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宗教很早就进入到经济学家的视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 中研究了个人利益对神职人员参与宗教活动的激励作用；阐述了教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受市场力量的约束，其垄断和竞争的市场结构对整个经济运行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马歇尔也在《经济学原理》(1890) 第一章提到：“世界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尚武或艺术精神的热情虽然在各处曾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无时无地不是居于前列；它们差不多一直是比其他一些影响合在一起还要重要。”经济学家重视宗教起码有两个原因：第一，尽管21世纪科技和世俗化是整个世界的潮流，宗教仍能深刻塑造个人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Pew Forum(2012) 认为全世界80%的人有宗教信仰；2010年，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数字在过去四十年来都是如此；中国近年来也出现了“宗教热”(谭飞等，2007)，阮荣平等(2010)提到：“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中国无神论者所占比重是信教者所占比重的9倍，2001年则下降为2倍，2007年信教者比重(21.79%)已经超过了无神论者比重(17.93%)。其他全国性调查以及地区性的调查结果也都显示，宗教在中国发展迅速。”

第二个原因, 在于宗教在特定社会里扮演群体组织识别符这个重要角色，它仍是世界上文化、甚至国家冲突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在西欧的一些国家，文化多元化的成功越来越受到质疑，部分原因是因为西欧传统居民和外来移民在宗教上的持续差异(这里不区分对错)破坏了社会凝聚力进而影响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宗教的两个方面——宗教教义和宗教组织——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变量，因为它们会影响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产出。

宗教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吸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不断用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并得出丰富的结论。Barro and McCleary (2003；2006) 认为对天堂和地狱的信念可以增加GDP的增长率，因为这种信念有益于培养职业道德、诚实、信任和节俭这样的品德。Hilary and Hui (2009)和Kumar et al. (2009)提出，宗教规范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和个人的股票投资组合。Putnam(2000)揭示宗教活动的参与可以产生社会资本。近年来，宗教实验经济学更是利用行为实验研究宗教对个人的各种亲社会行为的影响。Fehr et al.(2003)发现天主教徒的信任程度高于普通人；Tan and Vogel (2008)主张更虔诚的天主教徒被试之间存在相互更高的信任水平。相比较国外研究的不断成熟，我国在宗教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关于宗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希望通过对国外宗教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为当今中国宗教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工具和研究视角。

本文内容安排如下：首先对宗教经济学的不同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得出用实验经济学研究宗教的必要性。然后对宗教的定义及测量方法进行讨论，并分析宗教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其次对国外宗教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按照宗教虔诚度测量方法的不同进行梳理分析，最后对实验结果进行评述，讨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宗教的经济学研究

宗教信仰作为一个古老而又重要的社会现象，古往今来一直吸引大量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人文艺术研究聚焦于宗教哲学、神学、宗教史、宗教艺术与文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宗教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成果最突出的是宗教社会学和宗教经济学，而宗教心理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侧重研究宗教中的个体及其内心的思考过程。本文主要是对宗教经济学领域内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宗教经济学(Economics of Religion)内涵广泛。最早较为系统梳理宗教经济学文献的Iannaccone(1998)认为，宗教经济学研究共有三大进路(three major lines of inquiry):其一是着重于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宗教行为，应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技术来解释个人、团体和文化中的宗教行为模式；其二是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其三是借助于神学信条和圣典来支持或批评经济政策，可称为宗教的经济观(Religious Economics)(孙健灵，2012)，一般是哲学家、神学家用宗教视角来评价经济政策。可见，前两个进路分别是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视角对宗教展开研究，本文称之为“宗教的经济学研究”，第三个进路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

宗教的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来分析一个社会的宗教信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Max Weber(1930)，虽然他所用的工具是社会学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但他将经济发展和宗教正式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提出的新教工作伦理说，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主流宗教不同，人均GDP也会有显著的差异。例如，有数据显示，2009年天主教国家的平均人均GDP为16500美元，高于伊斯兰国家的8500美元，也高于其他宗教国家的11000美元。2010年的盖勒普民意调查发现宗教人口越多的国家越贫穷(Crabtree，2010)。但是，这些看似确切的事实可能只是地缘政治或历史的反映，而并非宗教的影响，比如一个资源要素禀赋较差的国家刚好是一个传统的宗教国家。于是，经济学家用更为复杂的方法，进一步测算宗教对经济的影响。Barro and McCleary(2003)发现信众参与宗教活动的次数和本国的GDP增速成反比。Putnam(1993)和La Porta et al.(1997)发现天主教信仰对经济增长、政府效率和公共产品的提供都有负面的影响。虽然类似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宗教和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但Hoffmann(2013)认为这种宏观层面的研究因为无法揭出示宗教和经济之间潜在的因果关系，所以导致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异性，而且即使得出结论也无法证明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可能有些因素没有被包括在计量模型中，从而导致结果不够准确。

