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2012) 的全国调查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①。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迎来40周年，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创业的企业家也将进入退休年龄，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传承正步入高峰期；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企业转型和创新迫在眉睫。因此，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传承与转型创新相互交织，给实践和理论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① 为此，接下来我们将统一使用“民营(家族)企业”这个概念。

《南方经济》(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是一份综合性的经济学理论刊物，致力于发表经济学、管理学各个研究领域的规范严谨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高度关注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相关研究。正如本社名誉社长、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广东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钟阳胜博士(钟阳胜，2017)所提出的那样，《南方经济》从2017年起设立青年学者论坛，持续重视青年学者成果的发表，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交流平台，为促进青年学者成长、营造良好学术生态贡献力量。

《南方经济》编辑团队从年初酝酿，到结合专家学者智慧，组成专题联合主编团队，选定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的第一个专题为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传承与创新，并于2017年3月正式开始征文。所有投稿论文经匿名外审，根据外审意见和联合主编意见决定论坛入选论文，并于2017年6月初在广州《南方经济》杂志社举办青年学者论坛，对每篇论文进行了不少于1.5小时的深度讨论，5位联合主编(杨学儒、窦军生、梁强、罗进辉、朱沆)和10余位参会代表(论文作者和特邀会议代表)对论文提出了详尽的修改建议。入选论文结合建议全面修订后，经联合主编审稿，达到《南方经济》用刊标准的论文在本期集中发表。

二、新时期家族特征与企业价值创造

民营(私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当前的语境下经常被混用，其背后的一个现实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深，西方式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治理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一方面，既有民营企业的嬗变，一些企业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家族企业之路，一些企业在去家族化，这使得民营企业中具有鲜明家族企业特性和非家族企业特性(如没有实际控制人的私营企业)的差异越发明显。另一方面，新时期的新创企业多为私营企业，但这些新创企业组织中非家族创业远远高于上个世纪末的情况，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机构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高科技创业企业、互联网创业企业等新时期创业热潮的弄潮儿多为具有较高学历和专业技术背景的团队创业，这些新兴民营企业与传统民营企业在组织管理、战略变革和创新创业战略等众多方面与传统民营企业截然不同。种种中国经济和创新创业团队的变化，造就了新时期民营企业一词的内涵分化，其中家族企业和非家族化的民营企业的差异越加明显，因此，在民营(家族)企业研究中，如何界定研究对象就显得越发重要。

界定和测量家族企业，以及从理论上讨论家族企业的本质，在家族企业研究学术圈中一直被广泛讨论，但又极具争议。为处理哪些企业，或者具有哪些特性的企业是家族企业的研究对象这个问题，学者们设计了多种较为科学且可行的方法。其中，主要有两类，一是二分法思路，认为存在一个临界水平，采用一些指标或指标的组合，达到临界条件则是家族企业，否则不是；二是认为企业的家族特性或家族影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那么，对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而言，不是是否家族企业的问题，而是家族化或家族涉入程度的问题。这两类处理思路各有优劣，相关讨论可以参阅杨学儒、李新春(2009)。

厦门大学罗进辉、李雪(2017)^①认为，随着具有不同亲缘、姻缘等关系的家族成员纷纷加入企业，而不同成员的目标和偏好难免存在差异，成员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趋于微妙和复杂化，家族成员间发生利益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从而对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非常深远的重要影响，影响到家族企业业绩。因此，在《股权的家族化、家族高管与家族企业业绩》一文中，罗进辉、李雪(2017) 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家族控股企业，即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企业：(1) 最终控制人可以追溯为个人或家族，并且直接或间接是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2) 最终控制人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至少10%以上的控制权。进一步地，罗进辉、李雪(2017) 提出，家族企业股权在不同类型的家族成员之间的分散配置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以家族股权在家族成员中的配置情况来刻画股权的家族化程度，设计了家族股东数目的Number变量(该变量等于家族控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控股结构图以及前十大股东中涉及的持股家族成员的个数)和家族股权集中度的HHI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其利用2004-2015年中国A股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年度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同等条件下，家族企业股权家族化程度与公司业绩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同等条件下，家族成员担任公司高管会加剧家族企业股权家族化程度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同等条件下，股权家族化程度越高的家族企业越可能选择由家族成员担任公司高管。

