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雷1988》是今年年底向世人呈现的一部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冲破传统的禁锢，坚持不懈、前赴后继的进行创新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的纪实文学作品。作为《雷区1988》(2012年版)的改版，作者在人物采访、资料来源、著作结构甚至写作思路上都有了新的补充和完善。作者再次重回历史现场，不仅深刻描绘了老一辈广东经济学家卓炯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探索过程中满怀大国忧患意识、勇于冲破藩篱趟入经济理论“雷区”并不断提出超前原创性经济理论的历史群像，更以立体和开阔的视角刻画了广东经济理论创新过程中的另外两个不可或缺的历史群像，一是广东省、广州市委历任具有远见卓识的主要领导们，他们勇于顶雷为超前理论的面世而保驾护航、尽力为超前理论营造良好的政治气候、敢于将超前理论运用于社会经济实践；二是广东的企业家及各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实践者，他们的身上浸润着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的历史性格，由于毗邻港澳南洋，视野开阔束缚较小，使得市场经济理论拥有了天然的种植土壤。可以说，广东经济理论和社会经济实践能够早早先行于全国其他地区，理论、政策与实践者这三个层面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正是由于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作者在原版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以纵横两条线索将这三个层面的历史群像紧密串联，使得这部作品读之跌宕起伏却又意味深长，值得所有读者细细品读。

一方面，在作者看来，这样一批具有探索精神和超前意识，最重要的是敢于以一己之力直面守旧定势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率先产生于广东，大概与粤先人勇于开拓、善于变通的历史秉性有关。谭元亨曾以广州十三行后裔以及研究者的身份将300年前广州十三行商人由盛转衰的行商经历向我们娓娓道来，如今看来，它恰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得以确立的反面印证。不同于1988年经济理论“惊蛰雷”的突破天际，十三行时期的广东商人是幸运的，却更是不幸的。而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同样也是幸运的，却也有不幸。幸运是他们最终在理论上得到了认可，不幸则是在认可前遭到了种种打击。

自明、清“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下，中国的海外贸易已远不复唐、宋时期的繁华，加之康熙早年颁布的关于“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并下海”的禁令^，使得广东、福建沿海的造船业及海上贸易一蹶不振。十三行商人能够经商不在于清政府需要以一窗口开眼看世界，而是巨大的利益诱惑以及新奇的海外贡品即便是清统治者也难以拒绝，简单来讲，在清政府上至统治者、下至地方官员的眼里，十三行商人只是游走于清廷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掮客”，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开眼之后的十三行商人再也无法坐井观天。尽管为闭关锁国政策所掣肘，但他们仍然以一己之力开辟了南洋贸易通道，在一些主要的贸易点，如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地同西洋商人交易。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出资经营他国商船，建立以广州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网络，成为角逐于海上贸易的隐形投资者。早期的十三行商人主要是以资本与经营的方式涉及中西海上贸易，而中后期的行商佼佼者由于悦纳西方先进的贸易制度与手段，审时度势，善于转换自身角色，竟然将触角实实在在地伸向了英美大陆，与西方的工业革命发展如影随形，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影子银行”。然而，成为经商理念与实践的先行者并未为十三行商人带来好的结局。他们常常艰难辗转于海洋商业规则与清帝国落后的外交思想中，一不留神便落得个倾家荡产，是以十三行盛衰无常，最终在一片火光中化为灰烬。

无论是广东市场经济理论先行者们，还是参与市场化的企业家或者老百姓们，粤商开拓和变通的历史个性似乎都能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得以体现。可与十三行行商相比，同是触碰雷区，不同的历史环境却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与命运。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有过思想与体制的僵化，也有过超越法律的威权政治的重压，但最终，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还是翻开了，经济理论探索和实践的雷区渐渐消失，如今，我们更为关心的已不再是改革是否必要？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不断的升级思路，更新理念，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新版中作者特增内容，为我们立体地呈现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产生、争论、确立到落实过程中三方的表现，并以贴切的比喻将之比为雨露、阳光与土地。

雨露，是指理论家的思想、理念和主张。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国的伟大历程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理论总是适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中，理论总是先行的。但是，理论的先行者，每每一时得不到承认。原本顺应历史的社会建设轨迹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偏离。现在看来，原本被社会主流认可的带有苏联印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遭到了现实的质疑。正是此时，来自广东的经济学家卓炯先生率先直言，应该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合理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一位有着丰富人生阅历以及学术素养的学者，虽然他的理念在当时受到了国内经济学术界的围剿，甚至本人身心遭受摧残，但是广东的部分经济学者仍然给予了认同，他们相互支持和帮助，形成了“老三人团”。30年后，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三人团”秉承遗志，并进一步推进了原有的经济理论，使得卓炯的商品经济论迈向了市场经济论，首次创新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样的创新型经济理论不啻为一颗“惊蛰雷”，驱散了经济生活缺乏活力的暮气，也为广东省、广州市委的领导们提供了期盼已久的新思路和新概念。事物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新的理论一经提出，势必受到一些守旧僵化人士的攻讦。但是，什么样的理论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什么样的理论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实践会给予证明，时间也会给予证明。一晃又过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它的难产历程无不告诫深处改革开放浪潮的人们，理论先行实为不易，时代在变化，环境和条件也瞬息万变，理论的发展必须时常内省，时常创新才能真正不被历史所抛弃。

阳光，指社会大气候、政策以及领导者的态度。远观十三行的兴衰沉浮，近看“老三人团”超前经济理论的折戟，无不印证着这一事实：科学理论的落实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我国迫切的需要发展起来，才能对内经得起老百姓的考验，对外受得住国际社会的敌视和封锁。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却失了稳重，政治环境持续恶化，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人们坚持少说少错或者附庸大流。广东地区毗邻港澳南洋，华侨众多，按理说吸引投资、发展经济具有先天的优势，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才能完成。纵然，建国以来广东的历任省市委主要领导具有远见卓识，完全不同于十三行时期的盘踞广东的杨氏三代，但是政策束缚太过严苛，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改革开放后，社会风向悄然发生着改变，不仅政策在慢慢松动，胆大的企业家和老百姓也在初下商海中尝到了甜头。社会各方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朝一个方向使劲，1988年前后，广东经济理论界终于投下巨石，激起浪纹，一波一波地推向全国。

土地，指企业家、老百姓的市场化实践。理论不能成为海市蜃楼，它必须要为实践所证实或者证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什么能够得以正名，这与改革开放以后数年里，部分企业由于灵活运用商品经济理论使得产品畅销，一部分老百姓得以率先富裕的实际情况有密切关系。这一事实为“新三人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确实的证据，商品经济还不够，社会主义必须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进一步的提升市场活力，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雨露、阳光和土地是自然界的恒常存在，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它们也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作用，正如作者所言“三方，离开任何一方，广东的市场经济也不会像后来发育的那么茁壮”，科学理论永远是因时因势而导。时至今日，书中提及的1988年，即近30年前的“双月研讨会”关于金融改革的呼唤，依旧举步维艰，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唯有在进一步的推进中才可能得到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今日的改革开放，依然任重道远。