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要以公平正义与社会福利为出发点。围绕收入分配、资源分配问题，关注的则是在不同阶层的社会人群中设计怎样的分配方案。有关个人和社会如何以公正或道德的方式分配社会福利或承担公共支出，是社会选择理论，道德心理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总结而言，诸多不同角度的实证研究考虑了三种有关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之间如何进行收入分配的理论方案设计。
“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的分配方案设计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情境：理性的个人进入了一个假设性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决策环境，即在不知晓自己将会处于社会中的哪个位置(阶层)的前提下，对这个社会各阶层的收入进行分配(Harsanyi，1955；Rawls，1971)。因此，无知之幕下的分配方案是一种个人在不确定状态下做出的决策。使用不完美信息的“幕布”为的就是剥离历史、产权现状和制度的偏见，以便能够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设计各阶层的分配方案。
社会计划者(the social-planner)的分配方案，设定由某些外部的评判员、旁观者或社会计划者，从非个人的社会福利角度来评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由于计划者并不是这个社会中的成员，对社会福利的评估不涉及个人利益(Boulding，1962；Traub et al., 2009)。这一情境要求方案的设计者公正地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入分配。社会计划者也不会因为所制定的收入分配方案而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
知晓所在阶层(the known position)的分配方案，设定由一位社会中的权威人士、人群领袖或最高收入阶层中的成员来决定社会收入分配。在做出分配决策前，他知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与阶层，因此他可以同时决定自己与这个社会中其他成员的收益(Sutter and Weck-Hannemann, 2003；Friedman，1953)。这一分配方案需要收入分配者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公平动机与最大化个人收益的自利动机之间进行权衡。
在无知之幕情境中，分配决策与风险决策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相似度(Friedman, 1953)。然而，个人有关收入分配的决策，还会涉及公平正义与社会福利。因此与带有风险的彩票博弈不同，无知之幕下的分配决策可能会同时受到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作用(Andreoni and Miller, 2002)。在社会计划者情境中，执行分配决策的计划者要考虑一个外部无关社会的福利最大化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涉及社会计划者本人的利益，更多地会唤起分配决策时的不平等厌恶(Traub et al., 2009)。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中，决策者的个人偏好就决定了收入分配方案的选择。当然，决策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个人收益，还与社会中其他阶层的收益相关。大量有关社会偏好的实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Bolton and Ockenfels, 2000；Fehr and Schmidt, 1999；Amiel et al., 2009)。
以上实证研究大多通过无真实激励的问卷形式，询问调查对象在不同的收入分配方案中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丁建锋，2010；Krueger et al., 2007)。本文以一种激励相容的方式，在实验中引出人们在收入分配决策时的行为偏好。我们给定实验对象初始禀赋(一个社会各阶层的总收入额度)，要求其将初始禀赋在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高、中、低)中进行分配，并同时遵循三个阶层收入大小的固定顺序。为了分离风险厌恶与社会偏好在无知之幕情境中的作用，检验社会福利与个人收益分别在分配决策中的效应大小。我们在一个可控实验中，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收入分配情境，包括无知之幕情境、社会计划者情境与知晓所在阶层情境。
第一种情境中，实验对象将初始禀赋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入分配决策时，并不知晓自己和其他人将会被安排在哪一个社会阶层。第二种情境中，实验对象将初始禀赋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入分配决策时，可以获得固定收益，但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第三种情境中，实验对象将初始禀赋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入分配决策时，知晓自己将会被安排在高阶层。同时，我们还将在实验中测度实验对象的风险偏好。
虽然有关分配行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情境下分配决策的动机构成也受到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聚焦于个人收益(自利或风险厌恶)与他人收益(公平或社会偏好)的动机因素，分别在不同情境的分配决策中有着怎样的作用。然而，分配情境的不同为何会导致偏好动机的改变，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这一逻辑机理始终没有相关的科学证据能够给予解释。
