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信任是社会秩序的一个内生变量，也是日常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冯科等，2017)。关于信任失缺的市场危机，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是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行为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广义契约过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危机的市场失效。这提醒我们，要关注信任失缺、乃至市场信任体系危机的效率损失。道德危机确实引发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创新(Mcfadden，2009)，委托代理成本就说明现实生活中信任失缺的交易成本代价。威廉姆森(2002)就论证：交易成本过高造成的市场失效与其说是人性的悲剧，倒不如说是社会信任失缺的效率困境。

经典经济学理论往往将信任看成是经济活动的自然背景，存在于市场经济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认为只要生产者提供了“质量-价格”匹配的产品，消费者就会基于偏好，在预算约束下选择、完成购买。但如果出现信任危机，无论生产者如何宣称自己的产品是优质产品，消费者也不一定会购买(谢识予，2007)；现实中，当市场缺乏基本信任，中国消费者一窝蜂地抢购洋奶粉、日本马桶时，国内市场的交易双方既没有计算信息不确定性风险的前提，也没有发生道德危机的机会。此时，重复博弈的预期收益计算、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以及道德危机行为等传统逻辑，并不能解释信任行为及社会信任机制存在的内在逻辑。

就当下中国经济现实状况而言，无论是供给侧改革、品质革命，还是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其核心都指向市场信任体系的有效性。因为，提高供给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还在于实现产品价值的市场交换过程——市场交换的基础是信任机制；也就是说，对于近年来国内市场上假冒产品泛滥、伪劣食品不绝乃至相关行业因个别企业丑闻引发的行业信任危机等社会现象，必须以重塑市场信誉机制、重建市场信任体系为核心，以规避巨大的交易成本。这里，李想、石磊(2014)分析了中国食品市场信任危机的关联因素与均衡逻辑；王永钦等(2014)运用事件研究法关注信任品市场的传染效应与竞争效应，分析了行业内个别企业的丑闻如何引发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但这种事件研究法关注小事件的宏观效果，却无法揭示博弈行为的微观逻辑，无法将传染效应的“信念-行为”理性本质清晰阐释，以至于导致一种信念-行为分离的行为分析模式。

如果将信任比喻为社会的润滑剂(Arrow，1974)，信任似乎是自然演化赋予人类的一种本能，绝非理性逻辑能够完全解释。即使传统博弈均衡的概念包含了信任——一致性信念(Aumann and Brandenburger, 1995)，但目前经济学仍然较少直接研究信念与信任的关系。本质上，信任是一种行为意向，是一种关于自己与他人、社会关系的社会意识定位，不是行为或者策略选择过程，也不是简单的博弈收益计算。因此，如何解释人们经济行为过程中相互信任的逻辑？进而区分信任的群体与个体价值，我们必须回到行为科学上来。鉴于此，本文在分析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行为研究进展及局限性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基于认知理性的信任行为认知博弈分析框架，以期为未来的信任行为认知分析提供理论方法参考。

二、理性计算信任行为研究的进展及其局限 (一) 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行为理论

理想状态下，交易过程中信息完全对称，市场将不会有信任危机，交易双方不存在欺骗(Arrow, 1964; Debreu, 1959)。然而，现实市场的信息不完全(Arrow，1974)、风险不确定性(Stigler，1961)、外部社会复杂性(Luhmann et al., 1979)等却是常态，预期信任对象的未来行动将存在风险和不确定，信息完全对称只是理想的假定。因此，理性选择论者认为：信任是基于信任对象未来行动的“理性计算”的选择过程。

首先，在博弈者选择是否信任时，行为的标尺是计算“得失”。选择信任，是指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并让交易双方受益；相反，选择不信任，意味着回避风险，但会失去获取收益的机会。将信任等同于“获得”与“失去”的价值总和, 而选择信任的得失权衡是“获得”的价值将明显大于“失去”的价值。即“选择信任是反映人类积极追求理性主义的乐观面向，它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周怡，2013)”。

进一步，对于信任的可信性计算，Coleman and Hempel(1990)指出：由于受托人的失信损失远远小于托信人的误信损失，托信人在发出信任行为之前所做的可信性计算十分重要，不仅需要评估信任对象是否值得信任，还需要考察行为发生地的外部背景能否支持信任对象做出被预期的行动。具体地，Hardin(1992)认为，这种理性计算主要受两大要素制约：一是激励受托人履行被所期待的行为；二是促使托信者去信任他人的知识。在某时间点以某方式发生的信任行为是基于个体利益，正是交易双方彼此不断强化的互惠的信任关系激励着受托人。Hardin(1992)将这种互惠称作“封装利益” (Encapsulated Interest)，并认为正是这种封装利益抑或潜在利益赋予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激励，才使得市场交易行为得以有条不紊地持续(周怡，2013)。

