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经济学会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36年前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近4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提升，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需求看，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已提升为“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人均GDP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0%提高到了2016年的80%以上，居民消费总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初期的59%降至了30.1%，接近了富裕国家的标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其中不仅包括物质需要，而且包括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不仅包括对生态环境的需要，还包括个人价值的实现。进入新时代后，人们不仅要求参与社会管理，而且追求个性化的价值实现。从供给看，我国已从一穷二白的低收入国家崛起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中等收入国家，一些产业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以电子商务为例，十年前中国电商交易额还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占比已超过40%，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与德国的总和。2016年，中国与个人支付相关的移动支付交易额高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倍，全球262家“独角兽”中，三分之一是中国公司，占其总估值的43%。在这种情况下，再用落后的社会生产来概括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合时宜。换句话说，落后的社会生产主要表现为产能供给水平不足，目前，我国的产能不足已不是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已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诸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与质量不平衡以及产品与服务质量与效益还不高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新时期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在于高质量发展。因为我国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主要不是表现为数量“够不够”的问题，而主要是质量“好不好”的问题。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不存在积压与过剩问题，而积压、过剩的产品与服务一定是在质量上不适应不断升级的市场需要，这必须要大力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报告指出，我国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明提高质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指某一种产品或服务标准符合国际先进水平，而是整个供给体系都要有活力、有效益与有质量，具体来说，就是这个供给体系具有高收益的新兴产业成长快，低收益产业的资源向新兴产业的流动快，使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快的特点。只有新兴产业较快成长，才能吸引低收益部门的资源流向高收益部门，也才能加快结构优化与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而新兴产业快速成长要以创新为动力，这就必须激励要素与资源更多地向创新活动聚集。如果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那么，资源不能有效地向创新聚集，新兴产业成长就十分缓慢，由此对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与增长动力转换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质量与效益为核心。要落实质量第一与效益优化，需要从供给侧入手，以调结构为核心，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加以推动。正如报告指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与与动力等三方面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围绕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报告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指明了新时代我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方向、动力与路径。
高质量发展也体现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上。它不是指某一个领域和过程，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对各个领域的更高要求。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但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高质量发展还体现在既要使每个产品生产、每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每个产业发展具有高标准与高水平，也要使组织制度的运行健全有效，这需要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下，不断加强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治理能力与本领。
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19大报告精神，特别是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新型智库建设，结合广东实践，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空间视角下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辨析陈鸿宇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认识，应该有多重视角。不但要关注经济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更要注重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要；不但要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要从空间结构的视角来分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一 空间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我们通常所说的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都是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发生，大致取决于地理和区位因素、资源禀赋程度、人文因素(制度、科技、文化等)三个基本方面。不同空间地域内上述三个因素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此，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展开，资源要素会按照规模收益最大化的指向，在一定空间地域内流动、集聚或扩散。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当资源要素处于向核心区集聚阶段，通常是这一区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长阶段，此时区域的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呈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当核心区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资源要素和产业向边缘区扩散阶段，通常是这一区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熟阶段，此时区域的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呈现出逐步缩小的态势，最终会形成多核心区的一体化发展格局，边缘区和乡村地带得到充分发展，整个区域实现均衡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是相对的。空间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说明区域间资源要素永远处于流动的调整过程中，要素的运动是绝对的；而区域间、城乡间的平衡发展状态则是相对短暂的，并不断被新的更高水平的、更广范围的不平衡发展所打破。
因此，理论上可以将各区域间发展水平不一致的客观状况，称为“不平衡发展”，以此范畴表示在资源要素不均质的空间配置和不同的利用效率下，自发形成的生产力空间分布状态。
二 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评估与校正既然空间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区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客观状态，也就不存在“好”或者“坏”的价值判断问题。但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度”，却是必须做出评估的。如果区域间、城乡间经济社会发展过度失衡，很可能造成城市地带产能过剩、资源严重浪费、环境恶化、城市病频发；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带经济活力衰退、财力匮缺、群众生活水平改善迟缓，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反之，如果区域工业化、城市化成长期的要素配置过度均衡，则可能造成的资源要素配置分散化，使用效率低下。