如果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两种不同的分配动机实际上有着明显不同的神经基础。大量神经实验表明，大脑边缘系统(paralimbic)尤其是亚属隔膜(septal-subgenual)区域的神经活动与利他及社会依附有关(Sanfey et al., 2003)。此外，岛叶皮层(insular cortex)也涉及对不公平厌恶的编码，有研究就检验了岛叶皮层在公平与同情偏好中的作用(Singer et al., 2006；Saxe and Kanwisher, 2003)。另一个在实验中被稳健发现与理解他人、为对方考虑的动机偏好相关的是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的神经活动(Young et al., 2010；Sellaro et al., 2015；Manes et al., 2002)。
另一方面，临床和神经影像学研究已经揭示大脑皮层网络参与个人收益行为决策的证据(Krain et al., 2006)。其中，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又是该神经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Krain et al., 2006)，特别是在人们处理不确定性决策时(Kuhnen and Knutson, 2005)。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DLPFC区域参与了风险感知过程(Preuschoff et al., 2006；Holper et al., 2004)。进一步的神经成像研究也明确表明个人的风险决策与DLPFC区域的神经活动相关(Fudenberg，2006)。
然而，神经成像研究虽然为神经活动与风险决策之间建立了联系，但却无法为特定大脑区域对相应行为结果的作用提供因果证据(Ruff et al., 201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年来诞生的脑刺激(brain stimulation)技术，包括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与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则可以使神经科学家通过观察某一脑区接受刺激后所导致的人们行为偏好的改变，来推断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Knoch et al., 2006)。目前已有大量tDCS研究得到DLPFC区域与风险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Fecteau et al., 2007；Ye et al., 2015；Rawls，1993)。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设计相关的行为实验和神经实验，直接呈现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收入分配决策，给出有关分配决策内在偏好动机的神经基础，验证特定脑区活动及相关偏好对于行为结果的因果作用。在不同情境下，实验被试的分配决策不仅表征了对他人收益的社会偏好，还可能受到与个人收益相关的风险偏好的作用。因此通过比较被试在不同情境下的分配方案，能检验有关公平正义的分配决策是否存在情境依赖性。
此外，对不同实验组被试在做分配决策前和决策时进行不同的神经刺激，这些类别的刺激涉及了与被试在三种社会情境下做分配决策时，可能引致的偏好有所关联的脑区。通过改变这些脑区的神经活动，以此来检验受到不同刺激后被试在三种社会情境下的分配决策是否会有差异，从而为收入分配决策的情境依赖性提供神经基础，并反证特定脑区活动及相关的偏好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最后，我们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的实验结果：被试对三个阶层的分配决策都会因为社会情境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在被试知晓自己所处阶层(高等阶层)的情境下，分配方案中高等阶层的收入比无知之幕情境下和社会计划者情境下高等阶层的收入显著更高；分配方案中中等阶层与低等阶层的收入都要比无知之幕情境下和社会计划者情境下中等阶层和低等阶层的收入显著更低。这一实验结果说明人们对于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的观念和态度，实际上取决于个人是否处于这一社会之中，以及自己在这一社会中所处的阶层。
与自利偏好(理性计算)相关的脑区受到刺激后，会直接影响到被试在知晓所处阶层情境下的分配决策。当对rDLPFC区域进行刺激(正负刺激)时，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中等阶层和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会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中等阶层和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减少。如此可以证实，知晓所在阶层情境所引致的个人收益偏好会影响人们的收入分配决策。
与风险偏好有关的脑区受到刺激后，会直接影响到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的分配决策。当对lDLPFC区域进行刺激(正负刺激)时，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减少。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提高。如此可以证实，无知之幕情境下所引致的风险偏好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收入分配决策。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简单介绍了有关收入分配决策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对于收入分配决策理论、行为实验研究、神经实验研究做了介绍。第三部分为实验设计，对实验技术、被试设计、实验任务、实验流程等相关实验细节都做了说明和阐述；第四部分为实验结果分析，对实验所得到的结果进行了统计与检验分析。第五部分为总结与讨论，对研究的主体内容和实验结论做了概括介绍，对本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空间和方向做了讨论。