第三，对于信任成本估算的社会性条件环境，理性选择论者认为，在复杂交易的过程中，单纯依靠双边利益机制来维持信任的成本很高，有时甚至难以形成信任机制。此时，需要依赖第三方以保持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Williamson(1979)认为，混合型交易之所以存在第三方规制，就是要弥补古典利益契约对此类交易规制的失灵。其实，基于寻求自身利益假设的机会主义看到了行动者会为实现自身利益而不断投入交易的一面，但却忽略了他们为追逐私利而充满狡诈、欺骗的复杂面向。这些构成强迫性控制的需求，使得组织管理应运而生；即第三方保障的目标是指向交易中个体、群体或组织机构的得失利益，而不是其他(周怡，2013)。

显然，理性选择模式以交易双方利益博弈作为信任的基础，交易双方利益的达成容易塑造市场合作而和谐的经济秩序，交易双方利益的未及则可能引起冲突的经济秩序(周怡，2013)。从而，将信任局限于理性决策的行为层面，而忽视了信任作为意识层面的全面性理解。

(二) 理性信任行为的实验经济学实证

实验经济学致力于理性逻辑的行为实证。Tullberg(2008)将信任行为划分信任与可信任(trustfulness与trustworthiness)，试图揭示社会信任现象具有的两方面属性，这是信任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水岭。信任是指面对风险损失与相互关系时，人们对他人的行为态度与意向；可信任则是指处于这种情境时，对自己的行为态度，是一种值得信任的度量(Coser and Barber, 1983)。这种划分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个体与社会互动中人们对于他人信任的原因与逻辑，还要研究人们值得他人信任的行为逻辑。其中的关键在于，可信任行为往往意味着对于商业承诺、传统习俗、社会公德的遵从和坚守，而这又依赖于行为主体的伦理价值观(Hardin, 2003)。于是，自然的规范性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更多、可信任水平更高的社会？相关的技术问题就是：我们又如何测度人们的可信任水平呢？实验经济学方法在信任水平测度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

信任行为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始于Berg et al.(1995)设计的经典两阶段二人互赠投资博弈：第一阶段，委托人先从一个初始禀赋X中选择s的投资(0≤s≤X)给代理人，代理人由此自动获得一个三倍于s投资的增值3s；第二阶段，代理人考虑从3s中选择一个t返还(0≤t≤3s)给委托人；最后，双方收益分别为w_p=X－s+t、w_s=X+3s－t。由于存在代理人返还为零的风险，研究者将第一阶段委托人的投资s定义为信任的测度；将第二阶段回馈值t看成可信任的测度。本质上，这是一种理性计算的逻辑，如果说信任必须涉及风险算计，那么，s即使并不全面、却也不失为关于信任的一个不太糟糕的定义(Camerer, 2003；Ostrom and Walker, 2003)；此时，人们最大的疑问是，回馈值受到被试者道德伦理、心理情感多种因素的影响，无法简单地将回馈看成是可信任的变量(Berg et al., 1995; Fehr and Schmidt, 1999; Charness and Rabin, 2000; Ben-Ner and Halldorsson, 2010)。Levitt and List(2007)的研究表明，被试者的“取悦”偏好会扭曲实验结果。Falk and Heckman(2009)进一步研究指出，一般的实验过程均分为控制和接受两个组，而可信任水平的结论往往是分析接受组的平均效应，并以此说明每一组的共同基础；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实验中所认同的基础可以与每一个接受组相互作用，以至于得出某种接受效应的准确性估计结果。显然，其中的难点还在于，如何控制实验的边界条件与控制性失真。