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只能得出宗教和经济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微观层面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这种相关性背后的微观基础，即，从个体的宗教虔诚度和宗教身份的角度来分析个人的行为，进而可以阐明宏观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并明确因果方向，弄清楚谁是因、谁是果。

宗教的微观经济学的第一种研究方法是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religion), 它是一系列相关理论和模型的统称，这些理论都构建在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认为人们在宗教信仰中的行为仍然符合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中，宗教市场理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教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也离不开市场力量的约束。Stark等人在斯密这一思想的启发下，进一步完善了宗教市场理论。宗教市场理论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宗教，它认为宗教机构是宗教产品的提供者，彼此竞争形成宗教商品市场，而市场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宗教供给相应发生变化。当宗教市场充分竞争时，宗教机构的供给行为就会不断提高；面对相对稳定的宗教需求，宗教供给的提高可以带来整个社会宗教参与水平的提高。但当政府的管制或补贴打破宗教市场的充分竞争，使之成为垄断市场或寡头市场时，宗教市场的供给水平就会下降，这会引起整个社会宗教参与总体水平的降低(Stark and Mccann, 1993；Finke et al., 1996；Finke and Stark, 1998；Stark and Finke, 2000)。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从需求的角度解释宗教，即尝试解释人们为什么需要宗教。Azzi and Ehrenberg(1975)从效用的角度构建了宗教家庭生产模型(Religious Household Production Model，又称A-E模型)。该模型认为理性个体追求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而效用由今世效用和来世效用之和构成，今世效用主要取决于世俗产品消费的数量，来世效用则由对宗教产品的消费数量决定。不论是消费世俗产品，还是消费宗教产品，都需要时间和资金的投入，而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和资金都是有限的，所以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会在世俗产品和宗教产品的消费上进行选择，最终达到一个均衡。

Iannaccone(1998)认为A-E模型几乎是后来所有宗教行为经济模型的基础。后来的宗教人力资本模型(Religious Human Capital Model)就是在A-E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从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个角度来解释宗教的需求。该理论主张，一个人对宗教产品的消费程度不仅取决于时间和物质的投入，也取决于其所拥有的宗教人力资本的规模，包括对宗教知识或教义、宗教仪式等的熟悉程度以及与教友之间的友谊。可见，个体所拥有的宗教人力资本越多，其消费宗教产品的效率就越高，所以，个体宗教参与水平将随宗教人力资本的增加而提高。该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代际之间宗教继承的现象(Iannaccone，1990)。

宗教事后保障模型(Religious Ex-Post Social Insurance Model)也是建立在A-E模型的基础上，它用参与宗教活动所能得到的报偿来替代A-E模型中的来世的效用，作为宗教参与的一种重要收益，来分析理性个体对宗教的需求行为。Chen(2008；2010) 在宗教事后保障模型中提出了宗教收益的一种具体形式——社会保障，认为宗教可以在个体遭遇困难或不幸时提供事后的社会保障。宗教的社会保障功能运行越有效率，个人从该宗教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大，从而就越可能选择信仰该宗教。

