现当家族企业所处环境比较稳定时，家族企业趋向于维持当前的竞争地位，不愿投资于其他风险高的创新项目及商业机会。反之，如果企业面临的环境动态性高，说明其面临的外部风险较高，家族高管必须要对竞争者行动、顾客需求及其他主要变化迅速做出反应才能生存，降低了家族企业陷于追求SEW的风险。Fini(2012)发现家族成员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感知越高，越会采取类似于企业家的行为，开发新项目、新产品和新技术等以适应高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而不是陷于解决家族内部冲突或利他主义行为等社会情感财富的追求。Lumpkin(2010)也发现家族高管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会寻求风险，更愿意进行不确定性高的创新活动。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环境不确定性对家族涉入与技术创新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企业所处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家族涉入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会减弱；

H2a:当企业面临环境复杂性越高时，家族涉入程度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会减弱；

H2b:当企业所处环境动态性越高时，家族涉入程度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会减弱。

三、样本与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沿袭张俭(2013)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只要家族企业终极控制权可以追溯至自然人或家族就认定为家族企业。由于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而且在这两板上市的企业在招股说明书对实际控制人及其家族成员信息披露比较详细和全面。因此，本文以2007—2012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金融行业会计准则与其它行业会计准则有较大差异，相关指标在金融行业与非金融行业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本文遵从研究惯例，予以剔除；(2)剔除了其他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3)为了降低异常值的影响，针对连续变量的1%和99%百分位进行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取544家样本(共计1833个观测值)，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和WIND数据库，家族涉入程度的数据为手工整理所得。以下描述性统计及实证结果均基于处理后的数据结果。

(二) 变量定义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定义如表 1所示。

1. 因变量

参考De Massis et al. (2012)、蔡地等(2016)的做法，本文同时选取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指标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中创新投入用研发投资强度指标衡量，即使用研发投人与销售收入之比来测量，与绝对的研发投人相比，研发销售收人比是对企业研发承诺的更稳健测量。而创新产出指标则用知识产权数量发明专利的自然对数衡量。

2. 自变量

家族涉入参考Block et al. (2013)，Matzler et al. (2015)，张俭(2013)，引入家族涉入所有权和治理层2个变量。由于CSMAR数据库的实际控制人资料并未列明家族成员的持股分布，而且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实际控制人的信息也没有包括家族成员，有的公司甚至在年报中隐瞒亲属关系，使得上市公司中家族控制权及现金流权被低估；此外，现有的数据库也未收集上市公司董监高中家族成员关系的详细数据，CSMAR数据库仅仅列示了家族实际控制人是否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信息，显然不够全面。因此，为详细而全面地度量家族在所有权涉入及董事会的涉入程度，我们通过查阅中小板以及创业板所有家族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及公司各年年报，统计了家族成员的控制权及现金流权分布情况；通过查找公司上市招股说明书及董事会决议公告，并通过公开媒体的数据进行验证，收集了家族成员的在董事会的任职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计算出以实际控制人为核心的家族在所有权层和治理层的涉入程度。

3. 调节变量

本文参考牛建波、赵静(2012)的度量，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两个维度，具体测度如下：(1)环境复杂性，借鉴Rose and Shephard(1997)、牛建波等(2012)采用企业多元化指标HHI衡量，定义为$HHI = \sum\limits_{i = 1}^n {p_1^2} $, 其中pi为行业i的收入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HHI指数越小，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程度也就越高。(2)环境动态性EU，本文借鉴Ghosh et al.(2009)、申慧慧等(2012)的研究，采用经行业调整的企业过去5年的销售收人的标准差来衡量。

4. 控制变量

参考Block et al.(2013)，Matzler et al.(2015)的研究，本文在考察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时，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高管团队规模(Totmanange)、市场风险(Beta)、无形资产密集度(IntAssInt)、有无非家族持股大于10%(Shr_h10)和其他财务指标：现金流量(Cash)、市账比(LMTB)、资产负债比(AvaSlack, 资产负债率的倒数)、产权比率(PotSlack)。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四、检验结果 (一) 家族涉入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 3报告了家族涉入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中模型(1)(2)为基础模型，仅包含控制变量。从主检验模型(3)(5)(7)可以看出，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FamUcsvr、Tfamucscr、Rel_Dir估计系数表明家族在控制权、现金流权及治理层涉入每提高1个百分点，创新投入分别降低2.46%、2.36%、1.7%，说明家族在所有权层和治理层涉入程度越高保护社会情感财富的意愿越强，技术创新投入越低。而模型(4)(6)(8)则表明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产出也是负相关关系，除了现金流权不显著外其他显著为负，表明家族涉入程度高带来的低技术创新投入直接导致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较低，印证了创新投入是企业创新产出的决定因素。可见，家族涉入程度高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支持假设H1a-H1b。这与Duran et al. (2016)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虽然创新投入低但创新产出高的结论不同，可能是因为中国家族企业“家”情结较深，及受国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相对较弱的影响，为保护家族财富和家族地位，家族不愿承担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将有限的创新投入高效地转化为创新产出。

