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我国的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主，依靠家庭的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子女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上的照理及经济上的帮助。传统中国文化(可延展至东方文化)认为养儿防老，赋予男丁后代在家庭养老方面诸多责任——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等。基于养老动机，父母的行为选择就是在家庭资源配置方面对儿子进行更多的投资，尤其是教育投入。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有些老年人常常抱怨“生儿不如养(育)女”，慨叹“女婿也顶半个儿”。这说明在不少的中国老人心里对子女性别差异在养老诉求方面赋予特别的认知。已有文献也对此进行了验证：男女在家庭养老方面确实存在诸多差异(Eggebeen & Hogan，1990；Whyte & Xu, 2003；陈卫、杜夏，2002；宋璐、李树茁，2008)。现有文献虽对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总结，但存在以下几个缺陷：一，对家庭养老的刻画仅限于居住或经济支持或照料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并未对多种家庭养老形式给出全面的展现；二，考察性别差异时并没有考虑子女教育水平的不同，从而可能高估性别的作用。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既是社会层面的要求，也是家庭功能的一个体现。《礼记》中有云“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多维度的，既有精神层面的慰藉，又有物质层面的支持。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家庭养老中的亲子关系从三个维度加以刻画——居住距离、心理情感距离和经济支持距离。此外本文在分析家庭养老中性别差异时加入了教育因素，以减小传统分析中的估计偏误。本文首次引入教育的性别差异来研究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为我们认识家庭养老提供了新的角度，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婚姻法中明确规定男女有共同赡养老人的义务，但本研究显示家庭内部男女养老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部分来源于男女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增加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减少男女之间的教育差距有助于缩小两者在家庭养老中的行为差异。这启示我们保障女性的基本权利，不仅有助于女性自身福利的提升，也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福利的改善，这是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所在。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总结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第三节介绍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部分是本文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中关于家庭代际交换的基本理论模型包括三个路向：利他主义模型(Becker，1974)、交互支持模型(Cox，1987)和讨价还价能力模型(Goode，1963)。过去的实证证据表明对于中国代际支持，利他模型给予了最好的解释，父母需求越大，子女给予的帮助越多。Lee et al.(1994)关注于台湾已婚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在综合分析几种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不论男女，成年已婚子女都对父母提供了净经济支持，作者认为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利他合作模型能够很多地刻画代际转移。Sun(2002)利用1994年保定市的实地调查问卷，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上述的三个模型，结果支持交互支持模型和利他模型。结合已有文献，我们认为无论哪种理论模型都是基于一定假设基础上对现实的抽象，虽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难以概括我国养老动机的全部。

由于理论模型的高度抽象性，本文并不意欲全面刻画养老动机，而重点梳理养老行为的特征事实，并从居住安排、精神慰藉以及经济支持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文献中对养老行为的研究重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改变。期初文献多关注于同住问题：家庭居住方式一直在学术界备受关注，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家庭社会学、社会人口学和经济学(Parish & Whyte, 1978; Whyte & Parish, 1984; Tsui, 1989; Logan et al., 1998)。有文章指出：居住方式反映了家庭的形成和家庭生活的组织方式，在结构层次上决定了家庭成员的互动方式，尤其是父代与子代成员之间的互动(陈皆明、陈奇，2016)。随着经济的发展，养老的经济支持功能也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Lee et al., 1994; Sun, 2002; Rosenzweig & Zhang, 2014; Oliveira, 2016)。此外，随着社会养老体系的完善，越来越多的老人将有机会获得养老金的支持，文献对子女赡养老人的方式的研究也将由直接的现金支持转变为对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的照理。Zimmer and Kwong(2003)就代际支持进行了分类：金融性支持(financial support)和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前者主要指直接的货币转移，后者主要指子女对父母日常生活的照理。家庭养老中多种表现形式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谢宇及其合作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城市中，虽然成年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包括同住安排，其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支持(Xie & Zhu，2009)；同样在经济支持上父母对子女的依赖有所减弱(杨菊华、何炤华，2014；郭凯明、龚六堂，2012)，而家庭养老的情感作用日益引起父母的重视。