面对上述矛盾，人们自然要思考人性偏好对信任的影响。Cox(2004)完成了一个“三合一”的信任实验(the triadic trust design)，即信任博弈实验、增值三倍的独裁者实验和修正的标准独裁者实验三者合一，该实验证实了利他和互惠偏好对信任投资和可信任回报行为的影响。Ashraf et al.(2006)运用一个改进的被试内设计(within-subjects design)“三合一”实验，进一步分解信任的决定因素，深化利他与互惠偏好的影响程度和关系研究，同时还给出差异厌恶偏好(公平偏好)的作用机理。沿着这一理论路径，陈叶烽(2012)关注于行为人在信任博弈实验中的投资与回报行为以及公共品实验中的投资行为的社会偏好分解，运用一个“四合一”的实验设计，试图对亲社会性行为背后不同的社会偏好进行“阶级”的划分和检验。

(三) 理性信任行为逻辑研究的局限性

究竟人性偏好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如何？这要反思能否将回馈看成可信任的变量、进而分析可信任与信任的关系。在二者关系上，Etzioni(1988)指出，可信任(trustworthiness)是基础性的，值得社会去最大程度地挖掘与发扬；而信任是从属性质的，并不包含伦理的道德因素，现实中，很多人就缺乏社会信任，除了生存处境更糟糕之外，学者们并没有加以指责的权利。Kant(2009)的阐述很耐人寻味：“我倒愿意承认我们的大多数行为是遵循道德与责任感的，但如果更仔细考察我们的思想、愿望，几乎处处都会遇到亲爱的自私，并且，还总是被放大；正是自私、而非责任感的严厉命令才支撑着我们雄心勃勃的计划。一个人不必作为美德的敌人，但只要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就会时常质疑真正的美德是否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这种冷静的观察不会将对善的最真实渴求与善的真实存在混淆起来”。信任逻辑的复杂性就是如此，我们切莫混淆信任的两个方面，将潜藏在可信任中的道德伦理用偏好分解的技术强加给信任，以至使人觉得一个对他人、对社会缺乏信任感的人，似乎是某种道德伦理、合作意愿低下的劣等人，须得从这个世界上清除才好。Binmore and Shaked(2010)早就担忧地询问过实验经济学的这种做法：“你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原因即在于此。

与关注人性善恶的偏好研究不同，社会学家卢汉(Luhmann，2000)强调信任与社会环境的动态关系，人们是用“熟识的”去认知、拓展“不熟识”的生活世界。信任亦如此，存在层次不同的范围差异，这意味着人们的信任关系与既往的生活认知、行为信念相关。Tullberg(2008)认为：由于信任是关于对方及潜在合作的一种信念，表面上，其行为是个体的，但其本质既涉及个体，进而群体或者组织的可信任性；后者，作为一种承担风险能力的社会评价，构成了塑造个体既往生活认知与行为信念的客观环境。一般地，熟识的、同质的生活环境使得个体认知的不确定性更小，使得“熟识的”小群体范围的人具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且具有比大社会更高的社会信任度。随后，人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相同的文化、族群、种族，乃至宗教内部，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要比彼此不同的信任水平更高(Knack and Keefer, 1995; Alesina et al., 1999; Alesina and Ferrara, 2005)；显然，除了风险损失因素之外，社会关系距离是能够影响信任水平的关键因素。

Glaeser et al.(2000)对哈佛大学160个实验样本的研究，原本是探究不同信任水平测度的等价性，但却首次证实GSS问卷调查方法^①(General Social Survey)与信任博弈实验的两种方法之间存在差异性。对此，Holm and Danielsson(2005)观察到Glaeser et al.(2000)信任博弈实验中个体之间是面对面的，而GSS调查问卷测度的是广泛的虚拟对象，与Berg et al.(1995)、Camerer et al.(2003)和Cox(2004)实验中双方匿名的方法更为接近，由此认为：Glaeser et al.(2000)的被试者“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更近，得出的是一个“厚”的信任水平(thick trust)，而虚拟对象的一系列实验是一个“薄”的信任水平(thin trust)。这种厚薄信任概念的划分，间接地说明，被试者之间客观的“社会距离”关系应是信任逻辑内涵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而Camerer et al.(2003)当初认为“由于双向匿名的一次性信任博弈具有剔除博弈双方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因素等优点，得出的数据是一个纯粹信任水平”的观点，恰好忽视了信任水平对于主观认知过程的依赖，因为人们社会关系距离的远近不过是信任博弈中参与人进行社会认知、信息认知的形象表达。

① GSS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负责实施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GSS采取面对面访问，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GSS的宗旨是：采集当代美国社会的数据，以监控和解释美国民众在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属性方面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从总体上探讨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社会各个子群体所扮演的角色等(王卫东，2006)。