对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度”做出正确评估，是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的现实基础。中国是幅员广阔的发展中大国，境内各地带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只有对特定地域准确的时空定位，包括对此种时空定位的动态发展趋势的预期，才能评价和判断其现时的生产力布局状态是否合理，通过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战略，校正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中共十九大报告正是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着的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人民收入水平差距的“短板”与“弱项”，提出继续坚持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并且根据“一地一策”的要求，对我国不同地带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和战略部署，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对于“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部署是“强化举措”；对于“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部署是“深化改革”；对于“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部署是“发挥优势”；对“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的部署是“创新引领”。对于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高起点规划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等的部署，都体现了“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
如上所述，建立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分析之上，自觉地将资源要素在特定空间、特定领域非均衡再配置的区域发展战略，通常被称为“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都表明，通过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可以更有针对性，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三 以非均衡发展战略解决广东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广东空间经济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由来已久，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但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真正在广东全面兴起的。1949年至1978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均衡发展战略”的主导之下，广东甚至初步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因此，广东空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近30年来才逐步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1992年，广东在全国各省市首次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列为全省重要战略；2008年，广东在贯彻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战略以及推进珠三角“五个一体化”、珠三角和欠发达地区“双转移”和对口帮扶等举措。但珠三角和粤东西北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扭转。2016年，珠三角人均GDP114388元，是粤东西北地区的3.2倍，比粤东西北地区多78723元。2000年以来，珠三角占全省GDP比重不断提高，2007年占比上升到最高80.0%，2008年开始下降，2014年比重降到78.9%。2016年又回升到79.3%。
为什么加快粤东西北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频密出台，成效却不显著呢？主要原因在于提出了全省的总体协调发展战略之后，缺少对粤东西北扶持举措的着力点和发力时机的把握。一是推进珠三角产业“双转移”的时点恰好与国际经济的下行周期叠合，珠三角产业转移进展缓慢；二是支持产业转移的各项举措的系统性较差，认不清主要制约因素，帮扶资源分散配置，资金供给等配套措施没跟上，交通等主要制约瓶颈没有缓解；三是对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分析不够深入，帮扶举措过度仰赖上级财政和对口单位输血。四是帮扶“抓手”不够明确、产业承接平台少且弱。
因此，要更有效地解决广东空间经济结构不平衡发展问题，就必须认准影响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短板，把握住发力时机和政策着力点。2013年之后，广东提出“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就是按照“问题导向”的思路，通过省市政府非均衡地配置资源，落实资金和用地保障，重点解决粤东西北的交通网络碎片化、产业发展平台偏弱和城镇化发育不足三大瓶颈。几年来这一战略的实施效果表明，粤东西北地区“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实现后，交通瓶颈的缓解迅速推动了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和中心城区扩容提质，粤东西北的投资动力和产业活力开始持续增长。
目前广东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除了原有的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的发展差距还在扩大之外，又新出现了珠三角内部各市之间、粤东西北各市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分化现象，深圳、珠海、汕头、佛山的转型发展正在提速，而部分珠三角工业大市和粤东西北城市的总量指标、投资增速指标低于全省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发展乏力，且有空间蔓延趋势。因此，继续坚持以非均衡发展战略来解决广东的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使珠三角和粤东西北的群众能有更充分的获得感，既是一个新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新的理论命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探析刘少波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
一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新判断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做出的新的重大判断，也是中共自改革开放乃至党的八大以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所作的首次重大调整。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自此之后(文革期间除外)，对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于1979年召开的中央理论务虚会的表述是“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表述在这次会议以及此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基本未变。由此可见，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判断是非常慎重的。同时，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某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确定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解决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为这一重大判断的逻辑必然，另一个重大判断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后一判断实际上也构成了前一个判断的基本内涵之一。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判断，对谋划今后数十年的发展方略，更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逻辑和坚实依据纵观执政几十年来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其根本着眼点是广大人民的利益及其实现程度和实现路径；其表达形式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当时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抑制，我国物质产品以及文化精神产品都极度匮乏，在供给上的突出表现就是“短缺”；与此同时，新中国让人民变成主人翁后激发了人们改变温饱不足贫穷过剩状况并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日益增长。于是，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匹配。按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党的执政理念来判断，这个矛盾无疑是在诸多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即社会主要矛盾。正是我们党深刻判断和准确把握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上，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的需求和满足人民需求的能力及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必然会引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一方面，人民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需求能力显著提升。需求能力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一切现实需求的基础和前提。近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大幅度提升。