现有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家庭养老性别差异的研究。这些研究多关注于子女性别对养老的居住方式、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单个角度或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Whyte and Xu(2003)以及Whyte(2004)强调子女在同住安排中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情感方面，Eggebeen and Hogan(1990)通过美国家庭发现：子女性别对其与父母联系的频繁度有着重要影响，女儿相对儿子来说与父母的联系更加紧密，相应的给父母提供货币性支持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从性别角度来看对父母的照料，较新的研究也指出女儿提供的照料可能多于儿子(Friedman & Seltzer，2010；Grigoryeva，2014)。

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也涉及同类问题，徐勤(1996)的研究利用对保定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调查数据，对比儿子与女儿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差异，表明儿子对父母的人均支持量以明显高于女儿；并且在日常生活方面，儿子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也比女儿多。陈卫、杜夏(2002)利用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子女对老年人的居住情况和生活照看方面的影响，发现儿子主要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和经济供养，而女儿则会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状况方面产生更多的正面影响。也有证据表明儿子与女儿在反哺上差别在缩小，宋璐、李树茁(2008)指出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这使得儿子与女儿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性别差异缩小。

虽然关注家庭养老中性别行为差异的文章较多，但是往往只涉及家庭养老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缺乏综合性的研究。并且已有研究中都没有关注男女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对其养老行为的影响。子女性别会影响家庭对教育的投资(也就是说教育程度是内生的)。考虑家庭养老时，子女的养老行为和养老能力与其所受的教育紧密相关。有研究表明父母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获得经济性支持更多，但是与其同住的子女获得经济帮助的概率更小(Strauss et al., 2010)。从家庭决策的角度，投资回报率以及预期收益在家庭内部的分布都会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具体而言，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和待遇不同会带来其教育回报的差异，父母预期年老时的养老方式(中国有“养儿防老”的观念)会使得家庭往往增加对儿子的教育投资。从市场价格角度，由于父母对女孩人力资本需求的教育价格弹性更大，使得在相同条件下家庭会更多地投资于男孩(Alderman & Gertler, 1997)。无论世界范围还是聚焦个别国家，男性的受教育水平往往高于女性。所以如果不考虑子女受教育水平，就会夸大性别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中考虑子女教育、子女教育和性别的交互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子女性别效应的向上偏误程度。

本项研究聚焦于家庭养老中居住安排、情感交流和经济支持三个维度，从量化分析的层面展现子女性别及受教育水平与其向父母所提供支持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一个角度和特点，着重考虑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对成年个体和年老父母之间距离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本文所使用数据源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CHARLS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大型跨学科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CHARLS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该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其家户问卷部门有丰富的个人和家户信息，可以为经济学、社会学、公共医疗等学科研究提供丰富的数据。使用CHARLS数据库研究家庭养老中子女的性别差异具有三个明显的优势。第一、CHARLS调查样本覆盖了不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大陆所有省级单位，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研究结论具有一般性；第二、CHARLS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的调查，包括丰富的老年家庭信息，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和针对性；第三、CHARLS中包含了家庭中所有子女的性别、年龄、教育状况、收入、以及与父母往来等信息，为研究提供了可能。

(一) 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比较家庭养老中子女性别差异的影响，由于来自同一个家庭子女可能会受某些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在模型设定中我们将比较范围限定在一个家庭的内部，以减少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带来偏误。为控制家庭的固定效应，我们使用混合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 {y_{ij}} = {\beta _0} + {\beta _1}ed{u_{ij}} + {\beta _2}gende{r_{ij}} + {\beta _3}ed{u_{ij}} * gende{r_{ij}} + {\Phi _{ij}}{X_{ij}} + {I_j} + {\varepsilon _{ij}} $

(1)

上式中y_ij表示j家庭中个体i与其父母的距离，edu_ij表示j家庭中个体i的受教育程度，gender_ij表示j家庭中个体i的性别，edu_ij*gender_ij表示上述两个变量的交互项。X_ij是一组向量，表示包括个体的人口特征、收入因素等因素在内的一组控制变量。而I_j表示家庭固定效应，ε_ij为随机扰动项。

(二) 数据描述

费孝通(1983)用“抚育”与“赡养”的“反馈模式”来刻画我国传统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初期父母付出成本养育子女，子女提供父母年迈时候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慰藉。基于此，针对成年子女分析家庭养老问题才具有意义。我们选取CHARLS 2013原始数据中的子女模块，数据清理过程先将样本限定为年龄大于20岁并已完成教育的子女，并将这些样本与其父母信息进行匹配。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全面刻画家庭养老，实证分析中使用的被解释变量是子女与父母的三种距离，包括地理距离、情感距离和经济距离。为保证三种距离分析过程中样本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将存在距离缺失的样本进行剔除，最终共获得12784个子女样本。每种距离的具体衡量和描述统计如下：