二、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 收入分配决策理论有关社会收入分配决策的研究主要以两种理论和原则为代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平等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尔斯(Rawls，1993)认为，公平的分配原则是有利于社会所有成员的，特别是要有利于整个社会中处境最差的成员；而功利主义的代表，海萨尼(1977)则认为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是要最优化整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平均效用。
研究收入分配决策时，有关“无知之幕”的假设已成为一个标准设置，罗尔斯和海萨尼均引入了“无知之幕”的假设来引致出人们的公平分配观念。所谓“无知之幕”，指的是当决策者从各种不同的分配方案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并不会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也不知道自己可能落入某个社会阶层的概率如何。这样，就能将决策者置于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上来考虑收入分配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1953)在五十年代初把这一思想形式化地表述了出来，他认为要研究人们对于分配的偏好，首先需要把决策者从他的特殊地位上剥离开来，去掉他们在现有分配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让决策者不知道自己在未来收入分配中的具体位置，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决策者的分配方案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个人的自利偏好。
然而，同样是无知之幕的设置，罗尔斯与海萨尼却演绎出了完全不同的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决策理论。罗尔斯(2011)认为，面临无知之幕情境下的个体，会因为担心自己有可能落入最低收入的社会阶层，而更加关注那些处在最低收入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要按选择对象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来排列选择对象的次序，然后我们将采用这样一个选择对象，它的最坏结果优于其他对象的最坏结果”。而海萨尼(Harsanyi，1955)在推导这一设置下的分配理论时的观点则刚好相反，他认为当人们处于无知之幕这种不确定的情境下时，对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所做的决策，就如选择有风险的彩票一样。如果他们不知道每个事件发生的确定概率，那么根据拉普拉斯法则(Laplace rule)①：应当假设他们面临的是等概率的彩票事件。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应用期望效用理论就可以得出“关于收入分配的社会伦理判断表现为所有人效用的算术平均值”这样的结论。
①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1814)提出，对于所有可能性事件，如果我们无法找到对它的发生有利或不利的证据，那么就应当假定他们发生的概率相等。这被称为拉普拉斯法则。
(二) 有关收入分配决策的行为实验研究以上不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平等主义有关收入分配决策的原则及理论在逻辑上都是自洽的。要在他们各执一词的理论阐述中，判别哪一种收入分配原则更为公平正义，哪一种收入分配原则是人们普遍遵循和表现的，则还需要通过经验实证研究来检验。
有关收入分配决策的实证检验，早期较为系统的研究来自于Frohlich and Oppenheimer(1992)的探索，他们在实验室中模拟了“无知之幕”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被试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实验后可以得到多少收益，也不知道自己的收益会按照何种标准进行分配。他们需要在四种不同的分配原则之间选择一种，并通过讨论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就需要通过投票来选出决定他们收益的分配原则。实验结果显示：在接近30个小组中，没有一组人同意“最大化最小值原则”，大部分小组选择了折中于平等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底线优先主义”(floor constraint priority) ②的分配原则。Traub et al. (2009)在以上的实验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他们克服了明显的框架效应和多次决策带来的可能影响，并同时考虑了被试的风险规避偏好。他们的实验结论表明：功利主义和底线优先主义优于平等主义原则，但功利主义和底线优先主义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
②Boulding(1962)在功利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底线优先主义”原则，指的是“在确保底线收入的前提下最大化社会平均效用”的分配原则。
除此以外，Scott et al.(2001)也利用相类似的实验方法得到了相近的实验结论。这类实验的任务通常都是让实验被试作为一个“社会计划者”从几种收入分配方案中选择一种被试认为最为公平合理的，或者将这几种收入分配方案按照个人偏好进行排序。因此，这类实验设计必然要基于两个前提假设：一是，社会福利函数存在；二是，风险偏好或公平偏好可以由福利函数推导得出。然而，这些假设条件过于严苛，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下都难以满足。此外，这类实验中被试的收益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社会收入分配方案，这很有可能使得单一考察该种情况下的分配决策的研究缺乏有效性。
