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研判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广东经济发展态势，广东经济学会面向省内知名经济学者进行了一次专业化、精准定向的问卷调查，问卷得到了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问卷发放及回收的时间是2017年12月10-28日，除部分电子邮件问卷外，主要通过问卷星(http://www.sojump.com/)进行在线问卷调查，最后共计回收97份完整回复的问卷，涵盖了广东省经济学界的主要专家和学者，能够基本代表了广东经济学界对当前国内和广东宏观经济形势的认知和判断。

一、全国经济发展的态势、问题与政策预期

中共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新的理论高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态势的科学论断，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性和高超的战略预见性。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着力优化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的增长转变。从世界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的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除了一些小型经济体以外，剩余10个经济体都从第三个10年开始减速，第四个10年能保持7%左右增速的只有我国台湾地区，其余经济体经济增速基本上都下滑到4%以下。我国目前已进入高速增长的第四个10年，能维持7%左右的增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未来深化改革所释放的技术红利、人才红利和管理红利将会接替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成也必将在为我国提供巨大潜在经济增长空间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鉴于此，绝大多数学者对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保持了乐观的判断，超过70%的学者预期我国2018年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6.5-7.0%之间，预期我国2018年的经济增速将下滑到6.5%以下的仅为23.71%。

但是，在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如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市场需求环境恶化，资产价格泡沫膨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矛盾也日益暴露，形成了一系列必须加以有效克服的结构性问题，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挑战。对此，78.35%的学者认为金融与房地产领域潜在风险加大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其次是内生增长动力不足(62.89%)，政府干预过多则位列第三(51.55%)。此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49.48%)、市场体系不完善(44.33%)、营商环境和创业环境不佳(43.30%)以及产业结构失衡(41.24%)四方面问题也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今天，我国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那么，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哪方面呢？62.89%的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是美国加息预期可能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就业与增长数据表现抢眼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这增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和吸引外资等方面均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有较多受访学者认为世界经济增速放缓(48.45%)和西方大国发展态势分化(45.36%)也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此外，由于新兴经济体在我国以“一带一路”为主要载体的对外开放新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新兴经济体走势偏弱也被超过三成的学者视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

那么，我国应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呢？72.16%的学者选择“减税并大幅简政放权”，这表明学术界普遍认为降低我国企业宏观税负和减少政府干预是最重要的政策举措。61.86%的学者选择“抑制房地产泡沫”，表明经过近10多年来的持续繁荣，我国房地产行业在支撑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所累积的风险也正日益暴露出来，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持续膨胀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不利影响。还有56.70%的学者认为需要“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为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提供支撑。以上学者们的观点进一步印证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部署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根据这一战略部署，我国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成“微观主体有活力、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减税并大幅简政放权”、“抑制房地产泡沫”、“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是近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环节和突破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也有多达52.58%的经济学者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措施。这显示了虽然多年来我国国企改革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国有经济运行的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未来如何进一步调整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激发国有微观主体活力，仍是重要的改革任务。此外，有14%左右的学者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下仍需要一定的降准降息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表明学界仍然存在对经济可能失速的忧虑。

表 5进一步列举了经济学界对政府宏观政策的期望，从中可以看出，深化改革放活市场高居第一位(38.14%)，可见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应是各级政府未来最重要的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与民生保障水平高度相关，而多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不充分，已经成为制约人们生活质量的短板。因此，有近30%的学者期望政府今后要逐步提高民生保障投入水平，以补强民生社会事业的短板。约有19%的学者期望政府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以稳定市场预期，减少政策变动所带来的风险。此外，约有6%的学者期望政府要加大生态建设力度，改善我国城乡生态环境。最后，只有1%左右的学者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下需要加大对经济的刺激力度。综合来看，经济学界高度认同进入新时代要推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政策取向。