(二)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1. 环境复杂性的调节效应

表 4列示了环境复杂性对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为了区分环境复杂度高低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划分为高环境复杂和低环境复杂两组，考察环境复杂度对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由技术创新投入的模型(1)(3)(5)可得，家族涉入程度与环境复杂度的交乘项系数都显著为正，分别在5%、5%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家族涉入程度比例一样的情况下，环境复杂度高的家族企业不同程度的增加了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模型(2)(4)(6)交乘项系数虽不显著但都为正，表明较高的环境复杂性促使家族企业提高技术创新产出，假设2a基本得到支持。以上结论表明，家族企业所处经营环境越复杂多变，对SEW的保护降到次要地位，相反家族会寻求风险，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以提高创新产出，从而实现由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型升级，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长远发展保证家族财富的安全传承。

2.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表 5报告了环境动态性对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由(1)(3)(5)可以看出，环境动态性分组与家族涉入程度交乘项GEU×FamUcsvr、GEU×Tfamucscr、GEU× Rel_Dir系数分别为0.0037、0.0092(p < 0.1)、0.0216(p < 0.05)，说明在家族现金流权及治理层涉入程度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动态性低的组，动态性高的组技术创新投入分别增加0.92%和2.16%。而且由模型(2)(4)(6)知，交乘项系数0.6974(p < 0.1)、0.1848、1.9410(p < 0.01)可以看出，在家族控制权及治理层涉入比例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环境动态性低的组，动态性高的组技术创新产出也都有所增加。因此，假设2b得到验证，说明企业所处的环境动态性减弱了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的负相关关系，当家族企业面对的环境动态性较高时，家族企业的危机意识增强，更重视企业长远发展，决策参照点偏向经济目标，希望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与唐清泉等(2012)研究结论一致，当面临危机时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更多的用在含金量高的发明专利产出中，以提高自主创新水平，降低低水平的模仿创新。

(三) 内生性检验

家族涉入所有权层及治理层不利于技术创新，也可能是因为技术创新活动风险高、不确定性高及周期长等原因，家族企业不愿意开展创新活动，因而没有必要从家族外部融资或从外部引进能够促进创新的高管人员、专业技术人才或机构投资者等，最终导致家族在所有权层及治理层涉入程度较高。为规避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的相互交互影响，或同受某些组织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受限于未找到家族涉入的有效工具变量，本文将家族涉入程度的滞后一期作为Ⅳ估计，进行两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6、表 7和表 8。由表 6可知，滞后一期的家族控制权涉入、现金流权涉入及治理层涉入的估计系数基本在0.01水平显著为负，说明家族在所有权层及治理层涉入程度越高，为保护家族福利、保持家族控制权等SEW目标，家族不愿意冒风险进行技术创新，假设1得到完全验证。由表 7知，家族涉入程度与环境复杂性交乘项的系数基本都为正，且治理层涉入的交乘项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由表 8知，家族涉入程度与环境动态性度交乘项的系数也都基本为正。这表明当企业面临的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较高时，家族为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会优先考虑经济目标，对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降到次要地位，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以避免经济福利和SEW目标的双重损失，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7-2012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依托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讨了家族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基本结论如下：(1)家族在所有权层、治理层的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家族涉入程度越高技术创新投入越低、产出也越低，符合家族保护SEW的理论预期。由于当前研究大都聚焦于家族所有权及管理层涉入(严若森、叶云龙，2014；蔡地等, 2016；Block et al., 2013)，鲜有学者探讨家族涉入董事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探讨家族涉入治理层进一步丰富了家族涉入及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2)环境不确定性对家族涉入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起到显著调节作用，当家族面临的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较高时，为避免SEW和经济福利的双重损失，对SEW的保护降到次要地位，家族会优先考虑经济目标，偏好风险，提高技术创新力度以渡过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由于国内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文献大都只关注了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蔡地等, 2016；朱沆、周影辉，2016)，没有考虑企业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企业总是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本文通过分析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影响，为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以上结论表明，家族涉入虽然不利于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但当家族企业面临危机时，家族会为保存SEW加大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启示我们：(1)家族企业要想提高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实现由低水平的模仿创新向以增加创新投入为主的自主创新的转型，家族自身要有危机意识，风平浪静时就应重视技术创新，而不是仅当面临经营环境动态复杂等危机时才重视创新，以保持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否则难免出现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的局面。(2)家族企业应该提高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转换效率，即使在创新投入低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利用家族特有的社会资本及资源等优势，提高创新产出效率，从根本上提高创新能力(Duran et al., 2016)。此外，家族可适当引进外部非家族成员专业技术人才或管理人员，丰富家族高管成分，缓解家族智库的局限性(Kraiczy et al., 2015)。以上实证分析也证实了高管团队规模与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高管团队规模越大，包含非家族成员的可能性越高，而非家族成员一般以经济目标为导向，愿意承担必要风险，推动家族企业重视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