在另一类有关收入分配方案选择的实验文献中(Beckman et al., 2002；Johansson-Stenman et al., 2002)，被试不再是社会计划者，而是成为社会中的一员，他们同样需要选择自己偏好的社会收入分配方案。此外，被试面对的是一个“无知之幕”情境，他们不知道各阶层的分布情况，以及他们自己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这意味着，被试在此情境所做出的收入分配决策既可能反映了他们的风险偏好情况，也可能表现了他们有关收入分配决策中公平正义的社会偏好。
另外，随着实验经济学在国内的迅速发展，我国学者对于收入分配决策的实验研究也开始有所贡献。丁建锋(2010)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让被试在模拟的“无知之幕”环境下对多种分配方案进行选择。结果发现，在控制被试风险偏好的条件下，不论是社会计划者还是社会成员都更多地选择了“底线优先主义”原则，而不是平等主义或功利主义原则。徐燕(2014)让被试通过图表分别在“纯风险”和“无知之幕”两种情境下对彩票和收入分配方案进行选择决策，从而分离了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两种偏好下的决策行为。
(三) 与分配决策相关偏好的神经实验研究有关收入分配决策的实验研究，虽然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不同分配决策的公平性，以及人们普遍能够接受并认同的收入分配方案。但仍然较难分离不同偏好(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等)对被试分配决策的实际影响，无法说明人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做出相应的收入分配决策。而要系统完整地解决以上疑问，只有利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技术，探寻人们在做出分配决策行为的大脑活动，才能解析各种分配决策行为背后内在的偏好动机。
神经科学家们对于与分配决策相关的公平正义偏好之所以存在，以及相应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已有相关探索。Sanfey et al.(2003)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对被试面对不公平分配方案和公平分配方案时的脑成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不公平的方案不同程度地激活了三个脑区：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以及脑岛皮质(insular cortex)。这意味着这三个大脑区域会是有关公平正义偏好产生的关键脑区。Knoch et al.(2006)利用TMS技术进一步验证了DLPFC区域与公平正义偏好的关联。他们在实验中暂时抑制了被试DLPFC区域的活动，结果发现：当被试的DLPFC区域活动减弱时，被试更愿意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更难抑制经济利益对自己的诱惑。
当然，也有其他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了除DLPFC区域以外的其他脑区活动也可能影响分配决策。如Hsu et al. (2008)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对人们在分配决策时有关公平和效率的神经基础做了呈现。研究者发现，纹状体的壳核(putamen)区域与有关效率的分配决策相关联；脑岛(insula)则编码了分配决策中的公平性；而纹状体的尾核(caudate)区域则编码了有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统一衡量。Tricomi et al.(2010)通过神经成像发现，当被试看到不公平分配现象时，大脑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和腹正中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会被激活。
三、实验技术与实验设计 (一) 实验技术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是一种非侵入性的、以微弱电流(≤ 2 mA)作用于大脑皮层神经细胞放电活性的脑科学研究技术。与其他脑刺激技术如经颅磁刺激(TMS)不同，tDCS不是通过阈上刺激引起神经元放电，而是通过调节神经网络的活性发挥作用。tDCS对皮质兴奋性的调节是通过刺激极性的不同，进而引起神经元水平上静息膜电位超极化或去极化的形式实现的。tDCS可以提供三种基本的刺激模式：阳刺激会激活被试大脑皮层的兴奋性(超极化)，阴刺激会抑制被试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去极化)；伪刺激作为一种对照基准，给被试提供某种虚拟的刺激感受，但并不改变被试大脑皮层的兴奋性。研究者通过观察tDCS对被试大脑皮层某一功能区刺激后所引起的行为变化，就能在该脑区与人们的行为偏好之间建立起可控制、可重复、可验证的因果联系。
tDCS对大脑皮层神经细胞放电活性的影响，取决于刺激电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两个因素。出于安全性考虑，电流强度通常被限制在2毫安(mA)以内。如果持续时间足够长，刺激后大脑皮层兴奋性的改变可达1小时以上(Jacobson et al., 2012)。已有的tDCS研究通常刺激10~20分钟，就可以观察到被试心理与行为的显著改变。有研究报告，5分钟刺激时长已能诱发出相应的刺激效应(Boggio et al., 2009)。我们的实验采用欧洲著名跨学科研究机构Starlab研发，NE(Neuroelectrics)公司生产的Starstim经颅直流电刺激仪。①
① Starstim经颅直流电刺激仪的外观可见：http://www.neuroelectrics.com/products/starstim/。