数据显示，我国人均GDP 1978年只有220多美元，2016年达到8020多美元，增长了35倍多，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进入典型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分别只有343元和133元，2016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3616元和12363元；1978年人均储蓄存款只有22元，2016年达4.4万元。其次，需求结构不断升级。这是需求能力提升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和总体上实现小康后的必然结果。资料表明，1978年我国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57.5%和67.7%，2016年二者分别降至29.3%和32.2%。与此同时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比如，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2338元，比1990年增长了47.8倍，年均增长183.85%；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1915元，比1990年增长了13.34倍，年均增长51.31%；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307元，比1990年增长了29.27倍，年均增长112.59%；2016年国内旅游人数为44.4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22亿人次，出境旅游花费1098亿美元，而2000年分别为7.44亿人次、0.10亿人次和162亿美元。再次，需求层次日趋高端化。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怀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追求积极健康阳光快乐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谋求更多的尊严和更高的幸福感，向往社会更加公平、自由和正义；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生命的本原价值和终极意义，以前所未有的从容和淡定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并力求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所有这些，引致并推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使供求关系中的需求侧发生了深刻变化。
另一方面，满足人民需求的能力显著增强。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总规模达到近十二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远远超过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因而使这些年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获得感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积累了今后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体系和构建了使这种能力得以更有效发挥的制度体系。在能力体系方面，一是具有了较强大的财力和物力，为解决满足人民需求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建立更完善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准备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二是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显著增强。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占全世界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不到3%，而现在占到将近25%；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居全球第一，其中中国生产了全世界80%的空调机、70%的手机；据德勤公司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对全球竞争力指数的研究结果，2016年位居世界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前三位分别是中国、美国和德国；另据2017年10月9日德国质量协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德国人认为中国制造是德国制造的对手。对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道：中国制造业已具有令人畏惧的优势且其他国家难以复制。三是科技创新态势全面展开，为可持续满足人民需求的能力不断注入新动能。目前我国已改变跟随式(引进、模仿)创新状况并逐步形成引领式(自主创新)创新的局面。资料显示，2015年中国创新指数比2005年翻了接近三番，表明中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巨大进步；中国在许多新兴制造业方面的创新已开始引领全球，在无人机行业目前全球每卖出10架就有7架来自中国；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量前5名中有3家是中国企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近期指出，中国已成为电动汽车行业的全球领袖；在上面言及的德国质量协会的调查结果中，5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竞争者正加大步伐超越德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有广为国人自豪的高铁、深潜器、量子卫星，等等。在制度保障体系方面，我们不仅形成了完善的扶贫制度，也在满足人民更高更广需求如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基本建立起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关投入大幅增加，如2016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548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395.59%；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33713亿元，比1985年的2.47亿元增长了13649倍，年均增长440倍，等等。所有这些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并创造了进一步提升这种能力的条件，展示了有效解决矛盾的光明前景。
当然，与人民实现小康生活后不断产生的更广泛更丰富、更高层次以及更高标准的诉求相比，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发展不平衡方面，城乡、区域、贫富之间差距依然明显有的甚至还在拉大，如城乡收入方面，198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86(农村为1)，2016年上升为2.72，上升了0.86；在区域方面，2015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67；在贫富差距方面，2016年全国平均基尼系数为0.47，比1997年的0.37上升了0.1；此外，不同区域、阶层和城乡之间享有的教育、医疗、文化以及其他公共产品也很不平衡。在发展不充分方面，总体而言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中国制造的中高端物质产品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需求，因而导致大量的境外购物潮；同时，优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机会、优良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供给依然相当稀缺；此外，人们在精神层面的诉求如自由、安全、尊严、公平、正义等的满足程度仍有待提升。这些问题构成了对满足人们不断快速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并使之成为了社会主要矛盾。
对于一个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身奋斗目标的政党来说，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所有诉求都是无可厚非和应当允许并被鼓励的，于是，在这对主要矛盾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提示，我国今后发展的着力点主要在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此，必须按照十九大确定的战略、路线和方针，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使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状况不断缩小。
明确发展思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浓墨重彩描绘了乡村振兴战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也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就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句话20个字，是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设定的新的战略目标，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意义，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过去五年来，随着中央关于农业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加速落地，进一步理顺了农村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农业农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稳步增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2万亿斤；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缩小至2.72 :1，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达到5700亿元，农村电商实现营业额达到8945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主营收入达20万亿元，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值超过2000亿元；农村改革纵深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结合国情看，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明确工作思路与着力点。