在以上的这些理性选择理论中，宗教成为能在今生和来世提供效用的商品，而宗教信徒成为宗教的理性消费者，宗教组织则成为宗教市场上垄断势力或大或小的厂商组织。这些理论虽然看上去逻辑严密，设计精巧，但也存在方法论上的潜在的缺陷。Iannaccone(1998)承认宗教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有显而易见不同于一般理性选择的部分，但理性选择理论对此不能给以很好的解释，比如，如何在模型中对来生的效用和发生的概率进行赋值。可见将效用最大化并运用到道德和宗教领域仍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宏观层面的实证方法能够证明宗教和经济产出之间存在联系，但不能解释内在的机制；理性选择理论从微观层面解释了人们信仰宗教的动机以及各种现象，但对宗教本身的信仰和行为涉及很少。另一个从微观层面研究宗教的方法是以实验作为核心方法的行为经济学。在实验里，可以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让实验被试在模拟但更为简化的环境中进行决策，从实验结果中来观察和分析被试的行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经济学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用实验经济学研究宗教有三个好处：首先，实验经济学具有可控性。可控性是指操纵实验室环境，设定或控制某些条件以观察被试的行为。这种可控性可以剔除混杂变量，避免内生性问题的发生。其次，实验经济学具有可复制性。可复制性是指实验可以标准化，容易检验和复制。虽然有意见认为其他人不可能招募原有实验的被试，也不可能再现原有实验的各种条件(Rubinstein，2001)，但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从方法论到具体的实验设计都在日趋完善。第三，实验激励可以减少被试的反应偏差，有助于真实地反映被试的想法, 也有助于减少实验以外的因素对被试行为的影响。

三、宗教的定义和测量

要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首先需要对宗教本身进行定义和测量。宗教的定义一直是复杂的文化概念，Argyle and Beit-Hallahmi (1975)认为：“宗教是信仰神和超人力量的一个体系，以及直接对这种力量进行崇拜的实践和仪式。”其他的评论包括增加宗教情感、宗教体验这样的维度，也包括宗教在世俗环境下对行为的影响(Spinks, 1963)。

宗教的测量包括两个方面：宗教属性和虔诚度。宗教属性主要是针对个人是否有宗教信仰以及信仰的宗教的类别。在许多研究中，这些信息可以通过预设的问卷调查来获取。

相比较而言，虔诚度的定义和测量涉及到了更深的概念性问题。McDaniel and Burnett(1990)定义虔诚为对神的存在的信仰，致力于参加宗教活动并遵守由这个宗教所相信的神所制定的规则。根据Allport (1950)设计的宗教取向量表将虔诚度用两个维度来衡量：内在形式，人们高度重视由宗教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外在形式，人们利用宗教作为一个工具来获得社会或物质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外在动机的人使用他的宗教信仰，而一个内在动机的人生活在他的宗教里(Allport and Ross, 1967)。”Batson et al. (1993)后来补充“探索”项作为第三个取向来衡量虔诚度，即在不教条式迷信戒律下进行诚实的探索和对现有的质疑。

综合对虔诚度各方面的讨论，Glock and Stark (1965)首先提出一套虔诚度测量的多维度方法，从五个方面衡量个人的虔诚度：宗教知识(knowledge)，包括对宗教知识的熟悉程度；宗教信念(belief)，涉及个人承诺信仰某特定宗教原理和教理的程度；宗教实践(practice)，包括有组织地礼拜、祈祷，宗教经文的学习，遵守与所信宗教相关的道德、伦理方面的戒律；宗教体验(experience)，包括各种神迹以及个人的神秘体验；宗教果效(effects)，比如心境的安宁、沉着的性格、遵守道德等由信仰带来的行为上的影响。De Jong et al.(1976)将其概括为29个题目组成的多维度工具量表，现在这些测量方法在大量的研究中被使用。

宗教可以塑造价值观，进而对个人的世俗生活产生影响。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广泛研究了宗教信仰对个人的各种影响，包括: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人际关系、犯罪、行为不良及职业选择等等(Iannaccone, 1998；Spilka et al., 2003)。经济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宗教与影响经济产出的个人决策制定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包括信任、利他、合作、公平等亲社会行为。