(二) 实验设计 1. 靶区设置靶区设置包括目标靶区和回路靶区设置。其中目标靶区的设置取决于研究者实验前假设的与风险偏好和理性计算(自利偏好)直接相关的脑区。现有脑科学研究文献中，对风险偏好相关脑区的推断多达10余处，包括杏仁核(amygdala)、眶回(orbital gyrus)、纹状体(striatum)、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等区域(Breiter et al., 2001；De Martino et al., 2010)，但比较集中的则是大脑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而决定个体是表现出公平正义的行为还是自利偏好(理性计算)决策的脑区，则主要集中在rDLPFC区域(Corradi et al., 2013；Zhu et al., 2014)。因此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将目标靶区设置为被试的DLPFC，其在tDCS刺激帽上对应的坐标点为F4(即右外侧前额叶皮层，rDLPFC区域)或F3(即左外侧前额叶皮层，lDLPFC区域)。
回路靶区是与目标靶区构成电流回路的区域。本次实验中我们将其设置为被试的顶叶(parietal lobe)皮层，其在tDCS刺激帽上对应的坐标点为Pz。将回路靶区设置为顶叶，一方面是考虑其空间位置比较适合，与DLPFC有一定距离间隔从而可以避免刺激效应的互相干扰；另一方面是考虑这两个脑区的功能有较大差别，顶叶主要负责人类对空间关系的感觉及有关语言的认知(Simon et al., 2002)，与风险决策不构成相互影响。目标靶区与回路靶区的具体区域坐标示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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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靶区设置坐标 |
参加实验的被试将随机分为五组，刺激模式分别为：第一，阳刺激rDLPFC，即rDLPFC(坐标F4)为阳极布点，顶叶皮层(坐标Pz)为阴极布点，以激活目标靶区大脑皮层的兴奋度；第二，阴刺激rDLPFC，即rDLPFC(坐标F4)为阴极布点，顶叶皮层(坐标Pz)为阳极布点，以抑制目标靶区大脑皮层的兴奋度；第三，阳刺激lDLPFC，即lDLPFC(坐标F3)为阳极布点，顶叶皮层(坐标Pz)为阴极布点，以激活目标靶区皮层的兴奋度；第四，阴刺激rlDLPFC，即lDLPFC(坐标F3)为阴极布点，顶叶皮层(坐标Pz)为阳极布点，以抑制目标靶区皮层的兴奋度；第三，伪刺激，作为对照组，该组被试在随机进行30秒阳刺激或阴刺激后即停止刺激(可通过对仪器的相关设置实现)；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实验者效应。图 2则是上述前四种刺激模式下，Starstim经颅直流电刺激仪的监控屏在实验过程中对上述靶区进行刺激时的实景显示(图 1中F3或F4为目标靶区，Pz为回路靶区)。以上三个组的刺激时长均为15分钟，电流强度为2毫安(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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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刺激在脑区中的激活示意图 |
为了分离左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分别对于风险偏好和被试行为选择的作用，我们通过tDCS对左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进行单侧的正负刺激：正刺激rDLPFC、负刺激顶叶皮层；正刺激lDLPFC、负刺激顶叶皮层；负刺激rDLPFC、正刺激顶叶皮层；负刺激lDLPFC、正刺激顶叶皮层以及伪刺激。我们的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即所有被试都被随机安排到以上五个刺激组中，接受相应的刺激。本次实验中，每个刺激组的被试数量为15人，整个实验的被试规模为75人。这一被试数量相对于已有的有关tDCS脑刺激实验有明显增加，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排除被试个体差异性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增强实验结果的稳健性与科学性。①
①在神经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影像学的数据分析是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叠加，或针对每个样本的神经活动进行分析，无需进行差异性检验或回归分析。因此，神经科学领域对样本数量没有严格要求。
4. 任务设计本次实验的主要内容是让被试从社会总收入(固定收入)中，对三个阶层(高阶层、中阶层、低阶层)进行分配。在正式进行分配决策前，被试会拿到一份实验说明和实验知情书。在完全知晓实验内容和实验的安全性问题后，被试就将接受tDCS刺激10分钟。刺激10分钟后，实验员会安排被试进入正式的分配决策阶段，被试需要一边接受刺激(剩余5分钟的刺激)，一边完成具体的分配实验任务。
分配阶段，被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无知之幕的情况，即假设被试处于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有高、中、低三个阶层，他(她)不了解这个社会中每个阶层的分布情况，以及自己处于哪一个阶层当中。被试会在实验结束后通过随机抽球游戏来确定自己所处的阶层。也就是说，他(她)的收益取决于他(她)给这个社会三个阶层的分配以及随机决定的其所处的阶层。社会中三个阶层各自的平均收入之和为150个筹码，以及高等阶层平均收入≥中等阶层平均收入≥低等阶层平均收入。在以上条件下，被试需要对该社会中三个阶层的收入进行分配。
被试接下来面对的是一个打开无知之幕的情况，即假设被试处于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有高、中、低三个阶层，他(她)不了解这个社会中每个阶层的分布情况，但知道自己确定是处于高等阶层中。也就是说，他(她)的收益直接取决于他(她)给这个社会三个阶层的分配。社会中三个阶层各自的平均收入之和为150个筹码，以及高等阶层平均收入≥中等阶层平均收入≥低等阶层平均收入。在以上条件下，被试需要对该社会中三个阶层的收入进行分配。