二、广东经济发展的态势、问题与对策 (一) 2018年广东宏观经济走势预测

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近年来广东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全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广东与同属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环渤海和长三角各省区相比，不仅经济体量较大，经济增速也较快；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民间投资活跃，创新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学术界对上述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均有充分的认知，有约53%的学者认为2018年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将与2017年持平，仍然可以保持7.5%左右的快速增长；近40%的学者认为2018年广东经济增长将呈现企稳回升的势头；二项相加表明超过九成的学者对广东2018年经济发展走势抱有乐观的判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8%左右的学者对2018年广东经济增长趋势持悲观的看法，认为2018年广东经济将继续下行。

学者们对广东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与广东所具有的一系列优势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市场深化和国际接轨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多年来所积累的市场与制度环境优势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表 7的结果显示，学者们认为经济开放度较高(83.51%)、民间投资活力强劲(77.32%)以及市场机制较为成熟(76.29%)是广东最为显著的三大发展优势。同时，近年来深圳等地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使得广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已形成一定的先发优势，有46%左右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肯定。但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在人力资源方面到的优势不明显，只有25%左右的学者对广东的人力资本水平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广东的人力资本水平可能是偏低的。广东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仅为8.22%，不仅远远低于北京(31.50%)、上海(21.95%)，而且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73%)；广东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8214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30人)。

(二) 广东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指出2020年以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广东要想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要在实践中有效克服自身的发展短板。表 8列举了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短板，结果显示认可度都比较高，其中认可度最高的是区域发展不平衡(84.54%)，其余依次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64.95%)，制度创新不足(61.86%)，产业创新能力不足(51.55%)和生态环境较差(23.71%)。广东在2020年以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珠三角核心区不成问题，但广大的粤东西北地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虽然通过多年政策扶持，粤东西北地区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差距有所缓解，但如何提高落后地区发展速度和质量以及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仍然是制约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此外，有相当高比重的学者认为广东两个层面的创新能力不足也是主要短板，一是来自产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51.55%)，二是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能力不足(61.86%)，这两种创新能力是地区综合竞争力的最终来源。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一直是领先于全国的，但目前这种领先优势有逐渐减弱的苗头，甚至在某些领域广东的改革步伐已经显得落后。表 8的调查结果反映了学界对广东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的担心。

在表 9的调查结果中，学者们进一步表达了对广东创新与转型发展能力不足的担忧。48.45%的经济学者不能确定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动力切换与其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是否处于领先地位；只有25%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与回答是否定的比例相当。这与我们2016年末所做调查的结果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当时有约75%的学者认为广东的产业转型和动力切换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是较为领先的。这种反差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广东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步显露，新的优势主导产业体系尚未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模式尚未建立，旧有发展模式所具有的路径依赖作用依然很强。

那么，广东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到底有哪些呢？首先，税负较重对企业的经营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以工业行业为例，根据目前税制设计，除所得税之外，工业企业涉及的税收主要包括增值税和主营业务税金，工业增值税的税基与工业增加值大体相当，主营业务税金的税基与主营业务收入大致相当。近年来这二项税收增长速度较快，二者相加几乎与企业的获利能力相当，如果考虑到企业还需交纳企业所得税和其他行政事业性规费，我国工业企业的税负之重可见一斑。从表 10的结果可以看出，认为广东企业的税负很重的学者比重达到了16.49%，认为较重的学者比例为56.7%，二项合计有高达73.19%的学者认为广东企业的税负偏重，可见，企业税负较重不仅是企业家的现实感受，也是广大经济研究者的共同认知。