很多研究证明宗教会提高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学者们也在尝试解释其中的影响机制。Dunbar (2009)认为，强烈而又振奋人心的宗教仪式可以激发人们大脑中的内啡肽的释放，集体唱歌或礼拜也可以直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Irons (1996a ；1996b)使用生物学中的信号理论证明，严格的禁忌或者昂贵的仪式(那些有危险的，不愉悦的，需要花费时间及资源的宗教仪式)，作为一种筛选机制促使教徒发出忠于组织的可信的信号，从而间接促进了合作和信任。如果说Dunbar (2009)是从收益的角度解释了宗教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那么Johnson and Krüger(2004)则是从成本的角度解释了宗教是如何确保亲社会行为的产生的。Johnson and Krüger(2004)认为，宗教对超自然代理人(即：宗教中的神明)的信仰和崇拜，可能通过对不合作行为提供一个惩罚的威胁而提高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人类群体合作的可行性依赖于对搭便车的惩罚和对亲社会行为的奖励(Boyd et al., 2003)，然而惩罚通常会发生成本，需要群体共同承担，这样一来惩罚本身就变成了公共产品而容易被搭便车。通过相信超自然代理人拥有超自然的惩罚力量(在今生或来生)，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徒违反亲社会行为时的心理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执法成本。而且这种超自然的惩罚更多是一种威胁，并不需要神明真的惩罚搭便车者——教内成员能够感知到这种威胁就足够了。

四、宗教信仰与行为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前文已述及，在对宗教进行微观层面的经济分析时，行为实验由于具有可控性和可复制性，成为宗教经济学越来越重要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使用实验经济学研究宗教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论文在不断增多，这些研究使用的实验方法各不相同，关注的主题各有侧重，虽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却从各个侧面给人们勾勒出宗教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整体轮廓。

梳理现有的宗教信仰与行为的实验经济学文献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对该领域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不断地变化。早期研究者通过被试自我报告宗教属性确定其宗教身份，通过被试自我报告的宗教活动参与程度确定其宗教信仰强度，即宗教虔诚度，以此为依据来研究宗教身份和宗教虔诚度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后来人们用各种多维度量表来取代自我报告宗教活动参与程度，作为衡量被试宗教虔诚度的依据，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被试的宗教虔诚度有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衡量。第三种研究方法是最近十年来渐渐兴起的利用“宗教暗示”(religious priming)研究宗教对被试行为的影响。下文就以这三种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一) 自我报告宗教属性和日常宗教活动参与程度

研究宗教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首先必须测定个体的宗教身份和宗教虔诚度。现有文献的一种常见测定方法是通过自我报告宗教属性和日常宗教活动参与程度作为对宗教身份和宗教虔诚度的测量。而采用这种方法的文献大都认为宗教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有限。

Orbel et al. (1992)是第一篇用实验检验宗教徒和非宗教徒行为的文献。在实验里，作者随机招募俄亥俄州和犹他州的学生为被试，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宗教结构差异很大，既有同质的摩门教小镇，也有宗教结构异构的小镇。经过标准的囚徒困境实验，作者发现，总体来看宗教徒比非宗教徒更合作；被试的宗教属性对合作行为没有影响；只有摩门教徒，其参加教堂活动的频率会提高他们的合作性。

Sosis and Ruffle(2003)从以色列世俗和宗教的基布兹(农场)分别招募被试，按宗教属性和性别分为7组，进行双人公共池实验。从总体看，宗教和世俗基布兹成员在合作性上的表现没有差异。按性别区分，宗教基布兹的男性在实验中索要的金额明显低于同样来自宗教基布兹的女性，也低于世俗基布兹的男性。世俗基布兹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作者认为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宗教基布兹的犹太教男性每天去教堂，并在宗教机构中承担重要角色，而女性在犹太教中没有显著的作用。论文的结论是基布兹的宗教社会形态对合作行为没有强烈、显著的影响。

Fehr et al.(2003)对429名随机选取的德国人进行信任实验。结果显示天主教徒做委托人支付的金额超过其他人，新教徒做委托人行为与普通人无差别，所有人做代理人时行为无差别，即，从宗教属性看，天主教徒的信任水平较高，但可信赖水平与其他人无差别。实验用每月去教堂的次数测量宗教虔诚度，发现其对信任无影响。Bellemare and Kröger (2007)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实验中关于宗教指标只有宗教属性，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无宗教。实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宗教属性对其行为都没有影响。相比而言，人口统计因素对被试行为的影响更大。类似的文献还包括Anderson et al. (2010)，选取144名美国大学生作为被试，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显示被试的宗教属性，以每月参加宗教服务的次数作为虔诚度的表示。从实验结果看，不管是宗教属性，还是参加宗教服务的次数都对被试的信任行为没有任何影响。