一 “人、地、钱”是主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抓住三个字——人、地、钱。从“人”来看，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农业人口转移进城、降低乡村人口占比的同时，注重解决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口问题。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比2015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比2015年末减少1373万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相比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增加12320万人，乡村人口减少8140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7.40个百分点。由于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进城打工，我国乡村整体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这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但同时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包括乡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留守在乡村的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在城乡关系中，乡村从来不是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它应该和城市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要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另一方面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一懂二爱”内涵丰富、指向准确，既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具有专业素养，也要求广大从事农业、参与农业的普通农户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要有职业情怀。这对新时代“三农”工作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努力方向。
从“地”来看，就是要立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家庭承包权、开放和盘活经营权，形成多元化经营主体参与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分工经营”的制度构架。二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尊重农民意愿，探索创新规模经营的多种实现形式，一方面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达到生产的规模化，形成土地要素集中的规模经济效益，解决“谁来种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深化专业分工，实现分工经济下的服务规模经济，解决“地怎么种好”问题。三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长久不变。党的十九大明确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制度安排，既契合了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大战略节点，也满足了广大承包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对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政策预期的迫切需要。
从“钱”来看，就是要广辟来源、多措并举，按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配置公共资源优先向‘三农’倾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停在口头上，而要贯穿于乡村规划制订的过程中，贯穿于有关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中，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加强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乡村的振兴。
二 体制机制是保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支持和鼓励农民创业。这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构建，旨在为乡村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仍存在、乡村发展仍滞后、乡村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和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的背景下，中央作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体系的差异，单纯依靠市场在短期内只能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对等。乡村固有的农业经营碎片化、居住格局分散化，易造成分工滞后和产业集群受限。为加快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立足国情，统筹发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纠正城乡分工体系的不平衡发展。主要包括：通过构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加强城乡社会、经济、文化体系融合，将乡村卷入城市分工体系，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发展红利；通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促进农村农业分工经济和服务经营的发展，提高农业经营绩效；通过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高农业生产活力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农业产业体系；通过鼓励农民创业和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体制机制构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
三 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是路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缩小城乡差距，根本路径是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产业融合，提高市场交易活力。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一体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产业融合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2~2016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由33.6%下降到27.7%。伴随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的扩大，大量城镇社会资本开始投入农业、流向农村，2016年农业投资较上年增长21.9%，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13%，其中民间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79.8%。同时需要看到，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渠道仍未完全通畅，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在大量流失，农村土地、资本等市场化配置机制仍未有效建立和实施。
实际上，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产业融合通过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服务体系等的一体化，具有优化农村经营体系和提高农业经营比较收益的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依托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城乡功能的对接，借助产业融合构建城乡互惠互利的格局，提高城乡市场的交易活力，诱发要素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的构建。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背景，立足于破除城乡发展二元格局的战略目标，以打破城乡要素单向流动为抓手，推动城乡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和资源要素在更大时空分布和优化配置的转变。
四 城乡分工体系和新型农业体系是核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对新时代“三农”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阶段，只有深化城乡专业化分工，构建城乡共荣共存的格局，才能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专业化分工首先表现为城乡产业分工和业态分工，同时意味着城乡分工体系的双向互动。在城乡二元结构时期，城市产业集群程度显著高于乡村，不合理的资源要素配置结构也使得农业的分工效益被工业吸纳，最为典型的是对农产品和工业品实施的价格剪刀差政策。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在于，破除不平衡的区域、产业和组织分工体系，部署工业分工体系拉动农业分工体系、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战略规划，促进乡村更多地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分享分工收益。