被试最后面对的是一个社会计划者的情况，即假设被试处于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有高、中、低三个阶层，他(她)不了解这个社会中每个阶层的分布情况，他(她)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但他是这个社会的计划者。也就是说，他(她)将决定其他人的收益分配情况，他(她)自己则将得到50个筹码的固定收益。社会中三个阶层各自的平均收入之和为150个筹码，以及高等阶层平均收入≥中等阶层平均收入≥低等阶层平均收入。在以上条件下，被试需要对该社会中三个阶层的收入进行分配。实验流程图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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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配决策神经实验过程图 |
每名被试都需要在以上三种情境下对高、中、低三个阶层的收入进行分配，在分配完成后，实验员会安排抽奖箱给被试抽取一个彩球，以决定其在无知之幕情境中所处的阶层①。随后，电脑屏幕会显示出被试在三种情境下的分配决策，以及最后所对应的实验收益。之后，被试还需要完成一份有关个人社会特征信息的调查问卷。全部实验结束后，被试的报酬由出场费(10元)和实验任务中三种情境下的实际收益(实验中的100个筹码相当于真实的10元收益)之和加总结算。三种社会情境的具体内容，以及决策选择形式都由z-tree程序(Fischbacher，2007)在电脑上实现。这一程序设计可以使得电脑自动记录下来每位被试的分配决策和决策时间等数据。
①抽奖箱中有红、黄、蓝三色的彩球若干，被试在无法观察到抽奖箱中彩球的情况下，抽取一个彩球。若抽取的彩球为红色，则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中所处的阶层为高等阶层；若抽取的彩球为黄色，则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中所处的阶层为中等阶层；若抽取的彩球为蓝色，则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中所处的阶层为低等阶层。
四、实验结果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根据ztree程序自动记录下来的实验数据，对五个刺激组(正刺激rDLPFC、正刺激lDLPFC、负刺激rDLPFC、负刺激lDLPFC以及伪刺激)中的被试在三种社会情境下(无知之幕情境、知晓所在阶层情境、社会计划者情境)给三个阶层(高阶层、中阶层、低阶层)的分配决策和决策时间数据分别进行比较和分析。由于伪刺激组中的被试决策，实际上是不会因为受到外在刺激而有所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伪刺激组的被试决策作为基准组(baseline)数据，来检验各种社会情境对被试分配决策的影响，以及通过比较各刺激组与伪刺激组的决策数据差异，来直接分离和验证社会偏好与其他偏好分别对被试分配决策的作用。基于此，以下我们将首先分析伪刺激组中的被试分配决策数据。
假设一：被试对三个阶层的分配决策都会因为社会情境的改变而有所变化。
为验证假设一，我们需要考察在伪刺激组中被试分别面对三种社会情境时，给三个阶层收入的分配情况。在表 1中我们列出了伪刺激组中被试在各种情境下对各阶层的收入分配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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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伪刺激组被试在三种社会情境下对三个阶层的分配情况 |
从表 1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初步判断：在知晓自己所在阶层为高等阶层的情境下，被试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达到了86.33，且均集中于61-80与81-100这两档收入；这一情境下，被试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只有20.33，且大部分集中于0-20这档收入。而在无知之幕和社会计划者的情境下，被试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一般在70左右，分布集中在60-80这档收入；这两种情境下，被试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一般在30左右，集中于21-40这一档。
而实际上，当被试是一名社会计划者时，他(她)为高、中、低三个阶层所设计的分配方案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收益，但却直接决定了其他人的收益。因此，在社会计划者的情境中，被试所做出的分配决策纯粹反映的是他(她)个人有关公平正义的亲社会行为(社会偏好)。而在无知之幕和知晓自己所处阶层的情境中，分配方案有被试个人的收益，以及被试对于自己所处阶层的判断(或预估)牵涉其中。在这两种情境中，被试所做出的分配决策不仅反映了有关公平正义的亲社会行为，还受到风险偏好和自利偏好的作用。
因此，我们通过比较分析被试在三种情境下对三个阶层的分配情况，就可以得到不同社会情境所引致的不同偏好对于分配决策或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由于这一比较检验实际上是一个被试内(within-subject)分析，根据Wilcoxon符号秩检验(signed-rank test)方法，我们对伪刺激组被试在三种社会情境下两两之间的分配情况进行了差异性检验。结果发现：在被试知晓自己所处阶层(高等阶层)的情境下，分配方案中高等阶层的收入比无知之幕情境下(z=-3.344；p＜0.01)和社会计划者情境下高等阶层的收入显著更高(z=3.334；p＜0.01)；分配方案中中等阶层的收入比无知之幕情境下(z=-3.064；p＜0.01)和社会计划者情境下中等阶层的收入显著更低(z=-2.456；p=0.0140)；分配方案中低等阶层的收入比无知之幕情境下(z=-2.451；p=0.0142)和社会计划者情境下低等阶层的收入显著更低(z=-2.927；p＜0.01)。无知之幕和社会计划者情境下，分配方案中高等阶层(z=1.153；p=0.2490)、中等阶层(z=0.377；p=0.7064)和低等阶层(z=-0.555；p=0.5791)之间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差异。图 4直观地呈现了以上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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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伪刺激组被试在三种社会情境下对三个阶层的分配比较 |