其次，除了税负较重以外，广东企业也面临着一系列经营上的困难。对此，学者们有着较强的共识，超过76%的人认为创新能力不足是企业经营中面临的最大困难。这个判断有较强的事实支撑。2016年广东的PCT专利申请量90%集中在深圳，而深圳90%的PCT专利集中在华为和中兴，这反映出广东创新主体的单一和创新体系的不完善，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广东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中位列第二(68.04%)，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力要素价格快速上涨。根据据牛津经济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我国相对美国的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优势已经减弱到5%左右。目前广东劳动力市场需求增长与结构性供给短缺并存，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所急需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第三大困难(52.58%)，企业即使增加工资也难以招聘到所需人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利润率较低也是广东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45.36%)。制造业是广东经济的家底子，多年来成就了广东作为世界加工厂的经济奇迹，但在近年来土地资本化和货币超发的大背景下，经济结构“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逆转，经济利润过度向房地产和金融行业集中，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营利水平下降。此外，融资困难(37.11%)和订单萎缩(30.93%)同样也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近年来房地产业持续繁荣吸引了大量金融资源流向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大量制造业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则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订单萎缩则与市场需求的变化有关，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分化限制了外贸出口订单的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价格泡沫快速膨胀吸纳了大量购买力，推高了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导致人们对实体经济部门的需求增速放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政治报告里专门提到“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经济学术语，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与技术创新高度相关。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至少上千次对创新进行了重要论述。可见，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为此，我们专门对广东省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76.29%的学者认为广东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不足，这意味着广东企业在创新投入、人力资本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短板。官产学研脱节(65.98%)是位列第二的制约因素，这表明广东技术创新链条上的知识生产、转化和政策配套等环节还未能实现高效的衔接。科技人员不足(53.61%)位列第三，表明虽然近年来广东加大了招才引智的力度，但高端科技人才不足仍是制约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因素。此外，政府针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扶持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较大，但有超过40%的学者认为广东各级政府在技术创新扶持上的力度还不够大，方法也不够科学。

最后，自从2002年广东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后，广东历届党委和政府对广东的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都给予高度重视，从“双转移”到以“三大抓手”为主要措施的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都对缩小广东区域经济差距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自2015年以后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又有所拉大，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仍然严峻。那么，为什么在近年来大力实施粤东西北振兴战略，尤其是对粤东西北地区投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之间经济规模的差距在2015年以后又出现了拉大的趋势？我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粤东西北地区乡村发展不充分这个短板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这对我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制约。鉴于此，我们专门就广东乡村发展的主要障碍性因素进行了调查(具体见表 13)。根据表 13的结果，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64.95%)、对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不足(63.92%)以及现代农业发展不充分(61.86%)位列广东乡村发展制约因素前三名。同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力度不足(59.79%)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够深入(54.64%)也对广东乡村发展形成了较强的制约。另外，还有超过30%的学者认为大中小城镇体系不完善和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也是广东乡村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三) 广东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对策措施

如何才能推动广东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呢？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共识也非常明显：81.44%的学者认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增长新动力，70.10%的学者认为要因势利导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60.82%的学者认为要逐步放开户籍吸引人才以促进工业化，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55.67%的学者认为需要继续大力推动粤东西北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发展和地级市扩容提质。48.45%的学者认为要加快推进中国(广东)自贸区建设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园区和中心城市扩容提质”为三大抓手，加速推进粤东西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仅靠外部力量的推动和输血式政策扶持是无法持久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繁荣的，欠发达地区准确的发展定位、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以及发展环境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今后首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超过70%的学者认同和持有这样的观点。其次是进行产业转移园的规划调整(55.67%)，即要根据地区综合比较优势来对现有产业转移园进行规划上的调整，对那些区位与产业配套条件好、适合发展工业的园区要进一步加大共建支持力度，而对那些区位与产业配套条件较差、不太适合发展工业的园区则要进行政策调整。建立完善生态补偿制度(54.64%)位列第三，粤东西北不少地区是重要的生态发展和水源保护区，这些地区不适合大规模工业和城市开发，它们为全省所做出的生态贡献以及所牺牲的经济发展机会要靠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加以补偿。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重要的政策选项，52.58%的学者认为要继续加强粤东西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强化粤东西北地区内部县乡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42.27%)和对口帮持力度(30.93%)也是促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措施。

此外，在区域发展方面，国家正在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这对于广东省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支持。作为国家级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实施必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对广东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表 16就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要突破口进行了调查，有七成左右的学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主要的两大突破口分别是建立产业合作发展机制(71.13%)和共建区域创新体系(69.07%)；而构建大湾区交通网络(58.76%)、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对接(57.73%)以及构建大湾区金融体系(55.67%)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同时，加强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上的合作，共同改善生态环境(29.9%)也是学者们关注的实施重点。