为提高农业分工水平和发挥农业分工的鲜明特色，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在拓展传统农业的功能边界、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和有效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实现城乡专业化分工体系的有效对接。通过延伸农业生产链，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推动传统农业向功能农业转型。在此基础上，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结构和促进农业分工经济的形成，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和发展多功能农业。
五 协调平衡发展是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承接第一个百年计划和第二个百年计划目标的，但当前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健全乡村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战略目标的总体规划来看，城乡不均衡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仍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立基于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交易机制、经营体系和分工体系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发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政府参与为核心，在尊重城乡经济发展自然规律，充分利用城乡经济协同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和市场经济优势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工带农，工业反哺农业，分工协作，协同发展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具有指导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落实十九大精神，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李胜兰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又在党的十九大期间非常明确的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要求，“要通过各个方面包括国家层面，包括广东方面，香港方面，澳门方面共同努力，一定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更好，为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大湾区应有的贡献”。
党的十九大以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正式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历经近40年高速发展，粤港澳已经形成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如何通过大湾区的建设，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国际一流、世界顶级城市群，更好地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历史任务。在这样的历史重任面前，理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挑战和突破挑战的制度创新尤为重要。
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优势一：世界最大海港群。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吞吐量6232万标箱，为世界第一。世界第三的深圳港、世界第五的香港港和世界第七的广州港的港口吞吐量总和，也超过了杭州湾的世界第一的上海港和世界第四的宁波-舟山港的5870万标箱。
优势二：世界最大空港群。据国际机场协会(ACI)公布的《2015年全球最繁忙机场排名》。2015年，在世界1144个机场中，粤港澳大湾区以香港国际机场(全球第八)、广州白云机场(全球第十八，全国第三)、深圳宝安机场(全国第五)等六个机场的旅客吞吐量1.68亿人次，位居世界第一。
优势三：据英国智库机构Z/Yen公布的《2016全球金融中心排行榜》，香港名列第四，深圳位居第十九。深港两地金融市场如果加在一起参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将稳居世界前三。粤港澳大湾区有香港港交所和深圳深交所两大证券交易所，2015年深港的资金总量3.46万亿美元(23.8万亿人民币)和GDP密度，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国内稳居第一。
优势四：金融+科技+产业。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金融+科技+产业”综合产业群，几乎囊括了纽约湾区的“金融湾区”、旧金山湾区的“科技湾区”和东京湾区的“产业湾区”的所有产业类型并均具实力。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和服务业中心，与深圳金融业联手打造世界级的金融、贸易和服务业。澳门是旅游、博彩、文娱中心。以广州为中心包括了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江门等城市形成了中国制造业中心，是产业、物流、科技、金融、贸易等资源高度集聚的中心。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科技创新研发中心，众多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涌现出无限的创新能力。
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大湾区不存在体制、关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虽然已有较好基础，但在深化合作中，如何解决“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四个中心城市”带来的诸多的冲突和障碍，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挑战一：如何在“一国两制”下实现有效协调机制。港澳与内地城市在政府功能及执行力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行政程序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内地城市都会制定综合性的“五年发展规划”作为地区各方面发展的纲领，但是香港、澳门一直没有类似内地综合性的发展战略规划，其制定的“策略规划”主要是为人口增长、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提供基本的规范，与内地城市的“五年规划”差别较大。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总体发展面临如何协调政府间战略和策略的差别是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挑战二：如何在“三个关税区”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粤港澳分属三个不同经济体和关税区，由于存在边界管理，人员、资金、货物及信息等要素在三个灌水区间不能自由的流通。三地的关税体制、投资开放程度、贸易政策也有实质性的差别。这是未来大湾区建设要突破的障碍。
挑战三：如何在“三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下构建减少法律的冲突。粤港澳在立法理念、法律原则及法律规定上有很大差异，在司法和执法的内容和程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且缺乏行之有效的区际司法协助制度，导致三地在法律适用方面上存在诸多困境。
挑战四：如何在实力相当的多中心区域内推进城市群产业错位发展。目前粤港澳大全区的核心城市有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各自形成了具有优势产业特色的城市群，实力旗鼓相当，但是也存在产业布局同质化、城市群分布碎片化、竞争实力分化等问题，虽然近期四方签署的《大湾区框架协议》要求粤港澳三方在产业分工上错位发展，但是大湾区的建设是按照竞争合作的规律运作，还是通过顶层设计，按照《大湾区框架协议》确定的方向发展也是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
挑战五：如何使大湾区的建设惠及湾区的普通民众，做到人心相通。港澳市民处于对自身利益的担忧，对大湾区建设的目标还不完全了解。所以，必须充分考虑对港澳市民的利益保障，加快释放民生红利。让港澳民众了解大湾区建设的目标是促进香港、澳门、广东三地区的发展，从而更好的造福香港同胞、澳门同胞，提高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竞争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创新市场化，是粤港澳三地最大的优势与经验，也是大湾区形成的根本动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必须遵循的一条核心原则。应坚决避免使用行政命令整合大湾区资源要素，强行“拉郎配”。从制度层面看，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创新。
一是为粤港澳发展提供更大平台和空间。大湾区规划不应仅局限于“9+2”地区，而要有全球视野和格局。要打破以往区域建设碎片化的缺憾，着眼更大区域中的产业布局优化和产业链重构，通过东进西拓北扩，进而将粤港澳与海峡西岸城市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整个“环南海经济圈”。
二是深化粤港澳三地合作机制。在三地进行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探索不同制度下的合作机制。比如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及“深圳科创园区”建立试点区，探索深港科技创新要素无障碍配置和便利流通，创立更有效率更简便的签证方式和通关模式。建议深化粤港澳逐步统一地区行业标准和认证标准，在经贸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土地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建立减少冲突，实现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全面对接机制。
三是建立粤港澳统筹协调机制。完善多中心治理结构下组织模式。建议尽快整合成立由三地城市行政主管、民间社团和企业组织代表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及发展协调小组，专门协商涉及粤港澳共同利益的发展事务，制定实施粤港澳发展规划、监督评估规划落实等职能。
四是充分释放民生红利。中央政府及粤港澳三地政府应聚焦于重要民生领域，为港人、澳人到珠三角就学、就业、医疗、养老提供更广泛便利的政策安排。为让更多中低收入阶层港人受益，建议港府主动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应调整，例如，研究养老福利与内地制度衔接，医疗券在广东乃至内地更大范围使用，鼓励港生从小学到大学自由选择到内地就读，内地与香港文凭互认，鼓励年轻港人北上创业、就业等。