总结而言，被试在分配决策中所表现的有关公平正义的亲社会行为，会受到自己是否知晓阶层分布情况、自己所处的阶层以及自己的收益是否与分配相关等社会情境和外部条件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当被试知晓自己处于高等阶层时，个人内在的自利偏好影响了纯粹的有关公平正义的分配决策。他们会更多地考虑自己所能获得的收益，因此在给三个阶层进行分配决策时，会相应地提高自己所在阶层(高等)的收入，降低其他两个阶层的收入。
而当被试并不知晓自己所处的阶层时(无知之幕情境下)，他们无法预估自己可能得到的收益，只能知晓自己的收益会是分配方案中三个阶层中某一阶层对应的收入。因此，此时被试的分配决策可能会受到被试风险偏好的影响。但根据伪刺激组的行为数据：无知之幕情境下，被试给予三个阶层的分配方案与社会计划者情境下所给予的分配方案并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没有神经刺激介入下的行为实验研究尚不能分离风险偏好与个人有关公平正义的亲社会行为对于被试分配决策的作用。介于此，在下文中，我们将通过比较分析各种刺激条件下，被试对于社会分配的决策表现，来得到更进一步的有关公平正义的亲社会行为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受到其他偏好影响的神经经济学结论。
假设二：与自利偏好(理性计算)的脑区受到刺激后，会直接影响到被试在知晓所处阶层情境下的分配决策。
假设三：与风险偏好有关的脑区受到刺激后，会直接影响到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的分配决策。
已有的神经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当被试某一脑区受到微弱电流的短暂刺激时，该区域的神经活动就会有所改变，从而能影响到与该区域相关的偏好、意识、行为与决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激活或抑制与风险偏好或自利偏好相关的脑区，来反证被试在各种情境下的分配决策是否受到了这些偏好的影响，从而为分离不同偏好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证实各种偏好对分配决策的作用提供了因果证据。
因此，为了验证假设二与假设三，我们比较了四种刺激条件下(正刺激rDLPFC、正刺激lDLPFC、负刺激rDLPFC、负刺激lDLPFC)的被试在三种社会情境下(无知之幕情境、知晓所在阶层情境、社会计划者情境)给三个阶层(高阶层、中阶层、低阶层)的分配决策相比较伪刺激条件下的被试分配决策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检验是一个被试间(between-subject)的数据分析，因此表 2中的检验数据是我们利用Wilcoxon秩和检验(ranksum test)方法得到的显著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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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刺激组与伪刺激组之间在三种社会情境下对三个阶层的分配差异检验 |
我们通过非参数检验发现，当对rDLPFC区域进行刺激(正负刺激)时，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中等阶层和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会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中等阶层和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减少(z=-1.84；p=0.065；z=-1.69；p=0.095)。此外，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也会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更多(z=1.44；p=0.149；z=1.47；p=0.141)。这一检验结果表明，当有关自利偏好(理性计算)的脑区受到刺激时，会改变人们在有涉及自我利益的行为决策。在我们的实验中，表现为给予自己所在阶层的收入分配更高，给予其他两个阶层的收入分配更低。
而当对lDLPFC区域进行刺激(正负刺激)时，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提高(z=1.66；p=0.096；z=1.74；p=0.083)。此外，当对lDLPFC区域进行负刺激时，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中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中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减少(z=-2.18；p=0.029)。因此，同样与自利偏好相关的lDLPFC区域也会影响被试在知晓自己所处阶层时的分配决策。
有所不同的是，当对lDLPFC区域进行刺激(正负刺激)时，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减少(z=-1.61；p=0.107；z=-1.70；p=0.090)。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提高(z=1.73；p=0.084；z=1.73；p=0.084)。这一结果表现出了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即与风险偏好相关的lDLPFC脑区受到刺激后，在无知之幕情境下，被试给予高等阶层的分配显著变得更少，给予低等阶层的分配显著变得更高，三个阶层的收入分配趋于平均。如此可以证实，无知之幕情境下所引致的风险偏好也直接影响了人们有关公平正义的亲社会行为。