用已知的去拓展未知世界的认知方法，从博弈论视角看，就意味着认知、信念是支配行为决策的“前”社会意识；而作为一种决策前的信念判断，人们一旦建立信任关系，彼此之间就处于一种特殊关系的位置，一种介乎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状态。一方面，此状态是对过去经历的“加总计算”，另一方面，此状态又包含着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计算”；二者相加才共同构成当下博弈格局“外在”的认知信念。必须指出，这种外在的信念变量不属于人们当下博弈得失的计较范围，它既不是信任实验简化的策略行为，也不是重复博弈所简化的声誉、品牌等外生变量。实际上，这是无法用理性逻辑去计算的道德、伦理、情感范畴，此时，将超出理性范畴的因素仍然用理性逻辑计算，就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逻辑矛盾。

本质上，关注偏好与他人、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是要强调决策者心理、情感以及社会环境对“心理效用”驱动的影响，但由于强调行为的内生性，忽视了决策的外生变量，忽视了内外互动形成的博弈信念的决定性作用(Brandenburger, A., 2014)。这种理论研究倾向一方面试图通过挖掘偏好与行为的内在关系，来拓展传统理性逻辑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却缺乏拓展传统理性逻辑所必要的理论工具，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创新。显然，基于生理口味与价值观支撑的偏好逻辑，在社会行为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功能，但是，即使这种基础性作用很重要，也无法替代最外在层次的直接作用——就好比母鸡孵小鸡一样，即使最好的鸡蛋，没有合适的温度、湿度环境，再称职的母鸡也难以孵出小鸡。人们常说：人是怎么想，就怎么生活。人们行为中最根本层面的思想意识是传统经济学理性逻辑没有涵盖的内容，经济学所计算的信任行为代价或者成本，本质上并不是信任本身。信任只是一种社会关系状态，是支配人们思维、决策及其行为的一种信念。实际上，社会偏好理论是通过策略分析来解释选择偏好将如何影响交易双方认知过程后形成的互惠行为(Marwell and Ames, 1979；Berg et al., 1995)，而实验经济学则强调重复性实验可以清晰反映选择偏好不确定对认知过程、选择形成的必要性。进而言之，这些分析提醒我们：必须关注个体偏好的认知过程及其决策逻辑。

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态度，要求我们不断地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来拓展经济学理论论题的传统内涵，而不是盲目地运用理性逻辑去扩充经济学的理论边界。经济学帝国主义也应该有其自身的理论底线，这个底线的边界就是伦理、道德与利他行为的研究范畴；而用理性逻辑来计算道德伦理的企图，并没有拓展经济学的科学边界，而是消解了伦理学的哲学内涵及其人文价值；伤害的不仅是经济学本身，也是对伦理哲学的否定(童乙伦，2011)。Hudík(2015)的两个实验表明，人的主观认知常常不能充分体现自己对于客观对象的偏好，理解人们行为决策的关键，在于理解决策者的主观认知，而不是观察者(设计并主持实验的学者)关于这些偏好的“客观”由于这些关于实验者的偏好与认知的描述，往往来源于实验的实证过程，而被认为是相当客观的。描述——它们大多数都与决策者的行为无关。值得指出，通过模拟博弈行为决策的心理过程，Dietrich and List(2013)给出了两种决策心理变化的逻辑细分，一是诱发偏好变化，二是导致认知改变，进而影响到博弈决策及其均衡。很多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者忽视了可信度本质在于实验对象的可控制性。自然科学的可控性在于其对象类似于一个固体物件，能够被“抓住”，但社会科学对象的人及其行为更像水，而非固体物件儿。如果你“不抓住它”就无法实验——无主题实验无意义，如果你紧紧“抓住它”，它却会像水一样从你的指缝中溜走——确定主题的实验往往无法反映主题的原意^②。

② 这一论点源于童乙伦在教学课堂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精彩评述和深刻解剖。由于缺乏相关文献记录，仅此致谢。