Karlan (2005)对秘鲁接受小额信用贷款的农村女性分别进行了信任实验和公共品实验。以是否去教堂作为宗教属性的判别，以距离最近一次去教堂的时间作为虔诚度的衡量，从信任的实验结果看，被试的宗教特征，不管是否去教堂还是距最后一次去教堂的时间，在被试承担任何角色下都不影响其行为。而且，根本不去教堂的代理人和最近没有教堂的委托人转给对手的金额更多。这与直观印象不符，作者认为委托人的行为除了能说明信任的程度，也具有风险承担的性质。

Ahmed and Salas (2009)根据被试自我报告的宗教属性，将其分为信仰人群和非信仰人群，然后让他们参加标准的公共品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报告的虔诚和公共产品的资源提供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作者在当年的另一篇文献Ahmed(2009)中用相似的方法对来自印度农村的神学院和世俗学院的103个男性被试进行公共品实验，结果显示宗教学院的学生在实验中的捐款明显高于世俗学校的学生。但实验设计存在缺陷，无法排除其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Anderson and Mellor (2009)对64名年龄超过50岁、随机招募的被试进行10轮重复的公共品实验，研究发现被试捐款额不受宗教属性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多轮次实验中宗教徒捐款的下降不明显，显示宗教可以保持合作性。Anderson et al. (2010)以学生为被试重复以上的实验，发现宗教背景与个体的行为无关，参与宗教服务有轻度的影响，在公共品实验里，宗教参与会提高捐款额。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在采取自我报告宗教属性和以参与日常宗教活动作为对宗教虔诚强度衡量的依据时，虽然某个宗教对某单个行为有影响，但从整体看，宗教对行为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另外，有些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影响下的行为存在组间歧视。Tan and Vogel (2008)用一个包括各种随机的关于宗教和干扰问题的调查问卷测量被试的虔诚度，并在接下来的信任实验里将此信息告知实验的双方。在实验中，委托人转给代理人的金额受代理人虔诚度的影响，虔诚的受托人更被信任，尤其对虔诚的委托人来说；同样，代理人返还给委托人的金额也随委托人的虔诚度而提高。即，更虔诚的天主教徒被试之间存在相互更高的信任。Bulbulia and Mahoney (2008)在改进的独裁者实验里，发现类似的宗教徒的组内偏爱行为。

Johansson-Stenman et al. (2009)对孟加拉农村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家庭户主的随机抽样进行问卷调查和信任实验，用宗教参与度(作礼拜的频率)测量虔诚度。在信任实验中，宗教身份和虔诚度对被试的行为都没有影响。问卷调查显示，双方都对同信仰者更信任；作为少数派，印度教徒对社会整体的信任感较穆斯林低，但对穆斯林的信任感超过穆斯林对印度教徒的信任感。作者的解释是这两种方法测量的是信任的不同方面，问卷调查中的信任可能包含的涵义更多。Gupta et al.(2013)和Chuah et al.(2013)继续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信任行为进行研究，Gupta et al.(2013)招募在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孟加拉邦两地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普通人作为被试。作者发现，社会地位对行为的影响大于宗教；两地的少数派做委托人时，表现出组内偏见，多数派做代理人表现出组外偏见。所以少数派在两地都是受益者。在信任实验里，作为委托人，宗教徒比非宗教徒有明显的组内偏见；作为代理人，非宗教徒表现出明显的组外偏见。Chuah et al.(2013)对随机选取的129名孟买城市居民进行信任实验和问卷调查，实验结果与Johansson-Stenman et al. (2009)相反，印度徒和穆斯林之间存在歧视。作为委托人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同宗教的代理人付出的比对异教徒多，但对代理人不存在这样的差异。印度教徒做委托人时付出的总比穆斯林做委托人多，不管对方是同教者还是异教者；印度教徒的代理人返还额都比穆斯林多，不管对方的身份如何。也就是说，总体来看，作为多数派的印度教徒的信任高于穆斯林。

(二) 利用多维度指标测量宗教虔诚度

上述文献的一个共同点是宗教属性基本上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以被试自我陈述为主，而虔诚度也基本依靠每月参加宗教活动的次数测量，这样的测量显然不能准确判断被试宗教信仰的强度。有些研究用多维度测量工具代替单一的日常宗教参与度这个指标，作为衡量被试宗教虔诚度的依据，但研究结果也不甚不一致。