不管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区域协调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安排，更是广东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对此，74.23%的学者认为广东未来要在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上下功夫，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来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抓好国有企业改革(58.76%)、投融资体制改革(54.64%)和商事制度改革(53.61%)工作，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42.27%)和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31.96%)。

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深化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推动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以促进经济发展，造福全体人民。广东经济学者们除了进行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以外，一个重要的使命是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研究成果服务于广东经济发展。但当前广东经济学界与党委政府决策对接的通道还有待进一步畅通，本次问卷调查中只有6.19%的研究者认为相关研究对当地党委政府的决策有很大影响，36.08%的学者认为影响较大，二项合计所占的比重约为42%。有40.21%的研究者认为自己的研究对党委政府决策影响一般，而认为影响较小和很小的比重分别为10.31%和7.22%，三项合计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8%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学术界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研究咨询功能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三、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

通过对本次问卷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虽然近期广东经济增长较快，但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广东还存在不少短板，具体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和生态环境较差等。为此，广东仍需要在中共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加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着力塑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1)推进综合配套改革，降低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本化的依赖。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近年来广东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资本化驱动的结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和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膨胀导致经济结构的演变偏离了正常路径。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土地收储与开发、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大项目，刺激了房地产、建筑业的繁荣，从而带动了钢铁、水泥、建材、塑料、五金、电器等相关低端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对其他行业的发展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伴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推高了资本租用价格和重置成本，导致厂商减少存量资本和流量资本，工业部门的投资减少，产出下降，经济结构呈现不同程度的“脱实向虚”倾向。为此，今后广东必须要在以下几方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切实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降低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本化的依赖：第一、推进各级地方政府转变发展理念。随着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我省应建立以提高人民群众真实福利水平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促使各级政府从重视经济的增长转向人的生活质量提升，实现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扭转地方政府基于财政利益和GDP目标而形成的“经营城市和经营土地”的冲动。第二、建立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多级财政分权体制，省、市、县(区、市)各级政府应分别有税基稳定的税种作为其主要财政来源，并通过转移支付体系，确保地方政府的财力与支出责任处于均衡状态，降低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第三、推进城乡土地利用制度改革。进一步拓展集体土地权能，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变土地出让收入一次性收取的方法，将土地使用权补偿标准与土地用途转变所产生的级差收益挂钩，削弱地方政府进行土地经营者的经济激励。第四、推进和完善我国地方发展规划立法工作，以法治化手段强化地方发展规划的严肃性，严格限定地方发展规划更改的条件。成立由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和公众代表组成、并且专家和公众代表委员人数应占大多数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地方任何规划决策应由其进行审议决定，防止出现“一届政府一个规划”的现象，杜绝地方政府以行政力量干预和调整城市边界的行为。

(2)建立城市群发展机制，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水平。粤港澳大湾区是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广东培育新经济增长极的重要载体，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建成势必有助于广东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为此，广东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成功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建立城市群规划协调机制。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强化对省内城市群发展的规划协调，用法治化手段保障城市群各成员各类专项规划相互衔接、相互协调，提高规划编制与实施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二是建立城市群土地要素协调配置机制。在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分工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成员城市的土地供给总量与结构，使得各城市土地指标配置与人口和经济密度相匹配，提升城市群土地开发的总体效率，努力实现城市群区域开发与保护相统一。三是建立行政管理协调机制。城市群协调发展必然要求各成员城市要让渡部分行政管理权力交由城市群公共组织加以实施，以打破目前“辖区经济”的藩篱，这需要建立专门的区域管理职能部门。广东可以参考欧洲单一制国家的区域管理机构设置模式，在省级层面设立专门的城市群区域管理协调机构，将目前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区域管理事务集中起来统一管理，提高城市群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果。四是建立政府绩效联合考核机制。政绩联合考核机制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通过联合考核破解制约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辖区”政绩观和“任期”政绩观。因此，今后应适当减少对单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考核，适当增加对城市群产业升级、生态保护、节能减排、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等整体指标的考核，将上述城市群整体指标纳入到对各成员的考核中去，并根据各成员的功能分工差别化地设置指标权重。