人类社会行为的关键点在于，决策过程只要或显或隐地包含着一种推理过程；此时，人们行动的选择集、可能的结果、结果的预期、自己与对方关于结果预期的信念，进而，关于这种信念的信念……等等都会直接地影响人们行为的决策和实施。由于这些信念不仅是博弈参与人内在价值观、情感和心理等主观因素的体现，同时，也构成了参与人主观认知格局、社会环境及其行为决策的关键变量。只要人们追问“如果你不信任我，我还会信任你吗”？就会发现，信任其实就是自己关于他人的信念、关于他人对自己信念的信念……，如此类推的一系列信任体系(Tullberg, 2008)。必须承认，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虽然具有十分清晰的现实含义，而声誉、尊重的社会价值也十分重要，但是，这些概念并没有深入揭示社会损失或收益的价值，没有解释这些损失收益是如何发生、形成的？其中，所遗漏的理论点正是关于损失收益认知、信念的逻辑——由于研究者关注点的差异，人们是用参与人的主观期望效用简化了人类认知过程中交流、判断的复杂性逻辑。因此，对于信任逻辑的深入研究，应转向关于行为认知的心理学、语言学逻辑。

三、认知理性的信任与认知博弈行为的逻辑 (一) “认知-信念”的行为认知理性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分析框架的传统主流经济学，由于始终将“认知”视为外生变量，并且坚持“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原则，因而，无论有关个体选择的理性属性界定、概率法则及其最大化法则等逻辑，均为某种基本的人类行为描述，而与现实世界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阿莱和艾尔斯伯格曾先后提出“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和“艾尔斯伯格悖论”(Ellsberg Paradox)，前者对“相同选择发生于等同概率”这一期望效用理论的经典论述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后者则给出人们常常押注已知概率的风险性事件，而不是押注未知概率的模糊性事件，大部分个体都会采取有悖于期望效用理论的模糊性回避(ambiguity aversion)策略。此后，现代经济学开始关注选择行为对应的结果集及其概率分布的研究(Ellsberg，1961)。

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偏好的内在一致性”这一“给定约束”的不足，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行为逻辑的“认知”空白，重视利他、互惠、社会性偏好及其对认知依赖的分析；这使得理性选择理论的“要素分析谱系”被进一步扩大。拓展“要素分析谱系”的研究考察，实际上是把“偏好”和“认知”作为内生变量看待和处理，较之于传统主流学派，现代经济学有关“偏好”的理解和分析，完全突破了“偏好的内在一致性”的束缚藩篱，即认为偏好是在利己、利他和认知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多重性；并现实中，普遍表现为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个体行为实际选择中存在利己偏好、利他偏好和思考认知的客观事实，驱动着经济学家在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同时，试图不断扩大“个体行为”的分析边界。社会偏好理论就十分强调利他偏好对个体选择的影响，该理论通过博弈分析解释个体选择偏好如何影响或者作用于认知过程，以此解说个体选择过程中互惠行为的实际存在(Forsythe et al., 1994；Berg et al., 1995；Fehr et al., 1996)。个体行为之分析边界的扩大，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基本分析单元的重新选择上，更重要地是反映在对偏好、认知和效用的新解释上。

其实，针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质疑，包括关于经济人理性假设的质疑(Goldman, 2004)，在不同学科里广泛存在(黄翔, 2008)。最典型、也最具有理论价值的，是围绕社会学认知心理学家基切尔的最小化社会认知理论而产生的学术成果，其论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类是批评经济模型能否有效地说明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Hands, 1995)；第二类是试图论证认知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的社会特征无法还原到个人因素中去(Mirowski, 1996)，造成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狭隘(Hands, 1997)。何大安(2014)认为：行为选择可看成是选择偏好的函数，在传统主流经济学中，不存在对选择偏好作用于认知过程的研究，而在非主流经济学中，认知过程会反复“折腾”选择者。在非主流经济学看来，从选择偏好到认知过程的形成，选择者一定要支付巨大的交易成本。作为理性决策中具有前后相继的阶段性特征的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我们要对其展开理论论证，首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行为理性主体假设。行为经济学通过把选择过程划分为“编辑整理和预期评价”两个阶段，揭示了特定情境下认知过程中的启发式效应、确定性效应(锚定)、框架依赖等社会行为现象，论证了不同于传统效用函数的多价值函数，这些价值函数不仅涉及效用期望调整问题，本质上就是对行为认知逻辑的揭示。

黄凯南、程臻宇(2008)关注个体理性的认知过程，试图通过追溯哈耶克(1967, 1969)、Hodgson(2002, 2007)等人的演化理性框架，认为“个体不是基于完全演化理性或者毫无能动性的，心智或认知是个体行为的重要特征，经济学必须为个体心智留有余地”。由此进一步强调社会学家Boudon(1998)的思路，重新定义“认知-信念-均衡”框架的认知理性概念，提出一种“在认知有限性和信息有限性的双重约束下，由个体内在认知过程与外在环境互动生成的，具有演化适应性的稳定认知模式”。尽管这种思路是西蒙有限理性与Boudon认知逻辑的一种简单结合；但是，通过对认知细化为包含偏好与信息的概念，试图在传统偏好、知识、约束和行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之中，将“认知-信念-均衡”的行为逻辑统合起来。