假设四：不同社会情境下所引致的不同偏好，会直接影响到被试的分配决策时间。社会情境引致的偏好越复杂，人们的决策时间越长；社会情境引致的偏好越简单，人们的决策时间越短。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被试在每个社会情境下的决策时间来说明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决策考虑。由于我们在ztree程序中所设定的每个社会情境决策总时间为600秒，因此程序记录下来的时间数据为被试在每个社会情境中，做出分配决策点击确认后600秒里所剩余的时间。实验数据显示，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中所花费的时间最长，其所余下的决策时间均值为475.31秒；在知晓自己所处阶层的情境中所余下的决策时间均值为533.56秒；在社会计划者情境中所余下的决策时间均值为521.14秒。从图 5中，我们也可以直观地判断各刺激条件下被试在不同情境中的分配决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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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刺激组被试在三种社会情境下的分配决策时间比较 |
为了在控制不同刺激条件及性别对于决策时间的影响下，进一步检验以上均值统计结果，我们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方法，混合检验了刺激组(stimulation)、社会情境(context)、被试的性别(gender)这三类变量以及它们的交互项对被试分配决策时间的作用。具体检验结果分别见表6.3。
通过表 3，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社会情境影响了被试在做分配决策时所花费的时间。而其他变量(包括各种刺激条件、性别及不同变量之间的交互项)都对于被试的分配决策时间没有显著影响。从而说明，在各种刺激条件下，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中所花费的时间都最长，在社会计划情境中所花费的时间都最短。基于之前得到的神经实验结论，我们可以将以上时间结论理解为：无知之幕情境所引致风险偏好、自利偏好、以及纯粹有关公平正义的社会偏好，都会共同作用被试在此情境下的分配决策行为。所以此时的被试会显得更为纠结，更难以决断。而社会计划者情境所涉及的偏好更为简单，只有纯粹有关公平正义的社会偏好作用于被试在此情境下的分配决策行为。所以，此时的被试会更容易做出相应的分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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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决策时间作为因变量的主效应检验 |
我们利用前沿的神经刺激技术，对人们在不同情境下(无知之幕、社会计划者、知晓所在阶层)进行分配决策时，有关风险偏好和自利偏好的脑区活动进行了短暂的调节和改变，以此来验证各种社会情境对被试有关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决策的影响。此外，我们通过比较被试在不同的相关脑区受到刺激后对各阶层的分配决策，来检验被试在各种社会情境下的分配决策受到了哪些偏好动机的作用。因此，该研究不仅可以验证收入分配决策的情境依赖性，还可以给出这一亲社会行为情境依赖性的神经机制，证实分配决策行为与特定脑区活动及相关偏好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的行为实验结果表明：被试有关分配决策中的亲社会行为确实存在情境依赖性，他们对社会阶层的分配决策会因为社会情境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在被试知晓自己所处阶层(高等阶层)的情境下，分配方案中高等阶层的收入比无知之幕情境下和社会计划者情境下高等阶层的收入显著更高；分配方案中中等阶层与低等阶层的收入都要比无知之幕情境下和社会计划者情境下中等阶层和低等阶层的收入显著更低。
我们的神经实验结果表明：与自利偏好(理性计算)的脑区受到刺激后，会直接影响到被试在知晓所处阶层情境下的分配决策。与风险偏好有关的脑区受到刺激后，会直接影响到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的分配决策。当对rDLPFC区域进行刺激(正负刺激)时，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中等阶层和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会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下给予中等阶层和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减少。而当对lDLPFC区域进行刺激(正负刺激)时，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高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减少。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比伪刺激组中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给予低等阶层的收入分配有显著提高。
此外，不同社会情境下所引致的不同偏好，会直接影响到被试的分配决策时间。无知之幕情境所引致风险偏好、自利偏好、以及纯粹有关公平正义的社会偏好，都会共同作用被试在此情境下的分配决策行为，从而使得被试的决策时间最长。而社会计划者情境所涉及的偏好更为简单，只有纯粹有关公平正义的社会偏好作用于被试在此情境下的分配决策行为。所以，此时被试在分配决策中所花费的时间较短。
当然，本研究还有一些不足和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例如，我们仍然无法分离在被试知晓所在阶层情境中可能的利他偏好和公平偏好对于分配决策的影响；我们在实验中所设计的高、中、低三个阶层的表达，可能会给被试的决策带来框架效应等。我们也打算在未来的研究中将高、中、低三个阶层的表述改换为A、B、C三个阶层，以此避免框架效应的影响；我们还计划在原有实验中加入有关利他偏好的脑区刺激组，以分离利他偏好和公平偏好对于分配决策的作用；在被试知晓自己处于高等阶层情境中，再加入当被试知晓自己处于中等阶层或低等阶层的情境；最后，我们还希望能将此项研究推广至儿童被试，以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人类有关公平正义的社会收入分配决策的情境依赖性及其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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