① 因期刊版面篇幅限制，罗进辉、李雪(2017) 将在本刊第9期刊出。

《股权的家族化、家族高管与家族企业业绩》关注于较多的家族成员参与企业时带来的不一致、冲突、协调和监督成本，以及追求非经济目标和资源耗费等不利影响；而《认知凝聚力、家族承诺感与组织创造力》则讨论了家族特征对组织创造力的影响。创新和创业作为家族企业持续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一直备受研究者的重视；现有研究认为，组织层面的治理结构和家族涉入、企业家层面的个人特征等众多要素可能影响到家族企业的组织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而陈志军等(2017)则进一步探讨了家族的认知凝聚力如何通过家族承诺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组织创造力，并进一步检验了代际关注、代际权威等的调节作用。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家族承诺感在家族认知凝聚力与组织创造力的正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而代际关注能够增强认知凝聚力对家族承诺感的促进作用，但代际权威无显著调节作用。这一研究揭示了家族特征的差异如何影响了家族企业的组织创造力。与罗进辉、李雪(2017) 不同的是，陈志军等(2017)的研究数据来自一手调查，其判断样本是否为家族企业的依据主要是家族成员担任CEO、财务总监等关键控制职位。

三、新时期家族特征与家族企业传承

对中国家族企业传承而言，传给谁，传什么，如何传，以及传承绩效，这些都是非常棘手、且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影响的现实问题。限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家族企业研究者常常只能聚焦于其中某个具体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培育了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壮大的土壤，同时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16年放松为全面二孩政策前，有时候被简称为一孩政策。当然，实际情况比较多样化和复杂)对企业家族的二代规模带来了很大约束，可供选择的家族二代接班人相对较少，因此，中国家族企业传给谁的选择似乎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

朱建安等(2017)利用全国工商联“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状况评价”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家族企业传给谁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仅关注于家族企业特征(对经济和非经济目标的重视、企业主决策权力和政治关联)对选择子女接班还是选聘职业经理人，其实证经验和理论逻辑似乎具有通适性，与西方情境下的情况并无根本差异。具体地，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追求的目标必然多元化，有些企业以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股东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此时和非家族企业是类似的)，有的以家族社会情感财富(SEW)优先(如Gomez-Mejia et al., 2007)，有的强调家族和谐、家族声誉等非经济目标。朱建安等(2017)分析比较了家族接班人和职业经理人的差异，认为家族成员有经济目标，但是与职业经理人的单一经济目标相比在于同时还追逐非经济价值。控股家族既需要经理人专业的管理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但也担心其机会主义倾向。总的来看，尽管家族接班人的经营能力往往低于职业经理人，其接班意愿和敬业程度可能也不如强烈追求个人成就的职业经理人那么高，但在实现家族的非经济目标上具有优势。如果控股家族更为看重掌控的安全性、保持家族和谐、实现家族成员成长等非经济目标，可以忍受经营能力水平一定程度的不足，那么家族将雇亲属接班而不是请职业经理人。进一步地，当一代企业家的决策权力缺乏有效制衡，则非经济目标重要性与选择亲属接班之间的关系会被强化；而企业主与各级官员的频繁互动，加深社会联系巩固家族产权，有助于降低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则会显著地弱化非经济目标重要性与选择亲属接班之间的关系。

在家族跨代传承的前提下，那么究竟应该传什么就成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家族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或一致性可能带来的影响。家族企业中隐性知识和社会资本的有效传承在代际传承中的重要价值得到了现有文献普遍重视，如果说对于传什么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关于家族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或一致性对家族传承的影响尚有待深入挖掘。

刘娇等(2017)通过家族“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合作，深入剖析了JQ不锈钢有限公司的家族传承案例，探索了家族企业价值观代际传承与战略变革间的关系，发现了代际价值观差异的重要性。以JQ家族二代为例，其价值观传承的过程既包括受创始人、原生家庭影响的代际价值观一致性，也包括受其海外求学经历及其他个人经历影响而产生的代际价值观偏离。代际价值观一致性与代际价值观偏离共同构建了二代的价值观。一方面，代际价值观一致将促进二代的继任行为，并有助于企业维持既定战略，减少传承过程中的企业动荡；但同时，代际价值观偏离则将诱发二代在接管企业后进行一系列的探索性变革行为，为企业增添了活力，促进企业的创新转型，尽管这种转型的结果仍未可知。进一步地，刘娇等(2017)发现，家族企业二代价值观的塑造，不仅受“继任前”创始人价值观传递的影响，还受“继任后”其战略变革行为反馈的影响。同时，虽然家族二代涉入与企业战略变革间关系取决于其代际价值观偏离的程度；但是，创始人价值观及家族资源的嵌入程度，亦会对企业变革产生长久的影响，因此，家族企业价值观传承与战略变革间存在互动关系。