(二) 信念与信任行为的框架效应

在当代哲学中，信念被普遍地描绘为某种“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即个体认为某种情况属实的心理状态(Schwitzgebel，2006)。在微观行为分析中，信念则被定义为对不确定或不可知事件(物质结果)的估计，或对未来事件、博弈中他人行为与信念的预期或猜测，这两种意义上的信念实质上都等同于主观概率测度。然而，关于信任的个体测度，麻烦之处也在于它们均指向一种信念(Butler，1991)，这要涉及四方面的理论问题：(1)信任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2)信任是社会管理进步的本质要素；(3)对于特定的个体而言，信任更多地与预期后果相关，而不是对于他人的一般态度；(4)研究信任的一个有效方法不仅在于如何定义信任，还要深入地研究信任的条件。

至于社会领域里信任的具体度量，则被归纳为三个维度：(1)私人性信任。指个体之间拥有某种直接生活关系的信任，比如，家庭成员、朋友、邻居或者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2)纵向信任。即社会秩序、契约制度的信任维度；(3)横向信任。即广义的信任，指一个普通老百姓面对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他人时，是否会给予恰当的信任(Butler，1991)。

根据行为主体的一般决策逻辑，影响信任行为有个体偏好、社会认知与信息认知三大因素。用博弈论的语言概括，就是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博弈参与人关于博弈格局的信念、判断及其行为决策，具体地有参与人策略、支付(乃至博弈规则、行动顺序)等认知差异。值得指出，首先，由于偏好理论全面科学地包含了口味与价值观的内涵(口味体现人的物质需求，价值观反映人的精神倾向)，这意味着它们共同决定了参与人关于可行集策略选择及其支付得失的关系及逻辑。其次，社会认知、信息认知的过程决定了博弈参与人的行为信念：即自己的选择策略、对方认为我的策略选择、我认为对方认为我的策略选择的信念的信念……，反之亦然，如此类推，进而决定了均衡的结果。事实上，博弈信念包含以下3方面(Benz and Meier, 2008)：(1)个体信念是经济行为中对不确定风险的评估，对博弈中他人行为与信念的预期，这两种意义的信念实质等同于主观概率测度；(2)文化信念是特定群体成员所共有的观念或思想，用于支配成员之间或与其他群体的互动交往(Greif, 1994)，但对影响经济绩效或社会组织的信任发挥着关键性作用；(3)直觉信念作为区别于慎思(逻辑、理性)的基本人类决策机制，在人际互动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Kuo and Yu, 2009)。此时，由生理口味与伦理价值观这两方面支撑的传统偏好逻辑，在社会行为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功能，但是，这种基础性作用即使重要，却也无法替代最外在层次的直接作用——这正是理论创新的出发点。

如果说信任的形成源于一种本能的历史演化——就像小孩出生一张口就信任母亲的乳汁，不会怀疑其是否假冒伪劣或者是否营养欠缺一样，而不信任的信念往往是后天习得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信任危机？答案是语言、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恰当的语境。特定的语言与语境规定了彼此对话与行为的前提和制度环境，而不恰当的语言和语境往往导致特定语境下的市场信任危机。作为一个特殊的均衡实例，近年来多次出现的“碰瓷”现象及其相关讨论，就说明个别事件是通过人的行为信念传播，最终导致信任的传染效应乃至信任体系的崩溃(王永钦等，2014)，其关键，在于形成信念的语境及其框架效应。