有些研究发现即使使用多维度指标测量虔诚度，所测出的高虔诚度对行为也没有明显影响。Tan(2006)DG招募47名德国大学生进行了32组独裁者实验(简称DG)和最后通牒实验(简称UG)，并利用DeJong et al. (1976)的多维度工具量表测量被试的宗教虔诚度。实验研究显示，由多维度量表确定的虔诚度作为一个整体对这两个实验里的被试的行为都没有影响，因为不同的虔诚度因素产生的影响互为相反而相互抵消。在DG实验里，对宗教的强烈信念会提高提议者付出的金额；但参加宗教活动会产生相反的影响。UG实验里，响应者最低可接受的给付额随宗教仪式这个因素而减少；随精神性的追求而增加；又会随神的宽恕而减少。

Chuah et al.(2011)在宗教之外又加上种族的因素，并且用Rohrbaugh and Jessor(1975) 的8条、5级综合虔诚度李克特量表和ltemeyer and Hunsberger(1992) 的20条、9级原教旨主义虔诚度李克特量表来代替单一的日常宗教活动参与作为对虔诚度的测量。其在实验中招募96名佛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同时也是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作为被试，分为8组，每组12人，进行11轮囚徒困境实验，保证每个人与组里的其他人都循环一遍。在这11轮中，除了第6轮隐瞒双方的宗教和种族等信息，其它轮次双方的信息都是公开的。研究表明被试在得知对方和自己的宗教和种族都不相同时，其行为和信息被隐瞒时是一样的；当得知对方的宗教或种族与自己相同时，合作会提高，而且会随着对方与自己信息一致性的提高而继续提高。宗教虔诚度会扩大被试的组内偏爱；原教旨主义的强度会扩大组间歧视，但对合作都没有独立的影响，它们都是通过强化宗教的组织影响进而影响合作的。

也有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强度的不同确实影响到个体的行为。刘盈曦、梁捷(2016)以Gneezy(2005)欺骗博弈实验(Liar Game)为基础，研究宗教信仰强度对信任行为的影响。该实验以两人为一组，共同决定一种货币决定方案。“提议者”首先被告知两种货币分配方案A和B，了解两种方案下自己及对方“决策者”的真实收益，现在“提议者”面临两种选择：告诉对方两种方案的真实情况或虚假信息。“决策者”收到“提议者”发来的信息后，经过独立判断，然后决定采取哪种方案，从而确定了本轮双方的收益。作者在实验中加入宗教信仰控制(DeJong et al. (1976)的多维度工具量表)，研究宗教信仰强度对个人信任和欺骗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 宗教信仰能促进信任，减少欺骗; 宗教信仰强度高的群体和无宗教信仰群体在信任和欺骗方面的行为差异显著，而宗教信仰强度低的群体的行为介于两者之间；宗教对欺骗和信任行为既存在信仰效应、又存在身份认同效应(刘盈曦、梁捷，2016)。

还有文献发现通过多维度指标测量出来的高宗教信仰强度与亲社会行为负相关。Chuah et al. (2009)对来自英国和马来西亚的366个被试进行UG实验，对被试进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见Inglehart, 1997)。研究发现，具有由WVS所显示的高虔诚度的被试作为提议者支付的金额是更低的。

多维度测量指标虽然比单一的宗教活动参与度能更为全面地测量宗教信仰强度，但它仍然是一种外在的测量方法，这种外生测量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内在的宗教虔诚对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可能是因为其它因素造成的，比如个人内心固有的亲社会性，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这种外在的测量指标无法准确反映宗教对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 通过宗教暗示测量宗教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解决自选择问题，使宗教与行为的因果关系更加明朗，近年来的一个新发展是有些经济学家采用“宗教暗示”(religious priming)的方式来检验宗教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所谓“宗教暗示”指的是被试在进行实验操作之前先要完成一些任务，会在无意中接触和宗教有关的词汇或语句，从而显化潜意识中的身份识别。通过将相同背景下的被试进行宗教暗示或不灌输，其行为的差别就能凸显宗教的影响。