五是优化城市群产业布局。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引下，优化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布局。其中，香港着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广州着力打造国际产业服务中心；深圳着力打造国际产业创新中心；把澳门建设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珠海着力打造国际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心；佛山、东莞着力打造国际产业制造中心；惠州着力打造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中山、江门着力打造国家级先进制造业基地；肇庆着力打造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区和重大装备制造配套基地。
从十九大报告看习近平总书记可持续发展思想赵祥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广东经济学会秘书长)
一 习近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价值习近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高度提炼，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极高的理论创新价值。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解决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就要求必须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2014年7月8日举行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要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科学论断准确地揭示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深刻阐述了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稳步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经济繁荣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此，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和效益目标的前提，但增长速度并不能涵盖经济发展的全部内容，只有调整经济增长的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两大类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措施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可持续发展路子，才能扭转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中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逐步构建起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全面协调。
二 习近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改革意涵习近平总书记可持续发展思想具有强烈的改革意涵，是推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动力来源，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发展才能自强，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低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叠加的阶段，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下定决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实现更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唯一途径。概括地讲，习近平总书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改革意涵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加快完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是除了市场之外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我国宏观经济过热和经济粗放式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要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中央看一个地方工作做得怎么样，不会仅仅看生产总值增长率，而是要看全面工作，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因此，要从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入手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以形成良性的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了让政府绩考评估真正发挥作用，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要求我们必须改革现有的GDP核算制度，通过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来正确地引导地方官员们的行为取向，使他们兼顾地方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二)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尤为明显。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这说明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关键在于以改革的手段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我国最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基本上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我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的结果。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今后应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应通过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加资本和技术在要素禀赋结构中的丰富程度，努力提升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 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生产率要同步提高，创新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2015年3月5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转化发展动力”，“人都是有惰性的，物质是有惯性的。老常态的路子、简单粗放的发展路子难以为继了”，“在经济发展上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转方式调结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就是要提高经济增长中的要素生产率，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因此，当前应着重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此，首先，在国家财税政策上，要保持科技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要重点保证各类国家级研发中心的财政投入，为技术创新提供充实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其次，在金融政策上，探索建立各种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设立技术创新风险基金，形成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补偿机制。再次, 要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大力培育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对采用先进技术的本土供货商优先采购。然后，加强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构建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借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最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四) 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与民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反复强调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可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对广大群众而言的包容性和获得感。因此，要把总书记的话落到实处，我们首先必须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加大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力度，适当提高工资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缩小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做好民生工作，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统筹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在城乡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配置，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