为什么社会认知和信息认知对于信任的影响，主要被转化称为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信念？心理学的框架效应启示我们：社会行为后果很重要，但在社会行为中，人们“怎么说”、而非“说什么”决定了人际交流的认知与判断，并通过偏好和信念影响着人们的决策行为(Ellingsen et al., 2012)。在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性实验中，Deutsch(1958)研究了框架效应的概念及其与信念体系和信任行为的关系，结论表明：社会框架会影响人们的信念意识，但却不会进入人们的偏好。的确，社会标签会激发人们的合作愿望，社会框架就是一种合作的制度设置，与在一个“市场交易”的研究比较，人们在“社会交换”中更具有合作倾向，更易于摆脱囚徒困境(Batson and Moran, 1999)；比如，人们在“社区博弈”中就比“街头博弈”更具有合作性(Kay and Ross, 2003; Liberman et al., 2004)。实际上，这里的不同博弈名称就暗示了影响人们信念、信任关系的两个关键变量：风险损失与社会距离，因为社会比市场的风险损失更小、而社区比街头的社会距离更近。信任的类似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Abbink and Hennig-Schmidt, 2006)，是通过事件发生的语境体现出来。如果说人类在许多方面有非理性的特征，框架效应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由于不同的表达导致不同的结果，框架效应告诉我们：在人际沟通中，关键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

一方面，Tversky and Kahneman(1981)借助“亚洲疾病问题”向人们显示了决策者的风险偏爱依赖于选项被如何描述，换句话说，人们社会行为是依赖于“语言表达”的，语言本身就是行为。另一方面，个体行为的社会认知对于信任的作用主要又细分为文化和制度两种范式的信任研究，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为此贡献了两方面有价值的理论洞见：(1)文化制度含义的表达——语言的意义；(2)框架效应的基本形式——语词的意义。框架效应理论强调，“权当”取向或过程取向的解释框架中，特别重视前面两个框架(理性范式和制度文化范式)中应该得到重视和强调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悬置”(Wright, 2006)。

国内关注认知博弈的董高伟(2012)认为，认知博弈的本质在于交流主体之间的信息交互，这种信息交互的目的在于彼此的信念修正，以便于达成公共信念。这里，认知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人们的认知依赖于信息的交互作用，而信息的本质是语用性质的语义概念。信息认知的过程要求博弈参与人理解博弈情境的含义；由于当且仅当信念一致时，博弈均衡的概念才具有学术合法性。因此，博弈均衡的首要条件是博弈情境的语境与语义一致性。将信任置于博弈情境来分析，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是关于信任崩溃与重建的机理研究。而博弈语境的重要性在于语境起源于个体偏好(口味/价值观)，受到参与人关于社会认知、信息认知的影响，进而决定着博弈均衡的解概念。

(三) 基于信念的相关均衡

由于信任行为受到个体能力制约，可信任行为受到能力与责任(伦理)双重因素的制约，依据信任的两种成分、相关影响因素和框架效应理论，本文构建如下信任行为的认知分析逻辑图示(下图 1)。一方面，我们以此区分，给出信任行为在认知层面的一种划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观察信任行为与认知结构的关系，并由此展现相关研究深入发展的方向与思路。在图 1中，首先，我们必须理清楚：价值观、社会认知与信息认知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人们日常语境的关系、即语言表达的语用机制又是如何从这三方面影响我们的决策和行为？这是未来研究信任行为需要回答的问题。其次，能力与责任感对于信任行为的影响，这里相关的研究，已经在第二章的相关文献中给出必要的阐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的框架性理论图示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可信任行为与信任行为存在着何种内在的差异。第三，从价值观、社会认知、信息认知到社会语境之间，信任行为究竟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获得博弈论逻辑的恰当均衡，这涉及博弈行为的解概念及其均衡的理论含义。以下，我们仅就第三点给出一些概念性的初步探讨。

在传统博弈逻辑中，任意博弈格局都可以定义三个基本的解概念：理性解、纳什均衡解和相关均衡解，它们与认知信念的等级结构形成了对应关系。Bernheim(1984)与Pearce(1984)独立发展出可理性化的概念，意在为不存在理性解的博弈格局给出可定义的逻辑框架，这与人们关于理性的共同信念实际上是等价的。在博弈论语境的行为决策过程中，一个假设往往就意味着行为者将按照这个假设的思路决策，一个信念则可以根据博弈格局的不同而变动、或者具有不同的均衡选择。然而，究竟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纳什混合策略均衡等解概念所描述，目前，实验经济学研究提供的结论除了直观、适合教学外，但在逻辑上，常常不仅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还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更为模糊的发展前景；因为，这些理论上的解概念常常是同时行动的均衡，对于动态、偏离路径的均衡仍然束手无策(Aumann and Brandenburger, 1995)。一方面，这就导致人们转向心理学、人工智能的动态认知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这为认知博弈理论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认知博弈的一个最突出的贡献是(Brandenburger，2014)，它为业已建立的博弈论的解概念，如可理性化解、纳什均衡解、重复剔除被占优弱策略及其相关均衡的解概念，提供了一个坚实、统一的认知基础。