朱仁宏等(2017)则借助珠三角406份调查问卷数据，实证研究了价值观一致性、父辈经验、家族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和现有研究的普遍观点类似，朱仁宏等(2017)也认为家族社会资本能够对家族二代的资源获取和整合提供显著的帮助，从而有利于企业成长；但其进一步细分了父辈经验的特性，从而有了新的发展。父辈经验当然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但一方面父辈经验具有通用性，家族二代通过学习和运用父辈经验，可以提高二代处理突发事件和复杂事务，实现人力资源调配利用的能力，增强家族二代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和韧性；但另一方面，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商业环境一直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父辈经验具有明显的资源刚性，家族二代学习和运用父辈经验，一是会使得企业陷入路径依赖，二是容易陷入既有惯例，在急剧变化的激烈竞争环境下，将父辈经验不具备较好时效性和延展性的缺点放大，反而不利于二代经营下的家族企业成长。进一步地，当两代人的价值观一致性较高时，家族二代利用家族社会资本和父辈经验会更多，将强化二者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四、新时期民营企业的创业激情、创业战略与二元创新

什么样的人和组织会选择创新创业？什么样的人和组织具有更高的创新创业绩效？如何使创新创业具有更高绩效？这些问题既是创新创业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更是“双创时代”必须搞清楚的基础性现实问题。

创业难免遭遇挫折或失败，或者说选择创业时就部分地等于选择了某些方面的失去。那么，什么支持了创业者奋勇向前，什么促进了新创企业勇于进取？从成功创业者身上去回溯，我们确实容易注意到创业者在创造新方法、创建新企业和发展新企业方面具有的强烈的、积极的意愿和勇于承担风险、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换言之，似乎成功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异于常人。那么，创业激情真的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正面的价值吗？

单标安(2017)指出，新企业创建及成长过程本身就是创业者不断学习的过程，而富有激情的创业者在身份认同及对创业活动的积极情感的驱动下会主动进行各种学习行为并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效果，因此，创业激情对创业学习(经验学习和观察学习)产生积极作用。创业学习是创业者获取与新企业机会开发、资源获取以及运营管理等相关创业知识的重要渠道，用于支持新企业配置和开发其他资源，提升新企业新产品开发和商业化的能力，从而积极帮助新企业快速成长。概况来看，创业激情通过创业学习促进了新创企业成长。其基于230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证实了这些论断。

王侃、龚丽敏(2017)则以高科技创业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新企业创业战略类型选择及其与前因后果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借鉴Park和Bae的新企业创业战略分类，将中国高科技新企业的创业战略分为三种类型：科技能力导向型战略、国际化程度偏好型战略和产品市场成熟度准入型战略；利用200份中国高科技新企业的调查数据发现，创业伙伴资源对于高科技新企业绩效和运营风险均有显著影响，但二者方向相反；三种创业战略对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科技能力导向型战略对运营风险的影响不显著，国际化程度偏好型战略和产品市场成熟度准入型战略对运营风险具有反向影响；创业伙伴资源不仅会直接影响绩效和风险，还会通过创业战略类型选择间接影响绩效与风险。

在日益激烈竞争和动态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如何培育利用与探索战略导向，同时从事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活动，即双元创新，越来越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所重视。生帆、葛宝山(2017)实证研究了高层管理团队(TMT)网络特征的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他们提出，对于具有高度中心性和稀疏性的TMT社会网络的企业高管来说，通过网络所获取的多样化知识经过知识交流和知识组合过程与企业自有知识库中的知识储备相结合，从而将内外部的不同知识转化为产品、技术、流程等创新所需的知识，进而促进创新过程的实现。在此过程中，高层管理团队成员作为跨界者，通过知识交流与知识组合，桥接其个人关系获得的外部知识与企业内部知识储备，一方面提高企业特有资源与能力相关的知识流动的质量，进一步利用企业现有知识与技术，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实现探索资源与流程的新组合，进入新市场或推出全新产品或服务，即通过此过程同时满足了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要求，实现了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

致谢 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南方经济》主编王珺教授为本次论坛致词；感谢东北财经大学陈文婷副教授、广东财经大学陈建林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轩教授、广东工业大学奚菁副教授、中山大学张书军教授、叶文平博士等特邀会议代表参会、贡献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为优秀论文评选投票；感谢暨南大学苏晓华副教授给予的极大的支持；感谢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的审稿专家：重庆工商大学周立新、吉林大学马鸿佳、东华大学吴炯、福州大学吴炳德和谢雅萍、汕头大学宋丽红、宁波大学陈士慧、江苏开放大学陈华丽、中山大学郑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陈志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