地理距离^①：本文对地理距离从个体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和是否同住两方面进行测度。根据CHARLS问卷^②问及：“目前，[孩子姓名]在哪里常住？”，将居住距离定义为5个等级1-5，分别表示同住、同(或邻近)院子(公寓)或者同村/社区的其他房子、同县/市/区的其他村/社区、国内其他地区、国外。具体的数据分布如下表所示：

① 有关成年子女和年老父母之间的地理距离研究(Rogerson et al., 1993, 1997; Glaser and Tomassini, 2000; Malmberg and Pettersson, 2007; Michielin and Mulder, 2007)。

② CHARLS问卷中的问题都是针对我们文中的“父母”而进行的。

情感距离：根据问卷中“您多长时间见到[孩子姓名]?”和“您和[孩子姓名]不在一起住的时候，您多长时间跟[孩子姓名]通过电话、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联系?”构造探望见面频率和电话信件联系频率来刻画情感距离。根据不同的回答对两个变量进行赋值，赋值越大表示见面、联系频率越高，相应的情感距离也就越近。

经济距离：根据“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从您的不住在一起的父母那里共收到过多少经济支持？总共给钱＿＿元(如提供生活费、支付每月水电费及电话费、支付房贷/房租费用等费用)；总共给物＿＿元(如提供粮食、买菜、买衣服或其他物品等)”构造经济转移、金钱转移和物质转移三个变量来刻画个体与父母的经济距离。

本文选取的样本中有女性样本7043个，占分析样本的55%。个体的受教育程度用教育年限来衡量，根据问卷“[孩子姓名]的最高学历是？”进行构造。经过数据整理发现，样本中个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7年，受教育水平多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男性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平均高出女性1.51年。

文章分析中因为会控制家庭的固定效应，故父母的特征和财富信息可以不必控制。本文分析中所使用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表 5中予以列示。

控制变量仅包含子女个体的人口特征、收入因素。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居住地、婚姻状况、是否有16岁以下子女。年龄、婚姻状态是重要的人口学特征，这些因素差异也往往会带来行为上的不同, 在文献中多有控制(鄢盛明等，2001)。之所以控制子女的居住地而非户籍所在地，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户籍制度的放松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快，实际生活所在地的影响可能比单纯户籍影响更大。文献指出生活所在地的文化传统会影响个人的养老行为(张烨霞等，2007)。后文在分析中控制户籍所在地的信息，并未改变结果，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列示。“排行”不同，个人对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很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陈洁君，2011)，结婚的长子更有可能定期给予父母最多的经济支持，其他的子女会更多地给予不定期的物质支持(Park, 2010)。结合中国传统考虑个体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并重点考察是否为长子。考虑到个体的供给能力以及面临信贷约束的影响(白重恩等，2012)，进一步控制个人的收入水平以及是否有幼子需要抚养。由于CHARLS问卷设计中有关情感距离和经济距离的问题只问及不同住的子女，故本文并未对同住和不同住样本分开建立模型。加之，同住与否在地理距离中是被解释变量，所以文章实证部分的控制变量中并未包含同住信息。

(三) 基准回归

该部分利用设定的回归模型对选取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

第1列和第2列分别用居住距离和是否与父母同住表示个体与父母的地理距离。男性样本，受教育水平越高，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越远；在现有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下，与男性相比女性居住离家远，可能是外嫁和传统文化的原因；受教育水平提高对增加与父母居住距离的边际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要小于男性。女性相对于男性，在教育水平增加时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更近。基于回归结果，我们推测当受教育年限达到23年左右时，男女与父母居住距离上存在的差异将不再显著。就是否同住而言，受教育水平增加能明显降低男性与父母同住的概率；相对于男性，女性与父母同住的概率更低，可能与传统的养老观念有关^①。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与父母同住的概率的的增加要大于其兄弟。此外，个体居住地对与父母地理距离有显著的影响，而个体的户口性质却不显著，这与近些年人口流动性增强、城镇化进程加快相关。个体结婚后使其与父母同住的概率降低。而个体所拥有幼子个数对其与父母的地理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并且有文献表明在养老过程中长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地理距离上得以体现。