Shariff and Norenzayan(2007)是第一篇研究宗教暗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文献。作者将50名大学生被试分成两组，一组通过完成一个“组词造句”任务进行宗教暗示，另一组不做该任务。这些“组词造句” (Srull and Wyer, 1979) 是要求被试在给定的10个5词组成的句子中去掉一个不相干的词语，从而得到一个完整的四词语句。这10个句子中的5个会包含神明、上帝、先知等与宗教有关的词语，另外5个句子都是和宗教无关的词语。接着，所有的被试进行一次性的匿名独裁者实验，结果显示自称有宗教信任的人捐赠的金额稍多于其他人，但差别并不显著，但经过宗教暗示的宗教徒和非宗教徒的捐赠比例都提高了，而且显著。

和上述结果不同的是，Benjamin et al.(2010)使用相同的宗教暗示工具，用更大的样本却无法复制上文的结果。该实验表明不同宗教之间或宗教与非宗教之间，被试的捐赠没有显著差别。回归分析显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宗教暗示这个虚拟变量的系数是负的，说明宗教暗示对这两类宗教徒的行为有相反的影响；对犹太教只有不显著的正影响；只对捐赠更少的非宗教徒有影响。而且作者利用Shariff and Norenzayan(2007)的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宗教暗示不具有整体的效果。

Ahmed and Salas(2011)也复制了Shariff and Norenzayan(2007)的实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样本数量以及增加了一个囚徒困境实验。研究显示，宗教暗示在独裁者实验和囚徒困境实验中都显著提高了被试的亲社会行为，灌输组比控制组表现得更为慷慨和合作。而且发现，宗教暗示不仅影响宗教徒的行为，也会影响非宗教徒的行为。

面对宗教暗示在实验中表现的不确定的结果，最新的进展是有经济学家引入整合分析法(meta-analysis)对宗教暗示的效果进行全面地检验。Fleiss and Gross(1991)对整合分析法的解释是：“整合分析法是一类统计方法，用来比较和综合针对同一学科问题所取得的研究结果，比较和综合的结论是否有意义，取决于这些研究是否满足特定的条件。”简单地说，整合分析法就是从文献中搜集足够多的研究结果，经统计分析后加以汇总。

Gomes and McCullough (2015)为了检查宗教暗示在独裁者实验里的可适性，用650个大样本复制Shariff and Norenzayan (2007)的实验，但所有结果都显示统计不显著。作者将所有已知宗教暗示下的独裁者实验的数据汇总，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整合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效应值与零无差别，即宗教暗示对独裁者实验中的行为没有影响。

Shariff(2016)类似的方法却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他们对93个宗教暗示研究进行整合分析，这些研究利用超过10000个被试对宗教暗示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宗教暗示对各种行为都有稳健的影响效果，其中也包括亲社会行为。

即使宗教暗示在已进行的行为实验中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但它仍然是目前研究宗教影响行为的重要的方法之一。关于宗教暗示的微观机理，Shariff and Norenzayan(2007)提供了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人类的行为很容易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感知概念的激活增加了目标、计划以及与概念相一致的行为的可行性(Bargh et al., 1996)。“上帝”、“先知”这些超自然的概念从语义上成为道德的扮演者，与慷慨、慈善捐款等行为动态相关。即使不考虑声誉问题，当这些概念在被试身上被激活，他们也会自动表现得更为慷慨。第二个解释是宗教暗示引出了一个想象的超自然的观察者，正是这个想象提高了亲社会行为。因为这个超自然的观察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在宗教群体里具有行为公断人的作用，惩罚行为失范的个体；或者行为被注视本身也会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Haley and Fessler, 2005)。

也有经济学家对宗教暗示的作用的有限性进行了分析。Hoffmann(2011)认为用宗教暗示完全取代宗教的影响是有问题的。以Shariff and Norenzayan(2007)为例，在其同一个研究中，宗教暗示对非宗教徒产生的影响和世俗道德灌输产生的影响是相似的。即，宗教暗示所说的明确由宗教产生的影响和没有宗教暗示影响的日常行为之间的边界是不清楚的。Gomes and McCullough (2015)认为宗教暗示对方法论有更高的要求，例如宗教暗示可能只对被试的基准独裁者捐赠额低于特定阈值的实验起作用，但这个阈值的大小现在未知，还处于理论研究的空白。文献也指出目前有证据显示，使用更大样本进行的研究会导致产生更小的效果——一种类似于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的模式。总的来说，作者认为独裁者捐款的宗教暗示要么是不可靠的，要么是对方法上或是实验里的人口是非常敏感的。