作为一种完美、智慧且紧凑的解概念，纳什均衡是“基于”对博弈结构(支付函数集)、参与人理性及其真实行为策略具有共同知识的结果(Lewis, 1969)，此处“基于”本身蕴含着：在一个信念互动的体系下，纳什均衡等价于一个参与人关于博弈格局的一致性信念(Aumann and Brandenburger, 1995)。为了揭示这种认知信念与行为均衡的关系，Brandenburger(2014)通过语言、信念的逻辑构建，给出了“认知信念-策略决策-行为均衡”的认知博弈理论框架，证明了纳什均衡的认知条件只是最弱的要求，当然也应是人类行为最基本的规律描述。比如，纯策略纳什均衡的认知条件是理性与理性的共同信念(RCBR)(Aumann and Brandenburger, 1995; Battigalli and Siniscalchi, 2002)：参与人是理性的，且大家都坚信彼此是理性的。认知博弈与传统概念的关系：理性与理性的共同信念。首先，就排除了被占优策略(可以运用重复剔除劣策略方法)；其次，认知博弈的基础性定理是共同信念的认知条件；其三，是相关均衡的概念，特别在三人以上中博弈——只要博弈存在相关利益，此时相关均衡的集合要大大小于非被占优策略的均衡集合——算是一个均衡精练的思路。

人的理性概念一旦在认知博弈框架下得以定义，我们将看到，不仅纳什均衡概念是简单的直接结果，更多的概念将随之而来，并容纳更多的博弈概念，而成为一个逻辑一致的完整体系。考虑到理性以及多人博弈关于理性的信念时，我们需要具有所言的均衡不变性和可行性策略(弱占优)的概念，这给出基于条件概率为零的信念判断的定义，其相应解概念为词典序的概率系统，与Anscombe-Aumann(1963)提出的期望收益的公理化体系一致。

一个纳什均衡与其说是参与人行为的策略选择，倒不如说是参与人对于自己及其他人行为选择的信念组合(Aumann and Brandenburger, 1995)。在贝叶斯均衡概念中，一个类型是参与人i的效用函数与参与人i的信念结构的组合(a_i, b_i)，即参与人i的每一个类型(a_i, b_i)都明确一个关于对方效用函数与信念结构的信念；因而，给出了一个关于对方类型的信念。

信任关系是一种信念结构，它先于博弈过程、并在博弈过程中强化和改变。并且，信任结构是嵌入在博弈结构过程之中的。这是认知博弈的语言出现以后，人们才有的关于信任在人类社会行为中认识的新进展。然而，改变人们信念结构的信息(Fukuyama, 1995; Putnam, 2000)，往往并非博弈格局的内部变量，而是一种外生变量。由此，认知博弈的信念结构形成取决于两个步骤(Ostrom and Walker, 2003)：首先，进行一种关于外在信息的模糊计算，并以此形成信念；其次，进行风险收益的效用计算。

四、结语

信任问题是一个被不同学科广泛关注的论题，研究结论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信任问题就是现实引发人们关注所谓的现代社会信任危机问题(Fukuyama, 1995; Putnam, 2000)”，一些学者则乐观地认为“担心社会信任危机问题是杞人忧天(Inglehart, 2003; Hardin, 2002)。理论上，信任具有的心理学、伦理学内涵确实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特别是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新运用(Ostom and Walker, 2003)为我们打开了信任理论研究的新途径。更重要地是，认知博弈理论的提出(Brandenburger, 2007)使得信任问题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学所计算的信任行为代价或成本并不是信任本身，用理性逻辑去计算理性之外的道德、伦理、情感必然会存在逻辑矛盾，忽视了决策的外生变量和博弈信念的决定性作用，遗漏的理论点正是关于损失收益认知、信念的逻辑。信任本质上就是一种信念，本文所关注的是存在于信任概念中，具有“环境-信念-行为”三者集成的、而非割裂的理论范式，即在一个博弈框架中，将行为环境、行为信念和行为均衡三个要素统一地刻画，并全面、恰当地体现在均衡的概念之中。一方面，这是信任问题本质所在；另一方面，也是认知博弈发展的要求，即必须深入刻画和体现人们行为过程的更多细节。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构建信任行为的认知博弈分析框架，为信任行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