① 有文献指出在台湾只有对于那些无儿子的父母才更可能与女儿同住(Lee et al., 1994)。

表 6中第3和第4列分别用看望频率和联系频率表征个体与父母的情感距离。受教育水平的增加能显著降低男性其看望父母、与父母联系的频率。现有教育水平下，女孩看望父母频率、与父母进行其他方式交流的概率也更低，这似乎与传统的“女儿是小棉袄”的观念不相符。但是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与父母情感距离上的性别差异在逐渐减少。当教育年限超过14年时，女孩与父母的情感距离都要近与其兄弟，这可能与女性话语权的地位提高有关。

表 6中第5-7列分别用经济转移、金钱转移和物质转移刻画经济距离。受教育水平更高男性的个体倾向于给父母更多的经济转移(包括金钱转移和物质转移，虽然在金钱转移方面的影响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同时并没有发现男女在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四) 儿女双全子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中使用的是全样本，由于本文涉及家庭内部对儿女教育投资和家庭养老差异的比较，该部分使用儿女双全的家庭作为子样本进行稳健性分析。针对儿女双全的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7所示。

该部分的计量分析依然采用家庭的固定效应模型，模型与(1)式一致。分析结果如表 8所示，仍然按照地理距离、情感距离和经济距离的顺序列示。主要解释变量依然是受教育程度、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发现在地理距离和情感距离上与表 6的结果相似，只是系数的数量级发生了细微的改变，但不影响主要结论。

(五) 不同家庭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在模型设计和分析中我们将比较限定在家庭内部而控制了家庭固定效应。但可能由于家庭规模不同，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差异。该部分为了探究在不同家庭规模条件下，教育在家庭养老性别差异中的作用是否相同，我们将儿女双全的样本按照子女数量进一步细分为2个子女、3个子女、4个子女以及5个子女家庭，并对这些子样本分别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9所示。

从表 9的回归结果来看我们的基本分析结果在不同规模的家庭中依然存在：(1)地理距离上女孩更疏远与原生家庭，但是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拉近其与原生家庭的地理距离；(2)情感距离方面，由于女孩居住距离更远等原因使得其与父母的联系频率低于其兄弟，但教育水平的增加能部分弥补这种不足；(3)男女在其与父母经济距离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虽然基本的结论在不同子样本之间都存在，但是在不同子样本中性别和教育影响的数量级以及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在子女数量为3和4的家庭中，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更为显著，并且教育能带来的对这种差异的缩小也更为明显。

四、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孝”与家庭养老的重要性，而家庭养老所涵盖的范围应该是多方位的：本文用三种距离来刻画。一方面，古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对子女而言，外出求学、寻找更好的工作发展机会、成家立业都是“方”；另一方面情感交流和经济转移又何尝不是家庭养老重要的体现。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随着男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其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越远，同住概率越低。相对于男性而言，无论是居住距离还是是否同住方面，女儿更疏离于原生家庭，但是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拉近其与原生家庭的地理距离。(2)受教育水平对增加显著降低了男性看望父母、与父母联系的频率。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相对于其兄弟会更多地看望父母、与父母联系。(3)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子女倾向于给父母更多的经济转移，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存在。与父母经济距离方面也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中国养老问题中的代际支持实际上反映了非常复杂的亲子关系，也是一个很难全面剖析的研究议题，本文力图基于实证研究从三个角度展现较为全面和具体的代际支持关系。从教育在不同国家所展现出的变化规律来看：二战以来女性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且与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小。Huang et al.(2015)的研究也指出我国男女教育水平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在本文结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家庭养老中男女的差异也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但同时在少数偏远落后地区，女孩的教育依然难以得到保证，结合文章结论，增加女性受教育水平有助于缩小男女在家庭养老中的差异，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可以从资金支持角度减少家庭信贷约束，增加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同时伴随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与父母的情感交流更少，建议在教育中积极倡导孝文化，提高子女的尊老养老意识。当然，文章仅分析了家庭养老中的三个重要方面，每个角度地深入分析同样也是引人入胜的：比如居住距离的影响因素以及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经济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的替代关系；经济性、工具性支持与心理情感支持的替代关系等，这些都是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