五、结论及研究启示

宗教的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人们更多研究的是宗教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包括信任、合作、利他、公平等。使用的实验主要有信任实验、囚徒困境实验、公共品实验、独裁者实验以及最后通牒实验等。宗教作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对个人的影响是内生化的，所以如何准确测量个体身上宗教信仰的强度，就成为研究的首要问题。目前常用的测量方法包括自我报告和日常宗教活动参与度、多维度测量量表以及比较新的宗教暗示这三种方法。从实验结果看，宗教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大多数采用自我报告和日常宗教活动参与度的研究者认为，宗教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比如Sosis and Ruffle(2003)认为总体上，宗教和世俗的基布兹成员在合作性上的表现没有差异。按性别区分，男性宗教徒的合作性远远高于女性宗教徒和世俗男性。有些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影响下的行为存在组间歧视。Tan and Vogel (2008)就在实验里发现更虔诚的天主教徒被试之间存在相互更高的信任。采用多维度量表测量宗教信仰虔诚度的文献，有的发现宗教信仰强度对行为产生影响，比如刘盈曦、梁捷(2016)通过欺骗博弈实验发现高宗教信仰强度的群体与无宗教信仰群体在欺骗与信任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而低宗教信仰强度群体的行为介于二者之间。但也有研究认为宗教信仰强度对行为没有影响，例如Chuah et al.(2011)发现宗教虔诚度会扩大被试的组内偏爱，但对合作都没有独立的影响。宗教暗示作为一种比较新的测量宗教信仰虔诚度的方法，虽然比前两种看上去更有理论的支持，但其实验结果仍然有很大的差异。Shariff and Norenzayan(2007)认为经过宗教暗示的宗教徒行为更有亲社会性，而Benjamin et al.(2010)使用相同的宗教暗示工具，用更大的样本却发现不同宗教之间或宗教与非宗教之间，被试行为没有显著差别。即使利用整合分析，也无法对宗教暗示的效果得出统一的结论(Gomes and McCullough, 2015；Shariff，2016)。

为什么宗教的行为实验结果有这么大的差异？首先当然是存在方法论的问题。一个社会的宗教、文化、社会制度往往是相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的，所以在用实验方法研究宗教信仰对各人行为的影响时，很难判断这种行为是受宗教的影响、还是受文化、社会制度或者三者共同的影响(Gruber，2005)。方法论问题的第二点是宗教测量方法。目前的测量方法都是外在的，都没能准确测度个人的内在的宗教信仰强度。另外，宗教和行为之间有可能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这意味着处于中间状态的宗教徒可能具有更强的亲社会性；过强的宗教信仰强度，如原教旨主义，可能会导致组间歧视。

可见，宗教实验经济学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方法论问题，需要在实验设计上更好地控制错综复杂的相关变量对行为的影响；同时，需要在宗教测量问题上继续探索出更好的测量方法。另外，宗教实验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从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转向对反社会偏好行为的影响，比如欺骗、怨恨等。而且，现有的实验大都是实验室实验，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可能是宗教的田野实验，即在控制复杂因素的前提下，观察被试在更自然、更真实状态下的行为。

相比在国外的蓬勃发展，宗教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还属于全新的领域。应该看到，中国的传统宗教与西方宗教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的宗教主要是以普化宗教为主(杨庆堃，2007)；其次，西方社会大多是一神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而且一般具有排他性，中国传统宗教往往是多神教而且相对不具有排他性。所以以中国的传统宗教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行为实验，不仅是对现有宗教实验经济学发展的推动和补充，也有助于加快推进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现阶段正处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更强调经济自由化和决策个体化，导致人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而社会保障机制相对滞后，从而使人们感受到的风险上升。许多人在面临风险所带来的压力时，就会求助超自然力量，造成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宗教热”(阮荣平等，2012)。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不同信仰族群之间的接触不断增多，文化冲突和矛盾也会相应增加，宗教经济学的研究能够以更深刻的视角帮助人们理解宗教的深层机制，而通过实验经济学这种新的工具和研究视角，能够更为准确地分析宗教信仰对中国民众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从而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