(3)以人才培养和引进为中心，构建创新要素集聚机制。相对于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区，人力资本水平不高一直以来是广东的一个主要短板，这制约了广东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进程。为此，今后广东有必要制定清晰的人才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以人才培养和引进为中心，构建创新要素集聚机制。一要围绕广东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面向全球引进专业人才和创新团队。在党管人才的总格局下，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建设“对接国际、衔接区域、贯通全国”的广东人才市场体系，率先形成“市场化”的人才服务新机制。二要大力发展高水平高等教育，提升本土人才培养水平。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争取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上实现突破；围绕广东优势主导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加大职业教育办学力度；率先推进教育培训的国际化，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拿出重点学科、专业与国外高校进行合作办学，引进国际知名院校到广东来办学，推进师资队伍建设与学校管理现代化。三要出台综合配套政策，引进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户广东，以重大科技研发平台为抓手，促进广东原创性、基础性和前瞻性技术创新。四要探索建立各种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鼓励风投企业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发展，促进金融、科技和产业三融合。实施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大力培育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对采用先进技术的本土供货商优先采购，或利用财政风险投资等方式支持供货商进行技术创新。五要积极构建社会化创新服务体系，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借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服务。

(4)综合施策，促进广东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粤东西北地区重要发展任务，也是实现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下一步广东应在以下几方面综合施策，促进乡村振兴：一要加强全省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力度。在省、粤东西北市县政府层面成立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其中，省级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省乡村振兴工作；市县领导小组组长由各地区主要领导担任，负责统筹协调各地区乡村振兴工作，在全省探索建立“省市统筹、县乡协同、镇村创建”的乡村振兴分级工作责任机制。二要研究制定“广东省乡村振兴专项规划”，对照十九大报告明确我省乡村振兴的目标、战略和实施路径，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先期选取地理区位偏远、经济基础薄弱、生态环境约束较紧、不太适宜工业开发的重点地区进行试点，重点探索粤东西北乡村地区在培育特色产业，深化农村制度改革，以及吸引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要素下乡的可行路径和操作机制，努力将试点地区打造成基层组织领导有力、特色产业发展良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生产生活环境优良、农民安居乐业的示范区，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促进我省率先实现乡村振兴，解决长期困扰我省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三要建立乡村特色产业共建机制。乡村特色产业是粤东西北地区具有资源禀赋优势和内生发展动力的产业，而工业在这些地区的发展潜力有限。为此，可考虑将我省在工业领域进行产业转移园区合作共建的成功经验向乡村特色产业领域推广，建立珠三角地市与粤东西北农村特色产业共建机制。在粤东西北地区选择特色产业资源丰富的某些县市设立农村特色产业示范园区，明确珠三角地市与粤东西北地市建立对口共建关系。按照“发展本地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共建帮扶思路，整合当地特色产业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充分发挥珠三角地市的资金、技术、产业优势为共建地区的特色产业园区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引进特色产业投资企业和专业人才，以及在特色产业的市场开拓方面提供帮助。四要完善乡村特色产业配套服务体系。首先，加强乡村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快国省道公路干线改造、旅游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交；实施“村通光纤”工程，加大无线局域网建设，逐步实现农村4G网络全覆盖；统筹规划建设以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为支撑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提升农产品仓储物流配套服务能力。其次，建立乡村特色产业标准化体系。推动农产品生产与经营走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路子；发展农业“三品一标”产品、名牌产品和拳头产品，积极开发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示范线路和优质产品，创建乡村旅游示范品牌。最后，统筹考虑粤东西北人力资源发展，研究制定“我省乡村振兴人力资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培养乡村特色产业带头人，大力培养和引进农业管理、农业科技、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等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